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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有富:赵树理在文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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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有富  


   1964年秋到1965年底,赵树理对《十里店》作了4次修改,并由晋东南地区上党梆子剧团两次到省里作了汇报演出。结果受到了有关领导的批评,说他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写得“太黑暗”了,明令不得对外公演。1965年春,赵树理到晋城任县委副书记,一到任便先去了晋城县剧团。剧团按迎接县委书记的规格欢迎他,他从口袋里掏出《十里店》剧本说:“什么书记啊,我是为着这个来的。从太原到长治,本来买了张飞机票,但又怕飞机出事把剧本丢了,临走前又抄了一份给闺女留下,退了飞机票乘汽车来的。有人说我这剧本不能对外公演,咱就在太行、太岳山里演出,还对什么外啊。”

   赵树理性格执拗,凡他认定的事,很难让他改变。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但也给他带来了悲剧性的遭遇。《十里店》由他设计音乐唱腔、由他导演,由晋城梆子剧团分三队下乡四处演出,仍满足不了当地农民的要求。他被因该剧揭露农村干部以权谋私、不法分子贪污盗窃、支部书记软弱无力而受到农民欢迎的表象所迷惑,没有认识到他自己也已受到当时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致使《十里店》也落入了“地富不甘灭亡,梦想变天,腐蚀拉拢党内干部,同流合污,破坏集体经济,遂使农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政权变色,红旗落地”论断的窠臼。赵树理原本是反对“把任何问题的原因都反映为阶级斗争”的,他说过:“老区的地主富农已经不起多大作用,农村困难的根源不在阶级斗争,而在于干部作风和如何真正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对他的说法,有人批评是思想跟不上形势,再加上当时毛泽东一再强调:如果忘记了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国家就要改变颜色了。”赵树理通过学习,又“听了几次大的政治报告及京郊的几个调查报告,看了《夺印》等戏,逐渐认识了地富篡夺领导权的可怕”。当时地区梆子剧团急于参加1964年山西省现代戏会演,苦于没有合适的剧本,剧团多年和赵树理关系密切,对赵树理这位大作家十分敬仰,便多次找他要剧本。他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仰与忠诚,急于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剧团也催得急,于是便动笔了。在写作《十里店》时,他“自以为重新体会到政治脉搏,接触到了重大题材”。1966初回太原过春节时,赵树理又对《十里店》又作了第五次修改,就是除夕夜里,他也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埋头修改剧本。

   当他回到他蹲点的晋城南村公社峪口村时,大队干部正为响应省委、县委的号召,在村里掀起一个学毛著、建大寨田的高潮,还制定了一个“拦河闸坝”建设大寨田的规划。赵树理仔细勘察了一番,又和一些老农反复商议后,认为这个规划不切实际:闸沟垫地,把河沟两边的好地铲了,熟土变成生土,沟底沟坡上都将会不长庄稼。他急忙把大队支书尚贵生和其他干部叫到一起,对他们说:“学大寨不能盲目乱干,投多少工,建多少地,收多大益,一项一项都要经过科学的核算。学大寨不能光图形式,一定要因地制宜,把改变峪口面貌的长远规划和当年的收益结合起来,这样群众才会有积极性。”大队干部对赵树理的话很不理解:县里和公社领导下的有闸沟垫地建设大寨田的亩数指标,而他却开口闭口总是强调经济核算、群众收益。于是大队干部对赵树理就常采取两套手法:他在,就集中劳力抓生产;他走,就把劳力调去搞大寨田。赵树理知道后愤然说:“这又不是捉糊日本鬼子,光图形式打不下粮,遭罪的还是老百姓。”

   对当时的学毛著、背警句活动,赵树理也感到不对头;看到村里黑板报和田间地头到处写着毛主席语录,就说:“为什么不换一换,春耕时,咱要宣传搞春耕生产;植树造林时,就要宣传植树造林的好处。假若到处都写上语录能多打粮食,咱就把满地都插上语录牌算了。”看到县、村文艺宣传队表演时演员手上总是拿着一本毛泽东著作说:“有了它,泰山能低头;有了它,河水能让路;有了它……”就说:“这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在搞迷信,很庸俗。农民不光是要几句政治口号,他们是希望具体化的。思想教育必须有物质保证。土改后分了土地,老百姓知道勤劳耕作,省吃俭用能发家。土地入了社,一切归集体,个人如果得不到更多的好处,光说毛泽东思想是灯塔,有了它就能怎么怎么的,他们是不会相信的。”“过去,进门有门神爷,动土有土地爷,群众都信仰。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得叫群众信仰,不信仰,你强迫也不行。”

   赵树理曾反复钻研过《矛盾论》和《实践论》,还多次在峪口、南村及县城宣讲毛泽东著作。晋东南地委在1966年2月5日写给山西省委的“(66)13号”文件中称,“以前领导干部给一般干部和工农群众辅导学习‘毛著’的人很少,现在多了。……比如晋城县委书记常三毛同志,1965年给干部、群众辅导毛主席著作学习共四十五次,副书记赵树理同志辅导二十多次”。但赵树理在辅导时,大多讲的是理论联系实际,他说:“判断一个地区的工作是否政治挂了帅,是要看参与工作的大多数人的工作热情,是否是由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支持着的”;“政治思想只有落实到生产和业务工作上才能表现出它的作用”;“如果片面强调‘自觉能动性’、‘精神变物质’,忽略毛主席同时强调的‘调查研究’,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那就会胡闯盲干”;“五九年我曾讲过这样的观点,即‘领导生产中的主要工作是逐渐认识生产中的规律,并且依据或利用那些规律逐渐为生产造成有利条件’。‘以搞好生产作为物质基础,通过思想教育和时间安排,使群众有钱花、有粮吃、有功夫伺候自己,可以精神饱满、心情舒畅地参加生产。’这才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强调政治挂帅的目的”。赵树理这些话,后来都成了他的罪状。

   1966年4月16日,山西省委领导人卫恒、王谦等到邯郸开会返山西途径长治,晋东南地委请他们和来晋东南视察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一起看了《十里店》。卫恒、王谦走后传下话来说:“你们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还演这样的戏?”当时,《解放军报》已发表了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已公布,《文艺报》也发表了《“写中间人物”论反映了哪个阶级的政治要求》一文,但赵树理却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山雨欲来,他心里苦恼的是自己的创作找不到头绪。不久,他看了晋城县剧团排演的从河南省焦作市豫剧团拿回来的剧本《焦裕禄》后,感觉该剧把焦裕禄神化了,他认为焦裕禄也是个普通人;作为县委书记,他虽在群众之上,却也在群众之中。况且剧本也不象个完整的戏曲剧本,因此他产生了创作欲望。他又把报告文学《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仔细读了几遍后,决定亲自到兰考农民群众中去调查了解一番,为梆子剧团写一个新剧本。

   有人为他担心,劝他说:“赵老师,你就算了写吧。”赵树理说:“我是个写家儿,怎能不写呢。我说过,鲁迅先生所谓‘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意思,就是甘心为人民拉磨。我虽不像鲁迅先生拉得那样卖力气,但作为一个为人民的拉磨者,性质是相同的,过去没有偷过懒,今后仍不会偷懒。”

  


   4月的中原,已十分炎热,61岁的赵树理按焦裕禄的足迹,先后采访了秦寨、韩村、双杨村、赵垛楼等村庄。一天,赵树理到赵垛楼村访问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大娘,正和交谈着,进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他问:“你也是来采访俺们焦书记的吧?”赵树理点头递过一支烟,老头说:“俺们焦书记真是个大好人啊!去年秋天下暴雨,眼看俺老俩住的两间破草房就要倒塌,要不是他领着人来救俺,俺老俩早就没命了。谁知后来他刚帮俺盖起这座新房,他自个儿却早早地走了。同志,你是……?”赵树理答:“我是从太行山里来的。想把焦书记的事编成个戏本,好让干部向他学。”老头说:“那好,那好。你们太行山上有能人,抗战打小日本时,俺跟刘伯承上过太行山,在武乡看过一出戏,叫《小二黑结婚》,真是好戏文啊!”赵树理曾是河南选出的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但他并没有张扬自己的身份。经此次调查访问后,他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夜以继日地赶写《焦裕禄》。但满街高音喇叭里反复播出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等充满火药味儿的文章,终于搅得他无法写下去了,《焦裕禄》只写了3场,便不得不辍笔。他曾向周围的人流露过这样的思想:互助组,初级社,他和党的路线、农村工作的认识是一致的。自高级社以后,他就钻不进去了,农民不安心,生产秩序乱,文章没法儿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吴晗是历史学家,赵树理和他一起出过国。“三家村”的文章,他多少也看过一些,难道他们真的意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吗?如果都要加以批判,那以后谁还敢写文章呢?

   5月下旬,晋东南专署文化局奉文教副专员孙立功指示,邀赵树理到长治去帮助修改剧本《两教师》。他一听《两教师》是一出反映教育革命、宣传刘少奇提倡的两种教育制度的剧本后,便应允了。他和原作者张效武及其他被请来的陈奇、张仁义、李振杰、潘文展等一道,先后到陵川、晋城的几所农业中学作了调查,又对剧本作了反复推敲,正要着手修改时,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彭、罗、陆、杨被作为“反党集团”审查,文革风暴震荡全国,《两教师》创作组无法继续工作,其他人各回单位,赵树理也就回到了晋城。事后有人曾笑话赵树理的“愚”:“眼看已开始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了,他还自讨没趣地去为刘少奇唱赞歌?报纸、广播早批开了吴晗,别人问他吴晗究竟是个啥人物,他还说‘吴晗是研究明史的专家,有本事,我就是崇拜他的一个’。还说什么‘他是北京市副市长,有错误,但也有可学之处’。别人躲着还怕受牵连,他还公开说他和吴晗一同出过国。真是个榆木疙瘩脑袋铁疙瘩心。”也有人赞叹他的“直”:“老赵就是这样个直人,从不会拐弯抹角,才尽吃些死家伙哩。”

   风暴乍起,外省已是雷声阵阵,雨点纷纷,地处高原山区的晋东南,毕竟还是闭塞,除了大街两旁贴出一些“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等大幅标语外,很少有大字报联系本地人和事的具体内容。赵树理一方面对局势感到困惑不解,一方面又觉得多年来党的肌体中也的确滋长了许多官僚主义作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说假话、好大喜功、欺上瞒下……真该从思想上、工作作风上,进行一次检查清理。但这与“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是什么关系呢?文化领域中所谓的“学术权威”指的是哪些人呢?赵树理也搞不清楚。这一段,他除了参加一些学毛著讲用会,听听“学毛著积极分子”介绍如何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外,找了一本已被中央高度肯定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来读。读后,他感触道:“我已经不了解新人,再没有从事写作的资格了。”

  


   1966年6月26日下午6点多,长治刮过一阵龙卷风,全市近30个生产队遭到侵袭。不少迷信的上党人冥冥中似乎觉得一场灾祸即将来临。

   7月1日,《红旗》杂志公开点名批判周扬,说他是“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总头目”、“大黑伞”。众所周知,周扬是文艺界最赏识、最器重赵树理的领导人:他撰写了第一篇研究介绍赵树理的专论长文,将赵树理介绍给各抗日根据地;他把《李有才板话》和《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带到上海,才使赵树理得到了郭沫若、茅盾等的高度赞赏;时隔15年,他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会上给1959年曾被批判为“右倾”的赵树理以高度评价,说“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才使赵树理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周扬成了“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总头目”、“大黑伞”,赵树理能躲得过吗?赵树理1949年4月进京到1965年2月“下放”回山西的15年中,有5年多工作生活在晋东南地区,这里的人民对他十分尊崇,但地、县领导干部对他却褒贬不一;有的认为他平时言行太“右”,竟敢对学毛著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提出异议?实在是胆大妄为!只是因为他是八大代表,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是中央一级有影响的大作家,才没敢批判他。但当中央批转了江青、张春桥等炮制的《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和点名批判周扬后,人们的态度就不同了。

   据刘金笙《赵树理在山西文联》(原载《火花》1986年第5月号)一文记载:“根据‘文革’中揭发和‘交代’的材料看,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华北局会议’上,早已‘内定’了在全省开展对赵树理、李束为的批判。”晋东南地区自然也就对他无所顾忌了。1966年7月14日下午,晋东南地委召开了地区直属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48个单位中的17级以上党员干部和党员代表共720人参加的会议,传达了李雪峰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地委“要求全体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大的革命热情立即投入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7月17日,地委文革办公室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期第一次点了赵树理的名。“简报”在总结分口讨论李雪峰报告的简报中引用了地区电影公司党支部书记王连生的话:“我们晋东南的戏剧工作解放以来,长期翻不了身,是因为有‘三座大山’,这就是中央的赵树理,省里的王中青和专里的程联考。”7月19日,《文化革命简报》第2期更明确地指出这次运动“一开始矛头就指向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初步揭发出一批重点,其中重点人物47人,重点单位是地委宣传部、专署文化局;揭出的重点人物中有赵树理、专文化局局长徐飞和地委党校秘书科长赵德文等。”同时,地委召开晋城、阳城、高平、沁水、平顺、沁源等“面上各县常委扩大会议”。赵树理作为晋城县委副书记,7月16日也接到了地委要他与会的通知。晋城县剧团的演员们得知“赵老师”要到长治开会,担心他受批判,都去看望他。进门后,都耷拉着脑袋不说话。赵树理问:“今天是怎么啦,一个个都像头闷驴似的不说话?”女演员郭胖胖叫了声“赵老师”,便哽咽着说不下去了(她是县里学毛著的积极分子,后来在出席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会上,被迫批判赵树理,因不慎在“黑帮赵树理”后面多说了个“同志”大受批判,被取消了“学毛著积极分子”称号)。赵树理笑着说:“明天我要去地委开会,我揣摩着你们是来给我送行的吧?既是送行,就该高兴呀!来来来,还是让我学唱一段郭金顺的戏吧,你们看学得像不像?”说着他便用两根食指敲击着桌边,哼了起来:“夜沉沉冷森森初更时分,抬头看又只见月照松林……”剧团唱生角的李伯祥抽泣着说:“赵老师,我们也帮不上你啥忙,你就别唱了吧!”赵树理说:“我从来没反过党,是地委叫我去开会哩,是红是黑我心里有数。”李伯祥嗫嚅着说:“可眼下报纸都批的是些大人物呀!你的名声……”赵树理笑着说:“自打我进了京,我的名声早就不象在咱老根据地时大啦,我算什么?顶多也就是一小碟豆芽菜,哪算什么大人物?”

