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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劲 荆州中学文革回忆录(我的文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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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岁月 一,风雨来临 (一),停课后的疯狂



(一),停课后的疯狂

    在那个把毛老人家当作神的年代,他的一颦一笑,一喜一怒,无不震憾着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每一个普通人的心灵。经过四九年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农村的合作化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反右、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四清等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的洗礼,中国人本已十分脆弱的神经已经过份敏感了。在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伟大思想指引下,凝固了的政治空气到处充满着刺鼻的火药味。人们早就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思维方式,出口就是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言必称尧舜”。好象这个社会没有了政治运动,没有了斗争,就不能活命了。难怪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是“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
    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和防止中国出现所谓的苏联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上台,在“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平生好斗的毛老人家的发动下,给中华民族带来不尽灾难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改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在经历了大跃进的狂燥和三年所谓的“自然灾害”实则是人为的灾难后刚刚恢复元气的中国拉开了帷幕。
    一九六六年的五月,注定是中华民族又一场深重灾难的开始。
    五月一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所在的湖北省荆州中学六六届高三(3)的全体同学在有着历史沧桑的老校门前高高兴兴地参与毕业合影留念后,又带着希望,带着梦想,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高考之前的紧张复习之中。被从各县市择优录取到省重点高中,一贯学习优秀,很有培养前途的我们这些天之娇子怎么也没想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文革灾难会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降临到我苦难的中华民族人民的头上。
    继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份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后,这时的北京,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已经连篇累牍地刊登着有关“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批判文章和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更是不遗余力地为疯狂的失去理性的文革造势。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了《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署名文章,开始了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黑店的大批判,从而使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全国紧张的政治空气象一堆干柴已经被浇上了汽油一样,大有随时燃起熊熊烈火之势。文革气氛早已经是弓在弦上,剑拔弩张了。
    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从而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一脸茫然的同学们面对日趋严重的政治变故不如所措。每天吃饭时,大家端着饭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挤在学校礼堂兼饭厅前的阅报栏前,观看着当天的批判文章和新闻,猜度着,议论着,焦急着。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社论称: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了北京大学聂无梓等七人受康生支持,得到毛老人家“钦定”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配发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这个向学校领导发难的大字报由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向社会的公开,把文革的战火进一步点燃。
    六月五日后,按照上级的精神,学校宣布停课闹革命。学校大礼堂里拉上了一条条绳索,上面悬挂着一张张由学校革命师生冥思苦想挖空心思写出的大字报,揭批着“三家村”,揭批着本校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黑帮的反革命滔天罪行,横扫着本校的“牛鬼蛇神”。那个时候,不管哪儿都有反革命。反革命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一个单位要是揪不出几个反革命,就是阶级斗争抓得不力,就是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就是没有高举,没有紧跟。
    数次残酷的政治运动教育着人们,只有积极地投身运动之中,你才是革命派,你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否则,你就要被这个世界无情地淘汰,甚至有被彻底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危险。学校购买了大量的纸张和墨水,任凭同学们挥毫泼墨,发挥自己充分的想象力和编造力,在无端地指摘着那些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恪尽职守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和学校领导。谁写的大字报越多,提出的问题越尖锐,给被揭露人扣的帽子越大,你就是越革命的了。
    经过几天的闹腾之后,学校又不明不白地复了课。其后学校对高三毕业班的同学下发了高考志愿书,要求同学们认真思考认真填写好自己的第一第二第三高考入学志愿,并要求在三日内上交学校。学校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全国各高校的招生资料琳琅满目,高三毕业班的同学们竟相翻阅着,在认真选择着自己所向往的高校,在甜蜜地憧憬着自己的未来。
    但是这种复课和毛老人家发动文革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他崇赏天下大乱的思想从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各级行政领导机关等各种渠道灌输到了基层。这时,学校突然通知高考志愿书不管你填好与否立即上交学校。这意想不到的变故让我们惶惶然百思不得其解。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把还来不及填写好的高考志愿书十分惋惜地交给了学校。复课仅此几天的秩序又被彻底打乱。原来,六月十三日中央已经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所有的大中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一九六六年的高考推迟半年进行。这样,六月中旬学校又停课了。谁知道,这次的停课闹革命就一直延续到了一九六八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并波及到以后。而六六、六七、六八届三届的高中初中毕业生就被完全剥夺了高考和中考及继续在学校深造的权利,成为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可悲的“老三届”。
    停课后的学子们牢记毛老人家的谆谆教诲,紧跟毛老人家的战略步聚,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革命热情变成了一张张向“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猛烈开火的大字报。学校大礼堂里一条条横拉的绳索上和墙壁上的大字报把一个诺大的礼堂挤得满满当当。贴大字报和看大字报的学生喧哗着嘈杂着疯狂着。仿佛这些还是少男少女的年轻学生就成了世界上最聪明最革命的不可一世的英雄。大字报的笔锋不仅犀利尖锐,而且动辄无限上纲上线。一顶顶“反动学术权威”、“三反份子”、“地主资产阶级的的孝子贤孙”、“反革命右派”的大帽子铺天盖地满天飞。谁写的大字报越多越尖锐,批判得越是上纲上线,谁就越革命。这些揭批“三家村”,揭批本校子虚乌有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黑帮的大字报,带给人们的是思绪上的迷茫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强烈冲击。一个个呕心沥血循循善诱教学经验丰富的尊敬师长,成为了大字报所攻击诬陷的目标和对象。一些出生不好或者在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无情地划为“右派份子”的老师及学校领导更是成为了大字报所攻击的众矢之的。
    “右派”老师付源远,教有机化学的能力堪称一流,在同学中口碑载道。一次教化学课时,他用一个馒头在酒精灯上烤了作示范,讲解淀粉变“糊精”的知识。说糊精很容易被人吃了后消化吸收。并顺口随意罗列了一些人可以吃的食物种类。一个同学调皮地问“人能不能吃人呢?”付老师很严肃地说“人怎么能吃人呢?”可就是这样的一句回答,也成为了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攻击的目标。说万恶的旧社会就是人吃人的社会,付公然在神圣的课堂里为统治阶级为旧社会歌功颂德,抹煞阶级斗争。一顶顶大帽子压得付老师抬不起头来。
    “右派”英语老师周斯宁,曾经当过国民党的英语翻译,英语水平无与伦比。就是这个当了翻译的污点和英语水平的“无与伦比”,而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数不清的大字报的攻击。
    何显汉老师是荆州中学的语文教师,文学修养很高,书法堪称荆州城之一流。荆州城里和沙市街头的好多牌匾均出自何老师之手。校徽上“荆州中学”四个遒劲的大字,也出自何老师的手笔。人们尊称其为“何大笔”。他经常在讲台上以动作助教学,讲得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很受同学们的欢迎。一天,何老师午睡,梦中得宝塔诗一首。醒来甚为高兴,急忙记到自己的日记中:“三月八日,午睡,梦中得诗一首,甚喜,记之:
    筛
    天牌
    烘炉盖
    雨洒灰台
    后园虫吃菜
    石榴皮翻转来
    青石板上走钉鞋
    满天星斗无云遮盖
    夕阳桥下渔翁把网晒
    屁股长杨梅好了疤还在 ”
    何老师家庭成份地主。自然成了文革中的批判对象。一天,一伙红卫兵小将冲进何老师家,抄家收集罪证,搜到了那个日记本,发现了那首宝塔诗。这本是一首戏笑麻面人的玩笑之作,在批判者的眼里却成了何老师反革命的罪证。学校大礼堂的舞台上,站着低着头 的何老师,胸前挂着大黑牌,牌上写着反革命份子何显汉,并用红笔 打上了大叉叉。批判者在台上扯着喉咙喊:地主的狗崽子何显汉,十分仇视社会主义,他睡梦中都在写诗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千疮百孔,真是挖空心思,罪大恶极!
    荆州中学是湖北省重点中学,每年都向北大清华输送着优秀人才。校长周志杰在学校管理和狠抓教学质量上功不可没。因此也被大字报攻击为资产阶级的“智育第一”和“白专道路”的吹鼓手。
    学校几乎三分之二以上的教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大字报的点名批判和攻击。特别是出生不好,在五七年荣登“右派”之榜的教师们更是人人自危,处于惶惶然之中。
    同学们写大字报的劲头越来越狂热,比着赛地书写着,张贴着。大家象用“显微镜”一样寻找着本校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象用“放大镜”一样夸大着寻找到的“问题”。一个人写好几张,十几张大字报的就不算稀奇了。狂热的学子们要以此来证明自己革命意志的坚定和对毛老人家的忠诚。这不正是他老人家愿意看到的吗?
    要是不加入“炮打”、“火烧”口诛笔伐的队伍之中,在这汹涌而来的文革洪流之中,就有被淹没的危险。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我面对如此场景,只有手忙脚乱瞠目结舌心急如焚。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挖空心思搜索枯肠之后,终于在记忆深处深挖细找地找出了一个完成写大字报任务的材料。周志杰校长在一次课余时间和我们闲聊时曾经说:“如果某个同学一次考试没考好,大家不要歧视他,要理解他帮助他,使他能振作精神去发愤学习,下次就一定能考出好成绩”。这个本来是对同学们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也是对学习暂时受挫的同学鼓励的谆谆教诲,我却拿来上纲上线了。我写出了《试看周志杰的“理解”为何物?》的大字报。大字报中把周校长要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互相理解的教育,说成是在向学生灌输调合论,是灌输中庸思想,是宣扬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智育第一的白专思想。我把这个措辞激烈逻辑混乱自相矛盾无限上纲的大字报居然也贴到了学校大礼堂的绳索上。从我的笔端总算是出笼了一张难得的大字报,我象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一样长舒了一口气。
    但是,看到自己“心血之作”的夸大其词语无伦次,看到自己心目中一直有着良好形象的尊敬的校长被自己攻击,我忽然后悔了。我象做了贼一样内心惴惴不安,吃饭睡觉都在想着我的无知和可鄙。我恨不得偷偷去撕下自己的大字报以弥补自己的过失。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又要蒙受撕毁大字报的可怕罪名了。我只好默默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和不安。在那个谁写大字报越多越革命的一九六六年的六七月间,从我的笔下也就仅出笼了这唯一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七年五月份我又写过另一张大字报,当然这是后话了)
    毛老人家所倡导的“四大”之一的大字报是文革中所谓的革命者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开火的一个重要武器。大字报满天飞的局面越来越厉害,越来越火热。按照毛老人家所指引的文革“革命路线”,停课“闹革命”的学生们在大字报的海洋中无端地发泄着,耗费着,疯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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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侠客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5-25
2-6
(二), 我的语文老师王功品

    我们班的语文老师王功品自幼聪慧,并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深谙古文,文学素养出类拔萃,语文教学经验丰富,是省属重点中学荆州中学的语文教学台柱子之一。
    家庭出身不好,身材瘦小的他在毛老人家尽情挥洒“阳谋”的一九五七年,怀着满腔热情十分真诚幼稚地帮助党整风,给我们敬爱的党提意见,而被“引蛇出洞”后因言获罪,被划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右派。由于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语文教学上做出了成绩,又被摘掉了“右派份子”的大帽子。但是,他历史上的这个“污点”还是让他在政治上蒙受了一次次沉重的打击。每次政治运动来临,他都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他的身心一次次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在这次来势汹汹的文革大灾难中,心灵本已经十分脆弱的王老师又一次首当其冲地受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攻击。反革命、资产阶级右派、牛鬼蛇神等一大批帽子让他不知所措,让他寝食难安。他在学校礼堂弯腰曲膝诚惶诚恐地接受被专政,被批斗。批斗完毕后,他又用拿惯了粉笔的手操起扫帚,肩挑粪桶打扫着肮脏的厕所,用劳动洗刷着他自己也不知道这辈子能否会被洗刷掉的那个一直沾在身上的“罪恶”。钻研教学方法,备写教案与他无缘了。遭受革命师生的呵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王功品老师有一个十三四岁也在荆州中学上初中的儿子。有一个右派父亲的严酷现实,也折磨着这个骨瘦如柴儿子的幼小心灵。他在同学们中伸不直腰抬不起头,精神爱到极大的压抑。
    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高压之下,一个小孩子从一出生,就受到了社会的冷遇。为了表示自己和家庭和父亲彻底决裂的意志,为了表示紧跟毛老人家干革命的决心,他的这个幼小的儿子也在大礼堂违心地贴出了揭批其父亲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行”的大字报。一天,王功品老师在精神备受煎熬的情况下,和老婆说了他想离开工作岗位的话语。王老师的儿子听到后,立即在学校大礼堂贴出了《王功品要逃到哪里去》的大字报。大字报揭露说其父亲要逃跑了,要逃避革命师生对他的惩罚和专政了。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竟然还有人胆敢逃避专政。荆州中学突然出现的这样一个阶级斗争新动向,让狂热的学生们轰动了。根据毛老人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革命师生们立即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了对王老师的批斗大会。王老师低垂着头站在台上,接受着自己曾经苦口婆心谆谆教诲过的学生的批斗。各种污言秽语和不实之辞有如重磅炸.弹,轰得王老师冷汗直流。他嗫嚅着,轻声地辩解着。他说不是要逃脱革命师生对自己的专政,只是觉得自己再不适合站在人民的讲台上教书育人而应该辞去教师职务。这样的辩解只能遭来更激烈的批斗。
    这样的批斗会,是很好地显示革命师生紧跟毛老人家的伟大战略步骤向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斗争的决心的大好时机。这些本来每天也没吃饱肚皮的停课后的学生们,把从粗劣的饭菜中所取得的有限能量全部发泄在了对王老师的批斗上。王老师从开始的辩解慢慢变成了默不作声的承受。他已经没有力气去辩解,他也知道这样的辩解在以毛老人家的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师生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他的精神已经崩溃。
    身心俱疲的王老师回到自己简陋的宿舍后,没吃饭没喝水没睡觉。他面目憔悴,更显得苍老。他目光呆滞着,他长吁短叹着。他没有责怪自己儿子的薄情和无知。他知道由于自己的右派名声而使自己年幼的儿子心理上一直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他不知道这个自己曾经倾注了多少热情和心血的社会对他的这种折磨,对他家人,包括对他年幼的儿子精神上的折磨在哪儿是一个尽头。他真的想离开了,他想解脱了。
    在那个红语录满天飞的年代,在那个万众一心紧跟大救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时刻,王老师终于失踪了。
    在历朝历代的历史上演绎了多少人间悲喜剧的荆州古城西门之外的一个水塘边,人们发现了整齐地摆放在地上的一双破旧皮鞋及一只指针还在默默转动着的老掉牙的旧手表。这就是王老师的遗物。这是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的他一生中最为昂贵的个人财产。在毛老人家亲自发动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干瘦的躯体和灵魂已经全部消失在了这个深深的水塘之中。他把毕生最昂贵的财产留在水塘边,不知是在向人们告诉他的生命已经结束在了这个水塘里的信息,还是舍不得把这样的宝贵财产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他失去了惶恐,失去了被羞辱,失去了精神被无端的摧残。他得到了宁静,得到了自由。他终于被解脱了。但是,他的家人特别是他那个从懂事起就一直受着残酷的精神折磨的幼小的儿子得到的是什么呢?
    王老师的遗体被打捞上来后,没有送葬的花圈,没有追悼会,没有哀乐。对于他的自杀身亡被说成是自绝于人民,是罪有应得。
    他的罪,不就是在一九五七年给我们敬爱的党提了提意见吗?那不是毛老人家鼓励和号召的吗?当然,其根本原因还是他的那个身不由已的出生问题了。阶级成份是当年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铁的标准。如果一个人出生在四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家庭,在那个毛老人家使用“阳谋” 的一九五七年,只要你不自量力地给我们伟大的党提了意见,你就必然会被划为臭名昭著的“右派份子”。 这样,连同前面所说的四类份子一起,你就成了每次政治运动要被专政的“五类份子”即“黑五类”。所以,象王功品老师这样一个“黑五类”,这样一个犯有十恶不赦滔天大罪的右派份子,在革命的浪潮滚滚向前的大好形势下去自绝于人民,又有何痛哉惜哉?这种残酷的对人类尊严的亵渎和对无辜者生命的漠视,被那个疯狂的时代演绎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

    在文革初期,在整个文革期间,象王功品老师这样承受不了巨大的打击而含冤自杀的何止万千?呜呼!我们敬爱的博学多才的王功品老师,在如火如荼的文革初期,第一个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对那个社会进行了最后柔弱无力消极的抗争。他的这种抗争在向人们昭示着什么呢?这是王老师的悲哀还是当时社会的悲哀?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被称之为大救星的毛老人家的英明指引下,还在向着纵深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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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组进校后

    六月初,鉴于北京的大中学校的领导班子均受到革命师生的冲击后基本瘫痪的事实,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及周恩来在请示隐居在杭州的毛老人家并得到认可的情况下,按照党历次政治工作的经验和作法,向北京的各学校及文革重灾区派出了文化革命工作组。这样的消息通过媒体一报导,全国竞相效仿。荆州地委也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在六月中旬向荆州中学派出了几个人组成的由地委党校张某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荆州中学,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他们企图通过自己的工作,把学校的文革运动象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纳入正常轨道。
    在学校领导班子瘫痪后,工作组理所当然担当起了学校的领导职责。在那个混乱的文革期间,社会秩序动乱无序的时候,对文革的基本作法一无所知,对学校工作非常陌生的工作组又能起到多大的领导作用呢?在学校的大礼堂兼饭厅里,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端着饭碗也在做学生工作的张组长那个瘦小的身影。工作组成员都在没日没夜地疲惫地忙碌着,冥思苦想地思考着,声嘶力竭地宣传着。
    当时,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揭批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份子的反革命滔天罪行,组织批斗会,安排黑帮份子劳动、反省等事务。还组织革命师生学习文革文件和毛老人家的光辉著作。当然,这种学习也是一种应付,是一种杂乱无章。不过,工作组对学校的黑帮老师的管理还是很到位的。每天,人们都能看到一些曾经是被我们敬佩有加满腹才华的黑帮老师手拿工具,沉默不语面无表情地行走在去学校农场劳动的路上。他们的处境和精神状态与时时刻刻被冠以“革命”之定语的师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有毛老人家理论的支持,停课后象失去了紧箍咒一盘散沙的学子们怎么受得了工作组的约束?方兴未艾的炮打火烧让狂热的学子们不能自己。你方唱罢我登场,竞相表演着,竞相疯狂着。
    经过两三个星期的闹腾,学校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黑帮份子、右派份子、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全都受到了大字报的彻底揭露和轮番轰炸。有的还被押到大礼堂的舞台上弯腰低头地接受了数次急风暴雨似的批判斗争。该揪的已经揪出,该斗的已经被斗倒。渐渐地,这些被“革命”二字冲昏头脑的师生们的革命任务好象已经完成。一时找不到了斗争对象的窘迫让无所事事的学子们空空地耗费着时间和精力。
    中央通知停课闹革命的决定任何人也无权改变,学生们停课后无所事事的状况仍然在持续着。工作组只能和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的选集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革文章和社论,借以打发着学生们一天天逝去的宝贵的青春时光。
    七月中旬,根据荆州地委文革工作组的安排,荆州中学的学生到江陵县纪南公社郢城大队支农,同学们终于又有了打发时光的绝好机会。我们和当年的老红军一样,一块门板,就成了晚上的栖息之处。晚上我和我要好的同学之一骆竟瑜在这个破旧的草蓆铺就的门板上凭着一个破洞遍布的蚊帐企图抵挡当然还是没能抵挡住水乡如蜂群般的蚊虫的侵扰。高温和蚊虫让夜不能寐的我们无所适从。我可爱的公社社员们长年累月是怎么在那个蚊虫遍布的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成了我们年轻学子心中的一个不解之迷。炎炎夏日,骄阳似火。被无端剥夺了学习机会和高考机会的学子们在阡陌纵横的乡间田野,在蚂蟥成堆水蛇遍地的稻田,和被牢牢禁锢在这片土地上的公社社员们一起口朝黄土背朝天地为我们伟大的共和国,不,是为我们伟大的大救星毛老人家的防修反修宏伟战略挥洒着廉价的汗水,贡献着在政治家们看来是最最廉价的青春和人生。被一寸多长的紧虰着皮肉吸着鲜血怎么也拍打不下来的蚂蟥盯一下,被一尺多长的虽说是无毒的水蛇咬一下的窘迫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不能自己。我们在惶恐中经受着磨炼和考验。
    艰苦和磨炼之中,也让我们这些适应了艰苦生活环境的学子们能找得到一丁点的欣慰和乐趣。那就是在空旷的田野中放开喉咙尽情歌唱。唯有歌唱才能排除疲劳。唯有歌唱才能平抑郁闷烦燥的心情。当然什么情歌,什么你爱我呀我爱你呀哥呀妹的歌曲统统属于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封、资、修黑货之列。我们借以炼嗓子和消磨时光的歌曲当然非革命歌曲莫属了。什么X加Y,什么English,什么微积分,则统统与我等之辈无缘。
    在和公社据说是非常幸福可是还依然贫困时时还饿着肚皮的社员们一起辛苦劳作的间隙,我们从报纸上得知了毛老人家七月十六日在武汉凭着政治家的气魄和胆识信步万里长江的壮举。这是毛老人家这个政治家在他政治生涯中的一项精美绝作。这个狂妄目空一切并且浪漫的政治家,善于把他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和每一个细节加以政治化。在经历过大跃进的失败和由于他的失误而造成神州中华饿殍遍地的危机中狼狈地走出来的他是在用他的行动昭示人们,他有着与中国的走资派斗争和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至于这个所谓的革命能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带来多少进步和给我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多少幸福,哪怕他豪情满怀,哪怕他雄心勃勃,哪怕他有“中流击水”的勇气和“浪遏飞舟”的自信,我们和他,可能都是不得而知的了。
    “革命“,文化革命,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在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实则是在毛老人家的掌控下,在全国人民的茫然中向着纵深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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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短命的文革工作组

