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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洛诵:我认识的遇罗锦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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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78年,才到香港三个月的邢泓远和温晖先生来我家。温先生是香港《争鸣》杂志的主编兼社长,邢泓远以一篇“文化革命与思想解放”的文章考上了该杂志社记者。《争鸣》当时被认为是左派杂志,他们频繁地往来于香港与内地。有一次,邢泓远向我约稿,写篇关于遇罗克的文章。

小弟弟遇罗勉说:“你要不要见见罗锦,她也正在写文章。”
      
我认识罗文时,罗锦在北京良乡劳改农场。我认识罗锦时,罗文在东北监狱服刑。
      
罗克、罗锦、罗文三人,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做为一个有幸的目击者,我有责任记录下我所了解的鳞爪。

1966年8月,红色恐怖由北京始,漫延到全国。罗锦、罗文、罗勉三姐弟到处张贴哥哥罗克写的反对“血统论”的文章《出身论》。罗文告诉我,晚上,他们在一个用红漆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的电线杆子上贴上油印的”出身论“一文,第二天去看,文章旁边用钢笔写满了“坚决支持这张革命的小字报”。
      
罗锦是在去广州的路上被学校的革命群众抓回来的,说她要越境叛国,加上反动日记,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被判两年劳动教养。      
      
1967年,我曾在遇见到过一个戴黑边眼镜的中等个子的二十多岁文雅年轻人,罗文告诉我,他是罗锦的男朋友,叫李立凡。
      
罗锦多才多艺,她生于1946年3月31日,1963年毕业于女十二中初中,看哥哥罗克考大学屡试不第,放弃上高中,直接进了中专学习玩具专业。她自学拉小提琴,爱画画,罗文拿她的自画像给我看,自我又倔强的个性隐约可见。
      
遇伯母听罗勉要带我去见罗锦,嘱咐我说:“洛诵,罗锦的脾气和别人不一样,说翻脸就翻脸,别因为她影响了咱们的关系。”我说:“不会的,伯母,您放心。”  

一个晚上,罗勉和我骑着自行车来到朝阳门外三里屯一栋灰楼下,把车锁好爬上三楼,罗勉敲门。开门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他是罗锦的第二任丈夫蔡忠培。看是罗勉,他热情地说:“罗勉,进来。”罗勉带我进门,介绍道:“这是洛诵。”
      
“洛诵来啦!”一个女人热情的声音,好像我是她多年的老朋友。这就是罗锦了,她高高的个子,挺拔,苗条。短头发。黄黄的脸色略有些浮肿,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眉毛,不大不小的眼睛,没有鼻梁的鼻子,没有线条的嘴,呈现出她全部经历的苦难与沧桑。这和罗文曾给我看的她的水彩自画像,相距甚远。
      
“姐。”我叫了一声。
    
   “快坐,快坐!”忠培和罗锦招呼着。
      
第一次的接触给我留下几个不可磨灭的镜头。她对写作无穷的热忱,她蹲在五屉柜前,飕地拉开最下格的抽屉,扭头对我说:“你看,我都写了一抽屉了。”主要写她自己。

遇罗克全家照,1963年
      
她没有跟我谈关于罗克的事情,她热衷于讲边姨的故事。1950年代罗文父母曾离过一次婚,遇伯父与边姨再婚。(边姨是罗锦给起的假名)她大谈为了寻求帮助第一次去见边姨。边姨正在对着镜子绞头发,见她先一楞,继而马上把披着的毛衣递给她:“帮我摘头发。”一下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蔡忠培在一旁笑着说:“罗锦和洛诵全没这两下子。”
      
“出去!忠培、罗勉,你们俩给我出去!”罗锦突然一声吼叫,吓大家一跳。她直立着身子,脸转向里边,手指着门外。
      
罗勉说:“你这个人太不可理喻了!”
      
忠培结结巴巴地说:“罗锦,你......”
      
他们俩一边抗议一边往外走。
      
剩下我如坐针毡,她依旧谈笑风生。她说父母离婚前,就请边姨到家里来一趟。
      
罗锦兴奋地说:“这在小说里,这三个人的心理是这样的。我妈想让她别拆这个家。边姨是想来看看我们家的情况,嘴里说大姐,我不能做这种事情。我爸是想让我妈看看,你哪儿比得上人家?“

北京的春天依旧寒冷,我告辞出来,看见罗勉和忠培在楼前的路灯下微笑着聊天。忠培看见罗锦赶快跑到她身边,我和罗勉骑上车,听见罗锦在后面近乎歇斯底里地高喊:“谁都别想沾英雄的光!”她的喊声在夜空下回荡。罗勉说:“她这个人就是把自己的想象当成真的说出来。”
      
我用一夜的时间,根据自身经历与罗勉提供的材料写出了“人权斗士遇罗克”一文。罗勉告诉我,罗克被行刑后,公安局通知父母去取罗克的遺物,所有的警察都伸着脖子看两位老人,看他们会不会疯。当父母看到送给罗克的一件崭新的白背心叠得好好的没穿时,父亲忍不住瘫坐在地上大哭,母亲强忍悲痛说:“你要哭回家哭,别在这儿哭!”
    
