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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晓生回忆录 第一章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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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晓生回忆录 第一章 节选 我必被囚禁 我不愿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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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被囚禁 我不愿跪着

1964年我开始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两年后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时代,一人至高无上,生灵涂炭,面对红的海洋,我感到困惑,八亿人高举红小书,高呼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航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感到十分的反感与厌恶。

1966年10月我实在忍受不了当时北京的政治气候,离开北京到外地串连,在北京到
西安的火车上,我与一些清华学生同坐,我说:“现在全国上下到处乱斗乱打人”,清华学生李大成说:“这要怪群众不好”,我说:“这样混乱的局面不是群众造成的”。
李大成回校后即到我们学校的造反派告发了我。66年12月,我的同班同学“红旗大队的金济启、张玉霞、顾逸群到贵阳抓我,他们是根据另一位同学提供的情况得知我在贵阳的。在回北京的路上,他们三人日夜轮流的看守我,尽管这样我仍有逃跑的机会。但是我并不想跑。

67年1月6日早晨9点,在我到达北京后的5个小时,我们法语系开大会批斗我,揭发我恶毒攻击江青三十年代是演员,攻击毛主席信了迷信。在大会上我说:“林彪吹捧毛主席,只是投毛主席所好!好把别人都打下去,自己篡夺权”。
会上还揭发了我的所谓大量“反动日记”,“反动言论”造反派已经抄了我在学校的所有东西。尔后,每天开大会小会对我进行批斗,戴高帽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方晓生”。在我的名字上打着红××,校院里铺天盖地的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还有我1月6号在大会上的发言,有我的“反动日记”,有编造出来的有关我私生活的花边新闻。一时间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成了众矢之的。同学们议论纷纷,他们说:“你自持是高干子女天不怕地不怕,真是丧心病狂”,1月6日大会后我已不会多说一句话,大会批小会斗时,我只重复一句话:“我无罪”。
我心里说,我知道我必被惩罚,现在亿万人民都匍伏在地下对毛泽东顶礼膜拜,那是因为敢于站着的都被除数除掉。我必被关押,因为,我不想跪着。

67年1月24日,我被造反派押送到公安部,在那里警车把我押送到西城区半步桥44号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我是根据当时的公安6条被镇压的,公安六条是:
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二、反对林彪副主席;
三、反对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 四、反对中共中央文革;
五、反对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 六、反对社会主义。
凡犯以上六条罪行的一律坚决镇压。
象我这样在公共场合“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统帅”的被视为大犯要犯而单独囚禁。

囚室饿鬼

监狱是星形二层建筑物,一层是女牢房,二层是男牢房,每个牢房大约六平方米,囚室内没有任何家俱,一块木板占了房间的80%供囚徒晚上睡觉,白天坐着,一只铅桶供囚徒使用的,每天早晨可以去一次厕所大便倒便桶。
这里每天开三顿饭,早晨九点,下午4点半,进去的头二天,我看着窝头实在难以下咽,我用筷子把窝头插在上面,手里捏着筷子,在囚室内来回的走来走去,想以卓绝传移注意力,不要去想窝头有多难吃,就这样半个小时还咽不下一个,在外面我的粮食定量是33斤,按比例有20%的玉米面。我每月吃20斤粮食就足够了,所以尽管我人上海来北京已有二年,我几乎没吃过窝头。
还不到半个月,每到吃饭时,我就捧着窝头狼吞虎咽,二个100克的窝头不到二分钟就吃得一干二净。难以抑制的饥饿感与日俱增,早晨九点那顿还不难捱。起床二小时后就开饭了。下午4点半那顿可真难捱,望着投在墙上的太阳光影,久久地也不能移到4点钟的位置上,时间似乎停止不动了,真是望眼欲穿。唉!饭怎么还不来呢?

