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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生活网:1966 桂林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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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1966年,很自然地会想到“文革”。

  对于“文革”,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作出了这样的定性:“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样一段沉重得足以心痛的历史,不敢轻易去打开。我们知道,哪怕是轻微的揭动,都可能触及一些受伤的心灵,这是历史带来的伤痕。

  1966年,无数年轻的面孔意气风发轰轰烈烈投身文革,贴大字报、搞大串联、斗资批私时,没有人会想到,10多年后留给他们的,只是迟到的伤痛。

  所以,再次翻开那些尘封的档案,从繁多的历史资料中抽取出某些片段和影像时,我们知道,它也许不能足够完整地再现当时的状态,但我们依然记录了这些。

  我们记录这段历史,是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这场浩劫,不要再重演这段历史。

       桂林第一张大字报

 再次回到那段岁月,我们首先要找到它的起点。

  桂林文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桂林市志》记载,“1966年6月,中共桂林市委贯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是桂林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但目前史学家比较统一的观点,认为桂林文革起源于广西师范学院(1983年5月28日改名广西师范大学)1966年6月4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据说,这也是桂林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正是这张大字报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制造了桂林文革史很多标志性的事件。

  解密资料显示,这张大字报是在当天早上贴出的。

  “当时,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部分学生受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第一张大字报(记者注:当年5月25日贴出,后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份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煽动学生将矛头指向各级学校党委)的影响,贴出了《李德韩副院长在文革中充当什么角色?》为题的第一张大字报,顿时轰动了全院。”

  对于这种轰动性,当年正在广西师范学院后勤部工作的李敏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用了另外一个词“火爆”来形容。

  她回忆,大字报当时就贴在现在师大王城校区的后门。

  “那天好像是星期六,当时我正在家休息,突然,窗外传来嘈杂的喊叫声,我伸头出去看,发现很多学生一簇一簇站在一起,似乎在议论着什么,时不时有学生跑向学校后门……”

  “我很奇怪,就下楼和着人流一起到了后门,发现有很多人已围在那,旁边还站着很多学生情绪激动地围在一起喊口号,后面不停地还有学生加入进来,我以为学校出什么事了,踮着脚凑上去看,一看才知道是学生在贴大字报。”

  “当时我就出了身冷汗,因为前两天我才从广播中听说北京等地学生贴大字报冲击学校党委的事,那时我就很怕我们学校出这种事,没想到,最后还是来了……”

  说起这些,如今的李敏依然很感慨。

  李敏告诉我们,当时她很慌乱,根本不敢问发生了什么,由于场面较混乱,她也没看清大字报的具体内容,便急匆匆离开了现场。

  回家途中李敏遇到很多同事,从他们口中,她才知道大字报是攻击学院领导的。

  “消息很快传到院里,有领导当即组织人员写了大字报贴在后门反击。而学生见院里贴大字报反击他们,马上又写了很多大字报贴到了学校四周的墙上。”

  喊口号炮轰学院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李敏说,后来仅操场上就聚集了几百名学生。

  此时的李敏已不太敢出门。

  据广西师范大学档案馆资料,次日,广西师院党委根据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电话通知,宣布停课,搞“文化革命”。学生和学校的对立、相互攻击此后又持续了好几天。

  消息传到柳州、南宁等地,各高校学生群起而动,很多学生组团赶到桂林支持广西师院。

  而受师院大字报影响,据《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载,“6月中旬,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少部分学生开始贴出攻击校党委的大字报。而校党委也组织学生贴出保护校党委的大字报”。

  大字报一时间席卷了广西。广西师院俨然成了这次运动的“中心”。

  意识到事态严重,6月中旬,自治区党委按刘少奇等指示,向全区各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文艺团体、报社派工作组。此时,学生们已将矛头对向桂林市委,并于6月14日贴出了《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再次引起广西区党委警觉。

  6月20日,以原自治区监委副书记申本田、原桂林市委副书记徐为楷、原桂林步校训练部部长王文湘为首的“文革”工作队进驻学院。

  据广西师范大学档案资料描述:“当天,徐为楷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师院的‘文革’由上级党委和工作队领导。从此,学院‘文革’领导小组即宣告解散,院党委只负责日常行政事务工作,集中精力检查前段领导‘文革’工作的情况。”

