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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张从:文革中北大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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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北大的思想者
——陈齐程刘“小集团”的遭遇

张从

  在十年文革中,全国统一的指导思想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无产阶级专
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多数群众对最高领袖的思想和指示坚信
不疑。但也有一些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和青年,经过认真思考,对文革产生了怀疑,
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在全国范围内,比较有名的思想者有遇罗克、张志新、杨曦光、伊林
、涤西、李九莲、王申酉、李一哲等,他们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都遭到了严厉的
打击迫害,其中有些人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在文化革命的发难点、第一张大字报的产
生地——北京大学,虽然得到最高领袖和江青等中央文革领导人支持的聂元梓和后来的宣
传队掌握权柄,炙手可热、为所欲为,采取高压禁锢政策,但也出现了众多的具有独立思
考的思想者,如陈一谘、何维凌、樊立勤、杨勋、杨炳章以及陈醒迈、齐菊生、程汉良、
刘立民等人,他们的思想虽然在当时被看作异端,实质上却是先进思想理论的萌芽,有些
思想甚至延续和发展到改革开放时期,对改革开放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本文仅对笔者比较熟悉的陈醒迈、齐菊生、程汉良、刘立民四位思想者在文革中的遭
遇和文革后的情况做一简单介绍。

一、四人小集团及其思想的形成

  陈醒迈,原名陈守忠,辽宁大连金县人,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齐菊生,
北京人,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程汉良,福建厦门人,1963年考入北京大
学技术物理系放射化学专业;刘立民,北京人,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放射
化学专业。由于这四人文革前就在一起上基础课,所以互相比较熟悉。1966年6月,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广播后,北大进入文革时期,这四人也从参加社教的农村回到学校。
1966年7月底,工作组被赶走后,他们都是支持聂元梓和校文革的。1966年11
月1日,他们所在的战斗队参与发起了纪念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纪念大会,请聂元梓在
大会上发表讲话,程汉良主持了大会,会后,还请聂元梓在自己的毛主席语录上签了名。
之后,他们去外地进行串联。程汉良、刘立民与本班几位同学步行长征到了河南兰考,深
入农村调查,支持保卫焦裕禄的群众组织,写出了在当地有影响的大字报。

  1967年1月,他们四人回到北京,参加了以0363(化学系63级)为中心的
群众组织,当时这个组织还是支持聂元梓和校文革的。1967年校文革开始“整风”,
部分群众和校文革内部成员对聂元梓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但聂元梓非但不接受,反而
对提出意见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他们四人也认清了聂元梓的真
实面目,从此走向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道路。1967年6月8日,《新北大北京公社
》成立,陈醒迈、齐菊生、程汉良、刘立民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并成为骨干。1967年
8月17日,《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红旗飘战斗队》、《北京公社》、《
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五个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陈醒迈、程汉
良先后担任了总部委员,齐菊生、刘立民担任了化学系和技术物理系的纵队长。

  在此期间,面对社会上的各种现象,他们四人经常一起讨论问题,程汉良在厦门跟王
洛林(著名经济学家、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的儿子)接触比较多,王洛林跟他说:“
现在不是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而是用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这个看
法被程汉良转述个给其他三人。1968年1月,湖南长沙市一中学生杨曦光的长篇论文
《中国向何处去?》遭到了中央文革康生等人点名批评,但论文的观点在全国产生了很大
影响,其基本观点就是,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阶层,文化革命就是要把官僚
阶级的国家机器打碎,这篇文章对他们四人也有很大影响。1968年春节,这四个人一
起去大连,在路上和在大连期间,他们和工厂的个人和军队人士广泛接触,经过多次讨论
,形成了对文化革命比较一致的看法。他们认为,文化革命的本质,不是什么反修防修,
也不是什么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而是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之争,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
配,他们对林彪和江青的一些言论和做法,也产生了怀疑。回来后,他们又看了许多马克
思和列宁的著作,以及毛泽东的内部讲话,比如1965年对陈正人社教蹲点的批示等,
并看了一些灰皮书,包括《第三帝国的兴亡》、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特别是后者,
对他们的思想影响很大。据齐菊生回忆说,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是在去大连后形成的,但
他们只是在内部交流,偶尔和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流露一点。据刘立民的同宿舍同学俞小平
回忆,他曾问刘立民:你们对文革到底怎么评价:刘一字一句轻轻地说:“这次文化大革
命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再分配”,令他听得如同一声惊雷!(俞小平:永远的刘老反,《
风雨未名湖》,470页,中国传记出版社,2018年2月)。

二、两封信和告密者出卖,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当时齐菊生正和女朋友游某某谈恋爱,给游写了一封信,内容中有这样一句话:“现
在有一个特权阶层,新制度在母腹中躁动,也逐渐让我们青年学生觉悟”,还说“20世
纪的反革命可能是21世纪的革命先行”。这封信没有来得及发出,北大就爆发了3·2
9武斗,齐菊生等井冈山化学系的成员都被驱赶出31楼宿舍,这封信被公社的人缴获。
武斗后期,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为了彻底摧垮井冈山兵团,陆续公布了几批“井冈山反革
命小集团”的名单,并抓捕了其中部分学生,如徐运朴、牛太升、王忠林、王忠德等,公
开进行“审判”,在校刊《新北大》上公布他们的“罪行”。据知情人说:陈、齐、程、
刘被列入第六批的名单中。但这个名单还未公布,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就进校了。

  以4587部队为首的宣传队进入北大后,继续执行了一条极左的路线,以清理阶级
队伍为名,打击迫害干部教师和学生,他们接过校文革手中的材料,对井冈山中的部分学
生进行整肃。陈、齐、程、刘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宣传队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们隔
离审查,还在学三食堂进行过批斗,就连他们的女朋友,也被看作“反革命家属”,被要
求揭发交代,划清界限。化学系63级100多人中,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反动
学生”立案、审查的就有30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1人(李人杰)。1968年12月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被迫害自杀,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1969年3月,毛泽东
派8341部队进驻北大,进行纠偏,把许多被隔离审查的学生放了出来,有些被整学生
的材料也被销毁。1969年10月下旬,程汉良和刘立民随着技术物理系大部分师生去
了陕西汉中分校,陈醒迈和齐菊生到了北京郊区房山的娄子水村参加劳动。大约1969
年底,齐菊生有事回到北大,给陈醒迈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现在抓516呢,有人信奉
托洛茨基,有人信奉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论》,地下的火在燃烧,是任何力量也压制不住
的。明显地是对抓516不满。陈醒迈看过信后给了女朋友陈某某,陈某某把信放到枕头
下面了,被同室的女同学周某某拿去,交给工宣队的排长王某某了。过了不久,齐菊生、
陈醒迈被当成516分子被隔离审查,消息传到汉中,程汉良、刘立民也被隔离审查。1
970年3月,北大留在学校的三届学生(63、64、65年入学的)毕业分配,但这
四人被留在学校没有参加分配。过了半年多,陈醒迈、程汉良由于“交代问题和认罪态度
好”,被分配工作了。而齐菊生和刘立民由于“态度不好”,依然在学校被审查,有时闭
门思过,有时参加劳动。刘立民在被宣传队审问时,一直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经常引
用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语录和审讯者辩论,让审问者毫无办法。齐菊生也是如此,曾经针对
林彪说的“政权就是领导班子”,给宣传队写过一个东西,说:政权等于领导班子,加上
制度,要有制度的保障。如果领导班子变质了,有制度保证它,政权不会变质。但如果政
权只是领导班子,没有制度的保证,领导班子变质了,政权也就变质了。这个浅显的道理
被宣传队认为大逆不道,是“反林副主席”。8341的副政委王连龙曾经说:“别人学
马列越学越革命,齐菊生他们学马列,越学越反动。”齐菊生针对宣传队的迫害,曾经进
行过绝食抗议,但后来意识到绝食起不了作用,又恢复了进食。宣传队对齐菊生和刘立民
没有办法,只能让他们劳动,每月发20元生活补助费。1973年初,刘立民被毕业分
配到河北衡水,而齐菊生一直到四人帮垮台后的1978年,才被毕业分配。

