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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自贡文革红卫兵小报兴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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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文革红卫兵小报兴亡录

王锐

  笔者收藏与研究文革小报多年,对本地的文革小报,应是有些发言权。在《自贡文革大事记》(未定稿)中,曾附有一个《自贡文革小报目录》,其中记录了笔者收藏与见过的自贡文革小报30余种(多数为油印,铅印小报仅数种)。

  这里仅谈及文革时期,自贡出版的红卫兵小报(不包括荣县、富顺两县)。且只论及正规“铅印小报”,不涉及“油印小报”。

◇ 《红色恐怖报》横空出世

  自贡红卫兵小报的油印版,大约兴起于1966年9、10月份。其时,市内各主要中学的学生造反派团队纷纷成立(那时自贡无高校,中学生成了本市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及引领者),对此前官办的红卫兵组织形成强烈冲击。

  学生造反派崛起后,要占领舆论,向社会及民众表达自己的文革诉求,当时除贴写大字报、大标语外,就是创办自己的报纸。红卫兵小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起的。

  自贡最早的红卫兵报,都是油印小报。这是因为,其时自贡能印铅印报纸的,仅《自贡报》印刷厂一家。而该厂自建厂以来,被官方牢牢控制着,学生造反派无法染指。

  最早的油印小报,形形色色,大多印得粗糙简陋,不忍目视。宣传舆论效果,自是差了很多。因此,创办一份自家控制的铅印小报,成了自贡红卫兵造反派的梦想。

  这个梦想,一直到1966年接近年底,才终于得以实现。

  1966年12月14日,一份名为《红色恐怖报》(特刊)的铅印小报,在自贡横空出世。

  “红色恐怖”这几个字,如今读来,肯定会让人联想到恐怖分子,或恐怖行为、恐怖事件等等,不免感到触目惊心,背生寒意。况且,仅那报名,即可能触及国家《反恐怖法》。可在当时,却是让意气风发的红卫兵们,视为“革命时髦”,对之大肆宣扬。

  “红色恐怖”一词的发明权,据笔者所知,倒不在用此作报名的自贡二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这里,而在天子脚下,京城里面的北京六中。

  1966年9、10月间,北京六中以“红二代”为主的学生红卫兵,在校内私设“临时监狱”,关押拷打所谓的“黑帮”,及他们看不顺眼的任何人。将人活活打死后,竟然用死者鲜血,在墙上写下“红色恐怖万岁”几个大字,以此为乐,以此为荣。当年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的所谓“红二代”,其“文革暴行”,可说旷世少有,罄竹难书。

  平心而论,自贡的红卫兵,哪怕造反派红卫兵,虽然批斗及其他场合,偶尔也有动手打人的事发生,但大多数时候,是动口不动手。不过,其对“红色恐怖”的向往,心理上却是一致的。不然,不会将其作为小报的报名。

  这份《红色恐怖报》,最早仍是油印小报,传播范围及影响有限。笔者文革一直在自贡,就从未见过哪怕一份油印《红色恐怖报》。

  可以说,《红色恐怖报》能出铅印特刊,应当感谢《自贡报》。当然,这个感谢应当打上引号。归根结底,是《自贡报》成了它的“靶子”,成了它批判攻击的头号目标,这份《红色恐怖报》特刊才得以问世。

  从内容看,这期《红色恐怖报》(特刊),应算以前那份油印《红色恐怖报》的合刊,所载文章,大都在此前的数期油印小报上登载过。只不过,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发了一个措词严厉的“编者的话”。

  “编者的话”称:在这次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揭发了《自贡报》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为了便于大家进一步认清《自贡报》和自贡市委的反动面目,给予彻底揭发和批判,我们特将《自贡报》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分辑摘编,供大家参考。
  《自贡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是极端严重的。这是自贡市委内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野心的大暴露。我们揭发批判《自贡报》和自贡市委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

  “编者的话”最后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保证我们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还号召:“我们热切地希望全体革命同志和我们一起彻底揭发批判《自贡报》、自贡市委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有意思的是,这期猛烈攻击《自贡报》的《红色恐怖报》(特刊),竟然被自贡二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为首的造反派红卫兵,强令必须随当天的《自贡报》一起,送到每个订户及读者手中。

  如此看,当天的《自贡报》印了多少份,这《红色恐怖报》(特刊)也一样被强令印了多少份,肯定只多不少。而且,报纸发送,事关邮电部门,不是《自贡报》能决定的事,必经市委批准同意才行。

