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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蟠:“左派”民主人士廖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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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湖南师大离休教师李蟠,曾是八大文件英译翻译者

  廖六如先生我是1948年就见过的。那一天,廖先生乘坐一辆装有足踏铃铛的高级人力车来到韭菜园衡湘里。他大概是来看望一位在衡湘中学工作的朋友。经打听,说车上坐着的那位矮胖的人,是广益中学的英语教师廖六如先生。我来湖南师院工作时,他也在这里,于是慢慢地熟悉起来。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很好:他说话多,而且说得直率,毫无顾忌,说明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不像其他的老教师说话那么吞吞吐吐、顾虑重重、瞻前顾后。
  有人告诉我,说廖先生思想很进步,政治上靠近党,是高级民主人士中的左派,民盟省委负责人之一。朝鲜板门店谈判,廖先生担任我方的翻译,是一位颇负盛名的翻译家。
  但没过多久,廖先生就调到石家庄解放军外语学院去了。在那里工作不久,他因不习惯北方的气候,1958年又申请回长沙。当时湖南师院正在发展、扩大,原来的外语组要扩大成为外语系。1957年开始筹备招本科生,1956年已经招收了三十名俄语专业三年制专科的学生,英语本科生又即将入校,像廖先生这样高水平的教师,自然欢迎。又因为原来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的罗皑岚教授在1957年 “大鸣大放”中,写了一篇《春风吹到岳麓山》的鸣放文章,向党“射出了第一颗子弹”,理所当然地成了“右派”。他所担任的职务,正需要有人来接替,廖先生的归来,正好可以取代罗先生。于是他一回来,便成了外语系的负责人。因为他不是教授,只有副教授的头衔,按规定不能担任系主任,只能任副主任。廖先生对此十分理解,愉快地接受了任命。他工作热情很高,天天按时上下班,虽显紧张,心情却十分愉快。
  自从解放以来,廖先生就是我省的党外著名左派,省委宣传部和统战部曾经称他为“党外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红得发紫。早在解放初期,他就以军代表身份,去邵阳接管了一所著名的中学。虽不是军人,却戴上了军代表的臂章。几个子女又在抗美援朝中先后参加革命工作,使他成了送子参军、参干的先进人物,胸前戴过大红花。1956年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他是大会文件英译翻译者,足见共产党对他的信任。
  大跃进的号角一吹响,他鼓足干劲紧跟,一点也不落后,他甚至一夜间写出一份教学法的大纲,虽然显得粗糙、草率,那高涨的工作热情,还是得到了党内外人士的称赞。

“四清”时他成了批判对象
  大跃进的失败,全国性的大饥荒,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有所不满,到了比较宽松的1961年,他在民主党派召集的神仙会上,经常发表一些接近实际的发言,引起某些领导人对这面“左派旗帜”的怀疑,有的人甚至大呼廖先生这面红旗,已经褪色,快要变成白旗了。
  1964年,我校来了上百人的省委工作队搞四清。“四清”是什么内容,弄没弄清楚,并不重要,只要知道它是一个政治运动就是了。以前的运动,土改、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胡风、批《红楼梦》、批《武训传》、反右、交心、拔白旗、反右倾……等等,廖先生没有一次不是轻松过来的,不仅没有挨整,而且在运动中受到锻炼,成为积极分子,但“四清”运动就不同了,他成了批判的对象。不过他还算幸运,没有成为斗争的对象。
   指导“四清”工作的二十三条规定,“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廖先生不是党员,终究离党内走资派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我们系没有党内的当权派,所以廖主任还是逃脱不了挨批的命运。其实,凭心而论,廖主任手头的权力非常有限,教师也好,职工也好,完全听他的人很少,说得客气一点,他是领导;说得难听一点,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摆设而已。
  真正的左派就不同了,尽管他们的心里不见得尊重廖的领导,但他们的口里却硬说外语系的领导权被资产阶级夺过去了,而夺了共产党权的,正是以廖六如为首的资产阶级,压得他们那些革命分子抬不起头来。于是起来揭发、控诉,义愤填膺。廖六如被迫“下楼”,“洗手洗澡”,当众“脱裤子,割尾巴”作检讨。
  外语系的“四清”工作组组长,叫张扬,是当时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处长。她对廖六如先生的历史和解放以后的表现,都是非常了解的。她对廖先生还算客气,在廖先生作完检讨的大会上当即表态说:
  “廖主任多年来听党的话,跟党走,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虽有错误,但能接受批评,提高认识,加以改正。他年纪已经这么大了,还能带头自觉革命,认识、批判自己的错误,很不容易呀。同志们,我们工作组不能做群众的尾巴,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打成反革命嘛!”
  有了张扬的保护,廖先生总算安然过了“四清”这一关。“四清”以后,廖先生的系主任职务没有丢,但工作的劲头已经有所减弱,他不再那么张扬,而是处处小心翼翼了。

