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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春明  上海"一月革命"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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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春明  

http://www.hprc.org.cn/gsyj/zhyj/201003/t20100303_44271_4.html


1967年初,在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生了所谓"一月革命"它成了全国全面夺权的发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次夺权曾受到肯定和颂扬,而且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高度评价。九大政治报告中说"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
  打倒"四人帮"以后,进行了拨乱反正。1979年1月4日,党中央批转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明确指出"所谓一月革命,完全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是一场反革命风暴,一股反革命逆流,是他们搞乱全国,进行全面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把上海市委诬陷为‘修正主义的'‘反革命的'旧政权,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强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策划这一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的头目和主要骨干分子,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余党……他们确实是一伙反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地痞流氓、打砸抢者、反动文痞。他们通过这一场篡党夺权的大阴谋,结成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这样就在基本点上,把这一段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所谓"一月革命",实际上是从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回上海,到2月5日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一段时间内,他们进行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为弄清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现从安亭事件说起,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以下六个问题。

一 安亭事件及其后果

  1966年11月9日,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安亭,发生了卧轨拦车事件。这次事件是由上海市一部分人要成立"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引起的。
  在"文化大革命"造反浪潮的影响下,在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主要是剧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支持帮助下,11月6日,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黄金海等30多人开了一次会。会上决定要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并定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工总司");还决定于9日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宣布"工总司"正式成立。会上推举了大会五人主席团王洪文因为是党员(当时参加会的只有两名党员),很受重视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11月9日,大会如期举行,参加者据说有万余人。大会上散发了工总司成立宣言。大会前,"工总司"曾派人到中共上海市委提出要求,市委作了认真研究。根据中央当时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系列通知的精神,市委认为成立"工总司"是不适当的。这样做违反中央关于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联",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规定的精神,决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上海市委曾就这一方针打电话向北京汇报请示,得到了赞同。张春桥对上海市委的方针当时也表示完全同意。
  "工总司"没有得到市委的承认,就在大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飞直闹到半夜。在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他们冲进上海火车站,强占列车,声称要北上赴京请愿。这列火车离开上海不久,被铁路局下令阻留在安亭站。于是,王洪文等人就率众闹事,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30小时又34分钟,使上海站36次列车不能出发,开往上海的近百次客货列车被迫停留在沿线各站,严重影响了客货运输。安亭事件发生后,中共上海市委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打来电报,要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坚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处理这一事件。上海市委一方面不接受"工总司"的条件,一方面又派人到安亭,送去衣服、食品,做思想工作,动员工人回厂抓革命、促生产。从当时的情况看,可能不要很久,问题就可以得到妥善解决。
  可是,11月12日张春桥到上海后,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就自行驱车去安亭。他先找王洪文等几个头头开小会,然后又开大会,当众答应第二天回上海解决问题。第二天下午,张春桥就在文化广场签字同意了"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即:(1)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2)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工人"被迫"上京控告是革命行动;(3)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5)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15日,张春桥又去苏州,同在那里继续坚持北上的工人签订了内容大体相同的五条。这两个五条统称"双五条"。
  上海市委对陈伯达、张春桥出尔反尔的行动十分不满。陈丕显曾打电话给陈伯达,提出严厉质问"一个‘中央文革'成员,究竟有没有权,不同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在群众组织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条上签字?还要不要国家法律?党中央的指示还算数不算数?"在曹荻秋主持的上海市委常委会上,不少同志还当面批评了张春桥的两面派行为。但张春桥说,他向毛主席汇报过,并得到了批准。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委只好接受了既成事实。
  张春桥搞的这一手可以说是一箭三雕:一是把上海市委置于群众的对立面,给市委强加上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的罪名;二是扶植了反对上海市委的力量——"工总司",使它迅速扩大,成为搞乱上海的一支主要力量;三是开始为自己培植了一支以王洪文为首的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帮派势力。
  "工总司"的成立,在全国开了一个成立跨行业组织的恶劣先例,从此,上海就出现了大量的红卫兵之外的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大搞揪斗、炮轰、游行、集会,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和迫害,使上海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起来。把上海搞乱之后,张春桥借口江青要他改文章而飞回北京,等待时机,准备下子摘"桃子"。