  工作组到校后代行党委职权领导运动,许多规定使同学们不满。学院大部分学生加入造反派开始支持《炮轰桂林市委》大字报,将注意力转向上级党委。

  这也就是广西师院多数派,后来被称为桂林“老多”。

  原广西师范学院数学系教师许玉胜说,此时“老多”与“当权派”(维护学院及上级党委派)已势同水火,不少当权派人物包括普通老师都被“老多”抓过开大会批斗。

  “当时我们学院的一学生有两门课不及格,按照学院规定必须退学,可这名学生是贫下中农子弟,学生们于是就说老师‘看不起贫下中农子弟’,将一位物理老师拉去批斗,后来这位老师受不了折磨,上吊死了。”

  即使是学校领导也不例外。

  李敏说,当时他们学校所有院领导因为组织大字报攻击学生都被解除了职务。

  广西师范大学校史一段记录证明了李敏所言。

  “7月4日晚上,徐为楷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张云莹(院长、代理党委书记)、陆文中(党委副书记)、吴元庆(政治系副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组织反击大字报,围攻革命师生,犯了‘方向性错误’。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令张云莹、陆文中、吴元庆停职反省,原党委书记杨江回校主持日常工作,履行书记职责。”

  李敏介绍,这些院领导职务刚被解除,学生就把他们拉去批斗。后来,调走的调走,失踪的失踪,命运都非常坎坷。“其中最惨的是张云莹院长,他先后被造反派多次拉去游街批斗,因为受不了压力,张院长后来在家中含冤辞世。”

  广西师范大学校史记载,张云莹死亡时间是1966年9月12日上午10时15分,当时经医院解剖分析认为系服用安眠药过量引起中枢植物性神经紊乱,心脏麻痹而急死。享年54岁。

http://news.guilinlife.com/news/09/8-25/68796.html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7-24

有了第一张大字报,桂林文革运动迅速“升级”。

  根据媒体资料可以发现,当时桂林所有大中院校都已停课,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投身到文革运动中来,或上街游行,或贴大字报。

  不过在当时文革工作队的引导下,局势大体上还比较稳定。

  这引起了造反派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也直接制造了后来几起闻名广西的大事件。

  7月,党中央决定撤消在各学校的文革工作队。

  8月5日,文革驻广西师院工作队撤出。解密资料显示,在工作队撤离当天,广西师院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学生即贴出了“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对联,像送瘟神一样送工作队。此举引起另一派学生强烈不满,学校当时还组织工人赤卫队、干部以及部分学生揪斗“对联事件”当事人,两派发生斗殴。

  武斗持续了两天,至8月7日,共有10多个学生被打伤,时称“八·七”事件。它也是广西最早的文革流血事件。

  事件引来各地造反派发难。

  广西医学院率先组织队伍到桂林声援,随后以广西师院为核心形成“桂林多数派”,简称“桂林老多”。10日,情绪激动的“老多”即派出学生代表到北京告状,要求改组桂林市委,要求自治区党委领导到桂林处理问题。

  造反派的举动惊动了党中央。

  8月17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给师院学生发来电报,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全权负责处理桂林问题。这位主要领导赶到桂林的次日下午,宣布撤消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市委副书记兼桂林文革组长徐为楷职务。

  当时宣布撤消命令是在广西师院礼堂中进行的。

  据资料记载,“宣布会刚结束,师院外语系一些同学就涌上会议主席台给徐为楷戴高帽,押上汽车到市区内游街,后来遭到赤卫队围攻……”

  此时,第一批“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刚抵达桂林进行串联。他们鼓动本地学生造反和揪斗“走资派”、“牛鬼蛇神”,将矛头指向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师院造反派学生此番遭到攻击,使学生的对立情绪更加激化。

  9月8日,广西师院2000多名学生来到桂林市委门前静坐绝食,并派出25名代表到南宁向自治区党委请愿,要求自治区、桂林市党委进一步处理桂林“八·七”事件。

  9日,桂林学生请愿代表到达自治区党委大门前,被“赤卫队”阻拦在大门之外,双方展开辩论。消息传开,广西医学院、广西大学、南宁市二中等19所大中专学校学生共2000多人前来支持桂林代表,并宣布就地参与静坐和绝食斗争。

  1990年7月出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详细批露了其中一些细节:

