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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与反右]舒芜:让伐木者醒来 (纪念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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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伐木者醒来

舒芜


  荒芜去了。我得到噩耗时,第一个念头是,荒芜一生著译甚多,皆足传世,但是他没有写完《伐木日记》,这与《广陵散》一曲未终一样,只能成为终古遗憾了,尽管荒芜是八十高龄得保首领以没,比嵇康幸运得多。

  但《伐木日记》是用血写的。荒芜曾以“右派”的身分,与其他“右派”一起,于1958年9月至1959年3月间,在黑龙江东陲完达山原始森林中伐木,记下了约10万字的日记。这部日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文革”后意外地复得。荒芜便根据日记,整理成一篇一篇的《伐木日记》,自1983年起陆续发表。其《小序》有云:

  旧稿失而复得,喜出望外。朝雪斧声,夕灯人语。认烛泪于行间,觅松针于页里。缅怀往事,感慨万千。爰加整理,以志雪泥鸿爪云尔。

  我非常喜欢这些文章,几次向荒芜表示我的欢喜之意,希望他一定要将日记里可写的材料尽量都写出来,出一本专书。他当时也很有兴致,说可写的确实不少,既有人要看,他就一篇一篇地来写。可是,《伐木日记》只发表到第十篇便停止了,后来荒芜出版了散文集《麻花堂外集》,便把这十篇《伐木日记》收在里面。这已经写出的十篇之外,可写而未写的究竟还有多少呢?永远无法知道了。于是,我只能找出《麻花全外集》,重读其中的《伐木日记》十篇,并且写这篇文章将他这未完成的血写的书向读者作个介绍。

  《伐木日记》 写一个129人的伐木队,主要写了住同一工房的56个人中的几个人,以及全队仅有的3个女的,他(她)们都是“右派”。所谓“右派”,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产物。那一场空前的大运动,像一场大冰雹,横扫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园林,一时落红狼藉,干折枝摧。(《伐木日记》里没有说到全国被打成“右派” 的总人数。后来官方宣布是55万人,另一说实际上为102万人。)接着是一个霜封冰裹、严寒肃杀的时期,“右派”们(及其家属)在中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受到各式各样的惩罚,这流放到完达山森林中的一百来人,当然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他们被安置在穷边绝塞,不许家属来探亲,亲戚朋友更不敢沾边,完全与世界隔绝。他们自嘲为“虎队”,不是老虎的虎,而是“虎列拉”的虎,意思是像患了虎列拉(霍乱病)的病人一样成为“不可接触者”了。那里是酷寒之地,冬季平均温度在零下30余摄氏度。山高林深,荒无人烟,日惟与狼、罴、野猪、黑熊为伍。伐木是险活儿,稍一不慎,便容易发生伤亡事故。食物供应更差,只能以高粱米、棒子面、干白菜果腹。总之,他们是在屈辱中,在酷寒、饥饿、劳顿中,在死亡线上过日子。

  这些“右派”是什么样的人呢?这里有多种人才,各门专家都有。孙二姐,大学一毕业就当上了编辑,写一手好剧评。毕三姐,学高能物理的拔尖的研究生,中文功底也很结实。王大化,学数学的,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小杨,学气象的,又酷好文学,古今中外诗歌名篇,很多他都能背诵。“刽子手”,歌剧演员,他在这完达山林中一个夜晚,唱的《卡尔门》片段,和劳仑斯·提贝特同样动人,又增加了一点狠劲。他写的《森林曲》,把森林里各种各样的声音,连伐木者唱的号子,熊瞎子的吼叫声,都写出来了。……还有荒芜自己,工余时间还捧着一本《惠特曼全集》在看,下山背粮回来二三十里的路上同马回回畅谈了一路的清诗。