    毛老人家7月18日从他畅游长江的武汉回到北京。在杭州一直静观文革事态发展的他听取了有关方面关于文革工作组的情况汇报后,对在文革中派工作组的作法很不满意,虽然他曾经默认过此种作法。他就是想通过制造“天下大乱”来达到打倒刘少奇之目的。精通权谋的毛老人家后来把对各学校和文革的重灾区派出工作组的作法,当成了刘少奇的一大罪状。于是,7月28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中注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不言而喻,北京的决定,对全国也有着不可否认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7月29日,北京市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一万人参加的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这次在人民大会堂的大会录音被下发到了全国各地。
    荆州地委文革工作组在荆州中学的最后一次活动,就是把全校师生组织到电影院去听录音报告。停课后无所事事的学生们有的是难以打发的时间,对听这种从没有过的录音怀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新奇之感。那天,我们第一次在荆州电影院听报告,而且是听来自文革的策源地北京有着中央首长讲话的录音报告。荆州城区的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师生们按照地委的安排分场次轮流聆听。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破天荒的奇事。面对这种慎重的安排,同学们的心中更是滋生出一种挥之不去的神秘和茫然。当时的文革究竟又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新套套,在进入电影院之前,大家低声猜度着,轻声议论着。
    当年技术条件之落后和录音放音设备之低劣,非当今的人们可以想象。音量不大的喇叭里传出来的噼里啪啦和乱哄哄的嘈杂之声充斥着耳膜。这种嘈杂之声混合着中央首长声嘶力竭的讲话之声使人象在云里雾里一般迷茫。虽然屏住呼吸洗耳恭听,对讲话内容也只能听懂一个大概了。
    从录音中,我们依稀得知7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地区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中央对文革工作组表示了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否定态度。因此宣布予以撤销。共产党是搞政治运动的行家里手。在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四清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党都是向基层派出无数的代表着共产党绝对权威的工作组,借以指导运动。立即撤销文革工作组这个突如其来违背常理意想不到的决定,让我们这些黎民百姓凡夫俗子听得一头雾水不明就里目瞪口呆。
    录音中,周总理、刘少奇及邓小平都先后讲话。刘少奇和邓小平向大会检讨了向大中学校派驻文革工作组的错误。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则是刘少奇讲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样的一句经典之语。连刘少奇和邓小平及周恩来也不知道当时的文革究竟怎么样去搞,那就可想而知全国的普通人民群众,更别说象我们这些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只有盲从和狂热的青年学生了。在文革中从我们国家元首嘴里无可奈何地吐露出来的这句经典之语,后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直至如今。这种无可奈何之语,折射出了当年中国政治的极不正常。之后,全国的文革工作组都以最快的速度从学校和那些文革重灾区撤了出来,一个个不得不低头落耳灰溜溜地地打道回府。
    没有红旗招展,没有锣鼓喧天,没有欢送的场面。听了北京的录音报告后,地委驻荆州中学文革工作组便也悄无声息地撤走了。屈指算来,前后也就只一个多月的时间,完全可以用“短命”二字来形容他们在荆州中学的工作寿命了。
    为了弥补文革工作组撤出荆州中学后的无政府局面,学校成立了“荆州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委员会主要是由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和革命干部家庭出生的学生组成,也有革命教师参加。主任由红卫一班(六六届高中一班)的W同学担任,副主任由当时据说是根子最正出生最好最革命的政治老师z担任。中农或者其它家庭出生的学生则只有被领导的份了。唉,这该死的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家庭成份,使多少非工人非贫下中农非革命干部家庭出生的学生们挺不直腰杆抬不起头啊!倒不是被领导的酸楚,而是始终低人一等的无奈一直捉弄着这些年轻学生仍然还很幼稚脆弱的心灵。
    文化革命委员会接替文革工作组行使着对学校文革的领导职权。除了大救星毛老人家外,全国人民包括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对文革的步骤都一无所知。所以,和地委文革工作组一样,盲目和毫无头绪仍然是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特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们凭着自己对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在艰难地工作着。学校是混乱的,同学们的思绪更是混乱得无以复加。
    北大文革工作组的组长张承先在撤出北京大学前,就遭到了受江青指使的北大学生的多次急风暴雨似的批判斗争。1967年后,张承先又被秋回北大批斗,并追查其黑后台达半年之久。清华大学文革工作组成员之一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更是受到了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大规模的揪斗。文革工作组短短一个多月的工作,却受到了长期的无休止的激烈批斗。为什么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和毛老人家对文革工作组揪住不放?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发动学生大反文革工作组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为突破口而揪出派文革工作组的黑后台,也就是要揪出刘少奇和邓小平了。
    而荆州中学的文革工作组在撤出荆州中学前,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不过工作组成员们再没有以前的那种威风与自信。茫然与失意的低落情绪笼罩着他们。荆州地委党校的那个张姓组长撤离荆州中学后,还单枪匹马地一个人独自来过学校。他只是蹲在学校围墙外面的操场边和个别同学轻声交谈着。看得出来,他的内心有一种失落和不安。不知道他是担心北京的所有文革工作组受批斗的闹剧也会在荆州中学上演而来探听一下虚实,还是另有其它贵干。撤离荆州中学后的地委文革工作组虽然没有被揪回学校批斗,但他们已经昔日风光不再,还是风声鹤唳担惊受怕了好一阵子。
    与北京特别是清华和北大的文革工作组相比较,荆州中学地委文革工作组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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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群中学生在见证着中华民族百年耻辱的圆明园遗址上秘密聚会。这些全身的每一根血管里都流淌着高贵血液目空一切优越感十足的高干子弟为了维护其父辈实质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地位和荣誉,决定成立秘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他们声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毛主席是他们的“红司令”。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作法可以使他们的努力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果。这一天即成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咤吒风云昙花一现的红卫兵诞生之日。
    虽然在以后的文革岁月中,全国的“红卫兵”浪潮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但是,此“红卫兵”并非彼“红卫兵”也。以后的“红卫兵”只是套用了“红卫兵”三个字眼而已。其成份已经与文革初期那个诞生在清华附中的“高革干子弟红卫兵”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了。清华附中及当初北京的大中学校中高革干子弟成立的这些红卫兵可以称之为中国文革时期的“第一代红卫兵”。后来的“红卫兵”虽然其出身没有高贵的血统和显赫的地位,但却成为了毛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上天赐予的不可多得的政治工具。
    6月2日,清华附中贴出了署名为“红卫兵” 的大字报,这是如功臣如妖魔的红卫兵组织在那个狂热浮燥的中国文革时期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那个燥热的夏天,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大会上,国家主席兼共产党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象往常一样,平静地报告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各项工作,对派工作组一事大度坦率地承担了领导责任。8月5日,毛泽东以他过人的胆识和雄才大略及唯恐天下不乱的决心,出其不意地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会议转为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从此,刘少奇就从昔日的辉煌走上了一条每况愈下的日暮途穷之路。他的位置从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的第二位急转直下地排列到了第八位。刘少奇原来的位置,被也和毛一样善于用兵善于钻营善于玩弄权术那个弱不禁风病病殃殃带有浓厚湖北黄冈口音的林彪所取代。林彪也因此头顶毛的“接班人”和“永远健康”的桂冠,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加辉煌了长达五年之久。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等文件。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后还附着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在清华大学贴出的大字报《两论》。毛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找一个能搞乱全国的工具。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出现,刚好顺理成章地充当了毛老人家的理想工具。毛泽东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在党的会议上,肯定了红卫兵组织的作用,把初露头角的红卫兵推上了文革时期的中国政治舞台。
    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不尽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
    1966年8月18日,踌躇满志的毛老人家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在那个疯狂的时刻,他老人家破天荒地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的“最亲密战友”林彪一起穿上了草绿色军装,面带微笑兴致勃勃地被手挥“红宝书”的人群簇拥着,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城楼上和广场上一浪高过一浪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带来的快感。刘少奇这个被老人家原来确定的“接班人”则屈居第八位,面无表情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穿军装,表明了毛老人家有不惜动用武力来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到底及维护自己绝对权威的坚强决心。
    但在那个从大跃进的狂热及饿殍遍地的现实中刚刚恢复元气的时刻,毛老人家还没有直接在中央把刘少奇打下去的基础和实力。他在中国“解放”后实行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 人民公社”等“乌托邦”式的社会经济组织及“大跃进”运动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所推行的政治路线和经济政策中的失误太多太多,他已经在中央说话不怎么灵验了。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实则是人为的灾难后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通过其稳健的经济政策,已经使饿殍遍地的中国走出了“共产风”“浮夸风”“一大二公”等经济发展的怪圈,从而挽救了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所以,刘少奇的威信已经大大超过了当时的毛老人家。通过正常的程序和手段打倒刘少奇已经力不从心。只有通过非正常的手段,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思想单纯不知就里很容易被糊弄的群众,来铲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从而实现他踌躇满志的“反修防修”宏伟的战略目标。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老人家满面春风地接受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女红卫兵头头宋彬彬敬献的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姓名时,她回答:“我叫宋彬彬。”毛泽东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于是宋彬彬改名叫宋要武。
    8月19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老人家在北京天门城楼上检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和身穿草绿色军装接受红卫兵袖章的大幅照片和报导。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6.8级强烈地震,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毛老人家检阅文革大军的报导,象又一次政治上的强烈地震,震动了具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的中华大地和贫穷落后及纯朴的中国人民的心灵。
8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宋要武《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文章:“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人民日报》这一篇篇象在中国社会上扔下一枚枚重磅炸弹的报导,把本来就不平静的中国彻底搅了个天翻地覆。
    “红卫兵运动”以受到伟大救星毛老人家“钦定”后不可一世的姿态横空出世,迅速席卷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些横冲直闯不怕虎的初生牛犊们,这些从小就受着“阶级斗争”理念洗脑和熏陶的青年学生们,由于有了最高统帅的“尚方宝剑”,更是在文革时期把“造反”理念演绎得炉火纯青与疯狂。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毛老人家迫不及待地已经找到了一个对付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强有力的斗争武器和工具。
    啊!可悲的红卫兵们,这些毫无社会经验戴着不可一世“革命”光环的青年学生们,注定将成为文革时期的牺牲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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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荆州中学诞生了红卫兵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可以压倒一切的非常时期,北京打一个喷嚏都可以让神州山河为之颤栗。来自北京的消息理所当然一直是经受过阶级斗争教育政治敏感性越来越强的青年学生们关注的焦点。解放后,国家的政治运动在毛老人家高瞻远瞩地疯狂运作下花样不断翻新。火药味越来越浓,斗争越来越残酷。一浪高过一浪的动荡从来没有停歇下来的迹象。
    这次不惜让全国的学生停课“闹革命”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非同寻常来势迅猛。8月18日毛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上以政治家的胆识戴上红卫兵鲜红袖章及检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的信息,通过《人民日报》和各大报纸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到了位于湖北荆州古城内的荆州中学,又必然引起了同学们的一阵躁动。全校学生预感到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文革大潮汹涌,山风呼啸黑云压城,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仿照北京的大中专学校成立“红卫兵”的做法,荆州中学也在紧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紧锣密鼓地酝酿成立学校的红卫兵组织。
    荆州中学是湖北省属十八所重点中学之一,除择优录取来自荆州地区所属十二个县市的一般学生外,地县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到本校就读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在那个把家庭成份看得比生命都重要的年代,不管是升学提干当兵等一切的一切,都把当事者家庭成份摆在了首位。地富反坏份子和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孩子是不可能享受到平等教育机会的,是不可能上高中的。那就更别说上荆州中学了。当时,荆州中学学生的家庭成份只有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中农、城市小商等。那些家庭政治经济条件优越的革干家庭出生的学生让我等出生于农村特别是被团结着的孩子们相形见绌自惭形秽不可望其项背。无庸置疑,象北京的高干子弟红卫兵一样,荆州中学的红卫兵肯定应该是由这些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和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组成了。因为他们根正苗红,因为他们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因为他们身体的每个细胞里也都蕴藏着饱含着父辈遗传下来的坚定的向着一切反动派造反和保卫毛老人家的革命基因。只有他们才可以充当保卫毛老人家的忠诚的当之无愧的红色卫兵。其它家庭即小商和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则只有象他们可怜兮兮的父母一样被“团结”着实则是只有靠边站的份,理所当然没有资格加入让青年学生心神向往的革命组织红卫兵了。
    在当时越穷越革命,越穷越能成为被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依靠的对象的理念支配下,除地主富农资本家外,中农及城市小商家庭出生的人们也蒙受到了被愚弄被歧视被我们敬爱的党和革命人民“团结”的酸楚。
    我的祖辈是很穷很穷的本应该是被共产党依靠的穷人。后来由于到京山永隆河镇去手工做豆腐卖,才起早贪黑节衣缩食辛辛苦苦积累了点有限的资金,买了二十多亩下雨即涝的低洼地。这个数目也只占到了当时家庭土地占有量的平均水平。哪怕当时我家的住房严重腐朽四壁透风摇摇欲坠,哪怕我家在土改时由于母亲长期患病已经身无分文揭不开锅而正在饿肚皮,但是,家庭为中农成份的桂冠依然幸运地戴在了我吃尽了苦头的父母头上。
    作为中农家庭出生的我,从懂事起,听到的都是阶级斗争一波又一波的喧嚣,看到的都是一幅幅阶级斗争的血腥画面,经受的都是阶级斗争的教育和洗脑。我宽厚本份待人真诚的父母再怎么拼死拼活地为那个在1958年被称之为“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指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卖力,也只能沦落为被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和苦大仇深最最革命的贫下中农“团结”的对象。我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省属重点中学,就表明了党对我和我的父母“团结”得已经相当有诚意相当够意思。党的阶级路线是何等的英明伟大呀!为此,我对毛老人家和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几乎达到了感恩涕淋的地步。哪怕是经常遭受着莫须有的歧视而抬不起头,哪怕是一直被“团结”着的苦恼象幽灵一样占据着我从幼年到少年到青年的心间,我还是对毛老人家的英明和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深信不疑。我决心学好本领为心目中神圣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事业去努力奋斗,去无私地奉献。
    我所在的荆州中学红卫班(本应该高中毕业却还被留在学校从事着文革的高三毕业班)3班的五十一名同学中,就有百分之五十的同学的处境和我如出一辙。一个幽默且具有讽刺意义的话题就是在全班仅有的二十多名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中,中农等被“固结”家庭出身的学生就达百分之五十之多。由于我在初中学习成绩的优异及表现良好,阴差阳错的也当上了一名共青团员。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得力助手和革命的后备力量。我也理应是党的“助手”。可是在那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理念支配着人们大脑的狂热文革时期,即使你是共青团员,你也得灰溜溜地靠边站了。曾经为了党的事业而拼死拼活卖力的很多共产党员,那么多为了人民的事业任劳任怨一尘不染的党的干部不是也靠边站了吗?不是也被打倒了吗?
    八月下旬的一天,荆州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在众人的瞩目中宣告成立。工作组撤离后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也成了一个短命的权利机构,不得不相应宣告解散。不过,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也摇身一变而又当上了红卫兵组织的头头。红卫兵组织的司令就是我们班的革干子弟Z同学。成立大会上,他给红卫兵成员配发袖章时刻的那份坚定,那份自信和从容,他把红卫兵鲜红的战旂展开时的威武和雄壮深深地镌刻在了我们这些对红卫兵组织望尘莫及的被“固结”的同学们的心中。
    出身好的学生兴致勃勃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被“团结”家庭出生的学生理所当然地被排斥于“保卫毛主席”的革命组织之外。这种把青年学生,不,应该是把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的作法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这种人为排斥近于残酷的做法,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不知道演绎出了多少人间悲剧。    
    我们班有二十多个同学加入了荆州中学的第一代红卫兵组织。全校也基本上有百分之五十的同学成为了响铛铛的荆州中学第一代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的成员。看着平时十分要好的同学戴着鲜红鲜红的红卫兵袖章在教室出出进进及在校园里昂首阔步的潇洒和神气,让政治上处于最下等的同学们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悲观和无奈。
    荆州中学文革初期诞生的第一代红卫兵紧跟北京的红太阳---毛老人家的战略步骤,以昂扬的斗志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以骄人的姿态,迅速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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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侠客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5-25
7-11
(七),疯狂的“破四旧”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件《十六条》中写到:“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这就是不遗余力地在鼓动人们去“破四旧,立四新”。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满面春光的毛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这实际就是对罪恶文革的又一次发动。在神圣的天安门城楼上,初次爬上共产党副主席宝座坐上了红色中国第二把交椅被革命人民拥戴为“永远健康”的林彪用他的湖北黄冈普通话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鼓动人们去大破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去大树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对文革初期“破四旧”运动的一次强有力的推波助澜。
    林彪讲话的第二天,得到圣旨的首都各中学和少数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就象失去缰绳的野马,迅速冲向社会,紧锣密鼓地开始进行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破四旧。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封资修的黑货,都在彻底扫荡之列。他们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目标,把一个好端端的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
    八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了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伟大功绩。次日,全国各大报纸均以头版头条报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大好”消息。人民日报更是以社论《好得很》来大肆煽风点火。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城乡。
    消息传来,新成立的荆州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体成员热血沸腾倍受鼓舞。他们也仿照北京红卫兵的作法,佩戴着鲜红的红卫兵袖章,迅速从校园杀向荆州城的每一个角落,去大破封资修的“四旧”。荆沙地区所有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红卫兵对荆州城的文物古迹和“四旧” 进行了全面大扫荡。破四旧的浊风恶浪奔涌在古城内外、荆沙地区。
    荆州历史悠久。上古时期,就有“大禹治水定九州”之说。而荆州就是当时的九州之一。西周时,楚人南迁,荆楚跻身诸候之列。三国时代,魏蜀吴围绕荆州发生了刘备借荆州、刘表据荆州、曹操争荆州、关羽失荆州、孙权要荆州等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一百二十回《三国演义》,就有七十二回的内容涉及荆州。元明清时期,对荆州城进行多次修缮。历朝历代的人文活动在荆州均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众多的文物古迹。日寇侵华时期,日本飞机对荆州古城进行了狂轰滥炸,使幸存下来的古迹更加珍贵。当时,得以保存下来的地面古迹除古城墙外,还有关公庙、文庙、开元观、太晖观、玄妙观、铁女古寺、章华寺、沙市万寿宝塔、金龙寺及金龙寺前两根巨大的生铁桅杆等众多的文物古迹。
    荆沙地区破四旧是从捣毁这些封资修的古迹开始的。荆州古城一大批文物古迹倾刻间遭受到了灭顶之灾。
    荆州西门外的太晖观里的神像被红卫兵彻底砸烂,直径两米左右的晨钟暮鼓片甲不留,巨大的石碑及驮着石碑的赑屃(音毕喜)被砸成了一段段石块,香火鼎盛的观内一片狼藉。
    铁女古寺内的铁女塑象荡然无存,一部三十二本的藏经被搜走化为灰烬。其它佛像则变成了寺门外的一堆泥土和垃圾,人们经常能见到的笃信佛教积德行善的一老一少两个尼姑被赶出寺院勒令还俗。
    被日本人轰炸后残存下来的关公庙本来只剩下一间孤零零的大殿更是面目全非,被荆州的搬运公司进驻。上千年的两棵巨大的银杏树成了他们的拴马桩而岌岌可危。
    位于沙市区太师渊路的章华寺取址于楚国2500多年前的章华台旧址,始建于元朝泰定二年,后成为江南著名佛教圣地。与归元寺、玉泉寺并称佛家三大“丛林”。文革破四旧期间,章华寺遭到红卫兵的严重破坏,里面文物被抄,殿宇被毁,僧众被驱,巨大的如来佛神像及四大天王等象被砸。寺院大部分土地后来被沙市无线电一厂占用。
    具有沙市标志性建筑的金龙寺前两根高达一二十米硕大无比的生铁桅杆,被疯狂的红卫兵们拉倒后砸成了一段段横七竖八的废铁。这些不知道要用多大的力气才能被砸断匍匐于地的桅杆,在默默诉说着荆沙地区红卫兵们力量的强大还是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的疯狂与荒唐?
    张居正墓的石人、石马、石龟、石狮等大多被毁。荆沙地区很多带有封资修色彩的牌匾被砸。连明清时期所建房子寿头上精美的兽和人的塑象也在疯狂红卫兵们的必砸之列。
    荆沙地区的红卫兵们以革命的坚定性和极端的政治敏锐性,以超凡的胆识,以对毛老人家的无限忠诚,以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演绎出了砸烂整个旧世界一幕幕让人痛心疾首的活剧。
    受给毛老人家敬献红卫兵袖章的高干子弟宋彬彬改名之影响,全国一时间改名成风。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防修反修的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思想灵魂的大革命。当然,这是北京说的。这是当时的时髦之语,是圣旨。这种从人们的意思形态,从思想领域,从理论上来阐述搞文革的重要意义,从而鼓动红卫兵去破四旧的作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之奇效。象宋彬彬一样去改掉封资修的名字,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暴发革命,荆沙地区的青年学生理所当然地趋之若骛概莫能外了。
    爹妈给起的名字有什么了不起?凡是带有仁、义、礼、智、信、发、富、裕、美、鑫、修等等封资修色彩字样的姓名,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无产阶级的东西都会格格不入,都在必改之列。当然所改的名字也不需要找公安部门登记备案。公检法机构不是在文革的风浪冲击之下也象一个年老体衰中风的病人一样瘫痪了吗?要求也别太高,只要能让大家叫得起来记得住传开去,就是改名成功的标志。在那个年代,什么都不能讲究高标准,包括吃的穿的喝的住的。否则你就是“修”,你就是“资”,你就会不自觉地乖乖地被动地成为革命的对象。唯独向封资修作斗争,破四旧,则要讲究最高标准了。
    于是乎,和全国一样,一时间改名而叫捍东、卫东、卫红、红卫、向东、继东、要武、反修、文革、卫彪、立新、志红、永革、兴无等等名字的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了。改名之风犹如一夜狂风暴风疾风,彻底荡涤了整个姓氏文化封资修的污泥浊水,还了以毛老人家为首的正在进行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一片湛蓝天空。这种革命的名字让很多红卫兵如释重负,窘迫彷徨浮燥的心理因而也得到了些许安慰。这也是“破四旧”运动的一项伟大的丰硕成果。姓氏文化这个“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文革初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在改名风潮中,荆州职业中学改名为东方红中学。荆州中学六六届的高中班(本应该毕业离校了却还留在学校从事着文化革命)也改名为红卫班。荆州所属的区县下的地名也有改名的。如京山的易家岭改名为红岭等。
    包菜头、拷绑腿、喇叭裤、火箭头皮鞋、奇装异服及女人所烫的波浪式发型等超前的服饰和打扮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洪水猛兽众矢之的万恶之源,也必然成为红卫兵大破四旧的重要目标。只要谁胆敢以这样的打扮和服饰招摇过市,迎接他的必将是红卫兵冰冷的双眼粗鲁的动作和锋利的剪刀。在红卫兵决不是请客吃饭般的雅致,决不是温良恭俭让的绘画绣花般的从容不迫,而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之下,他的这身行头倾刻间将会势如破竹般的土崩瓦解面目全非。当然,大多数革命人民还是有自知之明和革命的自觉性。自个关起门来先搞一个自我革命,自行把这些封资修的行头和服饰解决掉,以免被红卫兵揪住后被动难堪。
    荆州城第一代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们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精神十二万分的热情破四旧的英雄主义形象深深地烙在了荆州人民的心里。
    因为没有资格加入第一代红卫兵组织而象可怜的父母一样被“团结”着的我们,理所当然地无缘参加“破四旧”运动,当然也就无缘“享受”到“破四旧”带来的快感和疯狂。象一个局外人的我们情绪低沉,在校园无所事事地打发着宝贵的青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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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抄家狂飙

