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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与反右]悲歌:读《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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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右派诗人和他的十首挽诗——读《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一书

                ·悲 歌·

  岳麓山下,湘江两岸的湖南省,可算得是人杰地灵。从满清末年起湖南就是新思想新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仁人志士和才情横溢的爱国知识分子更是层出不穷。不幸的是,到了1957年,湖南省被诬陷为右派而坠入人间地狱的人也特别多,他们中间就有一位名叫文思的无名诗人。由于文思和他在狱中冒死偷偷写下的诗歌,今天的人们才得以知道无数善良无辜的国人,在遍布湖南大地那些恐怖的劳改黑牢里,是怎样渡过了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段宝贵时光。

  文思在反右开始时是湖南桃源一中的教师。他1910年出身于富绅家庭,学识渊博,曾是个风流才子。他雄心勃勃,计划编一本文史研究的工具书《资治通鉴大事年表》,已经广泛收集资料,写出了十五卷,可惜尚未完稿就陷入冤狱。多年后出狱,他在街头邂逅旧日情人,百感交集,写了一首颇凄婉可诵的旧诗相赠:

  “萧四姐儿鬓已斑,挑灯话旧俩黯然。小桥流水凭栏处,剩有枯槐月一弯。”

  平地一场浩劫,使一对有情人硬生生地被拆散。几十年以后偶然重逢,早已物是人非,只有“相对话凄凉”了。黑牢里多年的酷刑拷打和精神上的侮辱摧残,劳改场内远超出人体承受能力极限的苦役,使得文思这样一个文弱书生过早地衰老了,健康也几乎全毁掉了,但令人敬佩的是他的精神不垮,傲骨依旧,一直深深地蔑视着那个绞肉机般的野蛮制度。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里,任何人仅仅有这样的想法就足以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但他敢于在劳改营里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不仅偷偷把自己悲痛心境和难友们的不幸遭遇写成了诗歌,而且还想方设法把这些创作留了下来。身为后来者的我们,在怀念他这样饱受磨难的诗人的同时,还应当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那些勇敢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们不久前努力在铁桶般的文网中见缝插针,出版了一套《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丛书,这些闪烁着人性光芒的血泪之作,我们恐怕是永远无缘得见的了。

  那些值得文思甘冒杀头的风险写下许多挽诗的难友又都是些怎样的人呢?三十年后,另一位难友,同为劫后余生而愈加坚强的湖南诗人饮可,是这样回忆的:

  “……就算是再经历一次炼狱吧,我还是要忍痛再记下他们。如果他们真有灵魂的话,知道三十多年之后,还有人记起他们,写下他们,让他们的冤屈呼号借我的书留给后代,也会欣慰于九泉之下吧。他们并不是英雄,也不算伟人,名不见经传。他们大多是些极普通的知识分子,或者连知识分子也够不上,只是些猥琐的庸人,俗人,但都是凡人,活人。他们死的时候多半很年轻,小的只十几岁,二三十岁的居多,生命十分短暂。他们的死也极其平凡,用古话说也就是“庾死狱中”吧。因此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追悼仪式,更没有举行什么葬礼,甚至有的连尸骨也没有人去掩埋,有的通知了家属,亲人也不去收尸……”

  下面是文思为这些难友写的《伤逝篇》中的十首挽诗,可惜他自己出狱后不久也不在人间了。

  第一首写的是爱好书法的杨立中,他的旧日同窗好友。两人同在狱中,文思过生日时杨立中送了半盒卷烟,文思深为感动。不久杨立中病死狱中,亲人不肯来收尸,结果只能草草葬于乱葬岗上。

  “相逢此地倍觉亲,半盒卷烟祝寿辰!铁画银钩成底事,乱葬岗上草青青。”

  第二首写的是刚刚二十来岁,气宇不凡,擅拉二胡的青年人胡天健。胡天健新婚才只有半年就入狱。刚刚进来时他常常独自拉《良宵》,《病中吟》等名曲。还不到一年他就因劳累过度而骨瘦如柴,终于病死狱中。

  “胡家小弟最年轻,偏作春闺梦里人。潦倒他乡剩骨立,怕听一曲病中吟。”

  第三首写的是一位文思自己的学生,名叫刘宽的右派。他生性高傲,讲究骨气,后来饿死狱中,尸首被抛在荒郊,竟被野狗拖去,连个掩埋的人也没有。文思的挽诗写道:

