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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荣华:我的“工农兵学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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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年是重庆一家大型兵工企业长江电工厂的青年女工,文革时因为看到造反派的宣传队唱歌跳舞很好玩,去参加了,随后被没文化的头头(老工人)安排做些事务性工作,接着被推举到厂八一五联合总部当常委(分管后勤),更没想到会因上面需要“女代表”而被安排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当了委员其实只是去开开会或进省里和中央举办的学习班受训,平时还是在车间上班。

意外被推荐上大学

一九七二年初,车间党总支书记张鸣凤通知我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有事情要交待。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有那么急,免不了会有点紧张,我快步走到张书记办公室,他却笑嘻嘻地对我说:“黄荣华,好事情来了哟!党委决定推荐你到湖南长沙中南矿冶学院去读大学,全厂一共只有五个名额,不容易啊!……”
猛然间听到自己要去上大学的消息,震惊、高兴、激动,好像在做梦一样,心跳加速血朝头上涌……
当时,我正在为入党问题被厂党委搁置而烦恼(因为一个军代表要我做伪证,揭发我们原群众组织中与我一起搞后勤工作的杨明芳有“贪污”,我拒绝了,就压下了我的入党申请不批)。我正想逃避现实,盼望能跳出这个是非之地……
我暂时还不敢把读书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怕她说我年龄太大了,逼我快点结婚,我特别害怕她会又一次反对我去上学。
过了几天,军代表贺主任把我召去,对我说:“听说你要准备结婚了,是真的吗?上大学的事情你怎么考虑呀?周总理有指示,上大学期间是不能谈恋爱,也不允许结婚的哟!你要考虑好啊!是去上大学呢还是结婚?”
我当即态度坚决地表示:“恋爱可以不谈,婚可以不结,书一定要去读!”我给贺主任讲,十年前,我在读中专学校,因父亲去世,家中生活困难,母亲要我退学回家顶替父亲进厂当工人养家糊口,我不敢违抗母命,含泪辍学。现在我能带着工资去上大学,不会影响家庭生活,所以我不想放弃一生中最后的一次读书机会。我还告诉贺主任,我准备结婚的对象交往时间很短,才一个多月(我有意把时间说短了一些),只通了几封信,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当时,我那个在辽宁当兵的“通信恋爱”的对象正在回重庆的路上。他是请的婚假,准备回来结婚。他已经三十四岁多了,我也二十七岁了,年龄都不小了。我们在信上约定好了,只要见面后双方没有意见,就结婚,学电影《李双双》中说的“先结婚后恋爱”。他回来后,我和他是第一次见面,相互印象都还算不错。他得知我要去上大学,感到很意外。介绍人王姐说:“等你上完大学再结婚吧,可他有点不放心,他不了解你的为人,担心你上了四年大学之后会不会发生变化,因此他想先把结婚证办了,你再去上大学。”
我当然不能同意,我告诉他,周总理有指示:上大学期间,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我要上大学就必须放弃恋爱、结婚。他不好再说什么,一脸无奈地沉默不语。还是我先提出来说:“分手吧,你年龄大了,如果再等我几年,你就快四十岁了。你人不错,条件也好,另外找个适合你的人吧!我相信你会很幸福的!”
就这样,我们带着一丝遗憾,很平静地分手了。
回到家里,我给母亲说了以后,她满脸的不高兴,说:“你都二十七岁了,再读几年书回家都三十几岁了,再想找一个好点的人嫁,恐怕就没得那么容易了啊!我辛苦了一辈子,为什么呀?还不是为了要看到你结婚生子,这样我才算是完成了我的任务,才算对得起你们死去的爸爸……”
我咬着嘴唇不敢开口,生怕说出一定要去读书的那句话,会刺痛母亲的心。最后还是由母亲自己把话说了出来,她说:“你在读中专校的时候,我让你退学回来顶班进厂,那也是当时没有办法的办法,让你吃了不少的苦头,你嘴上虽没有说啥子,也没有抱怨过我,但是,我晓得你是舍不得退学的,没读完中专你很不甘心,其实,我也是很心疼你的……这次你又有了一个读书的机会,那是你自己的造化,也许这就是你最后的一次读书机会了,随你吧!我也不拦你了……”她是哭着把那几句话说完的,说完那几句话,流着眼泪,看都没看我一眼,就出门去了。我当时更是难过至极,母亲和邻居一向都说我是个孝顺的乖乖女儿,这次我却要违背母亲的意志了。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不能再放弃了!
说实话,如果不是通知我上大学,我都已经做好了结婚的准备,我已经下了决心,只要那个人没有明显的残疾,性格不是特别的古怪,我都会嫁给他,因为我很想借助结婚后作随军家属之机离开重庆、离开工厂这个是非之地。况且我都二十七岁了,与我同龄的同事、同学们,有的小孩都在上学了。不过,现在有机会到外省去读书,我可以马上就离开工厂、离开重庆,离开那些让我不开心的人和事,不用等待还可能是个未知数的“随军”机会,同时还可以圆我十年前的读书梦。这样一举多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怎么能放弃呢?
在我即将起程去上大学之时,那位要我作伪证的军代表又一次来找到我,他是厂党委的常委,他说,他是代表党组织跟我作最后一次谈话。他说,有许多事实都足以证明杨明芳有贪污行为,现在就等你站出来揭发她了,因为你和她都在厂八一五联合总部搞后勤工作,你们接触最多。只要你揭发了她,入党问题马上就可以批下来……
对他不讲党性原则,以至赤裸裸的诱惑,我从内心里感到很鄙视。我是个小人物,斗不过他,幸好这次我有机会离开他们!
我暗暗告诫自己,这次上大学机会难得(全厂七千多人才五个名额);能得到母亲的放行,更是难得。我一定要倍加珍惜这个机会,努力学习,甚至要拼命学习,消除一切不利于学习的干扰。到学校后不进城玩,不参加学习以外的一切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不担任班上任何职务,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将自己置身事外,不写任何批判文章,不在任何批判会上发言,实在要发言也只照报上的宣传调子,轻描淡写说几句。紧紧抓住自己年龄偏大、离开学校时间太长这两个不利因素作为理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傻子,一只笨鸟,“笨鸟先飞”嘛,所以我得比别人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学业。