    红卫兵响应毛老人家和林彪“破四旧” 伟大号召的另一个疯狂手段就是抄家。这种革命的手段和方法是从北京学来的。毛老人家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敬献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说“要武嘛”的话语,就是文革“抄家”和以后“武斗”的尚方宝剑及动员令。事实证明,以后北京上海等好多对文艺界知识界政界人物的抄家,就是受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甚至是受江青的直接指使来行事的。抄家就是在这种披着革命的外衣,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堂而皇之地疯狂进行着。
    原来不是经常说国民党对待革命人民实行“白色恐怖”吗?革命人民为什么对阶级敌人就不能来它一个相对应的“红色恐怖”呢?“抄家”就是革命人民对待专政对象的一次赤裸裸的“红色恐怖”。
    享受“红色恐怖”、享受被“抄家”礼遇的当然非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亦称其为黑五类)莫属了。这些人,不,应该是说这些“牛鬼蛇神”从土改到三反五反,到镇压反革命,到五七年整风反右,再到四清运动,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一直就是享受着被批斗,被专政的高规格“礼遇”。我们伟大的毛老人家还是很够意思,没把这些人斩尽杀绝,就是相当仁慈了。
    当年我们的苏联老大哥斯大林不是将富农这个阶级彻底消灭了吗?富农被剥夺了除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外的所有财产,并被驱逐流放到苏联荒凉的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边远之地,致使许多人悲惨地死去。苏联从而采用暴力的革命的手段残酷无情彻底地消灭了富农。所以,在中国,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老人家的时代,对这些阶级敌人狠狠触及一下灵魂乃至触及一下皮肉,好好去“要武”一下,去抄抄他们的家,又何罪之有?何况,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反修防修的需要,是巩固政权的需要,是毛老人家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需要。
    抄家,这种从封建社会就发明出来的残暴手段,在进入二十世纪的文明时代之时,却也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大陆被光荣继承发扬光大了。抄家,就是在极左理念的支配之下,在完全无视更谈不上尊重人.权的基础上进行的。
    抄家的对象和目标一般由社会上提供。街道的革命组织往往借助红卫兵的力量对这些牛鬼蛇神的住所进行急风暴雨似的突然袭击。只要这些革命组织的人员到学校来搬兵去抄家,红卫兵们都会有求必应大有奋不顾身之架势。能荣幸地参加“抄家”的这种特殊待遇使红卫兵们的大脑极度亢奋。为毛老人家的反修防修事业而去冲锋陷阵的快感,由此所幻化出来的激.情,自始至终伴随着精力极度旺盛年轻幼稚的红卫兵们。
    一些被抄家的牛鬼蛇神家里可能有金银珠宝、有高档衣料、有高档奢侈品。有的可能还密藏有杀.人武器和“变天账”及通敌的罪证材料。如果这些虚妄的判断属实,那还了得。这不就是活生生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吗?这不就更能验证毛老人家阶级斗争理论的绝对正确和他老人家无以伦比的英明与伟大吗?
    “抄家”这项革命工作在文革的硝烟中紧锣密鼓疯狂地肆无忌惮地进行着。红卫兵破门进入被抄家者室内,如入无人之境。翻箱倒柜掘地掀瓦各种手段无所不用,也不排除对被抄者拳脚相加和捆绑吊打。他们每天起早贪黑,超强度的“革命”工作也够辛苦了。怎奈需要抄家的牛鬼蛇神太多,红卫兵们感到力不从心顾得了东顾不了西。这时,他们不得不请我等被“团结”的同学出马。我们这些没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同学们也就三三两两地混杂到了第一代红卫兵队伍中。我们不得不自嘲自己为混迹于正式红卫兵队伍中的“阶级异己份子。”
    八月底九月初的一天,荆州中学红卫三班的红卫兵队长何祖华接待了民.主街一个来搬请抄家援兵的头目。人手不够的他立刻想到了这些平时和他本来就十分要好正被红卫兵组织拒之门外被“团结”着的同学。他极力热情地邀请我等参加这次抄家“革命”活动,使我们受宠若惊之感油然而生。欣然同意后,我这个“非红卫兵”也“有幸”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了荆州中学红卫兵们“革命”的抄家活动。
    天空阴沉,气温很高,似乎要下雨了。我们一行人急步来到荆州城内民.主街的一个牛鬼蛇神的住所。这是一幢只有几间房间的老式平房,灰砖灰瓦及雕花的窗棂显示出了其岁月的沧桑。原始的灰褐色小瓦屋顶上的瓦松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每天遭受着烈日的烘烤和干旱的折磨,顽强地显露着其生命的存在。门庭冷落的现实告诉我们,这家年轻力壮的牛鬼蛇神们可能为了免受皮肉之苦和精神上的折磨,已经望风而逃不知道遁向何方。只留下了一个身材瘦小弯腰驼背颤巍巍拄着拐杖的八旬老人。这个带着世纪风尘的老人两眼昏花惊恐万状地目睹了这些红卫兵们的抄家暴行。
    经过了好多次的抄家锤炼,那些最最革命的佩戴鲜红袖章的红卫兵们抄起家来可是轻车熟路动作敏捷得心应手。他们如鱼得水的潇洒与我等“被团结者”的缩手缩脚畏葸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可是对待由毛老人家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呀。既来之则安之。我等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硬着头皮开始动手参与抄家的“革命”行动。
    红卫兵们开始用带着审问的口吻对那个老者宣讲抄家破四旧的伟大意义及其子虚乌有的政策,要求他不要执迷不悟要认清形势积极配合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老实交待家中黄金珠宝的放置地点。被吓得七魂已经丢掉了八魂病殃殃的老者语言含混不清的否定回答,激起了红卫兵们的无比愤怒。看来,得真刀真枪地来硬的了。一场翻箱倒柜挖地三尺的抄家革命行动随即火热展开。
    衣柜里的衣物随手丢弃得满地皆是,抽屉的物品随地抛洒,床上的被褥枕头也要拆开检查,花盆里的泥土被反复清理,炉灶里的灰渣也被扒了数遍。折腾了半天,连黄金的影子也没见着。看来,阶级敌人太狡猾了,肯定把这些四旧物品埋在了地下。于是室内的柜子和床被一一挪开,古朴老式的悬空地板被一块块撬起。哪怕相当一部份被撬断了,被撬成了一截截柴火样的碎块也在所不惜。地板下面的浮土层被挨个扒了个遍,有的用铁锹真是做到了挖地三尺。难道狡猾的牛鬼蛇神们把黄金珠宝藏到房顶上去了?于是,上房的上房,掀瓦的掀瓦。老式的小瓦被上房的红卫兵成片踩烂,有不少被掀到地面摔成了一堆堆瓦砾碎片。屋里屋外已经被抄得一片狼籍几成废墟,但是,黄金珠宝的影子仍然了无踪迹,更别说子虚乌有的变天账了。
    颤巍巍的老者躲在墙角颤抖得更厉害了,无神昏花的眼睛仍然透露出巨大的惊恐,抖动着的嘴巴不知道在喃喃地诉说着什么。面对一无所获的抄家局面,红卫兵们把更加犀利的目光对准了精神已经彻底崩溃的老者。突然谁发现了一个阶级斗争的新情况,这个老者的怀里居然还藏着一个基督教的小十字架。他一把从老人的怀里把老人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十字架夺了过来。老人悲怆的眼泪随即从昏花的眼角边淌了下来,一下跌坐在如废墟一样的地面上。
    汗流浃背满面尘土的红卫兵们没有抄到黄金珠宝,没有抄到变天账,更没有抄到杀.人武器。五六个小时的抄家基本上毁坏了一个家庭懒以生存的家俱床铺房屋等等一系列财产。其赫赫战果居然只是一个浸透了那个即将不久于人世的老人心血,凝结着老人的虔诚与信仰,带着老人精神寄托的小小十字架。
    看到如此这般的抄家场面,参与这样的抄家“革命”活动,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在滴血,我深深地内疚着。略带仁慈之心的我不敢面对如此惨不忍睹的场面。另一方面,我在抄家中的畏缩不前,在抄家中的避重就轻的行动也引起了自己深深的自责。看来,我这个被第一代红卫兵“团结”着的学生,离一个真正紧跟毛老人家的革命步骤敢于向旧世界造.反,敢于去大刀阔斧砸烂整个旧世界正统的红卫兵的差距实在是太远太远。
    我真不知道这家“牛鬼蛇神”们在这暴风雨即将来临之时,用他们那几近被毁坏的陋室怎么样去遮风挡雨,怎么样去度过那揪心揪肺度日如年让他们难熬的可怕时日。
    虽然我参与了这样一次革命的抄家活动后,就再也没有了下例,然而荆沙地区文革时期的抄家革命工作,还在紧锣密鼓马不停蹄如火如荼地紧张进行着。抄家狂飙仍然在荆州古城的大街小巷上奔涌。那些牛鬼蛇神们对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真是恨之入骨而又闻风丧胆唯恐避之不及。
    抄家结束后,荆州城的第一代红卫兵在荆州体育馆举行了文革破四旧抄家成果展览。高档的衣料、奢侈的消费品、金银珠宝、文物古玩、墨宝字画、宗教器物等等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就是没看到所谓的杀.人武器和变天账。身为荆州中学第一代红卫兵的何祖华同学荣幸地又成为了这次展览的组织者和讲解员之一。
    后期,北京突然要求返还被抄的财产和器物。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政策,让第一代红卫兵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我们看到一个中年女子经常到学校来找何祖华,要求返还从她家抄走的金饰品。这可让何同学为了难。到哪去找这件物品呢?展览早已撤销,人员早就散去。人去楼空,物品荡然无存。抄家展览物品的存放处究竟在哪儿已经成为了一个未知数。一贯紧跟毛老人家的战略步骤,根正苗红革命意志坚定忠心耿耿的何同学陷入到了扯不清的麻烦之中。
    唉!可悲的被抄家者,可悲的第一代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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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风声鹤唳

    被人民的大救星毛所强烈支持的破四旧狂潮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神州大地,荡涤着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污泥浊水实则是在无情地摧毁着不可失而复得的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个罪恶的狂潮象一把把尖刀,深深剌痛着部份有理性有良知的人们的心。在被山呼万岁的口号声拥戴着一贯光荣正确的毛老人家的伟大思想指引之下,中国人的头脑已经失去了正常思维和判断能力。人们的思想已经机械,已经麻木。做事情看问题都要戴着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用放大镜,用显微镜去仔细审视身边的人和事,去寻找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目标。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是压倒一切的,是比吃饭穿衣比工农业生产比国民经济更要重要百倍的头等大事。
    被毛老人家支持的红卫兵更是成为了阶级斗争和扫除一切历史垃圾的得力打手和急先锋。在红卫兵们的眼里,封资修的四旧无处不在,阶级敌人无处不有,大家都被血腥的阶级斗争所包裹着,一切都是被怀疑的目标和对象。一切都要无条件地接受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狂热的红卫兵们犀利目光的严格审视和检验。
    一天,本班出生于苦大仇深的贫农家庭,一贯革命立场坚定的红卫兵P 同学又发现了一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把一个火柴盒拿在手里仔细搜寻,突然象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一样的大叫起来,说是在火柴盒图案的树丛中,隐藏着国民党几个字样。这还了得,这不是在为盘踞在台湾正残酷地压迫剥削着苦难的台湾人民的国民党蒋介石招魂吗?唾沫四飞的P同学涨红着脸,慷慨激昂地发泄着,大有一番立马杀向这个罪恶的火柴厂去,揪出图案的黑帮设计者的冲动。
    他的重大发现震惊了同学们。大家纷纷找出自己身边的火柴盒仔细查看着辩认着。有几个同学立即强烈支持了P同学的观点,同样表现出了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风浪中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洞查阶级斗争风云的极端敏锐性。
    我等非红卫兵为了表示参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积极主动性和对毛老人家的无限忠诚,也积极找出这种同样规格相同厂家的火柴盒,同样怀着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革命精神在图案中仔细搜寻着。不知是阶级感情不够深厚,还是我们1.5的眼睛视力太差,远远赶不上戴着九百度高度近视眼镜的红卫兵P同学的敏锐视力。国民党三个字被我们横看竖看怎么也看不出来。P同学想杀向火柴厂去揪斗反革命分子的冲动计划在相当一部份同学的否定之下也不得不草草偃旗息鼓迅速夭折。
    也不能全盘否定P同学的革命精神和伟大功绩,他用放大镜和显微镜找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举动拓宽了红卫兵们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老人家,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视野。在他的发现之后,新的发现层出不穷。又有人在凉鞋底部发现了新情况。那就是鞋底防滑的花纹中就赤裸裸的有一个“共”字,哪怕这个共字下面的一撇一捺从鞋后根向鞋底前面的两边延伸得很长并慢慢消逝,却也还清晰可见。这不是要把共产党永远踩在脚底下吗?这不是反革命份子对伟大的共产党的仇视和反扑吗?这必然引起了革命学生,特别是红卫兵的极大愤怒。
    新动向的发现,让红卫兵们兴奋无比。如果能弄清生产厂家的名称和地址,可以想见这必将会上演一场短兵相接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活剧。那个厂家的负责人和设计人员必将面临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灭顶之灾。但是,这种凉鞋的厂家究竟在哪儿,却成了一个未知数。于是。红卫兵们只好把高昂的革命热情在学校和荆州城区疯狂地发泄。但凡穿着这种凉鞋的人们都自认倒霉,只好乖乖俯首就范地交出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好不容易积攒下一点人民币换来的在当时简直可以称得上昂贵二字的个人财产凉鞋。一双双穿在人们脚上的凉鞋也就被红卫兵几刀剁成了垃圾一样的碎块。
    继凉鞋之后,红卫兵们又在香烟盒、包装袋的设计图案上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目标。对这些阶级斗争的目标,红卫兵们又必然采取了一番大动干戈的革命行动。
    和荆州中学只咫尺之遥的荆州师范是部份学生经常去窜门的地方。一天晚上,一个从荆州师范回来的红卫兵战士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据说荆州师范一个叫夏延中的老师居然在我们伟大领袖毛老人家的巨幅画像上打上了红叉叉。这个又一次出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象一声惊雷,在荆州中学校园内炸响。荆州中学又一次沸腾了。狂燥的红卫兵们一齐狂呼着“打倒反革命份子夏延中”的口号,向荆州师范奔去。这可是又一次显示红卫兵革命坚定性的绝好表演。我们一些非红卫兵也混迹于红卫兵队伍中去凑热闹。
    愤怒的红卫兵们来到荆州师范,在不甚明亮的灯光下,但见被抬出的一副毛老人家的巨幅画象上好象是被泼弄上去了少许红墨水。停课闹革命的狂热学生们可不管这些,聚集在画象的周围拼命地狂呼着“打倒夏延中”震耳欲聋的口号。夏延中何许人也,这些红墨水是他有意而为之还是无意中所为,或者是别人泼弄上去的,这些都是当时的未知数。当然这些求知数能否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所事事,满脑子被长年累月灌输着“阶级斗争”观念的狂热的不明就里的红卫兵们,终于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发泄“革命激情”的良好机会。惊天动地声嘶力竭的狂呼在荆州城的上空回响。要是当时真的有一个叫夏延中的人出现,必将被愤怒的红卫兵们撕得粉碎。狂热,狂热得无以复加!这是长年累月经受毛老人家“阶级斗争”观念熏陶的青年学生的通病。“狂热”这两个字,在文革中一直伴随着这些青年学生。直到六八年大家“响应”毛老人家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去“闹革命”后,才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理性回归。但是,在这次愤怒声讨反革命分子夏延中的滔天罪行的疯狂行动中,革命最终也没有找到斗争的对象。嗓子嘶哑,精疲力尽的红卫兵们最后只好自行草草收场了事。
    满脑子绷紧的是阶级斗争的弦,满眼的是严酷的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满耳的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阶级斗争严峻事实。红卫兵们在神经的极度亢奋中继续寻找着阶级斗争的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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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红宝书