   会议开始后,地委在“文革办公室”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期、第2期中点了赵树理的名。按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的规定,以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副书记仝云为首的13人于7月20日在地专大楼3楼楼道里,给赵树理贴出了《借下乡体验生活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从赵树理在晋东南地区的所作所为看他的本质》的第一张约13000多字的大字报。

   大字报共分四部分:

   一、“颠倒光明和黑暗的历史,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下分几个小标题:“追求落后的东西,热心大写中间人”;“竭力反对歌颂毛泽东时代的英雄人物”;“打击工农兵充当社会主义文艺主力军。”

   二、“抗拒党的文艺方针,大演、大编坏戏、坏电影。”下分几个小标题:“千方百计将牛鬼蛇神搬上舞台”;“反对歌颂工农兵,亲自编导坏剧本”;“一个向党进攻的所谓‘四省会议’。”

   三、“以作家的‘权威’县委副书记的‘职权’公开反对党和毛主席。”下分几个小标题:“赵树理的反党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抓住具体问题一项一项反对”;“利用‘职权’压制群众战天斗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

   四、“资产阶级的文艺家是狗不改吃屎,狼不改吃人,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

   大字报写道:赵树理“是‘祖师爷’周扬又粗又长又深又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黑线的忠实门徒”,是一个“钻进党内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解放十几年来,他为了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祖师爷’周扬的指示,借下乡体验生活之名,在山西省晋东南地区的广大农村到处放毒,他的手伸得特别长,不但颠倒光明和黑暗的历史,热心大写‘中间人物’反对歌颂毛泽东时代的英雄人物,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抗拒党的文艺方针,大演大编坏戏、坏电影,而且以作家的‘权威’,县委副书记的‘职权’,明目张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号召人们“为了彻底清除赵树理在晋东南地区所散布的修正主义黑线的影响,现在,必须把他拉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彻底揭露批判,坚决把这个黑帮斗倒、斗垮、斗臭。”

   7月21日上午,地委“在骨干中两次传达华北局会议李雪峰同志两次报告的基础上”,又召开了4000人参加的文革动员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专级机关、中等以上学校等单位的积极分子,参加贯彻华北会议面上各县常委同志及地委常委、副部长以上负责干部,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由副书记仝云同志主持,地委书记王尚志同志在会上做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员报告。”“地委领导同志也积极投入运动,站在运动前列。”当日下午,再次由地委书记王尚志、副书记仝云牵头,联合地委其他一些领导人及地委宣传部、组织部、地直党委会、地区文联、《山西日报》晋东南记者站等单位的一些干部共17人,又给赵树理在地委大楼的二楼楼道里,贴出了题为《赵树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面面观》的三万余字的第二张大字报。

   这大字报除“内容提要”外分六部分,每一部分中又分为若干小部分:

   第一部分、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

   一、否认党的领导,取消党的领导。

   二、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做思想工作。

   三、恶意攻击毛主席,反对农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

   四、诬蔑和对抗党的领导,企图让社会主义文艺向“自由化”发展。

   五、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右派分子唱一个腔调。

   六、反对响应党的号召,多方攻击党的方针、政策。

   第二部分、攻击三面红旗,反对战天斗地,反对学习大寨

   一、反对党的总路线,歌颂单干户。

   二、反对大跃进,说大跃进有“醋”。

   三、反对学习大寨,反对建设稳产高产田。

   四、反对计划经济和合理密植。

   第三部分、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方针,召开所谓“四省大会”,竭力推行封建旧文化

   一、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唱反调,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

   二、反对推陈出新,主张先立后破。

   三、诬蔑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今不如昔,极力反对工农兵搞创作。

   四、在所谓“四省大会”上,竭力传播封建旧文化。

   第四部分、以搞文艺创作为幌子,借“讲知识”、“谈经验”之名,到处散布反动谬论

   一、反对歌颂英雄人物,极力鼓吹写“黑暗面”。

   二、反对无产阶级对毒草进行批判。

   三、恶意攻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吹青年向古人、名人学习。

   四、宣扬不要阶级的“爱”和“憎”,用自己的口和借用别人的口咒骂农民。

   第五部分、采用文艺形式,在小说、戏剧中大肆放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一、小说《卖烟叶》

   二、小说《锻炼锻炼》

   三、小说《互作鉴定》

   四、现代戏《十里店》

   五、现代戏《万象楼》

   六、泽州秧歌《开渠》

   七、“哭长城”小调《王家坡》

   八、古装戏《急子回国》

   第六部分、和黑帮黑线上下呼应以及其他问题

   一、与黑帮分子上下呼应

   二、同情“三家村”

   三、其他方面的言行

   7月20日、21日,前后两张大字报,四万多字,从赵树理平时的思想言行到他的作品,可谓事无巨细,“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把赵树理他揭批了个透。两天之内,两份共43000多字的大字报,把地委二、三层楼道贴得密不透风,白天也得开电打照明,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来参观取经。7月21日给赵树理贴出第二张大字报的同时,地委文革办公室将这两张大字报全文编成《文化革命简报》第3期,立即上报到了山西省委文革办公室,同时下发了到晋东南地区各县委及地直各部门、各单位。

   该期简报以《挖出一颗定时炸弹》为题的《编者按》说:“‘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地直开展文化革命的四十八个单位,充分运用了革命大字报这个有力武器,揪出了一批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和大大小小的个人野心家……”。“本期简报选登了王尚志、仝云等十七位同志写的一张三万字的大字报和一个八千字的附件。这张大字报挖出了一颗定时炸弹,一举揭开了赵树理多年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的顽固堡垒,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赵树理一贯伪装积极,骗取了作家协会副主席和晋城县委副书记的职务,他依仗这个‘权威’,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文学艺术的舞台,通过小说、戏剧、讲话、报告,大放毒箭,散布毒素。更恶劣的是,他长期以来,操纵着晋东南的戏剧舞台,演坏戏,演牛鬼蛇神的戏。并到处招兵买马,收罗信徒,组织赵派,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相对抗,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毛主席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口诛笔伐,同声声讨,彻底斩断赵树理的魔爪,彻底清算他的一切罪行,彻底批判他的一切谬论,把他斗倒、斗垮、斗臭,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至此,一场烧向赵树理的大火点燃了。

  


   7月,面对地委大楼里的这两张大字报,绵善而诚实的赵树理被突然泼向他的污水激怒了。据中共晋东南地委文革办公室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6期载:7月21日晚,赵树理看了大字报,回来和与他同住的晋城县委副书记武清白大吵了一通,武清白一直和他辩论到凌晨1点30分。22日上午,赵树理又在小组会议上反驳说,大字报的材料百分之八十都是假的。晚上看大字报回来,又大吵一通。《文化革命简报》第6期将赵树理这两天反驳大字报的言论整理如下:

   一、推翻反党事实,说大字报的材料大部分是捏造的。他在小组会议上说:“三万字的大字报,王尚志、仝云都签了名,这是有计划搞的。不然晋城的材料,峪口的材料,我家乡的材料,他们怎么知道,要去调查搞我这个文人,谁还给我说话。”又说:“大字报上有好多材料不是我的,多一条少一条不管他,包起来就行了。要辩论让他们去辩论吧,我不参加。”又说:“大字报说我多年来上下奔波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这不符合事实。我向来认为我上下奔波还是个优点。其他作家坐在上边不下来,还没有这个优点。过去有人说我是通天彻地干部,我到上边找的都是各级领导,反映的是实际情况。我到下边又代表的是上边,做的是说服教育工作,要说我受黑帮指示,上下奔波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不说我接受不了,其他人也接受不了。”又说:“我在峪口的问题不是事实,是谁给我反映的。”

   二、攻击领导,诬蔑党不讲理。他看了大字报后,怒气冲冲地和武清白同志说:“党给下了结论,把我列入黑帮,下边是揭发(指二楼三万字大字报),上边是结论(指三楼大字报),说我有纲领、有基地、有上有下,只说登报了。我的材料是从北京来的,这是党决定了,叫王尚志、仝云来完成这个任务,叫他们很快完成这个任务算了。把我这黑帮处理了,他们也就胜利了。”武清白同志当即严厉地批评了他,并指出应该相信党。他说:“材料又不是从群众中来的,反正是搞我,我也不知道是我不相信党,还是党不相信我,是我把党摆在对立面,还是党把我摆在对立面,我不提了,叫他们完成任务算了。”武清白同志严厉指出:“你这是和党对抗,你说不是事实你也可以出大字报辩论嘛!”他说:“党决定了我还辩论什么,我和谁辩论,我站在什么立场上,我要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他们站在什么立场上,我要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我还觉着我不是呀!辩论什么?辩论就是斗争,你还没说上三句话,就顶回来了。”

   三、承认事实,不承认动机。他在小组会上说:“十几年来我没有写出什么好的作品,写的坏作品不少,现在不谈动机,影响所及,应该批判。”又说:“说我写的作品效果不好可以,说我是伸手派,我伸什么手?我要些什么东西?我是一不图名,二不图利,我六十多岁了,说我图名,我什么领导也没当过;说我图利,我落了一千四百块钱?就连我的孩子闺女也没名利思想。我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结果落了个黑帮。”又说:“我的作品都是有针对性的,五八以后我写的作品是有针对性,针对的是工作上的问题,虽没有好作品,跟火针一样,到处乱扎,但不是扎的社会主义呀!”又说:“十几年没有做了什么好事,坏事做的不少,起码应该说是失职,应该受到党的处分,可是罢官又没官可罢呀!”又说:“从主观上检查,只能说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了,要说其他动机,我又没有一个主子,我去为谁反。”

   四、继续向党进攻。他说:“我认为初级社、高级社是个小土改,写《三里湾》时还能看到优点,从高级社以后,出了高指标,收了过头粮,这一面收购的多一些,那一面的积极性就少一些,看不到优越性,碰到这些问题,不关心由不得自己呀!从五六年以后,写作品找不到好处,碰到什么写什么,给领导上讲的问题严重,这样就造成了个不好影响。”又说:“我就写不了领导,我没当过党的领导,连个小组长也没当过,怎么能写出领导。说我不写英雄人物,是我看不到英雄人物。”又说:“我说我们村的一个半社会主义,是李雪峰同志叫我调查后得出的结论,这是有普遍性的。”又说:“我写的戏剧是从《万象楼》开始的,《万象楼》是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写出的,我老赵的戏,是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又说:“我写的两首诗,一首是歌颂大庆,一首是送给王曾山的,怎么能说成是反党?”