我在同学中年龄最大

一九七二年四月初,我终于上路了,我先坐船到武汉,再转火车去长沙。
火车站台上拉着一条大横幅标语:“热烈欢迎中南矿冶学院的新同学!”横幅下还有敲锣打鼓的欢迎队伍,同学们热情地领着我去取出了随车托运的行李。军用卡车把我们接到了学院,我们班上的同学又帮着我把行李搬到我的宿舍。我到学校算是稍微晚一点的,其他的许多同学都已经提早就到了,同学们热情大方,相互都是见面自然熟,有同学给我倒开水,有同学给我铺床单,使我感到非常亲切,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旅途的舟车劳累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第二天,同学们基本上都到齐了。我们班的指导员(就是班主任)刘祖根老师,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开会,要我们各自介绍自己的情况。当时学校的管理是按照部队编制,即班叫排,小组叫班。我们是冶金系分化专业七五级二排,我们排有三十多个同学。我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少说话,特别不要暴露自己过去曾经做过什么,担任过什么职务,在学校里做最低调、最无人注意的人。
当我听完了同学们的自我介绍,才知道,自己在这批同学当中,年龄是最大的一个,年龄最小的同学比我小了整十岁(以前读书,在班上我都是最小的)。全排有五个带薪水的学员,我是其中工龄最长的一个。全排有八个党员,我们班(小组)有两个党员,其他全是团员。从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得知,他们分别来自农村、生产建设兵团、机关、工厂,丢书本的时间都比我短,文化基础多数比我好,相比之下,一些来自农村的党员同学各方面都要差一点。条件比较好的同学也有不少,特别是一些家境好的同学,他们见多识广,一个个都显得兴趣广泛,精明强干。有一个叫程永芳的同学是重庆建设机床厂的工人,我想这下可好了,以后放假回重庆有同学作伴了。
指导员叫大家准备节目,参加系里的联欢大会。这一下更加看出同学们的本事有多大了,吹拉弹唱什么样的能人都有,我告诫自己要装傻到底,不参加唱歌跳舞及任何的文体节目,有一个同学自己写诗自己朗诵,还有的自己作词、谱曲,创作歌颂“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歌曲。我还记得那个歌好听、好记、好唱,歌词大意是:矿冶校园,歌声一片,迎来工农新学员,工农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曲子也谱得很优美动听。我们系、专业和排里,各种人才济济一堂,这时我才明白,自己与他们比,相形见绌,完全不需要自己刻意地去装傻,相比之下,我本来就是傻乎乎的庸人一个。
在系里开的迎新生大会上,雷教导员强调我们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我们不但要学习文化知识,还要以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理论同文教领域的修正主义思想路线作斗争……话中还提到了不准谈恋爱的问题,强调这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大家听党的话,不要违犯纪律。虽然大家都不是高中毕业进大学,多数年龄都偏大,再读几年书都有二十八、九岁了,但是,大家一定要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克服困难,安心学习……我当时真是十分老实,严守纪律,在学校后来有人追求我,把约会信放到我书包里,甚至当面向我表白,都被我婉拒了。
过了几天,雷教导员把我找去谈话,他说:“你是拿麻布口袋到学校来装知识的吗?”
我一听,吃了一惊,笑着说:“教导员,你怎么这样说我呀!”
教导员笑着说:“听接你的老师介绍你的情况,你与他们所介绍的那个黄荣华完全不一样啊!你一点不像他们所讲的那个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你是重庆市的市革委会委员,造反派头头,在工厂又是厂一级的团干部,工作能力很强,还很能讲,怎么到了学校,你就变得哑口无言了?开了学那么多天,我都没有听到你说过几句话哟!”
我说:“我学习基础差,丢掉书本的时间太长,年龄又太大,我是一只笨鸟,笨鸟要先飞嘛,所以……”
雷教导员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说:“社会工作还是要做的嘛!做社会工作也是你们学习的任务之一,你不要忘记了哟!你们这次上大学的任务,是‘上、管、改’,既要上大学,又要管理大学,还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大学。你把你的团组织关系转到学校来,做一做团的工作嘛!”