三、陈齐程刘四人毕业后的经历和晚年情况

  陈醒迈毕业后在河北承德下乡,任农村中学教师。后在大连大学化学系工作,200
5年退休,近年来身体状况不佳,记忆力减退,2018年进入养老机构。2018年1
1月份,齐菊生夫妇去看望他,难得他还认识,并高兴地唱了歌。

  齐菊生1978年被平反,留校工作,后去美国。2017年和2018年回国,笔
者和北大化学系63级的樊能廷同学一起听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并一起去门头沟万佛山
陵园悼念已经去世的刘立民。

  程汉良毕业后分配在陕西安康地区石泉县,1978年考上北大技术物理系进修班(
回炉班),毕业后回老家厦门,先在海洋研究所工作,后自己成立企业,从事废品资源化
利用工作,曾任北大厦门校友会会长,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代表厦门校友会捐赠给
母校一对石狮,现立于北大图书馆前。近年来研究文革,著有《辉煌的苦难》一书。

  刘立民毕业后在河北衡水化工厂工作,吃苦耐劳,和工人打成一片,很受工人欢迎。
后调到武汉长江第二航运局,自学计算机、自动控制等专业知识,成为单位业务骨干,自
动控制专家,退休后热情帮助几家企业进行技术革新,2008年10月不幸在一场工业
事故中遇难,安葬在北京万佛山陵园。他人品高尚,作风朴实,待人真诚,乐于助人,至
今受到老同学们的深深怀念。

◇ 附:祭刘立民文

刘君立民,年方六旬,零八十月,魂归厦门。噩耗传来,如同雷鸣,天地悲愤,亲友震惊
。同学诸君,齐聚京城,焚香祈祷,共祭刘君。忆君当年,年少青春,热情直爽,待人以
真。勤学好思,卓然不群,作风朴实,乐于助人。刻苦钻研,术业精深,二胡悠扬,一曲
动人。文革之中,毫不盲从,追求真理,奋不顾身。不畏权势,独立直行。七十年代,身
陷汉中,军工宣队,关押审讯,大义凛然,从不屈身。贤妻紫燕,善良忠贞,甘苦与共,
患难情深,苦等数年,终成同心。分配衡水,投身工农,维修机械,车间劳动,周边群众
,交口赞颂。后至武汉,孝敬母翁。港口码头,桥梁工程,图纸设计,电路自控,业务精
湛,事业有成。及至退休,工作不停,汉口厦门,北京羊城,穿梭往返,疲于奔命,贡献
余热,沥血呕心。零八夏日,小聚京城,共饮孔府,谈笑留影。匆匆一别,又赴厦门,谁
知一去,不见君容,遗恨千古,壮志未成。贤妻爱女,泪洒君身,亲朋好友,无不伤痛,
呼天唤地,天地不应。同聚陵园,共念刘君,音容笑貌,永记在心。鲜花送君,友情伴君
,魂兮归来,刘君立民。

(本文写于2019年3月)

□ 来源:张从:《探史求真集——北京大学文革历史探究》,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
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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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一)

                ·吴中杰·

◇ 第二部分 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

  ▲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还在农村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时,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却早已转移。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
官〉》,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形势随之大变。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篇文章的背景,但听杨西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这篇文章发表时
,他是通宵坐镇在《文汇报》编辑部,亲自看大样的,就知道此文的重要。那时,杨西光
已是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文教卫生工作,他以一个文教书记之尊,去做报社夜班
编辑之事,可见这篇文章来头着实不小。

  不久,上海就组织教授学者们讨论姚文元的文章。这些学者倒是很有正义感,他们死
守住学术规范,对姚文元在文章中乱用史料的做法进行指责,特别是对他的影射史学更表
示反感。谁知上面组织这场讨论,并非真是为了学术争鸣,而是预设计谋,撒下诱饵,意
在引诱这些学者上钩,希图钓出大鱼。周予同、周谷城、李平心等人不知就里,还真从学
术的角度对姚文元文章提出批评,一下子就被钓钩卡住了。这些学者上钩之后,组织者兴
高采烈,立即把他们的发言公诸报端,立此存照,以供批判。

  其实,即使不是研究历史的人,对姚文元文中将海瑞的“退田”、“平冤狱”之举,
与现实中的什么“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也觉得非常牵强。但这类意见,也只
有在信得过的朋友间私下里谈谈,而在公开场合,则再也没有人敢讲的了,算是做到了舆
论一律。何况,对我们这些人的监视也更严了,所以需要十分小心。那时的心态,颇有点
像鲁迅笔下的迫害狂患者,时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
两眼呢?我怕得有理。”

  这时,“四清”运动实际上已经停顿下来了,只是做一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我们也全
副精力注意着形势的发展,而且学会了从字缝里看文章,从报刊文章的措辞中,猜测上层
政治风云的变化。前几年看到北京大学王瑶教授的一位博士生所写的悼念导师的文章,说
到王瑶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七八十年代里,还经常花大量时间分析政治形势,表示对此
颇不以为然,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历次运动的磨难,不能理解从那个时代走过来
的人的心态之故。

  那时,我们有几个教师还能私下里在一起谈谈,常常议论形势的变化,比如,从点名
批判田汉、夏衍的文章里,我们感到周扬快要被揪出来了;从姚文元《评“三家村”》文
章的语气和《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同一日发表的高炬、何明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了
吴晗和“三家村”背后的人物,看来,彭真要倒台了。虽然这些大人物离我们很远,但政
治风云的变幻又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不能不全力注意形势的发展,而形势的发展,又使
我们感到惘然。今后学校怎么办?文艺界向何处去?文艺课程又怎么教?都直接牵连着我
们的生活,不能不使人忧虑。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有一本新的文学作品隆重推出,这就是金敬迈描写英雄人物的小
说《欧阳海之歌》。主管文教的副总理陈毅元帅,还特地为此发表谈话,对此书倍加推荐
,把它奉为革命文学的新方向。我认真拜读了一遍,实在看不出好在何处,新在何处,问
问其他教师的意见,他们也说看不出好处来。在回校的车子上,有一位青年教师还发牢骚
说,以后下乡办学,倒也轻松,只要带两套书就好了,一是《毛选》,一是《欧阳海之歌
》。金敬迈因写了这本书,一时飞黄腾达,“文革”初期做了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的组长
,但不久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入监狱,真是变幻莫测,命运弄人也。

  而这时,在办学方向和办学方式上,也正在进行新的试验。复旦一向是得风气之先,
走在时代前面的,还在早两年,就在理科树立了一个工人专家蔡祖泉为模范;到得196
6年初,文科又在青浦搞了个下乡办学的试点。