  自贡造反派红卫兵此举,仿效的是前不久上海红卫兵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做法。强令他们批判攻击《解放日报》的那份《红卫战报》第9期,必须随当天的《解放日报》一起送到每个订户及读者手中。《解放日报》不肯答应,造反派红卫兵就强行进驻报社,造成《解放日报》停刊的严重事件。最后,在王洪文带领的上海工总司强力支持下,上海红卫兵大获全胜,上海市委被迫同意了对方要求。那份《红卫战报》第9期,在报社印刷厂强印20多万份,随当天的《解放日报》一起发行。

  此次《自贡报》的较量,报社一边自然也败走麦城。这是因为,此时不仅《自贡报》报社,连自贡市委也陷入风雨飘摇中,自身难保。这份《红色恐怖报》(特刊),也就随当天的《自贡报》一起送到每个订户手中。

  此后,铅印版的《红色恐怖报》,还陆续出刊了多期。

◇ 《自贡报》为何成了首要攻击目标

  红卫兵造反派在自贡崛起以来,其最终目标,是要打倒整垮自贡市委。而文革之初,毛泽东要整垮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就是先拿《北京晚报》及《北京日报》开刀。由此,各省市造反派、红卫兵要打倒当地的省、市委时,首先选择的突破口,就是当地的党报党刊。

  自贡的造反派红卫兵要整倒自贡市委,也如法炮制,首先将矛头指向了自贡市委机关报《自贡报》。

  1966年10月20日,自贡二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主办的《红色恐怖报》油印版,发表“编辑部文章”:《从自贡报的反动立场看自贡市委的丑恶嘴脸》。文章称:“从《自贡报》这些严重问题来看,我们可以大胆怀疑:市委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政治问题!它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还值得打上一个大问号!”

  文章还警告说:“我们要向市委,特别是它的代表——自贡市委宣传部主管的《自贡报》大喝一声:你们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绝路!如果不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低头认罪决没有你们的好下场!”

  11月2日,《红色恐怖报》再次发表“编辑部文章”:《造自贡报编辑部的反》。这次的“编辑部文章”,攻击《自贡报》编辑部及自贡市委的调门,又提高了不少。

  文章宣称:“这条毒蛇就是《自贡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已经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营垒。他们利用《自贡报》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射出了无数毒箭。”

  “编辑部文章”还进一步宣称:“这条毒蛇老巢就是自贡市委。这个市委已经成了《自贡报》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策源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更成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黑色司令部。这个市委中的一小撮钻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利用自己的职权,已经干尽了反党反人民的坏事。他们把《自贡报》作为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进攻的前沿阵地。”

  把《自贡报》比作“毒蛇”,把自贡市委视为“毒蛇老巢”,如此激烈的攻击性语言,如此高的上纲上线批判调门,表明以自贡二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为首的红卫兵造反派,已经完全把《自贡报》及自贡市委,视为反动势力及打倒目标,必欲整垮而后快。

  1966年11月,自贡二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组建了一个小分队,强行进驻《自贡报》社。学生“小分队”与报社内部造反派联合一起,协同作战,全力以赴揭批查找问题,搜集《自贡报》的相关材料,摆出一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进攻姿态。

  由此,《自贡报》的处境日益艰难,离被查封关门,已为期不远了。

  1967年1月2日下午,在闹市区十字口(文革中更名为“英雄口”)广场,由79个革命造反派团队联合召开了“声讨《自贡报》罪行大会”。会上宣布:从即日起,封闭《自贡报》地方版,报上只刊载新华社电讯及中央报纸文章。

  半个月之后的1月16日,《自贡报》终于被造反派全面夺权接管。

◇ 《公社之声》生不逢时

  自贡红卫兵造反派成了主流派别后,在自贡军方(市武装部)协调引导下,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全市性的学生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公社”。这是1967年1月份的事。

  “毛泽东主义公社”成立后,开始筹划创办一份正式的铅印红卫兵小报。

  1967年3月初,一份名为《公社之声》的铅印小报,在自贡创刊问世。《公社之声》是如《自贡报》一样的4开4版小报,系“毛泽东主义公社”的机关报。

  不过,从大的文革形势来看,这份《公社之声》,创刊问世不是时候。这是因为,从1967年2月中旬开始,四川文革局势发生了大逆转。以中央军委“2·17信件”为发端,掌控全川局势的成都军区为首的四川军方,开始了“二月镇反”。各地大批造反团队被打为“反革命组织”,主要的造反派头头及成员,被捕入狱。