  这些人为什么成了“右派”的呢?许多人是因为写了文章。许多人是在再三动员当中,响应号召,提了批评意见。其中有的是反对外行领导内行,有的是指出上司的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被批评的上司有的当场就面色铁青如冷月,接着风向一转就一个个地来算账,全都算成“向党猖狂进攻”。也有的只是因为说了一句“杀尽贪官污吏”,有的只是因为编辑一部书稿时删掉了几句陈词滥调,还有一位张老头儿,他在“整风”中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打成了“右派”,他说:“可见我更罪大恶极,说不说都一样。”

  他们受的是什么样的罪呢?前面已经说过,他们是在穷边绝寒,在酷寒、饥饿、劳顿中,在死亡线上过日子。他们伐木,两人一组,每组每天的定额是八个立方米,相当于双手合抱的大树五六棵。每一棵大树倒下的一刹那,都是生死存亡的一刹那。最要紧的是判断树会向哪面倒,却很不容易。首先得看它倾斜的方向和倾斜度,其次看它的枝丫伸展的情况,地形和风向也要考虑,最使人恼火的是那种四平八稳的树,最容易夹锯的也是这种树。倒向的判断一失误,就会发生大事故。有一个故事说,两个人锯树,一个人突然叫停锯,他尿急了,马上跑开,正好树倒下来,砸在他原来站的位置上,后来他对人说,一泡尿救了他一条命。各种树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温度湿度中所起的质理变化也得注意。这个工房的老晁和小褚就是在合锯一棵树时,树忽然劈开,把老晁打死,把小褚的左腿骨打折。有时,一棵树伐了下来,却又被另一棵树架住了,叫作树挂,你要是对它没有认识,走到下面,一阵风来,说不定就会把你砸死。为了消灭树挂,把架树的那棵树放倒,叫做放挂,放挂最危险,敢于放挂的才是林场上的勇士。伐下来的树,还要截材,截材是在山坡上干活儿,一不小心就会被上面滚下来的大段木头把人压扁,叫作擀了面条。这个伐木队的老于,就是在一个月夜截材时被擀了面条的。冬天伐木,要力避一开头就弄得满身大汗,宁可穿一件单衣干活,也不让汗湿内衣,那样的话,停止活动的两分钟内,就会结冰,就只好穿着一件结了冰的衫子干活。但是,他们每天下工,都要扛一根枯木回工房来烧炕,又常常要走五六十里的山路去背粮,每人背五六十斤,诸如此类的事,都免不了出汗,又少有洗澡的机会,于是几乎人人身上都有虱子。他们住的是圆木垒成的工房,长长的像一条船,中间一条长龙似的地炉,两边沿墙两排通铺,这个工房住56个人,每人各占铺一米宽。一个大工房只有一盏煤油吊灯,冬天晚饭后那段时间最难过,除了少数几个人燃起松明子写家信,看书,下棋,绝大多数人只有躺在铺上想心思,听屋外什么地方积雪把树枝压折了,远处林中一只猫头鹰偶尔胡胡一叫,更远处隐隐有一两声狼嚎,有时工房的那一头有人拉起二胡,如泣如诉,使人心酸。这是没有月亮的晚上,如果是大月亮,就得上山夜战,从9点干到11点,在山坡上打枝、截材,这时最容易出事故,上面说过,老于就是在夜战中被擀了面条的。那时全国都在“大跃进”,都要“超英赶美”,伐木队也得赶上去,只加两个小时的班,还是照顾伐木是强劳动的缘故。可是,事实上,已经伐倒的木材,已经够运输队运一年的了。