二 赤卫队的成立和康平路事件

  1966年11月26日,上海市出现了另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群众组织——上海工人赤卫队。赤卫队成立后发展很快,据说最多时达80万人。他们公开反对张春桥签字的五条,并给陈伯达、江青发了一份"特急电报",说"双五条"是大毒草;要求张春桥立即回上海检查交代。赤卫队成立伊始,就同"工总司"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966年12月1日,上海发生了解放日报事件。这次事件的起因是上海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办的《红卫兵战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红革会"要求把这份《红卫兵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以便"消毒"。解放日报社领导经请示上海市委后,拒绝了"红革会"的要求。于是,"红革会"决定占领报社,封闭《解放日报》。这一行动遭到赤卫队的反对,很多赤卫队员到报社附近游行示威,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并同"红革会"展开了辩论。"工总司"闻讯立即派人支持"红革会"。这次事件是"工总司"同赤卫队的第一次大较量。经过八天八夜的争斗,12月8日,上海市委终于被迫承认了"红革会"的"三项决定"。
  12月18日,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负责人徐景贤、朱永嘉等人"奉命造反",根据张春桥的电话指示在文化广场召开了炮打上海市委大会。"红革会"动员了8000名红卫兵压阵助威,并帮助他们揪斗了陈丕显同志。"工总司"也派了1500名工人声援。当晚,"上海市委玩关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这个联络站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办事机构。
  12月23日,工人赤卫队召开了批判大会,强令曹荻秋同志到会并提出了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八项要求,曹荻秋同志被迫签了字。第二天市委开会,陈丕显同志主持,批评了曹荻秋同志。会议认为不该签字,要曹荻秋同志给赤卫队做工作,妥善解决。但工作尚未来得及进行,25日,"工总司"又召开批判大会,把曹荻秋同志揪到会场,迫使他当众宣布同赤卫队签字的八条作废,赤卫队是"保皇组织"。这样,就使矛盾激化了。
  12月27日,赤卫队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一方面给党中央、国务院打电报,要求中央派专人解决上海问题;另一方面,调人包围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要找陈丕显、曹荻秋同志"算账"。到28日晚,包围康平路的工人赤卫队员已达到一万多人,而且还在陆续增多。这就是康平路事件的开始。
  张春桥在北京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策划了一个大阴谋。29日下午,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秘密派人找到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头头徐景贤,传达张春桥的"紧急电话指示":“赤卫队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看着不动?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想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签字同意赤卫队的要求,那么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卫队的了,桃子就被赤卫队摘去了。想办法告诉工人造反派,赶紧动员人去康平路,对赤卫队搞政治攻势。人去得越多,曹荻秋就越不敢轻易投降。”徐景贤得到这个"指示"后,立刻向王洪文等传达,马上行动起来。他们在衡山宾馆设立总指挥部,又在荣昌路60号设立"前线指挥部",紧急调人。到29日晚饭后,被调集到康平路一带的"工总司"一派成员己达10万人,被包围的赤卫队员不到3万人。
  但是,要兴师问罪总要有个罪名。于是,张春桥又同他老婆一起,给赤卫队无中生有地捏造了一个抄张春桥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事实是怎样的呢?当时身临其境并作过调查研究的红革会常委马立新、戴定宪等人曾在一份材料中作了如下描写:"1966年12月28日,爆发了康平路事件……就在29日夜里,突然到处谣传:‘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凌晨4时,劳元一、戴定宪(均为"红革"会常委)等人特地来到康平路一百号,就在张春桥家门口,问了张的老婆李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可是到了5点多钟,张春桥打电话回家问怎么回事,他的大女儿张维维在电话中回答:‘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张春桥叫张维维让李文静昕电话。一阵计议之后,李文静立即满脸杀气。天亮后,她马上改口,大叫大嚷说赤卫队抄了她的家。这样,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的政治谣言,就满城风雨地传开了。"
  正如鲁迅所深刻指出过的"只要有利于己的,什么方法都肯用,这正是流氓行为的模范标本。""四人帮"的"军师"张春桥正是这样一种政治流氓。
  调集了人马,又给赤卫队诬加了"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王洪文、徐景贤一伙就按照预谋大打出手,指挥了上海市的第一场大武斗。关于这一场大武斗的简略经过,在"四人帮"上海余党炮制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初稿)中,有如下一段自供:"30日凌晨2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6点多钟,康平路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7点钟,近2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91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康平路事件产生了极严重的后果:赤卫队是一个有数十万工人的群众组织,包括一些著名的劳动模范和大量老工人,他们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当然难以忍受。不少赤卫队员北上赴京控告被阻于昆山。上海铁路局调度所80多人中,70多人是赤卫队员,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这样就造成运输元人指挥,上海铁路交通中断。从30日凌晨到31日的26小时中,停开客车26列,5万多旅客不能乘车,5万多旅客被阻于中途;停开货车38列,中途停车22列,货物积压数万吨。在当时群众组织林立,干部普遍受冲击,党政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再加上这一事件,使上海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陷于极度混乱。事实充分说明,上海市的混乱和危机的制造者正是张春桥、姚文王洪文~伙,而不是别人。

