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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及困难时期]卢永根: 下放新会农村的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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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布衣院士”: 忆在新会的日日夜夜
2019-04-24

国内知名的“布衣院士”卢永根,2017年将毕生积蓄880多万元无偿捐给华南农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作为一名有着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和作物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卢永根一辈子潜心农业教育和科研事业,一生践行入党誓言。即使在病房,他也申请成立临时党支部坚持学习。卢永根的事迹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和媒体关注。

近日,圭峰会城的工作人员在搜集整理文史资料时发现,1958年,作为华南农学院(现华南农业大学)学生的卢永根在新会大泽进行过生产劳动。据悉,为了贯彻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致命伤,从当年2月份开始,华南农学院实行“边耕边读”;10月,为贯彻中央关于全国农业院校师生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一年的决议,该学院决定全院五分之三的师生下放农村,五分之二的师生留在校农场参加生产劳动,组织上安排卢永根下放新会大队。根据2015年卢永根撰写的《下放新会农村的日日夜夜》,我们整理了他在新会大队的一些趣闻轶事。

下放新会农村的日日夜夜


全院师生下放农村劳动一年


1958年,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全国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意气风发,敢想敢干。各地农村纷纷放出“高产卫星”,粮食亩产上万斤已成为新闻报导的常态。不甘落后,学院的实验农场也掀起了水稻亩产七万斤试验的热潮。为了贯彻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致命伤。从2月份开始,学院实行“边耕边读”。10月份,为贯彻中央关于全国农业院校师生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一年的决议,学院决定全院五分之三的师生(其中学生1275人,教工194人,共1469人)下放农村,五分之二的师生留校农场参加生产劳动。

师生下放佛山、汕头、湛江、惠阳、高要、合浦、韶关、海南等8个专区和番禺一个县。每个下放点成立一个大队,下设若干小队。大队长由党员领导干部担任,副大队长由学生担任。组织上安排我下放新会大队(属佛山专区)。我们的大队长是伍伯坚,副大队长是陈照林同学。

10月份各大队师生陆续出发奔赴农村。8月至11月份,我同畜牧兽医系的张天佑老师被派参加省委工作团海南分团,到文昌县工作三个月,主要任务是推动晚稻田间管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我是结束海南工作后,独自到新会大队报到的。

下放新会大队小泽小队部分师生在队部前合影(前排左1为卢永根,左3为武宣黄;二排右1为阮友班,左3为茹皆耀)。

闻名遐迩的新会县和大泽公社

在大跃进年代,广东的新会县是颇负盛名的。废物利用、工具改革、山洞养猪、龙榜社积肥、劳动大学(建在圭峰山上)和爱国卫生运动等先进经验均在全国广泛宣传报导。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亲临该县考察,更使新会红得发紫,“好像一枝花”(一首歌颂新会的歌叫《新会,好像一枝花》)。

新会县有个大泽公社,该公社的五和二社出了个农民水稻育种家周汉华,据说他利用水稻和高粱远缘杂交成功,培育出穗大秆高的品种,轰动一时。周总理在县委书记党向民陪同下,亲自到周汉华的试验田参观,并接见他的一家。跟着全国很多专家和技术员纷纷到新会县考察和蹲点。这就是华农下放佛山地区选择新会县大泽公社的主要原因。

从广州到新会交通十分方便,水路和陆路畅通。大队人马出行选择水路,更经济、方便。自广州乘拖渡(又称“花尾渡”)或红星号汽轮到江门,晚发朝至。在江门乘汽车经会城镇即可到达大泽公社。

下放新会大队的大队部设在大泽公社党委内,大队下沿公路在五和、小泽、大泽(北闸)和北洋设四个小队。除五和属半山区,其余均属平原区。

我被任命为小泽小队队长,教工何谓贞和学生高溥铿任副队长。

《万车游行》——大泽公社的招牌歌

当地称木制的独轮车为“车仔”。由于车轴不是滚珠轴承,行进时由于车轮和车轴间的磨擦而发出“咿咿屹(广州话读ngat)屹”的声音,故又名“鸡公车”。大泽公社在工具改革中一马当先。为提高工效,改变肩挑背负的状况,大力推广独轮车,实行运输“车仔化”,并独出心裁地在公社范围内举办独轮车游行,号称“万车游行”,以扩大声势。著名广东音乐作曲家和演奏家黄锦培赴大泽公社体验生活,创作出脍炙人口的广州方言歌《万车游行》。歌词道:

“咿咿屹,屹屹呀咿,万车游行咯实出奇,气势如龙壮大无比,送到那扁担把车来推,大泽人民欢天喜地,推车运输笑开眉呀……”