饭来了,手里捧着还冒着热气的窝头,一碗漂着4-5块菜叶子的酱油汤,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一再嘱咐自己慢点吃,尽量多嚼,不要咽下去,以便尽可能延长这美好的享受的时刻,但我这不争气的嘴巴,我的嘴唇才碰到窝头,我想嚼一下,但窝头已经咽下去了,喉咙里似乎有一只手,只要窝头进了嘴里就被这只手抓下去了。饭后还可以再分到一碗白开水,似乎没有一个人放弃的,没得吃用水充饥也是好的。
在我被囚的六个月中,只吃过一次肉,一次面粉作的馒头。那是67年的春节的除夕之夜。
那天下午4点半,我们每个人发到二个馒头,每个100克,一碗白菜肉片汤,白菜也不象平常的菜帮子,量也不少肉丸是猪肉和面粉作的,当然肉末少,大多是面粉,但对我们这些肚里没一点油水的囚犯来吃,那真比以往吃过的山珍海味还香,每个人大约有100克猪肉。那是我在监狱中渡过的最快乐的夜晚。

为了减少消耗,我在板上尽量少动。有时感到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没有血,脑子无法运转,身子象根羽毛轻得似乎可以被人一把抓起来。
我并不是受饥饿煎熬最堪的,我庆幸自己中等身裁,是个小女子,我们楼上是男牢房,经常听见有人重重的摔倒的声音,立刻就听到几个男囚高声呼叫:“报告管教,有人昏倒了”。不管你是小女子,还是大男人大家吃饭是一样的,对男囚来说就更难熬了,碰到囚犯饿得昏过去,看守可能给他的只是两碗白开水。每天早晨我们去厕所,拉出来的大便,如窝头黄黄的,只不过是淡黄色的,日日如此,月月如此。一样的体积,一样的颜色,没有一个人例外。
据吃没有人能在这里呆二年的。凡是关在这里的都盼望早点判刑,去劳改,可以吃得饱一点,能活动活动手脚,久关了的人,一年后必得肺病,二年后必死于肺病,用囚徒的话说:“饿毙”没进来之前,在学校里天天挨打、挨批斗,觉得受尽折磨,到这里才知道饥饿这条鞭子比世上任何鞭子都厉害,只要让我吃饱饭,我愿意天天挨打、挨批斗,那怕是打得遍体鳞伤,也比挨饿好。

我们学校另一个反革命学生刘令凯,与我同岁,也是法语系学生,比我低一届,其父是空军的一位高级将领,他有强烈的政治野心,文革初期,他就写大字报“外交部里有大鬼”,反外交部派来的工作组。66年底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刘、邓路线受到批刹,反工作组的立刻都成了英雄,造反派成了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刘令凯在外语学院组织了“6•16”反对周恩来,取名6•16是为了纪念他66年6月16号组织人赶工作组,尔后工作组为此把他打成反革命学生,1967年1月5号,刘令凯在天安门前贴大字报“周恩来,你要干什么”,次日清晨世界各国都报导了这张大字报,这是文革中反周恩来的第一张大字报。他被“红旗大队”扭送到公安部,当时“四人帮”正是上升兴旺之时,他立刻就被释放了。

回校后,刘令凯与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等紧密勾结,在67年反陈毅、周恩来的活动中,他是个干将,批斗陈毅,火烧英国代办处,都起了重要作用。到70年四人帮林彪逐渐失势。周恩来逐渐站稳,全国掀起了抓“5•16”运动,刘令凯这时才被投入监狱,他虽然是受中央文革控制的,入狱后,他拒绝作出任何交代,被关入狱中一年后即生肺病,为了留住活口,由周恩来亲自批示提高他的伙食标准,5年后他仍死于肺病。刘令凯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如果不是遇上文革大革命,他的才干或许会发挥在利国利民的事业上。不幸他生逢文革,成了四人帮的炮灰,葬送了自己年青的生命。
为了追求思想上、精神上的自由,我失去了人身自由。