   1962年,赵树理在参观了大庆油田后,曾写下“竹枝词二首”(原载《诗刊》一九六四年四月号)。第一首《油田远眺》:“任他冰封与雪飘,江山再造看今朝。钻林不作银蛇舞,也与天公试比高。”在给赵树理贴的第一张大字报中批判说:“他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特别是全国解放以后,写了许多坏小说,坏剧本,坏电影,丑化党和人民群众。更恶毒的是他公开反对党和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这期间,党中央和当地各级党的组织以及广大工农兵群众,对他这种反党活动曾经多次提出过严肃的批判,希望他站在党的立场上,彻底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重新做人。可是他执迷不悟,顽固地坚持他那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继续反对党和毛主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赵树理是借用毛主席诗词里用过的一些字眼,来反对毛主席。他把党和群众对他的批评比作‘冰封’、‘雪飘’。他表示,不管你们怎样批评,我也不怕,决心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江山再造看今朝’。毛主席在《沁园春》里写道:‘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赵树理却和毛主席所倡导的方向背道而驰。他把农村比作山林,决心下到农村,去‘钻林不作银蛇舞’。他所说的‘天公’,指的是毛主席,他决心要钻在乡下,搞资产阶级反党活动,来和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比比高低。”

   另一首诗,是赵树理为原全国曲协副主席王曾山七十大寿写的,大字报抄录为“峻岭苍松古,朝朝映赤霞。风悽偏见劲,日暖不喧华。出众还依众,生哪还落哪。涛鸣浑似海,霄夜彻天涯。”因为赵树理的毛笔字功力深厚,又是名人,文革前有不少人向他求字,他在多次反复书写这首诗时,对其中的词语有所改动,因此在民间流传有不同版本。如第二句又曾写为“蛟洁且挺拔”;第三句亦曾写为“风凄偏见劲”;第四句也曾写为“不眩华”、“不炫华”;第六句曾写为“生哪便落哪”、“居哪便乐哪”;第八句曾写为“晓夜彻天涯”。当年有人以赵树理书写的条幅悬挂于家中为荣,也有人一遇风吹草动,便主动交出来以供揭发批判赵树理所用。第一张大字报写到:“赵树理把自己比作‘峻岭’上的‘古’‘苍松’。说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朝朝映赤霞’。说他不怕党和群众的批评,越批评越坚强;‘风悽偏见劲’,他把受批评的时候比作‘风悽’,把不受批评的时候比作‘日暖’。他的所谓‘日暖不喧华’,是说他在不受批评的时候,也仍然要坚持其反动立场,不写工农兵,不歌颂党和毛主席,不歌颂社会主义。他把歌颂工农兵,污蔑为‘喧华’。他要‘出众还依众’,拢络与他臭气相投的那一小撮人,来实现他的反党阴谋。他要‘生哪还落哪’,他是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批评,也要永远忠实于他的资产阶级立场。他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是漆黑一团,他要在这‘遍地黑暗’的社会里,像‘海涛’一样的一声呼喊,让这种喊声像‘海涛’一样波及全国,即‘涛鸣浑似海’。他说‘霄夜彻天涯’,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彻夜’不明的大黑暗,是普天下的大黑暗。”

   7月23日,据“面上各县常委扩大会议”晋城、阳城小组记录,赵树理在小组会上又对大字报进行了反驳,其“记录整理如下”:

   1、大字报说我写反诗。第一首是在大庆参观时写的,当时共写了四首,选了两首,《诗刊》上发表过。第二首诗是曲协副主席王曾山七十大寿时,我给人家题的诗,用了一个晚上才写出来的。这两首诗都没有什么反意。

   2、大字说我向党伸手。我感到从历史上我没有向党伸手要过什么。伸手派常常是要三个东西:权、名、利。我这个名气是从解放区出去的,进了北京虽然写了《三里湾》,后来名倒不如以前了。进北京后我在市文联当副主席,干了一年,搞了个《说说唱唱》,后来到了中宣部,五三年从中宣部调到作协。我在中宣部给我定的是行政十级,到了作协马烽等都比我的级高,要给我评级,我说享受已经不少了,不要。我从进北京、出北京、到太原,一直比他们的级低,我没有伸手要过提级,十几年来没有写出好作品,应该再取下些。

   3、大字报说我写中间人物,这是因为自己的眼不对,找不到先进人物,中间人物实际上就是落后人物。我还有个小道理,不需要说。王尚志同志说,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就是说我了。我再说了小道理等于宣传小道理,小道理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有理。

   4、大字报说我组织业余作者开专业会专门写坏作品。韩文洲在文字上可能受我的影响,但人家写进步人物多,比我强。说我专门组织写坏作品,好象是我有一帮子人,我是没有的。

   5、大字报说我打着人民作家的旗号,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家乡是一个半社会主义,死了一个社会主义(支部书记),还有半个社会主义(大队长),其他党员还要招魂。这话我是说过,不是那样说的。我总以为我那村子还不错,就是领导班子不强,我每次回去住都想把这个班子搞强,并不是说我亲自在那里蹲点搞根据地。“招魂”是李雪峰书记说过,我并不是说叫招国民党的魂。

   6、大字报说我这几年时而去北京向主子汇报,时而回到家乡去活动。说前几年了还可以,回家多一些,因为有个妈妈在家,我得回去看看,长的顶多住40天,近几年来就回的很少。去北京汇报,我是向党组织汇报的,近几年也去的很少。我汇报都有材料。我回去不向党组织汇报向谁汇报。我没有向周扬黑帮汇报,即使向他汇报,他是党组书记我也没办法。去年以来我只向北京写过两封信,再有片纸只字我负责。这至少说近二年来我没有向我的主子汇报吧?

   7、大字报说我用先结婚后恋爱煽动退社。这话我说过,但不是在那个场合说的,是在62年沁水干部会上说的。当时有些干部和革命没感情,我说要大家好好工作,过去有过先结婚后恋爱,你们过去对革命没感情,现在可以树立感情。我没说过退社、单干、土地下放,我从来没有说过,想也没想过。我还提倡过收自留地,后来人家又分下去了。

   8、大字报说我反对计划经济,例子是消灭羊群、秋蚕。我是这样说的,因为当时桑树破坏的不象样了,还要叫养秋蚕。我讲这个道理是不破坏桑树就破坏蚕种,我是在刹车,后来是不是领导上接受了我的意见,停止了养秋蚕我就不说了。消灭羊群我说过,因为林业发展不起来,武侯梨是林业发展起来才养羊。我这个怪论后来还说过,因为羊和林的矛盾没有解决。如发展松林,三年内叫羊遭一次暴灾就受不了。后来我想,发展羊群可以少些,不要超过牧场的可能,多养一头骡子不是能顶好多羊吗?

   9、关于“人口众多”的问题。这是英国工党代表团来我国参观时,尽挑我国人口众多的毛病,针对这个我说人多是好事,人是活宝,中国有六亿人啥事都能干,不是说其它国家没六亿人就不能革命。

   10、大字报说我写的《开渠》剧本是反党。我写的是晋城秧歌,为了利用民间文艺形式,不是为了反党。

   11、我在青年杂志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叫《出路杂谈》和《材和用》,都是集中回答青年来信的。《出路杂谈》中心是让青年学生回乡参加生产,主要是让老人们教自己的孩子建设我们的家乡,不是大字报上说我污辱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材和用》也是这个内容,是教育知识青年的,不是说要知识分子去教育农民的。也可能在语句结构上有问题,我的思想不是那样。当时《中国青年》审稿最严,有问题还能让发表。

   12、大字报说我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宣传方法,比如说毛主席的书,对口词宣传有了它就怎么样,一直它它到底,内容不系统,说这种宣传方法不好,不是反对宣传毛主席的书。

   13、大字报又说我反对毛主席语录牌。这是在晋城峪口的事,我是看到小黑板上的内容需要适时换,快秋收了,还是抗旱下种,不换是形式主义,说我反对宣传毛主席语录,怎么能对上口。

   14、大字报说我污辱放“卫星”是放“起火”。我这还是刹车了,硬要一天写多少篇文章,一个共产党员碰上这个事能不刹车吗。我对这个事情不能不说话,这能算给群众泼冷水,反对群众创作?

   15、又说我反对“万亩方”。阳城万二秃在町店当公社书记,一次下着大雨他穿着雨衣监督群众劳动。万亩方是不能提倡的,一个村搞不成,三个村搞一个,太不合算。我还是不提倡这样做。万亩方的问题,向县委、地委反映过。大跃进不表现在万亩方上,我不是反对大跃进。我还给陶(鲁笳)书记提过,可能造成领导上说我尽提问题,我感到一个共产党员看出问题不能不说。

   16、大字报说我提倡青年看《六月雪》黄色小说。这还是语言问题。主席说,文章为谁写为谁接受,我说话在语言上是力求一说就透。我说我过去上地时不拿《论语》等,拿的是《六月雪》,休息下一躺就拿出来看,不管内容如何,语言通俗。主要是说写给谁看,看了就懂的问题。我说这话却很早了,怎么能说我提倡青年看《六月雪》,不要看毛主席著作。这个整理者是怎么给我拉到一块的?

   17、大字报说我反对戏剧汇演。我对戏剧是提倡先服务的,真正给群众服好务,在群众中立了案,不要乱抽名演员汇演,汇演罢就散了。预备团是才解散的。我是不主张多组织汇演的,只要在群众中演出好节目,受群众批准,就是汇演节目。

   18、大字报说我在党的生日里散布过黑话。这是一首唐朝旧词。61年我和陶(鲁笳)书记座谈时说过,因为自留地问题,我说给的多了他不回来,给的少了又怕不行,这时比喻过那首旧词,陶书记说适当的还是要给一些。我觉得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话,当时陶书记还同意这样说,出了大字报不提就不说了,在适当的场合、时间还要说。(赵树理后来还曾说:“59年7月1日在阳城县级机关党员干部座谈会上,曾引用一首旧词,‘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妄身千万难。’这是针对要不要给老百姓自留地说的,并非是向党放的毒箭。”前者说“是一首唐朝旧词”,实应为元曲,可能是他记忆上的错误。——笔者注)

   19、大字报说我反对统购。因为我对上和对下说法不一致,实际也就不能一致。农民说粮食不够吃,我给他们和过去对比算过账,说服过他们,对上我是作为问题反映的。我向农民说过,粮食过了关国家就不收购了,看你们怎么办,现在收购不是国家为你们完成任务吗?大字报上变成了到粮食过关国家能收购,现在收购就不是为农民完成任务。

   20、大字报说我让我那大队隐瞒粮食。当时发现他们有隐瞒,我感到派的任务数字大了,我说不能少派上些,不要让他们隐瞒不好吗?向县里反映后,县里专门去处理过这个问题,反了隐瞒,此后队里再不向我说实话了。我说,作为一个县的领导人,还是知道的情况多一些好,这不能是说我反映黑暗了,就是犯错误我也要说了,有问题不是说就落后,有问题了解比不了解好,不是我这作家知道了要写黑暗面了,作为一个领导人知道了问题去解决了问题,比不知道好得多。

   21、我向我们县里李德全反映过下边隐瞒(产量)问题,是你了解面有多大,怎么研究对策。有一次反映问题,地委领导可能误认为我反映我那里的问题是叫去给解决了,后李先唐同志去解决过一次,地委一个同志去北京开会时向我说已经解决了,我说你们领会错了,不是叫专门解决这问题,是叫研究(瞒产)面有多大,怎么对策。类似这号问题,大字报都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不管它。

   22、大字报说我对去年搞土地建设打乱了核算单位应立即停止下来。峪口闸沟垫地,把两边好地都铲了,干部是想摆样子,我认为不合算,不让他们搞,我来长治住了一个多月回去人家搞了。大字报说我反对打井,去年谁去峪口反对过打井,峪口是今年才打井的。

   23、培养接班人问题,我是主张培养谁不要叫他知道。

   24、写曲艺作品,我们的作家都不愿写,后来在曲艺队我说,看来不行,你们自力更生吧,一面挑好作品改写,一面亲自写。大字报说我对自力更生有怀疑就不是那回事,我说自力更生指的是曲艺队自己,说争取外援指的是我们作家。

   25、还说我说大跃进是打赌、押宝。这是那一年我和宋福堂说的,58年比57年粮增五万斤,棉增七千斤,我说这幅度就不小,宋福堂订计划就大了七倍,我说咱们订计划不是打赌,不是押宝。我这就不是反对大跃进了。那一年尉迟上的肥料少报的多,我说共产党员对党应实事求是说老实话,我不能和下边结合起哄党。

   26、大字报说我以作家身份在反五风会上不让公社书记过关。李庄公社修河滩,那时确有平调。那一次我是对宋福堂不太满意,他对工作抓的紧,但他的作风太恶,我是不主张他在端氏工作,李德全不同意调。后来李德全勉强接受我的意见把宋福堂调到了中村。

   27、大字报说我反对过搞大寨田,没有这个事,可能是说峪口那回事,上午已经提了,他搞的不是大寨田。

   28、有一条说我是“边棉主义”。我是向产棉区说的,梯田棉花,边棉能增产,这不是叫棉花减产。

   29、大字报说我1958年在阳城发动旧艺人小朝演过《琵琶洞》和《五福堂》两出坏戏。在阳城就没有这个机会,可能对着小朝说过这个话,但未形成事实。

   30、大字报说,我在阳城一次业余创作座谈会上,说我是个专业作家写的并不多,你们为什么要写那么多。这是我经常好说的话,今后说不定还要说。集中上些青年、学生叫我去讲,我不乐意接受这个任务,那里边有些人是有坏想法的。我离北京时烧了实实一柜信,都是青年要我告诉他们怎样写作的,他们以为我会写作,他们只缺写作方法了。去讲话,谁知他们都动员些什么人。我在阳城业余创作座谈会说,我不主张专业创作,业余就是有余就作。我是个专业作家一年出上一两个作品就不错,你们一年就写那么多怎么行,妨碍了业务。这个话要说是错了,那全国不知要给我贴多少大字报了。

   31、《万象楼》是我第一次创作,那是1942年。大字报说我是宣传迷信,当时太行区党委领导是同意过的。

   32、说我反对文艺批评。要批评,就得先读作品,要创作就得先读作品,我在中宣部,胡乔木不是专门让读书吗。

   33、大字报说我给旧戏立案。三十年代文艺工作者,提倡洋戏洋调,要原来的东西自生自灭,我这是对洋学生讲的,并不是给那出戏立案。

   34、我说过,不要学了两句戏就想卖票,读了两篇小说就想要创作,不能求之过急,这是说那急于求成者。

   35、大字报说我是提倡成名成家。我是反对今天要写作方法,明天就想发表作品当作家的。我说,我们的作家不是多而是少,作品不是多而是少,但不能有那样的作家。这能说我是提倡成名成家的。

   36、我下乡到峪口,带的人是个非党,现在沁水剧团。这个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不好。在峪口开支部会,有贫下中农参加,我让他参加过支部会,不是什么保密的会。反映问题的人怎么三传两传就把话传成那样了。

   37、说我有钱,为了演《十里店》要给剧场赔钱。在太原要剧团退了剧场的戏到晋祠去演,雪峰同志要看《十里店》。这样剧场要收30%的租费,我算了一下账说,算了吧,钱我出上,后来剧场没有要。我说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即使我出上钱有什么,我是不想让国家赔钱。