  “白眼俾倪究可憎,却云傲骨有师承。哀哉狗腹做棺板,世上竟无瘗旅人。”

  第四首写的是一位历史教员万松筠,他比刘宽幸运一点,1960年死在狱中后尸体被埋在了德山改进机械厂外的乱葬岗上。他的妻子过了三天才得到了死讯,立刻一身白布孝服赶来,哭倒墓侧。看到的人都很感动,认为一个右派死了,竟还有这样深情的妻子,哭得如此伤心,也算值得了。文思写道:

  “同行钜子推松筠,午夜奢谈纸上兵;埋骨异乡应冷落,独君赢得泪涔涔。”

  第五首写的是一位叫黄德祚的右派,他对被划为右派一直忿忿不已,不肯服罪。黄后来在劳改工地上病重昏迷过去。同行的犯人把他用一种当地人称为“鸡公车”的独轮车送回工棚。他略一清醒就喃喃地说:“我的心里从来没有一个反字,我死之后可以把我的心挖出来给大家看看。”

  后来他终于含恨死在工棚里了。有人说他是个书呆子,有人说他是个阿Q。文思的挽诗写道:

  “鸡公车上泪双流,颠三倒四语不休;剖腹也应无反字,人间真个有阿Q。”

  第六首写的是一位叫做杨承宪的真正的工农兵群众。他不但参加过朝鲜战争,还参加过有名的上甘岭战役。不知为何也成了右派分子。他是个改造的积极分子,干苦力活很卖力,还一直说:“劳动改造不算艰苦,志愿军在上甘岭那才叫真艰苦!”他不久就累死了。他可算是至死不悟,让人悲痛。文思写道:

  “运土推车抢在先,横戈跃马想当年;临终不念儿和女,尚自喃喃说上甘!”

  第七首写的是一位被同犯戏称做“混进右派队伍”的大老粗。当时有一种说法,右派都是知识分子,可此位姓龚的犯人却基本是文盲,连买卖两字也分不清,一次居然说:“我们天天听到讲苏联老大哥,老大哥不是男人还是女的吗?”众犯人哄堂大笑。这样一个憨厚平庸、人们常说有福气的人后来也无声无息地在工棚里死去了。文思的挽诗写道:

  “苏联原是男儿身,买卖纠缠两不清;谁料庸庸厚福者,党人碑上也刻名。”

  第八首写的是一位叫卜年禧的人,矮矮胖胖,原是湖南益阳市工商联主席,一位资本家。他和人一谈话就哭哭啼啼,说自己罪孽深重,一定要积极改造。他后来也死在狱中,虽然摘帽通知书不久也到了。人死了,一纸通知又有何用?文思的挽诗写道:

  “矮矮墩墩八字胡,人前人后爱唏嘘;果然急泪能除恶,恰好属纩获赦书。”

  第九首写的是一位李姓知识分子,学识渊博,因为在领导不断的诱劝之下,天真地向党提了几句建议而落入网中。他在劳改时体力不支累死于运石灰途中的张公渡口。他临终前反复托付同犯转告妻子,要儿子们务必都在家种田,今后千万也不要再上学读书了。闻者皆落泪不止。

  “诽谤朝廷罪合诛,溘然病逝有余辜;张公渡口托遗嘱,儿女力耕莫读书。”

  狱中最可恶的是干部经常纵容犯人打犯人。第十首写的是一个叫赵大漠的犯人因为饥饿难捱,在食堂偷吃了一碗稀饭,被一群力求表现自己改造好的犯人拉到暂充监狱的一所寺庙的大雄宝殿上批斗,毒打,他结果在一群劳教干部围观之下被众犯人乱棍打死。因为是犯人打犯人,打死了如同踩死一只蚂蚁,根本无人追究。文诗写道:

  “侏儒饱死子悲饥,不窃蟠桃窃粥糜。争料新朝存典杖,大雄殿上肉横飞。”

  多年以后,活泼的青年们早已都垂垂老矣,人生最好的时光也已经都在黑牢中消磨殆尽,饮可自己终于也出狱了。他写了一首赠文思的诗:

  “穷途访旧友,冒雨过水溪。已成丧家犬,复作落汤鸡。无门歌长铗,有朋说无衣。先生尚高卧,笑问夜何其?”