  蔡祖泉原是一家工厂制造玻璃器皿的技工,因帮周同庆教授制造电真空管,深受周同
庆的赏识,周同庆从交大调到复旦时,就把他从工厂里调了过来。作为一名技工,蔡祖泉
的确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而且也有钻研精神,但毕竟缺乏科学理论上的修养,在电光源的
创造上,受到许多限制。把他树为理科教师的榜样,实在无法令人信服。但复旦党委大树
特树蔡祖泉,提倡全校师生向老蔡学习,其目的就是为了用他来打压那些“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走出一条工人阶级自己的科研和办学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来一点
弄虚作假的东西了。比如,有一种水银汞灯,其材料和制造法都是物理系一位教师帮他从
俄文资料里翻译过来的,但却被说成是老蔡的创造。好在那时知识产权的意识不强,而且
中苏交恶,不相来往,苏联人也不知道我们的研究情况,否则打起产权官司来,倒也麻烦
。但在我们这里,此类事件是不足为奇的,就像后来种种工人注释小组,实际上都是知识
分子在后面操作、把关,却必得由工人挂牌一样。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与老蔡有过一定接触,觉得这个人虽然很走红,待人接物
倒还平和,他其实也是一个被政治所利用的角色,所以有一段时期搞得很被动。“文革”
初期,他被党委推出来做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实际上是以他的工人身份来给党委做挡
箭牌;党委靠边之后,又被造反派抬出来挂上一个什么头衔,随着运动的变化而翻来覆去
。好在老蔡的人缘较好,别人也不愿为难他,又是工人阶级的模范人物,军宣队和工宣队
也不好找他麻烦。而且,他毕竟有技在身,改革开放之后,还能成立一家蔡氏电光源照明
公司,仍旧搞得相当红火。

  在我们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中文系未参加“四清”运动的一、二年级同学,
已开赴青浦县,在农村建立教学基地了。

  不久,我与别的几位教师也奉命从罗店提早回校,马上转到青浦去参加这个下乡办学
的试点。

  ▲ 山湾办学

  我们下乡办学的地方叫做山湾大队,属于朱家角公社。现在的朱家角,已经是旅游胜
地。那高耸的石头拱桥,那古旧的青石板街,还有当年开风气之先的中西合璧的花园洋房
,都吸引着许多游人,每当节假日,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寂寞的小
镇。复旦之所以选在那附近办学,大概就因其偏僻之故。

  1966年初的下乡办学,为的是要落实刘少奇关于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打算于传
统的常规学制之外,另外开创一条开门办学的路子,突出教学的实践性与应用性,强调教
育的政治性与阶级性,——这也就是1958年提出来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方针的落实。

  大凡有此类新举措时,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照例是试点单位。北大是历史系在京郊搞
了个教学点,复旦则抽调中文系一、二年级学生在沪郊进行办学。后来又增加了南京大学
一个农村教学点,也不知是高教部主动增设的,还是南大自己争取的,但学生们似乎并不
情愿,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学生们为了要求回校,就给匡亚明校长大贴大字报,
那是后话。

  复旦中文系一、二年级同学是1966年春节之后下去的,此时,复旦党委派副书记
郑子文来兼任中文系总支书记,直接督阵,又从机关总支调来干员孙保太担任中文系总支
常务副书记,下乡坐镇,而且还从哲学系、国政系、外文系和本系抽调了好些教师下去,
计有李继宗、余源培、陈玉清、郁明亮、章培恒、翁世荣、吴欢章等,具有相当实力。

  我从罗店“四清”工作队中调过去时,已经是五月初了。我在下乡搞“四清”之前,
曾经教过现在这班二年级学生的课——那时他们还是一年级新生,与我关系相当不错,但
此次重见,却显得相当隔阂了。略住几天,我就悟到,这并非时间的暌隔使然,乃是形势
变化之故。教师之中,仍有处于指导地位的,如政治指导员之类,而另一些,则处于被指
导的地位,我自然是其中之一,而且还被列入另册,四周都是警惕的眼光,令人很不舒服
。所以当时的心态是力求避祸,岂敢教人。

  既然要开创办学新路,原来的教材当然是不适用的了,课程体系也要改变。基础课程
大量压缩,教学方法也有所不同。比如写作课,写作的基础知识自然不宜于多讲,写作教
师就带着学生到农家采访,准备编写社史、村史、家史,写的文章也要请农民一起来评阅
,将农民请到课堂上来;文艺理论课也不讲文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常识了,而是根据上面
布置下来的“战斗任务”,写“战斗文章”,如批判“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
”之类;现代文学课则批判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舞台姐妹》、《早春二月
》等;连外语教学也不能用原来的教材,而要强调政治性、应用性。

  听说在我调去之前,他们还上过一些课,虽然不多;但自我去后,除了政治课之外,
就不见他们再上别的课了。一则农忙时节已到,劳动时间加多,同时又开始建造校舍了,
也得自己动手;再则,“战斗任务”也日见其多,劳动之外,大家就忙着按上面布置下来
的批判专题,来写一些鼓噪式的小文章,或为上面拟订的批判计划,准备一些资料。当时
正处于批判(禁止)之中,“战斗任务”自然很多,有时还要保密,弄得神秘兮兮的。但
因为大家都住在农民家里,农家的习惯,大白天是不作兴关门的,决没有朱永嘉为姚文元
准备批判《海瑞罢官》资料的那种保密条件,所以他们在搞些什么,一望便知。记得有一
次,看见有几位同学忽然看起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来了,这自然是为了批判朱老
作准备。果然,“文革”初期复旦党委抛出来批判的十大“反动学术权威”中,就有朱东
润先生在内,而撰写《张居正大传》,即是他的罪状之一。

  这种学习方式,对于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来说,自然会造成很大的缺陷,但那时领导
上认为,文化知识是次要的,主要是应提高学生的战斗能力,说这样做是培养战士的方法
。而且说,培养战士还是培养院士,应提高到两种教育路线斗争的高度来看,这就使人无
话可说了。

  但即使要培养文化战士,在农村里也极其不便。信息闭塞,尚在其次,因为所有的战
斗任务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用不到自己去寻找和发现;而资料的欠缺,却使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不过领导上却有自己的说法:资料愈少,束缚也愈少,可以在生产劳动中找立场
,应该向贫下中农寻观点。这类政治性很强的话语,还要教师出来附和,实在是很使人为
难,虽然学生心里未必信服,却也不敢公然反对。同时,四周的环境不利于学习,也是眼
前的事实。当时大家都还住在农民的客厅里,白天农民下地干活,家里虽然比较安静,但
学生也不能老是上课看书,总得安排相当的时间来劳动,晚上是休息时间,农民们热情好
客,常抱着孩子来串门,如果不理不睬,只顾自己学习,则不但有脱离群众之嫌,而且也
很得罪人。但没有相当的时间,是完不成战斗任务的,这很使学生们苦恼。我因为去得迟
,住房条件就更差了,被安顿在村边的一间仓库里,隔壁是屠宰房,每天凌晨都要在这里
杀一两口猪,那种凄厉的尖叫声实在刺耳,每次都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好在我那时睡眠状
况极佳,在被猪的尖叫声吵醒之后不久,当四周复归于宁静时,仍能迅速入睡,还不至于
影响白天的工作。大概同学们因这种苦恼而反映得太多了,领导上就安慰他们说,等我们
自己的房子造好之后,就可以隔开一些了。可见他们自己也在无形中承认:在生活上与农
民太打成一片了,是不利于学习的。