    “红宝书”者,是以无耻疯狂地吹捧毛而被毛老人家钦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写有再版前言的红色塑料封皮巴掌大小的“毛语录”之谓也。
这个以最大程度宣扬阶级斗争,最大程度树立毛“绝对权威”的毛老人家语录摘录本是林彪首先在军队里发行的。在毛热衷于对自己搞个人崇拜的当时,人们把能拥有一本二百二十一面的能随身携带随手挥动的“红宝书”作为革命的象征,身份的象征。饿着肚皮身着破衣烂衫一脸憔悴的人们手拿毛老人家的语录本,幸福地狂热地在空中机械而又千篇一律地挥动,用这种愚钝的方式发泄着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激.情。
    当年,毛为了实施自己的强权政治,为了阶级斗争和反帝反修的革命需要,为了让思想呆滞的中国人民相信他这个救世主会去解救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包括美国的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让他这个“红太阳”去照亮全世界,对国外和香港台湾的信息严加封.锁。收听台湾香港美国广播的人就是现形反革命,必在残酷镇压之列。一份由北京出版的《参考消息》报也属于机密,只有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才能看到。普通群众则被剥夺了了解外部信息的最基本权利。人们的权利就是要象基督教徒一样虔诚地信仰毛老人家,十二万分地崇拜毛老人家。人民群众除了有权看党报连篇累牍的阶级斗争宣传和文革叫嚣外,要读的最最重要的书理当非其《毛选》和毛氏红宝书莫属了。
    当时,青年学生早已为了毛老人家不顾整个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他反修防修实则是为了他屁股下的那把交椅的需要遵命放弃宝贵的学业停课“闹革命”了。文化科学知识已经是被打上了资产阶级印记的无用之物。不是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吗?唯有毛老人家书上的话是“放之世界而皆准” 的真理。他的书才是全国人民和青年学生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党报连篇累牍地宣传说有了红宝书,掌握了毛的思想,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人间奇迹也能够创造。先进人物学毛选学红宝书的事迹通过媒体和各级组织向人民广泛灌输和传播。雷锋王杰刘英俊,一个个靠学毛选起家而最后都成为了让万众瞩目的榜样和英雄。
    革命人民最爱红宝书,阶级敌人最怕红宝书。谁愿意去当在社会上被批倒斗臭苟延残喘着生不如死的阶级敌人呢?所以,争先恐后去追逐红宝书就成为了一股当时中国社会必然的潮流。
    在那个疯狂年代,当其父为荆州军分区司令员的朱文善同学第一次骄傲地把红宝书带到学校时,同学们的第一反应是莫名的新奇。大家争相传阅着。相继,其它班级的一些地县级领导的子女也从家里带来了红宝书。当.局采取强制灌输与潜移默化相结合的手段,让不明就里的青年学生和唯恐祸延自身的中国老百姓对红宝书趋之若鹜。一股红色的冲击波正在向荆州中学袭来。
    拥有红宝书的同学优越的政治条件让我等平民百姓的子女羡慕不已。红卫四班的L同学写得一手好钢笔字。他为了也能象那些革干子女拥有红宝书一样,于是发挥了其硬笔书法的特殊专长,用一个精致的硬壳笔记本把红宝书上的毛语录一条条工整地抄录下来。不知道抄录这些字句是否可以代替他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还是能让他的前途命运出现意想不到改变的奇迹。但是他日以继夜地坚持着。二百二十一面的毛语录的抄录工作花费了他大量宝贵也可以说是无从打发的时间。要是没有一股虔诚之心,没有一种对毛老人家象神灵一样的盲目崇拜之心,是很难做到的。这也得益于党刊党报对毛选和红宝书铺天盖地的宣传效应和各个单位各个部门对人民群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结果。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了真理。在政治的高压和一种绝对相同几乎让人窒息的声音鼓惑之下,人们能有其它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选择权利吗?
    九月底,L同学把自己的心血之作,把这本凝聚了他十二万分虔诚和愚忠的手抄本红宝书委托赴汉学习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同学带到了武汉,送给了当时的省长张体学。不知张体学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还是真的被感动,在收下这份厚礼的同时,向L同学回赠了一本让他处心积虑梦寐以求也难以得到的红彤彤的红宝书。当赴汉归来的同学把这本非同意义的红宝书恭恭敬敬地递到红卫四班L同学手上的时候,面对啧啧赞叹的围观同学,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不能自己。
    为了让人民群众尽早得到红宝书,荆州新华印刷厂也承担起了繁重的印刷任务。为了赶时间,荆州地委不得不从荆州中学抽调部份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生根正苗红的学生进厂支援。我们班选派了以陈学富为组长的红宝书装订小组。他们能参与荆州新华印刷厂装订毛氏红宝书的荣耀让我等出生并不优越的同学十分羡慕。
    十月五日,学校象过节日一样热闹,原来荆州地委给荆州中学送来了人手四本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班主任刘仁钰老师带着对神灵般的崇敬,把这个全套价格达2元之多,相当于我们四分之一个月的伙食费的圣书分发给了大家。学着大多数同学们虔诚的做法,我马上用0.15元(当时荆州中学一天的伙食费是0.27元)我囊中并不够丰裕的人民币买了一张红彤彤的蜡金纸,小心冀冀地把毛选包装了起来。顿时如圣经一样的《毛选》在我面前闪现出了一片让人心驰神往的神秘红色光辉。全校师生受潮流裹胁也装模作样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学《毛选》活动。边破四旧边斗资产阶级黑帮边停课边学毛选,学校教书育人的职能和师生教与学的主要任务发生了革命性的根本转变。
    荆州新华印刷厂停止了一切正常的印刷业务,一天24小时连轴转地赶印毛氏红宝书。即便这样,也难以满足全荆州地区12个县革命群众对红宝书的迫切需求。
    学生早已停课闹革命,荆州地委于是又向荆州中学和其它学校发出了指令,要对荆州新华印刷厂再次进行人力增援。在这样的态势下,我这个不是红五类的农民孩子也有幸加入到了装订毛氏红宝书的行列。象久旱的禾苗终于渴求到了甘美的雨露一般,内心充满了自豪满足与欣喜
    装订红宝书的手工操作工序并不繁复,在工人师傅和以陈学富为首的已经参与装订工作几个星期的同学指导下,我们很快就掌握了这一简单的技术。饿了,有厂里准备的稀饭油条及可以让人吃饱的饭菜。十多岁的年轻娃娃们幸福地享用到了这难得一见的油条等免费餐饮。这可是在荆州中学食堂从没见到过的美食呀!
    但是要完成数额巨大的毛氏红宝书的装订任务谈何容易?因此不分日夜加班加点就成了日常装订工作的常态。困了,就用井水浇浇头。我们平生第一次浑浑噩噩地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很多同学都是革命加拼命,慷慨加激昂,白天一整天,晚上一整夜,吃在车间,干在车间。有的同学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坚定性和对毛老人家的忠心甚至两天两晚上不睡觉而坚持装订。我也用连续36小时不休息的激.情和疲惫书写出了对毛老人家的无限愚忠之情。
    我们用青春用汗水用对自己身体的极端摧残方式,协助印刷厂终于完成了毛氏红宝书的阶段性装订任务。后来一些县的印刷厂也同样停止了一切正常的印刷业务,纷纷日夜加班印刷。全国的印刷厂都开足马力加入这一疯狂的印刷行列。《毛选》和红宝书铺天盖地地向着人们涌来。
    当由我们参与装钉的红彤彤的毛氏红宝书发到每一个同学手上时,荆州中学又是一片歇斯底里的欢腾。
    在取消稿费这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革命性政策实施的当年,每人都拥有《毛选》和红宝书后,却也使我们最最敬爱的红太阳毛老人家拥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巨额稿费。
    唉,不可思议的红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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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第一代红卫兵谢幕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有三代之分。
    第一代红卫兵是破四旧、斗黑帮、点燃文革烈火的红卫兵。主要由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子女组成。他们是“根正苗红”最最革命的“红五类”,他们的躯体里饱含着父辈向封资修造反的革命基因,每一根血管里都流淌着保卫毛老人家保卫林彪副主席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高贵的革命鲜血。他们就象是从毛老人家的身上拔下来的毫毛变成的无数个齐天大圣孙猴子一样优越感十足横冲直撞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他们一问世,就在毛老人家的极力支持下炮打火烧砸烂,把一个好端端的“旧世界”搅了个稀巴烂锅底朝天。其消长的时间一般是从清华附中诞生红卫兵到大串连开始为止。
    第二代红卫兵是进行所谓的革命大串连的红卫兵。除极少数所谓的黑帮子女外,第二代红卫兵一般来说就没有了明确的家庭出生限制。只要是当时的大学中学和各类专业学校的学生,都可以不拘人数多少自发地组成自己的红卫兵战斗小组或战斗兵团。这个时期使一些中农小商家庭出生被团结着的学生消除了政治上的被淡忘被遗弃被边缘化之感,有了一种自我感觉的不可多得的出头之日。第二代红卫兵时期是最自由最享受最兴奋最潇洒的红卫兵蜜月时期。其消长时间一般是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底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一到三月为止。
    第三代红卫兵是在毛老人家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极力支持和鼓动之下夺权、揪军内“一小撮”与保军内“一小撮”、搞武斗的红卫兵。这个时期的红卫兵的成份更加复杂。除青年学生外,工人、农民等都可以自行选择组成或者参加各种红卫兵组织。这时的红卫兵依据“革命派”与“保皇派”及后来的“钢”与“新”等不同地区有不同叫法而分成了势不两立都自称为“造反派”的两大派组织。当然,这个时期在青年学生中也出现了一些对文革的两派争斗不感兴趣而退出或回避争斗的“消遥派”。第三代红卫兵时期是整个文革中红卫兵运动最残酷最悲惨最壮烈的时期。很多青年学生和工人及市民在残酷的武斗中失去了人生父母给予的不可能失而复得的宝贵生命,让无数无辜的家庭蒙受了失去亲人的巨大灾难和悲痛。第三代红卫兵的消长时期是从上海一九六七年元月的“一月风暴”到一九六八年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结束。
    在北京,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第一代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勇斗“黑帮” ,大破“四旧”等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斗争,按照毛的文革设计蓝图把文革烈火蓬蓬勃勃燃烧起来方面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北京第一代红卫兵的举动为全国第一代红卫兵树立了光辉榜样。在这方面,为了他屁股下的交椅能否保住而发愁而疯狂的毛是满意的。但是,毛老人家搞文革的真正目的是要揪出以刘少奇这个在为毛的大跃进失败后利用经济杠杆让中国人民走出困境的所谓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北京那些革干子弟的父辈都是红极一时,权倾朝野的重量极当权派。毛的向走资派开火的号召在这儿理所当然受到了他们人为生存本能的抵制和冷落。这些高干子弟认为自己的老子是打天下的,理所当然应该好好坐天下了。为了标榜其血脉的正统与非己莫属的革命坚定性,他们创作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鬼见愁”对联并广为宣传。在他们的眼里,地富反坏右所谓的“黑五类”及其子女都是牛鬼蛇神。就是这些“鬼”见到了他们的革命对联必然会发愁到惶惶不可终日,从而甘拜下风俯首称臣任其凌辱任其宰割。他们的父辈,包括毛恨不得立马置于死地的政敌刘少奇是不容置疑不容亵渎不容侵犯和攻击的神圣。
    第一代红卫兵后期的所作所为,与毛老人家的企图相去甚远,与毛的文革根本目的完全背道而驰。本来想利用第一代红卫兵搞得天下大乱的毛觉得他们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想出了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好主意。从而把文革从破四旧及批黑帮的运动中扭转过来。
    1966年的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进行期间的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直指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檄文。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将文革的战火引向了深入。在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在全国人民只有一个脑袋的年代,毛一个人的话哪怕是错话荒谬之话就是法典,就是圣旨。看来,第一代红卫兵自持其父辈具有革命基因而不容质疑的梦想即将破灭。这个梦想的破灭,也宣告了第一代红卫兵历史使命行将结束。第一代红卫兵终于要退出当年中国变幻莫测的政治舞台,要谢幕了。只有他们谢幕了,他们父辈的走资派罪行才能更好地被揭露,中国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才能被象一只斗红了眼的公鸡已经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毛彻底击败。    
    曾经辉煌曾经叱咤风云于荆州古城的以本班Z同学为首的荆州中学第一代红卫兵在毛老人家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伟大战略步骤下,也行将寿终正寝。当这一个时刻来临之时,这些本来也是无辜的同学们也感到了无所适从黯然神伤。
    荆州中学第一代红卫兵也只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顺应毛的思想按照毛的战略步骤由不知就里天真无邪的青年学生成立的文革时期的革命组织。他们中的成员也是我们平时本来就十分要好的同学。只是,毛的路线人为地也是近于残酷不合常理地把这些青年学生按照三六九等进行了分割和排队,从而造成了一定的隔膜。当然,第一代红卫兵的谢幕也让隔膜的同学们之间似乎又找到了一部份难得的共同语言。
    Z同学父亲是大名鼎鼎荆州军分区司令员,和曾经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后代W同学都是高干子弟。由于他俩随和的性格丰富的见闻及文艺休育方面过人的天赋和让人羡慕的家庭政治背景经济条件,从而在班级和学校中享有极高的个人威望。但在第一代红卫兵退出历史舞台之时,这两个红卫兵骨干的威望却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ZW这两个本来就亲密无间的同学在文革的后期也由于两派的争斗和文革意见的分歧而几乎反目成仇,当然这是后话。
    荆州中学第一代红卫兵不得不灰溜溜地宣告解散。代之而起的是数目庞大名目繁多三人一组五人一伙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邓友光、王敦厚、李家裕、龚德鑫和我五个人一拍即和,成立了荆州中学红卫兵东风战斗小组。本战争小组虽然前缀名为荆州中学红卫兵,但是却象全荆州中学所有的第二代红卫兵一样,各自独立,群龙无首,各行其是。荆州中学更是陷入到一片更加混乱的境地中。
    这时,北京发出了通知,要全国各大中学校选派百分之五的人上北京去学习文革经验。湖北省也通知各学校选派百分之十的学生到武汉去进行串连学习。轰轰烈烈的给本不富裕的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灾难的文革大串连就这样拉开了它疯狂的序幕,中国历史舞台上文革时期的第二代红卫兵带着无知和盲从,迅即卷入到了这一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波澜壮阔的文革大串连的历史洪流之中。

(下期请看大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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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岁月 二,大串连(1-24)
写在前面的话

    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文革初期的革命大串连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场闹剧。它是毛主席为了粉碎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所采取的一种上到中央下到老百姓都难以理解的革命性步骤。
    当时,老人家为了实现反修防修的宏大战略目标,把目光放到了基层,放到了青年学生身上。他首先从文艺界下手。把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揭批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的“三家村”反.党集团。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的倒台。
    在这其中,毛主席所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兴起,对刘少奇的倒台起了至关重要不可抹煞的作用。红卫兵都是热血青年学生,他们幼稚,他们单纯,他们一直都受着把毛主席当作大救星的教育,感情纯朴得无以复加。北京的红卫兵在“破四旧”、“炮轰三家村”、“赶走文革工作组”、揭批本单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一直走在文革运动的前列。
    为了在全国造成声势,把北京的文革经验带到全国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对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大的攻势,毛主席在北京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这就促成了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连运动。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灾难。
    当年,我作为一名湖北省荆州中学(省属重点中学)的高中生,也同样带着幼稚和纯真及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之情,参与了文革初期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连”。当然,我们当年的“辉煌”,换来的是十二年人生宝贵青春年华的失去和一辈子的遗憾。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了解这段历史,现在我有责任和义务把我当年参与串连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追记下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住历史,才能更好地开拓我们的未来。

    (一),我们要上北京去

    一九六六年五月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从五月初开始,全国的学校全部停课,教育部门通知高考和大专院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我们六六届的高中生,本应毕业高考了,但还被留在学校参加着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在批判“三家村”和揭批本校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运动告一段落后,七月份荆州中学又组织学生下乡到荆州城北的郢城大队支农,帮生产队抢插晚稻秧苗。八月份响应毛老人家的伟大号召走上街头“破四旧”,九月份又派人支援荆州新华印刷厂日夜加班装订毛主席语录。虽然六九届的高中新生已经入学(这样在校生中便有了四届高中生),学校还是没有复课的迹象。停课中无所事事的同学们茫然面对变化莫测的中国政治时局,对文化革命的趋势和步骤一无所知,都处于一种极度的彷徨和焦虑之中。
    毛主席为了把文化大革命引向深入,于八月十八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检阅了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并在城楼上接见了首都青年学生的文化革命组织红卫兵的代表,亲自戴上了首都红卫兵的红袖章。还对向他敬献红卫兵袖章的北师大女附中高三学生宋彬彬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于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由此可以看出老人家要利用红卫兵搞文化革命,必要时希望红卫兵采取武的手段解决他所谓的反修防修问题的决心。那时虽然没有电视和网络,老人家这种对青年学生参与文化大革命的明确表态和坚决支持,通过报纸电台等媒体仍然向全国广为传播,使红卫兵运动从北京逐渐波及到全国,声势浩大,风起云涌,让人彷徨的文革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红卫兵运动高涨的八月底,荆州中学成立的以高.干子弟Z等为首的荆州中学红卫兵,只吸收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等家庭出生好的子女参加。我这个中农家庭出生的学生则无缘加入。不久,该组织因为不是学生自发成立的而是官办的以及指导思想是“血统论”和“唯成份论”等原因而宣布解散。
    “官办”红卫兵的成立,与老人家“发动群众”,要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的初衷相去甚远。老人家支持红卫兵运动,就是要利用这种无序的群众自发的运动使“天下大乱”,从而对各级政府和各级党组织形成巨大的冲击而使之瘫痪,从而利用亿万群众的力量达到搞跨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目的。    
    荆州中学的“官办”红卫兵解散后,学生自发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只要愿意,学生们都可以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D、G、W、L和我共五人在自愿的情况下,一拍即合,成立了“荆州中学红卫兵东风战斗小组”。此时的荆州中学,红卫兵组织可能达到了一两百个。那个时期,在全国范围内,但凡上到大学下到初中的青年学生,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卫兵”三个字被付予了那个疯狂时代那个让人不堪回首的时代特殊的政治含义,它在文革时期成为了老人家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打手和急先锋。
    九月底,学校开会传达了中央和省新的指示精神:各学校选派5%的同学上北京,选派10%的人上武汉,去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这是老人家对文革没产生他自己预期的效果而想把文革战火燃遍全国所采取的又一新的革命性的步骤。长年刻苦攻读,从没出过远门,也没到过北京,更没见到过毛主席的青年学生也有机会能上北京了,并且还能受到毛主席接见,这真是自己哪一辈子的老祖宗积下的德才换来的一个破天荒的人间奇迹。对于这个老天爷发慈悲天上突然间掉下来的馅饼,同学们在短暂地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后,顷刻之间精神振奋了。大家兴奋地猜度着,热火朝天地议论着,满怀信心地期待着。
    我所在的湖北省荆州中学红卫班(在校的六六届本应该毕业的高中班当时在荆州中学之称谓)三班推选上北京的有Z、P等同学。荆州中学五六十人的第一批赴京师生代表在全校师生员工的欢送下,带着大家的希望和重托千里迢迢到北京,于国庆节参加了长安街游.行,在天安门城楼前受到了老人家的第四次检阅。
    赴京学习文革经验的同学们回到学校后,给我们作了热情洋溢北京之行的专题报告。他们在神圣的天安门前的游.行及受到老人家检阅的盛况使全校师生大开眼界,精神倍受鼓舞。在北京,他们目睹了全国的文革大串连已经开始的现状,荆州地委和学校却不让他们透露外面已经开始文革大串连的消息。但是,这样的好消息哪能封.锁得住呢?外面早已经开始了的串连消息还是从他们的嘴里透露了出来,不胫而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使全荆州中学顿时炸开了锅。全校1000多学生,不,是1000多红卫兵的革命热情象喷涌的火山突然爆发。这种爆发的力量也如涛涛洪水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学校沸腾了,年轻的学生(红卫兵)们狂燥了。狂燥的学生不顾已经夜深人静,自发地聚集起来,浩浩荡荡地走上荆州城大街游.行。狂热的游.行队伍直指荆州地委大院,沿途声嘶力竭狂呼着仅有的两句口号:“我们要上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 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似惊雷般响彻在古城的夜空,把一个静静的古城吵开了锅。荆州地委副书记田怀德连夜在地委大院接见了我们全体狂热的游.行者。面对满院子兴奋激动的年轻学生,他表态,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地委将给你们尽快满意的答复。
    第二天,荆州地委答复的结果是,要荆州中学马上再增派70多人上武汉去学习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以后各批次将陆续派出。当然,获此殊荣的还有跟着沾光的荆沙地区的其它学校,如荆州师专、沙市三中、江陵城关中学、沙市卫校、荆州农校等。我们荆州中学红卫兵东风战斗小组的五名同学受全班同学推选,也荣当此次重任。他们是D、G、W、L和我。
    当时,首都红卫兵这些开山鼻祖的打扮模式中最时髦的装束是“手拿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身穿黄军装(越旧越革命),头戴黄军帽,肩挂黄挂包,腰间扎腰带,臂戴红袖章”。这一身的装束是最最最革命的打扮了。他们革命化的装束受到全国红卫兵的效仿。我们当时一没钱,二没关系,没有得到这些装备的渠道和条件。还好,我们人手有了一本当时红卫兵最最最时髦也最需要的巴掌大小红色塑料封皮的“红宝书”------林彪提有“再版前言”的《毛主席语录》,也每人佩戴着一个红彤彤的“荆州中学红卫兵东风战斗小组”的红袖章。这种红宝书红袖章的打扮虽说是最节省的最不尽如人意的,却也说得过去。至于钱嘛,那是次要的了。反正我手里有十多斤粮票,十元钱,管它呢,我们伟大的党我们最最最敬爱的红太阳(指毛老人家)是不会让他最忠诚的红卫兵小将去经受被饿死的风险的。
    我们翘首以盼,时刻等待着出发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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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出发

    文革大串连,实际就是全国性的学生停课免费大旅游,大流窜。有的甚至还可以说是大破坏,大捣乱。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哪有北京的皇帝发圣旨要平头百姓去免费旅游的?这样的奇事,为世界人类历史上之唯一。在全世界都在奋力加强本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在努力提高自己本国的综合国力,在努力改善人民生活和福利待遇的当时,只有身在北京的他老人家处心积虑地怕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上台,怕自己掌控的红色江山就此失去,才有如此高的雄才大略和过人胆识去发动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破坏,对人们的思维方式造成极大混乱的文化革命。他敢于置中央集体领导而不顾,敢于慷国家和人民之大慨,不惜在国民经济相当紧张,国家财力相当贫弱人民生活相当穷困的情况下,发号召让全国数千万青年学生(红卫兵)去免费串连,去免费旅游。可以到全国免费游玩这样的好事,怎么能不让中国的每一个学生(红卫兵)感激涕零。当时虽然每个红卫兵都雄心勃勃信誓旦旦地表白着自己跟随老人家闹革命的决心,而实际上免费出外游玩,免费去看看外面的风光也是每个红卫兵深藏心底的公开秘密。
    经过匆匆忙忙地准备后,神经高度亢奋的我们终于很快就盼来了出发上武汉的那一天。
    时值深秋时节,天气异样晴好,荆州的气温在摄氏20度以上。每天早晚只需要穿点夹衣服,中午可就是一身夏天的装束了。为了防止到武汉后的天气变化,我带了一件旧绒衣和几样换洗的单衣服及一床棉被等用具,怀揣十元钱和十多斤湖北粮票,做好了出发前最后的准备。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荆州中学东风战斗小组的五名成员在组长D的带领下,和本校的70多名学生,不,应该是和70多名红卫兵一起背着背包,在留校同学羡慕的眼光中雄纠纠气昂昂地列队登上了荆州到沙市的公交车。再见了,荆州古城!,再见了,母校!我们肩负着全校一千多名革命师生的重托,有幸到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省会城市武汉去学习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去开阔眼界,去见大世面。这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现在居然即将成为现实,从没到过大城市的乡里孩子心情激动是可想而知的了。
    红卫兵坐车都是免费的。公交车上,欢歌笑语,群情振奋。不知道谁开了一个头,文革中特有的激动人心火药味十足的毛主席语录歌曲即刻从我们嘴中唱响。在当时来说,这种发自内心的对老人家无限(现在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用“盲目”来代替“无限”二字了)崇拜无限热爱无限敬仰之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加以描述的。这种盲目的没有半点理性的情怀,用语言难以尽述,只有用歌声来表达,只有用老人家语录歌曲的歌声来加以发泄。车厢中传出的红卫兵们的激昂歌声震耳欲聋,一浪高过一浪,回响在古城的上空。连司机和售票员也陶醉在了我们的歌声中。从荆州古城到沙市轮船码头不到十公里的车程中,洒满了欢笑,洒满了歌声。真是一车欢笑一路歌呀!
    在沙市轮船码头,我们与荆沙地区各学校上武汉学习文革经验的先锋队汇集到了一起,约有三百人左右。背着被子行李的男女红卫兵排成几路纵队齐集在沙市码头,等待着开往武汉的轮船。当然,几百人狂热的唱语录歌曲的场面更是此起彼伏,热闹异常。歌声惊动了树鸟及江鸥,吸引了沙市无数围观者好奇的眼光。
    深秋的暖阳照在排队等候的红卫兵们身上,也显出了几分燥热。赴武汉心切的荆沙地区的红卫兵们虽然只是啃着干粮充饥,渴了水也没得喝,上厕所也不方便,却依然热情高涨。一直快到傍晚时分,从重庆开往武汉方向的一艘轮船好不容易到达沙市港,这让久等的红卫兵们又情不自禁地出现一阵狂呼乱叫,语录歌声更是达到了高.潮。但是,该轮船在沙市没下几个人,其600个旅客的船仓仓位基本已满,根本无法容纳三百人再上船去。红卫兵们哪里肯依肯饶,坚决要求上船,把毛老人家语录的上方宝剑也亮了出来,齐声朗诵“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借以威胁船上的工作人员。还齐声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拔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歌曲,以表达三百多红卫兵不达上船之目的誓不休的坚强决心。船上的工作人员以保证航行安全为由不让上船的态度也很坚决,但只能好言劝慰,生怕得罪了我们这些毛主席的客人。红卫兵上不了船,轮船也离不了港,各有各的理由,各方的理由都很充分。红卫兵们自持有尚方宝剑的无理要求,打乱了长江航船的正常营运秩序。这种荒唐的无法无天的举动只有在中国,只有在中国的文革时期才能看到。这样,双方在饥饿和疲劳中相互一直僵持到了夜晚十点钟左右。
    轮船码头的僵持惊动了沙市市委,他们立即派人到码头来协调处理。沙市市委协调人员在做好两方面工作后的坚决表态,才平息和解决了这场持续几个小时的僵持。市委的意见是,荆沙地区赴省学习文革经验的三百多名红卫兵暂不上这艘船,市委一定马上另行安排船只,送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们到省会城市武汉去。因为上武汉去学习文革经验是省里的指示精神,是远在北京的老人家所坚决支持的革命行动,谁也不敢耽误。
    被耽误了几个小时的轮船象在嘲笑我们三百多人的无理与无知一样骄傲地鸣着气笛胜利地驶离了这个难緾的沙市港。我们只好在沉沉的夜色中耐心等待着新的机会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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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到武汉