《争鸣》杂志把我的文章题目改为“一个被枪决的有为青年”,用周麟的名字发表。并发表了罗勉给我的遇罗克日记摘抄。温晖先生在文章里写道:“文化大革命只出了遇罗克一个人。”言下之意其他人不过都是奉命造反而已。

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克的平反问题也被提到议事日程,罗文被从东北监狱提前释放。《光明日报》准备发表有关罗克的文章,先找到罗锦。罗锦对《中学文革报》的事一无所知,她当时在劳改农场服刑。她组织大家到我家开会。
      
我心里还在生罗文的气,对她说不让罗文来。开会时,罗克高中最好的朋友郝志也来了,我以主人的身份招呼大家。罗锦说我:“瞧你那琼玛样!”(写《李自成》的作家姚雪垠的助手说我像秋瑾,他后来因给《争鸣》提供材料以泄密罪被判五年徒刑。)
      
罗锦把我们的文章交给《光明日报》,转告我们说,牟志京和洛诵写的最好。不久,记者王晨到我的工作单位人行地安门分理处,通过党支部找我。我见到了这位刚刚毕业的研究生,未来的副国级官员。
      
1980年7月21日和22日连续两天,王晨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在国内第一篇报道遇罗克的文章,题目为《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牟志京对这篇两万多字的文章的评价是:“王晨处处充满了叹息。”



02
      
昨天在微信公号“新三届”上看见一篇文章,说右派平反后不补发工资,这让我想起遇伯父的事情。反右时,遇伯父、遇伯母被双双打成右派,遇伯父被水电部开除公职送到劳改农场劳改。
    
赵京兴的同班同学冬冬,他爸原来是北京旧市委的,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他妈妈是第二外国语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文革中差点儿被活埋)爸妈参加革命时是在北京搞学运的地下工作者。
      
1978年,冬冬的爸爸被任命为北京市右派摘帽办公室主任。并在魏家胡同给他们一座大红门的宅院。离我家不远。冬冬当时在北航读研究生,他到我家来找赵京兴。我当时和赵京兴已经分居。他经常来我家,说可以在我这儿看到各路英豪。      
      
我对遇伯母说了冬冬爸爸,问管不管遇伯父的事情?遇伯母说:“正管呐!“我就告诉冬冬,冬冬就“天天回去和爸爸吵架”,让爸爸给遇伯父落实政策。
      
很快,遇伯父的右派帽子被摘,并补发了工资。

有一天,有两个陌生的女孩来我家找我,其中一个说在十四条朋友家见过我一面。自我介绍她们是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在读学生。见过我一面的那个说她叫乔雪竹,同来的叫格非。我和乔雪竹就这样认识了。

乔雪竹希望我介绍她认识遇罗锦,我就安排她俩在我家见面。她俩一见面就吵起来了,因为严家其知道遇罗克的事迹后,为他的故事起了个题目叫“冬天的童话”。罗锦已经用这个题目开写了。待乔雪竹走了以后,罗锦说:“她找咱们就是为了弄点儿写作材料。”我对罗锦说:“乔雪竹说陶洛诵是不战自败,遇罗锦是屡战屡败。”罗锦说:“就冲这句话,就该和她成为朋友。”
      
乔雪竹希望认识马德升,我介绍德升给她,德升爱上了她。雪竹已婚,对方是个教授的儿子,雪竹当时也准备离婚,但新的爱恋对象是一个认识已久的高干子弟。
      
罗锦叫我“傻老妹”,她不至一次地说我:“就凭你那公主脾气......”如何如何。比如她说:“洛诵,像你这样带着孩子住在家里,这在我妈妈是不可能的。”我心想:“这算什么?赵京兴还在我家住过多少年,如果他不搞外遇,现在还住这儿呢。”从小,全家拿我当宝贝,我觉得一切都是自然应该的。      
      
乔雪竹认为我不成熟,还写了一篇“该成熟就要成熟”。


03
      
乔雪竹原是北京矿业学院附中老高一的学生。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家庭,文革中去了东北的兵团。她是一个特别要强的女孩,曾有人让我描述她的长相,我想起法国作家小仲马的作品《茶花女》里的一句话“她把削瘦变成了一种俏丽。”此人(名叫高飞,遇罗锦的朋友,当时五十多岁。他对我妈妈说,他是我家熟人高一涵的孙子)听了觉得不过瘾。雪竹四方脸,颧骨很高,单眼皮,不大不小的眼睛很有神。正直,聪明有性格,说话带有南方口音。
      
在罗锦和雪竹面前,我只有当听众的角色,她们俩都太有思想,太能说了。我觉得她最惨的是在东北的兵团拼命干农活以致于累得吐血。
      
雪竹告诉我,她飞快地割麦子,不甘落人后,忽然觉得一股热烘烘的东西从胸腔涌出,她想:“坏了!坏了!”一股鲜血从嘴里喷出......
      
