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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杰等:陈伯达制造“冀东党”大冤案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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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制造“冀东党”大冤案的始末

  来源:政协唐山文史网  作者:张云杰 闻恩秀 杨福山

“陈伯达,你是否在唐山讲过诬陷冀东党组织的话?”1980年1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的审判员严峻的目光对准那个面容懊丧、个子矮小的大野心家。

“我对唐山问题从来不知道,从未过问。”

这时,录音机里响起了13年前陈伯达在唐山诬陷冀东党,煽动打倒冀东老干部的讲话录音。陈伯达那声嘶力竭的叫嚷,血淋淋的罪证摆在了眼前,又激起了人们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无比愤恨,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那灾难的动乱岁月……



1967年12月26日上午。唐山市上空乌云翻滚,天气阴冷。破碎的红绿大字报乱纸在马路上飘洒追逐。大街上又贴满了新的“痛击”、“打倒 ”、“砸烂”、“保卫”之类的令人眼花心惊的标语口号。辩论、殴斗无休无止地进行着。善良正直的人们厌恶这一切,希望赶快结束这一场祸国殃民的政治动乱。

人们哪里料到,就在这时,唐山市第一招待所的大餐厅里又在酝酿着一个更大的政治阴谋。陈伯达赤膊上阵,正在唐山煽风点火:“唐山冀东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地区,你们晓得吗?……现在还留下来有英国人、日本人的代理人……”“冀东这个党是很复杂的。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你们要结合的一个人,……就是原来唐山市第一书记杨远。你们结合他干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女的,市长嘛,叫白芸。谁晓得她的来历怎么样,她的丈夫我知道是个大庄园主,……还有什么方飞。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要研究一下嘛。你们不要这么糊里糊涂嘛……”

陈伯达的反动表态是有准备、有计划、有预谋的。1967年9月,陈伯达就插手唐山的问题,在北京亲自听取了唐山一些人的汇报。获得了诬陷冀东党的“材料”:“唐山市委是冀东区党委的前身。解放以来,唐山一直是冀东势力控制、活动的中心。”“由于冀东的原主要负责人是叛徒,特别是又长期在刘少奇、彭真的领导下,我们怀疑有一个叛徒集团,这个集团已混入党政军内。”

1967年12月25日,陈伯达假借解决唐山问题之名,匆匆赶到唐山。当晚,又听取了唐山一些人3个半小时的汇报。陈伯达又获得了大量歪曲唐山和冀东历史的“事实”,诬陷唐山干部、群众的“材料”。

陈伯达抓到了这些“材料”,于1967年12月26日上午,发狂地煽妖风点鬼火。霎时间,妖风劲吹,鬼火蔓延,唐山地区的干部和群众面临着大的灾难。

一场搞垮冀东党的浩劫开始了。唐山市“冀东专案”组由原来的20多人一下子扩大到280人。1968年2月11日,成立了唐山地区深挖工作领导小组。

紧接着,又层层建立了“深挖”领导小组。唐山地区、各县、各大厂矿如乐亭、遵化、丰润、抚宁、玉田、秦皇岛、昌黎、柏各庄农场、开滦、启新、华新、地市机关、文卫、财贸、公安系统也都成立了深挖工作班子。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深挖工作网。

深挖自上而下,越搞越大,越搞越离奇。他们的口号是,抓住一点两线,即以冀东区党委核心为重点,以冀东区党委社会部、城工部为两条线,深挖其延续——当时的唐山地、市、县委领导核心,专、市公安系统中的所谓“叛徒网”和“特务网”。他们从1922年冀东建党开始搞起,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把原来在冀东工作过的大批干部列为审查对象,对冀东区党委历任主要负责人都进行了调查,强加种种罪名,诬陷为“冀东党从1922年建立唐山地委,演变到1949年5月冀东区党委撤销,27年间历任区党委第一书记或主要负责人80%以上是叛徒、特务、国民党分子。”“历任唐山市委书记80%以上是叛徒、特嫌、走资派。”“冀东行署5位领导干部都是叛徒、特嫌、国民党。”对冀东区党委社会部、城工部的工作人员,逐人进行调查登记,搞了一个城工部唐山地下党叛徒特务网示意图。别有用心地诬陷“冀东党委城工部不是共产党的城市工作部,而是不挂牌的国民党的市党部,是牛鬼蛇神的俱乐部,是叛徒、特务打入我党的介绍部,是党内叛徒、特务与敌伪顽相勾结的联络部,一句话,它是中国赫鲁晓夫为复辟资本主义网罗牛鬼蛇神的司令部。”诬陷“冀东区党委社会部是叛徒、特务的混合体”,“是叛徒、特务控制的一个典型”。把原来在冀东工作过的1604名干部列为审查对象,给737人强加上了“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种种罪名,把冀东党领导下的662名地下党员列为审查对象,给282人强加了罪名。