我说:“我该退团了呢!”
他说:“你还是党支部大会都通过了的党员嘛!”
我说:“上级党委还没有批,因为有人说我包庇了贪污分子。”
他又叫我写信回厂,找组织部门说清事实,同时,他仍然希望我能站出来承担一些工作。我还是婉言拒绝了。
以后,指导员也说我是拿着麻布口袋来装知识的。其实我来上大学,除了学习知识以外,更主要的目的是要躲避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与折腾,我不想当那个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不想当那个没办法正常开展工作的团支部书记……我想脱离政治,跳出一切是是非非的漩涡。如果我在学校里又站出来做团的工作,岂不是前功尽弃,又陷入到是非中去了吗?
正式上课前,我们首先要学习讨论文革的“十六条”及毛主席有关教育改革的文章。我们先听领导的报告,再分排、班进行讨论。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改革的要求,“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我们上大学的第一堂课,就是阶级斗争教育课,到长沙县“雷锋展览馆”去参观学习。我们这批学员是教育改革的产物,是别人的试验品。学校培养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又红又专,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学习期间,少不了要经常批判旧的教育制度,那也是我们的必修课。每次开大会以后,都要在班上组织讨论,大家的发言都是千篇一律,应付而已。
来上大学,我已经做好了克服困难和吃尽苦头的思想准备。但是,才来不多久我就感觉到,困难不是我咬咬牙就能克服就能战胜得了的。
我们是教育改革的产物,一切行动都是军事化,我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生,又有腰部和脚踝的旧伤,怎么能与二十二三岁,又在农村摸爬滚打多年的知识青年们相比呢!早操跑步,我常常是汗流浃背也跟不上晨跑的队伍。还有每月来例假的那几天,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上体育课,开运动会,对于我来说都是要命的极限。记得上体育课跳木马,我连跳了三次都没过,第一、第二次,我都是用手撑到木马上没敢跳,第三次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跳,结果,一跳就跳到木马上面去坐起了,逗得大家都开怀大笑……
因为我们那批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进校后,学校通过考核,按照文化程度的高低分开上课,我们冶金系分化专业共六十多人,分成了甲乙丙三个班,我属中等水平,分在乙班,丙班是文化水平最差的,有十来个人。
学习很快进入了正常秩序,每个同学都有很高的学习积极性,学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不少同学在熄灯后,还在被窝里打起手电筒看书。系里在开会的时候,不得不在肯定同学们学习积极性的前提下,批评一些同学违犯作息制度的错误行为,是不可取的,休息不好,会影响学习……
当时的老师们都非常敬业。学校停课闹革命六年多了,他们好不容易才重新走上讲台,所以,他们都非常珍惜重上讲台的机会。对待我们这批文化基础参差不齐的学员,他们煞费苦心,除了热情还非常有耐心,想方设法让同学们听懂学好,老师成天地围着学生们转,不计时间,不计报酬,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
在班上我是个带薪水的学员,有工资收入。但是,我却过得比谁都清苦,我还不好意思说出来。不带薪的同学每个月由学校按十九元生活费提供伙食,另外发六元零花钱。而我每月由家里寄来二十四元钱(相当于我工资的近三分之二),交一十九元生活费后,只剩下五元零花钱。在校四年,我连棉毛裤都舍不得花钱去买一条,学习北方女同学的样子,买那种幅面宽的床单布来自己做衬裤代替棉毛裤,扯六尺布就可以做两条,自己用手工一针一线地缝制,这样省下几块钱。
第一学期,我还把吃不完的饭,放到窗台上晒干做成“阴米”,其她女同学也把吃不完的饭倒在我的窗台上晒起来,放假的时候,我就带回去给母亲做炒面吃。第一学期我们吃饭是吃桌席,八个人一桌,无法自己省钱,后来不吃桌席了,我每月都只花去十元左右伙食费,我就叫家里每月只寄二十二块钱给我。除了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外,我没有单独进过一次城。总之,我把能省的钱都尽量省下来了。