这些惨痛的经历,使她写出了电影剧本《十六号病房》。

雪竹给我的信里,说我总是那么豪迈,她自己则总是在忧郁中。但现实里,她却洋溢着乐观,喜欢开玩笑。她在我家见到冬冬,就问冬冬:“爱陶洛诵吗?”冬冬这位理工男,未来的澳洲大学核物理学博士后,飞机燃料专家抬头看了我一眼,低下头说:“不敢说爱。”

雪竹就让冬冬帮她抄小说稿。这件事让赵京兴知道了,说:“不太合适吧!冬冬是研究生哎,让人家抄小说稿?”
      
雪竹带同班同学侯露来我家玩。侯露是安徽人,有着南方女孩的白净、精致、漂亮。(我对安徽人总是情有独钟)侯露善舞,我小弟弟陶淮是国际政治学院78届的大学生,侯露邀请我小弟弟跳舞,他俩就在门洞里跳起来。侯露舞姿奔放妖娆,我和雪竹大饱眼福。

我也经常去中央戏剧学院找雪竹玩,认识她们班一些女孩,其中一个叫张谆的最漂亮,是一名军人大学生。后来嫁给一个法国人,去了法国。
      
祖国的春天照耀着每一个家庭,1978年,我们家族有三个清华大学学生,一个北航,一个中央美院。1980年,我和我两个大弟弟,还有二弟妹柳燕都带薪上电大。
      
1980年代国家做的准备,有了二十年后祖国的经济腾飞。

04
    
在我家,罗锦跟我谈到性生活问题。她在《一个冬天的童话》一文里对此有大段描写,写她为了全家能在北大荒落户,被迫嫁给志国(化名),新婚之夜,志国跟她行周公之礼,嘴里念念有词:“金针刺破桃花蕊,不敢高声暗皱眉。”
      
只此一次,回来她天天带剪子睡觉,不让志国碰她,共三年。  
    
罗锦哭着对我说:“洛诵,我以前只有那么一次,现在天天有,你信吗?”我也大哭,“姐,我信,我信!”
      
我搀着罗锦姐的胳膊送她到张自忠路乘车回家,她说本来对爱情的最高幻想只是拥抱和接吻,这与我的精神世界不谋而合。罗锦对我们这一代没受过正规的性教育大加鞭挞。更何况我们在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被推进“文革”的火坑。
      
罗锦两次结婚都是为了户口,一次为了全家从北京落户北大荒插标卖自己,第二次是为了从北大荒回北京。
      
遇罗锦在《一个冬天的童话》里书写她家庭在“文革”中悲惨遭遇,更多的篇幅是写她被迫卖身的灵与肉的创伤。她的不甘,她像外国名著中的名女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搞婚外情。

《一个冬天的童话》的发表造成极大轰动,获得极大成功。它让中国女性审视自己的社会处境和婚姻状况,是对女性觉醒的一次深刻启蒙。
        
遇罗锦意犹未尽,紧接着提出与第二任丈夫蔡忠培离婚,理由是蔡是好人不是爱人,她和他之间没有爱情。赵振开(北岛)当时在《新观察》杂志当编辑,对我说:“是我们的杂志为她离婚展开讨论,让她在全国出了大名。”
        
她的离婚案的确比她的小说更广为人知,也给她带来更多的骂名。
        
法庭为她的离婚案件举办公开辩论。朋友里最难做的一种人是和要离婚的双方都是朋友。罗锦在我面前的哭泣和诉说让我了解她在婚姻中没有幸福感,而忠培在法庭上举着罗锦给他绣的饭盒袋证明罗锦爱他。
        
罗锦告诉我,法庭上有一个熟悉的声音:“我说两句。”罗锦回头一看是前夫志国。她想:“这两个不得意的丈夫。”

法院判决准许他们离婚。痛苦的忠培跑到我家来,述说他爱罗锦的衷肠。他说罗锦特别会过日子,“一毛钱买的小鱼做成干爆鱼,非常好吃。我没有本事让媳妇过上好日子。”又称赞罗锦的大气,把他为她做的呢子大衣留给他和前妻的女儿。
        
忠培是名电工,当时在为修建主席纪念堂工作。

05      
        
历经磨难的罗锦,终于找到她今生的挚爱吴范军先生。
        
罗锦邀请我参加了她的婚礼。

2020.8.30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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