透过铁窗,我仰望蓝天上飞翔的小鸟,啊,它们是多么自由,春天了,一只苍蝇穿过铁栅栏,飞进牢房,我看着它在囚室内飞来飞去。它能飞进来,可我的头却无法探出去,是啊,这铁栅栏本是为禁止人的自由而造的,苍蝇绕了一个圈子又飞了出去。它来去自由。一切有生命的动物都热爱自由。而我却被囚禁在这五步见方的牢笼里。
每个囚室门上都有个小窗。看守站在走廊里通过每个小窗子就可以监视每个囚室内的一切。有时,我会站在这小窗前,呆呆地望看我前面的这条走廊,窗子只有几寸大,我的视里只能看见4-5米的距离,可我的想象力并不差。我想只要我能走出这房门,我就能走到走廊里,只要到了走廊,沿着它一直往前走,就能走到厕所(每天早晨起床后,看守打开囚室,让我们上厕所,一次只限一个囚室,锁好前面一个的门,才打开第二个。开饭时,到走廊上取领时也是这样,从来不让二个囚室的人同时呆在一起),这种想象令我着迷,我时常久久地想象这种快乐的滋味,夜深人静时,听到远处传来的火车的嘶鸣声,我对自己说:高墙外面的那个大千世界还存在吗?那里车水马龙,有公园、有商店,有朝一日,我能离开这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跑,拚命地跑,跑遍北京城,直到累死倒在路旁。

我们是极少放风的,在我关押的半年中,也放过三次风。每次10分钟。在园中几米宽的地方走走。有时我感到自己6平米的牢房,犹如一个盒子,它真小,真结实,我想起童年看过的童话故事“有一个国王头上长了个角……”如果我的头上能长出个锐利的角,我有足够的力量跳起来,把房顶戳穿,使我得以逃之夭夭……。然而残酷的现实,永远不会有童话世界中的奇迹出现,这时我才理解动物园里的老虎,在笼子里,从这边走到那边,又从那边走到这边。来回、来回地走来走去,那是因为它焦躁不安,那是因为它感到愤怒,感到寂不可耐,一个被囚者的无可奈何。文革中半步桥监狱关押 的都是政治犯。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后,他们知道我的行为仅是我个人的,后面没有任何组织,为了图省事,他们就把我和别的囚犯关在一起,在我的同室难友中有“联动”分子,最小的不到16岁。“联动”全称为“北京市高级干部子女联会行动委员”。文革中除少数几个最高领导人,象中央文革等几个人之外,极大多数的部级干部,都受到冲击。那些在文革初期,挥舞皮带到处抄家,毒打地、富、反、坏、右的干部子女,后来改变了态度,他们认为文革中的一切坏事都是江青瞒着毛泽东自己干的,他们不愿相象,或者说根本不敢想毛泽东对文革因负什么责任。一方面他憎恨江青,一方面他们常望江青能慈悲为怀,把他们从狱中放出来,67年月有的一天,所有“联动“分子都被释放,释放前江青接见了他们说:“你们无罪,你们不是要将功赎罪,只是要将功补过……”。文革中的红卫兵是被利用,被遗弃的一代。

狱中有很多的规矩,女提审员可以审讯一个女犯,但男提审员不得一人审讯女犯,必须二人以上。工作人员永远不得背对囚犯。我们每二个星期洗一次澡,很少旋风,汉我们离开囚室去洗澡、放风,或受审时,总是我们在前,工作人员在后,他们从不会背对着我们。