   38、大字报说我为吴晗辩护。吴晗这个人我和他去苏联时接触过一次,《海瑞罢官》我没看过。今年五月份还在学术讨论阶段,黑帮的材料还没拿出来,有人问我吴晗是什么人,我只好说他是个历史学家,党为了团结他,叫他当了北京市副市长。

   赵树理最后说:我今天谈的都是不符合情况的事,符合的我就要,都收下。

   小组会快结束时,大家都阅看刚发来的第四期简报。赵树理看完简报后,针对简报最后一段说:“这个材料是怎样去的,我没有说党不要我,党要往外赶我。我要顽抗到底,也没有说。这是小人物写的,不是事实。我毫没有顽抗到底的意思。大家民主讨论一下看我这几天有抗的意思没有,如果有的话就按抗来对待。我也没顽也没抗,我对党不隐瞒我的观点。我是说,王尚志同志签名倒可以,但给王尚志同志整理材料那个人不实事求是,我认为书记签名对,促我检查,但书记没有去调查,调查材料的人不应该给书记弄假材料。昨天我看了三楼那张大字报,是有点情绪,说我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领导、有基地,上下奔波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是我近几年也没去北京,也没去尉迟。想搞臭我,搞臭的办法多了,为什么偏要这样搞。比如我去洗澡,身上没有粪硬给我抹上些粪。如果是有组织、有纲领、那不成了“平顺的小皇帝”了,不成了现行反革命了。我去向主子汇报,我向他要些什么,我准备了个检查提纲,而这件事打乱了我的检查提纲。”

   在后来的几天里,在“面上各县常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开展了“和赵树理面对面的斗争”,揭发批判了他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晋城小组的武清白、段国廷揭发说:“去年九月份,县委委托赵树理在南村召开突出政治现场会,他在会上作了长达三小时的动员报告,只字不提突出政治,大学毛主席著作,口口声声宣扬封建迷信和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大讲什么‘礼貌’呀,‘家庭摆设’呀,‘研究历史’呀,‘医药卫生’呀等等,把一个突出政治会议,变成了一个宣扬资产阶级的大会。”;他“反对破旧立新”,说“古的东西是破的多,立的少”。“这次突出政治会,重点是总结交流文化室的活动经验,而赵树理却以旧反新,让封建主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死灰复燃,重新占领我们的舞台。”;“去年六月,赵树理借县里下乡知识青年欢送大会的机会,又竭力鼓吹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白专道路,只字不提知识青年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三大革命中经风雨、受锻炼,更不提学习毛主席著作实现思想革命化。他在讲话中说:‘我们终究是上过学校的,比别人多读了几年书,所以,不要看不起自己的知识。’改造农村面貌完全在于自己的努力。又说:‘勇气和决心无敌于天下。’竭力鼓吹‘知识就是力量’。他在这次会上还大反统购统销,他说:‘等将来每人有两千斤粮食的时候,那么国家收购粮食就成了为人民服务了’;峪口大队请示赵树理往墙上写毛主席语录,换标语,他不同意,并说:‘那是无效劳动,中国人谁还不认得那两个中国字。’”

   还有揭批赵树理反对人民公社的:“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在初级社时期一切都顺手,公社化以后就不顺手了。’互助组、初级社,我和党的路线、农村工作认识是一致的,从高级社以后,我就钻不进去了,农民不安心,生产秩序乱,写东西好题材没有,坏东西不能写。这说明赵树理所欢迎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他反对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他说:‘现在是生产者不当家,当家者不生产,农业生产几千年来已形成自然的分工,如种棉花,解放前就有商品区、自给区、供应区,现在种棉花都成商品区了,影响生产积极性,扩大粮棉供应。’他又说:‘生产用不着我们管,农民种了几千年地,谁还不会种地。’实际上是要取消党对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领导,让农业生产自由发展,让资本主义在农村自由泛滥。他还‘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他对群众不鼓劲,光泄气,说现在是‘干劲过头,有左的情绪’。他‘反对建设大寨田’,说是‘投工多,不合算。’并且‘不满统购统销’,他说:‘高估产,统购过头,农产品价格低,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心中有数,种自留地积极,知道种多少,收多少,吃多少;种集体地心中无数,种的多,收的多,统购多,吃的少,他怎有心劲种好集体地呢?’还说:‘吃粮靠集体,花钱靠个人,和农业产品价格低有关系。’别有用心宣扬单干,反对集体。”

   对于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支部“批评教育落后青年他庇护。”反批评支部书记说:“看问题要一分为二,你要大胆运用他们。……你这样惹人,一月惹一个,一年就是十二个。”赵树理还说:“一个剧本要比一部小说宣传作用大的多,社会上没有看过小说的人很多,没有看过戏的人很难找到。”“正因为他知道看戏的人比看小说的人多,所以,他才不放过这个机会,顽强地放出了他的《十里店》这株大毒草。”并诬陷《十里店》“歪曲事实,描写今不如昔,丑化社会主义”;“丑化贫下中农,宣扬资产阶级”;“转移视线,抹煞阶级斗争”;“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农村干部”如此等等。还说“赵树理是写‘中间人物’的老手,和邵荃麟同时受到批判后,还不悬崖勒马,反而变本加厉,重打锣鼓,大编大排大演起《十里店》……《十里店》是射向党的一支大毒箭。”

   与此同时,高平、平顺小组还揭批了赵树理“先放行,后验证”的观点。赵树理“在一九六二年一次各县剧团党支部书记会议上”曾说:“现在好多传统剧目不能上演,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审查太严,这也不符合标准,那个也不符合标准,结果把不少传统剧目都给枪毙了,好多的遗产都住了‘看守所’,要解放这些剧目,我主张来个‘先放行,后验证’。不然‘百花齐放’怎么能放出来,不让群众看大家不知道,又怎么‘百家争鸣’呢?”与会者认为赵树理竟公然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六条艺术标准”,“这是多么恶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

  


   晋东南地委文革办公室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1期载,“八月一日、二日两天,面上各县常委扩大会议,对赵树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有面上各县常委、办公室主任和四清县的常委五十九人,地委副部长、副专员以上十五人,地直机关科、局长以上九十二人,特约劳动模范李顺达等四人,省联络组四人,地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和各口办公室十九人,专、县各剧团二十一人,文教单位左派代表十二人,共计二百二十六人。会议由地委副书记仝云同志主持。”

   “会议开始,先由仝云同志讲了话。他说:‘面上各县常委会议,传达了华北局会议精神,提高了认识……以后又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一封信》,后期揭发了赵树理的问题,地直机关也给赵树理写了大字报。赵树理多年来,通过小说、戏剧、讲话、报告,散布了许多错误的言论。地常委作了研究,许多人还研究了赵树理的作品,认为有必要进行批判。为了深入地批判赵树理的问题,今天召开扩大会议,先由赵树理检查,然后开展批判。’”

   作为中共晋东南地委领导下的晋城县委“挂职”副书记,赵树理于1966年8月1日,在“面上各县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查。全文如下:

   看了诸位给我出的大字报,千言万语无非促我革命,我应该在大是大非面前知道好歹,所以特别感谢。

   我的错误积累了多年,是非常严重的。在大字报揭发下和小组同志们帮助下,使我有点初步认识。我的主要错误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一、在上党戏曲工作中我充当了什么角色?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以“胜利剧团”为代表的上党戏剧改革是有成绩的。在那十年中我虽然也协助过一些工作,但未能协助他们总结经验,肯定成绩,在已有成绩基础上继续提高,致使他们在战争结束后,未能抗住旧戏反水,被旧势力冲垮了那点基础。

   我到北京后,搞戏曲工作,局长就是田汉,田汉那些黑帮老头子和他掌握的戏改局的马彦祥、马少波等戏剧专家,他们组织学习《蝴蝶盃》、《贵妃醉酒》等旧剧,通过学习自己认为提高了,作了他们的俘虏,相信了他们所指出旧剧中的所谓“人民性”。并帮他们回来上党推广,并从四川等地把翻箱底翻出的旧剧带到北京,在北京汇集后,自己拿钱买上,辛辛苦苦从北京带回几百个所谓“优秀”的传统旧剧节目,送到上党剧院。所以我是输送者,这是最大问题,逢人就宣传,认为是做党的工作。

   我每次回到上党来,就先询问戏剧情况,有时协作排、改旧剧,催促他们学习黑理论,虽然上党的黑戏也有是从文化行政系统来的,但是我给的也不少。同志们揭发说,晋东南戏剧头上有三座大山,那两座我记不得是谁啦,反正我是座大山,人家不如我大。对旧剧我也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但不能说我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反封建,我只是封建里头的一个宗派。因为立场不稳,丧失了立场,就不能提意见,站在宗派立场上提不提都一样。假如我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纵然抗不住,至少也能有所不为,不帮他们干这黑事。

   这个黑线是怎样接上的呢?因为自己身上有黑线头,对旧剧不分阶级的爱好。比如爱好《雁门关》,认为是老戏啦,可以欣赏角色、服装、唱腔、音乐等艺术,但实际上是拿杨八郎、佘太君对人民进行了反动教育,台下有人感动地流了泪,这是被封建戏感动地流了泪。

   《三关排宴》虽说是有关部门邀我参与修改的,但这种事为什么会选到我头上,因为我正是有资格、有兴趣的封建艺术代理人,我没有黑线头就接不上线。我在黑线上是个什么地位?过去认为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争地位,现在才知道是站在封建立场上来争论。《三关排宴》从东北拍完电影后,在北京演出,剧协组织座谈会召集了几十个人,其中包括侍候过满清、袁世凯、日本人、国民党的四朝元老剧作者对我大加指责。事后我去找周扬告状,说他们没有资格评我,我不能当他们的孙子,但也没闹出个结果来。从此,我便存心在上党弄出一个局面来和他们比比看。现在看来这是和人家站在同一个封建主义立场上闹宗派,当孙子并不奇怪——他们这种资格确实老。大字报说我手伸的很长,我曾赌气说我连个组长也当不了,我还伸那么长手干什么,其实,我在戏剧上是个“权威”,我想在上党戏方面另搞一套,这还不是抓吗?是伸手抓。

   我看了大字报很生气,说许多问题不是我的是给我加上的,比如剧本《急子回国》不是我改的,是栗守田改的,是栗守田和我抄上去修改的,不过这不是本质问题,也不必扣那是我的,那不是我的,反正我在戏剧上误工之多超过我的写作,因为想搞独立王国。

   在晋城的三省戏剧会演(即一九六三年十月初,赵树理跟晋东南专署文化局一起,召集全区编剧、导演、主要演员及正在晋东南演出的山东菏泽专区枣梆剧团、河北邯郸专区永年县西调剧团、河南郑州市越调剧团,加上晋城县上党梆子剧团,从三日到十三日,举行戏剧研究座谈会,黑夜看戏,白天讨论,戏称“晋冀鲁豫四省大会”——笔者注),也是在这种黑思想指导下做起来的,好在戏剧革命之势迅速到来,才使这场翻箱底成为旧戏的强弩之末。

   在戏剧界,我在人家黑帮中是个孙子,来上党想搞独立王国,不遗余力地推广人家的东西。上党旧戏也有别人的东西,我也知道都是谁的责任,因为我自己的问题大,顾不上去考虑,等自己的问题清理出个头绪来再去说。

   《十里店》不是这里的问题,另外去说。

   二、在小说创作上我算那一系?