我所了解的工农兵学员

我们大多数同学都经历过许多的生活磨砺,所以都特别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同学之间相处也非常融洽,班上有什么活动,都会团结一致去完成任务。虽然当时满社会都在讲阶级斗争,但是,我们那批学员中,没有什么你争我斗的事件发生,而是互相帮助,相亲相爱,至今我都还很怀念那段朴实真诚的同学生活。
在那个特殊年代,进了大学也并不像我所预想的那样,就进了世外桃源。政治运动仍然是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批了“活人”又去批“死人”,进校不久就是批“右倾回潮”,接着又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等等……还有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小学生黄帅的“反潮流”批老师事件等等。学校还专门开了大会,组织大家讨论。但是,我们小组的同学发言并不踊跃。刘指导员在的时候,大家就读报纸,只要指导员一走,大家就转移话题聊天。
我从内心说,对张铁生的做法也是不太欣赏的,虽说我也是没有经过考试就上了大学。但我觉得张铁生第一次没有考好没有关系,第二年可以再考嘛!他没有必要在考卷上写那封多余的信,说一些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话。我们也赞成进大学应该考试,可以免除一些弊端,虽然从个人角度来讲,如果要凭考试成绩进大学,我也上不了大学。但是,从整个大学的教育貭量来看,如果不考试,文化程度确实太差,进了大学也很难跟上学习进度。说老实话,我学习就很吃力,我读了半个学期中专,丢了书本十多年,为了跟上学习进度,我下了好多功夫就不必说了,我们同学中分到丙班的学员就更糟糕,还听说有的连中学毕业的水平都不到,有的不知道正、负数,有的不认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听我们专业另外一个班的同学告诉我,他们过组织生活的时候,有个党员在听读报的时候,听到“布尔什维克”一词,她问“布尔什维克”是个什么东西啊?……这样的基础,自然就学得非常吃力,老师教得也非常费力。如果不降低标准,他们根本就毕不了业。至于有的地方搞的“考教授”,我们更是反感,我的老乡雷老师,就公开对我表示她反对那种做法。她说:“隔行如隔山,我六二年大学毕业,就开始教化学,如果现在要考我其它的科目,我照样考不及格,那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都很赞成雷老师的说法。
对于张铁生,我们也有同情和支持,比如他要上农大,愿意读书以后再回到农村去为贫下中农服务,我们也觉得他很高尚。有多少人跳出了农村又愿意再回到那里去呢?所以我们也赞成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实现理想服务农村。
当时的宣传也还是能够起到一些鼓动作用的,比如我们专业另一个排有个叫冯向可的同学(河南人),他发出倡议:“要与旧教育制度彻底决裂,决定毕业后回乡去当农民。”学校组织我们讨论他的先进事迹,所有同学都表示支持他的革命行动,可是没有任何人响应他的倡议,愿意大学毕业后回到农村去当个农民。学校对他的“壮举”还是很重视的,将他树立成全校的典型,还专门为他准备了毕业实习的课题“分析腐植土”等。后来听说他在农业局工作,没有去当农民。
对于小学生黄帅的宣传报道,我们班上的同学在闲聊时,隐晦地表示有点荒诞无稽。我们对黄帅的看法与对张铁生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我们班上没一人公开表示支持黄帅的。有的人说:“是否家长在背后支持她的行动?一个小学的孩子,不该会有那样的想法……况且她同老师对着干能学到什么?瞎胡闹。”
我们的同学中,基础好的和比较好的还是有很多的,并不像有些人编排的笑话那样一无是处。还有,我们这批人的特点,就是刻苦认真,那种精神也是不可小觑的。客观地讲,任何一届大学生都有好的和比较差的`。我的同学中也有通过努力得到升华出成果的,有出国的,有考上研究生的,有当处长、部长、书记的,有在中国科学院做出成绩的,就是在工厂的很多人,也是能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

