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应用 会员列表 统计排行 搜索

  • 121阅读
  • 2回复

黄泽文:一个中学生的文革造反经历 (5-7)

楼层直达
级别: 管理员
— 本帖被 reading 从 文革回忆 移动到本区(2020-07-12) —
五  我成了造反派红卫兵

作者 黄泽文

在成为成都五中“革联指”的一个成员后,我们决定给自己也加封为“红卫兵”。全队二十多位战士,不论家庭背景如何,每人都颁发了红卫兵证,胳膊上都戴上了红卫兵袖套。时移事异,我们这些前几个月的狗崽子,现在也终于扬眉吐气,理直气壮地自己批准自己,成了红卫兵。这样一来,就很有一点“不准革命,而终于革命起来”的得意感觉。

在文革史上,我们这种红卫兵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以区别于文革初期那些血统纯正的“老红卫兵”。当时,我们则直接称呼他们为“老保”,因为他们此时的主要任务已经变成保爹,保妈,保当权派。

当我在校园中走动时,那些保派红卫兵看见时,眼神都是怪怪的,似乎不能适应我等的新身份。但我却毫无不适应的感觉,反而在心中有一种自豪感,从此以后,我们将以“造反派红卫兵”的新身份与“保派红卫兵”对抗,我们将成为五中文革的主角。

几十年后的人们,当谈起当年文革红卫兵的诸种恶行,常常一概而论。一概斥之为:“一大帮被煽动起来的暴民”,或“失去理智的红色暴徒”,这实在有混淆是非,张冠李戴之嫌。

我等后来自发成立的红卫兵与运动初期的保派红卫兵,虽然都自称红卫兵,但名同而实异。其异有三:其一,造反派红卫兵诞生于1966年底或67年初的造反之际,以出身非红五类家庭者居多;而保守派红卫兵诞生于1966年的红八月,多是血统纯正的革干、革军子弟。因此,我们既无在校内打老师和同学之恶行,亦无在社会上抄家,抓人,破坏文物之劣迹。其二,造反派红卫兵搞五湖四海,不搞种姓歧视,不以血统出身来论人之优劣,实现了身份的平等。其三,我们均是当初在校挨打受压之辈,受够了保派红卫兵的人身侮辱,现在顺势而起,自己解放自己,起来革命造反,斗争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先期革命附体,飞扬跋扈,伤害无辜;而后期从一己私利出发,保爹,保妈,保当权派。

当然,我们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也有相通之处。二者均在文革前接受了同样的“立场”、“斗争”和“仇恨”教育。思想上均形成了红黑分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习惯。信奉斗争哲学,凡事皆斗,不懂妥协,也不懂换位思考。一样有着对红太阳的个人崇拜;一样有着“誓死捍卫”的稚子忠诚;一样满嘴革命辞藻,引用“毛著语录”来批判对手;一样有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狂勇气概;还一样有着唯我独革,唯我独尊,自以为是,容不得别人的“山大王”气息。

最后,这两种红卫兵殊途同归。在文革折腾了两年多后,以“老三届”中学生的同一身份,得获“知识青年”的同样头冠,奉命“上山下乡”,奔赴广阔天地,很有必要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此离开了学校,抛弃了课本,其中绝大多数人一生之中再也没有机会走进教室,其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定格于文革开始的1966年初夏。

不再赘述,还是回到文革造反时的成都五中校园。

面对造反派大联合后的气势,五中的保派红卫兵开始反击。但说来也可怜,我的这些根正苗红的同学们,平时大都学业荒疏,缺乏写作能力,写不出像样的文章。他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在校园里用歪扭的大字写出“砸烂联合纸灰铺”,“指挥部是牛鬼蛇神”之类的大标语,还背地里搞些下作的勾当,趁人不注意,出动人手撕毁我们的大字报。一次,当几个家伙正在撕我们刚贴出的大字报时,被我们逮个正着。我们二话不说,把他们拉到西南局的街面上,在大庭广众下和他们辩论,弄得几个家伙灰头土脸,直到他们认错,方才罢休。