    又过了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一艘客轮缓缓进入沙市港。这艘船很大,大家又是一阵激动和欢呼。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疯狂的时期,人们都疯狂了,红卫兵更是疯狂得无以复加。一点儿事就那么疯狂地去欢呼,去叫嚣,去发泄。
    谢天谢地,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艰难等待后,我们终于坐上了这艘开往武汉的东方红36号轮船。当然照例不用买船票也不用查证你的身份,该船对我们三百多名热血青年一路绿灯。因为红卫兵的气质和装束是一眼就可以辩认出来的,何况我们是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文革大串连中,一切章法也没有了,正常的秩序混乱了,一切都要讲政治挂帅,完全没有经济观念。所以,受毛老人家支持的红卫兵们不管到哪里去,坐车坐船不仅免费,而且连吃饭的粮票也往往给免了。
    这艘仍然严重超员的船上拥挤不堪得让人难以想象。管不了多么多,反正可以到武汉了。武汉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是大城市。我这个乡下孩子到的最大地方就是我高中就读的只拥有一两幢两层高的破旧楼房的荆州古城。小时候经常听老人们讲下汉口的故事,那种神秘莫测绘声绘色的讲述,留给童年中的我是热切的企盼和无限的遐想。神秘的大城市武汉会是一个什么模样呢?总之,我的心情和大家的一样,兴奋着。
    一整天的等待,一整天的激动和疯狂,身体疲劳不堪。上船后,心才踏实下来。这下那种等待中的不安和焦急总算没有了,终于可以放松了。红卫兵们发扬革命加拼命的顽强生存精神,各自见缝插针找地方将就休息。甲板上,走廊里,到处都打着地铺,根本无法插足。还好,我们五位同学到饭厅把饭桌和凳子叠放在一起,终于找到了打地铺的一席之地。女同学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也和男同学们混杂其间。唉!好在从小吃惯了苦的我们要求不高,只要有一个躺下来的地方也就心满意足了。
    第二天(十月二十二日)早早地从地铺上爬起来,打好背包,洗漱完毕后,就站在,不,应该是挤在走廊里和甲板上一睹长江的雄姿。但见轻雾缭绕,江风习习,长江九曲十八湾,浩浩荡荡,奔腾不息。轮船向着武汉方向,劈波斩浪,一往无前。两岸村舍和树林扑面而来,又渐渐向后隐去。触景生情,我不禁想起了诗仙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千古佳句来。轮船里的广播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雄壮激昂,感觉就象是在看一部描绘长江自然风光的美丽纪录片一样惬意。
    本来毛老人家号召学雷锋的主要动机是学习雷锋对敌人的残酷阶级立场的分明以及学习毛选的积极,其次才是学他做好事。从六三年起,我们就在学习雷锋。学雷锋,做好事在文革初期是也是被红卫兵所最崇尚的。当然后来的两派之争后,就把学雷锋的事丢到爪哇国去了。文革初期还在短暂延续着的学雷锋活动,也可以看出当初的红卫兵们的单纯和幼稚及想在一定的场合好好表现一下自己的欲.望。没有谁的安排,没有谁的号召,在轮船上,红卫兵们争抢着扫地、抹桌子、洗盘子,忙得不亦乐乎。有的为找不到做好事的机会而惋惜万分。而我们东风战斗小组的五个红卫兵是荣幸的,因为我们总算抢到了帮助收了一阵子盘子的工作,心理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安慰。红卫兵们为抢轮船可以把法律和秩序及公德也不顾,而却在轮船上抢着做好事,真是滑了天下之稽了。环境可以塑造人,在那个特殊的疯狂的年代中,人性的多面性在红卫兵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午夜时分,轮船进入武汉江段,两岸的灯光逐渐密集起来。这时,不知谁突然惊呼:长江大桥!长江大桥!大家不约而同地往走廊和甲板上挤。远远看去,遥远的天际,一长溜的灯光隐隐约约把大江截断。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万里长江第一桥呀! 我们曾经为这个中苏友谊的结晶及倾注了全国亿万人民心血的大桥激动过、自豪过。灯光愈来愈明亮,大桥雄伟壮丽的轮廓愈来愈清楚,小将们愈来愈兴奋。万里长江第一桥犹如长虹卧波,静静耸立。看惯了乡村田野的庄稼和荆州古城低矮老式楼房的红卫兵小将们,第一次看到了“一桥飞架南北”的魏魏雄姿。就在轮船从大桥底下穿过的时候,走廊上和甲板上又爆发出了一阵狂热的欢呼声。啊!武汉,红卫兵小将们带着无知和盲从终于扑进了你的怀抱。
    船停靠武汉港后,大家依次上岸,顺着阶梯来到汉口的沿江大道。摸黑走惯了农村的夜路及荆州古城黑夜的小巷,在这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马路两旁明亮的路灯,新奇感油然而生。可能是荆州地委已经向省红卫兵接待部门早就汇报过,武汉方面已有准备。武汉港早已等候着数辆接待的车辆和接待人员。来不及观赏武汉的美丽夜景,我们就坐上了漂亮的大客车,平生第一次享受到了难得的贵宾待遇。车很快开到了汉口兵站。时值深夜,旅途的疲劳再次袭来。什么也别想了,安然入睡才是上策。明天,明天会有什么样的喜讯在等待着我们呢?
    不知道自己已经有几斤几两了狂热的我们热切地期待着明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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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往北京的火车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天气晴好。我们荆州中学红卫兵东风战斗小组的五名同学在汉口兵站休息了几个小时后,急迫的心情促使我们早早地起了床。
    兵站为我们准备了早餐,每人交半斤粮票,一毛五分钱。早餐有米饭、馒头和放了少许肉的蒸菜,这也相当于是中餐了。这个生活比起我们在学校难见一次荤腥的粗茶淡饭来,提高了不少呢。
    吃早餐时,大家商量,我们到武汉来是学习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的。学习文革经验,还不如上北京去学习呢!“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是“红太阳”照亮全世界的地方。文革中,人们狂热地对北京是这样地吹捧和称谓的。这种夜郎自大不自量力的称谓,的确迷惑了不少善良的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当世界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从小康走向富裕的时候,而吃了上顿还饿着肚皮愁着下顿的我们却在那里拼命叫嚷着要去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民。但不管怎么样,北京毕竟是首都,是中国和世界的人类文明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源地。在我们幼小的时候,从小学课文中和老师们讲话的灌输中就对北京有了无比的崇敬和热烈的向往。此时不上北京,更待何时?意见不到半分钟就得到了出奇的统一。说行动就行动,以最快的速度吃完早饭,一行五人,背着背包,急匆匆步行直奔当时武汉最大最现代化的汉口大智门老火车站而去。
    凭着嘴巴问路,我们顺利地找到了大智门火车站。好在火车站候车的人并不很多,只有不到一千平方的候车室也没坐满旅客。我们进入站台毫无障碍,没有车票也没有受到任何人的盘查。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正停在车站,就象是专门在等候我们五个人一样。我们心中一阵窃喜。车门敞开着,车门口空无一人。我们没有丝毫的犹豫,当机立断赶快上车。上帝好象被我们的执着感动了一样而使我们的上车畅通无阻。有这样好的条件而不去北京,那可就是大大的傻瓜蛋了。看来,当时的火车站已经处于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应该管理的地方却无人管理。这是不是有意在给红卫兵们上北京的机会呢。
    车上大都是准备到北京串连的红卫兵小将。这些十多岁的热血青年有从南方来的,有从本省来的,都是抱着一腔热血和对老人家的无限忠诚,抱着象伊斯兰教徒到麦加朝觐的十二万分的虔诚,是到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朝圣”去的。坐火车的人不是很多,我们很方便地在火车车箱里找到了坐位。看来,全国性的文革大串连的波浪在这个时候还不算汹涌,对南方的铁路运输还没有造成太大的冲击。那时的串连狂浪正席卷在中国北方的广阔大地上。但是,没过几天,这股狂浪就铺天盖地地席卷了包括南方在内的整个中国,从而给全国的交通运输业和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安顿好行李后,老式蒸气机车拖着长长的浓烟尾巴,呜着气笛,缓缓驶离汉口车站。随着“咣铛咣铛”车轮和铁轨撞击声的加快,武汉也渐渐远离了我们。列车员热情的笑脸和随时端茶递水的周到服务,让人感动。第一次坐火车,还是坐上去北京的火车,更是使我们的神经处于极度的亢奋之中。
    此前,毛老人家为了把红卫兵发动起来,彻底揪出中央“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紧锣密鼓地连续五次在首都北京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万红卫兵小将。这是对文革初期革命大串连的最大支持和鼓励。之后,大串连之风风起云涌,来势迅猛,势不可挡。红卫兵小将们自由无序的流动,让很多正常思维的人无法理解,更是让接待方措手不及。很快,北京已经人满为患了。在食、宿、行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这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已经传达了请红卫兵小将尽量不去北京,先到一些省会城市进行学习,以后有机会了,再上北京的消息。这样的消息,也通过火车上的喇叭,向全车旅客和红卫兵进行了广播。这样的消息让车上的红卫兵们议论纷纷,都在各自作着自己的下一步打算。
    午夜时分,车到郑州站,车上的大多数小将们下了车。他们是知道了北京不让进了的消息后,怀着惋惜的心情只好在这儿转道去西安,去甘肃,去新疆以及东面各省学习的。我们东风战斗小组的五名成员可是“无产阶级”坚定份子,我们抱着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决心和不到北京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继续留在火车上。这下车厢里可松散了,甚至可以一人睡一条坐席了。车过黄河,气温慢慢降了下来,我们不得不把随身所带的衣物全部武装到了身上。
    第二天,火车进入河北境内。这时天已放亮,大家争相隔窗眺望。啊!华北大平原,莽莽苍苍,辽阔无际,一马平川。这是孕育了几千年华夏文明的摇篮哪。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有多少英雄豪杰在这儿用超凡的智慧和胆略写下了无数憾人心魄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留下了灿若繁星的历史文化。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就在你的怀抱里呀。看到这,想到这,让我们慨叹不已。
    火车前进着,解放十多年了却还显得过份贫穷的村庄和广袤的田野交相从视线中闪过,衣衫褴褛的田间劳作者和路人使这片清晨醒来的土地有了些许生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给这片神奇的土地带来奇迹。当然这些还不是年轻幼稚的我们所应该关心的。我们关心的是快点到北京去,快点去见毛老人家。北京,这个神秘莫测的地方,留给了我们无边的遐想。
    随着离红太阳照亮全球的首都北京的临近,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沿途的铁道养路工看到我们的火车到来,无不肃立铁道两旁,虔诚地向列车挥手致意。开始我们看到此情景,并没引起多少注意。只是后来看到铁道边凡有人群的地方,挥手致意的场景有增无减,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和更大的兴趣。火车里的红卫兵也从车窗中伸出手去向铁道两边的人挥动,双方互相挥手的场面愈发感人。当然,我们也激动地加入其中,向铁路两旁的人群挥手,向他们致以真诚的谢意。看到如此场景,我们不解,询问列车员。列车员笑而作答: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嘛!
    啊,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确切地说,我们是毛主席不请自到的客人。
    老式蒸气机车带着我们的欢笑,带着虔诚,带着无限的向往,带着红卫兵小将无比激动无比荣耀的心情,继续向着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飞奔。

(五),毛主席请来的客人 在群情激昂人声沸腾中火车终于开到让毛主席的红卫兵魂牵梦萦日夜思念的圣地伟大首都北京,徐徐停在了永定门火车站。 北京,这个千年古都。历史沿革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周朝,后来,辽、金、元、明、清均定其为国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建都北京,使北京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文革时,更是被狂热地吹捧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在我们心目中是神圣的,高不可攀的。从北京发出的政令,左右着全中国人民的神经。北京所发出的一声轻微声响,足以让全中国广阔的大地为之颤抖。今天,我们带着全校红卫兵的重托来到了这个神圣的地方,其感觉就象是在做梦一样。但,毕竟我们真的来到了北京,真切地感受到了在毛老人家身边的自豪和伟大。 随着人流,我们五个人互相紧紧跟着走向车站检票口。一个工作人员拿着喇叭喊着,要有车票的从左边检票口出站,没车票的从右边检票口出站。一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五个人顿时慌了手脚。因为我们上火车的时候,根本没买票呀,怎么办?忐忑不安的心情冲淡了来到北京的激动和喜悦,我们处于一种紧张情绪的控制之中。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向右边检票口走去。这时,检票人员问我们有学生证没有,我们马上亮出了各自的学生证。看到学生证后,检票人员微笑着客气地向后挥一挥手,将我们五人马上放行。这时,轻松随之替代了紧张,欣喜之情替代了忐忑不安,背也直了,腰也硬了,走路也精神了,一副革命小将的英雄姿态随之也重新表现了出来。 出站后,按照向导的指引,来到离永定门火车站不远处的先农坛体育场。北京市文化革命大串连接待处就设在这里。 进入当时还算是现代化的宽敞的先农坛体育场内,但见人声鼎沸,红旗招展,广播喇叭里播放的毛主席语录歌曲慷慨激昂。红色横幅写着文革时的标语口号及热烈欢迎“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的字句。播音员激昂的声音鼓动着我们:“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满怀革命的壮志豪情,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包围,来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带有煽动性的话语对文革时期的全国红卫兵大串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啊!我们东风战斗小组的五位忠诚的红卫兵小将一没买票,二也没人阻拦,三更没冲破什么重重包围,不也顺利地来到了北京,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吗?播音员煽动性的话语代表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代表着毛主席的声音。听到这样的话语后,怎么不叫幼稚的红卫兵们感恩涕零?这种十分明显的拉拢鼓动青年学生的做法现在看起来是那样的赤裸裸,那样的拙劣和不可思议。但是,在那个失去理智的年代,在那个全国人民只有一个脑袋瓜子的年代,这种煽动性的语言和口号却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一律被披上了美丽的革命外衣,从而迷惑了全国亿万纯朴的民众和十分幼稚的青年学生。 好几千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背着被子行李,操着不同的方言,衣着单调简单,当然不少是衣衫褴褛(因为当时以穿着越破越革命),排着多路纵队缓慢地向前移动着脚步,等待北京市委市政府大串连接待处人员的登记接待。我们五个自己跑来的而不是被请来的“客人”也立即溶入到了这股人流之中。相信队伍中95%以上的“客人”和我们的情况相仿,也没有冲破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重重包围,而是不请自到的革命小将了。 半个小时后,我们挪到了接待处。接待人员一字排开,热情接待着来自全国的红卫兵。他们发给我们人手一张北京市公交车“免费乘车证”,北京市交通地图及现在一角硬币大小的一枚红色毛主席像章。然后安排我们坐上了大巴车,经过北京几百年的古老城区,直驶我们下榻的安定门外和平里饮食服务中心。 来北京的红卫兵每天以数万计数十万计的速度增长,北京市的接待工作处于超负荷的运转之中。各部委,各大专院校和中小学工厂都成了接待红卫兵小将的地方。反正从大学到中学小学都一律停了课嘛。虽然这样,对于日益增多的小将们的接待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象和平里这种饮食服务小企业,虽然条件很差,也设接待站来接待全国向北京涌入的红卫兵就成了一种无懒之举了。 接待站的人员也很热情,可能他(她)们都是经过了一定接待工作的教育和短时培训的。他们口口声声称呼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并有专门人员负责我们的睡觉、吃饭、活动等一切事务。 睡觉很简单,在一个很大的空房子里,地面上铺满了草袋。把我们自己的被子在草袋上打开,睡觉的问题立即解决了。吃饭是不花钱的,每天五角钱的伙食费全由北京市委解决,发给你餐票。要知道,我们在荆州中学每人的伙食费每天只两毛七分钱呢。在北京每餐的半斤粮票可得要由自己交。当然,没有粮票,你就得拿着学生证向接待站去错,去填表,去签字。当然最终也会得到妥善地解决。 这个小小的接待站,就住下了几十人,每天来吃饭的红卫兵更多一些,可能他(她)们住在另外的地方。虽然每天有五毛的伙食费,但是,吃饭还是很简单,大米饭或者馒头就着放有少许肉片连汤带水的白菜,每餐千篇一律。对于正在发育时期的我们来说,有时还吃不甚饱。当然,高涨的革命热情和精神,完全能让我们克服这些困难。东北来的几个十四五岁的小红卫兵很不满意,我们对他们晓之以理:要他们明白到北京来的目的,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们是来学习文革经验的,不是来享受的。只要有地方吃住,就是很不错的条件了,老革命们爬雪山过草地,连皮带草根也没得吃,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一副革命姿态和凛然正气,让这些小红卫兵们不得不折服赞叹。 食宿安排妥当,明天的行程作何安排?五个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其一是,到了北京,首先应该去天安门,因为那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地方。其二是,我们到北京来是学习文化大革命经验的,首先应该到北京的大专院校去参观学习,不然,将来回校后,怎么向同学们交待?当然,是少数服从多数。我们最后决定第二天的行程是去北京大学,这是诞生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地方,是文革的发祥地之一。 啊,北京大学,这个具有五四革命光荣传统的中国著名高校,我们向往的文革圣地,你的英姿明天就要在“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来自荆楚大地的五位虔诚的红卫兵面前展现了,真是痛哉快哉呀!

(六)北大串连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刮着不大的北风,天气睛好。早上起来吃饭后,直奔就近的交通车站。我们乡里孩子第一次到北京,第一印象是北京真是太大了啊!为了晚上回来能方便地找到住地,我们每个人都用笔记本记下了安定门外和平里住宿地的地址。L同学毫不在乎,懒得去记它。他心想,反正你们都记下了嘛,我一个人不记没关系的。谁知道偏偏后来就有了关系,当然这是后话。 气温很低,在湖北的荆州还是风和日丽,人们还穿着夏装,可北京的早晨就到了摄氏0度左右,马路边的水也结成了冰。我把破旧的绒衣和另一条单裤全穿在身上,也仍然感觉到寒气逼人。北京的寒冷给了来自南方而又没有充分作好抗寒准备的我们五人第一个厉害的下马威。以后在北京的日子里,我们就一直苦苦地幸福地忍受着寒冷的无情煎熬和折磨。 交通车站牌下挤满了衣衫单薄冻得瑟瑟发抖正在等公交车的来自祖国各地的红卫兵。在这寒冷的北京,只要公交车一停下来,大家就拼命蜂拥而上地朝车上猛挤,有的要拼搏好几次后才能勉强挤上公交车。车上的人比沙丁鱼还沙丁鱼,胸腔腹部被挤得几乎变形,要想转一下身子也是很困难的事了。售票员根本无法查验红卫兵们的乘车证,乘车证在这时可就完全成了一种无用之物。要不是一种让现代人无法理解的信念在支撑着当年红卫兵们兴奋的神经,他们怎么会到这遥远的北京来受这份罪呢?在这样的处境下,竟然还有人带头唱起了语录歌,一人带头,大家随唱。挤得辛苦,唱得热闹,真是滑了天下之大稽呀! 到北京大学和颐和园等地去必须在西直门外转车。西直门这座明清两代御用水车自玉泉山采水的必经之门,两边灰黑色逶迤高耸的古老城墙和安定门德胜门那边的城墙一样保存完好。城楼和箭楼无不默默地诉说着那段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或辉煌或屈辱的历史。在此转车的黑压压的红卫兵人群一片混乱。挤车更是难上加难。我们费了好一番周折,才挤上了开往北京大学的公交车。车到北京大学站,也是好不容易才从车上挤了下来。 啊!北大,这个创立于1898年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是当时中国的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现名。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祖国的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不可替代的贡献。北大,现在你终于向我们敞开了热情的双臂,迎接着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热血青年。 带有浓郁民族特色古色古香的北大校门在文革初期的炮打火烧的疯狂中静静耸立。在这个见证了新旧中国几十年风雨苍桑的大门口,我们五个人决定分头行动,从而提高学习的效率,并商量好了下午五点在此校门口集合的方案。 呀,真不愧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诞生地呀!但见校园内,大字报栏比比皆是。墙上的,栏上的,绳索上的,地上的,外面的,教窒的,饭堂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我们来到北京大学,简直就是进入到了大字报的迷宫中一般。象红楼梦中的刘佬佬进了让她眼花缭乱的大观园一样,我们被大字报的海洋包围着裹夹着,感到既兴奋又压抑,无所适从。我猜想,每天是不是要用很多汽车才能把这多的大字报所用的纸张和笔墨运得进来呢? 用黑色的墨汁书写得或工整或潦草的大字报上,有的为了着重强调其标题和内容,还用红色的朱笔画上了一些圈圈点点和波浪线的符号。大字报的内容都是向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黑线开火,揭批北大乃至北京市甚至中央部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滔天罪行。当然,被毛老人家钦定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内容及其人和事也就成了大字报必然关心的中心。北京大学的领导陆平、彭佩云成了大字报集中攻击的目标。并咄咄逼人地要揪出他们的总后台和黑手来。其后台和黑手是谁?虽然当时的大字报并没有点名,但是大家却心知肚明。那就是毛老人家铁了心要发动群众来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北大校园还有辩论反动的“血统论”的大字报。七月份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八月份,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贴出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的对联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把他“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条条本本。”从而把文革初期反动的“血统论”推向了极致。 一名叫遇罗克的北京的高中生在名为《出身论》的文章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后,深刻地揭露了所谓血统论在革命口号下的封建主义本质,从而对反动的“血统论”进行了猛烈的反击。支持谭力夫和支持遇罗克的两派势力互不相让,双方的大字报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剑拔弩张。 我们被大字报的现状、被大字报的威力、被大字报的氛围所震撼着。难怪老人家高瞻远瞩,在国家经济条件极端困难,在北京的接待能力如此单薄的情况下,却毅然用接见红卫兵的办法鼓励我们冲破层层阻力,到伟大首都北京来学习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来寻求防修反修的革命真理的。 无数的红卫兵小将们都如饥似渴地饱览着大字报的内容,更多的则是或脆或坐,手拿纸笔,笔走龙蛇地抄录着大字报。全凭脑子怎么能记得住如此庞杂的大字报内容?于是,我们也加入到了抄录大字报的队伍之中。精神高度集中,只觉得手和眼并不够用。够虔诚了吧?够投入了吧?但是,这的确是当时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们的真实写照。 不知不觉,顿觉饥不可耐,原来时已过午。可见我们学习文革经验的心情之迫切。我和G同学四处寻找充饥之物,不觉来到北大食堂。在二楼饭厅,只有少许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出售。吃惯了南方大米的我们,面对这种粗糙得象铁疙瘩似的食品颇有些不舒服。谁让我们错过了吃饭时间呢,没办法,也只好买它几个。教授们都能“享用”的美味食品,我们也就权且用它充充饥吧。 胡乱嚼着难以下咽的窝窝头,紧锣密鼓地一字不漏地继续着抄大字报的工作。这如山似海的大字报,就是通过我们这些红卫兵的笔和手,流向了四方,流向了全国。这,就是我们的“串连”方式之一,也是毛老人家期望的呀。北大的串连收获颇丰。回到学校,我们可以把在北京抄录的大字报展示出来,也就有了向同学们汇报和眩耀的资本。 下午五点快到,我们从不同的地方带着丰收的喜悦心情向早上约好的北大校门口集合。四个人全到了,唯有L同学左等右等不见踪影。怎么办,多等一会,说不定他抄大字报抄着迷了呢。等呀,等呀,一直等到了六点正。此时兴奋满足的心情由于L的迟迟未到而荡然无存。我们担心他是否独自先归,于是,都带着一种疑虑沉闷的心情挤上了回和平里的交通车。 一整夜,我们都是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迷迷糊糊中,好象看到他已经兴高采烈地回来了,还带来了当年被疯狂的红卫兵,被受愚弄的全国人民用“珍贵”二字来形容的毛老人家的照片。我们大家跳啊,蹦啊,欣喜之情无以复加。醒来,原来是一个虚幻的梦境。东风战斗小组的红卫兵一行五人,今天怎么就首次出师不利了呢?这叫我们这几个幼稚的学生回学校怎么交待? 让我们揪心的L同学呀,你今在何方?