三《告全市人民书》与《紧急通告》的发表和党中央的态度

  对于上海市出现的这一大动乱的局面,当时的中央领导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力求减少混乱、稳定局势的主张。1966年12月31日晚,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陈丕显同志.指示他要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做好赴京上告工义的思想工作,同群众组织协商,一起解决上海当时面临的严重问题,并特别强调"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另-种主张以张春桥为代表,他们极力制造混乱,以便乘乱夺权。张春桥在分析1966年年底上海形势时曾得意地说,赤卫队进入康平路,"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上海的桃子熟了"。
  接到周总理电话指示后,陈丕显同志立即通知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到东湖招待所开会。在这次深夜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陈丕显同志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大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上海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商定了一些办法,同意陈丕显同志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的传单。
  会后,由几位工人和红卫兵(主要执笔者是中央音乐学院到上海串联的红卫兵舒泽池)根据会议讨论的精神,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进攻》的传单,副标题是"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转载时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初稿于1967年1月3日完成。4日,又向一些群众组织负责人征求意见,作了修改,有12个群众组织同意签名。后来就把它送给陈丕显同志。陈丕显同志立即签字同意,责成《文汇报》印20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这份被"四人帮"隐藏多年的陈丕显同志签字的传单原件已经找到)。1月5日,这份传单又在《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
  今天看来,这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观点是错误的。它一开头就引用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话,并且宣称"1967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崩溃的一年","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批判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个基调是根本违反事实的,站不住脚的。但是,其中也提出"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础研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成;那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这对于解决当时上海市面临的混乱和危机又是有好处的。因此,它是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上海市委努力克服生产面临的困难,稳定局势的一种措施。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布后,交通运输情况经各方面的努力稍有好转,但所谓"经济主义妖风"仍刮得很厉害。1967年1月8日,在锦江饭店又召开了一次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到会大多数群众组织代表统一了意见,决定起草一个《紧急通告》,并推选红革会和联络站的代表起草,草成后又经32个群众组织表示同意,于1月9日在《文汇报》上发布。
  陈丕显等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同意发表《紧急通告》。事后,陈丕显同志还专门给张春桥打电话,谈了这个问题。根据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当时记下的电话记录,陈丕显同志是这样说的:"报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要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部局的负责人参加,造反派提出意见,我们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
  长期以来,由于"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歪曲宣传,使很多人误认为这两个文件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搞的,而陈丕显和曹荻秋同志则是反对的。可是,事实恰恰相反。
  "工总司"是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上签字的第一个群众组织,但作为"工总司"负责人的王洪文并不同意。王洪文虽然参加了陈丕显同志召集的会议但却攻击这次会议"是个阴谋",中途退场,表示抗议。
  文件起草时他没参加,签字时也找不到他,就由别的负责人代表工总司"签了字。事后,这个代为签字的负责人受到王洪文的斥责。文件起草时,张春桥和姚文元还远在北京。1月4日他们虽然到了上海,但并不知道这件事。4日晚,《文汇报》负责人打电话给市委机关联络站,说第二天头版准备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请他们帮忙问问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一个当时担任联络站宣传组长的人去向姚文元请示,"姚很冷淡地说,刚回来,许多事不了解,看了也没法表示意见,登不登由他们自己决定吧"。
  他们对待《紧急通告》的态度又是怎样呢?在讨论起草《紧急通告》时,通知王洪文参加,但他拒绝出席会议,还指使一些爪牙冲进会场大吵大闹,胡说什么:反对经济主义"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大方向错了"等等。当派人找到王洪文要他代表"工总司"在《紧急通告》上签字时,王公然拒绝,说"我不同意参加签字。"张春桥、姚文元当时是在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吹嘘说张姚"指导"了《紧急通告》的起草。实际上,在《紧急通告》发表后,张春桥对徐景贤等人大发脾气说"五号刚刚发表《告全市人民书》,毛主席肯定了,现在是照着办的问题,为什么又来一个通告?"吓得徐景贤等人"很紧张"。于是,便把代表联络站签字的朱永嘉在内部批了一顿。1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五日的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这个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
  1月11日,张春桥、姚文元得到了毛泽东同志谈话和中央发来贺电的消息,马上命令徐景贤等人召集各群众组织的头头,连夜到上海市委党校开会,抢在中央广播贺电之前,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贺电。接着,张春桥就无耻地美化自己,说什么,他和姚文元回上海才一个星期,上海已经发生了如何大的变化,毛主席、党中央已经肯定过两次。中央"给一个城市的群众组织发贺电,这是史无前例的事""这是对上海的最大支持"等等。还说他已给中央回电,"请中央放心"。似乎这一切都不言而喻地应当记到他们的功劳簿上。王洪文更是再也绝口不谈自己如何反对两个文件,反而借口贺电是打给"工总司"等群众组织的,口口声声说这是中央对"我们工总司"的关怀和支持,并从此把"工总司"吹嘘为"毛主席亲手树立的一面红旗"。
  1月12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上海召开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又在会上大肆炫耀了一番。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这两个文件真是他们主持搞的,一时蒙骗了许多人。
  事隔10年,在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朱永嘉被迫说了几句老实话。他说."8日的那次会议以及《紧急通告》的起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没有予闻过。如果说有关的话,陈丕显却是有一点姻缘关系,他在那里支持了群众的要求。按历史事实,陈丕显在反击经济主义妖风中,是有一点功劳的。"