   在写作上,我的主要错误是没有歌颂时代精神,没有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和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却写出了一些中间人物,甚至以对立面为主角,暴露了个别落后部分,给社会主义抹了黑。

   以前老背着个农民出身的包袱,1964年北京文艺整风就没有整进去。当时传达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评,我当时认为跌到修正主义边缘是说他们的,调我去是当骨干调去整人的。后来当批评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时,说写中间人物有我,我当时就觉得冤枉,我以为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的理论与我无关,因为我的作品在前,他的理论在后,我的作品不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写的。现在想来,这不成理由,我的中间人物作品在前,正好给了他感性知识,作为他的理论根据之一部。自己写了中间人物,本身危害已经不少,何况还被他采为论据呢。

   这一错误的主要来源,是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未经彻底改造。一九六四年作协党组指出这一点自己没有想通,以为主席《讲话》中所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包括自己,没有认识到从农民出身的学生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并不优于上海亭子间来的知识分子,虽然参与过一点间歇的生产,思想感情和真的劳动人民仍有很大距离。既是这样出身,又没有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锻炼,只是到火边圪光圪光,站一站,所以虽然长期在群众中跑来跑去,实则还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今年60岁了,再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搞上十年八年,还可写点东西,写不出做点实际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以前觉得自己无产阶级化了,二十多年不落实,今后要落实。到哪里去锻炼?还到尉迟、峪口,我不怕见熟人丢人,人熟知道我是什么料,希望大家有什么意见都揭出来摆完(按照当时记录者记录,赵树理说到这里“哭泣”了——笔者注)。以前认为自己是农民出身,对农民不生疏,毛主席指示不包括自己。其实自己就是小资产阶级。说小资产阶级好象光荣点。

   我为什么写不出英雄人物,好作品呢?因为自己对劳动人民亲手创建的事业爱之不深,只有局外人的感觉,看不到当事人得到成绩的快慰之感,而只容易看到一点什么问题就瞎议论一番。把这样的材料积累起来,只能写成问题小说,想不出现“中间人物”也不行。

   主观上也想写一个东西,起一个作用,但小资产阶级立场写不出来。意大利有一个作家是一篇作品一个问题,我比上三十年代的祖师爷连个孙子也不如。

   《小二黑结婚》是1943年写的,二十三年了,原来觉得是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忠实执行者,不是那回事。自己农民出身,念了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古书,哪能写出无产阶级的东西呢?二十三年了,向外国人介绍是人民作家,麻纸包了个木棍当了二十三年人民作家。大连会上一个标兵是我,二个样板一是《四年不改》一是《赖大嫂》,并没有我的《锻炼锻炼》,有同志说有《锻炼锻炼》,不过这也不是本质问题。《四年不改》是我推荐的,我把韩文洲最坏的作品当做最好的去推荐,明明是揭露社会主义的黑暗面,却认为是抓住了问题。因为我与韩有同感。是那年回家,见打了些坏井,分外气愤,对农民干部发火了,不原谅。作为写问题小说,认为可把问题抓住了。农村干部四年犯错不改,就容纳不下了,那么自己二十三年不改又该怎说。韩文洲同志可以写个二十三年不改,当然这是向内部讲的。

   我在文艺创作上,长期打着人民作家的旗帜,受着劳动人民的供应,招摇打混,幌来幌去,不歌颂时代精神,不歌颂人民,光给人民抹黑,这就登报我也同意。

   三、对三面红旗

   在这方面我思想是混乱的,主观上也拥护三面红旗,道理也会说,但用总路线的语句来对照自己的思想行为,自己是没有干劲,甘居下游,人家走的快了就不以为然,生怕人家出事故。可是对“人民公社”(包括高级社、初级社),自己始终是热心拥护者,没有动摇过,没有怀疑过。但这说不通,三面红旗是连在一起的,人民公社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方面,又要以大跃进的精神向前迈进,谁也不能分开来拥护那一面又同时反对那一面。在逻辑上我自己对自己的行为,也解释不通。在跃进中对千千万万人所参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从成绩方面看问题,碰到前进中一些因经验不足而出现的偏差,便以为不可终日,急急忙忙找有关领导反映,并要求按照我的自以为是的意见办事。自然,有关领导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不能按照我的意见办事,如果真听了我的话,便会取消了大跃进,总路线就会落空。三面红旗是连在一块的,反对一部就是反对全部。这样统一来看,是不会错的。统一来看,我站在反对方面。

   形成这一错误的原因,仍是自己没有真正投身在火热的斗争中去认识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大家在建设中自己在建设外,没投进去,还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方面说话,这和一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站在一边评长论短没有什么区别。

   我向沁水李德全建议,把宋福堂调出端氏公社,过不久,宋福堂走了,不知是否我的话发生了作用,事后有人反映新来的人更坏了。更坏不更坏,我不负责任,也不知道到底是好是坏,和写大字报一样是听来的。但今天检查我对不起端氏人民,把能领导农业生产跃进的好同志调走了。

   大字报说我反对计划生产,我说过农民吃什么种什么,但是地专领导也不一定听我的话,要听上那就坏了。

   大字报说的反对毛泽东思想问题,自己学的怎么样,上边说我死不读书,把自己叫回去到中宣部读了半年书。我对马列主义读的少,毛主席著作学的更少,不是一点也没沾,只是说不努力,要努力就不该是这个水平。对群众学“毛著”,过去曾和资产阶级老爷们的说法一样,说群众不能那么随随便便的去活学活用,想叫有人去系统的教,不然怕学不好。以后事实教育了我,现在人家学的很好,不用说尖子,就随便一个小姑娘来考我,我也不及格。1963年参加了一段黄碾整风,后又到了黑山底,开始认识到大队党支部是和汽车上的发火机一样。又认识到农民不能自发的产生马列主义,必须去输送。我想过系统去送,后来晋城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起来后,认识到不是需要编什么东西,就是给送“毛选”和“选读本”就行了。我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要是的话,还能跟黑帮接线,二十三年不写好东西。近年来开始认识了,还愿意当毛主席的一个好学生。

   解释一下大字报说的我的二首诗。大字说是黑话,可能是有一个流言说我是在北京罢了官回来的,就猜测我反对党。其实我的官没有罢,全国文联理事、作协理事、曲艺协会主席等都在,有五、六个官衔,最大的是曲协主席,和音协、剧协是平列的,我挂上红条上天安门二层台就因有个曲协主席。我的诗要是反毛主席就成了反动分子。一首是访问大庆油田后给《诗刊》写的,第二首是给曲协一个副主席王曾山祝寿时写的,不是反诗。

   总之,我的错误可以归纳为三句话:

   在戏改方面,我做了田汉黑帮的孙子;在创作方面我是失职者,同时做了邵荃麟黑理论的根据;对三面红旗我成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代理人(原说的三面红旗下的笨牛不确——笨牛总还能负一部分责任)。

   对赵树理的这个检查,“面上各县常委扩大会议”认为“根本没有触及到实际问题,更没有触及到灵魂深处的反动思想和反动本质。”《简报》记载:“与会同志硬着头皮听了他的检查,十分气愤,纷纷递条子要发言。两天来有二十八位同志在大会上痛斥了赵树理的反动言行”。大会主持人首先请上台发言的是早已为他们写好了批判稿、只是让他们来照本宣科地念念而已的李顺达、郭玉恩两位全国劳模和峪口大队党支书尚贵生,然后是晋城县委书记常三毛,阳城县委书记张王成以及梆子剧团演员代表张永堂等。据《文化革命简报》第11期记载,“还有三十几位同志写了书面揭发批判材料”。“对赵树理进一步揭发批判”的内容大致如下:

   一、“赵树理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依仗作家和县委副书记的‘权威’,恶毒地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批判者提出,1965年9月,晋城县委委托赵树理在南村召开全县文化室突出政治现场会时,“他在会上作了长达三小时的报告,只字不提突出政治,口口声声大讲封建主义的道德观念,大讲什么‘礼貌’呀,‘家庭摆设’呀,‘研究历史’呀,‘医药卫生’呀等等,把个突出政治会,变成了‘大杂烩’。”他在会上还说:“过去进门有门神爷,动土有土地爷,群众都信仰,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得叫群众信仰,不信仰你强迫也不行。”他在峪口蹲点时,干部要往墙上写毛主席语录,他说:“那是形式主义,无效劳动,我就不主张那样做……写那有什么用?中国人谁还不认得那两个中国字。”又攻击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人是:“毛主席坐了火车出去,就证明汽车坐不得;毛主席爱吃大米就证明别的粮食没有养料”。

   二、“赵树理一手反对党的领导,一手推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揭批者说赵树理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是生产者不当家,当家者不生产,农业生产几千年来已形成自然的分工,如种棉花,解放前就有商品区、自给区、供应区,现在种棉花都成了商品区,影响生产积极性。”又说:“我们光管支部工作就行了,生产用不着我们管,农民种了几千年地,谁还不会种地。”1958年阳城、沁水并县时,他担任县委书记处书记,经常叫嚷“县委、公社、大队不要乱干涉农业生产,农民知道怎样种地。”“没有农业生产经验的人领导农业生产只能是‘瞎指挥’。”“农民想吃啥就让他们种啥,何必限制的那样死。”他污蔑他老家沁水尉迟村“只有一个半社会主义”,骂党员“没灵魂”还要“招魂”;在三年困难时期,他还煽动群众说:“你们想种甚种甚,想种多少就种多少,上边是上边,下边可以不要照办。”“多开点小块地肚子吃得饱,不然喝上两碗稀汤汤,尿上两泼就完了。”赵树理竭力鼓吹“开垦自由,种植自由,买卖自由”,对国家的派购政策极为不满,攻击当时派购鸡蛋的措施是“气得社员不喂鸡,气得鸡子不下蛋。”早在合作化时期,他就煽动群众单干,说什么“农民入社走集体化道路,好比旧社会结婚一样是先结婚后恋爱,由不愿到自愿。”还说“真正合不来可以离婚、退社”。赞扬农民种的“自留地”才是“样板田”、“标兵田”。1962年,他还亲自把尉迟大队划分为三个核算单位。“问题十分清楚,赵树理是在为资本主义鸣罗开道,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农业拉回资本主义。”

   三、“打着人民作家的旗号,对三面红旗不歌颂,不赞扬,反而恶意地攻击、造谣和污蔑。”揭发者说,“赵树理反对农业合作化和三面红旗,是一贯的。”他早就说过:“互助组、初级社,我和党的路线、农村工作认识是一致的,从高级社以后,我就钻不进去了,出了高指标,收了过头粮,农民不安心,生产秩序乱。”“初级社时期一切都顺手,高级社、公社化以后,什么都不顺手了。”“一平二调三共产,什么都要归公,毛驴入了社,集体增加了负担,干部增加了麻烦。”五九年沁水开会研究生产指标,大家提出了跃进计划,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海阔天空的想,势如破竹的干”;“拼命干,不吃饭,死了算”;“全党齐动手,全民总动员,威震太行山,干劲冲破天。乘卫星驾火箭,一夜绿化沁水县”等口号的鼓舞下,郑庄前进社提出“一亩玉茭亩产6253斤;十里黎明社谷子亩产2016斤、端氏卫星人民公社大烟沟棉花亩产3000斤。全县四十万亩粮食作物,总产二亿零五百万斤。”赵树理却恶意地污蔑说:“这是赌博还是押宝,不要空想一气。”六一年唐庄公社持续跃进,大搞发电站,他说“发电站是个发愁站。”公社修建卧虎大坝,他又大肆攻击说还要大干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去冬峪口大队响应省委号召,建设稳产高产田,赵树理就泼冷水说:“不能盲目乱干,要经过算细账。”他到地委开会,群众就修了一沟大寨田,他回来批评说:“修沟滩地,不上算,误工多,收益少,不如修修补补,先顾当年。”在他的压力下,大队只好把修大寨田的工程停了下来。丰峪大队是晋城山区建设大寨田的样板,他去看时,光问人家误了多少工,不说人家有多大的干劲。他“猖狂地污蔑先进单位”说:“不参观还好些,一参观形式主义就出来了。有的地方为了对付上级的检查,只干地头、路边的农活,地中间的草比庄稼长的还高,光让参观个表面又顶什么用。”

   四、“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反对党领导的各个运动。”揭批者们在发言中说,赵树理“一贯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对党提出“以钢为纲”、“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统帅经济”、“统帅一切”十分不满,胡说什么“大跃进中的一切活动,都带有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取代了一切,冲击了一切。”五九年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大放“卫星”,赵树理的故乡尉迟大队瞒产数千斤,赵对干部说:“邻近大队都有瞒产现象,如果尉迟大队不瞒产,多卖余粮,就要吃亏。”他还“恶意地攻击统购统销政策”,说“高估产,统购过头,农产品价格低,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千方百计反对党对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

   五、“赵树理不遗余力地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千方百计地推行他的‘祖师爷’周扬的资产阶级文艺黑线,贩卖修正主义黑货。”大会揭发“赵树理企图把艺术置于政治之上”,他说“政治不通过艺术是送不到群众中去的”。“他反对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说“十几年来写了些作品,看来效果是不好的,但要检查我的动机,实在不能说是坏的。医生给病人看病开药方,他的动机是为了治好病人,但看不好甚至死了也是有的。”关于动机与效果统一论,“我每次整风,都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没有解决问题,这次还不行。”他还反对立场和态度的辩证关系,说什么“这几年在创作上暴露人民的缺点多了,态度和方法上犯了些错误,要论立场,还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为了人民大众。”毛主席说“不破不立”,他却说:“原则上讲破了才能立,但具体到一个东西上,就要先立后破。”揭批者说,“他不仅不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反而把劳动群众污蔑成‘常有理’、‘惹不起’、‘铁算盘’、‘能不够’等等,他的用心之毒,可说是到了顶点。”在舞台艺术上更是如此。五一年赵树理来长治大力推行周扬的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大翻箱底,放牛鬼蛇神出笼。从此赵树理操纵了晋东南的戏剧舞台,大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别人说,这些不能演,他却说:“对历史遗产不尊重,反而破坏和消灭历史遗产,都是历史的罪人,都是败家子。”他反对戏剧改革,说“上党梆子是有独特风格的,我们不能轻易改动。”六四年有的地方开始禁演传统戏,“他咒骂工农兵占领舞台是‘霸占舞台’。”还说:“现代戏艺术性不强……现代戏不如旧戏上座”等等。他反对《丰收之后》这出戏,说《丰收之后》不是好戏,“戏里提倡农民打下粮食先卖给国家,会影响农民的积极性。丰收应该是先个人,后集体,而后国家。”他反对舞台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场面,说“我看见舞台上出现这些就反感。太庸俗化,不成个事情。”相反,他却拼命推行他的大毒草《十里店》、《三关排宴》。他抱住死人、古人的东西不放,抱住修正主义的东西不放……经常劝导上党戏剧院的演员,要多读古书,多读古诗词,多读名著,说“古人的好东西比我们高明。”他还介绍给戏曲演员也不妨学学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导演理论,别人说修正主义的东西怕有毒,他却说:“人肚子饿了,有点毒也得吃,不然的话就要饿死。”

   ……

   尽管赵树理反复说:“你们说我反党,反了党,我到哪里去。”“你们把我当敌人,我还得把你们叫同志”。一再表明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至死不变的坚定信念,但人们不理会他。

   “面上各县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了赵树理两天。8月3日,赵树理被迫做了第二次检查。晋东南地委文革办公室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1期载全文如下:

   上次检查,地委看了,由仝云书记指出其不深刻及态度不端正之处,并指示要我按思想、立场,彻底、全面、系统地作一总清算。遵照这个精神,重新作同如下检查。

   (全面、系统的检查,须接触一些历史,但一接触历史就会拖长篇幅,为了照顾一点,关于不得不提的历史部分,我尽可能简约,如有说不明问题之处,请地委提出再作补充。)

   (为了不拖长,与上次检查重复的部分不再写进去。)

   这次检查的内容,分为下列七个部分:

   一、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从何而来?