(七),游览天安门广场 L同学的一夜未归,让我们彻夜睡不安稳。二十七日早上起来,大家情绪一落千丈。焦燥不安的我们不得不去向接待站反映我们昨天在北京大学丢失了一员战将的不幸消息。接待站工作人员安慰我们说,一个20岁的小伙子怎么就会平白无故地在北大失踪呢?今天再看看吧。如果他今天还不回来,那你们就只得找派出所报案去了。 今天再到大专院校去串连,再去豪情满怀辛辛苦苦地抄大字报的兴趣荡然无存。我们决定到让世人仰慕的神圣的天安门广场去游览游览,以此换回好心情。 气温零度左右。衣衫单薄的我们照例是瑟瑟发抖地和众多的红卫兵们一次又一次地好不容易才挤上公交车,照例是胸部腹部受着难以至信的挤压。红卫兵们照例是在挤压中歌唱,在歌唱中被挤压。公交车上的被挤压成了红卫兵们在北京司空见惯的寻常之事,北京的交通已经紧张得不可想象了。 听说,中央为了支持红卫兵串连,为了缓解北京交通的紧张状况,煞费苦心地从全国抽调了大批的交通车进京支援。其中仅上海就抽调了300辆,武汉抽调了100辆。但是,在全国数百万红卫兵向北京涌入的当初,杯水车薪的公交车的增加让北京交通紧张的状况依然如故。 好不容易才在天安门站挤下了车。 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和世界最大的天安门广场终于展现在了我们面前。绿树掩映,国旗飘扬,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分列东西两侧,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南面耸立。这可是全国人民日夜思念的神圣之地呀!乡里孩子第一次来到这个神圣的地方,真有一种莫名的拘谨、茫然和激动。广场上,一群群来自全国的虔诚的红卫兵小将们无不带着一脸的兴奋和自豪,在游览,在攀谈,在朗读毛主席语录和毛语录上林彪写的狂热歌颂吹棒毛老人家的“再版前言”。 我们来到层层台阶环绕巍峨高耸雄伟壮丽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怀着崇敬的心情浏览了四面的精致浮雕,追忆了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那一幅幅栩栩如生极具艺术和历史价值的汉白玉浮雕,默默地向我们诉说着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百多年来的近代中国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来到纪念碑后面的柏树林(现在就是毛纪念堂所在地)里,但见柏树碧绿苍翠,展现着勃勃生机。我小心翼翼地采摘了一小片树叶夹在笔记本里珍藏起来,把它作为在北京串连的永久纪念。 天安门的前面,数千名红卫兵静静地排着若干路纵队等候照相。到北京来的红卫兵都把能在天安门广场以雄伟的天安门为背景照上一张手捧毛主席语录放胸前这种标准姿势的文革照片为骄傲,为时尚。各照相馆的摄影师把照相机一字排开,以最快的速度满足着这些狂热年轻人的美好心愿。我们一行四人,也加入其中,耐心地在队伍里向前挪动着脚步。 终于轮到我照相了。我也学着所有的红卫兵的标准姿势那样“右手捧着语录放胸口,左手自然下垂稍向后,两脚并拢不含糊,挺胸收腹看前头。”随着“咔嚓”一声,我年轻幼稚的红卫兵形象被永久地定格在了让世界人民仰慕的伟大的天安门广场。 照完相,我们决定进天安门城门内游览。宽阔的长安街上,车水马龙,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当时一没天桥,二没地下通道 ,要过长安街谈何容易。乡下的孩子上学时在荆州也只是看见了街道上稀稀朗朗屈指可数的几辆汽车。看到如此这般的滚滚车流,神经高度紧张,早慌了手脚。我们一行四人在广场跃跃欲试了几次也没找到过长安街的机会。突然机会终于来了,众多的汽车流之间出现了一个难得的空档,但见我们的组长D同学瞅准了时机,当机立断,一个箭步冲向长安街。当快到对面的时候,随着汽车喇叭一声剌耳的尖叫,邓友光猛然回头,发现汽车已到跟前。脚下一滑,一跤摔着坐在了长安街上,被一辆北京吉普车又带着剌耳的刹车声向前推行了一米多远。汽车停住了,司机被吓得还没缓过神来,我们英雄的组长D,发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立即从地上爬了起来,一蹶一拐地钻进了长安街北面的人群。原来他过长安街时,只看了左边,没看右边,才出现了乡里孩子在北京第一次过长安街时如此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们另外三个同学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惊魂未定地跑过去问D要不要马上上医院去检查检查。他却象是做了小偷一样眼睛也不敢看人地红着脸说,没事没事。天哪!昨天在北大串连出师不利,丢了一个L还没找回来,今天要是在我们伟大的天安门广场再丢一个组长D那该如何是好啊! 反正总算没出大事,不过我们的心情还是大受影响。午门的城门紧闭,故宫也不开放,红卫兵破四旧的阴影也让北京的领导人们不得不防。在天安门内和西面的中山公园里面转了转,在天安门城内胡乱地买了几个象是加了什么添加剂的白得不能再白了的馒头充饥后,我们四人草草地结束了天安门的游览,又是拼命地挤车回到了和平里的住处。 呀,我们日思夜念的L同学回来了!他虽然面带着革命小将冲锋陷阵后一种胜利者的喜悦,但是神情还是略显疲惫。北京大学的几个校门太相似了,原来他昨天下午和我们汇合时找错了校门。失散后,由于没记下住址,在喏大的北京市他盲目坐车,盲目打探,后来干脆在大街上跑步寻找我们的住宿之处。直到夜深人静时也没找到住处的他疲劳不堪,在这寒冷的北京,最后只好在一所大学里用草袋当被褥胡乱凑合了一晚上。今天也没去串连,更没去游览。一整天的寻找终于感动了上帝,才出现了现在东风战斗小组革命大会师的动人场景。 乡下孩子第一次到了大城市,真的是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其洋相百出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一个个欢呼跳跃欣喜若狂,激动得泪花也挂满了脸颊。我们好庆幸哪!庆幸D还没伤着筋骨,庆幸L的失而复归。万幸哪,万幸!千里迢迢为了革命的信念赴京学习的东风战斗小组的五名幼稚的红卫兵小将终于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来到北京的最初两天。这两次的考验,使我们成熟了起来,后来,我们在诺大的北京可就游刃有余了。 啊,让人难以忘怀的北京初次之行!

(八),在清华 天气越来越冷,我把所有的衣服穿在身上还是无济于事。我们一人买了一条当时解放军战士外面腰间扎的帆布皮带,把腰紧紧地勒住,借以抵御寒冷。唉!我们这些南方的红卫兵在从学校出发的时候,幼稚得怎么就没想到要多带点衣服特别是能御寒的棉衣棉裤呢? 住在国家部委和大专院校的部份红卫兵幸运地穿上了由国家提供的崭新的棉军大衣。看到他们那身威武雄壮的穿着,心里简直有点忌妒。但是,到北京来的红卫兵太多太多,仍然还有相当数量的小将在忍受寒冷,那就更别提我们这个小小饮食服务行业接待站的红卫兵们了。我们最最最敬爱的毛老人家呀,你可知道你忠诚的红卫兵小将为了响应你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在经受着怎么样的寒冷考验和痛苦折磨? 接待站的人员看到我们受冻于心不忍,纷纷从自己家里拿出了旧衣服借给我们御寒,我得到了一件旧绒衣。这下可好,虽然下面只穿两条单裤,上身穿上了两件旧绒衣后,再把腰带一扎,受冻的程度顿觉减轻。哈!我们又可以甩开膀子精神抖擞地去北京的各大专院校串连了。 照例的挤车就不必赘述了,我们好不简单地来到了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是中国中外闻名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办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清华大学迁回清华园原址复校。 文革中,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一样,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风浪区。在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却又震惊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红卫兵”的名称就是1966年5月诞生在清华附中的。这样清华附中更是成为了如恶魔如神圣如罪孽如功臣有如天兵天将般传.奇色彩的“红卫兵”的开山鼻祖,因此清华附中被红卫兵们改名为“红卫兵战校”。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由于毛老人家的大力支持,迅速从清华走向北京,走向全中国。毛老人家于8月18日把红卫兵领袖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并亲自带上了鲜红的红卫兵袖章。从此后,红卫兵运动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绎出了一幕幕复杂纷纭的人间悲剧。 文革初期,老人家隐居南方,静观由他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变幻。当时由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了使文化大革命步入正常轨道,刘少奇按照以往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在经过毛老人家认可的情况下,向各大中学校派出了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向各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作法即使被毛认可却也违背了他老人家发动文革的初衷。他希望天下大乱,说乱是“乱了敌人”,还说要由天下大乱再去达到天下大治。他后来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作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并采取了让常人难以理解的一些过激措施。 当时,以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与文化革命工作组的矛盾日益加深。最后,这个在文革中不自量力的蒯司令与他的部下居然赶走了刘少奇派到清华大学有其夫人王光美为组员的文化革命工作组。其矛头直指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北京和全中国都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在毛老人家的支持下,全国各大中学校的工作组全部灰溜溜地撤了出去。此后,七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在北京市于人民大会堂召开有一万人参加的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就自己在文革初期对各大专院校和中直机关派出工作组的作法作出了认真严肃的检查。 清华大学没有北大那种古色古香的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古建筑,不是很华丽很壮观的教学楼和宿舍楼等建筑物无不带有中国五六十年代建筑物十分粗糙的痕迹。历经春夏秋冬见证了清华的兴衰和繁荣上书有“清华园”三个遒劲大字的带有一定的历史印记的清华大学于清代末年就有的标志性建筑老校门已经被不知天高地厚破四旧的红卫兵推倒。这种毁灭历史毁灭文化肆无忌惮破坏文物破坏历史古迹的悲剧只有在毛领导的文革中才会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清华大学校园内和在北大看到的文革场面一样热火朝天,到处是一片大字报的海洋。我们这些幼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照例或蹲或站或席地而坐地在那儿抄录着没有任何意义只能对社会造成极大破坏的大字报。大字报所写的内容除了揭批本校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黑帮外,更多的则是揭批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的滔天罪行。少数大字报还公开点名,把矛头指向了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这让我们十分震惊,让我们来自遥远湖北稚气未脱的青年学生也看到了以老人家为首的党中央搞文革的最终目的。当时的想法是:刘少奇可能保不住了,可能行将被毛老人家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所吞没。 到了清华大学不去看一看清华附中这个红卫兵的诞生之地,那好象是没到过清华了。我们来到清华附中,除了看到一些文革标语和大字报外,看到的还有学校的冷清。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在那个十分混乱的年代,在那个读书无用不要知识及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清华附中的大多数红卫兵们,也响应毛老人家的伟大号召停课闹革命地到全国各地串连去了。留下的是荒芜,留下的是破败。教室窗户玻璃的破碎及教室的脏乱,让人不堪忍睹。这个曾经是那些优越感十足目空一切在文革中不可一世的高.干子弟们横行的神圣学府的可悲现状,也使我们陡生了一种莫名的伤感和忧虑。 看到毛老人家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特别是看到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受到了老人家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及被接见的幸福场景,我们打心眼里羡慕极了。 在从清华大学回和平里的公交车上,我们湖北省荆州中学红卫兵东风战斗小组的五名幼稚虔诚的红卫兵小将都在想着热议着一个共同的话题。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是您最忠诚的红卫兵。您能丢下日理万机的工作,抽出时间来,让我们这些千里迢迢不辞千辛万苦来到你身边的红卫兵小将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小将们一样,也能享受到被您老人家接见的殊荣,也能沐浴到您这个全人类最伟大世界上唯一的大救星的阳光雨露吗?

(九),被检阅的前夜 在那个领袖聪明群众愚昧领袖人物所掌控的宣传机器也极力宣扬对领袖自己的个人崇拜的年代,在那个人民群众把领袖当成神圣当作救世主,领袖也希望自己是威严的神灵是人民的大救星极不正常的年代,在那个全国人民只拥有一个大脑当然也不允许人民拥有多个大脑泯灭良知狂热得失去理智的年代,人们都象圣教徒对上帝的虔诚一样把受到领袖的接见看作是人生中比吃饭比喝水比呼吸对生命更重要的需要和享受。我们这些有幸来到“世界革命中心”北京从生下来就受到了十多年彻底brain.wash和十多年强化对领袖的感恩教育的单纯幼稚的年轻人如果也能受到毛老人家的接见不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吗?在接待站,我们的心情越来越难以平静。一股暖流在胸中奔涌,一种期望在心中萌动。希望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大家热议着,兴奋着。 十月底的一天晚上,负责接待安排我们的饮食服务中心的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负责人N(忘记其姓了,权且按此称呼)同志来到我们住处。这个个子高大,面目和善的N同志每次都是很客气地和我们攀谈,关心我们的吃住,关心我们外出的方便和安全。我们都把他当成了一种身处异地后的依靠和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这次来到,他的表情好象与往常决然不同,说话之时面部带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高兴。看到他的表情,我们猜想,肯定有什么好消息。果不其然,他要我们明天早点起床后不要再去外出串连了,由他带我们到位于和平里的地坛公园去搞军训。这一不同寻常的喜讯让我们高兴得跳起来了。要知道,这可是毛主席要接见我们的信号呀!毛主席呀毛主席,你是不是最最理解我们这些红卫兵的迫切心情,在日理万机中也抽时间接见我们。当时处于狂热中的我们这些年轻幼稚的青年学生哪里知道毛老人家就是在用接见红卫兵这种手段来掀起更大的政.治.风.波,来搞乱全国,来实现自己推翻自己的政敌刘少奇的政治目的呢。我们就要见到我们心中最最最红的红太阳和红卫兵的红司令的兴奋左右着我们的神经,左右着我的的大脑,我们兴奋着,期待着。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起床吃了早饭,迫不及待地跟着N同志来到地坛公园。时值初冬,公园内的松柏遍地,仍然是郁郁葱葱,空地上早就聚集了不少的红卫兵。负责我们军训的是身穿蓝灰色军服背着挂包手拿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的海军战士。每个战士负责近百个红卫兵的训练。 军训嘛,我们可是成竹在胸,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就是象在学校上体育课时那样搞队形队列的训练吗?解放军战士把我们二十人排成一横排,要求以横队齐步前进时,成一条直线。参加军训的红卫兵来自不同的省份,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十四五岁,最大的就是那些二十出头的高校学生了。可能有一些人在学校的队形队列训练就不过关,所以这个看似简单的项目却怎么也协调不好怎么也成不了直线。我们右手高举毛老人家的红宝书按照走动的脚步有节奏地挥动着,一遍遍地走步,一遍遍地挥动红宝书。单独一队走步和集中一起走步交叉训练,长时间挥动红宝书的右胳膊酸痛难忍,军训单调而枯燥。为了在经过天安门城楼,经过毛老人家的面前时,能表现出毛的文革御用工具红卫兵的英雄气概,我们努力着,坚持着。一种强烈的象伊斯兰教徒即将到达麦加圣地一样的冲动在支配着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十分兴奋的神经。这样的军训搞了三四天时间也没走出一个很象样的队形,不得不草草结束。至此,我也不知道这个军训的意义究竟何在。 每天军训结束后回到住处,一个个累得趴在地铺上不起来。但是,一想到快要受到毛主席接见之事,快乐马上战胜了疲劳,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 十一月二日晚上,N同志终于带来了更好的消息,他要求我们今天早点休息,明天早上三点起床,准备参加天安门前的长安街红卫兵大游.行,接受我们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检阅。这个我们在北京串连期间结识的N同志,真是我们外地来京红卫兵的好朋友。他只要对着我们表现出一种掩饰不住的微笑,我们就知道那微笑后面一定是藏着令人兴奋的好消息。日思夜盼哪,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叫我们这些天真纯朴无邪从骨子里全是对神圣的领袖盲目无限崇拜的红卫兵小将如何能抑制住此刻的激.情?一个个跑进跑出,兴奋得叽叽叽喳喳地闹腾着,哪里还想睡觉?这下N同志可一反常态,严肃地对我们下命令了,他用毛主席语录教育我们,要我们听毛主席的话,一切行动听指挥。面对N同志对我们使出的尚方宝剑,这下才勉强灵验了,我们只好乖乖就范,一个个极不情愿地不得不钻进了冰冷的被窝。 迷迷糊糊中,我来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礼堂。礼堂里人山人海,喇叭里播放着文革时期很时髦的毛主席语录歌曲。这时,舞台上突然出现了当时能评价为一个脑袋可以顶几亿个脑袋象神灵一样披着灿烂光辉的毛主席,他向我们走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有欢呼,只有跳跃。跳着跳着,跳累了也跳清醒了,原来是一个梦境。一看周围的同学,一个个还呼噜呼噜地正处在甜蜜的梦乡中呢。 唉,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呀!凌晨三点,凌晨三点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这个凌晨三点怎么还没到来呀?

(十),第六次检阅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被狂热的中国人民奉为红太阳自己也心安理得当红太阳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六次检阅(也叫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革命小将。 这天,不到凌晨三点,我们尊敬的N同志还没到来的时候,我们一个个迫不及待地从简陋的地铺上爬了起来。即将受到老人家检阅的冲动,支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哪怕少睡两个小时,也是心甘情愿的了。 以最快的速度洗嗽完毕,N同志和饮食服务接待站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人发放了当天的食物:每个人一个网兜,每个网兜里放着两个卤鸡蛋,几个苹果,以及点心之类的食物。记得一九五四年,即长江流域发大洪水的那一年,我父亲从哪儿带回了一个一咬就发面一点也不脆的小苹果,我们全家四口用小刀一人分吃了一小块,感到了从没有过的享受。今天,老人家居然给我们每个人发放了好几个红朴朴,香艳欲滴的大苹果,你说,能不让人感激涕淋吗?。 在N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列队向十多里地外的受阅集合点走去。十一月北京凌晨的低温,让我们这些衣着单薄的小将们瑟瑟发抖。但,我们有办法克服。咬紧牙,把身体的肌肉尽力收缩,跟上队伍快速前进,用运动产生的热量来抵御北京初冬的严寒。这可是最好的抗寒办法了。被检阅前的极度兴奋也很有利于身体内部的热量释放。这一系列的抗寒绝招终于使我们的身体实现了热量的勉强平衡。 集合点在朝阳区外国住华使馆区的马路上。走到时,天色已开始放亮。但见通道的两头全是和我们一样兴奋一样戴着红卫兵袖章一样手拿红宝书一样手提网兜的红卫兵小将。大家各自按照事先划定的地段象军训时那样二十人一横排即二十路纵队站好了队形,然后席地而坐。只听得毛主席的语录歌曲象是在比赛似的振聋发聩,朗诵毛主席语录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热烈喧闹的场面让外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也为之侧目。 昨晚没有休息好,但即将受到有如神灵和上帝般的领袖检阅的兴奋,使我们忘却了疲劳。大家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那一个神灵和佛光出现的美好时刻的到来。 上午十时左右,检阅仪式正式开始。天安门的声音通过各个位置的高音喇叭,传遍了受阅红卫兵所处的每一个边边角角。为毛老人家歌功颂德的雄壮的东方红音乐声过后,被狂热的中国人祝福为“永远健康”的伟大的副统帅林彪带有湖北黄岗腔调的普通话以及周恩来总理的江浙声音的讲话让我们感到了莫大的振奋和鼓舞。他们讲话结束后,靠文革起家的“四人帮”之一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庄严宣布游.行受阅开始。文革时期高亢的革命歌曲的旋律以及播音员慷慨激昂的解说,感染着每个人。我们兴奋地从坐的地方站立起来,排好队列,拿出前两天军训的姿势和昂扬的气概,手捧红宝书准备接受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检阅。每个天真幼稚心无杂念的红卫兵小将当时的心情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述的了。播音员激昂的声音鼓动着我们:“北京,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高的统帅红司令毛主席居住的地方,高山火海也拦不住我们奔向毛主席的身边!”“革命小将带来了全国各族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最珍贵的礼物也难也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无限崇敬,千言万语,拧成一句话: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一种对封建君王的吹捧之辞在这儿被继承和发扬得淋漓尽致。 时间过去了很久后,队伍终于向前挪动了脚步,大家的精神也紧张起来。但是,挪动了两步后,却再也难得挪动下一步了。停滞好一会后,好不简单再向前挪动两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一直是这样走走停停,我们的心情也从激动转而变成了一种焦躁不安。 凌晨天还没亮至下午的喧闹声让使馆区外国人员不得安宁。也不知道外国朋友们对中国人的这种疯狂,这种对老人家崇拜的盲目和幼稚以及国家和人民为此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作何感想。使馆区里绝大多数的使馆“城门紧闭”,不见一个外国人,只有守卫使馆的中国卫兵坚守岗位的笔挺身影才显示出使馆区的威严和神圣。越南使馆和古巴使馆的阳台上,有孤零零的两个外国朋友也拿着毛主席语录在向着游.行队伍挥动。那么多的使馆为何只有这么两国使馆对我们的文革游.行产生好感和兴趣呢?看来,我们的报纸和电台所宣称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在这儿受到了现实的无情嘲弄。但,总还是有两家患难兄弟对我们狂热的文革检阅作出了友好的表示,我们又感到了一种阿Q式的无比自豪。游.行的红卫兵也手拿毛语录向着客人挥动以礼回应,一种国际之间的友谊情绪再次感染了焦急等待中的每一位红卫兵。在这样的热烈氛围中,我们忘却了焦躁,也增加了一定的耐心。 一直到了下午,我们的游.行队伍还在使馆区里慢慢向前挪动着,还没走上宽阔的长安街。周总理一直在号召着,要“红卫兵小将们,听毛主席的话,要向前进”!已经到达天安门前的红卫兵们,就是没听总理的话,他们就是不向前进。而是停滞不前地想挤过金水桥去,去近距离地一睹老人家神灵般的尊容。周总理的嗓音越来越嘶哑了,队伍挪动的速度依然如故。也不知道首长们中午吃饭休息与否,反正周总理嘶哑的鼓励红卫兵们不要停留,要勇往直前的号召声,伴随到了游.行的始终。唉!我们敬爱的总理呀,你真是辛苦了! 下午四点左右,我们的队伍终于挪到了长安街上。啊!几路队伍会师,形成100多路纵队,把一个宽阔的长安街塞得没了缝隙。真是人如潮涌,声如惊雷呀!太壮观了,太壮观了!在长达五十华里的红色大道上,两百多万张还略带稚气激动异常的脸迎着红太阳,两百多万颗火热的心热切企盼着到达天安门前那一个幸福的时刻。游.行队伍之列,我看到了几面北京大专院校的校旗在迎风飘扬。按照游.行设计者的要求,这100多路纵队,也就是要100多人组成的横行队列,手挥毛主席语录,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成一条条直线走过天安门前,接受老人家的检阅。现在队伍一乱,什么方阵全没有了。有的只是拥挤拥挤再拥挤,混乱混乱更混乱。我们在地坛公园几天军训手挥语录齐步走的英雄姿势全派不上用场了。 上了长安街,前进的速度稍许加快,但是,还是不尽如人意。啊,已经快到天安门东侧的标语牌了!啊,已经快到天安门东侧的观礼台了!天安门离我们愈来愈近,我们的情绪愈来愈高涨。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多么想念你,我们日日盼,夜夜盼,今天终于要见到您。时间呀,时间呀,你慢点走啊,让我们好好看看毛主席。即将见到毛主席老人家了,即将见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了。这不是我们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吗?这不是中国千千万万革命人民所向往的吗?我们感到了无限的幸福!这样的场面和伊斯兰教徒们不远万里冒着被踩踏致死的危险到麦加朝圣又有何区别呢? 这时,喇叭里传来“时间不早了,停止游.行”的声音,老人家已经停止检阅。顿时,我们如五雷轰顶,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想到自己的迫切愿望已经破灭,心里不是滋味,有的红卫兵还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滚滚泪水。 天色暗了下来,广场和长安街上平时不开的华灯也一齐大放光明,景色蔚为大观。这种美丽壮观的景象也总算让来自穷乡辟壤从没见过世面的红卫兵们的心理上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安慰。拥挤的人群使我们向天安门方向也挤不动了,只好无可奈何地向来的方向回撤。 回住处的路上,又是滚滚的人流,又是拥挤的人群。想从马路一边向另一边横穿,真是比登天还难。只能受着人流的裹夹,亦步亦趋地紧跟着N同志随着人流的方向移动。好不容易到了接待站,吃过饭,睡了下来。外面街道上接受检阅后回住处的人群还是络绎不绝,嘈杂之声不绝于耳。唉!中国的人怎么这么多呀?这么多人,让那些帝修反应该是闻风丧胆了吧? 听说到了第二天,在天安门的金水桥前打扫卫生,就装了两汽车红卫兵被挤掉了的鞋子。唉!在这初冬季节,也不知道那些被挤掉了鞋子的可怜的红卫兵们是如何走回他们的住处的。 比起那些被挤掉鞋子的红卫兵们,我们也算幸运。但是,想啊,盼啊,军训了几天,半夜起来,游了一整天行却没有见到毛老人家的一种失落心情依然笼罩着我们,让我们久久不能入眠。 毛主席呀,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什么时候能让我们享受到您的恩泽呢?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真正目睹到你的光辉形象呢? (附第六次检阅的录相网址网页链接)