管我案子的是二个男提审员,年青的叫邵江海,当时20多岁,岁数大的叫宁培儒,当时40多岁,有一次审讯中邵江海出去了,宁培儒站起来,走蛭窗前,背对着我说:“好好想想,这些事,这些话,是不是都是你说过,作过的?现在推翻还来得及,否则就太晚……。”如果是一个老于经验的人,必定会心神领会,知道外面还没有人能证明你什么。但当时我才21岁,天真幼稚,并没有理解他的意图。只是经过10年文革,我才知道为了保护无辜,他要冒多大的危险。在当时的红色恐怖中,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文革后,我再次遭受迫害,被打成疯女。
1985年,他已是北京政法学院的副院长,我曾恳求他再次帮助我,他却婉言拒绝了。他似乎觉得我总不“安分守已”。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文革中他自己也是受害者,而邓小平时代,他是个受益者。
与我同室关押的有个叫孙逊琳,她的父亲孙大光,是中国煤炭部部长,孙逊琳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她是“八一纵队”成员之一,该组织的目标是反对“中央文革”,“八一纵队”里还有几个部长级的孩子,苏晓前,李明清、董良翮 ,也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儿子。曾两次遭到逮捕。董必武在《闻酉儿于北京车站被捕》一诗中写道:闻尔重入狱,吾衰心更惊!卧床苦无梦,食饭竟忘盛。试飞曾折翼,语频或失声。恢恢天网大,疏释望新生。
李明清,其父亲李井泉是四川省省长。在我被释放回校后,在漫长的8年中戴着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天天打扫厕所、走廊,挨批斗,遭造反派的毒打,没有任何人理睬我,谁见了我都避得远远的。我有一个幼年时代的朋友,当时在北航读书,我有几次对她流露,这种日子不知何进是个尽头,如果只有死了才能到头的话,真不如早点死,她对我说:“比你惨的还有的是,在学校里,一般女生不打人,而男学生打女反革命学

生时,下手不算狠。67年的夏天,李明清从狱中出来,才一个星期,就被同学活活打死在学校的一颗树下。10年,20年,这种不正常的疯狂残暴会成为过去,你要活到那一天作为历史的见证”!
当时我们都是20岁出头的青年人。我们的青年时代是在毛泽东的红色恐怖中渡过的。李明清因为是走资派省长的儿子,就被与自己同龄的同学乱棒打死。北京航空学院是中国屈指可数的最好的最高学府。在它的校院里聚集的是中国的精英。文革时代的大学生星,知识精英,在毛泽东思想的鼓惑下,丧失了人的本性,复归到最野蛮的兽性。
在我囚室的对面,有个姓杨的女人,她因反对聂元梓而被捕。聂元梓当时只是北大的一个职工,是她第一个贴大字报“火烧”北大校党委的。毛泽东写了一张大安报支持她(我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借此在全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反聂元梓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在狱中看守百般的折磨她,甚至不给她手纸。因为她一个人关一个囚室。看守懒,就同时让我们二个囚室的人一起上厕所,我看见她没有手纸只得用手擦屁股,尔后用水洗手。我们是禁止说话的,更不可能递手纸给她。
我旁边的囚室,关的是一个疯子,夜深了,她还喊叫不止,开饭时,我到走廊上取饭的时候,经过她的囚室,门半掩着,我看见她蓬头垢面,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双手固定在腰上的一个约有5寸宽的皮带上,我不知道为何抓她,为什么她被关在这里。