四"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和夺权中的反复争斗

  张春桥、姚文元急急忙忙赶回上海,目的就是要夺权。他们1967年1月4日一下飞机,就分别找徐景贤、王承龙和"工总司"的几个头头密谈。张春桥说"我和姚文元两人参加你们一起。"并煽动说:"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1月6日,徐景贤、王洪文一伙假冒全市各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同志,并把全市高级干部几百人揪到会场陪斗。大会发出三项通令,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陈丕显交代所谓"反革命罪行",压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大会的发言稿和口号是经过张春桥、姚文元审查修改的,但他们却欺骗中央。明明是他们自己把大会的口号定为"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但在5日向中央汇报的简报上却说"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张姚一伙颠倒黑白,把当时由他们造成的生产瘫痪、交通阻塞以及大刮"经济主义妖风"的混乱局面的责任,硬栽在陈丕显、曹荻秋等同志身上,上欺中央、下骗群众,公开打出了夺权的旗号。大会之后,他们在全市进-步掀起了戴高帽子、游街、揪斗的恶浪,大规模地迫害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
  这次大会后,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全市的实际权力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的手里。在搞垮各级党政机构的同时,张、姚策划建立他们自己一手独霸的全市性政权组织。1月8日建立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夺取了铁路、海港、长江航运、邮电等单位的领导权。张春桥叫嚷说:"火线指挥部可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上海市人委。"他们还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来代替上海市公安局,用"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全市最高机构,来代替上海市委。这些行动充分说明了他们妄图以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党,把上海经营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基地的狂妄野心。
  但是,上海市的广大群众对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下的"工总司"王洪文一伙的倒行逆施是不满的,上海的各个群众组织也并不都是甘心听凭张、姚等人一于摆布的,有些群众组织想把权夺到自己手里来。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几番反复的争斗。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前,上海曾发生过四次夺市委、市人委权的行动,这就是1月15日以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为主的夺权;1月23日"上三司"的再次夺权;1月24日红革会的夺权;以及稍后胎死腹中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大联筹)的夺权。
  这几次夺权行动,由于妨碍了张春桥、姚文元篡夺领导权、独霸上海的阴谋部署,因此,在他们的分化瓦解、威逼利诱和残酷镇压下都失败了。