   二、以个体农民思想对待国家与集体的关系。

   三、阶级熄灭论与阶级调和论给自己的影响。

   四、身份与纪律。

   五、名义即权威。

   六、迷信专家轻视群众的资产阶级学者观。

   七、对主席著作之态度。

   一、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从何而来?

   我一向检查不着我有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是被一个所谓“先进”的包袱压着的。我的创作生活开始于有了一点为政治服务、为大众(那时尚没有明确的为工农兵的概念)服务的简单觉悟之后,而且又是个不被文艺界所承认的倡议者、试验者;在名利方面自己也比较淡薄,不但在抗日战争以前几十万字的作品无存稿(现只存了可以背诵得出的一个小剧本《打倒汉奸》,写于一九三六年),而且在抗战开始以后至一九四三年前的十几万字作品也无存稿。一九四三年我写出《小二黑结婚》,恰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区来的时候(比发表的时期迟一年),我读了,以为自己是先得毛主席之心的,以为毛主席讲话批准了自己的写作之路。不久,山东转印了《小二黑结婚》,山东省主席黎玉发表了推荐文章;接着延安的《解放日报》也连续转载了这一作品,我从此才成了所谓“作家”。

   现在检查起来,我在这时候就有个很大的误会。自己所理解的为政治服务,表现在作品中没有明确的阶级斗争内容,而只是资产阶级也有的那一点反封建内容;所谓为大众,也不是毛主席指出的“为工农兵及其干部”的全部含义,而只偏重于“群众语言”一个方面。

   在立场、观点上自以为没有沾染过资产阶级那一套,更是误会,实则是还没有沾了无产阶级的边。自己的创作生活虽然开始较迟,可是早在学生时代就是文艺爱好者,对中国的封建文艺爱的是《西厢记》、《红楼梦》等,对翻译作品则是不分什么主义,歌德、莫泊桑、屠格涅夫、小泉八云、易卜生……拿得到什么就看什么,接受的东西虽不成系统,可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五毒俱全。创作开始时,除在语言上用的是农村口头语之外,其他一切方面还不是完全受上述五毒俱全的思想支配着的吗?

   即以《小二黑结婚》为例,就充分能证明这一点:小二黑与小芹的爱情,不是以阶级感情为基础而是以生理上的爱慕为基础的;对他们的家长,不是像毛主席说的用保护他们教育他们的满腔热情来说话,而是在小说一开始就在“神仙的忌讳”这一小标题下冷讽热嘲地刺了他们一顿。这不都分明是用资产阶级眼光来看待农民吗?

   这一作品从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三年了,听到的评论一贯是捧场话,并且两度(第一度在香港)被拍摄为故事片,自己也没有体会到人家所赞赏的是什么东西。也不是绝对没有人提出过疑义,好象在抗战时期就有个老同事(忘记是谁,非文艺界的)提出讽刺农民是立场问题,但自己听不进去,以为讽刺得不过分,理由是其中的二诸葛就是以我父亲为模特儿的,孩子对父亲的态度会有个自然的界限。现在看来,误会正在这里:农民的孩子,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孩子们作了几年同学,受地主、资产阶级的老师们几年教育,又爱好了几年地主、资产阶级的文艺,很自然地就觉着自己的父亲不够格了。那时候,自己也有了一点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思想——反迷信、反旧式婚姻等封建习惯,但在思想意识上是把农民也当作封建代表者反在内的,在学生时期有这思想不奇怪,在写作品时期,虽然已经成了共产党员,但有这一点未割去的旧思想尾巴也还可以理解,而事经二十三年之久,一个所谓老党员还批判不了这个,那真是太不象人了。

   其它作品一时赶不及一一检查,不过可以说:从《小二黑结婚》直到《十里店》所有作品,凡是有中间人物(其实是落后人物)出现的,无不是受这种思想支持的。

   二、以个体农民的思想对待国家与集体的关系:

   从初级社的成立直到公社化的一系列农业生产机构改革,我的思想还赶上了,而在把集体经济纳入国家计划规范的具体措施上,有些地方我反而又站到个体农民的观点上去了。当时(尚未定六十条以前)因经验不足有些计划不太符合实际是有的,但那是研究改进的问题而不是该不该计划的问题。可是我的思想则主张国家只要把征、购的部分分配到各核算单位,让该单位把国家所需之部纳入自己单位的规划中,统一计划,自给之部不必由国家计划。我持的糊涂理由(实则是修正主义经济刺激论)是农民自己对他们自己所熟悉的土地及切身的需要,要比县社两级熟悉得多,能多生产他们就不肯少生产。

   与这相连带的是过分强调因地制宜,取消竞赛,以为各核算单位自己的经济收入就是推动农民积极性的动力,与全民所有制竞赛的作用不一样,举行竞赛反而容易产生形式主义。

   此外还有一些怪思想:如“粗放和集约相结合”、“计人产不计亩产”、“经济作物定量不定亩”等等。

   我把以上这些怪想法、怪议论集中起来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忘了),投寄红旗杂志社,并给陈伯达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的理论梗概。寄稿后两天,北京来电报调我回去,路过太原恰好听庐山会议的传达(录音),知道自己的文章有毛病;回到北京,要去抽回稿件本来还赶得上(估计不过才到),但那时候思想不通,以为宁可犯错误也要把自己的意见给中央首长看看。

   回到作家协会,才知道是调回去整风。支部把有关庐山会议的文件传给我看时,我一看到彭德怀的发言,觉着这一发言和我自己的想法大部分如出一辙。我对自己的错误观点有时虽然很固执,但对党也还老实。我说我与彭没有联系过,但我想的和他说的一样,而且现在还变不过来,我也没有办法,只好接受党的处分好了。(彭的发言是对大跃进的攻击,不是我寄给《红旗》杂志文章的内容)。

   这次会开了大约十几天,把我那篇文章也抽回来一并批评了,也一分为二地把一些情况澄清,批评确系错误的部分,但经过很长时期(好象有半年)研究之后,肯定我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没有给以处分。

   现在看来,这次给我作的结论是偏宽了的,后来在这方面的错误仍是当时错误的重复或继续。如果当时作为反党问题给予严格处分,也就不会再犯。那些怪道理也没有什么难理解,就是不愿承认它是修正主义的只凭物质刺激,想脱离计划经济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而已。

   三、阶级熄灭与阶级调和论:

   “所有制改变了阶级就消灭了”这一错误论点我记不得从什么地方接受来的,仿佛远在解放北京以前就有过点影子,虽不十分明显,可也没有认真地清除过它。这一错误思想表现于我的作品中有过三次。第一次表现于《石不烂赶车》中把一个地主“认罪”一词,因韵脚关系换成了“检讨”。第二次是在《开渠》中把大车交给刚被批准入社当社员的地主去赶。第三次是写《三里湾》时有意不写地富,以为地富无入社资格(当时有此规定),主要阻碍初级社扩大的是富裕中农和翻身时多占了果实的人。对地富勿过刺激是阶级调和思想,一般地是婚姻问题,以为农民不与地富结婚,就会使地富自己互相结婚的机会多起来,对分散他们的结合不利。具体事例则为研究给伪村长摘帽子问题。当时我虽然是以个别为例来考虑对社会的利害关系,实则倾向于“摘”,是丧失阶级立场的表现。前数例出现于八届十中全会之前,尚可说是思想上有糊涂处,后一例则出现于今年春,而且不仅仅象作品中表现一下而是具体的人,是极端严重的错误。

   四、身份与纪律:

   在工作中看到问题不说固然是自由主义,但应该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通过一定的组织系统正式提出。我的错误在于不知自己懂得多少,又不知天高地厚,在各级领导同志面前枉自尊大,有时像个检查员,大言不惭乱议论一通;有时像个疯子乱开一顿玩笑,连自己也摸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

   领导上因为尊重自己,说话的口吻都很和气,有所指责、有所命令也都采取商量的口气,而自己则往往不知自觉自爱,愿接受就接受,不愿接受就巧辩饰非——阳奉阴违的人就够坏了,而自己竟坏到“阳”也不“奉”。这种恶劣行为例子举不胜举,最突出的例子表现在顽固地坚持演出《十里店》。这戏自在太原第一次观摩演出后,各级党委书记、文教主管部门、老同事、老作家、老朋友、老首长……大家都曾对自己苦口婆心地屡加劝阻勿令放行,而自己一意孤行,利用领导上没有明令制止的情况,偷偷摸摸把它放出去,直到此次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给自己贴了大字报,尚不愿认错,仍以为自己是为革命的。难道全省只有你赵树理一个人是革命的了吗?光说这一件事,就不止一次地遭到应该开除党籍的地步了。

   五、名义即权威:

   我一向以为自己是个文人,无权威感,经小组帮助和大会揭发,也使我吃惊不小,如李留斌同志揭出我在地委会议时插断书记的话,在阳城县委会议时坚持住一个人意见弄得会议无结果而散。王聪文同志揭发我在谈戏改时批评了他,李宜生竟借此撤他剧团党支书之职。听了这些揭发,使我毛骨悚然。我真不会想到自己一点毫不在意的言行,竟会有这样大的牵动。其他未经揭发者尚不知有多少。

   六、迷信专家轻视群众:

   自己没有什么系统知识,却非常迷信系统知识。如晋城峪口支书揭发说,有个中学生要我讲毛选,我先问人家是什么文化程度,当人家说出是小学毕业时,我便劝人家去读“农业常识”。他说这具体的事我记不得,但非常可能,非常合乎我的想法。我总以为学毛著须先具备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基本常识,小学毕业是啃不动的。其实我到峪口时,黄福连早就在别处作过学毛选经验的报告了。我这个迷信专家的人,对这非常宝贵的新生事物竟迟钝到令人不可理解的程度,还要继续当什么作家,写什么英雄,当什么县委书记哩?

   七、对学习毛著的态度:

   一个有三十年党龄的所谓老党员,要说对毛著一点也不爱那也不合乎事实,不过说来也奇怪,我读毛主席著作开头是从爱那样的文章读起的。从文章上过瘾说来是都读过了,可是从用字上说来除了和文学接近的文艺座谈会讲话、新民主主义论、论党八股……及有关整风的几篇,其余都不曾联系着自己的思想精心去读。给人讲的时候也不太少,但总以为群众不易懂毛主席原文,而要把它变成自己的话讲,有时候为了解释“无产阶级”一个词,所说的话竟能超过读一遍原文的时间,而给人的印象正如这次大会上群众口头揭发的叫做“东拉西扯”。

   对待群众学毛选的观感,两个月以前(即便多也多不了几天),还象中央文件所指出那种老爷式态度一样,以为如没有专人(又是专家观念)去讲,只能是庸俗化,不起作用。两个月来,从广播中,学习模范报告中,县委的总结报告中受到点教训,认识到自己不但失掉了做先生的资格,而且做学生也不会成个好学生了。

   总之:自群众学毛著成为高潮和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使我认识到自己不但是个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的臭文人,而且已经成为情同隔世的老古董,对新鲜事物已经是一窍不通了。

   我深深体会到要斗臭的人,只是早已臭了而尚蒙着个被单没有揭开的人,我自己就是一个。

   我对党再不敢多所要求。假如党还愿意把我留下来察看一个时期,给一个最后改造的机会,那我就喜出望外了。

   两张四万多字的大字报以及中共晋东南地委召开的“面上各县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的内容虽然也触及到赵树理的部分作品,但重点还是自合作化以来,特别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农业学大寨、学毛著以及在他《三复集》中的各种言论。会议结束后,赵树理被留在长治,住地专东招待所西六排六号,被责令继续检查交代他的“罪行”。

   六

   1966年8月,晋东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血雨腥风。在这动乱岁月,真善美等正常的人性遭到可怕的亵渎。赵树理面对劈头盖脑泼来的污泥淖水,虽曾一再辩解,但他毕竟是个既接受过中国几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又长期受到过毛泽东思想培育的知识分子;他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为人民的利益敢于面折廷争;他虽然在1959年曾被批判为“右倾”,但从未像这样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敌人”;他被抛出来后,一张张过去对他热情如火的面孔突然变为冷峻、陌生;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无奈,他无奈地作了这两次检查,违心地、言不由衷地放弃了他过去曾经坚持过的一些思想观点。他不愿离开党,不愿离开人民群众。下面几句话颇能反映他的这种心态:

   “说我反党,反了党,我去哪”;“我今年60岁了,再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搞上十年八年,还可写点东西,写不出做点实际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以前觉得自己无产阶级化了,二十多年不落实,今后要落实。到哪里去锻炼?还到尉迟、峪口,我不怕见熟人丢人,人熟知道我是什么料。希望大家有什么意见都揭出来摆完”(哭泣);“我对党再不敢多所要求。假如党还愿意把我留下来察看一个时期,给一个最后改造的机会,那我就喜出望外了。”