当年的保守派红卫兵虽然在文革初期着实风光了一阵,以天生的革命接班人自居,整老师,整同学,一副要再来一次“反右”运动的架势。但他们的确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真的要和他们过不去,矛头对准了他们当官的父母。

毛泽东这次搞的文化大革命和以往的运动居然不一样,斗争矛头似乎对“传统的阶级敌人”并不怎么感兴趣。矛头对准的是当年和他一起革命的战友,此时的名称是“党内的走资派”、“黑帮”、“修正主义分子”。这些老红卫兵的父母大都名列此榜,此时已经成了革命的对象。而我们造反派红卫兵,这次则交了“跟斗运”,有伟大领袖给我们站在我们这一边,因此顺风而起,成了毛泽东用来实现他的文革战略部署的主力军。

1967年初,五中的保守派自感大势已去,没有经过几个回合,他们就作鸟兽散了。曾经被他们盘踞的校园西侧的教研楼也人去楼空,我们趁着这个机会,“更上一层楼”,从地下室搬到了楼上,搬到曾经天天向我们倾倒垃圾的那个房间,搬进去时,我们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1967年1月,寒风中的大地虽然冰封雪飘,中国各地却是战鼓轰鸣,狂飙骤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似乎都突然开了天眼,顿悟到权力的关键,纷纷起来,冲进了原来的高楼深院,夺取各级党政机关的权力。

上海市的造反派首开先河,于1月4日、5日夺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权。10日,黑龙江造反派组成接管委员会,夺了省级机关的权。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夺了省、市党政机关的大权。17日,湖南长沙的造反派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18日,聂元梓带领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组部及北京市人委等处夺权。[5] 21日,广东造反派夺了省、市的党政大权。

这场全国性的“夺权”浪潮被称为“一月风暴”。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1] 这是公开号召全国向上海学习,进行夺权,而且是自下而上地夺权。

后之览者可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这是允许老百姓自下而上地夺共产党的权。当年的造反派中,其实有的人就有点儿误会。夺权后,他们把新成立的权力机构称为“某某公社”,如“上海人民公社”,试图模仿1871年巴黎革命民众选举产生的群众权力机构“巴黎公社”。他们天真地以为,下层老百姓把当官的赶下去了,今后,可以让老百姓自己来管理自己。

但毛泽东立即纠正了这个错误,他发话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2] 权力由一种“三结合”的形式来掌控,其中包括革命干部,军队领导和左派造反者。这里很显然,造反派在这种临时权力机构中,并不占主导地位。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一月风暴刮起来后,立即吹遍全国。全中国都在夺权,到处都在上街游行,敲锣打鼓,红旗招展,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建立“革命委员会”。那时候,无论省、市、县、区、公社;无论机关、学校、厂矿、街道;也无论部、厅、局、处;各级政府,各级机构,各级组织原来的党政领导的名称统统消失,没有什么省长,市长,或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之类的名号了。夺权后,都称革命委员会,没有资格称的,也得叫革命委员会(筹)。四川由于造反派内斗厉害,1967年的春天,成立的就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简称“省革筹”。

风暴自然也刮到了我们五中校园,五中的造反派也决定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夺权。但是,一群中学生并不清楚该如何夺权。还算冷静的是,此时的五中“革联指”作了两项决定。

第一项决定是:面对当时社会上,造反派彼此矛盾已经日趋尖锐的局面,五中“革联指”在征求大家一致同意后,决定不介入。我们团结起来,权威就更大,为夺权奠定了基础。

第二项决定是:按照当时所谓的“三结合“模式,把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孙怡谋解放出来,他1965年才调来学校任职,校内结怨不多,老师们都同意他的复出。于是,由革命干部,造反派教师代表(当时称红教工)和造反派学生代表,即“革联指”,形成了我们独特的三结合夺权机构:“成都五中革命造反派夺权委员会。

