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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华 文革回顾:贵阳师院文革开始的乱象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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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周四报上刊登北大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以来,我院文化大革命也迅速开展起来,大字报贴满了学院的每个角落,但高潮的出现却是在今天,即6月6日。

昨天下午全院师生开大会拥护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会上省委宣布撤销我院党委书记、四清工作队队长、文化革命工作组长黄辅忠的一切职务,由省委统战部长王林岗任贵阳师院文化革命工作组组长、四清工作队队长、代理党委书记。但不到24小时王林岗就被师院的师生轰下台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6日上午全院师生开大会声讨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市委宣传部长汪小川,当师生代表怒火万丈地批判汪小川时,王林岗却懒洋洋斜躺在靠椅上,无所事事地东张西望。声讨会结束,他作总结发言,竟然大讲汪小川的光荣革命史,说汪是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红四方面军的宣传干事。说汪犯错误是毛主席的书读少了,钻到廿四史等古书堆里面去了,工作之余喜欢写点东西……

这显然是公开为汪小川开脱罪责,引起了师生的公愤。下午声讨王林岗的大字报雪片般飞来,“立即撤销王林岗代理党委书记”、“斗倒斗臭王林岗”的大标语也刷出来了。

省委派人来看大字报,各系召开紧急会议,革命师生怒火越烧越旺,广播室反复播放声讨大字报的一些内容、高呼“打倒王林岗”的口号。一些系的同学还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到大街上。

吃了晚饭后,各系互相串联,声势更大,调子越升越高,不少师生把矛头指向省委。到省委贴大字报,质问省委,到省广播电台要求电台播送他们的大字报,向西南局、中央发电报反映情况。

晚上我班同学在教室里商议写省委大字报时发生了一件事。政教系顾惠之老师曾经上过我班几节政治经济学课,他被系上学生贴了些大字报,心中有气,就写了一张大字报,署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顾惠之”。他的大字报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大家立刻研究决定写两张大字报,一张针对顾惠之,一张质问省委。

质问省委的内容是:一,是谁派王林岗来的?二,王林岗的后台是谁?三,派王林岗来干什么?这张大字报内容相对简单一点,我班团支部书记佘开生说他写,叫我写顾惠之的。我写好后,同学们纷纷来签名,我大叫:“你们看看内容!”大家都不听,只抢着签名。

我们质问省委的大字报实际上是一长幅标语,可从三楼窗口垂挂到一楼地面,我们挂出去以后,大家又蜂涌着到顾惠之家去贴大字报。顾惠之住在红楼单身宿舍,我们去时他披了件外衣正在桌边写些什么,开门见到我们很不高兴。他的表情刺激了同学的情绪,几个同学把他拉着推着到联合教室开斗争会。我把他放在桌上的手表放到抽屉里,锁好房门。饶老师连声对我说:“叫同学们不要打,不要打。”我追下楼,这时人越聚越多,有人给顾戴了顶高帽子,有几个人把顾捆了起来,在他身上写“反革命”,拖他去游街。这时更乱了,有的人高喊口号,还有人扑过来追打。我班同学聂文范也被一个女生误打了几拳。我连劝连挡才好一点。

工作队赶来了,解开了捆顾的绳子,叫大家把顾带到联合教室斗争,这时我才发现顾连鞋子也没有穿。

我回到教室看见几个同学在看贵州日报,说有问题,我过去看,看不出来,他们说我觉悟不高,我很疲倦,懒得罗嗦。

晚十二时,学院广播室播送了省委撤销王林岗一切职务的决定。全院沸腾。

晚自习时,系上通知要交待重要事情,先通知几个人去开会。等到十时,工作队的老徐非常严肃地到班上宣布:6月6日我院发生的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我一下子蒙了,心想我们热血沸腾参加的是反革命事件?还没等我回过神来,我班参加刚才小会的刘某同学拿出一张大字报底稿念起来。这张大字报点名写质问省委大字报的佘开生是“反革命”,另外几个参加开小会的同学立即附和。刘某叫大家签名,却没人响应,毕竟把一个同学打成“反革命”不是一件小事。

质问省委的大字报虽然不是我写的,如果当初的分工是我写质问省委、佘开生写顾惠之的大字报,那当“反革命”的就是我了,看来走错一步,就可能成反革命。但我积极地帮着贴、帮着挂,干系是少不了的。我冥思苦想了好久,决定连夜写一张检查。

一清早把检查贴了出去,走了十几步又忽然想到,这样做岂不是不打自招,自投罗网。管他的,反正贴大字报的不止我一人,等等看。我返身把检查又揭了下来。

上午的全院师生大会再次把六月六日师院发生的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大会发言人声色皆厉,简直把全院师生都当成反革命训斥。他详细介绍了六六那天我院校内校外的情况,这些情况有的我清楚,甚至自己是参与者,有的则闻所未闻,但忍不住想,如果自己在场会参加吗?总之头皮发麻,心有余悸。会场周围有不少从未见过的人在巡视,据说学院己被公安厅的人包围了!