第一个暑假

七月下旬,我们终于放暑假了。“归心似箭”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感觉远远超过以前从北京学习班回家那分急切。那时长沙没有直达重庆的列车,得先乘车到株洲,再转乘上海去重庆的过路车。那班火车要两天才有一趟(上海出发,一天到重庆,一天到昆明),加上学生都放暑假了,所以特别拥挤。我们回重庆坐火车从来都没有坐到过位子,常常是挤在过道上,一呆就是两天两夜。如果运气好,能在中途坐到有人下车后空出来的座位,不过那种好事我没有遇到过。过去从北京学习班回重庆,还有一大群熟人,相互照顾。而从长沙回重庆,只有两三个重庆的同学。我们在过道上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有时刚坐下,就得起身让别人或售货的小车过路。过道离厕所很近,天又热,开始时闻到臭气还难受,时间久了就麻木了……就这样艰难地熬到重庆。
到家后,妹妹也已经从农村回到家中等着我了。当知青的妹妹给我讲了许多农村的事情,她在农村表现很好,还当了团支部书记,与贫下中农和知青都相处得也很好,我很放心她。
一天我到厂会计科去报销探亲路费。会计告诉我,读书的人回家,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只能报销一次路费,还拿了中央的红头文件给我看。我回到家里给妈妈讲了这个情况,我说:春节我就不回家了,假期太短,来回要花掉五十块钱的路费太不划算。我和母亲商定后,以后的两年春节我都没有回家。
时间好像走得特别快。一个多月的假期,很快就过完了。我叫母亲去找邻居借了八月的煤炭票,我提前把下个月的煤买好挑回家来,和妹妹一起把煤球捏好,我把米也给妈妈买好了。
离别的时刻说到就到。火车票已经买好多时了,重庆到上海的直快车,傍晚六点启程,两天两夜到株洲,还需要在株洲转车到长沙。
就在要出发的那天,我却突然发起烧来了。我想到医院拿点药吃,医生却说要给我打吊针。我拒绝了,因为时间来不及,我要求只打退烧针,再给点吃的药就行了。医生再三告诫我说:“小孩烧到三十九点五度问题不大,大人就不一样了哦!容易烧成肺炎……”我还是坚持要走。一来,那趟车要两天才有一班,我晚走两天就会迟到;二来,退票要交百分之十五的手续费。这两样都是我不能够接受的。在我的坚持下,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退烧针,拿了一点药。我强打起精神,满脸通红,走路都有些不稳当,歪歪斜斜地走了。我坚持不要母亲和妹妹送我,自己快步走到河边的轮渡船上等待过江。
一上火车,我就坚持不住了,趴在那个小小的桌子上,昏沉沉地睡过去了。怎么熬过那两天两夜的,我都不记得了……

