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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仁祥:读韩爱晶同志一文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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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reading 从 文革研究 移动到本区(2020-10-18) —
恽仁祥:读韩爱晶同志一文有感

《红色中国周刊》最近一期就目前争论较多的问题,发表了韩爱晶、范正美等文革中知名造反派领袖的文章,加上本人刚拜读完蔡方根同志编著的《我从文革中走来》约30万字详细介绍江西文革全过程书稿,前年拜读了武汉顾建棠同志介绍的武汉文革含7.20事件书稿,还有南京的同志和陈时秋同志介绍江苏文革的书稿等等,本人都遵嘱写了几句感想。还同云南、河南、江西、河北、四川、贵州、陕西、上海等一些老造反派座谈和通信联系,特别是去年同戚本禹同志座谈好几个小时,今年同聂元梓和蒯大富两位文革期名声显赫的造反司令座谈了几小时。关系最密切的当数韩爱晶同志,不仅因文革初北京航空学院(以下称北航) 是国防科委管辖的13所全国重点院校之一,而且没有北航红旗造反派28昼夜在国防部大门外静坐,很难冲破自称“林副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积极推行刘邓资反路线的白色恐怖统治,同时也因此聂荣臻大抓反“林副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的“国防口5.16”而编造了北航造反派发展了我和毛主席女儿李敏同志等10几位科委机关造反派(炮轰聂荣臻派)“参加了‘国防口5.16’”这一反党集团制造的假案(周总理亲自领导调查后定性)。走资派为了廹害造反派,无耻地捏造我们同北航造反派的“罪行”,把我们捆绑在一起。但十分遗憾,我至今对韩爱晶同志只知其名,但从未见过面,可以说素不相识。走资派把“实事求是”概括为马列主义的“精髓”挂在嘴皮上,但他们干的就是任意捏造这类离奇故事。

今天仅就造反派这一称谓谈点看法,供探讨。

从历史上,凡推翻一个腐败的旧政权,一般称为造反。反之凡恢复腐败的政权,统称为复辟。所以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造反有理”。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指马克思主义,离了这个定语“造反”就不一定都有理;二是指“造反”有理,而不是“造反派”有理。因此,文革中的造反,有其特定含义,容不得半点马虎。在文革初,为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从合作化,尤其是七千人大会和社交运动,苏联变修的现实,我们党内阶级斗争矛盾日益尖锐,发展到不让党的主席参加党的会议和不让发言,才不得不发动群众运动,用群众的力量粉碎资产阶级司令部,同时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提高全民反修防修能力。可是,刘邓在“5.16通知”即开展文化大革的中央决定发出后的第六天即21日,急不可待批斗朱老总,扣上“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等大帽子,并给北京26所高校派驻“工作组”,仅56天就抓了2万多师生扣上“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大帽子,进行打击迫害。但人们心目中,对共产党都无限祟拜和敬仰,谁是走资派、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头领?要从大量战斗年代均立过大小功劳的老革命中检出来决非易事。尽管孙中山辛亥革命后提出过要清理到革命党找出路谋求升官发财的假革命,但仅是一句口号,没有可借鉴的实践经验可参考。在这史无前例的从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内剔除出反党走资派,没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阶级觉悟是不可想像的。就在紧急关头,“五大群众领袖造反派司令”挺身而出,高举马克思主义造反有理,把矛头直指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揭开文革的序幕,功不可没。毛主席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比巴黎公社宣言还伟大,聂元梓开了第一枪。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是造反派的骄傲。

又如前面提到的以韩爱晶为首的北航红旗造反派,为粉碎聂荣臻推行的资反路线,在国防部大院南门静坐28昼夜。在这前,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造反派千里之外来北京,要求国防科委解决派工作组镇压师生的问题,科委走资派把他们拒之门外,无功而回。北航造反派静坐,科委走资派照例不予理睬。直到毛主席亲自批示:(给静坐学生)搭个篷子,给水喝。走资派才不得不接见静坐学生,并承认执行了资反路线,我们这些人才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下解脱出来。但走资派仍把工作组整的革命师生的黑材料转移到同院总政藏起来,以备秋后算帐。全国如此明目张胆对抗中央的走资派估计为数不多。以上这些在我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中都作了介绍。必须指出这个胜利是在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全力支持下取得的,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给了刘邓司令部致命的打击。紧接着中央全会就夺取了刘邓领导权,资产阶级司令部即刻土崩瓦解。