  比起那些当年在飞机上当着伟大领袖的面胁肩高歌,“窗外一个太阳,窗里一个太阳”的革命诗人,比起那些故作“朦胧”,其实不学无术,只会写些“穿裤子的云”之类昏话梦话的“某派诗坛明星”;比起那些只会媚俗欺世,故意无视现实,胡编乱用各种“意识流”唬人,至今把持各种诗歌刊物当作自己私产的所谓大牌诗人们,这才是真正当之无愧的中国诗歌,这才是真正的诗人,后人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也许,这些挽诗的文字还有些粗糙,诗歌的平仄粘对也不算十分整齐,但我以为不管再过多少年,读者们仍然会深深被它们所打动,因为这些诗歌和杜工部的《三吏》,《三别》一样,都深深地带有时代的烙印,真正唱出了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的心声。

  文思并没有给自己留下一首挽诗,但他没有白活,他用这些闪烁着巨大人性光辉的挽诗,为自己在中国诗歌的殿堂中立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BEI-Ge/cm0311d-4.g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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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7-02

绞肉机下的报告——读“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一书(下)

                ·悲歌·

  (一)忍将历史带泪看

  古人有句诗说,“忍将历史带泪看。”摆在我面前的这套“记忆中的反右运动”,就是一部催人下泪的中国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苦难史。很久没有读到这样的好书了。一旦打开,我就再也舍不得把它放下,非要一口气读完不可。雪夜闭门读禁书,本是人生一乐。可我书未读完,心里就只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此书好的原因是因为它真,许多地方更真得可怕。这一套由牛汉主编,中国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书有三本:六月雪,荆棘路,原上草。书中收集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有57年春天著名的大右派份子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等人上钩前对党发自肺腑的诤言,有当年亲自参与逮捕胡风的文艺高官最近写的颇有洗刷自己之意的回忆录,也引用了不少人民日报当年令人心惊肉跳的社论和圣谕。此外,书中还有当年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年轻学生们出版的“广场“的发刊词和大字报。“广场“周围汇集了当时北大学生中最活跃的右派。现在重读那些即使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也依然灼灼闪光的文字,令人感慨万端。

  书中还涉及到名列“七君子”的章乃器,王造时遭受的非人凌辱;内战时成功潜入国民党军要害地位的中共地下党员葛佩琦的千古奇案;名士罗隆基不为蒋介石隆重礼遇和部长职位所动,北上参加新政府,最后却成了“磕头如捣蒜”亦不能免罪的阶下囚的经过,作家荒芜回忆北大荒流放生涯的“伐木日记“,诗人饮可叙述度荒年代湖南狱中可怕景象的“录鬼新簿“…。这许多篇章是满蘸着血肉和泪水写成的文字,灯下捧读,只有三个大字不停地在眼前晃动:绞肉机!绞肉机!真不知道世上有哪一个国家发生过这么多真实得让人害怕的故事,又有哪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被当政者这样像抹布一样的作践?

  (二)是谁触动了毛泽东的逆鳞?

  1957年的春天,是中国政坛少有的温暖季节。那么,为什么仅仅在两个月之后,毛就决定逆转风向,向昨天还“披肝沥胆”的知心朋友们公开宣战了呢?

  根据书中戴晴在“储安平与党”一文中引用毛的帮凶,统战部长李维汉多年后临终前的看法,是当时任中央政府森林部长的罗隆基一句话冒犯了天廷,从而点燃了导火线。戴文说,“…。及至听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份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主席就在5月15日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表明他已经下定了反击右派的决心。”罗氏后人对此说法不能同意。

  毛的两面派和“阴阳术”玩得可谓高明。对于梁漱溟,章乃器之类的“国士”,一方面称之为“老朋友”,鼓励他们鸣放,另一方面又早在57年1月27日的一次党内会议上就说:“…。至于梁,章等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要让他们暴露,要后发制人…。”身为伟大领袖,竟是这样的一股政治流氓腔调。他内心深处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可见一斑。(由此看来,罗隆基有些冤枉。就是没有他的一句话,反击右派也势在必行,只是他不小心引起圣怒,使其提前发难而已。)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的上海市长柯庆施更是青出于蓝,公然说:“我看知识分子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呜呼!遇到这样土匪不如的大小皇帝,当年广大知识分子的命运可想而知了。