还我自由,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67年初夏的一天早晨,女牢房被通知放风,出了牢笼,站在园子里,呼吸着清晨清新的空气,沐浴着和暖的阳光,我是多么快乐。我的同室难友孙逊琳对我说:“你看见那窗子吗?那个男学生就是苏晓前。”我看见二楼男牢房一个男囚正看着她,孙逊琳抬头仰望,不觉吟出了一句毛泽东诗词:“万花纷谢一时稀”而在此时看守说:“孙逊琳你在干什么”? 孙逊琳回答:“我没干什么”。看守说:“你给我立刻回去”。我对看守说:“她是在念毛主席诗词”。看守说:“方晓生你也立刻给我回去”。我们极少放风,我实不想回去,就顶了看守一句:“我没违犯什么规矩,凭什么让我回去”。看守说:“你给我立刻回去,今天早晨你不得吃早饭”。我一边往牢房走,一边说:“不吃就不吃”。九点早饭来时,轮到我们囚室,看守打开牢房,同室的三个难友拿着碗到走廊上去打饭,我坐着没动“方晓生打饭去”。看守说,“你不是说不让我吃饭的吗?”我说:“你说话只是恫吓人的吗!”我反唇相讥。看守气得啪的一下子锁上了门。看着她们三人吃得津津有味,我后悔了,顿顿吃了还饿得饥肠辘辘,这顿不吃如何才能捱到4点半那顿,看着她们啃着香喷喷的窝头,真恨不得能抢一个过来,唉,我这倔脾气害我吃多少苦。我闭眼睛决心不听也不看,希望她们能早点吃完。早饭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听见看守室里有人大声说话的声音,看守室是在走廊的第一间,我们似乎听见是我的提审员宁培儒的声音。我想大概是看守在告我的状了,随它去了,我已关在这里,他还能把我怎么样,顶多不给我放风罢了,总不见得杀我的头吧。

门打开了,看守对我说:“收拾你的东西。”我想是要我换个牢房与孙逊琳隔开,就胡乱地把东西堆了堆,拿在手上,看守说:“好好理理,放你出去。”我实再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些反中央文革的,反聂元梓的都关着不放,会放我?我把东西理的稍整齐了些,跟看守走到看守室,见宁培儒已等在那里,走到院子里,宁培儒对我说:“今天要放你,看守就是不同意,说放了你,以后很难管理牢房,你不遵守监规,对管教傲慢无礼”。 宁培儒在车子上再三的嘱咐我说:“你的错误是严重的,看你还年轻放你回去,回学校后不能再犯任何一点错误,否则将来是旧帐新帐一起算。”还我自由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想我至少要关三到五年,也许就象其他的犯人,二年后生肺病“饿毙”于牢房中。出狱后不久,我才知道为何会放了我。原来67年4、5月间,全国各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上海也不例外,我父亲是张春桥亲自点名的,进了领导班子,报上都有他的名子。我是沾了他的光,才从狱中放出来的。67年底,他再次被打例,因为他不愿忠于张春桥。他被送到上海郊区奉县,上海市委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至到四人帮例台。

一个敢于站着,而未受惩罚的女学生
北京外国语学院当时是外交部的附属学校,学校里的教职工是外交部的干部,学生都是未来的外交官,所以入学时政审都很严格。我们上面三届的66届67届68届或成份最不好的就是职员了。家里亲属中有被杀、和、押的是绝对进不了我们学校的。毛泽东搞“阶级斗争论“唯成份”论,到64年65年更是登峰造极。我们69届及下一届70届的学生,成份连城市职员都没有了,许多同学出身贫下中农来自偏僻的农村,同学中98%都是共青团员,不是团员几乎成了大罪,压力极大,每当他们要开会,让非团员出去时,我一个人走出教室,真是羞愧难当。

因此文革初期,全国乱斗黑五类时(地、富、反、坏、右子女)我们学校还很平静,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红玉类。北京外国语学院聚集了许多的干部子弟,部级干部子弟多如牛毛。文革中他们的家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他们对反革命的反感是必然的,只是从小生长在官场圈子里,他们说话作事都比较小心。
谢汉平是众多干部子女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她的身材具有东方人的苗条娇小,又有西方人的曲线美丰满,干部子弟给她起的外号是“外院的凤凰”,有多少男同学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但是她对我说,她对男人只有猎奇感。只要她得到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对她不再有神密感时,她就没兴趣了,跟一个男人生活一辈子实在太乏味了。这种思想在毛泽东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谢汉平的养父周大鹏文革是前中央调查部部长。生父原为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后被共产党策反搞特务活动,被国民党发觉后关入监狱。49年前死于苏州监狱。她母亲是苏州有名的美人也死于狱中,她及她弟弟谢小宝,是在中调部的幼儿园里长大的。周大鹏夫妇没有子女,经常在周末时把她们姐弟俩领回家。久而久之产生感情,后领养他们。