如果在这个时候,造反派能举起大联合大旗,中央支左不支派,促成大联合。文革的历史将是另一局面,即完满成功。这仅从造反派的角度总结的不成熟看法,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走资派及一切反动势力是不甘心罢休的,他们反文革、破坏文革的阶级本性是不可能改的,这是问题的另一面,也是造成文革“怀疑一切,全南面内战”的根本原因。尤其叶剑英扣压了“支持革命派夺权军队不准开枪”的中央文件,而捏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蒙蔽支左部队全国性血腥镇压造反派(详情参见《赣水沧茫》一书),这在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反党、反革命事件。毛主席晩年虽一再告诫他去世后几个老帅要闹事;叶剑英是反文革的,再不能让他掌军权了,军队不稳定同他有关,一些谣言同他有关。但毛主席怎么也不会想到叶剑英扣压中央文件而捏造“毛主席最新指示”,蒙蔽支左部队全国性大屠杀造反派,制造了空前大乱局面。

韩爱晶同志文章说:“就像毛主席肯定八一南昌起义一样,我们首先肯定聂元梓的历史作用。至于聂元梓本人素质如何,后来变化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当年,蒯大富向王光美指挥的工作组展开斗争,一度几乎是孤军一人面对万人,蒯大富的历史作用同样不容否定,但作为蒯大富个人,后来他不断发生变化,逐渐走向反面,发展到背离、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也不奇怪”。他又说:“自己是个犯有严重错误的造反派头头,回首文革,深感愧对红旗战友,愧对北航校友,愧对毛主席,愧对历史!”

再引录戚本禹同志几段话:“在军队高层中,徐向前对文革的态度最好。徐向前说,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中央里面出赫鲁晓夫,中央里面如果有人搞资本主义复辟,那全党就危险了。他坚决拥护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思想”。“主席讲话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要‘大联合’。方针改变了。像上海那样的以一派压倒另一派的夺权模式不行了。武汉模式更不行,那是军队出来支持一派,打另一派。主席在视察以后,提出了他的模式,就是‘大联合’。各派都要参加掌权。主席提出的这个模式实际上是个战略大转变”。“然后派工宣队进清华,北大,把造反派也压下去,这样大局就稳定下来了”。“ 毛主席高深莫测啊,领导那么大的局面,不这样不行”。

“武汉‘7.20事件’以后,毛主席同周总理说: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估计过高,包括你我,事物有他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不随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只能正确认识它,因势利导。而提出了“大联合”以及一系列措施,毛主席这段话把辩证唯物主义讲得生动活泼,是解决“怀疑一切,全面内战”问题在思想上、理论上、实践上的升华。联系上述韩爱晶同志的几段话,尤其戚本禹同志强调:“主席讲话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要‘大联合’。方针改变了。像上海那样的以一派压倒另一派的夺权模式不行了。武汉模式更不行,那是军队出来支持一派,打另一派。主席在视察以后,提出了他的模式,就是‘大联合’。各派都要参加掌权。主席提出的这个模式实际上是个战略大转变”。再 来理解毛主席这段话,是不是让我们能清醒地看到:压造反派,造反派会说:“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难道压“保守派”时毛主席这句话就不灵了?(注:文革实践证明,混入两派的坏人是极少数)。文革初期如此反来复去支这派、支那派的历史教训应当吸取,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用小资产阶级利己实用主义来对待。

我一再介绍文革至今本人从不赞同把群众组织分成“造反派”、“保守派”,但不否定造反派的贡献,也不否定造反派给文革造成的“麻烦”。现仅谈我不赞同军队成立群众组织和同地方串联,但军队院校和文工团、体工队除外。因军队有其特殊性和特殊任务,如果军队也搞成“怀疑一切,全面内战”,后果将怎样?稍有良志和责任性的人都用不着我作解释。而且军队曾一度有黄、吴、李、邱、聂一手操纵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打着这些头目的旗号,在首都支一派、压一派,用文革初的观点,压的基本上是造反派。国防科委伪保队副为头子的“三军无革派总勤务站”,依仗走资派支持,把政治部和情报所搞瘫痪、把司令部搞成半瘫痪,把相邻兄弟单位的罗瑞卿同志用箩筐抬来批斗、斗彭德怀和杨勇等一长串军队老干部,都搞喷气式等体罚。挿手七机部以及在京科研院所,基本都搞成了北京闻名的“老大难”单位。到头来都把罪责推给了毛主席和文革。“三军无革派”随着后台垮台才告终。事实证明军队搞群众组织弊大大大于利。