   《卫恒之死——原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文革”遭难纪实》一书载,“在上级党组织的催促下,中共山西省委错误地决定,在《山西日报》上公开批判著名作家赵树理。”1966年8月9日,《山西日报》第一次用通栏标题,发表了《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赵树理》。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道:赵树理“长期以来坚持着一套系统的资产阶级纲领,处处同毛泽东思想唱反调,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对抗。这套反动的政治纲领,突出地表现在反对党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合作化,反对人民公社化。他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道路,诡称在互助组初级时期,他和党的农村工作路线认识上是‘一致’的,但从高级社以后,他就钻不进去了,和党的农村方针、路线就不一致了。他恶毒地污蔑农民在集体生产中不安心,秩序混乱,连他写作的题材也找不到了,一切都感到不顺手了。他公开叫喊没有农业经验的人不能领导农业生产,亦即取消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他反对社会主义农业的计划生产,念念不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他反对国家统购统销政策,胡说统购统销政策刺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张农产品应该自由买卖。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产秩序与生活方式处处感到不习惯,妄图使农民停留在小农经济的状态踏步不前,这实际上是主张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等等。

   经晋东南“面上各县常委扩大会议”和《山西日报》的公开点名批判后,赵树理反而清醒了许多。因当时他还没失去自由,偶尔在傍晚时他也独自散散步,到街上的小吃铺听听休闲吃喝的拉三轮、拉小平车的工人们发布的“长治新闻”。一天,他买了一把黍秧笤帚,正低头从孟家花园往回走,忽听有人叫他“赵老师”。近一个多月已没人这样称呼他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地区文化局戏剧组曾找他帮着改过剧本的李近义。李问:“赵老师,你住哪?”他不无幽默地说:“交(招)待所。”李近义本想安慰他几句,但嗫嚅着一时又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词语。他是赵树理的崇拜者,据有人揭发说,赵树理曾送他一套《赵树理的小说选》作为他儿子结婚礼物。赵树理说:“啥也别说了,人家说我是黑线上的人,怕让你……”说着就要走。李近义同情地问:“赵老师,你圪夹那黍秧笤帚干啥?”“人家安顿服务员,不让帮我打扫卫生,我嫌招待所那高粱杆儿扫帚扫不干净地,才买了把黍秧笤帚。”“啊……”

   没过几天,一批批的中学“红卫兵”,轮番来招待所要赵树理交代罪行,实际上是想来看看这位“大作家”的是什么样子。他们除了在赵树理房门前喊几句“赵树理爬出来”、“打倒黑帮赵树理”、“赵树理必须低头认罪”的口号外,倒也没有对他施暴。

   赵树理这一段曾几次找地委领导要求谈话。在与地委书记王尚志没有谈成的情况下,他又去找地委分管“文化大革命”的副书记仝云。赵树理一进办公室就说:“不管地委领导和同志们怎样揭发批判我,我有问题我检查。可你们不该掇弄上一伙不懂事的毛孩子整天来纠缠我。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娃娃,应该赶紧叫他们回去上学。误了庄稼是一季,耽误了孩子可是一辈子的大事情。”“啊,是老赵啊!”仝云说:“‘红卫兵’是革命的小闯将,你怎能这样说?”赵树理说:“如果我有罪,我向党交代。一伙十二、三、四的中学生,他们懂个甚?要照这样闹下去,怕是要毁了那伙娃娃们呀!”仝云拍了桌子:“赵树理,你以为你是谁呀!都啥时候了,你还多管闲事?革命小将的行动用不着你操心,你还是好好去交待你自己的‘三反’罪行吧!”专署文化局会计刘向文在楼道里碰见了赵树理,偷偷地叫了他一声“赵老师”,他没有任何回应,铁青着脸,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地委大楼。刘向文心里打了个激灵,怕赵树理一时想不开,便偷偷在后面跟着,一直看着他蹒跚着走进了太行太岳烈士陵园。只见赵树理伸出双手,扑倒在纪念碑上,失声痛哭,泪如泉涌。

   晋城市档案局编的《晋东南大事记》载:1966年9月底10月初,红卫兵刮起了一股批斗地、富、反、坏、右、黑帮分子和抄家风,赶走了长治市“五类分子”及其家属701人;各大中学校主要领导被迫停职、撤职、挨批斗;各机关单位相继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以及“倒海翻江”、“风雷激”、“驱虎豹”、“反到底”、“鬼见愁”、“杀气腾腾”、“农奴戟”等组织,他们随意批斗本单位的“当权派”,行使本单位的权力;各学校的“红卫兵”忙于搞“大串联”、“新长征”;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的战斗队,忙于揪斗各自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纷纷到地委、专署门前要求罢他们的官。入冬季节的一天,长治粮机厂的一些工人到地委要求立即罢掉一个车间主任的“官”。地委书记王尚志表示调查了解后处理,造反者们不答应,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一些男女脱掉衣服,只穿着裤衩背心,爬到了地委大楼对面地区宾馆的围墙上,高呼口号,表示不立即“罢官”决不罢休,不同意“罢官”就冻死在地委楼前让他们看。后来连地委书记、副书记、专员、副专员及各部、局领导人也被列入了“罢官”之列。

   一时间赵树理却暂时没人问、没人管了。他每天除了帮招待所服务员扫院、吃饭、睡觉,倒也没什么事。一天,梆子剧团的著名演员吴婉芝悄悄来看他。一见面吴婉芝就哭了,赵树理说:“婉芝,不要哭。参加革命30来年,我还没有这样清闲过哩。红卫兵、造反派忙着闹革命,我也正好反省反省。我这一辈子就是对农民感情深。我从小是个挨过饿吃过苦的人,我总担心农民吃不饱肚子,有时也难免口无遮拦,说话过头。硬要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我还是找不出个爪爪根根。”他掏出两支“顺风”烟说:“婉艺,你也抽一支吧。如今我成了‘大黑帮’,人家地区宾馆连‘中华’烟都不卖给我了。不卖不卖吧,反正我买上也是招待客人。平时我自己也就是抽个三、二角毛儿八分钱的‘顺风’呀、‘绿叶’呀,就很得劲。”从1955年吴婉艺到北京的全国第一届戏曲演员讲习班学习时认识开始,她就认识赵树理了。她看着赵老师抽着劣质香烟,深深地陷入了痛苦中。据吴婉艺在打倒“四人帮”后对笔者说,那天上午,赵树理给她讲了好些事情:

   1956年8月,针对农业高级社后存在的问题和一些干部不深入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他曾在给长治地委副书记兼专家员赵军的一封信中说(此信后已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7月版之《赵树理全集》第5卷中——笔者注):“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前几年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我觉得有些干部的群众观点不实在——对上头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

   他感到高指标,瞎指挥“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也是不能由公社或县里来加以改变”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决策机构。”因而他才写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已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7月版之《赵树理全集》第5卷中——笔者注)寄给《红旗》杂志。他说:他认为政治挂帅不能代替一切,应该重新认识它的含义;在农业生产中,机电化尚未占到一定比例以前,劳动力是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农业生产必须走上按劳动力安排生产的常规。所谓“人力是无限的”,并不能适用于具体的生产安排;生产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公社应当放权。“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做计划的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亩产、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要是那样做了,会使各管理区感到掣肘而放弃其主动性,减弱其积极性”;在任务、交换、分配、生活(消费)等问题上,“国家只要掌握国家市场所需要的产品,而不必也不能连集体内部自给的部分及其生产、生活的全面安排全掌握起来。”在此之前,他还向阳城县委提出过要改革公社的领导班子,让内行去管理生产,废除终身制。改革公社统的太紧,卡得太死的管理制度,给生产队以尽可能多的自主权,并曾请求阳城县委给他一个公社去做试验,去身体力行。

   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赵树理说他曾有过多次发言(已载入1990年10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之《赵树理全集》第4卷)。他认为浮夸风是从1953年开始的,那年他和康濯到一个老民兵英雄郝庆山那里去,余粮要卖五万斤,卖过了还要挖潜。1955年他回晋东南,老百姓吃的粮食少了,吃油一年更只有一斤油料一斤芝麻,这说明第一次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就已经出来了。统购统销以后,对子愈贴愈窄,以后三个门贴一副对子,连窗户纸也糊不上。老百姓的日子愈过愈困难,过年连火柴也买不上,一个县城,十味药,十有八九买不到,当归也买不到。1958年后,愈来愈少,少得不像话。分了钱,只能买包花椒面。1960年过年,二两红糖,四两海带,几个门窗,分几张纸,一户半斤煤油,两包火柴。人们把日子过成这样,哪还会有搞生产的情绪。

   物资供应没保证,光靠思想教育是不行的。辛辛苦苦一年,过年过不成,那是说不过去的;农民入了社,本来俊妇女婚姻美满嫁了个好丈夫,可是一瞎指挥,这个丈夫又变成了旧社会从没见过面的生人丑汉,只得好赖过下去。

   1958年后,出了高估产高征购,那里卫星多,那里没有粮食。赵树理接着激动地说,“我在会上说了句六0年是‘天聋地哑’,《二小放牛郎》的词作者、诗人方冰同志插了一句‘天怒人怨’,他们在揭发大连会议的材料时,就到处被传抄引用。有些话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标准来要求,可能有错误。但硬要说我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确实不是那么回事。从高级社以来,特别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办食堂的过程中,‘五风’盛行,耳闻目睹眼看着老百姓得了浮肿病,听说有些妇女婆娘们没有了月经,有些地方还饿死了不少的人。我在长治乡村师范的一个学生叫路宪文,在河南信阳当地委书记,听说那里饿死的人更多。一个共产党员,遇到这些事,由不得自己不说呀!”

   吴婉艺回忆说,那时候我真想安慰赵老师几句,但面对着她心目中十分崇敬的这位善良、朴实亲如长者的作家,她又不知该怎么说。

   其后,赵树理经过反复思考,写出了他长达两万余字的第三次检查,《回忆历史,认识自己》(“摘录”载1994年7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之《赵树理全集》第5卷)。这份检查全面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较真实地叙述了他写每部作品的背景、动机,阐明了自己对文艺问题,特别是对通俗化、大众化问题的一贯见解和主张,也检讨了自己没有写出足以充分表现时代精神作品的缺点。但没有像头两次检查那样给自己扣了好些帽子,反而对一些强加于他的不实之词作了辩解。

   在《回忆历史,认识自己》的最后部分,赵树理写道:“我自参加革命以来,无论思想、创作工作、生活各方面有何发展变化、有什么缺点、错误,也就是说是个什么成色,始终是自成一个体系的。入京以后,除了戏改方面受到些感染(也因本身就有爱好封建戏曲的弱点)外,其他方面未改变过我的原型。广大人民不解内情,但我把自己的来踪去迹向党说明之后,要求党在数年之内,经过详细调查,最后把我加一点应有的区别,放到应放的地方。”“我不要求过早地加以区别,此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事,文化界、文艺界的人们更应该是一无例外的。待到把我和我共过事的人都接触到,把问题都摆出来,我本人的全部情况也会随之而出,搜集起来,便是总结。我以为这过程可能与打扑克有点相象。在起牌的时候,搭子上插错了牌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过几圈也就都倒正了。我愿意等到最后洗牌时候,再被检点。”可见,赵树理自己认为:自己是属于“党”和“人民”这一方面的人的,和那些当时已经被揪出来的另一方面的人——“黑帮”们是有区别的。

  


   据晋城市档案局编的《晋东南大事记》和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长治市政协文史办公室、长治市档案局联合编的《长治大事记》载,1966年10月底11月初,“革命造反派”从要求“罢官”,已衍化成更为“暴烈的革命行动”——“批斗、审讯、惩罚、鞭(棍)打,一些‘黑帮’和‘走资派’,因而致伤、致残。”11月7日,长治市市长王一浩被迫害遭诬陷坠楼身亡。地委少数几个尚还没被打倒的领导干部也只是穷于应付“红卫兵”和各造反组织的请愿、示威,忙于解答各种问题,根本顾不看赵树理的“交代检查”。他的这份《回忆自己,认识历史》长期保存在原地委宣传部干事、当时被抽调到文化革命办公室的丁长生手中,直到粉碎“四人帮”后。

   此前,造反派在地专礼堂和东街工人俱乐部,组织过两场对赵树理的批斗,但据当时一些参与者和目击者说,当时仅仅是让他独自一人站在舞台的一角接受批斗,并没有给他戴高帽、挂黑牌,坐“喷气式”,更没有拳脚相加。