(十一),在北京的大专院校 虽然在十一月三日毛主席第六次检阅红卫兵时我们无缘见到他老人家心中有无限的遗憾,但是到北京来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动机仍然强烈地支配着我们。我们决定一面到各大专院校去看大字报,一面等待毛主席下一次的接见。他老人家还接见与否毕竟是一个问号,但是,我们却在耐心地、满腔热情地期待着。 革命大串连的风暴,把北京各大专院校及中学的学生,不,应该说是把北京的红卫兵也刮到了全国的四面八方,他们和全国的红卫兵来的是一个“逆向运动”。全国的红卫兵向北京涌来,他们是向全国散去。他们是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去的。他们是秉承老人家的旨意,去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去点向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炮的烈火。北京各大专院校和各中学内的留守人员已经不多,但是,大字报却一点没有减少的迹象。 我们在几天内,依次来到了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石油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学院、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一些文化革命的重灾区。这里和北大清华一样,都是揭批本院校本单位的资产阶级当权派阻碍文革的反动言行和其反动历史、揭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揭批本校文革工作组的滔天罪行以及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大字报。我们看哪,抄啊,恨不得把这些文化革命的丰硕成果全部囊括于自己的怀抱之中。其幼稚单纯和被愚弄之后的狂热表现让人无法理解和想象。 中共中央宣传部位于北京沙滩,即五四时期原北京大学的原校址内。在这儿,我们追忆了小说《青春之歌》所描写的历史场景,看了老人家号召DD以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为首的“阎王”,“解放”人民群众“小鬼”为揭批核心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也感到了一种心灵的震撼。有的一篇文章的大字报就多达好几十张,满满当当地贴满了中宣部略显简陋存旧的楼房的一面墙壁。文革来势迅猛,连身为老人家喉舌为老人家的路线摇唇鼓舌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中宣部也未能幸免,更别论那些没有多少背景和地位的“小爬虫”了。 在地质学院,以王大宾为首的“地院东方红”红卫兵组织的文革初期成果展览吸引了我们。展览的内容都是以赶走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为主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步步深入,把文革的战火一直烧到了原地质部部长何长工的身上。其中的一些描写反对文革初期工作组和揭批本院黑帮的诗词和漫画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我怀着极大的兴趣一一进行了抄录。 当时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等,都是文革初期名震一方的左派组织。他们的头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号称北京造.反派红卫兵响当当的“五大领袖”。这几个组织的报刊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东方红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红旗》、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的《井冈山》,加上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的《新北大》合称为北京地区红卫兵五大造.反组织报纸。这些报纸的特点是,因为其组织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实际上就是得到了毛老人家的支持,所以在北京乃至全国有很大影响,发表的社论往往代表了中央文革的态度也就是毛老人家的态度。我们只要一看到有这样的文革小报发放,立即会趋之若骛地围上前去,或索取,或购买。这样比我们用笔去辛辛苦苦抄录大字报的确省事多了。得到报纸后的欣喜若狂和满足难以用语言表达。 报纸传单满天飞,要看的要抄的大字报也太多太多,要学习的内容也纷繁庞杂,真让人眼花潦乱目不暇接,抄录时有一种顾头不顾尾和力不从心的感觉。由毛老人家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越烧越旺了。用当时最流行的话叫做“让那些封资修的东西见鬼去吧!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一定会普照全世界!” 在当年北京还算现代化的建筑之一的北京工人体育馆,我们参加了华东地区赴京红卫兵代表控诉华东地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诉和批判大会。偌大的体育馆内人山人海座无虚席,文革造.反浓烈的火药味充斥其间。那些发言的红卫兵代表一个个慷慨激昂热血沸腾,使出了全身吃奶的力气在那儿声嘶力竭地愤怒控诉着。从他们逻辑混乱的语言表述中,可以真实地显现出那个时代的疯狂和社会的盲目与无序。但这些却是毛老人家所极力支持和怂恿的。出席控诉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们的情绪也仍然被感染着,恨不得把华东地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揪出来斩尽杀绝方才罢休。 当时,在我的头脑里突然萌发了一丝和当时文革的主曲调不太合拍的想法。既然这些地方的组织坏了,以毛为首的党中央为什么不利用中央强有力的组织措施来加以妥善解决,而非要让全国的青年学生停课进行全国大串连进而来摧毁它不可呢?这些复杂的问题和其中的奥妙对于当时身为青年学生的我等之辈,那就百思不得其解了。 在清华大学,我们参加了号称十万人揭批文革初期清华大学工作组罪行及批判本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大会。一个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居然能号令十万之众,居然有能力组织如此规模的群众大会,显然其来头非同一般。宽阔的运动场上,人山人海,红旗飘扬,高音喇叭的声音震耳欲聋。拉人来参加会议的解放牌大卡车密密麻麻地停了一大片,使人觉得好象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汽车销售市场一样。这个主要由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组织的批判大会由于清华大学自身的特殊性使其对北京和全国的影响不可低估。身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的出席和讲话更加显示出这次批判大会的规格之高和影响之广。正是由于有毛老人家对清华造.反红卫兵的大力支持,才出现了李雪峰出席此大会的“感人”景象。 毛那双看不见的巨手,无时无刻不在通过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左右着北京几个知名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文革运动。文革期间,全国看北京,北京看北大清华。北大和清华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在整个北京城有所反映。北京有反映,全国就跟着有动静。为什么毛老人家鼓励全国的红卫兵冲破层层阻力,到北京来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的呢?那种决策的动机和目的不是很清楚的了吗?参加大会的各省的红卫兵不是可以把清华的狂热及炮打火烧的冲动和所谓的文革经验毫无保留地带向全国去吗? 文革,就是在这种无序的冲动和混乱中,把造.反的理念灌输给了天真无知的青年学生。再由青年学生们充当马前卒,进而去毫无顾忌地向全国的各级领导机构盲目开火,从而造成毛老人家所希望看到的全国各级领导机构瘫痪的“大好形势”。 唉,文革,这个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怪物,正在把当时的中国拖向灾难的深渊。

(十二),第七次检阅 自从毛主席第六次检阅红卫兵后,我们想受到毛主席检阅的愿望日益强烈。我们下了决心,一定要等到我们盼望的那一天。 真诚感动上帝,雨露终于降临。十一月九日,N同志又给我们接待站的所有红卫兵小将带来了好消息。毛主席决定于十一月十日和十一日共两天第七次检阅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先一天是组织军用卡车6000辆,每辆车上站50人,共检阅30万红卫兵。第二天,未被检阅的所有红卫兵一律分列于长安街两旁,老人家乘坐敞篷汽车进行检阅。我们被安排在了第二天被检阅。但是,N同志却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十日这天严禁上街,严禁外出,只能待在接待站里,这是上面的指示。管它呢,只要能见到有如神灵一样的毛主席,什么要求我们也能答应。 九日下午,我们迫不及待地相约到东长安街去见识见识检阅前的盛况。 长安街是北京市的一条东西轴线,东起建国门,西至复兴门,天安门坐落于长安街中点的北侧。这条修筑于明朝永乐年间与皇城同时建造的北京城最宽阔的街道,是明代兴建北京城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它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新中国成立以后,街面被拓宽为50至100米,东西长安街的延伸线东达通州,西抵石景山,总长50公里,有百里长街的美称。 九日,和毛主席第六次检阅时一样,长安街已是标语高悬,红旗飘扬。靠近长安街北侧紫禁城的红墙跟,隔不多远就用帆布围着直接在泥地上人工刚挖出来的数不清的非常简易的临时厕所。帆布外侧用和天安门城墙一样的红土涂抹,远看即和紫禁城红色的城墙浑然一体,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在那个报纸电台到处宣传人民已经过上了幸福生活实际却物资异常匮乏,基础设施极其简陋的年代,看到京城的这种不协调设施,让你不得不佩服组织者因陋就简的良苦用心和非凡的创造力。 傍晚,在和长安街交界的其它街巷里,6000辆军用卡车早已就位。每辆车的两边车身上,都挂上了文革时期很流行的红布标语。看来,在这寒冷的夜晚,一万多名解放军司机又要在汽车驾驶室里将就一晚上了。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不可能感到苦和累。他们一定会感到在经历那个不平凡的历史时期的自豪,以及也能见到被人们狂热地称呼为红太阳的毛老人家的幸福。 十一月十日,老人家第七次登临天安门城楼,检阅着五路纵队,绵延三十华里的汽车长龙上的三十万手挥语录,群情激昂的红卫兵革命小将。伴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铿锵有力的旋律,男女播音员激昂的声音感染着每一个人:“浩浩荡荡红色的激流,革命的激流,发源于井冈山,流遍全中国,冲垮了旧世界,缔造了新中国。今天,这红色的激流又沿着我们伟大舵手毛主席开辟的航道汹涌澎湃胜利向前,谁妄想阻挡这历史洪流的前进,谁就会被洪流所淹没!”这个“谁”,不就是暗指老人家铁定了心要发动被愚弄得只有一个脑袋瓜子的群众来DD的刘少奇吗? 这天,老人家还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把文化革命搞得更好。看来,他老人家对自己亲自发动的文革离达到他自己的预期“更好”的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他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向着高呼万岁的人群也高呼“人民万岁”!从而使“万岁” 这个历朝历代臣民对皇上的称呼用在毛本人的身上更加时髦,更加大行其道。“毛主席的声音象春雷,回响在祖国的上空,毛主席的声音象春雨,滋润在亿万人民的心头!”播音员激越的声音在对神化领袖、无限崇拜等极不正常的政治举动摇旗呐喊推波助澜。 无缘目睹十日天安门前威武雄壮的滚滚汽车洪流, N同志带领我们在接待站里组织另外的活动。他买来了肉馅和面粉,组织大家学包饺子。我们理解他怕我们出去而在站里无聊的良苦用心,也争先恐后地参与其中。南方学生包饺子的笨拙没有被手脚灵巧的北方学生低看,大家都尽情享受着N同志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满足。我们南方乡下经常连肚子也吃不饱的孩子们在这之前,见也没见过饺子的模样。那天,我们平生第一次品尝到了北方饺子鲜美可口的滋味。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让人忘记的日子。也是凌晨三点就急匆匆地从地铺上爬了起来,也是每人得到了接待站发放的一个装有食物的网兜。只穿着两条单裤的我们在N同志的带领下,冒着零度以下的严寒在夜色中瑟瑟发抖地列队向东长安街行进。语录歌声和整齐地朗诵主席语录的声音把每个红卫兵的情绪也调动了起来。 长安街的南北两边,每边已经坐上了两排一个紧挨着一个身背黄挂包手拿红宝书的解放军战士。其后的一二十排,便是来自全国各地手捧红宝书的红卫兵小将了。很显然,这些解放军战士是来用人墙挡住身后的红卫兵,以防第六次检阅时混乱的局面在第七次检阅时继续重演。带队的N同志和其它带队的人一样,要求紧缩着身子以抵抗严寒的大家席地而坐,保持好队形。高音喇叭里的文革歌曲雄壮有力,红卫兵们的歌声也此起彼伏相互辉映,寒冷中的场面倒也热烈壮观。 上午半天, 衣着单薄的我们就这样在严寒的侵袭中单调地席地而坐着。大家不时使出浑身力气拼命唱着文革时期的语录歌曲。只有激动时,只有歌唱时,热血才可以沸腾,沸腾的热血才可以带来抵御严寒的热量。 下午,实行交通管制的长安街上不时驶过一辆有人拿着报话机的小汽车,显然,这是毛老人家检阅前的先头部队。毛主席乘敞篷汽车开始第七次对天真幼稚的全国红卫兵的检阅马上就要开始。在瑟瑟的寒风中耐心等待了大半天的红卫兵们早就翘首以盼了。高音喇叭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更加嘹亮激越,大家的心也全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一个个瞪大了双眼把头情不自禁地扭向了长安街的西面。 为老人家歌功颂德的东方红乐曲声骤然响起后,只见一辆敞篷车开来,上面站着一个身着黄.色军大衣的魁伟身影,在向着大街两边的红卫兵挥手致意。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激动的口号声也在我的身边骤然响起。这时队伍一下全乱了套。坐在地上的红卫兵都站了起来,面前的两队解放军也紧张地奋力手挽着手阻挡着激动向前涌动的红卫兵人群。车到跟前,一看,不是他老人家,而是一个中央首长在向红卫兵们打招呼。后来才知道这个首长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杨代总长的出现也预示着毛老人家的车队即将到达。这真是一场善意的误会呀! 看见了,看见了!只见远方的车队缓缓向东面开来,好几大卡车中央警卫战士手挥红宝书向红卫兵致意,接着是排成“V”字形的十一辆摩托车开道。被无限神化了的毛老人家坐着的用北京吉普车改装成的敞篷汽车紧随其后。 “一轮红日高照,万道金光灿烂,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我们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和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来到了我们身边,红太阳从我们的心中升起来了!”“高举红色宝书,胸戴毛主席像章,我们心中升起不落的红太阳!”播音员激动人心的声音和雄壮的乐曲声从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中传出,更是把热烈的气氛推向了高.潮。这时,队伍发生了严重骚.乱,本该坐在地上的红卫兵全又站了起来,拚命向前挤去,队伍全乱了。我们东风战斗小组的五位忠诚的红卫兵小将不忍心加入打乱队伍的行列,被拥挤的人群抛到了最后。看不到老人家怎么办?时间紧迫,不能错过这一激动人心的幸福时刻。我们拿出了吃奶的力气和平时在学校上体育课练就的弹跳功夫,在人群的后面跳啊,嘣啊!只有在每次跳上去的那零点零几秒钟的时间,我们才能亲眼目睹到他老人家那至高无上救世主般的光辉形象。北京时间十一月十一日的下午三点零四分,毛老人家的车队已经驶到我们面前。面对我们这儿的混乱局面,本来坐在车上的毛老人家突然站了起来,向着我们这个混乱的“重灾区”挥动着扭转历史车轮的巨手,从而使我们这儿的红卫兵队伍的秩序出现了更大的混乱。混乱的红卫兵队伍连那个狂热时代最时髦最能向封建皇帝表达忠心的“万岁,万岁,万万岁”慷慨激昂的口号也不知道喊了。毛老人家右边站着陈伯达,左边站着周总理,也一齐按照文革时向毛老人家表达忠心的标准动作,向我们这儿机械地挥动着手中的“红宝书”。这种挥动手中“红宝书” 的标准动作是毛老人家的最最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最最最敬爱的林彪副统帅发明创造的。毛老人家最喜欢最欣赏最为得意的这种标准动作,在文革时期,在全国八亿之众中,哪一个又不是把它表演得得心应手,牢记得滥熟于心呢? 十多辆敞篷检阅车过后,又是十一辆呈倒“V”字形的摩托车队,其后又是好几卡车手挥红宝书的中央警卫战士。毛老人家的检阅车队走远了,在喧闹声里渐渐消失在东面的视野中。我们都带着一种意犹未尽的激动和自豪。这时,才听到了身边几个小个子红卫兵和几个女红卫兵伤心的痛哭声。原来,他(她)们不但没看到毛主席,有的还被拥挤的人群踩在了脚下。幸好没象第六次检阅时的人山人海,要是在那儿,说不定会发生象麦加朝圣者成百上千人被踩踏致死的可悲场面。但在这儿被疯狂的人群踩一下,也是让他们够受的了。看着她们披散的头发和满是泥土的衣服以及满眼的泪水,我们从内心滋生出了一种深深的同情。唉!同情有什么用?我们东风战斗小组的龚德鑫同学跳起来也只看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刘邓在共八次的检阅中均露过面,后来才被DD),连毛主席的影子也没见到呢! 高音喇叭里播音员高亢激越好象我们的毛老人家立马就会成为全世界的主宰者的声调仍然在继续着:“革命的风雷惊天动地,指引着中国人民永远向前,四分之一人类前进的脚步声震撼全球,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普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永远胜利地前进,前进!” 受到毛主席检阅后,哪怕只是在跳起来的零点几秒的功夫看到了他老人家,我们象虔诚朝圣的伊斯兰教徒一样,心理上精神上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第二天,北京各邮局门前排起了急着向学校向同学向亲人发电报报告终于见到了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特大喜讯的长长队伍,我们东风战斗小组的五名成员也位于其中。我们在电报上都是连用三个“最”字:“我们已于十一日下午三点零四分,见到了我们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在那个把毛当成神的年代,在那个大家都没有了头脑的年代,幼稚天真虔诚的我们当时感到了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附第七次检阅的录相网址:网页链接