“麓山黑话”使他成为湖南师院的“三家村”
  小心翼翼就能保证平安么?不见得。不到一年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四清”工作队还没走,现在马上增加人员,并从零陵调来一位副专员,出任文革工作队队长。廖先生成为工作队进校以后的第一批斗争对象。他被揪斗以后,便被隔离起来了。他的家里住进了好几名学生,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据说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所以又叫监护小组。
  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其实没有什么新的材料,无非还是“四清”中大字报上写的那些东西。“文革”是要斗“走资派”,可他连党员都不是,这顶帽子对他不合适。那么算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吧,也相当勉强。学术权威总得要有本把专著吧;没有专著,篇把文章总该要有吧。廖先生都没有,怎么办?查他的讲稿,看他的教案。廖先生讲的不是理论课,没有讲稿。他教学经验丰富,教的内容不深,他连教案也没有。有的人说有,但都是写在烟盒上,或者废纸片上,多是上课一完就扔掉了。怎么办?找他教过的学生来对听课笔记。这很容易,他教过的学生留在系里当老师的不少。经过精心策划,把他上课时举的例句集中起来,于是一部“麓山黑话”便赫然出现在外语楼的楼梯口墙壁上。这批大字报一出来,马上聚来不少的观众。
  有了这部“麓山黑话”,廖六如便有口难辩,只能自认是“三家村”的村主了。
  自从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三家村”见报以来,全国各地不知出了多少“三家村”,我们外语系就有这么一个。
  他被揪出以后,不知为什么斗争突然停了下来,大家成天坐着给被贴了大字报的人“梳辫子”,划分类别排队。干部和教师分为四类:一类是好干部;二类是有错误但并不严重的干部;三类是错误严重,推一推就是敌我矛盾,拉一拉也可以成为内部矛盾;第四类就是阶级敌人。“辫子”还没梳完,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工作队要撤走了。1966年8月3日正式传达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讲话——刘少奇承认工作组是他派的,错误由他来负。
  两天以后,宣布成立系“文化革命委员会”(不同于后来的“革委会”)。工作队于夜里偷偷地溜走了。这一走不要紧,我们系、我们师院马上就像砸了锅,岳麓山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已经挨了斗的廖六如先生被他的学生拉出去游街示众,他没有反抗,但吓懜了。
  8月8日下午,他被叫到系里,给他挂上一块三尺长、两尺宽的铁牌子,上面写着“黑鬼”二字。挂牌以后开始抄家,然后带上被子去学生宿舍。他被关起来了。同他一起被关的有九人,分别关在三间房里。我也同时被关,而且和廖先生同关一室。
  第一夜廖先生睡得最好,不到十点就酣然入梦。我们其他三人不同,都睡不着,其中一个还在流泪。廖先生最难过的时候大概已经过去,不怎么害怕了。
  从这一天起,我才近距离地同他开始接触。我们共住一室,长达四个多月,对廖先生的了解比以前多了。

廖先生不是完人,也有缺点,甚至也有错
  廖先生是193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他是我的长辈,他的小儿子廖道维,比我只小一岁,但他对我却不摆长辈的架子,到了“牛棚”里,他对我几乎言听计从,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我喜欢打听各种消息,他就想方设法去打听。他儿子是新华社驻长沙记者站记者,从他那里弄来不少上层斗争的消息。他的一个女婿是长沙市委副书记,尽管也进了“牛棚”,但他们对省市情况的了解,还是比我们多。在打听消息方面,他夫人做的工作最多。他夫人虽没正式参加工作,但政治方面的理解能力,显然不在廖先生之下。她经常来“牛棚”探望,一来总会带来许多消息,够我们讨论好久。他们夫妇感情很深,每次来不是送穿的,就是送吃的,夫人还不忘我们这些“难友”,送的吃食,多半也有我们一份。
  廖先生是益阳人,家庭情况如何,没听他说过,只知道他的堂叔,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参加革命后改名换姓叫高文华。解放前当过中共北方局的书记,解放后是水产部的党组书记。部长许德珩是民主人士。
  廖先生平易近人,对地位比他低的人很随和,也很关心。师院里开小车的司机陈师傅,一谈起廖先生,就有说不完的话。他说给廖先生开车最好,他总会记得你,请你吃喝,给别的领导开车就不同了,你得准备着挨饿。廖先生关心人,我也有体会。过苦日子时,他享有高级民主人士的优待,粮食、油、烟等必需品,他都不缺,比如高级烟票,他都送给了别人,因为他不抽烟。粮油票,他吃不完,也常常送人。他几次很关心问我要不要粮油烟酒票,我不要,他又给我塞点钱,我说我不缺钱,你送给别的人吧。好像他不止对我一人如此,对别的人也如此
  廖先生不是完人,他也有缺点,甚至也有错误。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在几乎每年一个的运动中,他也伤害过人。比如在反右倾运动中,他就揭发党委书记苏镜。苏镜是我院的党委书记,有水平,关心人,联系群众好,在师院做了不少好事,至今还有不少干部教师怀念他。但在反右倾运动中,她被诬陷为彭、黄、张、周的黑爪牙。廖先生同她关系本来很好,廖夫人同她还是早年周南女中的同学,现在又是对门对户的近邻,不知道是迫于外界的压力,还是为了邀功请赏,他们夫妇竟然检举揭发了苏镜书记。苏书记倒是很大度,她说“廖主任是民主人士,听党的话,他出来揭发批评我,我不怪他。我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取决于他的揭发,而是另有原因。”
  “文革”中,由于两派斗争越来越激烈,由文斗转为了武斗,红卫兵已经对我们这些“黑鬼”失去了兴趣。到1966年年底,“牛棚”宣布撤销,我们终于回家了。
  从1966年底到1967年7月27日止,湖南的武斗步步升级,先是“湘江风雷”和“长保军”斗,后来“长保军”被《红旗》杂志点名批判,士崩瓦解。随后是“湘江风雷”被取缔,代之而起的是“高司”和“工联”斗。双方的武斗组织“红色怒火”和“青年近卫军”一见面就打,先是用棍棒,后来发展到用枪用炮。我们这些“黑鬼”都是文弱书生,哪敢乱说乱动?于是躲在家里逍遥。这样逍遥了半年,终于等来中央表态,以华国锋为首的省革委会(筹)宣告成立。
  “天有不侧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廖先生不久就病倒了。经检查他得的是不治之症:胃癌的晚期。我冒着危险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已昏迷不醒。他儿子廖道维怕我看了难过,催我快走。我走后的当晚,廖先生就告别了人世——时为1967年8月初某日。
  廖先生的追悼会,是在1979年平反以后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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