   11月的一天早晨,赵树理正在打扫院子,突然一辆卡车开进来,从车上跳下几个“造反派”,跑到他跟前,还没等他放下笤帚,便不由分说地连拖带推地拉上了卡车,说是要揪他回晋城去批斗。据当时在晋城当小学教师的程伏舜告诉笔者,那天下着小雪,上万名“造反派”聚集在晋城体育场。在呼啸的西北风中,赵树理被几个“造反派”推搡着押了出来。一个“造反派”领头喊起口号,“打倒反革命黑帮分子赵树理!”“打倒周扬文艺黑线的代理人赵树理!”“打倒……”喊着喊着,又喝令:“赵树理,把你那帽子摘了!”赵树理问:“帽子你刚才给戴了一大堆,怎么能……”“我是说你头上的帽子。”“可不是我头上的帽子嘛!这时候谁还愿担当‘黑帮’分子的罪名。”“我说的是你头上戴的那前进帽。”“呵,原来是这呀,你咋不早说清。”赵树理说:“难道这帽子也有罪?冷呵呵的,我六十多岁的人……”“摘了,摘了!让广大革命造反派看看你的狗头。”随着这位“造反派”的一声断喝,台上的其他人也跟着叫喊起“摘了,摘了!”赵树理气愤地摘下帽子,一甩手掼在了地上。一个“红卫兵”走上台来,拿着写好的批判稿念了一遍后喊道:“我们一定要把赵树理斗倒头臭,臭如狗屎,狗都不吃。”赵树理听到这里,忍不住笑出了声。那“红卫兵”喝问道:“你笑什么?”赵树理答:“你们刚才喊的不对。狗是屎越臭它才越爱吃哩。”造反派逼着他承认自己是“黑帮”。赵树理争辩着说:“我不是‘黑帮’,我不是‘黑帮’!”眼看下不来台,一个“造反派”抓住赵树理的头发,把他的头使劲地往下按,硬逼着要他承认自己是“黑帮”。赵树理奋力昂起头来,对着台下的群众说:“这是他逼我说的呀,我是‘黑帮’”。

   批斗结束后,赵树理被带到晋城戏剧学校,接受小会批斗。这是他非常熟悉的地方,他曾多次给这里的十四、五岁的娃娃们讲过课,说过戏,手把手地指导过他们练功。过去,这里的老师和学生,不论长幼辈分,都一律尊称他为“赵老师”。然而今天在这伙娃娃稚嫩的圆脸蛋上,却也挂上了冷淡与陌生。当有人批判他反党时,他悄悄地对他身旁一个小同学诚恳地说:“我不反党呀!”“你说你不反党,为什么污蔑大跃进放卫星,就像过大年小孩们放‘起火’,‘哧’的一声放到天上,‘扑哧’就跌下来了呢?”赵树理耐心解释说:“五八、九年,‘高指标’‘浮夸风’盛行,有人喊着要放‘特大卫星’,山药蛋亩产六万二,红薯亩产一百一十三万九,玉茭也要亩产三万斤。这不是明摆着的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你们大多上过小学,学过算术,一亩地六十平方丈,一百多万斤红薯,就是挨着个儿摆到地里也摆不下呀!我是个共产党员,得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咱不能合伙起来瞒哄中央,瞒哄毛主席。看到问题不由人不说呀!”一席话说得批斗会安静下来。几个学生们感到气氛不对,又领人喊起“打倒赵树理”、“不许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赵树理放毒”等口号,赵树理对这群还不谙世事的娃娃仍平静地说:“打倒我一个小小的赵树理并不难,不过你们得回去问问你们的父母。如果我赵树理过去确实办过什么对不起人民的事,说过什么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假话,不用说打倒,就是火烧、油炸,我也甘心。”批斗会经过两个多小时,造反派安排赵树理在戏校吃晚饭。他像往常一样,自己找了个大碗,依次排到了打饭的学生当中。人们早已不敢来和他亲近,赵树理独自端着圪蹴在炕沿边吃饭。有个女同学说,她有颗纽扣掉了,要找线钉扣子,问了好几个同学,都说没有线。这时赵树理突然不紧不慢地说:“我倒是有线,但你不能用。我是‘黑线’。”一句话逗起一片笑声。

   那晚,经赵树理再三要求,在一个造反派的监管下,他去找了主持晋城县委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的武清白。据武清白后来回忆说:“老赵进来啥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从身上掏出来50元钱道:‘老武同志,看来一时半会儿我是不能过组织生活了。我再交上50元党费,就把我的组织关系,暂时‘冻结’在这里吧。‘不知咋的,当我一听‘冻结’二字,又感到无比的心痛。毕竟我们在一起共事了一年多,尽管在当时看来,他说过不少错话,但要论人品,老赵确实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呀!我嗫嚅着刚想说些什么,老赵他又冷峻而沉着地说:请组织放心,我赵树理一不反党,二不寻死。说着扭头就出了门。后来听机关的同志们说,他拿钥匙去打开了他办公室兼宿舍的门。天确实是太冷了呵,他想拿他那件四九年进北京时在拍卖行里买的那件水獭皮领子、礼服呢面儿的狐皮大衣,但却怎找也没找着。有人怀疑是通讯员顺手牵了羊,因为只有他有老赵办公室的钥匙。但在那乱咚咚的年月里,又有谁能顾上去替他追问?当时我想,只是生性怕冷的老赵,以后怕是要受冻了呵。”

   晋城批斗结束后,赵树理又被押回长治。他从招待所的服务员口中,听到了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失踪、去世的消息,他对服务员说:“老王同志虽然带头签名给我贴过大字报,但他毕竟是党所派出的一个地方组织的代表,和我共过事的同志呀!”人们见他惊恐、困惑,大口大口地抽着他那一毛二分钱买的“绿叶”牌香烟,老泪横流。又听见他在自言自语地说:“他们把我当‘黑帮’,我可是把他们当同志啊!”

   1967年,姚文元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提到赵树理是“资产阶级权威”,《光明日报》也发表了《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和《彻底肃清〈锻炼锻炼〉的流毒》等文章,此后,对赵树理在全国性报刊上的公开批判开始了。

   据刘金笙的《赵树理在山西文联》(载《火花》1986年5月号)一文中说:1967年“山西‘一•一二’夺权后,对赵的批判立即‘升级’。阴历年前后,赵树理被从晋东南‘揪’回太原。”从此除地区文艺界造反组织延安文艺兵团曾将赵树理又“揪”回长治批斗过一次外,赵树理再也没回过晋东南。

   据山西省文联《文艺火线》编辑部1968年2月编印的《文艺火线》第2期载,江青在1967年2月1日谈毒草影片《花好月圆》时说,“名字就没有阶级斗争,对合作化是全面歪曲、攻击。农村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进步的,全是落后分子,一团漆黑,三八式的老村长是老落后,其他党员不是怕老婆,就是搞投机,新党员只知道搞恋爱,只有一个贫农还写成个小丑,对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不斗争,只搞物质刺激,把合作化写成只是为了提高生活,把落后势力写得凶恶顽强,似乎他们专政,我们没办法。写多角恋爱,似乎男女一见就走不动了,太低级。”由此更加引起了“造反派”的愤怒。

   刘金笙在《赵树理在山西文联》一文中说:“省城文艺界‘造反派’在元宵节后,首次于长风剧场举行批斗大会。会上对赵树理、马烽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喷气式’扭斗。”

   1967年夏,造反派在太原五一广场举行了一次万人批斗大会。据西戎在《他,是弱者也是强者——非常生活回忆录》一文中说,“主斗对象是省委、省政府的‘走资派’,我们几位(包括赵树理)都是来陪斗的。”“喊口号、发言、发言、喊口号,胡里胡涂在台上低着头站了两个多钟头,天色将晚,批斗会总算收场了。我的心情也随之平静了许多,可是就在我们登上卡车准备返回原单位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赵树理年事已高,弯腰站了一下午,腿酸腰困,疲惫不堪,从会场出来上卡车时,两手攀着糟板,几次都未能跨上车去。这时,激怒了押着他的两个‘革命小将’。其中一位,不分青红皂白,举起紧握的拳头对准赵树理的腹侧,猛击两拳,打得他两眼生泪,刹时头晕眼黑,两手捂着腹部,蹲在地上,半天直不起腰来。”肋骨被打得折断,从夏到秋再到冬天,“不但不能住院治疗,反而还要参加劳动,这样肋膜痛得更加厉害,晚上有床不能躺,躺下连喘气都感到困难,只能背靠暖气片,胸伏床沿,用腿把腹部紧紧地挤住来熬过这漫长的冬夜。”1968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省文后,对赵树理、王玉堂、李束为、马烽、西戎等人的批斗更为残酷无情,“惯用刑罚是‘扬头示众’和‘低头认罪’。所谓‘扬头示众’,方法是让两个工人,分别从左右方向把他们的胳膊往后扭,另一只手揪住头发,狠劲往后揪,痛得他们把头扬起来;相反,如果使劲把头发往下揪,揪得他们痛得直弯腰,这叫‘低头认罪’。”经过长期这样的残酷折磨,“铁汉子也会化为‘绕指柔’的,更何况赵树理是有病之躯!记得一九六九年夏天在文联大礼堂开揪斗会时,赵树理已经站立不稳。他要求‘工宣队’允许他坐在地上,未得到允许。站好队不久,即摔倒在地,一个工宣队员大喝:‘你装死!’把他揪了起来,让他坐在一条长凳上。刚坐下,连人带凳又都跌倒。最后,只好把凳子放倒让他坐下。由于经过这段折磨,他的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所以,一九六九年八月,山西文联全体同志赴京参加‘中办’学习班时,赵树理就留在太原未能赴京”(引至刘金笙《赵树理在山西文联》一文)。由工宣队对他进行监督管理。

   1970年6月23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赵树理专案组”成立,他被押进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组,进行隔离审查。6月25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以“晋革发(1970年)第185号文件”,发出了《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县在开展群众大批判的同时,要组织精干的写作班子,写文章批判赵树理。与此同时,笔者还搜集到一本约五万多字的没有署名编印单位于1970年6月编印的“内部资料•不得遗失•不得外传•严禁翻印”的《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参考材料》。这份“材料”在前面的“说明”中写道:“赵树理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反动作家,是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的急先锋,是文艺黑线上的一面大黑旗,是周扬一伙反对工农兵文艺方向的一张王牌,是一个罪恶累累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树理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清算他的罪行,肃清他的流毒。”还说“我们编印这份材料,仅供批判时参考。其中,赵树理的反动政治言论,非常恶毒,主要是供大家分析,认识赵树理的反革命政治面貌,不宜完全公开引用,以免发生副作用。”

   这封“参考材料”分三大部分及附录:

   第一部分:赵树理罪恶史简介

   第二部分:赵树理的反动政治思想(言论摘编)

   一、恶毒诽谤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从略)

   二、疯狂反对党的领导,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

   1、反对党的领导

   2、破坏工农联盟

   3、竭力抹杀、歪曲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三、恶毒污蔑社会主义制度

   1、污蔑社会主义社会

   2、胡说社会主义“没有盼头”

   3、狂吠“今不如昔”

   四、猖狂攻击三面红旗

   1、攻击总路线

   2、攻击大跃进

   3、攻击人民公社

   五、拼命鼓吹资本主义

   1、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鼓吹资产阶级实利主义

   2、反对计划经济,鼓吹“自由化”

   3、反对集体经济,鼓吹“三自一包”

   六、竭力宣扬反革命“顶风”精神,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

   1、竭力宣扬反革命“顶风”精神

   2、竭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

   七、肆意污蔑贫下中农,为地主富农涂脂抹粉

   1、肆意诬蔑贫下中农

   2、为地主富农涂脂抹粉

   第三部分:赵树理的反动文艺思想(言论摘要)

   一、反对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作品、指导创作

   二、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三、反对工农兵群众的文艺创作

   四、反对文艺工作者改造世界观,宣扬“深入生活就是一切”

   五、宣扬“到处有生活”,要文艺工作者写自己“最熟悉”的“琐事”

   六、反对塑造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英雄人物

   七、鼓吹“揭露阴暗面”、“写真实”

   八、鼓吹写反革命的“顶风”英雄,写人物的“两重性格”

   九、极端仇视戏剧改革,肆意污蔑革命现代戏

   十、为封建主义的旧戏大唱赞歌

   附录:

   赵树理的四篇叛徒作品

   《悔》

   《白马的故事》

   《赠出院自新人词并序》

   《读书•做人•革命》

   赵树理作品目录

   这份“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参考材料”,除了新增加的“附录”部分而外,实际上是前述两张大字报和“面上各县常委扩大会议”揭批赵树理的大致翻版,并无更多新内容。“参考材料”随山西省革委会下发的《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印发全省。1970年7月20日《山西日报》发表了署名“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写作小组”,题为《把一贯鼓吹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赵树理彻底批倒批臭》长文,随后又发表了陈永贵的《赵树理是贫下中农的死敌》一文,从此在山西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判赵树理的运动。

   9月6日,赵树理将自己书写的一首毛泽东诗词《卜算子•咏梅》,交给女儿赵广建,让她将来交给党。“此手迹后由赵广建交给周扬,已在《赵树理文集》第一卷插页发表”(引至董大中著《赵树理年谱》)。1980年4月5日,周扬在《〈赵树理文集〉序》中说:赵树理“就在他遭受残酷折磨,面临死亡威胁的危急时刻,他没有屈服,对革命仍然充满了信心。他在被斗和监禁的日子里,偷偷地用破纸片写了毛主席的《咏梅》词,以表示他对革命的信念和对党对领袖的一片忠心。他嘱咐他的爱女赵广建同志将这一有他绝笔手迹的纸片设法送到我的手中。那时我早已失去自由,我的命运处于危如累卵的境地,但他还是信任同志,信任我们之间的友谊,相信我们总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相信人民总会重过光明的日子。”

   已被摧残得命悬一线的赵树理,1970年9月18日,又被拉到太原市“工农兵会堂”(湖滨会堂)去批斗。“大会开始后不久,即栽倒在地”(见董大中《赵树理年谱》)。王中青生前曾对笔者说,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组在将其送到医院抢救时,在其入院病人卡片上写名“赵理”。因“抢救无效”,赵树理于1970年9月23日2时45分逝世。

   苟有富.赵树理在文革中[J].长治学院学报,2006,(第6期).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95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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