  市武装部为首的自贡军方,一直支持造反派之故,自贡地区的“镇反”开始稍迟。3月初,成都军区派内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尚武带军区独立团进驻自贡,接管了全市“支左”大权,市武装部领导班子遭到清洗。《公社之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刊的,所以说它“生不逢时”。

  有鉴于文革局势的逆转,一向激进的“毛泽东主义公社”,也不得不在3月6日出刊的《公社之声》第2期上,一改以往火药味十足的激进好斗风格,从内容到版面都显得低调、平和,极像一份官报,而不是造反意味浓厚的红卫兵小报。

  尽管如此,《公社之声》仍然没逃脱被停刊的命运。在勉强出了第2期后,这份全市唯一的红卫兵小报,还是被停刊了,编辑部办公室亦被查封。这份《公社之声》第2期,没宣告停刊启事的“停刊号”。

  然而,仅仅一个月后,文革局势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大逆转。在中共中央甚至是毛泽东本人直接干预下,成都军区主导的“二月镇反”,被中央彻底否定。全川而言,被捕入狱的造反派全部释放,并重新崛起,成了掌控局势主流派。

  《公社之声》得以于4月中旬复刊。复刊的初始阶段,是每期4开2版格式。试刊几期之后,恢复成4开4版的格局。

  复刊后的《公社之声》,立即恢复了火药味十足的战斗风格,其攻击矛头,首先自然是指向在自贡主持“镇反”的刘尚武为首军方,及执行“镇反”捕人的,原“自贡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

  由此,4月15日,《公社之声》复刊后的第2期(即第4号),即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载了那篇震动全市的《敦促自贡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投降书》。这个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是刘尚武带独立团进驻自贡后,为开展“镇反”仓促建立起来的,无合法程序。

  这篇《敦促自贡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投降书》,由自贡市毛泽东主义公社,和首都红代会“反逆流”兵团联合署名。文章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现在是彻底清算你们的罪行的时候了!”

  4月19日,《公社之声》第6号,又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载了,自贡市毛泽东主义公社,和首都红代会“反逆流”兵团联合署名的《关于打倒刘尚武的联合声明》。

  《公社之声》刊载这些文章,在社会各界造成的震动和影响,是相当大的。要知道,4月中旬那个时候,局势仍很紧张,且有些变幻莫测。刘尚武为首独立团还掌握着枪杆子,驻军安在十字口广场左侧,市二轻局四楼平台上的武装士兵岗哨,仍昼夜监视着整个城市的动静。大多数造反派头头及骨干,还被关在监狱里未释放。关押在“五云村看守所”的几百造反派,虽在4月7日至4月9日,举行了为期三天的“集体绝食”,但外界对此几一无所知。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还控制着全市警力和监狱,拥有捕人关人权。

  所以说,《公社之声》这些举措,是相当大胆,需要些胆识和勇气的。也由此,《公社之声》当时收获了相当多的人心。其时,每期刚出印厂,还散发着油墨味的《公社之声》一到闹市街头,市民即争着抢购,互相传阅。

  直到“市无司”(即后来的“市工代会”)等主办《盐都炮声》创刊为止,这份《公社之声》小报,是当年自贡地区唯一由造反派主办的铅印小报,在坊间有较大的影响和较佳的口碑。

  《公社之声》一直出刊到1967年7月初,被《自贡红卫兵》报取代为止。笔者收藏的最后一期《公社之声》,是该报出的“七一专刊”,出报时间是1967年7月1日。其报头上无期号,但在第四版最下面,用小字注有,“第24期”字样。

  由此,这份《公社之声》,从1967年3月初创刊,到1967年7月初终刊,一共出报24期。

◇ 《自贡红卫兵》创刊

  1967年7月8至12日,“自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在市工人文化宫隆重召开。

  实现大联合,建立各级“红代会”,这是毛泽东及中央,打算将红卫兵运动纳入正轨,并最终取代“共青团”的一个重大举措。

  7月10日,《自贡红卫兵》报创刊。这份《自贡红卫兵》,作为“市红代会”的机关报,并取代了原先的《公社之声》。

  这期《自贡红卫兵》创刊号,破例印成对开大报(与《人民日报》、《四川日报》一样规格),而且是套红印刷。创刊号第一版,全文刊载“自贡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另外还刊载了《告全省红卫兵书》,以及《自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