  “右派”不止是自己受苦受难,“右派”的家庭还要牵连一起受苦受难,哪一家都有一家难念的经。最典型的是吴大姐,夫妇都被打成“右派”,都充军到北大荒。离家前夕,吴大姐最后一次为八十多岁的老父洗脚,老父有点风瘫,十几年来洗脚都是由女儿亲自伺候,老父说今后就不必麻烦人替我洗脚了,我等着你回来再洗。到了北大荒,夫妻拆开,丈夫在另一个农场监督劳动,去年秋天病逝。他们有一个14岁的儿子,因为爸爸妈妈姑姑叔叔全是“右派”,在学校里受同学欺侮,被叫做“小右派”。这个孩子决心到北大荒来奔父亲的丧,然后又决心到伐木队来同母亲在一起生活,伐木队也为他破了不准家属探亲的例,允许他以小客人的身分住下来,可是就在全队快要完成冬伐任务下山之前的10天,这个孩子被狼群吃了。小刘的妹妹考上了大学,因为小刘是“右派”的缘故,被刷了下来,小刘愤慨地说这是“罪及妻孥”。所以不少“右派”的夫妻儿女,为了不受连累,赶紧脱离关系,也有的“右派”主动同丈夫或妻子离婚,同儿女脱离关系,使他们免受连累。其中也有“刽子手”那样的,离婚时双方密约,除非一方死亡,男不重婚,女不再嫁。“刽子手”终于在北大荒得克山病死了,死前托付难友,有朝一日回到北京,一定找到他的妻子,劝她嫁人。“刽子手”还有一位半残废的老母,被遣返原籍,因为感到孤独无靠,终于自杀。王大化的妻子早已逝世,撇下一个小女儿,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王大化来北大荒,便把读小学的孩子托给她大姨妈照管。王大化在伐木队接到一封电报,孩子在校门口给一辆卡车碾死了。睡在王大化旁边的人,听到他半夜睡梦中喃喃自语:“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尤其令人感到说不出的难受的是,《伐木日记》中有题为《家信》的一篇,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口气写给女儿的一封家信,详谈伐木队的生活,尽管掩饰不了那些血和泪,还是尽量往好处说,例如说到每天伐木劳动中在山上吃的饭:“主食一般是高梁米饭或窝窝头,菜是汤菜,每人一碗萝卜汤或白菜场,因为干的是体力活,加上饭菜都煨在柴火堆上,非常热火, 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特别多。我现在吃高粱米饭,一顿3大碗,你听了一定会大吃一惊。”信的结尾处忽然提到女儿所爱读的契诃夫的小说《万卡》,说自己现在也和万卡一样,深夜在写家信,但是,“他的信是写给爷爷的,我的信是给女儿的;他的信是一封诉苦信,诉说所有的人都打他,饿得要命;我的信却不是这样,我们这里不许打人,伙食虽然差点,但还是管饱的。”这都是尽量往好处说。又说:万卡不愿在城里学鞋匠,想回到乡下去,一旦冰化雪消,他就可以打赤脚走回去;“我们要想放下目前的活计,回到城市,搞各自的专业,现在看来,还不那么容易。”这也是把绝望说得缓和一点。他笑万卡太糊涂,连个地址都不知道写,这笑里面饱含着同情的泪。他希望他这封信平安到达女儿手里,希望女儿对弟弟妹妹念这封信,并且找出《万卡》一起念,问问他们,谁的信写得好些。信的最后,特别感谢女儿亲手做的棉裤。凡是读到这篇《家信》的人,心里都会画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此信为什么只能写给女儿?为什么只能由女儿对弟妹们念信?棉裤为什么只有由女儿亲手做?信中为什么只字没有提到女儿的妈妈呢?