五"一·二八"炮打张春桥和红革会被镇压

  张春桥一伙在上海的种种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和不满,于是,以上海红革会为主的青年们首先行动起来,于1967年1月28日至30日,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炮打张春桥的斗争。后来被称为"一·二八炮打"。
  红革会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本来就有些看法以后又听到了关于张春桥历史问题的一些传闻,产生了怀疑;再加上"上三司"被镇压,自己夺权被反对等原因,因此,对张春桥的不满就爆发了。1月26日,红革会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先搞徐景贤,抓住"材料袋",打开突破口,再搞张春桥。1月27日深夜,复旦大学一批红卫兵到市委党校揪走了徐景贤。张春桥闻讯后大为恐慌,立即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悍然调动军队进行镇压。当时出动了全副武装的四个摩托车排和一个步兵连,包围了复旦大学。事实证明,一贯自称"支持新生事物"、"支持学生运动"的张春桥,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用刺刀镇压学生的人。
  这件事引起了红卫兵的极大愤怒。1月28日红革会常委扩大会决定进一步炮打张春桥。张春桥、姚文元破例主动到会场会见各校红卫兵负责人。红卫兵当场质问,同张、姚面对面斗争长达6个小时。当红卫兵问张春桥"你30年代干了什么","狄克是谁"的时候,张春桥面色死灰,臭汗直流。
  1月29日晚上,在复旦大学礼堂,以红革会为主,联合其他组织召开了"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决定第二天在上海市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会,并示威游行。
  面对这种情况,老奸巨猾的张春桥再次耍弄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他开始是调解放军镇压学生,但解放军在了解事实真相后很快撤走了。接着,1月29日晚,张春桥、姚文元把王洪文等一帮亲信找到衡山路一幢小楼里密议对策。之后,王洪文等人一面派人到街上覆盖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一面紧急调动人马封锁人民广场,准备冲击会场抓人,制造流血事件。继而,他伙同陈伯达、江青炮制"中央文革特急电"01月28日事件一发生,张春桥马上给"中央文革"打电话,歪曲事实真相,向陈伯达、江青求援。29日,张春桥又打电话,张打完了,姚文元又打,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陈伯达、江青等人接到张春桥的电话,立即起草了内容为不应把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张春桥;不能组织10万人的游行;要放回徐景贤的所谓"中央文革特急电",发往上海,为张春桥解围。有了"中央文革"的这份特急电报,张春桥的胆子马上壮起来了。他立即批示"印八开,二十万份,立即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散发。"并且公然宣称"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
  30日清晨5时,红革会得到"中央文革特急电",又得知"工总司"已在调动人马,于是取消了全市大会和示威游行,并释放了徐景贤。这样,这一场炮打张春桥的斗争就失败了。上海市红革会也因掀起"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而垮了台。张、姚一伙对参加"-.八炮打"的青年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据初步统计,全市因参加"- 二八炮打"而受到打击迫害的(不包括一般请罪、检查)达2500人,其中隔离审查200多人,被办学习班的440人。审查中,严刑拷打,捧意摧残,逼死5人,逼疯6人,不少人被打致残,造成终身疾病。

六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首先搞乱上海,然后妄加罪名,搞垮上海市委,接着又采取种种手段消灭不听话的、异己的群众组织,经过这样几个步骤之后,张春桥一伙就逐步把权抓到了自己手中。在这个基础上,从1967年1月中旬起,他们开始筹备自己的政权。
  1月19日,张春桥一伙在拼凑班子的会议上,狂妄地把他们的夺权同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相比,说什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叫做"一月革命",全市政权机构可以叫做"新上海公社",成立宣言可以名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等等。2月初,张春桥把筹建上海领导机构的情况报告了陈伯达。这时,{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这篇社论不仅高度赞扬了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说向走资派夺权"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而且说"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陈伯达将社论的内容告诉了张春桥,又告诉张春桥:主席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善于观风投机的张春桥马上找了十多个组织的头头座谈,提议把"新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提议当即获得赞同。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立。张春桥说: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标志着旧市委、旧市人委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垮台了,标志着上海无产阶级、广大的人民夺了权,当了政"。事实正好相反。"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上海市委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带领全市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把一个半殖民地的旧上海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把-个"冒险家的乐园"改造成为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市。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前的上海市委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专政。而这个所谓的"上海人民公社"实行的却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
  这个所谓的"上海人民公社",为首的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还有林彪死党王维国,文痞徐景贤,卖身投靠这些坏人的老干部马天水等。就是这样一批坏人掌握了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
  他们上台以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夺权。在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指挥炮制的公社成立宣言中写道"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还在"第一号通令"中公然宣布:反对"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上海人民公社"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立即逮捕法办"。
  他们怎样对待广大干部呢?张春桥说"对解放出来的干部,要当国民党留用人员对待。"毛泽东、党中央多年培养教育出来的广大干部,中国人民最宝贵的财富在张春桥口中,竟然成了"国民党留用人员",这充分暴露了张春桥一伙妄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搞"改朝换代"的野心。
  他们采用名目繁多的严刑酷法,残酷地折磨和摧残革命老干部,甚至把~所监狱的劳改犯全部放出去,而把大批老干部关进来,充分表现了他们封建法西斯的惨无人道。
  历史是公正而无情的。唯一符合事实的结论只能是:所谓上海‘一月革命"不是革命风暴,而是反革命逆流;不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是一小撮坏人操纵利用的"群众运动";不是革命的大联合,而是一派包办;不是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的新形式,而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这次反革命逆流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必须彻底肃清。


  *本文是根据1978年夏去上海调研的资料写成的。因多为内部资料、故未加注。本文发表于中其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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