人们焦急忧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冀东党被陈伯达一伙搞垮,还担心株连、牵涉我党的更多的老干部,担心老一辈革命家的命运。事实上,在深挖冀东党的同时,“冀东专案组”与中组部的“李楚离专案组”紧密联系,互通情报。1968年间,“冀东专案组”与中组部“李楚离专案组”来往频繁,互相交底联系。2月19日,中组部专案人员同“冀东专案组”说:“中组部专案组业务组同意把有关冀东、唐山的线索可以介绍一下。希望你们在唐山问题上发现有和上边的人有关系的及时告诉我们。”


有了尚方宝剑,冀东专案组就开始了紧张的“上联”活动。首先,他们向原冀东区党委书记李运昌、副书记李楚离、原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京东特委书记胡锡奎开刀,“定死了”这4个人是“叛徒”。然后,上追是谁、为什么和如何把这4个人派到冀东来掌握党政军权的?弄清他们与刘少奇、彭真、杨尚昆等组织上的联系。在向上追根时,他们对冀东绝大多数县团级以上的干部进行了调查,追查较多的是现在中央工作的原冀东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牵扯到原晋察冀、冀热辽和北方局、京东特委的一些领导同志。他们篡改历史,捏造事实,罗织罪名,胡说“冀东党在建党初期就留下了效忠蒋介石的国民党分子,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形成了国共合作的党。”还胡说什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奇出于他反革命的需要,伙同彭真、安子文,先后派叛徒李运昌、李楚离、胡锡奎来冀东,组成了以3个叛徒为核心的冀东区党委。”“他们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构成了冀东叛徒、特务反革命集团。”

同时,他们还给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聂荣臻、薄一波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外省市的一些领导同志73人单独立了案卷。把“老冀东”与所谓“刘邓黑线”连在一起。他们挖空心思搜集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过去的一些讲话材料,断章取义地从中找问题。

在那些“上追”的日子里,曾在冀东工作过的老同志或与冀东工作有联系的老同志——中央、国务院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的负责同志遭到诬陷和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彭真、聂荣臻、姚依林遭到诬陷和迫害……



野心家陈伯达1968年在天津问题上的一次讲话,继续煽风点火。他肆无忌惮地发狂地诬陷老干部,抓“二黑”,公然点了群众组织名,什么“八五风暴”、“省委兵团”是反动流派呀!社会基础呀……

这样在上追根子的同时,下挖活动又在辽阔的冀东城乡展开了,大批干部群众受到了株连,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下挖就是挖“杨白集团”的社会基础,也就是把“冀东专案”和“杨白专案”、“肃流专案”联系起来一起搞。把矛头对准了不同观点的群众,采取了刑讯逼供,严刑拷打、侮辱人格等法西斯手段。

在唐山市展开着清查反动流派中的“坏头头”,清查混进群众组织和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变色龙”、“小爬虫”的活动。一些干部群众遭受残酷的迫害,有的被倒背绑上,用大头钉钉入食指,外边包上布,让其化脓;有的用带刺的紫穗槐条子夹在手指中进行折磨;有的被隔离关押审讯;有的强迫劳动,办学习班……

在柏各庄农垦区,因为有人要通过农垦区中学校长刘勉斋调查原冀东区党委干部李一夫同志的问题,就用严刑逼供,追查刘勉斋的历史问题,进而把刘打成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强迫刘交代在农垦区“潜伏任务”。从刘的问题开始大搞新线国民党,几天时间就关押起120多人……仅一年多的时间,农垦区就有2000多人被打成“新线国民党”。  