  的确,我到山湾时,中文系就已经开始在离村不远处动工造房子了。当时系里没有安
排我的教学任务,领导上大概想多用劳动来改造我这个“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所以
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建筑工地上度过。那时正在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庆的房
子因陋就简,是干打垒式的,我们领导上说,下乡办学,物质条件不宜太好,要学习大庆
精神,所以也准备用干打垒的方式来造房。所谓干打垒者,即造房不用烧砖,全用干土打
垒而成。这种方式在北方还可以行得通,因为那边雨水稀少,而且土质坚硬,打得结实一
些,自然可以支持很久。但是江南多雨,土质松软,要靠干打垒来造房,怕是支持不了多
久。这一点,中文系领导和基建处的工程师自然心里明白,但学不学大庆,是个原则问题
、方向问题,这就令人十分为难了。好在孙保太极其聪明,他脑子一动,终于想出了一个
折中方案,即用砖头和干打垒相间而成,向上汇报时可以说是学习了大庆经验,用的是干
打垒方法,实际上则在紧要处嵌了砖头,又不至于很快倒塌。也真难为他想出这条妙计。
记得当年有些地方上的领导人,为了积极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没有现实必要性的地
方,硬要到处开荒,到处垒梯田,其智商与保太同志就差得远甚了。

  但是,房子还未及封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6月1日,《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2日,又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
发评论文章《欢呼一张革命大字报》,气氛一下子就异常紧张起来。开始,孙保太还算沉
得住气,一面鼓动学生贴教师的大字报,一面还高姿态地表示,欢迎对系总支和他本人提
意见。但当6月20日学生贴出了《向党委开火》的大字报,他就有点慌了手脚。开始还
想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控制局面,压住学生,后来很快就处于被动状态。

  同学们还利用大字报的形式,纷纷要求回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把
这种要求说得非常重要。校系领导试图劝说同学留在农村闹革命,当然不能为同学所接受
,到得6月下旬,实在顶不住了,只好全部撤回学校参加运动。可见学生们对于这种下乡
办学的方式,其实也并不热情,而且心有抵触,只是迫于形势,不敢公然反对罢了。现在
是有了更大的政治题目,可以借此来进行反驳,别人这才无话可说,而他们自己也就掌握
住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是一种极其巧妙地借助于政治形势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做法,虽然
当事人也未必有非常清晰的谋略意识,但此种做法其实倒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情。明乎
此,才不至于看事过于懵懂。

  那批尚未完工的房子,起先还留人看守着,准备运动结束之后回来续建。后来运动的
发展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愈来愈猛烈,而且愈拖愈长久,复旦校方和中文系的领导
知道不可能再回去办学了,就把这些房子送给当地公社。听说朱家角公社曾在此办过一家
社办工厂,后来就不知派何用场了。

  我每到朱家角游览时,总想要到山湾去看看这些房子,这里毕竟流过我们的汗水,消
磨过我们的岁月,但因为都是集体行动,终于未能如愿。

◇ 第二部分 复旦园里炮声隆

  既然明白了揭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高领导的意图,而且在揭批复
旦党委的行动中已经尝到了甜头,造反派当然不会就此罢手。在杨西光和复旦党委还没有
倒台之前,向上海市委的进攻便开始了。市委相继抛出了挡在第一线的教育卫生部部长常
溪萍、文教书记杨西光和市长曹荻秋,但是仍没有阻挡住造反派的攻势,最后,以市委第
一书记陈丕显被打倒而告终。

  当然,打倒上海市委并非复旦造反派一家所为,各学校各系统的造反派都出力参与,
特别是“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从中起着重
要作用。但在当时,高校红卫兵运动锋芒正盛,冲冲杀杀,还是走在前面,而在上海高校
中,复旦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上海市委一倒台,就出现了权力真空,造反派自以为是有功之臣,按照“打天下者坐
天下”的古训,他们就开始夺权。这个全市性的夺权行动,发生在1967年1月份,由
《文汇报》开的头,马上席卷全市,号称“一月革命”。“一月革命”很快就得到了毛泽
东的肯定,《人民日报》还在1月22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于是,由上海刮起来的夺权之风,马上就席卷全国,接
着就有“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曙光”……

  《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何以要用这么长的标题呢?因为它想同时说明两个问题:一
方面肯定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另一方面又要强调造反派的大联合。这种强调并不是无因的
。实际上,当时的局势,已经激起了一些造反派头头的权力欲望,“抢权”之风很盛。有
些组织,有些山头,争相去占领办公室或者去夺取公章,于是,“夺权”又变成了“夺印
”,仿佛只要占领了办公室、夺得公章,就算夺取到了权力。红革会就曾抢先把中共中央
华东局、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十个区委、区政府的公章全都夺来,装在一个书包内,
背在一个头头身上,算是夺得了上海党政大权。

  这种夺权闹剧,同样在复旦上演。“过河卒”小组在《在转折点上》这张大字报中批
评道:“有的同志在促进大联合夺权:他们找了一些造反派代表把系办公室的钥匙、电话
机、印章从过去曾经是‘老保’的同志手里拿过来,认为这是夺了一个系的权。有的同志
把班级里曾经是‘老保’的学生干部‘罢’了‘官’,选了新班委、支委,认为这就夺了
一个班的权。还有的同志正在联络各个造反派组织,要各组织派代表协商,一起去接管党
委办公室,把党委的大印拿来,认为这就夺了复旦大学的权。”“还有少数打着‘造反’
旗号的人,‘接管’了××大楼,就拿那里的沙发、摩托车供自己享用,拿国家的钱挥霍
浪费,这种为小团体私利的夺权是无政府主义的夺权,是‘败家子’的夺权,结果败坏了
无产阶级的国家,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

  这情景,难免使人想起了阿Q的革命。当然,两者还是有些不同:阿Q要的是元宝、
洋钱、洋纱衫、女人,还有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同时要处死他所不满意的人;造反派
要的是办公室、大印,但同样要排斥和打击别的造反组织的人。而且,阿Q只不过是在幻
想中革命,造反派则在实际行动中,已接触到权力的边缘。然而,阿Q式的革命,实际上
正是中国历次农民革命的缩影。

  毛泽东是与鲁迅同样深谙中国国情的人。所以当上海市委倒台之后,立即派了中央文
革小组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来组建上海新政权。这个政权先是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为
的是要继承工人阶级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的传统,但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政治体制
不相适应,毛泽东亲自将它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但正当这个新的权力机构在积极筹备,张春桥马上要夺得上海市第一把交椅之时,却
发生了炮打张春桥事件,炮打的基地就在复旦园里。炮打失败之后,就开始了“反逆流”
斗争,新的政权将“炮打张春桥”事件说成是“反革命逆流”,对反张的造反派头头进行
长时期的批判、斗争。然而这样一来,又激起了一批人站出来进行反“反逆流”的斗争,
一直发展到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然后又是镇压、斗争,一直到“四人帮”垮台。在十
年“文化大革命”中,复旦的运动可以说有九年半时间是在与张春桥的纠葛中渡过的。

  ▲ 第一次炮打张春桥

  第一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是复旦“孙悟空”战斗组发动的。

  1967年1月23—24日,“孙悟空”小组在复旦校园里,在南京路、西藏路和
淮海路等闹市区,刷出了醒目的大标语:“警惕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
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接着,又贴出了大字报:
《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他们质问:张春桥对于群众组织为什
么耍两面派手法?为什么上海市委都烂掉了,而独你张春桥是左派?……醒目的大标语很
引起行人的注意,而大字报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则启发了人们的思考。对张春桥的怀疑空
气,迅速弥漫开来。

  我曾问过“孙悟空”小组的负责人胡守钧:“你们是怎样怀疑起张春桥来的?”
  胡守钧说:“是从上三司赵全国问题上开始怀疑的。”