时至今日,仍有当初的念念不忘“造反派”、“保皇派”的大论战割舍不得。我仅讲两句话:造反不会一劳永逸,打内战上了隐的人,我们共同学学韩爱晶同志这一短文和前几天网上公布的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认真总结自己在文革中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世界上沒有“一贯正确的”、打派仗即人民内部沒有胜者而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我们共勉!我仅保证一条:不管谁怎么挑,只要不造谣搞人身攻击,我决不同他公开论战,甘愿当败兵。对同志间分歧,坚持当面或内部交换意见和批评自我批评。我检讨认错过的不会重犯,我十分清楚打派仗的危害,坦白讲,我曾经是打派仗的“内行”。

据我看到的材料,“五大领袖”至今仍能保持革命精神不衰退,仍能冷静地看待文革,唯韩爱晶同志一人,我同聂元梓、蒯大富两位同志的座谈,对他们的印象赞同韩爱晶同志的评论。但不少知名造反派,为了生计,都事业有成,如韩爱晶、叶正光、刘衍令、张铁生以及本人的一些战友………,被逼上梁山闯出了一条路,值得庆贺!

我确实敢想敢说,借此插一段近日在某校听讲座,休息时好几位朋友围上来要我谈谈对刘少奇的看法。我说我只能畅所欲言,不一定对。如果一定要把刘、邓区别一下,则如果把刘少奇区别出来,可能会好一点,不一定会搞成今天这个腐败样。理由是刘少奇对自己的错误不认识,就不作假检讨,符合党章规定:保留个人意见。但作假检讨欺骗党中央和全党,本身就是严重违纪。另一点是从刘少奇一家对刘少奇的看法,他的夫人王光美同志说:如果少奇活到现在,也会检讨自己错了,毛主席是对的;他的儿子刘源同志说:这30多年实践证明他爸爸是错的,毛主席是对的;至今未见刘家子女成了大资本家的。这都说明刘少奇家庭教育好,证明刘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另一个人大家都知道,而其错误性质是对共产党和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在场听的都表示赞同。

恽仁祥              2015年8月22日



附韩爱晶、范正美原文


韩爱晶

现在有人提出文革造反派问题,我认为,文革造反派问题不是个孤立的问题,文革造反派与当时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必须把文革造反派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对待,同时,对文革造反派不能一概而论。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让人民群众采用四大的方法揭露共产党的阴暗面,需要有人响应号召,奋起向走资派斗争。这样,就产生了文革造反派,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文革造反派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因此,必须肯定文革造反派的历史作用,毛主席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比巴黎公社宣言还伟大,聂元梓开了第一枪。

就像毛主席肯定八一南昌起义一样,我们首先肯定聂元梓的历史作用。至于聂元梓本人素质如何,后来变化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当年,蒯大富向王光美指挥的工作组展开斗争,一度几乎是孤军一人面对万人,蒯大富的历史作用同样不容否定,但作为蒯大富个人,后来他不断发生变化,逐渐走向反面,发展到背离、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也不奇怪。陈独秀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在建党建军中都起过重要作用,当年建党的历史人物和建军的历史人物也都不断发生变化。我们不能因此就举起根杆子打向一船人,说建党人物如何了,建军人物如何了?

文革中毛泽东主席说过:“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就差不多了。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毛泽东年谱1968年10月13日)

毛主席都承认文化大革命比解放战争困难得多。文革造反派有文革造反派的难处。可以说是在十二级的大风大浪里翻滚。现在只能有错认错,尽力弥补。

我是文革造反派头头,1966年,我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当时只有20周岁。从1964年到1984这二十年间,除有一年多时间在株洲工厂,其余时间我都在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把我从人间卷到九天之上,又把我摔到九地之下。亲历政治沧桑,饱揽人世百态。

我个人没有什么重要的历史作用,我是作为北航红旗的代表登上政治舞台的。如今回首,深感愧对红旗战友,愧对北航校友,愧对毛主席,愧对历史!