  (三)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写下了可耻的一页

  这是一段中国当代文化社会史上最悲惨的时期。说其悲惨,因为不但中国失去了上百年来用血汗和泪水培育出来的一代精英之士,也是整个社会风气败坏和人民道德水平大幅度滑落的开始。从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成千上万的社会名流,学者,教授,民主党派领袖和高级知识分子们一夜之间成了贱民,好似一池污水中的落水狗,任由岸上的围观者们笑骂,侮辱,还有手持竹竿的党内外“积极份子们”的无情痛打,纵观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不曾有过这样的先例。更可悲的是,由于岸边硬地不断塌陷,污水池很快变成了大沼泽。那些倒下后为求自保而踩着别人企图爬出泥沼的文化人,还有那些在开始时站在池塘外面的硬地上痛打别人的人,最后由于沼泽不断的扩大而最后一同没顶。和后来的文革,六四一样,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没有任何外来侵略者威胁的情况下,在这里写下了自己耻辱的一页。

  (四)真正的文学是发自心灵的呼喊

  老作家荒芜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伐木日记》中写了北大荒深山老林中的一支右派伐木队。这支队伍中有多种人才,歌剧演员,编辑,作家,高能物理研究生,数学研究员,甚至还有一位年轻的气象工作者。最可笑的是一位张老头,在“整风”中一句话都没说,也被打成右派,送到这零下30余摄氏度的穷边绝塞来。这里山高林密,荒无人烟,右派们每日与黑熊野狼为伍。他们干的是危险的伐木活,随时会有伤亡,吃的是高粱米,玉米面,每日在屈辱,酷寒,劳顿中过日子,挣扎在死亡线上。

  生命本来就是对死亡的斗争,在这里,斗争更严酷。伐木队的右派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老晁被劈开的大树砸死,老于被滚下来的巨木碾死,生龙活虎外号叫“刽子手”的歌剧演员得克山病病死,年轻的小褚腿被砸断…。但是,右派是死不绝的。“当时伐木队里就有人预言,这些人中有各种文艺人才,将来肯定会写出伟大的作品,留下一个生命战胜死亡的记录。”荒芜自己就曾鼓励一位年轻的难友说:“只有我们才有资格和责任写。而且只要我们老老实实照样写下来,不必添加一枝一叶,它就会,也一定会成为震撼千千万万人心的划时代作品…。”

  可惜的是他的“伐木日记“只写了十篇。但就是这短短的十篇,已足以使其不朽了。

  (五)以左倾起家,以右派收场

  读完全书三册,一个最大的发现是:反右运动中重大冤案,错案,假案的受害人中许多都是49年以前思想左倾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中不乏各方面的精英之士,几乎每个人都曾经为中共夺取江山立下汗马功劳。讽刺的是,这些当年对共产党,毛泽东创建新政权抱有无限希望,并曾在国统区冒着危险为之奔走呼号出力最多的人,恰恰正是57年最先倒霉的右派份子,而且,出力越多,受害越烈。比如,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份子”胡风,曾经早在1938年就“代表党”,在上海接待刚刚逃出国民党监视的丁玲。也是这个胡风,在内战关键时期的上海,曾替党秘密传递过一份极端机密而重要的国军军事情报,并为此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专电嘉奖!再如被毛斥骂为“右派总头目”的章乃器,不但名列当年著名的“七君子”之列,为动摇国民党政权出过大力气,还是一位“红色银行家”。

  49年后章氏虽贵为粮食部长,但很快就失宠沦为贱民。到了文革,这位毛当年的“老朋友”和中共的“诤友”遭遇更是悲惨。且看书中的描写:

  “…。1966年8月24日章被红卫兵押往吉祥戏院,那里正在举行着一场血淋淋的打人比赛。送到这里的“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一个个被打得血肉模糊,章一被押到,立刻被打得昏死过去。”“8月25日以后,几乎每天都有几批人来家里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没有人理,拷打和凌虐待自由是充份的。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痕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气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浇我的鼻腔,因我家中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抹我的脸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

  章氏是坚强的,总算活了下来。另一位“大右派”,作了70天“光明日报“总编的储安平,则在身心饱受摧残,儿子们也登报脱离父子关系或拒绝和他见面之后,一个人悄然消失了。他的下落一直是个谜。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政治的民主。这一点,是大小右派们当年天真的梦想,不幸,也正是他们获罪的主要原因。反右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损失,不知要多少年才能补上?如果北京的当政者能够顺应历史潮流,趁大多数当年反右运动当事人还活着的时候,用在北京修建国家大剧院的钱来建一座宏伟的,远远超过毛氏皇陵的“反右运动暨文革纪念馆”,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忘记;再用申办奥运会那样大的力气来彻底砸碎这台“绞肉机”,那该有多好!但愿这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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