  “‘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对静坐的学生进行围攻,结果前来参加静坐的红卫兵不断增加。在参加静坐绝食斗争的学生中,有一个叫‘卫东’的女学生处在半昏迷状态,区党委有关负责人出来探望,摸一摸这位女学生的头,这位学生(当)即把他的手挡开,另一个女学生则把他的草帽抢夺扔在地上,站岗在区党委大门口的‘赤卫队’就说这些静坐绝食的学生打了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并很快在全南宁市贴满声讨静坐学生殴打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的大字报,说他被打伤住院,要揪出凶手。随之很快传遍了广西,各地来信来电,有的集会声讨静坐学生殴打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于是参加静坐的‘老多’学生强烈要求这位领导人出来澄清事实,这位领导人于十月十八日晚在南宁桂剧院召开机关干部大会时解释说:咱们还是实事求是,学生只打了我的手,并没有打伤我住院。”

  这就是当时轰动广西的“九·九”静坐事件。

  在这次事件之后,桂林文革从校园全面走向社会。

  全市各群众组织如“红旗红卫兵”、“五四铁笔”先后成立,并分别召开大会批判桂林市委及其他党委机关单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原桂林市领导冯邦瑞、刘竹溪等一大批党政干部都在这场运动中遭到批判。

http://news.guilinlife.com/n/2009-08/25/68798.shtml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7-24

  桂林红卫兵组织基本上是在8月18日“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到桂林后建立起来的。据媒体报道,“当‘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抵达桂林时,桂林所有大中学校几乎都不约而同成立了以红卫兵为核心的革命委员会”。

  在这一天,刚好也是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主席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红卫兵的日子。当一张张红卫兵手捧毛主席语录欢天喜地聚首北京的照片见诸报端,用当时媒体的语言来说是“极大地鼓舞了桂林红卫兵”。

  对于刚刚起来闹革命的红卫兵来说,当时的北京已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革命圣地,所有令他们振奋的革命指令都是从那里发出的,它就像中心点串联着每一个革命的细胞,如果能在那里得到最高首长的接见,那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所以一开始的串联,几乎都是奔着毛主席去的。

  当时桂林所有的大、中院校,中学,甚至小学都已停课。许多学生北上去串联了。

  成千上万的大中学生涌到火车站,只要开来一辆火车,也不管它开向什么地方,从车门挤上去,从车窗爬上去。座位上挤着人,行李架上吊着腿坐上人,座位底下躺着的也是人,在车门边,在列车员室都是人,甚至,连厕所里也全塞满了人。

  每到一个车站,茫茫人流上上下下,场面蔚为壮观,让很多老人直感叹,“即使是现在的春节民工潮,都比不上它的十分之一壮观”。

  59岁的李慧芳当年在恭城莲花中学读初二,16岁的她为了去见毛主席,就加入了茫茫北上潮流。

  用她的话来说,当时火车几乎被挤成了“沙丁鱼罐头”。

  “人挤人的,清一色全是年轻学生,很少有几个不是学生的,一路歌声,一路笑声。”

  “我不记得喝过水没有,吃了点什么东西,也不记得怎样去方便。只记得坐着不能离开,要不就很可能没有坐的地方,也有可能再挤不回原来的地方。当时一块出门挤车走失的人太多了,好多人后来都不知道是怎么回来的。”

  “当时的火车根本不按规定时间开车和停车,也没有信号告诉你,车上也见不到列车员,站台上很少有服务员,说开车就开了,你连问的地方也没有,因此也不敢下车买东西吃。那时到北京的火车要几天几夜,也许是兴奋,也许是激动,反正是记不得怎样熬过来的。”

  “到了北京,那可是人山人海,满目都是人头在动和各种小旗,就是接待学生的登记站。只要就近找个登记住宿的地方,登记完就会有车拉你去住的地方,一般都是中小学校的教室,地上铺上麦草和棉毯,领上一床棉被,你就可以独立去闹革命,毛主席接见会提前通知。”

  李慧芳当时和其他上百名广西红卫兵被安排住在一个小学教室里。

  简单休息后,她就和广西红卫兵到北京各处去转。

  “故宫、博物馆都去了,当时只要每天按时回到住地,到食堂就会领到饭吃,有白菜、萝卜、粉条,吃得还不错。”

  “几天后,也就是10月18日早上,天还没亮,突然来了很多工作人员叫我们马上起床,说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我们。”