  这些“右派”及其家庭如此受苦受难,并不是因为“右派”们都是大坏蛋,活该受罪;恰好相反,吴大姐的儿子胡小鹏说:“我相信爸爸妈妈都是好人。因此,跟他们一起遭殃倒楣(霉)的也是好人。”这也不仅仅是一个14岁的孩子的盲目信赖,事实上,这里就有小朱,和别人锯树时,大树突然倒下的一刹那,他舍己救人,砸断了一条腿。有小刘,每天下工,他总是抢着独自我枯木,不让年长的那一个扛,快到住地了,才让那一个合扛着回去。有孙二姐,精明强干,冷若冰霜,又天生一张刻薄嘴,但是你给她帮厨时,如果功菜劈柴碰破了皮肉,她会把最后一瓶白药和人参酒拿出来献给你。有毕三姐,随身带着针线包儿,随时随地把你叫住,把你身上荆棘扯破了的棉衣缝上,有人把破毛衣送给她重织,破衬衫送给她补,还有人穿的新皮坎肩是她一个晚上做成的,反正每个人身上都有她的针线。她看见小董穿得实在太破烂,不成样子,便悄悄地和几个难友凑了布票棉票和钱,买了布和棉花,由她缝了一件合身的新棉袄给小董。还有她自己并不抽烟,看见抽烟的人没有烟抽时,抽茶叶末、干树叶,把喉咙都抽肿了,她便到处搜集香烟头,重卷成一根根的卷烟,送给没烟抽的人。也是她,一被划上“右派”,便主动和丈夫离婚。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很简单,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自己要自由就得首先给别人自由。”他们每人每月只发32元生活费,逢到难友们家庭有特殊困难,例如甘益生的老母要动脑内淤血清洗的大手术时,他们就慷慨捐钱出来贴补,像往年募捐贴补老赵的家属一样。还有老宋,隐姓埋名,按月把生活费的三分之一,寄给朋友的朋友的孤儿。他们并不只是在难友之中互相关怀,互相帮助。小杨有一次下山背米,粮店邻家失火,快要殃及粮店,小杨爬上屋顶救火,头脸和手臂都烧伤了,事后粮店送感谢信到伐木队,表扬他的见义勇为。“刽子手”一次背粮回队的路上,将要过弓背岭时,见到祖孙二人也要过岭,孙子腿上生疮不愿爬山,祖父又实在背他不动,“刽子手”自己已经背了50斤粮食,二话没说就把孩子背了起来,过岭一上一下二十多里,他一路又说又唱,百般哄着孩子,过了岭临分手时,小家伙搂着他的颈子直叫“大爷”,尽管他生得那副模样真像个刽子手,有人说小娃娃见了他都会害怕的。

  这样一些好人里面, 也混杂着个别的败类。 像那个姓樊的,大家给他取绰号“樊摇头”,并不是因为他爱摇头,而是大家一提起他就要摇头。此人是个打小报告的专家,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有闻必报,无闻捏造,惟恐天下不乱。还有那个近视眼,他连别人看《纲鉴》都打在小报告里。还有那个罗圈腿,本是科技大学的副教授,为人能说会道,来北大荒后,在“右派”劳动队里,逢年过节,组织个晚会什么的,照例由他奔走张罗,给人的印象还不错。有人拾到他的一个笔记簿,才发现上面全记着别人的“反动言行”,为他告密的材料。但是,十篇《伐木日记》里,在这几个人身上只用了少的笔墨,事实上这几个人也很孤立。连王大化拾来的猴子“大圣”,也是每次见了樊摇头,就对他撅屁股,(这是淘气鬼小王教的,)所以全工房的人宠爱的“大圣”,只有樊摇头把它恨得牙痒痒的,他终于找了机会偷偷把它吊死在树上了。《伐木日记·大圣》写到大家发现“大圣”失踪的真相时说, “于是一切都明白了, 所有的人都摇起头来。”这一结非常有力。在惨死的“大圣”的尸首前的所有人的一起摇头,是对樊摇头的有力的谴责,也表明这里还是好人多,他们道义上的一致否定所产生的力量,不是个别丑类所能抵御的。