“夺权委员会”成立后,俨然以学校的权力机构自居,立即发布了第一号“通令”。通令宣布,学校的一切大权归“夺权委员会”,校长,主任,教职员工都必须来此报到,坚守工作岗位。

至此,五中的校文革寿终正寝,学校由一群老师、学生,外加一个革命干部掌控起来。


参考文献

[1]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人民日报,1967-01-16。

[2] 革命委员会, 百度百科。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3014/202007/4949.html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7-12

六  追缴黑材料

作者 黄泽文

某一天,我们“革联指”的几个人正在学校里开会。忽然有人来讲,成都三中那边,有关于我校学生和老师的“黑材料”。

所谓黑材料,即是文革初期,针对运动所打击的对象,由工作组和校文革整理的结论性材料。在中国,政治运动频繁。而历来的政治运动进行到后期时,有一个必然性的动作,那就是给被清理打击的对象作出“政治结论”,扣上帽子,并正式将所作的政治结论,装入你名下的那个档案袋中。

我曾在前文《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1] 中提到,我校的四清运动与文革相接,四清工作组和文革工作组是一家。文革初期,工作组和校文革先后主政,均执行历来的“打击一小撮”政策,一共清理出二十多位问题老师和职工。其中年龄大者,有一些历史上的问题,而年青者,则犯了思想和言论的禁忌,属于右派之列。他们被集中起来,关进了牛棚,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此外,文革初期,一些高年级学生因反工作组,据说也曾被划入右类。

他们,统统被列为专案,因此,就有专案材料。而我本人其实就参与过专案材料的收集。我在《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一文中提到过:1966年7、8月份的暑假期间,各班的学生干部曾被工作组和校文革留在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其中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他们搞内查外调。

这是因为,在暑假前,他们发动学生搞大揭发。把教职工平时的言行,在课堂上教学时说的话,在批改作业时留下的语句,凡有违逆的蛛丝马迹,凡涉及隐射的可疑痕迹,统统揭发出来,整理成一条条“罪状”。(几十年后的学生,依然继续揭发老师,以言寻罪,前仆后继,令人喟叹。)然后,我们这些留校的学生干部,被组织起来,负责对自己班的班主任和班上的任课老师的言行进行核实查证。经过核实的材料,工作组和校文革是否将其装入了档案,我等不知。

鉴于工作组和校文革到1967年初已经失势,此行为被伟大领袖宣布为方向和路线的错误。这在新中国,这在由党领导的所有政治运动中,是唯一的一次例外,故所整专案材料有“黑材料”之称。当时,中央有文件发下,文件明确规定:“工作组所搞的黑材料不准转移,私藏,复制,要当着当事人的面,当众销毁。”[2]

为什么必须专门发文,强调“当众销毁”?这是因为,档案是人的政治生命,实在不能掉以轻心。自新中国开国以来,城市里,凡是成人,包括中学生,皆有档案。说起档案,说起那个牛皮纸黄口袋,人人忌惮。档案,是你升学,参军,入党,升迁的关键,是单位党组织控制所有员工的法宝。即使你要改换门庭,调动工作,接收单位首先也要调你的档案来看看,待验明正身,没有污点,方准调入。

档案归单位里党组织的机要秘书管理。此人掌握机密,位置重要。写了什么,装入了什么,由党组织决定,由此人保管。而你自己则完全不能控制,甚至你自己就根本不知晓那神秘而要命的档案口袋里面装了些什么。前文《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所提及的我校各班清理黑五类学生,做到了“精准”清理,应是我校机要秘书提供了档案材料。

