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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年一: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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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
王年一


  “安亭事件”是上海“工总司”成立后制造的一个卧轨事件,是搞垮上海
市委的一个严重步骤。其概况是:
  1966年11月9日,“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会上,诬陷上海市委
“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声言“我们要夺权”。会前,王洪文等人
强要市委书记曹荻秋等到会。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决定》(即《十六条》)等文件的精神,并经请示中央文革,决定采取“不赞
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这一正确态度,被王洪文等人诬为“压制革命
造反”、“资反路线对工人的迫害”。11月10日凌晨,他们煽动一部份“
造反队员”(“工总司”的成员)冲到上海北站强行登车,要到北京“告状”
,中午,又在安亭车站(上海附近的一个小站)卧轨拦截了14次特快列车,
造成沪宁线全线停车。
  事发后,上海市委立即要求并组织人员去安亭劝说“造反队员”回厂。1
1月11日,陈伯达发电报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动员工人回厂,又发电致在安
亭的工人,要求他们回厂。当天晚上,张春桥乘飞机赶到上海,直奔安亭,向
潘国平等头头出示了陈伯达起草的电文原稿,要工人们返回上海,有问题回上
海去谈。12日,大部份“造反队员”由各单位派车接回,上海市委还专门发
了文件,要求各单位对回厂的“造反队员”做好团结工作,“不要指责,不要
跟他们辩论,不要扣帽子”。
  13日下午,“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要张春桥参加。张在去文
化广场前,参加了市委常委会,研究了王洪文等人可能提出的要求,并同曹荻
秋一道,打电话请示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一致意见:不承认“工总司”
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不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而张春桥翻手为云,覆
手为雨,到文化广场后,即擅自签名同意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一
)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二)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工人去
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
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工总司”今后工
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由此,“工总司”成为在上海主宰一切的太上皇。
  中共上海市委确定“三不”(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是有根
据的,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意图办事的: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共八
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8日通过),第13条规定:“大中城市的文化
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在农村
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
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第14条规定:“……保证
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中共中央1966年9月14日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第3
条说:“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
工,都应当坚守岗位。”
  1966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复安徽省委10月16目
的请示,并告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工人离厂外出串连问
题……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
  ◇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1979年12月8日的《关于“安亭事件”中断
行车的情况》:
  1966年11月10日凌晨,自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
伙,冲进上海火车站,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开车不久,接到上级指示:应
就地解决问题,不能进京。于是由铁路领导决定将602次列车扣在安亭站。
602次列车上的人员则卧轨拦车,甚至连乘有外宾的14次沪京特别快车也
不让通过。这样,就将列车拦阻在安亭,造成了沪宁线行车中断。从11月1
0日上午9时20分至11月11日下午16时54分止,共中断行车31小
时34分。
  据档案材料,王洪文1980年6月5日被讯问时说:“我虽然不主张他
们拦截火车,也做了工作,但是主要责任还是我,因为我是头。”传说王洪文
不仅卧轨,而且带头。这可能不符合事实。
  ◇陈伯达态度明确,要工人返回上海。他在“安亭事件”事发当日致电在
安亭的上海工人,电报全文如下:
  工人同志们:
  10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执不
下,我们打了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韩是华东局第三书记)请他们功你
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转。刚听
到消息有部份工人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但据说还有些工
人同志还是留在车站,不愿意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