“咿咿屹,屹屹呀咿,禾田最要紧多送肥,今天跃进还要兴修水利,人手不够枉费心机,大泽人民欢天喜地,推车运输笑开眉呀……”

我们初到大泽,即听到公社的中学生合唱团在小提琴伴奏下演唱《万车游行》歌,十分悦耳动听,很易朗朗上口。很快,下放新会大队的师生都学会演唱,合唱《万车游行》成为师生集会时的当然节目。

在新会县大泽公社礼堂前(自右起:莫强、李乃铭、卢永根、伍伯坚、陈照林)。

周书记杀羊款待

大泽公社党委书记周昌水,本地人,三十出头,个子不大。因陪同周总理考察周汉华的水稻试验而扬名。他在公社农械厂用旧零件装配了一部摩托车,开起来一起一伏像骑马,尾部冒出浓浓黑烟。当时很少摩托车,能骑摩托车显得很时尚。他妻子是会城镇一所幼儿园的老师,刚结婚不久,家安在会城,他经常骑摩托车来往会城和大泽。在公路上老远就知道周书记要来了。他遇到华农师生时总会打招呼,十分友善。

他的普通话很蹩脚,把大队长伍伯坚的名字念成“五百斤”,引得哄堂大笑。他很好客,每当华农全体师生要到大泽公社礼堂集中活动时,或听大队长传达中央或学院党委指示,或安排一些专业老师上专题课。这时大伙都在公社党委的食堂搭膳,周书记就会通知伙房当日杀羊一头加菜,以示慰问。这是开头几个月的事,以后由于物资供应的形势日趋严峻,这个节目就自动取消了。

深翻改土彻夜挑灯苦战

正好土壤农化教授茹皆耀下放小泽,有同学提出深翻改土,为翌春搞高产试验打基础。在茹教授的指导下,计算在理论产量指标下的根深、土壤结构、土壤容积、各营养元素需量等因素,确定深翻的深度、掺沙量和基肥量。取得生产队长阿国的同意后,选定靠公路的一块稻田深翻,决定同社员一道挑灯夜战。那时是11月中下旬,天气还不算太冷,劳动起来全身发热冒汗,穿一件单衣即可。全部人马分两部分,一部分到七堡河边挑沙。从深翻稻田到河边足足有一、二公里路,挑着上百斤的沙也是顶费劲的。另一部分负责挖土,小心把表土挖起放到另一田块,以后再铺回,尽量不打乱土层。田埂四周用竹子搭成三脚架挂起汽灯,光芒四射,如同白昼,好一派战天斗地的景象。人流在田里穿梭,拿锄头的和挑扁担的川流不息。下半夜,生产队长派人送来热番薯作夜餐,各人自然分成几个摊子围拢坐下来,边吃边闲聊,有说有笑,十分欢乐。苦战到天亮前才结束。大家够累了,小队长宣布明日推迟起床时间。

“潘教头”棒杀眼镜蛇

外语教师潘润智,广西人,浙江大学外语系毕业,曾参加抗美授朝,在朝鲜做过教育美国战俘的工作,后转业来我院任教。潘老师精通太极拳,又懂得玩枪弄棒,故有“潘教头”之称。这次潘老师和范怀忠教授等一同下放五和小队。一天夜晚,范老师在门外发现一条又长又大的眼镜蛇,吓得面如土色,大呼:“有蛇啊!”潘老师闻声走出,镇定自若,拿起木棒,手起棒落,当场把蛇头打开花,并把它烹成美味的“蛇羹”,全小队大快朵颐。此事很快传遍整个大队,成为当时一段时间的话题。

芭蕉秆炼制“治倒素”

在小泽村后种有一块秋播的冬小麦田,由于肥水充足,整片麦田长相绿油油,十分可爱,丰收在望。不久出穗扬花,下一场雨后全部倒伏。怎么办?大家议论纷纷。有人提出小麦倒伏是由于缺钾致麦秆强度不足,应大力补充钾元素。又有人提出芭蕉秆(假茎)富含钾元素,可用以熬炼成“治倒素”。几位同学用一口破铁锅熬了几天以后,所得“治倒素”全部喷洒到麦田,但麦秆始终未能再立起来。这是一种毫无科学根据的盲目行为,经《下放新会大队通讯》宣传,到处仿效,害人不浅。