我为什么给江青写信

我按时回到了学校,还留了一天时间整理内务。当时我的感觉是,回到学校才算是回家,而回到重庆久别的家里,却像是一次短暂的做客。
紧张的学习又开始了。这时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学习贯彻中共“十大”精神。在我们放暑假期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学校开学后,就安排传达和学习讨论“十大”文件,在学习中我们知道,周恩来在“十大”上作了政治报告,说“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在“九大”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说林彪在党内经营了几十年,而毛主席早就对他进行过严肃的耐心的教育……这些话听起来总有点不能自圆其说,让人感到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的味道,还有王洪文作的修改党章报告,新党章删去了总纲中称颂林彪的那几句话,但是,仍然重申“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句话是我最不想听到的。我决心坚持自己的原则:不管牛打死马还是马打死牛,都不去管,不发言,不批判,上面开大会,我在下面背英语单词,记数学公式,物理定理,配化学反应方程式……我不会把精力再用到那些整人理论上去了。我要把心思都用到学习有用的文化科技知识上面去。
一九七三年的一天,雷教导员找我,问我的组织问题打算怎样解决。我说:“耐心等待吧!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主动权又不在我这里。”他说:“要是厂里不批,你可以在学校重新写入党申请书嘛!”我说:“到时候,学校还不是要我说清楚,包庇贪污犯是怎么一回事,我还不是只有那一句话:你们调查嘛!”
老实说,我没有想到还可以在学校重新申请入党。我冷静地想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不要在学校申请入党为好,因为那样做,我必须要在学校有积极的表现,要表现就会违背我“装傻”的计划,必然会影响到我的学习。
我按照雷教导员的意思,给厂党委贺代表(军代表)去了一封信。汇报我的学习情况,同时重申:对杨明芳所谓“贪污”的问题,我在厂里说得很清楚了,没有遗漏。对军代表提示的一些内容,我确实不知道,不能进行揭发。厂党委秘书林玉洪代表党委给我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要我好好地学习,耐心地等待调查结果,相信党组织能够把问题搞清楚。
教导员又一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在学校重新申请入党。
我本打算不再去纠缠入党之事,安心学习。雷教导员的话又勾起了我的回忆,越想越想不通,我的自愿入党申请,在支部大会上全体党员都举手通过了,上级党委就因为一个捕风捉影的所谓“包庇贪污分子”的问题,一直拖着不批准我入党,而这个问题已经调查一年多,也没有找到真正有力的贪污证据。
当时正在大力宣传福建省莆田县李庆霖老师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毛主席给李老师回了信,还寄去了钱,批评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央还制定了解决知青生活问题的新政策。李老师不但解决了自己家的问题,还帮助数以万计的知青争取到了改善生活条件的政策。我一时心血来潮,竟异想天开地决定学习李庆霖老师给毛主席写封信,讲述自己所遭遇的实际情况,用事实证明有个别支左的军队干部不执行党的政策。
信写好了,我又觉得,毛主席工作那么忙,为了自己个人的这点小事情去打扰他老人家不太妥当。于是就想把信写给江青,让她转交给毛主席。我很幼稚,想得很简单,以为毛主席的家庭,也跟我们老百姓一样,下班后一家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工作之余一起休息、聊天。江青可以在毛主席空闲时转交我的信,或者转述一下我信的大致内容,毛主席不是还看红卫兵编印的小报吗?
这封信到底寄到哪里去了,我不得而知。因为我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时间一长,我都把它给忘掉了。没有想到几年以后,在“粉碎四人帮”的特殊时期里,这封信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被转到了我们厂里,这次它却成了别有用心的人整我的“钢鞭材料”,他们根据斗争的需要,精心编织、演绎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童话故事,说我是江青的干女儿,写信向江青要什么什么等等……