必须紧紧牢记毛主席和党中央再三强调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守生
产岗位,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就是
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
世界的一切人在注视我们,注视我们的活动,注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动态。工
人同志是为我们国家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
。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
革命也不会搞好的。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这样那样的
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
刻都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
一部份利益,因为一部份人意气闹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
国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
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
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
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
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陈伯达1966年11月12日(12时)
  (以上抄自北京大学新北大“为人民服务战斗队”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中央负责同志讲话》十一月份)
  ◇张春桥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
  据档案,陈伯达1979年11月29日被讯问时说:是周恩来、陶铸派
张春桥去处理此事的。
  陈伯达又说:“张春桥到上海后给我打了第一个电话。他问:‘是先到上
海市委去,还是先到群众中去?’我答复说:‘先到群众中去,赶快制止群众
到北京来,很快把问题解决了。’”看来张春桥到上海后即去安亭,不是自作
主张。
  安亭的情况,幸好在现场的甄文君(当时名义上是《解放军报》记者,实
际上是中央文革小组驻沪联络员)当时作了报导。下面是甄文君1966年1
1月12日下午5时10分致周总理的电话的记录(据档案材料):
  张春桥同志和上海要求赴京工人谈话情况
  张春桥同志昨晚9点多抵沪,即赴安亭车站,跟9个工人代表谈判,谈判
中间有波折。9人中有3个同志同意说服工人回上海,6个不同意。一直谈到
天亮,未达成协议,他们坚持要步行去京。
  今早7时,春桥同志又到现场找工人谈话。工人对伯达同志的信(按即电
报)有意见,说只讲生产,不讲革命,他们不同意。有些人谈起来情绪激昂,
进行控诉。
  现在看,有少教人是坚决主张到北京的,他们起领导作用。首都红卫兵第
三司令部驻上海联络站支持他们。
  第二种是多数人。他们提了5个条件,如答应他们,他们就回上海:⒈承
认工人造反司令部,发给袖章;⒉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⒊此次事件的
责任在市委;⒋曹荻秋要做检讨,承认错误;⒌后天要开控诉大会。
  第三种人,也是少数,主张应听中央的话,回上海去。但他们不占领导地
位。据有些工人私下谈,他们有顾虑:这次到安亭的有七八十个单位,除一个
单位来的人很多,有300多人外,都是零星的来一些人,其中有些还是受过
批评的,担心回去后被围攻、挨整。
  挤在安亭的工人,生活问题市委己注意,不会出问题。
  铁路交通,昨天已恢复,工人的那一列车,停在叉道上。
  张春桥同志还在安亭。
  ◇张春桥接受“工总司”的“五条”
  糜欣祥(原为曹荻秋的秘书,后为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的工作人员
)1979年12月1日在揭发张春桥的材料中写道:
  1966年11月13日,张春桥从安亭回到市区,准备与“工总司”继
续就承认不承认这个组织问题进行谈判。下午,华东局和市委的负责人在康平
路办公楼103会议室碰头,张春桥也参加了。碰头会刚开始,曹荻秋同志要
我挂电话给陶铸同志,有问题请示。在104室,荻秋同志同陶铸同志通话后
,电话没挂断,又要我叫张春桥出来听了电话。我当时在旁边听了一方面的话
,明确的印象是中央不同意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事后证实确是这个精
神)。华东局和市委负责同志一致同意陶铸同志的意见,张春桥当面并无异议
。约3点多钟,张春桥到文化广场后台谈判,突然违背了中央、华东局和市委
的精神,个人签名同意“工总司”的第一个“5条要求”。
  1966年11月13日下午,在上海文化广场,张春桥在潘国平同一些
红卫兵草拟的5条要求上签了字,5条要求是:⒈承认上海“工总司”是合法
的组织;⒉承认11月9日“工总司”成立大会以及上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
;⒊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⒋曹荻秋
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⒌对上海“工总司”后勤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张春
桥在第二条后面加了个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派少数代表,(以上抄自
“工总司出版系统总联络站”1967年出版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斗争纪要》)
  张春桥签字后,又在大会上讲话。据浙江大学红卫兵联合编辑部编印的《
中央首长讲话》,张春桥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
  大家在这里守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
在说明一下。
  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
组织?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11月9日的大会后有人到北京去控告,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
是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再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
个问题无论是工人和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
  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代表提出这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
