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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档案开放制度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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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受到很大局限,尤其以近现代史、当代史为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学者而言,如果档案不开放,将大大制约其学术研究,甚至导致史实和结论的偏差。显然,这并非他们所愿,学者的立身之本,乃是自己以可信的学术研究,一旦受制于档案的非正常保密,或不必要的保密,不仅研究难以做下去,而且很可能出现偏差,影响自己的学术名声。

前不久,著名学者杨奎松曾经论及一个现象,迄今为止,学界缺令人信服的抗日战史著作。原因之一,就是“与国民党方面战史资料披露的情况相比,中共方面的战史资料可供查阅和利用的相对更少。”

作为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副所长,金以林对于档案披露太少这一问题深有感触:

现在强调研究党史要深入要如何,中共党史的研究怎么深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这套文献是非常有价值。新中国成立和其他的革命政权不一样的,苏联十月革命一夜暴动成功夺得了政权,新中国的成立,是从中央苏区开始,到陕甘宁各个时期就已经建立了非常完善的政权,在政权建设中,财政金融的支持和作用非常大。这些方面在以往的研究中极其薄弱,中国财政科学院之前搜集了将近5000万字的资料,而现在只出了400多万字,实在是可惜。

包括工业生产的方方面面这里面都有,有点遗憾的是,不知道有没有军事工业或者军事后勤方面财政支持的档案。现在还要再深入研究,八路军怎么打赢的,除了征兵,弹药生产是怎么样的,医疗保障是怎样的,伤员救治是怎样的,所有这些都要花钱……不知道这套五千多万字的文献都还有什么内容,我们现在只是看到了400多万字,真正要推动党史研究领域有所创新,恐怕5000万字都应该出版。

中国财政科学院1982年推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的史料,共110多万字,于1978年初基本完成初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这套史料,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的写作本身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寻找客观规律,为改革开放之后的财政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此后大规模地收集和整理中国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资料提供了范本。

在编撰《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一书所产生的示范效应的带动下,财科所恢复后,接受财政部党组交办的任务,联合全国各兄弟单位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的整理工作。这一工程到1996年基本完成。据统计,先后出版根据地史料达37种,共4200多万字,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根据地财政史18种,共560万字。其中,就包括这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早在《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一书中,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黄道炫,就显示出对苏区财政史不同寻常的关注。在书中,他对于苏区的土地分配,农民的租佃负担,打土豪分田地,以及苏区征粮等进行了细致研究。黄道炫发现,在国统区军事和政治的挤压下,苏区面临着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压力。

“扩红”造成了劳动力缺乏,进一步带来粮食产量下降,两者形成了恶性循环,成为无法解决的矛盾。此外,苏区的城乡对立打击了工商业,又破坏了借贷关系,导致物资流通困难,加上国民党的封锁,使食盐、布匹和农具等都成为大问题,甚至需要刮厕所的底土熬盐。而苏维埃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脱产人员过多。为了缓解财政困难,苏区大量发行纸币,通货膨胀严重。单纯就苏区自身说,已经资源耗尽,无法支持战争。对中央苏区财政的关注,大大丰富了他的苏区研究。因此,他对财政史料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这几年一直在做研究,对这些资料比较熟悉。我手头大概应该有六七套根据地的财政材料,像陕甘宁根据地的财政资料,看到这一套整个十几本摘编史料推出,感觉非常好。我们这些年来很多的研究者在呼吁,各方面的研究都可以继续的推进,但短板就是财政,财政又是一个政治力量能够成功非常关键的因素。财科院做了很多工作,八十年代做了很多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可能这些年因为目标的转移,更多关注现实问题,离当年的研究可能越来越远。现在我们的研究者因为各种方面的原因,可能更关注政治和军事,关注政治史、军事史,这些东西我们很快就可以拿起来,可是财政史关系到经济问题,关系到数据,没有经过训练,没有基础是很难做出来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恰恰成为了最薄弱的方面。

所以经常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人家说你成功,你讲了很多很多的原因,但财政怎么去支持,你回答不了。中国的财政来源是取之于民,可是会造成民众的负担比较重,同时又要得到支持,如何平衡?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讨的,当然首先是要这样的资料推出。

正是发现了新史料,黄道炫才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研究,其成果得到了史学界内部和读者的好评,可谓既叫好又叫座。对此,黄道炫的前同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也深有体会。他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披露的青年党的资料就令人耳目一新。由于在国内查阅档案屡屡受挫,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王奇生对此有一肚子怨气。

1964年南京军区编过一份史料,多达80多卷,但这个资料一直是内部发行,这跟我们一般讲的内部发行部一样,它是真正军队的内部,只有极少数单位收藏。我为了看这套资料付出了种种努力,有幸看到了其中的一部分,看了以后你真的感觉到,对八路军、新四军,对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种种艰难奋斗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敬佩。

河南有一间民间博物馆,收藏了一批非常有价值的资料。材料到了村庄一级,就是讲中共怎样跟老百姓打交道,比如说各种征粮的条子、借粮的条子,做的军鞋怎么样分配。我居然看到好几封信,内容是你们家的儿子牺牲了,牺牲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葬在什么位置,通知你们家,为了节省纸张,就那么一个小方块纸,小的一个信封。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做的工作那么细致,这种事情国民党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国民党当时是没有户籍制度的,这反映了中共当时的能力已经可以达到这种程度。但是,这家民间博物馆说,他们找到国家级的博物馆,说这没有任何价值。

新四军在华中地区要生存和发展,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当时不仅仅是日军、伪军、国军,还有土匪势力、帮派势力都在竞争,都要生存。中共怎么赢得民心,怎么能站住脚跟?所以,它那个时期的政策非常之明确,种种作为大概只有在竞争下才会体现出它的了不起。在抗战时期要赢得民心,非常不容易,所以,中共当时的政策一点都不教条,真的是实打实的,工作做得非常地细致,它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看了以后让我们敬佩。不用宣传什么中流砥柱,拿史料说话是最好的,这么好的资料,拿出来给读者看,只会对党的历史产生敬佩,为什么不能开放档案?我们的中央档案馆、地方档案馆还不如1980年代,这些资料都是80年代存储的,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吗?陕西省档案馆还能这么开放吗?

对于王奇生的提问,陕西省档案局办公室主任王晓杰作了回应:

陕甘宁边区资料不公开,是因为2011年的时候,国家收回了公开权,在2014年的时候又下发了一个文件,是对档案资料的保密资质的要求。公开和不公开,开放和不开放,我们也不好说太多。我们单位现在对各方面资料也是在积极地征集中,希望征集到一些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来供大家参考。

王奇生谈及,某军队图书馆之前曾公开说,一批档案可供查阅,自己两个研究生去了之后,又不让看,说是需要中宣部等单位开证明。由于这一项目是王奇生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于是向课题主管机构写信,该主管机构给军队图书馆打了招呼,才查到了档案。但是,这番周折也耗费了他的时间和精力。

据凤凰网了解,按照档案法规定,保密期满的档案应当定期向社会开放。但是,在现实中,大量档案早就过了保密期限,档案馆受制于上级的各种禁令或政策,仍然拒绝对学者开放;或者设置种种门槛,让查阅者知难而退。

这类行为大大制约了学者的研究,并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学术界没有可靠的历史研究资料,各种残缺不全的研究和著述,以及各类道听途说的编造也就充斥于图书市场,并严重误导了读者和公众的历史认知。显而易见,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现行的档案开放制度,对此要负相当一部分责任。

转自微信公众号“近现代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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