学员中盛传手抄本与小道消息

在我记忆中,一九七三年以后,要我们学习的批判文章越来越多。许多东西都被批判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却得到了称颂、赞扬。过去被认为是最坏的事,现在却说是做得好,我不明白这是不是颠倒是非。还有批判孔子,我从小就知道孔子是“孔圣人”,现在却变成了“孔老二”,是最坏最坏的人。我们班上有不少同学是山东人,学习讨论时按报纸上的说法批判孔子,下来闲谈中提起孔子却都崇拜得很,说他们那里,直到文革期间,学生发蒙、升学,都要悄悄拜孔子。
好在我们后两年的大学生活,实习机会比较多,一般都是离开学校去外单位实习,如株洲硬质合金厂一月,湖南省地质局实验室一月,毕业设计又在水口山矿务局整整三个月……实习对于我来说,才真的有点像置身于世外桃源,因为在实习单位,可以不看那些批判文章,不写那些批判稿,不参加那些批判会,也可以坐在那里不发言。
当时,我们同学中也传播着许多的小道消息,有关于江青的,还有关于其他一些中央首长的。还有人争相传看手抄本小说,如当时被查禁的所谓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等等,还有算命的书。还盛行讲鬼故事。故事我听了一些,书我一本也没有看,因为我不想把精力用到学习以外的地方去。

难熬的寒假春节

一九七四年放寒假时,我们班上不带薪水的学员都回家过年去了。只剩下我和建设厂那个带薪学员小程没有回家(因政策规定,一年只能报销一次路费),整栋宿舍人去楼空,格外冷清寂寞。寒假包括春节,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对于我们没回家的人来说却是很漫长很难熬的。开始几天图书馆还开放,我们还可以到图书馆看书。后来图书馆也放假了,学生食堂也关门了,我们只能到离宿舍较远的教工食堂去打饭吃。
到一九七五年的寒假,小程决定要回家过年去了。她对我说:“不报路费就算了,就当我们不带工资,报不了路费,不要把自己弄得太辛苦了。”我苦笑着说:“不行,我妈没有喊我回去,算了吧!不就是最后一个春节了吗?”她不知道我家经济的艰难。为了不让母亲为难,我还是坚持再熬一个冷清艰苦的春节。
那一年的寒假,全班只剩下我一个人没回家。春节那几天,整栋楼房就只剩我一个人,那日子的艰辛难熬可想而知。开始我还不觉得有什么可怕,我到图书馆去借了几本小说,准备在假期里借以消磨时间。我又到街上买了一把干面,准备春节食堂放假不开伙的时候,自己煮面条吃,我还特地买了一角钱的榨菜皮子。准备春节期间尽量少出门或不出门,我害怕碰到老师,更害怕他们会邀请我去他们家里玩,特别怕请我上他们家去吃饭。已有湖南本地的同学邀请我去她们家玩,我都婉言谢绝了。
春节时长沙非常冷,跟重庆一样,室内没有暖气,有时还会下雪,比重庆的气温更低一些。春节虽只有几天,对于我来说,真是度日如年。我们女生宿舍在校园的最深处,是离岳麓山最近的一幢房子。平时就很幽静,很适合读书,但是在春节,唯有我独自一人之时,这幽静就变成了神秘,变成了恐怖。除了打开水以外,我根本不愿意出门,平常也很少出门,每天吃两餐,顿顿是清水煮面条……
寒夜孤灯,独自一人坐在四层高楼的女生宿舍里面……缺吃少穿的艰难困苦我早就习以为常,都能够忍受,唯独母亲我放心不下。妈妈一定会思念千里之外的两个女儿……想着想着,我泪流满面,伤心至极,内心里充满了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不解与怨恨。据我所知,一九五四年以前进厂的工人,一年转正,第二年就定二级,第三年拿三级,第四年拿四级……可是现在,毛主席发动搞文化大革命,搞得全国生产停滞不前,我工作了十多年都不加工资,我本想等到拿了四级工资就结婚的愿望都不能实现,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我的疾苦吗?……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害苦了好多的人,无辜死亡了好多人,现在还说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真不知道毛主席是不是有病,是不是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维……
就要开学了,同学们陆续返回学校。我总算熬过了孤独冷清的传统佳节,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迎来了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学期。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下旬,我的大学生活终于结束了。我们带薪学习的学员不需要学校分配,一律回原单位。

本文由黄荣华回忆  何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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