  有意思的是,这期《自贡红卫兵》创刊号上,还刊发了一幅照片,所展示的是“自贡红代会”的三个红卫兵袖章。照片说明文字写道:这三个“自贡红代会”的红卫兵袖章,分别赠给伟大领袖毛泽东,副统帅林彪,及江青同志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

  现在来看,“自贡红代会”的头头,此举显然有点自作多情了。当年各省、市、自治区各级“红代会”简直多如牛毛。每家“红代会”都把自家红卫兵袖章,送给毛、林、江,中南海及钓鱼台,不知要好大一个仓库才能装得下!估计,这类赠品,还没到中南海或者钓鱼台那种核心地方,就被扫弃在哪个垃圾堆里了。

  这份《自贡红卫兵》报,创刊以来直到终刊,其风格稍显平稳,既没有原《公社之声》那样锋芒毕露,一副天不怕,地不怕姿态;也不如后来创刊,由“市工代会”等主办《盐都炮声》那样富有攻击性。总之,所出刊的30多期《自贡红卫兵》,没有什么特别出格的举动。

  其总体精神和办报方针,是紧跟中央“两报一刊”(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上面批刘少奇,也紧跟批刘;上面批彭德怀、罗瑞卿,它亦紧跟批彭德怀、罗瑞卿。

  值得一提的是,《自贡红卫兵》报红27期(总51期),在一版头条位置,醒目刊载了一份内部电文:《中国共产党成都军区委员会决定》。全文如下:

自贡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自贡市武装部,并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军区党委常委第三百三十次会议讨论并批准了自贡市革筹小组《关于建立四川省自贡市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自贡市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李宗白、冯金璋、张崇亮、赵斌、李秉玉、林振礼、储成明、周光文、陈永发、吴纪昌、谢文清、陈显生、潘明举、孙科明、彭朝游十五人组成。由李宗白同志任主任,冯金璋、张崇亮二同志任副主任。
中国共产党成都军区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这个名单,就是文革中新建立的所谓“自贡市革命委员会”,用以取代原自贡市委、自贡市人委(市政府),其第一届班子成员名单。

  其中,李宗白、张崇亮、赵斌、李秉玉来自军队,李、张、赵,是市武装部领导,李秉玉是驻自贡的陆军第54医院的政委;冯金璋、林振礼、储成明三人,是革命干部代表,来自自贡市委、市监委(即现今市纪委);周光文、陈永发、吴纪昌三人,是工人代表,来自“市工代会”;谢文清、陈显生二人,是贫下中农代表,来自“市农代会”;潘明举、孙科明二人,是学生代表,来自“市红代会”;彭朝游是公检法机关代表,来自市公安局“红色公安造反司令部”。

  也由此,这份《自贡红卫兵》报红27期,具有难得的文献价值。

  据笔者收集所藏,《自贡红卫兵》报出刊到第57期(应是总57期),出刊时间是1968年8月。除去前面24期《公社之声》,《自贡红卫兵》报实际出刊33期。

  这期《自贡红卫兵》报,又破例出刊对开大报。主要内容,是为配合当时的“清队”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在职工队伍、造反派内部,寻找并揪出“阶级敌人”。《自贡红卫兵》报又将攻击矛头,指向了已被造反派掌权的《自贡报》社内部。报社内被点名攻击者,有于光、何青等。这些人,大都是文革初期最早起来造反的“老造反”。

  《自贡红卫兵》此举,当然在全市造反派内部,引起了相当争议。不过,从全国来讲,红卫兵运动己逐渐从低潮走向衰落。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自贡红代会”的全体成员,包括已经进入“市革委会”任职的孙科明、潘明举等头头,迎接他们的,都是下乡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命运。

  《自贡红卫兵》亦因之停刊。自《自贡红卫兵》第57期后,就再没有出刊。

  红卫兵小报的没落,标志着红卫兵运动走向衰亡。曾经声称要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毛泽东而战”,在文革舞台上冲锋陷阵,风光无限的红卫兵,就此被毛泽东本人,毫不留情地从政治舞台上“扫地出门”。

  2019年9月下旬于自贡危楼斋

□ 《南湖雅集》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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