是周恩来总理把北航红旗推举到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的头号位置,把我们推到文革斗争的风口浪尖上。1966年12月9日,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周恩来对首都高校红卫兵的讲话:

经过七个月的斗争,各个组织都要回顾一下,有的坚持批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犯错误的同志,批判工作组,批判负责领导机关,一直坚持到底,这是左派。这种坚持性是值得称赞的。这样的组织有: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第三司令部、政法公社、首都兵团、第二司令部形成的造反联络站,这样的组织都要总结一下。不可能在斗争中每一步都是正确的,根据十六条,进行总结。总结出来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经验。

我认为,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要分析,要实事求是,社会不可能预先准备好一批人,然后再发生革命,恰恰是通过革命,造就历史的新人。

全国的文革造反派千差万别,文革造反派是可分的,不能笼统对待。有谁做过细致的调查,到底文革造反派当年的情况可分为几种情况?这几十年来分化如何?可以肯定,有的造反派人物在文革中没犯什么大错误,至今仍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在战斗,也有的在文革中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今天仍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在战斗,还有的站到帝国主义反动派阵营去了。文革造反派当年是可分的,后来是变化的。还是具体分析为好,不要一概而论。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就文革而言,我们首先应该认真总结到底文化大革命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同时,总结十年文革的教训,心平气和,让人讲话,认真听,认真讨论,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是那样的结果?

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革?文革的方法是什么?哪些正确?哪些不正确?毛主席选接班人的教训及对文革的影响?中央文革小组的组成,他们能领导好文革吗?文革中应怎样正确对待干部党员?应该怎样正确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文革中人民生活状况与文革的关系?文革与军队的关系?等等。文革造反派只是其中一个问题。

泛左翼阵营,面对严峻的现实,任务很重,我们应该用心阅读马列毛的原著,用心搞清文革及建党以来历史真相并总结经验教训,用心做社会调查、研究国情,用心与工农结合。

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为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应该选择一件两件适合自己的事,脚踏实地去做,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这样,社会主义事业才有光明前途。

社会主义事业是长期的、曲折的,极其艰巨的事业,需要团结起来,做韧的战斗!不要出风头,更不要搞宗派。

如今,文化大革命被概念化了,历史人物被脸谱化了。我在2011年出的《清华蒯大富》一书,网上可以下载。我就是在总结造反派的教训,同时总结文革的教训。我正在写我自己文革亲历,也是在总结教训,包括上次一些朋友提到的关于揪斗彭德怀问题,我正在抓紧写。

最适合我做的事,也是我的历史责任,就是还原历史真相,总结经验教训,向人民做交待。用自己的行动,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


                                      韩爱晶

                                      2015年8月20日



范正美:简谈几个问题的看法

一、如何把握我们的思想认识?

人们的思想认识是从哪里来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探讨和解决的根本问题,进而完成了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转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为后来列宁、斯大林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列宁主义思想体系的新阶段。在中国,是毛泽东追求历史发展本源,首先并始终抓住不放的一个根本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体系,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最早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到延安之后,毛泽东通过整风,进一步提到哲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哲学演讲和著述。在总结社教经验教训中,发表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著名论述。可以说,毛泽东遇到讨论决策问题就讲,到晚年更是逢会就讲。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用毛泽东通俗易懂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实事' 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 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 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改造我们的学习》)又说:“能够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并且应用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 规律。”(《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不少自称左派的发言者、撰稿人,往往不是这样提出或讨论问题。

二、所谓左派的主要分歧在哪?产生的原因何在?

所谓左派的主要分歧表现在:(1)大的说,是如何看待人类历史、国际共运历史、中国革命历史,特别是文革以及目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性质和阶级关系、共产党人怎么办。具体地说,是如何看待世界格局,如何看待现实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共产党:变没变修?变到何种程度?根本标志或主要表现在哪?中国能不能发生进一步的颠覆性的反革命动乱?中国存不存在二次革命问题?要不要二次革命?如何进行二次革命?

(2)基于第一点发生的:如何认识当前国内政治斗争的形势、国内主要矛盾、社会危机,共产党人的任务、方向、道路以及步骤、路线及其指导思想、战略、策略问题。

(3)基于以上两点,中国社会目前出现了各种政治派别、思想倾向、政治动向。就进步力量、革命力量来说,这些不同观点、思想倾向、政治动向,有的属于大是大非、根本原则,有的则是个别问题、局部问题,枝节问题,非根本原则性问题。有的是立场、观点,有的则是方法、策略、技巧。有的是思维问题、表述问题。以上这些情况同时又互相交错,甚至同一个人,前前后后、整体和个别,也有变化、交叉或出入。

(4)还有第四个问题,即进步力量、革命力量中一些人的思想作风问题:或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或怨天尤人,或目中无人,或自以为是,自命左派,唯我独革,说话、写文章,霸道得很。自以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听不得不同意见,更听不得反对自己、实践证明反对是对的的意见。搞一言堂,拉架子要指挥一切。对别人,动则上纲上线,帽子满天飞。当然,也有一些人,或急于求成,浮躁,或浅表化、简单化,凭想当然,凭某种直观发议论,以偏概全,信口开河,把复杂、尖锐、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当儿戏;如此等等。