周大鹏,五级干部,身为中国共产党间谍机关的头头,在文革中仍不能幸免。67年初周大鹏夫妇被发现双双自杀在府上。根据医生的判断,夫妇俩不是同时吃安眠药的。周大鹏老婆比他晚吃5个小时,而且根据衣着的判断,周大鹏对自杀是有准备的,他洗过澡,穿着浴衣,而老婆并没思想准备,穿是的外出的衣服。显然他平日就对妻子谈过对文革的看法,妻子从外面回来,看见周大鹏服药自杀,她没有违背丈夫的意志,送他去医院抢救,而是随着他也吃安眠药自杀。死时甚至连睡衣也没换上,就急急追他而去了。

养父母自杀对谢汉平姐弟的打击是沉重的,他们又再次论为孤儿,家被封了,无法回去。生活到不愁,即使养父母很有钱(周大鹏的工资是400多元,是当时普通工人的10倍),中调部仍按烈士子女的标准给他们发生活费,每人每月25元。谢汉平并不因为养父是走资派而成了黑帮子女,她始终是烈士子弟,周大鹏自杀后,她和弟弟靠中调部发的25元烈士子女抚恤金生活。谢汉平对毛泽东十分仇恨,经常公开在同学中咒骂毛泽东。我从狱中释放回校后,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怕受牵连,她却经常与我接触。她是我所看到的唯一一个敢于站着而未遭惩罚的人。也许是“烈士子女”这块护身符使她免于受罚的吧。73年分配时她分在外交部。

不愿离者而离者,不愿合而合者
文革时各级领导都被打倒,低到科长处长,高到部长省长,统统都是走资派,干部子弟看清了自己是运动肃整的对象,大家心里十分沉闷,整天消遥,什么事都不作。
刘松云,俄语系70届学生,父亲刘晓,文革前是中共驻苏联大使。刘少奇、邓小平打倒后,刘晓就成了刘、邓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代表人物遭到批判。刘松云身材修长,气质高雅,虽不像谢汉平有令女人妒忌,男人频频回首之貌,但她高贵而冷漠,不愧是外交家的女儿。干部子弟中她为北外唯一“满分”的女生。男同学为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父亲打倒后,刘松云的命运也随之有了180度的大转弯。昔日的朋友都避的远远的。她形单只影,我时常看见她在校园中走过。她双眼低垂,毫无表情的面孔上,仍能察觉得到那种与众不同的高雅气质。

全康康,出身上海的工人家庭,是我系70届学生,像大多数的上海人,有点小聪明,小市民气味十足。他爱追逐女学生,目标不时更换,为了追求一个女同学曾在系里闹得满城风雨。73年我们分配的前夕突然传出大冷门,刘松云与全康康结婚,两人分配到上海,他们两人是什么时候谈“恋爱”的,谁都无从知道。一双无形的,强大的手——政治把他们捏合在一起了。政治可以把两个难解难绝然不同的男女捆绑在起来成为夫妻,也可以把恩爱夫妻活活拆散,52年的镇压反革命,57年的反右运动,多少人的妻子为了划清界线,为了使自己的子女前途不致毁灭,而强忍着泪,在离婚书上签字,共产党建国后,在各次运动中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流放大西北,身陷囹圄,不愿离而离者,不愿合而合者,他们那种伴随终身的苦痛是难以随时间的流逝而抚平的。马兴平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同住一个宿室,她父亲在部队里是少将。

