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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中国共产党如何在“裂缝”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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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所谓在“裂缝中成长”,从国内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环境中的夹缝成长壮大。文章按时间顺序,讲解了中国共产党从苏维埃时期到抗战时期,是如何在“裂缝”中成长的,提出了一些革命史研究的新思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在巨大的社会文化转型中发生的。美国卫斯里学院历史学教授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近年来多为人接受。“中国中心观”强调中国本身的内在变革动力,是对既往的“冲击反应模式”的挑战,但仔细分析,“冲击反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这两个概念本质上并不像看起来那样严重冲突。“冲击反应”固然强调了冲击的一面,但并没有忽视被冲击一方的主体反应,中国的反应当然会由中国作出,而这种反应当然会有中国意志。关键在于,不能假设所有文明如果独立发展都一定会走相同的道路,进而得出没有外在刺激,中国也会走上近代化道路的结论。

在近代中国,应该承认外界刺激的影响,这种冲击促成了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正是这样的转型形成的冲突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留下了很多的“裂缝”,这些“裂缝”造就了新文化运动,同时也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提供了契机。“裂缝”在古今中外广泛存在,但在近代中国尤其是民国年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裂缝”与“统一战线”
近代中国的“裂缝”不仅体现于社会文化方面,更多地体现于政治当中。晚清以来的大变局对旧有王朝体系形成巨大冲击,地方逐渐尾大不掉,富国强兵的理念又使军权不断膨胀,这些问题在民国成立后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迅速暴露,地方割据成为常态。

中国共产党特别善于发现、利用“裂缝”。“统一战线”就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发现、利用“裂缝”非常好的切入点。中国政治中,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人情发挥着重要作用。帝制中国,皇权及儒学拥有最高的政治和文化权威,人情相对会处于次一级的地位。到了民国,皇权消亡,儒学式微,虽然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但“三民主义”不足以维系国民党人的中心信仰,当时维系政坛和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就是人情。

这种人情政治在国民党内有其维系功能。比如蒋介石一直骂顾祝同,但也一直用他。这里传达了两个层面的用意:一是必须使用自己圈子里的人;二是如果像顾祝同这样较为平庸的人物都能得到重用,那能力更强的人也会受到鼓舞。这里就体现了民国的人情,最高领袖也是以人情用人,人情是当时的“凝固剂”。

但当“统一战线”介入的时候,这个“凝固剂”就会产生很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依据是阶级分析,什么人可以成为统一战线的对象,是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确定的。比如说在苏维埃时期,资产阶级不一定能够成为统一战线对象;到了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加深,阶级矛盾相对缓和,资产阶级就可以成为统战对象。“统一战线”的出发点是有高度原则性的,但是其运作却往往需要通过人情来完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很多国民党官员的渗透都是通过亲缘、地缘关系得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实现就是攻破各个势力的“人情裂缝”的过程,是体现中国共产党在“裂缝”中生长的一个侧面。

“裂缝”与苏维埃时期共产党的发展
近代中国“裂缝”最重要的体现,还应从具有统治地位的力量其发展通常不平衡这一角度理解。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多次讲到国民党统治力量的不平衡发展,讲到军阀混战给革命发展带来的契机,因此提出武装割据。所谓的“割据”,就是要利用对方的薄弱环节,在乡村、边缘地区寻求发展。从苏区时期根据地的名称也可以看出,比如鄂豫皖、湘鄂赣等,这些地区都是位于几个省的边缘地区。

苏维埃革命前期,国民党的内斗是另一个巨大的“裂缝”。1928年到1930年连续发生的蒋桂、蒋冯、中原大战,也就是毛泽东讲的军阀混战,使国民党几乎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利用这几年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发展。这样的发展当然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结果,但抓住机会乘势而起也十分重要,到1930年形成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一个高潮。

观察苏维埃革命可以看到,“裂缝”的大小相当程度上会影响革命的成败。1927年苏维埃运动刚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暴动最多发生于江浙地区,因为革命需要较好的环境、知识分子、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对外部世界较好的认知,如此,人们才更容易产生革命的动力。但这些地区面对的是更加强悍的统治力量,也是政治上的“裂缝”最早被弥平的地区,发生在这些地区的暴动基本都失败了,江浙地区后来反倒成为中国共产党力量较为弱小的地区。同样,苏维埃革命初期的几次大暴动最初都在城市或准备向城市进军,最后却在农村成功,因为城市和乡村两者统治力量截然不同。