在迁安县一个涉及全县40个公社、276个大队和文教、卫生、商业、工业、交通5个系统和县直机关128个单位的“国民党支部”假案也正在进行。时间不长,全县挖出所谓国民党支部15个,有2391人被诬为“国民党员”……

层层下挖,捕风捉影,诬陷株连使大批大批党员、干部、群众惨遭迫害。据统计,在冀东专案整个过程中,全区遭受诬陷迫害的干部、群众共达8.4万多人,其中,2955人被迫害致死,700多人致残。

下挖不仅株连大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还牵连了在战争年代牺牲的冀东烈士。在“活的要落实到人头,死的要落实到坟头”的思想指导下,一些人开进了冀东烈士陵园,要逐个地对烈士进行“政治审查”……

从小就在唐山铁路工厂当工人,1925年入党的马云清烈士,本来是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之一,多次领导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曾5次在敌人的酷刑下,坚贞不屈,却被诬陷为“叛徒”,家属和子女受到株连、迫害。

1938年参加过冀东大暴动后,坚持游击战争的冀东区党委组织部长苏林彦烈士,本来是克己奉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开辟冀东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好党员、好干部,却被他们诬陷为“有叛变行为”,“站在地主立场上反对土改”的罪人。

冀东烈士陵园内的238名烈士无一例外地都受到清查,有40多人列为有重大嫌疑或被诬陷为叛徒、国民党、特务。

在一些人的指使下,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亲笔题词“冀东烈士陵园”被换成了“唐山烈士陵园”的牌子。



陈伯达制造冀东党冤案,使唐山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蒙受了不白之冤,他们在组织上、思想上遭受了一场浩劫,但同时,他们始终坚持着斗争。


陈伯达妄想摧毁冀东党组织,但历史留在人们心头的丰碑是抹不掉的。人们怎能忘记冀东党组织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立下的丰功伟绩。早在建党初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冀东就是我党北方工运工作的重点之一。1922年,唐山地区在建党以后,先后领导了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和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同时,还组织领导了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了著名的冀东武装大暴动,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全区军民打垮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解放了广大城乡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土地改革运动,为支援东北和华北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冀东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许多优秀儿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人们不相信“叛徒、特务的党”会那样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的斗争;人们不相信“国共合作的党”能够紧紧扣住敌人的咽喉要道,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摧毁蒋家王朝做出如此重大贡献;人们不相信“国民党起作用的党”能够同人民群众有如此深的血肉联系。人们只相信:中共晋察冀分局指出的:“冀东党在根据地各种建设上,主要成就是建设了有战斗力的党和军队,冀东党是在战斗中壮大起来的,是深受广大群众拥护的党,具有顽强的战斗力的党,光荣的党。”

陈伯达制造冀东党大冤案,妄图打倒大批老干部,为其一伙篡党夺权扫除障碍,但经过战火考验的冀东老干部不畏强暴,坚持真理,在严酷的摧残下,始终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顽强地进行着斗争。

年近七旬的白芸同志虽遭种种迫害,始终据理力争,顽强地进行战斗。有一次,她高血压、心脏病复发,病没好就强令其出院,到农场劳动。白芸同志不畏强暴,针锋相对地同其斗争,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奋笔疾书,向周恩来总理写报告,反映情况。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白芸同志逃出虎口,免遭残害。杨远同志不仅自己遭受迫害,家庭子女受到株连,但他斗志不减,在繁重体力劳动的同时,坚持学习,坚持读马列的经典著作,并利用曾在滦南开辟工作的有利条件,发动老党员、老贫农为其向中央转送信件,反映情况。

陈伯达妄图镇压群众,打击无辜。但群众是不可辱的。在那最困难的日子,那些被诬陷种种罪名的群众,坚信历史,坚信党,坚信事实。他们异口同声地抵制着:历史总是历史,事实总是事实。我们相信党总会做出正确结论的。是的,历史公正无情,功罪自有评说。冀东大冤案的制造者陈伯达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庄严的法庭上,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这个曾是不可一世、凶焰嚣张的、个子矮小的大野心家,现在神色恍惚,耷拉着秃脑袋,丢魂落魄,接受人民的审判。

(原载《河北日报》,《唐山劳动日报》1980年12月20日转载。原标题:《事实的证言——陈伯达制造冀东党大冤案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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