鲫鱼山老烟农现场传技

学院规定,下放师生主要时间同社员一道参加生产劳动,但也可抽出一定时间开展科学实验和教学活动。教学工作可以由下放老师结合当地实际讲专题课。范怀忠教授和李乃铭老师分别在大泽公社礼堂讲过专题课。也可以拜当地土专家为师,请老农讲课。大泽公社的鲫鱼山属于半山区,盛产日晒红烟。大队曾组织一次到鲫鱼山现场上烟草栽培课。烟田成为了黑板和实验室。老农站在田中讲解,莫强老师在旁有时作必要的理论解释,效果很好。如老农说要少施厩肥多施草木灰,否则会降低烟草的品质。莫老师当场解释,可燃性是烟草的重要品质之一,厩肥多施会增加烟草的含氮量,降低可燃性,相反,草木灰富含钾元素,烟草含钾量提高,可提高可燃性。大家普遍对这种教学方式满意和欢迎。

放“插秧卫星”,“烟佬”彭永屯夺冠后倒地

1959年春耕,新会各地陆续开始插秧。新会大队组织一次插秧大比武,放“插秧卫星”。由各小队选出代表2人,看每人一天能插多少面积。不要求株行距和整齐度。时间由天蒙蒙亮开始到日落结束,有专人负责掌握时间。小泽小队选出彭永屯和沈春霖两同学。彭高个子,讲话有点口吃,客家人,整天口不离烟,是个大烟瘾,绰号叫“烟佬”。各就各位,一声号令,插秧开始。参赛者下田后不得再上田,要稍事休息,也只能站在田内。旁边有人准备好糖水随时供应。“烟佬”要抽烟时有人递给他已点着的纸烟。各人只赶进度,秧插得歪歪扭扭。天已变黑,一声哨子,全场插秧结束。测算结果,彭永屯一天亩插2亩3分,获全场冠军,放了个插秧大卫星。此时彭已累到倒地,走不动了,由几位同学抬他回住所。大队部组织队伍,敲锣打鼓游行到会城镇向新会县委报喜,县委立即复函表彰和慰勉。

维叔和公共食堂的兴衰

在到处放粮食高产卫星和层层虚报产量的情况下,使高层领导头脑发热,认为粮食多到不得了,于是广东提出放开肚皮日吃三顿干饭的指示。小泽生产队亦办起了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生产队推社员维叔出来主持公共食堂。维叔约四十出头,年青时曾在广州的茶楼当过茶房,见多识广,很健谈,和同学们相处很好。饭堂开张那天加菜,大鱼大肉,吃饭不定量不收钱,大家吃得十分高兴和满意。这时,灶头上面横挂着一根竹秆,吊着腊肉、腊鸭、烧鹅、叉烧和各式时菜,好一派兴旺景象。但好景不长,从秋收后兴办食堂开始,至春节前后,饭堂已逐渐衰落。从打饭不定量,到打饭定量,用秤秤饭。从饭菜全部供应到只供应白饭。春节前,社员已停止到饭堂打饭,恢复各家自煮。竹秆上吊着的肉和菜,早已自动消失。下放师生仍在饭堂搭伙。除夕吃的一顿“菜茶”,算是公共饭堂的最后一顿饭。所谓“菜茶”,是用猪肉、番薯和芥菜等熬汤,然后下用糖做馅的元宵,汤是咸的但元宵是甜的,咸甜味相交,别有一番风味。可能上级已觉察到农村的口粮形势日益严峻,加上新会大队有十多名越南留学生,要考虑国际政治影响,公共食堂停办后不久,我们即结束下放撤回广州。

在新会县大泽公社农业研究所门前 ,自右起:伍伯坚、周汉华(农民育种家)、卢永根、黄文彬(县农业局技术员)、陈赞林。

后记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对于我们这辈人,是永远不会忘怀的。“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敢想就有可能,敢干就能实现”是当时最典型的“唯意志论”的口号。在当中我们干过多少“蠢事”、“傻事”和“错事”?有上千万农业人口非正常死亡,损失是惨重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实践证明,大跃进运动是完全错误的,是极左路线的充分体现。但是,我们也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吸取这个教训。当时广大群众为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和建设美好幸福生活的渴望而产生的激情和干劲是十分宝贵的,应予肯定和珍惜。我们还要看到,大跃进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也是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尝试。这个探索是何等的艰辛,付出何等大的代价!

五十七年过去了,和我一同下放新会的老一辈教工如赵善欢、陆发熹、范怀忠、茹皆耀、魏双凤、莫强、李乃铭、陈赞林、颜雄飞、陈惠娱等早已离开我们,不少较我年轻的同学如高溥铿、张从日、黎绍康、阮友班、武宣璜(以上二人为越南留学生)等也先后仙逝。想到他们就不能不忆起下放新会农村的往事。我多么的怀念他们!

原载于:
http://pc.nfapp.southcn.com/3293/2154787.html
华农校报    第552期 2015年0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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