她的面孔五官端正,轮廓分明,有如一座大理雕的西蠟女神像。马兴平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会弹钢琴,拉手风琴,她家里的条件十分优越,但从她睡的床可以看出她对自己十分刻薄,被子褥子都很溥,枕头又小又硬,在这么一张又硬又冷的头上睡觉,一般的人是难以忍受的,别人问她时,她总是说她不冷,她喜欢睡硬板床。我心里清楚,她是为了使自己不恋床,一醒来就立刻跳下床,她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刻苦读书的。她的分数几乎没有4分都是5分数。
我很尊敬她,她不像一般高干子弟,贪图享受,志大才疏,好逸恶劳,她是想干实事,也能干实事的人。她端庄秀丽的容貌,显赫的出身,优异的学习成绩,使许多男同学倾心,但真正敢于追求她的人并不多,我们法语系几乎没男生敢追求她,追求她的大多是外语系那些对她并不了解,而又自不量力的男同学。

仲全华是西班牙系四年级学生,父亲是南洋华侨,文革中仲全华参加刘令凯组织的“6,16”是刘令凯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在炮打周恩来的活动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70年代在“新文革”与“归政府”的斗争中“新文革”逐渐大势所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抓5,16分子的运动,整肃反对周恩来的势力,由于当时我校中央文革插手很深,学生的造反组织中反陈毅,反周恩来的势力很大。

69年毛泽东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进驻我校,刘令凯早在一年前就被捕入狱。8341进校后天天大会批小会斗。6,16的大小头目没有一个放过的。仲全华是67届的毕业生,67届都早已离开学校,仲全华因是6,16第二号人物没有被分配。马兴平与仲全华经常来往,从秘密到半公开,从半公开到无所顾忌,经常看到他们同出同进。随着运动的发展,对仲全华的批判也逐渐升级,经常召开全院师生大会批斗她。批斗会一结束,仲全华就往我们宿舍。我和别的同学看见他来就主动离开宿舍。经常在走廊里,人们能听见从宿舍里传来的吉他和手风琴的双重奏。有东南亚民歌,拉丁美洲民歌、苏联民歌。而这些外国民歌在文革中都是属于禁演禁唱的“大毒草”。从悠扬的琴声中,人们能感受到火辣辣的对爱情的追求与向往。不决于耳的飘荡在走廊里的情歌,与刚刚结束的批斗大会形成强烈的对比。大礼堂里三千人群情激愤高举毛泽东语录,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仲全华”“仲全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

宿舍里吉他,手风琴对弹,异国情调的小夜曲,是对爱情的倾述,也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情嘲讽。不久马兴平接到父亲在石家庄病危的通知。马兴平赶到石家庄,才知道这是8341部队与父亲合作的圈套。她被父亲关在石家庄。几个月后仲全华被公安局押走被判了二年徒刑。马兴平回校后人显得十分憔悴,她沉默寡语,同学们也没有一个敢问她的。不久她与一个只认识了一个月的部队干部结了婚。73年分配时,她分配在总参外事局。 少年时代的超越阶级的爱情破灭了。马兴平重新回到父亲为她准备好的社会界层里。

文革中现行反革命的亲属与朋友都是受到株连的,我有一个同学【杨**】,其父是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我亲眼看到在一次批斗她父亲的大会上,她把一桶浆糊倒在他父亲的头上,并给他父亲戴高帽子,以示自己已划清界线,如对批判对象抱有同情心的话,自己也难逃恶运。
文革前陈丕显是上海市市委书记,他的秘书因不愿揭发他而夫妇双双自杀身死。在批斗某某走资派时,必定揪他老婆心腹部下(称知情人)陪斗。一人当道鸡犬升天,一人有罪株连九族,在中共的统治下表现得更充分。这种封建制度扭曲人性,抑制了人善良的天性。而将恶的一面让其充分发挥。江青一句“文攻武卫”使武斗合法化,为利益之争,人们拉山头,结宗派,文革中在武斗中丧生的人不下与国内战争。就是根据中国官方的报道“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1千4百万”。道德的沦丧,对前途的望,已达到顶点,毛泽东死后,文革结束,人们期待邓小平出来扭转乾坤,振兴中华,但邓小平辜负了人民对他的期望。“6.4”死难者的鲜血再次告诉人民,中国人民需要一个健全的制度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把10亿人民的命运寄托在一个开明的君主的出现是愚蠢的。一个优秀的人在罪恶的制度下也会胡作非为。一个再坏的人在健康的制度下,也无能为力。
1979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外国语学院,给我单位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来函,为
我这个现行反革命份子正式平反。但我并没有像千千万万文革的受害者,就此得以解脱,在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下,我有如一个麻疯病人,人见人怕,成了30多岁没人要的老姑娘。文革的结束,并没有结束我的悲惨命运,只是另一个更为恐怖的恶梦的开始,因为我拒绝匍伏在地下敬拜毛泽东,触犯了皇上毛泽东的尊严,而获罪下狱。文革后因为直言,冒犯了土皇帝,而被扣上“精神病患者”的帽子达10年之久,曾被多次强行关入疯人院。我奋斗了10年,直到我去国离乡,都未能为自己正名。