“裂缝”与共产党长征的胜利
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国共产党开始长征。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逐渐被弥平的“裂缝”转移到一个更大的“裂缝”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在东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和对敌对势力的控制能力都极大增强,这给中国共产党在东南地区的生存带来了挑战,在统治“裂缝”逐渐被弥平时,中国共产党继续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东南地区生存空前困难。

当红军选择离开时,或许会发现,从全国政治力量来看,南京中央板块与北方板块、西北板块、西南板块之间有很大的“裂缝”。在北方地区,国民党直接控制的范围大概到达河南,其他地区都处于国民党中央直接控制之外,西北地区、西南地区更是如此。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可以利用的环节。比如长征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和粤方达成借道协议,很大程度解除了西进的障碍。

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地寻找“裂缝”,即寻找敌人力量的薄弱区,以求得自己的生存。长征中,林彪认为毛泽东带领红军走的是“弓背路”,毛泽东则批评林彪“你还是个娃娃”。毛泽东之所以这样批评林彪,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十分凶险,生存是第一要务,而要生存就必须寻找对手力量薄弱的地区,那么走“弓背路”也就不可避免。如果走“弓弦路”(即直路),虽然耗时短、消耗少,但很可能碰到强大的对手,会付出更多的人员伤亡。所以对红军来说,最安全的路是山路、偏远的路,最大限度避免发生硬碰硬的较量,保存革命的火种。

这样的选择,也体现了毛泽东作为领袖,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以及自身生存道路的精准认识。而他之所以能够比别人更灵敏地去寻找“裂缝”,和其在苏维埃时期主张“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是一脉相承的。

“裂缝”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崛起
中外史家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崛起时,都会提到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根据地。笔者将目光聚焦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地区。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几乎一无所有,而到1939年却成为该地区一大势力,这和1938年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决策有关,实际上也和对手各方暴露出的“裂缝”有关。

抗战初期,共产党最初的战略展开重点是山西。一是因为山西有很多山地,便于开展山地游击战;二是因为山西离陕甘宁根据地较近,方便撤退。所以中国共产党将出动的部队几乎都投放在山西,试图实现“四面开花”的局面。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正面战场配合国民党军队努力作战,付出很大牺牲。

对共产党来说,一直坚持在山西展开山地游击战,也有许多隐忧。山西发展空间较小,如果只局限于山西,共产党便不会有后面那样

广阔的发展格局;而且,山西已经聚集了多股势力,如阎锡山、国民党中央、日本人等,较为拥挤,发展空间受限。1937年底、1938年初,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一些小规模的部队,如陈再道率领的东进纵队,向东进入华北平原。采取这些行动,一方面是试探,看看能成多大的气候,另一方面是为太行山这一俯瞰华北平原的堡垒建立前进阵地。据《陈再道回忆录》记载,陈再道的部队在1月份出发时只有500人,而到4月份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三四万人了。同时,冀中地区、山东地区根据地的队伍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此时期的发展固然与自身的艰苦奋斗分不开,但也不能忽视当时华北局势的影响。实际上,华北地区一直以来都没有受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控制,更多的是处在地方实力派的控制之下。日本人攻入华北地区后,地方实力派便纷纷作鸟兽散。日本人由于在此地区的进攻较为顺利,直接打到黄河地区,主力迅速越过华北平原,进攻徐州、武汉,后方控制薄弱。华北地区在抗战初期就成了一个力量真空区,出现了一个战争状态下的巨大“裂缝”。

共产党人发现并果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等发布命令,指示八路军全面向华北平原出动,开展大规模的平原游击战。第二天,八路军总部便发布命令,派遣了一万多部队,从多个方向大举进军华北平原,开展平原游击战。毛泽东随后发表《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两篇文章解决了怎样在平原地区进行游击战的难题。此后,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迅猛发展。据相关资料记载,1938年6月份,中国共产党军队发展到14万人;而到1938年10月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发展到差不多20万人。平原游击战的决策大大拓展了共产党的生存发展空间。

回看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组织、宣传及控制、动员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决定性内在因素。同时,正确的策略运用,善于抓住机会,利用“裂缝”,也是其迅速成长不可或缺的要素。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近现代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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