  赵全国是上海戏剧学院学生,是“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的头头。在“
一月革命”初期,他提出了迎合张春桥需要的口号:“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
委!”并且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提名由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担任
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这当然很受张春桥一帮人的欢迎,对他礼遇有加。后来在位
置的安排上产生了矛盾,赵全国对张春桥的态度有了改变,于是受到张春桥的歧视,由工
总司出面将他拘捕。而徐景贤、王洪文则因为紧跟张春桥,就被委以重任。这种以“我”
划线,两面三刀的作风,很使造反派反感。胡守钧正是从这一点开始怀疑张春桥的。当时
他的想法很单纯,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决不会有这种政客作风的,而张春桥却大耍其
两面派手腕,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怀疑一旦开始,就觉得问题愈来愈多。除了现实的表现之外,别人还提供了张春桥的
一些历史材料: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说,他以党籍担保,张春桥在苏州反省院里曾经叛变
,是可耻的叛徒;还有人从30年代资料中查出,张春桥就是当年被鲁迅批判过的狄克…
…这样一来,张春桥因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而造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环消失
了,代之以愈来愈浓重的怀疑。——但不知何故,这些历史资料在第一次炮打中都未曾运
用。

(未完待续)

□ 来源:吴中杰:《复旦往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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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

              毛泽东发动文革新探

                ·萧 象·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的不仅是对毛泽东晚年
复杂思想的一次深入探寻,同时也是对当代中国一节重大历史发生原因的重要揭示。一直
以来,关于毛泽东何以要发动文革,朝野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主流的官方解释是反修防
修,非主流的民间说法是打倒刘少奇。两种说法各有所据,分别从“政治理想”与“权力
斗争”的角度立论言说,不无一定的道理,但却存在明显的疏漏,在具体的史实上缺乏足
够而令人信服的解释力,前者无法说明一场冠冕堂皇的运动何以会密谋于暗室而起始于躲
闪,后者也不能解释为何为打倒刘少奇而把整个社会弄得天翻地覆。显然,历史需要新的
解释,在现有答案的背后还埋藏着尚未人知的历史因素有待挖掘,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
原因需要进一步探寻揭示。

◇ 上篇

  我们从毛泽东图谋倒刘谈起。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初肇因,也是发动
文革的一个重要目的。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提问“你是
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十分坦率地表示在“1965年1
月”〔1〕;而在致刘少奇于政治死地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纸报》中,又有过
“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的指称。这不仅点出了两个重要的历史时间节点,让人们由
此得以窥测到毛泽东图谋倒刘从最初起意到定下决心的心路历程〔2〕,也使这一可能让
人猜测而争辩的历史话题不复悬念,而无所剩义。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既于1965年1月决心倒刘,将会以何种方式打倒
刘少奇?在中共党内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毛泽东历经的党内斗争大大小小数不胜数
,凭藉雄才大略无一不是将对手击败而傲然胜出,最后成为最高领袖,从而积累了无比丰
富的斗争经验;战争年代姑且不提,仅是执政之后就处置过1953年高、饶与1959
年彭、张、黄、周两起重大事件,采用的都是党内斗争的方式。以党内斗争方式解决党内
矛盾冲突,这是中共一以贯之的政治传统,毛泽东屡用不爽,已是得心应手,了然于胸。
对付刘少奇,亦自当驾轻就熟,一循惯例,以同样方式予以处置。

  从被称为文革导火线的姚文元评论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们可以看
出毛泽东这一运思的曲折运用。在这篇由毛泽东授意江青组织撰写、经毛亲笔三次修改的
文章中,当年发生在毛、刘之间关于农村包产到户的路线之争,借由对1961—196
2年所谓“单干风”与“翻案风”的批判,被巧妙地提出,并设置成为文章的核心与“要
害”。毛、刘路线之争是党内讳莫如深的一节敏感历史,惟党内高层少数人了解内情,其
他外人无从知晓。因此,这篇文章真正面向的读者对象与其说是社会大众,毋宁说是党内
高层。它是毛泽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假借批《海瑞罢官》向党内释放的政治信号〔3〕
,旨在告诉党内同志,是到了需要清算刘少奇的时候了。

  果不其然,姚文元文章如石击水,在党内高层引起强烈反响〔4〕。然而,这种反响
不是如毛泽东所设想的那样为党内同志们的正面回应,而是对文章敏感内容与文章背景的
狐疑、猜测与反感所引起的对文章的强力抵制。抵制最力者是毛一度给予重望的政治局委
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彭真。

  彭真出身于刘少奇北方局旧部,是刘的一员大将,但同时也是毛泽东的忠实拥戴与追
随者。在1962年引发毛、刘发生严重冲突的问题上,彭真是站在毛的一边,坚决支持
集体经济,反对包产到户的,亦即在此一问题上是与刘相对的〔5〕。毛泽东选择这一重
大历史敏感问题作为倒刘斗争的切入口,党内当年对于这一问题的立场态度及其现实可能
反应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考量,彭真的坚定立场让毛有理由把他划入属于值得信任与期待
者之列。

  但事情的发展却恰恰相反,彭真的反应与表现大大出乎毛泽东的意外。我们不能确定
,彭真当时就读出了隐藏在姚文背后的真实意图,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名正直而敢负
责任的高级领导,彭真凭其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敏感到了文章的“不同凡响”,出于维护
中央权威和北京市的尊严(中央明文规定发表公开点名批判文章须经中央批准,上海未经
中央批准,发表批判北京副市长文章意味着挑战北京)而对姚文进行强力抵制。

  关于彭真抵制姚文的具体情形,众所周知,此处不赘。惟彭真抵制姚文及后续行为对
毛泽东的激怒影响及其产生的思想心理变化不可不察。这是使毛泽东倒刘斗争发生转向的
催化剂与关节点,也是毛泽东所以发动文革的触发点。

  毛泽东组织发表姚文,目的就是挑起党内矛盾,揭开斗争盖子,进而打倒刘少奇,而
彭真和北京方面的行为无疑是在掩盖矛盾,捂住盖子,与毛意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如果
说彭真最初的排拒与抵制,还可以以一时不能觉察领会毛泽东隐藏在姚文背后的深意为解
释,毛泽东亦不妨暂且以认识问题而观察之,但在1965年12月下旬毛泽东借杭州与
陈伯达、艾思奇等谈话,明确表态支持姚文,指出“要害”问题之后,彭真依然固持己见
,一意孤行,联手陆定一于66年2月制定出台与毛谈话精神背道而驰的《二月提纲》,
在毛看来那就不是简单的认识问题,而是态度立场问题了。

  彭真是忠诚的拥毛派,文革后复出,对毛的维护坚定不移。他在文革前夕的行为表现
的确有让人感到意外之处。其实,从姚文发表到垮台之前,彭真有过多次与毛泽东接触的
机会,即使在《二月提纲》制定之后,彭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与其也有过几次
谈话。晚年彭真几次说道:“文化大革命很复杂,我心中有数不好讲。”〔6〕彭真文革
未始即被打倒,所谓“心中有数不好讲”,是否意指毛与其谈话涉及刘少奇问题,我们不
得而知。不过,从后来黄永胜提供的一个背景几乎完全相同的案例,我们或许能一窥毛泽
东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行事方式,而获得某种启示。

