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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鄙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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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来了,“破四旧”“砸烂旧世界”的狂潮在全国风起云涌。赤色风暴席卷神州大地,造反作乱成为革命潮流。温文尔雅与革命格格不入、野蛮粗鲁成了革命的标志。自毛林结盟以来,尤其受到“中央文革”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言传身教,无产阶级革命派豪气冲天,以反传统的语言表示他们对传统道德的藐视。

        本来是阶级斗争,却演变成了一场全民运动,在这种革命激情冲击之下,红卫兵成为一股力量,“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却变成了破坏的主力。

        记得1966年8月刚听到《红卫兵战歌》,“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真吓了一跳:呀,原来这就是革命?

        紧接着,汉语中一些夸张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频现于报端,并借助这些形容词或副词以增强声势:
那时,真正有文化的人倒仿佛没了颜面。问起来,大学本科毕业的报个专科,专科毕业的说个中专,好像只要往下缩一格,就能减轻点过失似的。说起话来,也嗫嗫嚅嚅,总显示出谦卑之态。

        文革,要求工程技术人员改造思想,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脱胎换骨。脱胎换骨的结果是,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人,也学的满嘴脏话,不说脏话不开口,以显示自己的离经叛道。那时,纯净规范的语言已不合时宜,礼貌委婉用语更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越显得革命。这种变化,推动文革的大众审美更加趋向粗鄙化。

        文革时,我在内蒙古电建公司工作。因为土建工地的工作又脏又累,大多数“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都被下放到土建工地劳动改造。他们一天到晚战战兢兢,看着监管人员的脸色行事。因为如果惹恼了那些人,翻毛皮鞋踢上去会皮开肉裂。监管人员对他们从来没有好话,不是骂“老圪泡”就是“老杂毛”“混蛋”“王八蛋”不绝于耳。

        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整整一个时代语言的粗鄙化。那些过去根本上不了台面的粗话,都成了文革的常用语汇,斯文彻底扫地了。

        那时,就连“不随地吐痰”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人在报纸上撰文号召讲文明,不要随地吐痰,很快就有人批驳这是“资产阶级臭讲究”,声称“劳动人民就应该吐”。

        吃水果削皮或清洗也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即便平常有洁癖的工程技术人员,也仅仅在衣服上擦一下就入口了,这样就会得到工人阶级的赞许。

        就连虱子也被人们称之为“革命虫”,似乎此物也是无产阶级的标志。

        “牛鬼蛇神”“跳梁小丑”“一丘之貉”“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蠢蠢欲动”“上窜下跳”“丧心病狂”“如丧考妣”“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欲盖弥彰”“昭然若揭”“猖狂反扑”“狗胆包天”“大肆鼓吹”“混账透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可忍,孰不可忍”“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民间的大字报更直接、更粗俗、更气势汹汹虚张声势:“炮轰”“油炸”“砸烂狗头”“大黑伞”“大黑手”“一小撮”“妄图”“胆敢” “居心何在”“何其毒也”“可以休矣” “混蛋”“王八蛋”“滚他妈的蛋”等等。
        
        文革,舆论把工人阶级的地位提的非常高,鼓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粗野一时成了许多人的优势。大大小小的领导们更是以大老粗自居,仿佛越粗越光荣。开会一讲话就是:“我是个大老粗,要多粗有多粗,斗大的字不识一筐!”

智者说,贵族要三代才能教养出来。而地主、资本家的子弟经过新中国不断地在经济上的剥夺,到了文革,他们比工人农民多的,也只是一点文化优势,或曰所谓的“文化教养”。其实,从1949年起,我们的官方文件、报纸广播和教科书里,就不再有“教养”二字,和教养有关的只剩下“劳动教养”了。

        塞外社会风气差,呼市人粗鲁鄙俗,并非自古如此。相反,有人早年见识过归绥人说话办事彬彬有礼,不管生人熟人,彼此应答都非常尊重对方。家族、邻里、社区和公共场合,和谐占主流。呼市人变得野蛮,还是拜“文革”之賜。

        文革种下的道德恶果,现在已经开始收获。时隔多年,粗野、鄙俗仍是当今社会风气的主流。不信你看看各地的城管,并不比“座山雕”的部下更文雅些;人民公仆更犹如色中恶鬼。

        今天的汉语为什么越来越下流?眼下,网友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回帖都是谩骂和粗鲁的语言:“屌丝、撕逼、傻逼、尼玛、你妹、卧槽、妈蛋、小婊砸、草泥马、马拉戈壁……”比比皆是。虽然文革结束,但汉语仍朝着“下三路”的方向,一泻千里。

        如今,强者越粗,弱者越鄙。下流的语言,宣泄的是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戾气,展现的是大人物和小人物们共同构成的时代精神的低俗气质。无视现实社会矛盾的泛道德主义,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全民下流”。粗鄙的时代就这样延绵不绝,文革写就了我们这一代人思维和情感的源代码。

        季羡林说:“文革是一场最野蛮、最蛮横、最没有人性的,也不是什么革命,是一场闹剧、一场悲剧,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是什么造成了国人大脑低智、行为失范的呢?多年前我看过一本书,叫《乌合之众》,从这里我找到了答案。书里详细阐述了个体是如何被群体淹没的,领袖是如何在群体中起到绝对作用的。作者认为“群体”是依赖“领袖”而存在的,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被淹没了,群体的思想便占据了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则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极端化——这时候人的低智商就产生了。作者举例说,法国大革命、后来的纳粹、中国的文革等等都把人类思维低下推到了极致。

        老一代的思维和情感源代码是文革写就的,杨绛在《一百岁感言》里写道:“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晚清时,面对危局,主张改良变革的龚自珍曾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

        不才也认为:没有比读书人和公卿大夫的失范无耻,对国家社稷伤害更大的了。一正一反间,他们的无耻行为,动摇国本、扰乱社会、引发社会沉沦。龚自珍之语,可谓一语中的,点中了传统社会粗鄙的要穴。

后记:

        1、路易十六的王后上绞刑台的时候,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下意识地说一声:“对不起!”我觉得这才是贵族。贵族首先有很好的教养,也应该是一个文明的人。

        2、杨振宁说:“中国人耻于谈钱,却是世界上最爱钱的民族;羞于谈性,却制造了第一人口大国;最讲究思想品德,却是世界上最缺德的民族。我在北美生活了二十年,从未见过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上过一堂品德课,整个社会也没人提所谓的德育。可在社会上大多数人遵守社会最基本的道德,社会秩序井然,这究竟是为什么?”

        3、在干支纪年纪月和兵器之外,“干”的主要义项就是触犯。用《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的释义便是:“以非礼相触犯曰干,干冒、干求、干盾、干系;犯则必乱,故相干之干训为乱。”比如干掉他、干他妹、干他娘等等。它和搞、弄等雄性勃发的动词一起,构成特有的暴虐氛围。

        然而“干”的动词词义,与革命挂上钩,从贬义冒犯转变为褒义,仅仅是一个世纪以来的事情。粗俗升格为正气、豪气,全凭暴力逻辑的支撑,因而名正言顺地具有了神圣性。从此“干”荣升为一个光荣的动词。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老绥远韩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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