产生上述分歧的基本原因:

(1)这是正在激变中的世界、激变中的中国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么大的世界,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分属不同的国度、阶级、阵容,政治取向不同,目的不同,掌握的情况不同、个人的知识、阅历有别,勤惰有差,思维不一,即使非常革命的人们,出现意见分歧,也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同时也应该说,事物的发展有一个过程,人们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群众的觉悟有一个过程。许多情况,特别是各种人物的暴露,常常假假真真,庐山真面目掩盖在云雾山中,加上修正主义挂羊头卖狗肉,言辞似是而非,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欺骗性。还有,修正主义当局的软硬兼施,骗和压,拉和打,甚至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方法,由此发生的进步人士、革命派内部个别人物的倒戈、变节,也使事情复杂化、反复性。因此,对于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物,人们的反应和反映,具有极大的差别性。这就需要时间,需要实践,需要某些过程的反复,才可能暴露本质,弄清真相。

(2)所谓左派,是一个变化着的社会派别、倾向,不是一个什么组织,活跃在世界、全国各地。所谓毛派,亦然。在民主被践踏的条件下,不能交流,互相通达,求得一致。无组织即无领袖,不能将信息(包括人们的认识)通过核心加以梳理汇集、条贯同异、明确是非。无组织即无约束、无纪律。人们囿于各自所处的状况、个人理论知识素养、政治阅历以及所掌握的资料不同,虽有相同的立场、观点、方法,也难趋于一致。在目前的阶级状况、阶级斗争极为复杂、尖锐的情势之下,必要的短语、简语、隐言、兼语,必须的缄默、城府、等待、度量,何尝不是所谓“夫心之所达,不易尽于明言;言之所通,尚难形于纸墨”啊!加上其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各种机会主义作祟,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阶级浑浊状况,就把事情、阵线搅得更加复杂了。

必须指出,所谓左派、毛派,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几个人互相吹捧出来的,而是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政治较量,大风大浪淘洗,逐渐磨砺、考验出来的,且得到人民的公认。他们崇信马列毛,忠于共产主义,忠于人民,献身革命事业,具有唯物辩证法智慧,能够清醒地分析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必胜的事业,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真实意图;他们目标明确,勇于担当,冲锋在前,退守在后,能攻能守,能进能退,懂得一切斗争在于为人民谋利益、在于致胜及其战略、策略,讲究斗争艺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他们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虚怀若谷,谦虚谨慎,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一切人学习;他们置生死于度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专门利人,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随时准备牺牲;他们遵守纪律,具有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推功揽过,严于解剖自己,自觉改造世界观;他们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知错即改,虚心听取群众意愿和不同意见;他们总是自觉地把自己视为人民中的一员,是人民的公仆,不拉拉扯扯,不搞宗派,不搞小团体主义,不搞派性,而讲五湖四海,讲团结、讲联合,注意争取、团结、联合一切可能争取、团结、联合的力量,注意组织和扩大革命阵容;他们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道理,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他们的朋友遍天下。

值得充分注意的是,从马恩列斯到毛泽东,很少称左派,多称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者。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

3、中国和世界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历史时期。迫于帝国主义和极右翼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引诱和压力,修正主义集团,利用权势,操纵国家机器,盗用共产党的名义,正在加速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一整套制度的最后形成。国内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甚至军事、外交,乱象环生:纲纪丧失,阶级对立,政治黑暗,文明践踏,危机四伏,民怨沸腾。很可能孤注一掷,铤而走险。

在这种情势下,多思维、多山头、多中心并不是坏事,它是客观现实境况的产物,是人们的不同立场、观点、方法的反映。同时,人的立场、观点、方法,随着岁月推移、实践深入,过程的推开,不同的山头,经过淘洗、聚散,将会逐步走向集中统一,形成聚合力。但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完全统一。天底下也从来没有过这种境况。否则,就不叫政治,不叫阶级斗争。毛主席说的分明:党外有党,党内有派。

令人高兴的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正在由低潮走向高潮,由分散走向统一的基本条件和时机快速形成。经过近40年,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政治派别重新聚合,正在崭露端倪,激烈的斗争将促进革命新生力量的尽快成长。近来许多有志的青年,正在认真读书、探索,呈现活跃的趋势,修正主义培养的自己的掘墓人开始集结,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带来了勃勃生机,给人民以无限的希望。