  1970年庐山会议,黄永胜留守北京。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之后,黄被急
召上山,径见毛泽东。此时,毛、林矛盾激变,气氛十分紧张。毛召黄谈话,目的不言而
喻。但毛却话语模棱两可,旨意含而不露,黄永胜回忆说,毛泽东跟他谈了很长时间,“
一会儿讲井冈山,一会儿讲几次路线斗争,一会儿又讲文化革命的重要性,还有林副主席
怎么好怎么好,中央文革哪里哪里不对,哪里哪里对。”“但他又不明说,就是绕着弯让
我猜,”“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我倒是猜到一点点,似是而非,可这个事能靠猜来处理
的吗?万一猜出问题就是天大的事!”“最后要我表态,我就说了这句话——‘军人以服
从命令为天职’,我知道毛泽东不高兴了”。“他大概是要我学谢富治,跟着江青屁股后
面跑”。“他要是明说,我倒也会听令而行”。〔7〕

  黄永胜当时在党内的位置与重要性与文革前的彭真几无二致,毛召其谈话的政治背景
与文革前夕亦颇为相似。据此,我们不妨推想,彭真在文革前夕或也遭遇过类似的谈话情
形,所以才有“心中有数不好讲”这一说。只是“天意从来高难问”,由于毛泽东的高深
莫测,故作神秘,说话模棱两可,拐弯抹角,用谜一般的语言考验属下的悟性与忠诚,让
属下自己领悟猜度,彭真不想也不愿往最坏的方面去猜想,结果不仅自身不保,被早早清
除出局,且激怒毛泽东而改变了局势的发展。

  彭真在党内的地位非同小可,他是除7位常委之外政治局委员居首的要员,中央书记
处是他协助邓小平在主持日常工作。他的这一行为表现对毛而言无疑具有了非常的意味:
一、彭真与北京方面违命抗旨,跟自己作对,让其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大权旁落”的怀疑
得以证实;二、倒刘斗争节外生枝,部署受阻,不能如期贯彻推行。毛自是怒不可遏,严
厉谴责“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指责“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
党,”对整个局势的判断也因此发生了改观。这一情形正如恩格斯论及历史发展所指出的
那样,“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
有希望过的事物。”

  从65年11月10日发表姚文元文章,毛泽东倒刘斗争正式拉开帷幕算起,到66
年3月中旬第一次杭州会议,时间过去了4个月。表面上思想界文化界意识形态领域围绕
批判《海瑞罢官》风生水起显得很是热烈,但实际上与毛泽东所设想的相去甚远,倒刘斗
争不见眉目,倒刘部署无实质性进展。“政令不出中南海”,倒刘图谋受阻碍,这在毛泽
东49年以来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毛泽东不啻是愤怒,更有震惊。

  他第一次这么明确而切身地感到彭真妄自尊大,不听使唤,感到北京成了独立王国,
中宣部变为阎王殿。64年以来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向党内发出警告,中央可能出修正
主义,党内已形成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大程度上这自是出于倒刘图谋的一种
严重说法与暗室想象,多少有些虚张声势、夸大其词与危言耸听的意味,而当彭真及北京
市委和中宣部的“违命抗旨”惹得毛龙颜大怒时,其行为在毛眼中无疑就是修正主义的现
行表现,就是典型的一群当权派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耸听危言成了事实,暗室想象变为真
实,如此,呈现在毛泽东面前、亟需他解决的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打倒刘少奇的问题,
而是涉及到了以中宣部与北京市委为表征的一个全局性的也是根本性的官僚体制问题。这
一问题一直以来让他困扰不已、担忧不已,如今以一种触目惊心的严重形态暴露出来,与
倒刘问题一样成为眉前之迫。

  在这里,我们需要宕开一笔,就困扰毛泽东的官僚体制问题略着笔墨,稍作回溯。官
僚体制,一种维系国家行政管理与权力运行的体系与方式,它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并作
为批判性思考对象的乃是始于1956年。这一年斯大林事件和波匈事件的相继爆发,震
撼了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让社会主义国家一党专政的权力模式受到严峻挑战。毛泽东
深为震惊,于是意识到中国需要从以苏为师转为以苏为鉴,不能重蹈斯大林覆辙,但又不
能走西方民主的路子,如此,需要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既要防止权力滥用,又要坚持民
主集中制。于是,毛泽东开始思考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建设道路的方法。

  从苏东事件毛泽东看到了制度问题的重要性或者说严重性,但并不认为斯大林现象是
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原因,仅仅视其为斯大林个人专断的作风问题;〔8〕而波匈尤其是
波兰所以闹事乃是因为那里党政官员存在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资本主
义社会遗留的祸害。从而认定,以官僚主义作风为表现特征的官僚主义是影响执政党与人
民群众密切关系的主要原因,它的严重存在不仅影响党群关系,制造社会矛盾,更危及到
政权的稳固。〔9〕

  毛泽东将官僚主义视为影响执政党与群众关系的主要因素,从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获
得启示,决定用整风的办法来治理官僚主义作风,消除官僚主义现象。从1957年初始
的整风(因局势风云突变,整风方始即转为反右)到1966年文革前夕的十年期间,这
种以思想批判与行政整治兼具的整风(即斗争)形式来克服官僚主义的思想糅合于阶级斗
争和反修防修的理论得到不断扩展和深化,构成毛泽东晚年政治思考的主要内容,也是其
运用于抓纲治国的主要方式与手段。随着国内形势与党内矛盾的变化发展,斗争冠以的名
目也由“官僚主义”换以“修正主义”或“官僚主义者阶级”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但不管名目怎样变化,其整治内容均为有悖于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行为,其指向对象
大都是党内中下层那些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僚主义者。

  然而,尽管毛泽东把官僚主义作为影响党群关系与产生社会矛盾的主要因素给予严重
关注,并采取系列措施大力整治,农村进行四清,城市展开五反,但功效不显,治丝益棼
。党群关系仍旧对立紧张,社会矛盾依然尖锐突出,“官僚主义”、“修正主义”、“走
资本主义道路”等各种风气与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克服与消弭,在毛泽东眼中反而愈
演愈烈,愈来愈严重,甚至发展蔓延到了中央党政机关〔10〕,以至令滋生这些现象的
官僚体制变得更为顽固和僵化,成为了毛泽东心中最大的隐忧。

  除了对顽固僵化的官僚体制的忧虑,毛泽东心中另有一情结,对其晚年政治思考构成
重要影响,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毛政治思考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对中国社会未来建设的
乌托邦构想。这一构想与毛泽东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人气质与性格密不可分。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的横空出世,就是这一构想的鲜明体现与实践尝试。前者全民
炼钢的狂热体现了毛泽东欲带领中国短期内赶英超美、争做国际共运盟主的政治雄心,后
者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组织形式,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体现
原始共产主义精神的公共食堂,寄托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小农式的乌托邦理想。
大跃进运动的惨败,给毛泽东当头棒喝,使其不得不放弃经济建设的狂飙突进。但毛泽东
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社会建设的诗意构想〔11〕,在毛心中,“六亿神州尽舜尧”、“
桃花源里可耕田”的美好图景,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的生产生活方式,代表了千百年来
中国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与向往,不仅是正确的、可欲的,而且是伟大的、可行的;既
然是正确的可行的,有朝一日一定要将其形之于世而大行于天下。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历史因素与背景,1966年3月中下旬当毛泽东在倒刘斗争受挫
而被激怒时,他那强悍好斗、愈挫愈勇、“爱做一些惊世骇俗、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的
“戏剧性”性格〔12〕被彻底地调动了起来,长期以来他积压在心中对官僚体制的深恶
痛绝和对中国社会的未遂构想也一并被唤起,被激活。其结果,恰如马克思在论及历史人
物性格的“偶然性”对历史发展所起作用时指出的,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
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
样一种偶然情况。”〔13〕于是,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在愤怒、震惊、痛恨、激动与
兴奋等诸多激烈而复杂情绪的驱动下,毛泽东做出一项惊人决定——将党内的倒刘斗争推
向党外,发动全国人民参入其中,彻底清算刘少奇及其路线,以天下大乱到达天下大治—
—开展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