  是的,他们道义上是一致的,他们并没有被压垮,生活还是在这里进行,人性还是在这里闪烁。这里除了一个带队的解放军班长而外,大家都是“右派”,是同难者,这里大家是平等的,尽管是屈辱的苦难的平等。有一个“右派”,没有到北大荒来,被遣返原籍,接受“群众监督”,生产队里的脏话累活全得由他去干,连五六岁的娃娃都能向他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他听说北大荒这里的“右派”们彼此彼此,平起平坐,羡慕得什么似的。这里的冷酷死寂的生活中,时时有着美好的温暖的东西,顽强地生长出来。前面说过的王大化的唯一亲人小女儿在北京一次车祸中遇难,王大化同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也断了之后,有一天他下工回来的路上,拾得一只受伤的猴子,他便用了慈父慈母一样的爱来医治抚养这只猴子,整个工房的人也都把它当作宠儿,给它命名为“大圣”,“大圣”也给王大化、给整个工房带来了安慰和生气,后来竟至于可以放它自由跳入森林游玩,只要王大化呼唤一声它就回来了。伐木队有一条硬性规定:不许谈恋爱。但是,硬性规定往往行不通。年轻漂亮热情助人为乐的好姑娘小毕(毕三姐),自然成了“众矢之的”。许多人借口作针线活来找她,她本不想搭理,可是看到他们那副破破烂烂的样子,又不忍心驳回,还是有求必应地替这个缝,替那个补。而她的心却已有所专属,她爱着的就是那位见义勇为、救火受伤的小杨。小毕初来伐木队时,成天呆呆的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但是,正如《伐木日记·女伙头军》里说得好:“生活毕竟是个大洪炉,从表面上看,它跟我们整天泡在里面的树林子,没有什么两样。到处是冰雪,到处是枯枝败叶,一片静寂。其实,只要你注意观察,处处都有生命在活跃,一个金豹鼠溜下树来,一只山雀飞进灌木丛去。也许就在你身旁的树根上,一支长须虫大军和一支蚂蚁大军正在行进。傍晚,豹子在远处叫,夜里猫头鹰在树林子里叫,天亮时雷鸟在天空里叫。”慢慢地,小毕也随着生活的洪流前进了,会上敢发言,平时敢欢笑,也就敢于恋爱,敢于冲破不许恋爱的硬性规定了。所有这些,包括猴子的人性化,都是人性的胜利,有人在,就有生命和爱情在。

  生命,本来就是对死亡的斗争,在这里,斗争尤其严酷,常常难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前面已经说过,老晁被劈开的大树砸死,老于被滚下来的木头碾死,吴大姐的儿子被狼吃了,生龙活虎的“刽子手”得克山病死了,小褚的腿被砸断了。此外,那位坚强的吴大姐,挺住了丈夫死亡的打击,仍然每天工余坚持写详细的日记,可是不久儿子又被狼吃掉,她一夜之间突然老了10年,人们让她坐就坐,不动不说不笑不叫,给她吃就吃,给她喝就喝,终于昏迷过去,被抬到附近小镇的医疗所,奄奄一息地等死去了。还有人总算离开了伐木队,死神仍然没有放过他,就像那个小刘,学气象的,刚走上工作岗位就打成“右派”,在伐木队里最年轻,才21岁,总是有说有笑,跟谁都乐呵呵的。晚饭后他总是点起松明子,正襟危坐在床头读各处借来的世界文学名著。他还能背诵许多长篇的中国古典诗歌,对诗歌内容发表许多评论。他终于因为是学气象的,有一技之长,上调到一个小县里当气象员。他给伐木队的难友来信说:那个气象站虚有其名,连起码的仪器都没有,他只好在县小学里教几点钟算术,住在一座破庙里。荒芜给他回了信,两个月后,信退了回来,上面批着8个字:“此人病故,退回原处。”

  当然,成千上万的“右派”还是死不绝的,正如当时伐木队里就有人预言过:被木头砸死的,被野狼吃掉的,病死的,总是少数,绝大多数肯定会活下去的。他们二三十年后回顾生命中这一段时,肯定会发现这一段希奇的、独特的、真实的生活是丰富的宝藏,他们中有各种文艺人才,会写出伟大的作品,留下一个时代生命战胜死亡的记录。像吴大姐,像“刽子手”,都坚持写详细的日记,“刽子手”还为此受到严厉的批判,他临死前仍然把日记交付给难友。荒芜自己就写了约10万字的日记,他还有计划地每天找一个难友聊天,聊他的家庭、事业、理想和苦恼。这些其实都是为将来的作品储积素材。荒芜鼓励小毕道:“只有我们身历其境的人才有资格和责任写。而且只要我们老老实实照样写下来,不必加添一枝一叶,它就会、也一定会成为震撼千千万万人心的划时代作品。”