当年,新中国的政治运动频繁。每次运动一来,人人均积极表现,要争取当个积极分子。至少,也得是那占比为百分之九十五的“革命群众”。无论如何,绝对不能成为领袖板着手指头数说的那百分之一、二、三、四、五的少数。否则,运动后期,揭发、排队、鉴定之类的材料搞出来,再塞进你名下的牛皮纸口袋里,那可是影响人一辈子的弥天大事,也是殃及子女和亲属的弥天大事。

当然,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年青人,在相对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成长,也许对这种“档案忌惮症”没有切身体念。如有兴趣,可以向你们的长辈了解当年的情况。

言归正传,还是回到最初的传言。我们听说,成都三中那边有我校学生和老师的“黑材料”。我们一群学生,听见“黑材料”,脑子里那根“档案袋”的神经就兴奋起来。大家觉得,兹事体大,不可掉以轻心。于是,七八个人,立刻出发,赶往成都三中。

成都三中位于红星中路上,距五中不算远,我们快步走去,不一会就到了。到了三中,三中的造反派战友却说,消息不确,不在三中,在原工作组的人那里,他们的驻地在陕西街的市人委招待所,我们也是从他们那里拿回了我校的黑材料。三中的同学还特地补充道,原工作组的人刚从龙泉驿把文革初期整人的黑材料搬运回来,你们要快去。

此时,已是掌灯时分,我们尚未吃晚饭。但事关重大,我们不觉得饥饿,便疾步向陕西街走去。

陕西街是东西走向的一条长街,西邻人民公园,东接人民南路广场,在成都算得上是一条有名气的老街。整齐而高大的砖石老建筑排列于街道两旁,这里有陕西会馆,基督教堂,名人公馆,还有不少机关单位,包括省高教局,新华社四川分社,省劳动局,以及市人委招待所。我们要找的工作组就在这个招待所里面。

三个中年人接待了我们,其中就有我校四清和文革工作组的老李。前面曾经讲过,成都中学的四清运动和文革前后衔接,工作组是一拨人。当年的老李,在我校也是一个决定人命运的关键人物。今晚,他们再也没有几个月前的倨傲神情,待我们如待成年人,客气且热情,居然倒茶,递烟。

文革演进至今日,工作组早已作鸟兽散,留下几个人在此善后。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保管他们在文革初期搞出来的那些材料。若在平时,按历次政治运动的惯例,这些材料早该对号入座,放入当事人的牛皮纸档案袋中。但是,破天荒第一次,这次不能了。工作组的工作被伟大领袖定性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3] 管理中学的教育局党组织已经瘫痪,该如何办?估计他们也不知道。

当我们说明来意,这三个中年人尽管笑容可掬,却和我们虚与委蛇。先说:“不知道什么黑材料,没见过。”语句肯定,面容真诚。但在我们的包围和紧逼下,特别是拿出三中学生今天拿走黑材料的例证,他们只好把我们引入一间小屋,打开一排文件柜,在“中学通讯”,“文革动态”之类的文档中,找出几份与五中有关的材料,想搪塞过关。

我们却不为所动,坚持要黑材料。他们却又改口说:“不能给你们,只能给你们学校负责人。”我们一听,顿时火冒三丈,说:“不给我们,难道给校文革?校文革早已靠边站了,我们现在是学校的主人!”

但几个中年人颇能应付,立即做出一副为难的模样说:“给了你们,这样传出去,都来找我们,要出乱子的。”他们这话其实道出了心中的苦衷。文革进行到此时,上级领导已经自顾不暇。前几个月,辛辛苦苦地整人,辛辛苦苦地搞材料,留下来的却是个烂摊子,何去何从,无人指示。但是,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们,这些材料过于敏感,不能不看守好。

硬要软磨,时间飞驰,墙上的鈡敲了12下。为了缓和气氛,三位干部不知从哪里弄了些麻饼之类的点心来,又重沏热茶,给我们充饥。“吃麻饼”,在文革初期的成都,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典故,寓含着保皇派受当权派的收买。但此时,我们却顾不得是否被收买,正觉饥肠辘辘,于是大家就不客气,大嚼起来。雪亮的灯光下,一群学生在狼吞虎咽,三个成年人面露无奈,脸色凝重地望着我们。