◇ 下篇

  毛泽东因倒刘图谋实施受阻被激怒,将原本用党内方式解决的倒刘斗争推向党外,从
而发动文革,这是我们根据历史逻辑和毛泽东思想与心理分析而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这
一结论意味着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倒刘斗争受阻而愤激反应下的临时起意,而非经深思熟虑
的预设谋划,与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著《毛泽东传》提出的毛泽东在发表姚文元文章时“发
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14〕的说法颇有不同。下面我们将从历史语言现
象解读和历史文本分析的角度,对此进行进一步论证与说明。

  (一)毛泽东使用“文化大革命”一词的历史时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指出
,“历史知识沉淀于特定观念”。金观涛与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一书中认为“观念是
用固定的关键词表达的思想”〔15〕。据此,“文化大革命”无疑是用于传达文化大革
命运动这一段特定历史及其思想的固定的关键词。毛泽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与领
导者,从其使用“文化大革命”这一关键词的时间,我们可以判断作为指涉国家政治、经
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概念(思想观念)在毛泽东头脑中
形成的时间。

  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文化大革命”这一关键词的呢?我们发现,姚文
元文章发表后,“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出现在毛泽东的话语中是在1966年的3月下旬
。3月中旬第一次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批判《二月提纲》,批判彭真和陆定一。3
月28—30日毛泽东对康生等人连续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毛严厉批评中宣部和北京市
委,提出“中宣部、北京市委再包庇坏人就要解散,”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
求“现在必须进行文化革命,阻止修正主义。”“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
险的;……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必须进行文化大革命。”〔
16〕

  就笔者阅读范围,这是毛泽东组织发表姚文元文章,发起倒刘斗争以来首次使用“文
化大革命”这一词语。毛泽东首次使用关键词“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间毋庸置疑地向
我们透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这就是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概
念,是在66年3月中下旬在毛泽东心目中才开始出现形成。而此时距离发表姚文已过去
四个多月,如算上组织撰写姚文过程时间已有一年多。这就意味着,在实施倒刘斗争之后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在发表姚文元文章之后的数月间,毛泽东还未及想到文化大革
命运动,他头脑中对这一运动尚未形成一明确概念。

  在此之前,我们注意到,毛泽东是用“阶级斗争”这一词语来指称当下意识形态领域
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他心目中的倒刘斗争的。即便在3月20日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
扩大会议(即第一次杭州会议)上,毛泽东谈及当前文化领域的批判斗争时仍说道:“这
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请各大区注意一下。”〔17〕

  (二)为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对“文化(大)革命”一词的流变与使用情况稍
作一番梳理如下:“文化革命”,作为一普通名词,1950年代初就出现在了《人民日
报》上,当时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使用过“文化革命”。如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
在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上讲话说道:“现在我们在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
术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又如1957年3月20日在上
海发表的讲话中说:“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
革命和文化革命。”但显而易见,彼时的“文化革命”与“技术革命”属同一语境,具有
“革新”、“创新”和“建设”的意味,与后来之“文化革命”有相当大的语义上的差异


  1962年中宣部对“文化革命”作出一个定义,称“文化革命”为:“革文化落后
的命,革资产阶级思想的命。”〔18〕“文化革命”被注入政治意涵,人们在此意义上
开始使用这一词语。1965年下半年之后,“文化(大)革命”逐渐成为政治热词,开
始较高频率地出现在中央党政文件和高级领导讲话中。如1965年10月30日文化部
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多次出现“文化(大)革命”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这样一段表述:“毛主席的两次批示,中央和各级领导的督促和领
导,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激
烈的、深刻而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不仅在“文化革命
”中加上了“大”字,而且将其意义提到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
”的高度,与半年后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表述几无二致。此文件由中央于1
966年元月批发全国,作为文化领域工作的指导纲领。

  又如,周扬1965年11月29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讲
话,其中一小标题为:“文艺战线的斗争和文化革命的形势”。周扬这样说道:“最近这
次(指64年以来——笔者注)文艺战线上的批判和斗争,可以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
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文艺整风,是延安文艺整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可以预言经过这
次斗争,我国的文学艺术,又将跃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一个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新高
潮已经到来”。周扬讲话发表在66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

  不难看出,在当时的高层,已自觉地、较为常见地用“文化革命”或“社会主义文化
大革命”来统称和概括1964年以来兴起的文艺界的批判斗争与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
这就意味着,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念,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文化革命”在1964—1
965年之间开始形成。如此,也就意味着,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之前,已
然存在另一个“文化革命”——一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文化革命”〔19〕。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当中央文件和报刊不断出现“文化(大)革命”词语之时,正是
毛泽东组织发表姚文元文章,紧锣密鼓倒刘之际,而很早熟悉并使用过这一词语的毛泽东
反倒对此熟视无睹,视而不用。这恰好说明在此一阶段毛泽东运筹帷幄的是如何用党内斗
争的方式打倒刘少奇,而未及想到发动文革运动这一着。

  使得毛泽东决定将倒刘斗争从党内转向党外而发动文革的,是前述彭真对姚文的抵制
和制定出台与毛意背道而驰的《二月提纲》。《二月提纲》除了内容拂逆毛意,其“文化
革命五人小组”的署名也刺激了毛泽东,引起他的严重联想,因而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
其人之身”,用运动形态的“文化革命”来反击为刘少奇等所控制的思想文化领域观念形
态的“文化革命”。〔20〕3月11日彭真在听取许立群汇报上海宣传部长杨永直请示
“学阀”是否有所指时,在答复中对上海市委的严厉指责,当是促使毛泽东横下心来发起
文革运动,烧沸文革这壶开水的最后一把火。3月28日毛泽东听到康生汇报彭真对上海
的这一指责时愤然说道:“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21〕

  (三)假如毛泽东在发表姚文元文章、正式发起倒刘斗争之时,就开始了文革的设想
,也就是假如毛泽东发动文革是经过深思熟虑,有过一段时日酝酿的理性行为,那么这样
一场规模空前、涉及全国、动员全民参与的宏大运动,事先必有一个周详的计划安排或纲
领性文件。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一个计划安排,纲领性文件倒是有一个,但只要稍加考察
就可以看出,这个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纯粹是一偶然的产物,
因为它是专为批判《二月提纲》而应运而生,而非预先对文革设想的量身定制。毛泽东三
月中旬提出批判《二月提纲》,月底提出开展文化革命运动,中央随即成立中央文革领导
小组,起草《五一六通知》,显而易见,没有《二月提纲》,就没有《五一六通知》,也
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就进一步从历史文本的角度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临时起意,它具
有很大的偶然性,并非如《毛泽东传》所言,65年11月毛泽东就定下了决心。

  此外,揆诸既往历史,但凡毛泽东发起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均是有言在先,向党内先
打招呼,让执行者有充分的时间做好准备,如1957年的整风,1963年的四清,都
是提前向党内发出告知。文化大革命规模更广,意义更大,事先更应向党内吹风透气,但
却行而不预,事发突然,未见与党内同志有任何商量便独自径直宣布。这固然可以解释为
对中央一线的不信任,但这一运动源于倒刘的密谋意味与临时起意的紧迫仓促性质也自不
言而喻。