4、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擦亮眼睛,十二分的明确:今日中国之现状,是邓小平通过全面否定文革,清剿造反派,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而重新扶植刘邓帮派,不问姓资姓社,不准争论,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方针、路线,启用反动文人命作“精英”助阵,推动其子女和一心要富起来的某些高干带头,配以碎片式地宪法修改和立法,“胆子越来越大”“步子越来越快”,公然化公为私,变卖国有资产,解散集体经济,崇尚西方文化,同时残酷镇压各种反抗,千方百计培养多种形式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打制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极力造成“不可逆转”之势,经过一代一代精心拼织的修正主义集团的接替努力,不断完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经营近40年渐进浇铸而成的。他们隔代排座,序号论主,前后、上下已经结成死党,一代一代公开声言“开弓没有回头箭”,决心同毛泽东思想对着干到底。

判断共产党的真假、马列主义者的真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真假,其实就是一个试金石:即消灭私有制还是维护及至发展私有制。中国共产党通过换脑换血,三代同堂,崇拜的是同一个祖师爷,用的是同一个军师,要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早已不信不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正以“壮士断腕”之决心,向着私有化全速猛跑。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承续集团,绝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把某些“大左派”的一厢情愿,寄托在某个早已信誓旦旦的人的“左转”身上,以此蒙蔽群众,把人民满腔良好的愿望换成痴梦。同时,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与“这些大左派”坐的并非是同一辆车,奔的是同一个方向,千万不要因为他们搅乱了革命队伍的阵脚,把应该做的大事情耽误了。让他们自由骂娘去吧!

诚然,中国修正主义集团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但是必须看清:它的班底以刘邓帮派及其不良子女为核心和骨干,以被打倒的极少数的极反动的地富反坏分子及其不良子女,改开以来一部分依附上述两部分人升官致富的新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分子为基础,以极右的反动文人(包括五界)及其不良子女为先锋,还有一批依附上述人而给他们当过秘书、保镖的人及其不良子女,进入他们的各个部位。此外,还有各种变节、投机分子及社会不良分子,纷纷加入,等等。这样一个集团的成员,政治、思想极端反动,极端仇视马列毛、极端仇视共产主义、极端仇视劳动人民、极端仇视共产党。是一些不读书、不看报、不学无术的伪君子、主观唯心主义者。无良知,无良心,尽邪念,又极端自私,利欲熏心,玩世不恭,逢场作戏,耍两面派,惯于钻营,无事不敢,无恶不作,心狠手辣。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头头脑脑、核心骨干,各怀心腹事,做贼心虚,并非真的有什么自信,而是早将自己或家属、子女落户外国,以便有朝一日溜之大吉,各奔前程。还有,因为分红不均,抢槽失利,或者脾性不一、智商有别,在一些问题上,发生纷争、内讧,也是常有的事。要分化、瓦解这样一个集团,唯有的办法,就是全国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坚决地、无情地、全面地、彻底地揭露、批判他们投降卖国、搞垮共产党、搞垮社会主义的问题,把他们的丑恶嘴脸和真实意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当务之急是:

刻苦学习马列毛理论,掌握科学的思想武器,以革命智慧武装自己,努力提高认识能力和工作水平,唤醒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认清历史潮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切实深入、一个个层面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集团的卖国、复辟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和种种罪恶事实;

切实利用好纪念反法西斯、抗日胜利之际,全面、系统地宣传以苏共、中共以及世界共产党人,在人类生死关头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和作用;

切实利用好纪念文革50周年,大力宣传好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与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切实深入实际,正确把握阶级关系和国内外形势的各种真实情况,把握工农大众的疾苦,特别是下岗职工、农民工、毕业即失业人群、最下层的穷苦人民的状况以及最迫切的社会问题,认准时机,严密组织,卓有成效地紧密团结群众,开展各种有理、有利、有节的维权斗争,并在这种联系、组织中,发现人才,壮大力量;

切实运用民主的、宪法的武器,争得民主,办好网站、期刊,运用高科技最新技术,多方联系和交流,广交朋友,结识同志,通过多种方式走向联合,促进领袖人物群的产生;在地区或各种社团、各种活动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核心。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拳头,也只有这样,才能力求减少机会主义分子混进来作乱;

要毫不放松地谋求在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层面上的多种联合和团结,同时,大力争取国际和平、进步、革命力量的支持和配合,建立国内外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最反动的修正主义分子及其帮凶和走狗,迎接反帝反修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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