下午各系追查“反革命”,除上午系的大会点的五个人外,又追查出了不少人,我班就有佘开生、沈某、黄某、孙某等五人。我也很紧张,紧张得头脑昏乱了,想不起自己在质问省委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没有?想不起那天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一天要去看几次大字报,唯恐自己被点名,被揪出来。

文革运动初期,中央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邓拓、吴啥、廖沫沙,称为“三家村”黑店,批判他们的《海瑞罢官》和杂文集《燕山夜话》,说他们在“夜话”中含沙射影、借古讽今,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海瑞罢官》我没有看过,《燕山夜话》的每篇文章我原来都认真读过,非常喜欢。那些杂文谈古论今,知识广博,引人入胜,文笔洒脱而精妙。单就文章看实在看不出反动之处,但倘若按报上的批判文章的上纲上线方法,即将杂文与写作时的政治、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分折,倒也像是那回事。

我突发奇想,如果把《燕山夜话》里的言论与胡风“反党集团”言论、右派分子反党言论进行比对,并联系社会背景,岂不是就能让我和其他有疑惑的人认识到“三家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真面目?

说干就干,我连续两个星期泡在图书馆、资料室,查阅摘抄资料,干得兴致勃勃。

晚饭后我和刘纯斗同学散步,我得意洋洋地讲起我即将成就的“大业”。刘纯斗是党员、调干生、院学生会主席,政治水平自然比我高很多。他的一句话如雷轰顶:“如果有人说你借反革命、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口攻击党和社会主义,你怎么办?”

我一听,又下了一跳,心想赶紧悬崖勒马!我立即将己摘抄的资料烧个干干净净,再也不向任何人提起我“大业”的一字半句。

物理系的墙报是办得很出色的,在全院的评比中经常是同中文系、历史系排在前三名。我从六五年起担任墙报主编。

今天我编排完一期墙报后正在教室休息,系总支书记孙庆文找到了我:“墙报你校对过吗,没问题吧?”

“我校对过,没问题。”

“走,看看去!”

我随孙下楼走到墙报前又认认真真地检查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有何差错,我疑惑地看着孙,他用手指重重地点着一个字:“没问题!看看!”

看他指点的那个字,我顿时大汗淋漓。原来这是毛主席语录,原文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打”误写为“倒”了,变成“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倒他就不倒。”我连声认错,急忙把错字改过来。

前不久,我在凯里邮电局工作的弟弟谈过一件事:凯里某单位贴出一幅大标语“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江!”此“江”是“疆”的错别字。为此事写标语者被打成“反革命”,理由是,这条标语的意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活一万岁都没有最亲密的战友江青。

我走过资料室时发现有烟从门缝冒出来,推开门看,室内烟雾弥漫,桌上一个粉笔盒还在冒着黑烟。我惊叫起来:

“失火了!失火了!”随即冲进去用桌上茶杯里的水将纸盒的烟火浇灭。我的叫声引来走廊上和系办公室的老师和同学,大家七手八脚地打开窗户,驱散烟气。

事故的原因很快就查清了。原来是有历史问题的“反动学术权威”陈建勋先生在资料室写捡查,随手将未熄灭的烟蒂丢进当烟灰缸的粉笔盒里,引燃了粉笔盒中的碎纸。“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自然就栽到陈先生头上。满怀革命豪情的师生把陈先生揪来斗,杨某某老师从资料室提来一张凳子恶狠狠地勒令陈站上去,又勒令陈双手端着盒底还烫手的粉笔盒。陈先生站在摇摇晃晃的椅子上,流着眼泪鼻涕,战战兢兢,缩着肩,低着头,两只手换来换去地端着那烫手的粉笔盒,口中不停地告饶:“我有罪,我有罪!”。

陈先生是我班专业基础课力学课主讲教师,他讲得课程内容我觉得比较难学难懂,我是班学习委员,与他接触较多。陈先生知识渊博,教授得法,我极为敬重。没想到我发现粉笔盒着火以后的大叫,会使陈先生遭受这番磨难和羞辱。我懊悔万分,如果我悄悄把烟火浇灭,开窗驱散烟气,不就没事了吗!

陈先生,对不起!

注:此文根据杨文华的日记改写而成。从中可以看出文革突然爆发以后,在穷乡僻壤的贵州也出现了动乱。贵阳师范学院的师生跟着北京出现的恐怖和疯狂,陷入一片打倒和批斗的混乱之中。由于是日记记载,所以,可以视为一份珍贵的文革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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