  总之,无论是历史语言时间解读,还是历史文本分析,或毛泽东的政治习惯,都清楚
地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倒刘图谋受阻而愤激反应下的临时起意,具有明显的情绪成分
与非理性因素。这种愤激反应下的临时起意从而制造出一个更大的动作,在毛泽东的政治
生涯中并非绝无仅有,而是有例可循。1957年的反右便是如此,反右是整风运动的突
变与转向〔22〕。文革也是,它是倒刘斗争的突变与转向。倒刘是蓄谋已久,文革属临
时起意,是倒刘的延展与扩大。如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从1965年1月决
意倒刘到1966年3月决心发动文革此一阶段的心路历程,看到倒刘斗争与文革运动二
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就回答了何以一场冠冕堂皇的运动会密谋于暗室而起始于躲闪,又
何以为打倒刘少奇而把整个社会弄得天翻地覆。

  虽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愤激反应下的临时起意,具有明显的情绪成分与非理性因素,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它之所以发生又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与背景因素。它是毛泽东1956
年以来欲以中国特色制度创建独立于世,从“破”与“立”两个层面改造中国社会,因不
得其愿而郁结于心、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的一次强烈诉求与表达,集中反映了一位以人民
意志代表自居的领袖人物对与其独断专行的政治个性格格不入的官僚体制之“破”和对充
满乌托邦色彩的理想社会之求的不羁壮心。

  正是因此,毛泽东发动文革具有双重的目的,除了打倒刘少奇而权力重组这一预设的
近期目标,加入了打破官僚体制而实现社会重构这一新的远期目标。

  就前者而言,在毛泽东并非难事,以毛之威望和权谋,拿下刘少奇不会比当年延安整
倒王明更难。邱会作就认为,“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按常规,用
举行中央会议的办法是可以解决的。”〔23〕这就是说,其实无需采用激烈的文革形式
,照样可以达到打倒刘少奇而重组权力的目的。而所以逸出常规,使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激
烈方式者,一方面与毛泽东为维护个人权威与尊严而不惜代价地大乱天下的好斗性格有关
,另一方面当是毛泽东作为说一不二的最高权力者能够毫无节制而可以为所欲为的政治体
制使然。

  就后者而言,社会重建,包涵着“破”与“立”的两个方面,这在著名的毛泽东19
66年致江青的信和“五七指示”中有充分表述。但需要指出,社会重建之破旧立新并非
毛泽东为文革而创,不过是其前十年努力所创建“破”—“立”革命模式的强化,是“破
”—“立”模式1·0版到2·0版的升级。那么,2·0升级版的革命模式能否实现毛
泽东心中目标而让其如愿以偿呢?

  我们知道,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官僚作风为主要表现特征的官僚主
义,是任何设官而治的社会中都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24〕。这一现象伴随权力而衍生
,其本质问题为权力问题。当毛泽东严重关注并提出以整风方式克服、消除这一现象时,
其真正担忧的其实是掌握权力的革命者被糖衣炮弹腐蚀击倒问题,也就是权力的异化与腐
败问题。“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英国人阿克顿针对权力本质所做出
的最精准的判断,也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关于政治经验的一条不易铁律。毛泽东1956
年读到阿克顿的这一名言〔25〕,自是清楚权力趋于腐败的这一本质,且早在1945
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关于中共能否摆脱“其兴也渤、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时,就提出
过“民主新路”的说法,所以,对于如何防范应对权力异化或腐败这一关乎政治的核心问
题也就是根本性问题,毛泽东似应有一种符合预期的正确认识与方法。

  但历史呈现给我们的却是,毛泽东将官僚主义及权力产生的腐败现象视为旧社会遗留
下来的独特现象,视为阶级斗争在新时代出现的新动向、新反映,以独树一帜的整风方式
来努力消除这一现象,而对高度集中的权力本身置于不顾,放过不问。这种高度重视对官
僚主义的整治却从不言及对权力约束的做法,结果便是让大大小小的单位掌权者得以在不
知不觉的权力腐蚀中丧失革命的意志与立场,走向革命的反面,然后在一场集中整治的运
动中又被当做运动对象而拉于马下,如此循环反复,形成掌权—腐败—阶级斗争这种封闭
而无法走出的国家治理模式。毫无疑问,这样的一种治理模式其实质无异于缘木求鱼,舍
本逐末,舍权力约束之“本”,逐官僚主义现象之“末”。因此,尽管毛泽东视之前效果
不彰为措施不力而决定采取更加激烈的方式,动用更加严厉的手段,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开
展阶级斗争,但它除了带给国家原有结构的大破坏,造致社会的大动荡,绝无可能达到预
设之目的,则不言而喻。

  同样,毛泽东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之不达不立,亦自不容说。因为这种亦工亦农亦兵
亦学亦商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社会构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分工的、
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的、在分配上大致平均的社会,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小而全
的封闭式的社会”,〔26〕它源自于小农经济的乌托邦思想,仿效于战争年代的军事建
制,在人类主流社会进入向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1960年代,明显是一种历史的倒
退,与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反向而行。

  毛泽东“破”—“立”2·0升级版的文革模式,除了形式上更为激烈,措施更为极
端,内容与其1·0版并无二致,不仅理论上错谬,实践上亦进入死胡同,其失败已是注
定而不可避免。也因此,它带来的不仅是毛泽东晚年个人的政治悲剧,更是使整个社会走
向动荡的国家悲剧。

注释:

〔1〕《毛泽东年谱》卷6〔1966—1976)页357
〔2〕参见萧象:《从分歧走向分裂——毛泽东倒刘之史迹考察》共识网http://www.21c
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1052636214.html
〔3〕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5页417
〔4〕据《王力反思录》,姚文发表时中宣部副部长姚溱连夜打电话给跟随邓小平在三线
视察的王力,说“有重要文章,要马上看。”王力即叫人送来文汇报,读后“觉得很重要
”;又据顾保孜《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正在外地开会的彭真“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
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
〔5〕见刘政、张春生:《从历史的几个重大关节看彭真和毛泽东的关系》载《领导者》
2013/4总第51期
〔6〕同注释5
〔7〕黄正:《军人永胜》页550
〔8〕参见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此文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写成。
〔9〕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3页463、466、467、468
〔10〕1965年12月27日在中央四清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
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
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引自逄先知、金冲及:
《毛泽东传》〔1949—1976)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
〔11〕见毛泽东《五七指示》,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
〔12〕白鲁恂:《毛泽东心理分析》时代出版国际公司2009年页52
〔13〕转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1999年页345
〔14〕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3版页
2364
〔15〕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
9年页4
〔16〕这段涉指文革的谈话,不同版本文字表述各有所不同,本段文字引自丛进:《曲
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625
〔17〕《毛泽东年谱》〔1949—1976)卷5页569
〔18〕《龚育之自述》页276
〔19〕参见萧象:《“文化革命”,从一种词语到一场运动》共识网http://www.21cco
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1222117822.html
〔20〕杨成武参加第二次杭州会议返京后告诉邱会作,会上毛主席决定,要反击他们〔
刘少奇)正在领导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了。毛主席还说“彭
真迫不及待地搞一个《二月提纲》,是没有什么事可做吗?”“他们搞文化革命是一件大
事,但同我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就做决定,发指示。这是什么问题,大家想想吧。”—
—见《邱会作回忆录》〔上)页432
〔21〕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6页66
〔22〕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3页462
〔23〕《邱会作回忆录》〔上)页431
〔2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页20
〔25〕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
〔26〕王年一:《大动荡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5

□ 原载《领导者》2015/8总65期

http://cnd.org/CR/ZK19/cr1022.g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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