  荒芜这是在对历史对生命作出了豪迈的诺言,他写出了《伐木日记》,就是履行了他的诺言。他动手写《伐木日记》,是在比“反右”更大规模的“文革”大苦难之后,表明了他的历劫不磨的决心。可是,为什么他又只写出了10篇,没有再写下去呢?我曾经几次问他,都没有得到完满的答复。荒芜最后几年,干脆陷入无欲望无兴趣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写的境地。朋友们都不知道他这样的确切原因,大家为他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天下事本来复杂,家国万端,本来说不清楚。现在又是人天永隔,同在北京的朋友得到他的噩耗时竟已在遗体火化之后,遗言有“但求安静”之语。《伐木日记·家信》中说到老晁被砸死,就地草草埋葬时,有这样几句:“一个人死了,就应该把他忘却,不让他成为生者的累赘。如果有一天,我也给木头砸死了,埋在这里,希望你们也能这样对我。”这与“但求安静”的遗言是一致的。我作为老友,应该遵守他的遗言。但《伐木日记》写的是生命怎样通过苦难死亡而行进的历史,这是不应该忘却的,所以我把它介绍一番。我的拙笔难胜转述之任,所以我几乎全是抄它的原文,以存原文之美;不过把十篇打通,重新编次组织一下,以见其所反映的已经相当全面,稍补《广陵散》一曲未终之遗憾而已。聂鲁达有名篇题曰《让那伐木者醒来》,兹即借以为题。

  1995年4月5日,清明节

(选自《麻花堂外集》,荒芜集,1989年8月版)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dissident-1956-1957/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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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7-02

荒芜,安徽凤台人。曾用笔名黄吾、叶芒、李水、淮南、林抒、方吾等。 民盟成员,曾任民盟中央联络委员、民盟北京市宣传委员,是中央文史馆员。上海复旦实验高中毕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

中文名
荒芜
出生日期
1916
逝世日期
1995
职业
作家、翻译家、诗人
原名
李云树,李乃仁

个人简介
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在长沙李觉部队的青年抗日军官培训班任政治教官。后任重庆《世界日报》明珠副刊主编,自此开始诗歌翻译(美国黑人麦凯诗,惠特曼诗,);
1945年任太平洋美军夏威夷华语中心教官;
1946年任法国通讯社英文编辑和上海《文汇报》副刊编辑。
1947年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设计委员会参议、中华文协北平分会理事。
1948年是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文艺研究员。
1949年任国际新闻局《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中文版主编,外文出版社图书编辑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美国文学)。
中学期间开始发表散文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黑龙江边境853农场劳动改造。1961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资料员。1979年落实政策后返回外国文学研究岗位,1982年离休。
主要译作
1945年后翻译过三十余部作品,包括三部赛珍珠小说《新生》(即《高傲的心》)、《生命的旅途》、《沉默的人》。
1948年译美国奥尼尔戏剧《悲悼》三部曲;与朱葆光合译英文诗集《朗费罗诗选》。
1949年后译《苏联文艺论集》、《高尔基论美国》、苏联小说《一个英雄的童年时代》、《栗子树下》。
1955年译美国《马尔兹短篇小说选》、《世道》,印度中篇小说《辞职》、美国安格尔诗集《中国印象》、与冯亦代、符家钦合译《马尔兹独幕剧选》。
1979年——1982译《奥尼尔剧作选》(天边外、毛猿、大神布朗)、《马尔兹中短篇小说集》,剧本《雨果先生》、马克·土温《海外浪游记》,《麦凯自传》(即《远离家乡》)等。
荒芜断续写有二十余篇外国文学研究文章,未收集。
主要著作
在纸壁斋中写作有:诗集《纸壁斋集》、《纸壁斋续集》,诗话集《纸璧斋说诗》
1985年合编《诗书画》报
1986年主编《我所认识的沈从文》一书。
在麻花堂中写作有:《麻花堂集》《麻花堂外集》、九诗人合集《倾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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