吃完,喝尽,我们继续索要,他们仍然不给。这时,一位同学拿出五中“夺权委员会”的通令,给这三个干部看。告诉他们,你们能给三中,就能给五中,我们就是现在五中的负责人。最后,无奈之际,被逼在墙角的三位干部合计了一下,终于同意,把有关五中的“黑材料”交给我们,签字画押,全部交割。

我们粗略翻了一下。看见黑材料中,有一些是老师在文革初期写的思想检查,有检举揭发,有外调材料,还有对全体教职员工的政治排队,还有个别高年级学生的表现鉴定,等等,不一而足。我们未能细看,全部包好,带回学校。

成都五中的那些老师,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些所谓的问题老师,大多数因历史问题,是历届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所谓历史问题,具体说来,其实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在旧政权时代担任过什么法院书记员,或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之类的问题。其二是在19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如三反五反,反右等,被揪出来,但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问题。只有少数老师,是在四清运动时,因上课口无遮拦,被学生揭发,交了“华盖运”,成了工作组和校文革的整治对象。

当我们拿着这包黑材料,重又走到人民南路广场时,天已拂晓。冬日的晨风一吹,一整夜的倦意全消失了,心底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愉快。

最后,这些黑材料,在学校新成立的三结合的班子上取得一致同意,当众烧毁,片纸不留。这是新成立的成都五中“夺权委员会”所干的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参考文献

[1] 黄泽文, “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新浪博客。

[2] 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1966-10-05。

[3]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张大字报。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7-12


七  到工厂去经风雨,见世面

作者 黄泽文

没有教学活动的学校没有灵魂,没有学生的校园也就没有生气。

夺权后的五中校园依然冷冷清清,学生们散落在社会上,或者逍遥在家中。夺权后唯一的变化是,“革联指”指定的人掌握了学校的大印,几个学生代替了原来的校文革和校行政秘书。此时,大多数人已经心不在校园,纷纷要到社会上去“经风雨,见世面”。

我们决定到工厂去发动工人。这既是循走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革命路径,也是遵照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行为模式。

根据“革联指”的分配,我和我队的另外几个同学去了北门梁家巷附近的成都市文化用品社。这是一个生产笔记本,信封,信签,日历等文化用品的合作社,有300多个工人,其中不少人是妇女,机械化程度不高,设备多是老旧的圆盘印刷机。

当年的红卫兵,有毛主席加持的革命光环,在社会上声誉很高。在厂里,我们很受尊重,婆婆大娘们对我们一口一个“红卫兵小将”地叫着,前两个月阶下囚的滋味丢在了脑后,自我感觉很好。厂里甚至连生产会议也把我们找去商量,但毕竟年龄小,阅历少,不敢妄言生产,我们只是参与,并不作主,去决定什么。

在这里,我得到了机会,平生第一次,亲身体会到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基层社会带来的变化。

文化用品社也是造反派当权。工人们,特别是一些小伙子们,建立了造反队,隶属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他们把厂里所有他们认定的当权派,上至厂长、书记,下至车间主任、科室领导,有十来个人,不分青红皂白,都弄来批斗。干部们诚惶诚恐,规规矩矩,听从着年青人的颐指气使的命令,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完全没有了昔日的领导尊严。

群众似乎心中有气,出气最好的办法就是批斗领导。批斗时搞体罚:低头,下跪,弯腰,磕头,向后伸手呈“喷气式”状。最滑稽的是磕头,规定要磕头73次,因为1966年毛泽东年届73岁。每趴下磕头一次,就必须立身,举拳,放声大喊一次“毛主席万岁”,如此循环,至73次方休。众工人围着,边命令,边骂,边数,边看,边笑。命令威严,骂声噪杂,眼光闪烁,笑容灿烂。