  “大卡车把我们拉到指定位置,学生们按接待站排成方队,整齐原地坐着等待接见。天亮后,我才发现,天安门广场上是一望无际的人群,等待时间很长,各个方队就相互拉歌,此起彼伏,歌声不断。”

  “后来毛主席来了,穿着军装坐在吉普车里,向我们招手,那情景就跟电影上演的一模一样。整个广场顿时沸腾,红卫兵都像发疯似的,拼命向前挤,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慧芳说,当时由于自己个子比较矮,挤着挤着,她就看不到毛主席了,只能在人群后面跳来跳去。没看见毛主席的,有哭的,叫的,吵的,怨的,那热闹的场面,一辈子都难忘。

  因为太过激动,很多学生在挤推过程中把鞋子掉了,所以接见完后,丢鞋的都蹲在地上找鞋,由于丢失的鞋太多,学生后来干脆找两只相似的鞋子穿上就算了。

  说到这,李慧芳“扑哧”一声,笑了。

  李慧芳坦承,尽管文革那段岁月有太多痛心、荒诞事,但对北京串联的那10多天,回忆还是美好的。这就是特殊时期人的特殊际遇。

  今天,虽然很多人在谈起文革时,有这样那样的埋怨和说法,但当提及串联,很多过来人其实都有李慧芳这种兴奋的感觉。

  那是一段没有父母的管制,没有老师的约束的日子,走到哪里,都有地方免费吃住,坐车也不用掏钱,自由自在,所以,后来很多学生都把串联当成了旅游。

  当时南方的学生基本选择北上,北京依然是首选,而北方的学生则大多南下。这种南上北下的人流迁移,形成了1966年中国最独特的风景。

  据中国文革史资料,从8月份起,当时中国所有大城市和名胜景区,几乎人满为患,大专院校住不下,就住机关企业,机关企业住不下,就住街道居委会。各地政府基本动用了所有可利用的资源,就是为了满足串联需要。

  桂林作为全国有名的风景区,当时自然吸引了不少南下学生。

  很多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保守估计至少有十几万人来了桂林。我们没有查到相关资料证明,但局部的资料还是能让我们感觉到当时的盛况。

  据《桂林市志》及一些回忆录描述,1966年8月后,就有很多北京来的串联学生到桂林,桂林红卫兵组织当时为了接待这些学生,先后动用了广西师院、桂林中学等几十所院校,后来还是住不下,不得不把一些单位会议室腾出来,给学生打地铺。

  《兴安县志》记载,为了接待来来去去的红卫兵,该县还成立了文革接待办公室,发放经费,接待经过兴安的红卫兵吃住。截至当年年底,就花去了40多万元。

  40多万元在今天看来数目不是很大,但在当时鸡蛋只要几分钱一个,一斤肉才几毛钱的物价背景下,这已经是一笔巨款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串联的规模。

  桂林有不少学生仅这一年就北上串联过好几次,后来有学生想效仿,但因为年底中央开始发通知,要求停止大串联和红卫兵返校复课,都未成行。

  至次年2月,轰轰烈烈的全国大串联终结。

http://news.guilinlife.com/n/2009-08/25/6879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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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07-24

1966 城事记录
来源: 桂林生活网—桂林晚报 2009-08-25

  1月19日龙隐桥建成通车。

  3月13日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及其秘书程思远回桂林参观旅游。

  6月4日广西师范学院(1983年5月28日改名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贴出批评院领导的大字报。

  6月14日广西师范学院学生贴出《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

  6月20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派出“文化大革命”工作队进驻广西师范学院。

  6月23日桂林市委及“四清”工作总团发出《关于各工作团成立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

  7月2日桂林“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

  8月17日“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到桂林市。

  8月下旬红卫兵及群众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9月初群众中出现“改组市委”和“保卫市委”的两大派组织。

  9月7日部分红卫兵在桂林市委院内静坐绝食,抗议市委“破坏文化大革命”。

  9月10日桂林市委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广大群众向市委及市委领导干部提意见。

  10月1日桂林铁路南站货运站建成。

  10月12日第二发电厂(沙河电厂)工程指挥部成立。

  10月下旬-12月中旬各群众组织分别召开大会,批判桂林市委及市委主要领导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各级负责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1月桂林市体操运动员王维俭在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获女子个人全能、自由体操、跳马、平衡木、高低杠5块金牌,并与队友一起夺得女子体操团体第一。

http://news.guilinlife.com/n/2009-08/25/687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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