只因为他是副市长,就可以不要任何证据加害一个人
1973年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我校是外交部的附属学校,90%的毕业生都分配在外交部,作为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分配的还算不错,回到了我生活了20年的上海。当然不能从事机要工作(所谓的涉外工作),我分配到上海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做翻译工作。76年四人帮倒台,我满以为历时10年的苦难算到尽头,然而要否定文革阻力却很大,有些身居要职的人并不愿意否定文革,身为上海市副市长兼上海市外事办主任的赵行志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所决定的。文革中他是外交部副部长,以风派人物恶称。在毛泽东与周恩来,新文革与归政府的斗争中,他见风使舵,文革初他组织人写大字报坚决保陈毅 --当时的外交部部长。

陈毅是周恩来一手培养提拔的亲信,因此炮打陈毅成了四人帮倒周的必要手段,在文革中期四人帮得势时,赵行志就大整保陈保周的同事,以此讨好江青,保住自己的地位,他政治嗅觉灵敏,善于利用他人,文过饰非。作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我对外交部的运动是有所知闻的。文革结束后,赵行志在上海的一次万人大会上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全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一个人在上海,我作为文革的一个受害者,当然很反感。在家里,在干部子弟中,朋友中,我谈论过对赵行志的看法。我的弟弟李效仆小名李小浒,文革中当父亲受到冲击时,曾参加过联动的活动而受整,72年回上海后,他思想消沉,每天吃喝玩乐玩女人,我对他说:“我们失去整整10年时间,现在应该抓紧时间学些东西。”他听不进,一方面他在上海玩女人,一方追求北京一个部长的女儿。该女孩是我的好朋友,上进心很强,又有正义感,我从监狱中出来后不久,她便来学校看我,这在当时是要早风险的,出于对这女孩的友谊,我把李小浒的情况告诉了这女孩,小浒就此种下仇恨的种子,把我在社会上谈论关于赵行志的看法传给赵行志。赵行志有四个儿子与小浒都差不多大,小浒经常去他家玩。1976年我父亲官复原职,父亲从60年供起就一直是上海市财贸部部长。他利用父亲的关系进行官倒,牟取暴利。在我劝阻不成时,我写信给上海市最高检察院,要求查处,没想到没触到他一根汗毛,而他竟然会知道我曾写信告发。在家里李小浒指桑骂槐,说下次再告发就打断我的脊梁骨。

李小浒读了6年小学,2年初中,他厌恶读书,但却精于吃喝玩乐,他的赌技当时在上海的干部子弟中是有名气的。77年一次他在上海永嘉路赌博,被警察局发现,逮捕了在场的10多名赌徒,由于赌资巨大,赌徒多是累犯,10多人都判了2到10年不等徒刑。送到青海劳改农场,只有李小浒例外。他甚至连一份检查都没写过,就出了公安局。事后我父亲知道此事,对我母亲很不满。李小浒写了三页的检查交给我母亲,奇怪的是交给我母亲而不是公安局。在大陸中国官与法的关系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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