我也在围观,但心中反感这样的胡闹。前几个月,我曾亲身体会过这样的屈辱和作弄。心中想,人这种动物还真狠,善于折磨同类。而且,花样百出,心思独到,行动残忍。

文革是一个群体暴虐的年代。当革命以“崇高”的声威逼退法制,正常的社会秩序为革命狂欢所替代,人性就会被兽性所取代。而有的人,折磨同类远远超过野兽。

只是由于客居此处,不便指责。从恶作剧的笑骂声中,似乎能感觉到,一般群众与领导者们之间,平时就存在着对立。文革来了,当权派倒霉了,普通群众趁机出口恶气。但一般的群众未必有这种胆量,当有人挑头起事,则可一拥而上,打他一个太平拳。

我们经常半夜跟随工人们到外面执行任务,白天却睡大觉。坐的是免费的汽车,吃的是免费的饭,而且还发夜班的加班费。工厂停产和减产的现象相当严重,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我当时心中就曾嘀咕:这样下去,这个小厂靠什么给工人们发工资?当时群情激愤,热火朝天,似乎没有人在关心这个极简单却也是极现实的问题。

我们跟随造反兵团的战士们参加了几次市上的大规模行动。一次是去红照壁砸抄“产业军”的总部。我们在夜色朦胧中出发,坐车前去“夜袭”。红照壁地处人民南路广场南端,当时是四川省政协委员会的所在地。这里是成都市的核心区域,战略意义重大。

“产业军”,全称是“产业工人战斗军”,这是文革时期成都最大的保守派组织,主要由原官办的“工人赤卫队”、“工人纠察队”成员构成,成员多是党团员、劳动模范、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复员转业军人等根正苗红身份的产业工人。产业军从成立起就有明显的政治指向:保单位领导和省市委领导,专门与造反派对抗。于是,成都文革初期就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争斗。

产业军多是由国营大中型工厂的人员组成。由于厂大人多,纪律严明,所以实力壮,战力强。他们的同盟者是成都近郊的“贫下中农战斗军”。顾名思义,这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多是青壮二哥,亦人多势众。而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虽然也有一部分大厂的工人,但更多的是由像文化用品社这样的小厂工人构成,还有很多是供销社、商店等财贸部门的职工,年龄参差,人员纷杂。工人造反兵团中,甚至有一个街道工业分团,里面多有市井江湖人员,成员更为复杂。

但当年的工人造反兵团占有三个优势。其一是,顺应了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起来批判修正主义,打倒走资派,因此理直气壮,占有“革命”高度而睥睨文革众生。其二是得到大中学生们的鼎力相助,包括来自“毛主席身边”的首都红卫兵的支持。大学生,如川大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队,以知识分子的敏锐头脑,给这些市民阶层的造反者出谋划策,处处能抢占先机。其三是,由于造反兵团的人员来自市区各阶层,“接地气”,因此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而强悍的产业工人军和贫下中农军,此时却恰恰缺乏这关键的三个优势。他们在特定的时期,突然成了革命的绊脚石。

这一点,当时的他们,可能没有几个人能想明白。不过,人多势众的我们,在高呼“捍卫”,“打倒”,“砸烂”时,又有几个人能想明白呢?

我们去时,时夜将半,夜色阴沉,大门紧闭,寂无人声。偶尔能看见里面有几个人影在黑暗中移动,但很快不知去向。层层叠叠的造反派工人们拥挤在门口,经过一番努力后撞开大门,冲了进去。进去后,径直奔向大楼,却发现大楼里已经空无一人。显然,产业军因寡不敌众,已经闻风撤退,留下一座空楼。