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声明市委昨天已发出通知,你们回去后不应受
到打击和责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就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
这个通知。但是,我不能保证,你们回去不被围攻,我觉得凡是搞革命的人就
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
  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
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我不当你们是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
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事讲理,曹荻
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五、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我想提一
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那些组织,汽车、
录音机、照像机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大会后,我还要找工人同志了解上海工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文化大革
命中工厂遇到什么问题,你们如何解决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曹荻秋同志检查时
间和下次会议的准备。我希望上海文化大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
二百万工人,是有光荣传统的,一向最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
的书,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能走到全国的前面,如
同在工业上一样。
  11月13日下午,张春桥还为“造反队员”题了字:“11月9日上海
市工人敢于革命造反北上是革命的行动。”“上海工人革命总司令部好得很。

  据档案,1980年7月13,徐景贤揭发了王洪文、张春桥在“安亭事
件”中的罪行。徐景贤写道:
  1969年,王洪文曾带我去看过“安亭事件”的现场,他还说:196
6年他们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开过大会以后,到北站乘火车去北京告市委的状,
列车到安亭被阻止以后,他们无法可想了,就决定拦住京沪线的快车,这样可
以把事情闹大,让中央出来表态。当时他们拦阻的快车上还有外宾,交通中断
以后,果然震动了全国,达到了预想的目的。
  张春桥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期间,1966年11月13日下午,张春桥
在文化广场后台化装室内,和潘国平、徐美英等工总司成员以及一些红卫兵代
表谈话,潘国平等说了一通以后,张春桥讲:原来在北京听到上海市委汇报安
亭的情况,是不全面的,中央文革几个人商量了一下,由陈伯达执笔写了一份
电报;他自己赶到安亭以后,听了工人们的发言,觉得上海市委是有责任的。
至于有人现在对电报里的一些措词有意见,那是因为起草时听了上海市委的片
面汇报。张说他是同情工人并站在工人一边的。
  潘国平一听张春桥这样讲,就说要求张春桥签字同意由市委发一个文件,
承认工总司,承认到安亭去是革命行动,一切要由市委负责等。张春桥这时根
本不和当时在市委主持工作的曹荻秋同志等联系、商量,就向潘国平等表示可
以。潘国平看到张春桥点头了,再和在场的几个红卫兵商量,由其中的一个起
草了5条,张春桥当场签了字。随后,潘国平等把张春桥簇拥到文化广场台上
,当众宣布张春桥已经签字同意5条,聚集在场内的造反队纷纷向张春桥欢呼
鼓掌,张春桥又在掌声中发表讲话。
  以上活动,我都在场目睹的。
  ◇毛泽东批准了张春桥的做法:
  据档案,姚文元1980年6月11日被讯问时说:
  “安亭事件”是张春桥处理的,他走了后,我留在北京,在毛主席那里讨
论过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事。是在游泳池或一·八,毛主席开会就是这
两个地方。当时我在电话里听到张春桥汇报的主要问题是签字问题:要承认造
反派是合法的。在会上毛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有造反派这个
事实,然后才有这个组织概念,就是说要承认它是合法的。当时是张春桥给陈
伯达打的电话。毛主席说了后,陈伯达给张春桥打电话,把毛主席的意见告诉
了张春桥,陈伯达讲完,我也说过几句,就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这是
个核心问题。
  “安亭事件”处理完后,张春桥回到北京,在毛主席主持的会上,详细汇
报了“安亭事件”的经过。
  ◇张春桥的自供状
  张春桥多次洋洋得意地讲到“安亭事件”。这里且举出一次。据浙江大学
红卫兵联合编辑部编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张春桥1966年11月16日
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上海“工总司”部份工人时说:“到文化广场我明确表示
了我的意见。……我组织手续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
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
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同志们刚才对我、对陈伯达
的批评告诉了他。(他听说了这样的话心里很不安)。并且也把5条协议以及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他。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
5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
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完全是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陈伯达同志、
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
  在“安亭事件”中,张春桥的阴险狡诈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在拙作《对上
海“一月革命”的几点看法》(收入张化、苏采青主编的《回首“文革”》下
册)(见本刊zk0205b——编者}中有所分析,敬请参看。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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