另外一次发生在十来天后,去支持川医的造反派红卫兵——川医九一五,支持他们抢夺位于皇城城楼上的“解放大西南广播台”。

解放大西南广播台是川大井岗山野战军占据的一个据点。广播台就建在皇城的城楼上,因处于市中心,位置重要,作用巨大,是川大造反派的重要喉舌。四川大学是成都唯一的综合性大学,里面的学生藏龙卧虎,多有能言会道,文笔生花者。这天天的高音宣传,顺风而放,影响着几里之外的川医校园,不绝于耳,被视为眼中钉,必欲拔除而后快。

这里先得介绍一下成都市天府广场处的变化。1968年前,在现在这座面对广场的“四川科技馆”处,矗立着明代蜀王府的城楼。王府的城楼高大,坐北朝南,下有三个拱形门洞,巍然耸立,庄严肃穆,素有“小天安门”之称。城楼内有明远楼等古建筑群,系清代重建,高大而宽敞,典雅而精致,实属不可多得的历史建筑。文革期间的1968年底,在“三忠于,四无限”的全国颂圣高潮中,由当时主政的四川和成都的领导决定,把王府建筑全部拆除,在原址修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纪念馆。纪念馆是一个简单几何形体的现代建筑,毫无个性和建筑美感。1979年,“万岁馆”更名为“四川省展览馆”,尔后又改为现在的“四川科技馆”。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文革前期成都学生中造反派的两大派系,一派以红卫兵成都部队为首,一派以川大八二六为首,前者较为温和,后者更为激进。两派原是一派,在文革初期一次针对西南局、四川省委的批判大会上,后者与前者观点相左,认为前者过于温柔,当场造反,不欢而散。后来矛盾加深,终致分手,从此开启了成都学生中的两大造反派系的争斗。

这种派斗,大学生如此,中学生也如此;学生如此,工人也如此;成都如此,全国也如此。这样的派斗,后来发展成历时一年半的血腥武斗,有的地方,如重庆,甚至出动坦克,炮艇进行全面野战。不知道有多少生命,抛洒在“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下。如果后之览者想知道这中间发生的惨烈,不妨去重庆沙坪坝公园看看,那里至今保留着一座“红卫兵烈士”陵园。

在两派分裂初期,一切尚在“文明”的框架下进行。抢广播台,是这“文明行为”中的一个典型行动。大家从革命实践中都知道,革命要靠舆论宣传,而舆论宣传的效果要靠声音大。现在的老人们,即当年的年青人,有一些至今喜欢大嗓门说话,或在山水清明之处肆无忌惮地放声高歌,或在市区广场上用高音伴奏跳舞,据说,这就是文革熏陶所留下的习惯。

井冈山野战军属于川大八二六派系,而川医九一五则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队伍。此时,已经由观点不同而越走越远,终于出现攻击对方的此次行动。可惜,当年的成都就是这样的政治态势,当造反派和保守派酣战未已之时,造反派内部已经剑拔弩张。

我们一到,就发现上当了。我们本来就是川大井岗山野战军的中学生扈从,怎么跟着兵团的这些家伙来抢自己家中的东西?工人造反兵团也是属于川大八二六的阵营,但文化用品社的兵团领头人,此次却听命于红卫兵成都部队,要么糊涂,要么就是故意为之。

我们立即退出,并指责文化用品社的领头人。但还未等我们走开,双方的人马就混挤成了一锅粥。先是地院和川医九一五的学生抢夺了进去,里面的井冈山野战军仅有十来个人,寡不敌众,被众人肆意打,砸,抢。然后是工人造反兵团的援军闻讯赶来,又把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学生们堵住里面,要把抢走的器材抢回来。

于是,人挤人,面对面,开骂;人推人,面对面,开打。幸好,此时还是派斗初期,鲜血尚未淋漓,理智尚未丢失。争斗仅仅靠赤手空拳,拥挤推搡,兼以讽刺挖苦,尚未诉诸器械,不至于造成大的伤害。

我们终于挤了出来,身上挨了几记老拳,狼狈离去。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如果您提交过一次失败了,可以用”恢复数据”来恢复帖子内容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