(十三),参观“收租院” 在当年,毛老人家把人类的阶级斗争学说发展到了极致。他认为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就连一个普通人的脑袋瓜子里也存在着两个阶级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更别说当时称之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了。 四清运动和文革时期,为了适应老人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教导的需要,被某些人编造夸张的四川省大邑县大恶霸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故事通过各种媒体在全国广为流传,闻名遐迩。这些看似真实的故事,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后来,艺术家们根据收租院的故事搞了两个泥塑群,一个在四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一个复制品在北京。这样就把收租院的故事通过栩栩如生的泥塑群像,异常生动直观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收租院”泥塑当年被人们称之为“革命现代泥塑”,被誉为“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丰硕成果。”反正那时候,什么都要往文化革命的成果上去联系。 能参观收租院,到现场感受那种阶级斗争的激烈与残酷,去进行忆旧社会的苦,思解放后的甜的忆苦思甜教育,是毛老人家巩固政权的需要,是当年时代的需要,是一个青年学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所向往的。 北京的“收租院”泥塑展览是在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明清两朝皇家宫殿----故宫举行。虽然在文革破四旧时期和以后为防止故宫遭受破坏,故宫各处停止开放,但是,为了配合当时的阶级斗争教育,还是把“收租院”的泥塑展览放在了故宫的奉先殿(奉先殿“文化大革命”后改为钟表陈列馆)。当年为了展出“收租院”,将奉先殿前后两殿的南北两堵墙拆除,将两殿之间垫平,形成一大块四方空间,然后在三面制作假墙,吊上顶后将泥塑展出。 其后,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成都、西安、南京、南通、杭州、太原、沈阳等城市都展出过“收租院”的复制品,连小学的语文课本上也有用“收租院”中解说词写成的课文。可见“收租院”泥塑雕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影响力是如何之巨大。 我们东风战斗小组的五名红卫兵小将是决不会放过在北京去“收租院”参观学习的大好机会的。哪怕天寒地冻,但被老人家检阅后的喜悦依然鼓舞着我们。那天,我们吃过简单的早饭。年轻气盛正处于发育时期的我们,肚子也还只是一种半饥半饱的状态,就迫不及待顶着严寒出发了。到北京不是来享受的,是来串连学习的,是来“干革命”的。一种盲目的信念和追求支配着我们的大脑和神经,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饥饿的困难和衣着单薄遭受严寒的困难一样,也是我们必须要加以克服的困难之一。 我们同样用腰带紧紧地束住身子,同样是好不容易地挤上了比沙丁鱼还沙丁鱼腹背受压的交通车,来到了故宫和景山之间的大街上,耐心地排队等待参观名噪一时的让千百万人趋之若骛的“泥塑收租院”展览。 天气阴沉着。前来参观的红卫兵,有的和我们一样身着单薄的衣衫被冻得发抖。我们倦缩着脖子紧绷着肌肉嘴里嘘着热气,不时地原地蹦蹦跳跳,借以御寒。人群在瑟瑟的寒风中排着几路纵队,从故宫里面一直排到了故宫的后门神武门之外的大街上。队形逶迤曲折,不知尽头。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抱着象是在等待接受老人家检阅一样的心情在默默地耐心等待着参观。我们也耐着兴致慢慢跟着队伍向前挪动着脚步。 进入故宫区内,队伍在狭窄的两堵高墙之间的通道里纵横迂回,让我们乡下的孩子们在这座几百年历代皇帝老儿们演绎了多少人间活剧的深宫秘院里摸不清了南北方向。看到的只是排队等候的人群,看到的只是红色的高墙。我们只有参观“收租院”的权利,故宫的其它宫殿全是闭门谢客,其中深藏的中华民族千年瑰宝和无限的奥秘我等则更是无缘谋面和窥探。 满怀希望耐心地等了约两个小时左右,早已是饥肠辘辘的我们有幸进入设在故宫奉先殿的“收租院”展览区。殿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收租院”的规模宏大,布局严谨,讲述着四川大地主刘文彩靠残酷剥削农民发家的故事。当时,我们年轻幼稚的红卫兵怎么也不可能想象,更不可能知道对“收租院”故事编造杜撰的内幕以及与事实严重脱离的离奇情节。整个展览分为“逼租-验租--过斗-算帐-迫.害–造.反—夺.权”7个部分的叙述性情节和114个人物,场景全长近100米,可谓 中国艺术史上空前绝后之场景群雕 。好多不明真象的外国友人看了这种根据中国自己的需要编造的故事后,也感动,也赞叹,并且把它热情地介绍到国外去。 讲解员饱含阶级感情及对编造加工后的大恶霸大地主刘文彩的深仇大恨,用十分流畅的极富煽动性的语调指点着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泥塑雕象,讲述着早已编排好了的触目惊心的台词:“这一群贫苦的农民,老的老,小的小,扛啊,背啊,拉呀,推呀,把一年辛苦打下来的粮食拿来交租子”。“ 在地主的皮鞭下,老老小小来交租,这推来的、拉来的,是我们穷人的仇和恨!” “租债比山高,层层压在穷人腰,地主手里算盘响,佃户头上杀.人刀!” “满腔怒火在燃烧,血海深仇誓要报!”。。。。。。 被台词震憾着,与讲解员共鸣着。讲到精彩处,大家的眼眶里都转动着泪花,象被一团东西堵住了胸口,大有随时可能喷发出来的感觉。我们从心底里涌起了对刘文彩的无比仇恨,对被刘文彩残酷盘剥的苦大仇深的农民的无限同情。我们心情凝重,忘却了寒冷,唯有鸦雀无声地洗耳恭听。神情专注得使空瘪的腹中之饥饿感也荡然无存。我们不得不佩服一种比物质更为重要的力量,这就是精神的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在支配着我们的每一根神经。这就是效果,这就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收租院”泥塑展览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和最好的预期效果。我们同样也不得不佩服设计者组织者讲解者的编造艺术和演讲才能。 从展览现场出来,思绪还停留在那100多个泥塑人物的造型动作上,还停留在讲解员的台词中,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回过神来。看来,这样的教育对灌输毛老人家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学说的作用真是不可低估。这使我们联想到在学校政治课中每日每时灌输的观点那样:要不是老人家明查秋毫,英明伟大,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攻,中国一定会出现反革命复辟。那时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不知道要出现多少个比刘文彩更残酷千倍的刘文彩,出现多少个比“收租院”更黑暗万倍的“收租院”。那可真是一种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可怕局面哪。每一个幼稚的红卫兵小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样的观念在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brain.wash和“收租院”的熏陶后,将会更加深入骨髓,根深蒂固。 天气仍然寒冷,饥饿的感觉再次袭来。不过,我们的心却也更热了起来。我们庆幸来北京的决策之正确,期待着能有更多更多的收获。

(十四),礼物 接待站里,有的红卫兵手里拿着毛老人家文革时期的黑白照片在欣赏着。照片中,老人家或坐或站或挥手的光辉形象,无不容光焕发,无不透露着一种奕奕神采和神灵般的威严。看到这些红卫兵有如此宝贵的照片,心里羡慕得无以复加。自己如果也能拥有毛老人家的这样几张光辉形象照,将来送给同学朋友和家人,给他们送去祝福和温暖,将是多么惬意自得的事情呀。东风战斗小组的其它四个红卫兵小将和我一样感同身受,纷纷表达了梦寐以求的渴望心态。我们一拍即合,在打听到了销售照片的地点后,立即马不停蹄地齐奔目的地而去。 时值十一月中旬,北京天气的寒冷,交通车的拥挤和我们的穿着之单薄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在这儿不必一一赘述。“革命”嘛,苦点是应该的。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来到销售老人家照片的地点,外面已是人满为患人声鼎沸。唉!中国人真是太多了呀!讲规矩的红卫兵排起了长龙,等待购买老人家的照片。不讲规矩的则涌上前去,横冲直撞,大有不达购到照片之目的誓不休之意。队伍一下全乱了。这些停课闹革命进京串连的红卫兵小将们把平时积蓄的能量在这儿彻底释放了出来。买到了照片的人拼尽全力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哪怕衣服纽扣被扯掉,头发已经蓬乱也在所不惜。这些胜利者们的脸上都露出十分百分的得意之色。没有买到的则奋勇争先,义无反顾地往里钻。还好,这样的动作,对于衣衫单薄的红卫兵抵御严寒真是大有裨益。街头巷尾互相欣赏照片的,交换照片的,互相“汇报”获取照片的不易与得到后之满足的红卫兵比比皆是。现场的狂热和混乱,让路人侧目而视。 照相馆的人为什么不革命加拼命,日夜加班赶印老人家的光辉形象照来满足红卫兵小将们这一革命的正当需求呢?当然,这是一种焦燥人的误会。要知道,要满足在京数百万红卫兵的这一需求谈何容易呀!就是他们二十四小时不休息一分钟,也是不可能达到这一天方夜谭之目的的。我们东风战斗小组第一天出师不利,终于无功而返。当然我们没有半点的灰心丧气。我们准备积蓄能量,以求再战。 为了能买到老人家的光辉照,第二次我们起了一个早,早早地来到了目的地。虽然比我们早的还是大有人在,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地拥有了自己的胜利成果,即老人家几张六十年代的四寸黑白照片。我们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下可好,将来回去与同学朋友家人见面,我们有了送给他们的最珍贵的礼物了。 与此同时,我还有了一个更大的收获,这可是意料之外的事了。那就是在无意中,发现那儿有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平装本的出售。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挤了进去,终于荣幸地拥有了一本硬白纸封面的平装本。这是由毛老人家最最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写有“再版前言”并主持摘录的《毛主席语录》。虽然没有红色封面,却也是弥足珍贵。要知道我们人手一本红宝书可是真正的红皮塑料封面的呢。手捧红色的宝书,个中滋味就不一样。想起文革初期,为了让人们尽快能拥有这一精神食粮,我们协助荆州新华印刷厂日夜赶印红宝书,十多岁的年轻娃娃们曾经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也没有享受拥有第二本红宝书的权利。哪怕今天买到了只是白色封面的红宝书,也真是幸运的幸运,我又一次感到了极大的满足。 我可不能一人享有两本红宝书。当机立断,决定把这一本给我的家乡农村生产大队的团支部寄回去,让那些农村青年也能尽早得到毛泽东思想的滋润。我对团支部书记写了几句热情洋溢的话语,非常慎重非常认真地把红宝书包好,写下地址和收件人团支部书记的大名后,投寄了出去。我好象完成了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心里感到了无限的轻松和自豪。我幸福地想象着,当迫切渴望雨露滋润的农村青年们收到我寄自伟大首都北京,寄自世界革命中心的珍贵礼物后是怎么样兴高采烈的场面和激动的心情。他们在还没收到礼物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惊喜在等待着他们,还没有陶醉的时候,可我自己就已经陶醉其中了。 抢购毛老人家照片的疯狂,抢购白色封面“红宝书”的沾沾自喜,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浮躁和盲从。我们当年的所作所为与当今社会的“粉丝”和“追星族”何其相似乃尔。我们就是当年的“粉丝”,我们就是当年的“追星族”。我们追星之狂热,追星之虔诚,为世所罕见。这足以让当今年轻一辈的“追星族”们望尘莫及自愧弗如了。当年的追星族何只我们,除了“阶级敌人”外,上至100岁的老人,下至两三岁的孩童,个个都是毛的“追星族”,人人都是毛的“粉丝”。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追星族”,你就是一个和阶级敌人一样的另类,也可能就是要被专政的阶级敌人了。 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追星模式。这是当年政治的需要,是毛老人家的需要。这是经过长时期的政治强化教育,经过无数次波澜壮阔声势浩大让人们谈之色变的政治运动后,经过千百次的残酷斗争和年年月月日日时时的brain.wash后,才产生出来的社会奇怪现象。这是让亿万人民难以忘怀,让历史难以忘怀的那个特殊年代的基本特征。

(十五),游览颐和园 北京是全国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更是文化的中心。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淀积,造就了今日北京的辉煌。在北京,如果不去欣赏一下举世无双的皇家园林,如果不去领略一下古老京城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将是终生的遗憾。因此,我们在串连的间隙,想去开阔开阔眼界,去游览一下北京的诸多古迹和山水园林,去一饱自己的眼福。接待站的N同志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人,他鼓励我们一定要去走走,去看看伟大首都北京的美丽风光。 出入北京的皇家园林、各大公园及博物馆,对于红卫兵来说是全免费的,只凭学生证即可。这是老人家对他挖空心思煞费苦心在当时国家还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不惜重金从全国请来的数百万上千万红卫兵小将的支持和关照。我等之辈,当时肯定对其是感激涕零的了。没有他老人家,没有他老人家高瞻远瞩的防修反修宏伟战略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史无前例的文革大串连,我们穷乡僻壤没见过世面祖祖辈辈口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孩子能奢望去北京免费旅游吗?虽然串连之后的文革给我们纯朴的人民和亲爱的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不尽灾难。虽然文革给我们青年学生带来了一辈子的痛苦和遗憾。但是,在文革的初期,我等凡夫俗子是难以用自己的脑子去怀疑毛老人家的文革,更不可能去反对让红卫兵趋之若骛的文革大串连了。 我们决定首先到颐和园去。 颐和园在文革时被首都的红卫兵们改名为“人民公园”。它位于北京西北郊,距北京城区15公里。是利用万寿山和昆明湖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浙江杭州的西湖风景为蓝本,汲取江南水乡园林的某些设计手法和意境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天然山水园林。它是保存得最完整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占地约290公顷。这座始建于1750年原名“清漪园”的大型园林,在咸丰十年(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十四年(1888年),为给慈禧太后祝寿,以筹措海军经费的名义动用3000万两白银重建,改称颐和园,为“颐养太和”之义。1900年再次遭“八国联军”破坏后,于1903年修复。它是晚清时期最高统治者在紫禁城之外最重要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中心,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见证及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 颐和园集传统造园艺术之大成,以山和湖为基本框架,借景周围的山水环境,饱含中国皇家园林的恢弘大度富丽堂皇之气势,又充满自然的浪漫之情趣。高度体现了“虽由人建,宛若天成”的造园准则。颐和园亭台、长廊、庙宇、殿堂和小桥等人工景观与自然山峦及开阔的湖面相互呼应、艺术地融为一体。整个园林艺术构思巧妙,建造巧夺天工,在中外园林艺术史上地位极其显著。 我们从和平里出发,再到西直门外转车。在此等候转车的红卫兵成千上万,嘈杂拥挤。为方便每天有数万之众的红卫兵小将参观颐和园,北京市大力增加了从全市的各处发往颐和园的交通车数量。一辆接着一辆满载红卫兵驶往颐和园的交通车把本已十分拥挤的道路更加挤得水泄不通。 进入颐和园景区,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颐和园的东宫门,这是进入颐和园的大门。古色古香宫殿似的大门见证了多少中国近代史的屈辱和沧桑。进入颐和园东大门,映入眼帘的有仁寿殿。这是当年光绪与慈禧在颐和园居住时期朝会大臣、接见外国使节的地方。这个近代中国政治活动的中心带给当时苦难的中国和苦难中国人民的是什么呢?也引发了我们不尽的感叹。全长700多米以曲折多变和共14000余幅色彩鲜明富丽堂皇的彩画而久负盛名的“长廊”,当年就是走着清同治光绪两朝以垂帘听政和训政的名义统治中国达四十七年之久臭名昭著的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雄伟的佛香阁巍峨耸立,古老的“石舫”静卧碧水,这一切都给我们以无比的新奇。我们这些乡下土生土长的孩子们,在哪儿也没见过如此胜景。更何况这是当年皇上生活和游玩的禁地。象我此等小民,怎么有机会进入?现在,我们居然大摇大摆目空一切高谈阔论地来到这片禁地游玩了。那些不可一世把人民看得如同草芥一般的封建皇帝及他们的皇亲贵族们,现在还安在吗? 我们怀着浓厚的兴趣步入颐和园的“西堤”,准备把宽阔的“昆明湖”来它个绕场一周。这样,不是更能增强抗寒能力吗?谁知在似乎被时代所遗忘了的“西堤”之上,到处衰草遍地,屎尿随处可见,一片脏乱破败的景象。这种与万寿山上的风景形成的巨大反差,真让我们大倒胃口。不得不匆匆忙忙以竞走的速度完成了“昆明湖”绕场一周的宏伟目标任务。来到闻名遐迩的“十七孔桥”后,心情才从刚才在西堤的低落转而重新亢奋起来。站在玉带般的古桥之上,远眺万寿山全景,亭台楼阁,山水相连,景色甚为壮观。 久负盛名的铜牛静静座落在美丽的昆明湖堤岸上。当年乾隆皇帝将其点缀于此是希望它能长久地降服洪水,给园林及附近百姓带来无尽的安全和幸福。为了说明建造铜牛的意义,乾隆皇帝特意撰写了一首四言的铭文,用篆体镌刻在铜牛的腹背上。铜牛是颐和园昆明湖东岸边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和艺术珍品。 我们被颐和园精致景点和高超的建造艺术及恢弘的气势所陶醉,所折服,几近流连忘返。 颐和园内外到处拥塞着年轻幼稚操着不同方言的红卫兵小将。其中很多人和我们一样衣衫单薄,瑟瑟发抖。但是,这并不影响这些年轻人参观游览猎奇的浓厚情趣。还好,参观游览是运动,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则可以抵御严寒。依靠自身的体能而不仅仅只是依靠外在客观条件来战胜北京的严寒,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串连时期的一大辉煌战果。当时,社会上的一点点成绩,都要被扯到文化大革命上来。所以,用当时时髦的话来说,这也可以叫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吧! 游览完毕,同样是排队等车,同样是拼尽全力挤车。被挤也兴奋,被饿也痛快。在北京的日子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兴奋着,痛快着。

(十六),北京游览 颐和园的游览,我们被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秀丽的人造及自然风光感染着,我们被首都北京的无限魅力感染着。一幕幕美丽生动的人文风景画面久久地在脑海里回旋,在我们年轻稚嫩的心中细细地品味着。北京数百年上千年数不清的名胜古迹和美丽的风光强烈吸引着对北京的一切都怀有浓厚兴趣的我们。 那时,北京对红卫兵免费开放的景点除颐和园外,还有久负盛名的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天坛公园及军事博物馆、北京天文馆、北京动物园等处。红卫兵在学习文革经验的同时,能有幸到上述的景点去游玩游玩,有利于放松一下本已十分紧张的心情。毛老人家这种对红卫兵的恩惠,更有利于他们感恩戴德全身心地去投身文革,把文革战火烧向全国,去更猛烈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的最后的胜利。 我们东风战斗小组的五位来自湖北荆州的红卫兵当然不能放过在北京串连时去游玩的大好时机,决心把北京能游览的景点痛痛快快地去游览个够,以了却心中之好奇与渴望。 我们来到了在文革时期被红卫兵改名为“工农兵公园”的美丽皇家园林北海公园。 已有近千年历史占地近70公倾其中水面近40公倾的北海公园,座落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神圣的中南海北面。北海因与中海、南海分称三海而得名。它是我国保存最完好,历史最悠久的皇家园林之一。主要景点之一的琼华岛上雪白的白塔高高耸立,成为北海公园的重要标志性建筑。建于乾隆二十一年的九龙壁是我国现有三座九龙壁中最有特色的一座。它是被八国联军焚毁其后面的建筑后,留下来的一座影壁。九龙壁无声地向世人诉说着当年孱弱的中国被坚船利炮的西方列强所欺侮的历史。由桥与汉白玉栏杆相连伸入水中的五座绿色琉璃瓦顶绚丽多彩金碧辉煌的五龙亭则是当年具有万岁万岁万万岁之称掌握文武大臣生杀大权掌握平民百姓终生命运的皇帝游玩垂钓的去处。湖光山色,波光潋滟,“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上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围绕着绿树红墙。。。。。。”这首描绘北海美丽风光优美动听的歌曲仿佛在我们耳边响起,让人如入仙境一般地飘然。我日思夜念的生我养我的可爱家乡拥有的只是泥土,拥有的只是荒僻,只是贫穷,与眼前的“仙境”形成了何等巨大的反差。 北京的景山公园,同样逃脱不掉文革时期被改名为“红卫兵公园”的命运。这座占地近33万平方米古建筑面积达5千平方米同样具有近千年历史的著名皇家园林,座落在故宫的北轴线上。清顺治八年将名为“万岁山”的大土丘改称的景山,虽值寒冬,仍是一派葱茏。在景山的东坡,一棵胸径不到四十厘米树杆笔直的老槐树有气无力地站立着,默默诉说着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此树之上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可悲情景。李自成推翻明朝从而建立的大顺政权“因骄傲而沾沾自喜,因骄傲而奢靡腐败,因骄傲而拒绝监督,”只在北京存活了40天,便功败垂成,留下千古遗恨,令后人每每痛心疾首。中华民族历史上历次的改朝换代,战乱频仍,无不是在血雨腥风中书写着痛苦和无奈。这种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不仅给无辜的百姓带来了不尽的灾难,也给那些封建统治者带来了辉煌和穷奢极侈之后的灭顶之灾。崇祯皇帝的自缢而亡,只是封建统治者们这种灭顶之灾的代表作之一。历史上的中国,就是在改朝换代这种周而复始的轮回中煎熬,始终没有走出反复轮回的周期律怪圈。“共产党如何才能跳出周期律的怪圈?”早在1 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毛泽东满怀信心地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但是,当时文革的发动和演进以及之前的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究竟是民主的决策还是独裁政治的产物?眼前崇祯皇帝自缢而死的老槐树,它将更进一步引发人们深深的思索。 登上景山山顶,极目山南,眼前突然一亮,只见一大片金黄色屋顶的古建筑群犹如玉宇琼台,绵延起伏,一直向南铺去,在灿烂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太美了,太美了!这就是明清两朝皇帝居住了五百多年的紫禁城也名故宫。历朝历代的最高统治者为了彰显皇权的尊严和高贵,自诩为“天子”和“万岁”。都不惜劳民伤财集全国之财力,以最高规格建造皇家宫室,尽力神秘化自己的宫苑,供其挥霍享用。当年创造了这些辉煌的百姓和工匠们能够享受到这些文明成果吗?这“熠熠生辉”的背后,不知道要派生出多少穷人血和泪的人间悲剧。这不是比“刘文彩”更“刘文彩”吗?我们仿佛看到了辉煌背后的残忍及文明背后的血醒。 位于天安门西面宽阔的长安街北侧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也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在那个由于毛老人家大跃进决策的错误从而导致中华大地上饿殍遍地的灾难时期,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而在首都北京兴建了大名鼎鼎的“十大建筑”。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就是当年的“十大建筑”之一。这个巍然耸立,富丽堂皇的博物馆,占地面积8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6万多平方米,陈列面积4万多平方米。是当时北京乃至中国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之一。馆内人山人海,人满为患。来自全国的红卫兵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把一个当时还算是现代化的博物馆挤得水泄不通。也难怪,数百万之众的红卫队除了散布在车站接待站和各大专院校及天安门广场和各条大街上外,旅游景点和博物馆就成了红卫兵们的另一个首选目标了。 人声鼎沸,人如潮涌。我们相互召唤着,随着人流亦步亦趋地向馆内移动。近代特别是现代的战争存列馆,实物和解说词引起了我们浓厚的兴趣。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武工队及铁道游击队使用过的盒子炮等简陋的武器,让我们回忆起了儿时看到的一个个电影场景和镜头。馆中存列的抗美援朝时期空军英雄张积慧的空中喷气式座驾,虽然显得略为原始,却也以击落美国王牌飞行员的座驾而功名显赫,战功累累。上小学时,语文教科书上的课文和连环画册对于这些英雄们事迹的描写,给我们留下了很难忘的第一印象。在军博馆亲睹当年的实物展品,所得到的第二印象也更为深刻。当然,红军时期的大刀长矛及解放战争时期的武器和战争故事虽然也是该馆重头戏之一,却由于没有上小学时的第一印象而使我们在浏览之后过目即忘。 具有九十多年历史的北京动物园是当年中国最大动物种类和数量最齐全的动物园。这个让所有年轻人和孩子们都向往的地方也是在我们“串连”必去之列了。当年只能供皇宫贵族官僚军阀游玩享乐的场所居然也留下了我们欢快的笑声和匆忙的足迹。 北京的确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不仅仅是老人家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是文革的发源地,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而且是一座山水园林城市,是一个淀积了丰富的中华民族灿烂历史文化的城市。北京在我们这些穷乡僻壤的孩子们面前展现出了她无穷的魅力。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走马观花地游览了以上几处名胜之地,享受到了从没享受的快乐。 生活和工作在这座伟大城市的人们是多么幸福,他们以身为北京人自豪和骄傲。北京人,甚至只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优越感让人羡慕和忌妒。城里人可以享受到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丰硕成果。就象我们串连来北京所享受到的在名胜古迹和风景胜地游览时享受到的幸福一样。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总是处处宣传自己制度的无比优越的我们可爱的祖国,当年就是用城市和农村户口把城乡无情地隔绝。贫穷的农村农民,只有口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向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人们懒以生存的粮食和蔬菜及廉价的工业原料的命运,他们和北京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名胜古迹可能永远也无缘谋面。因为,那不是他们的享受,那只能是城里人的享受。而作为穷苦农村农民的后代,要想成为城里人,唯一的途经就是去读书,去读好书。但是,文革是捣毁经济泯灭人性毁灭文化的动乱和变革。文革中,读书无用,大学不办,知识越多越反动。农民所得到的,只要有一手老茧就足够了。串连后的十年文革,不仅让中国人民饱受磨难,也彻底毁灭了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处心积虑想通过读书而成为城里人的一切梦想。 游览北京后,除了让人有一种来之不易的享受之外,更多的是感受到了一种城乡之间的巨大落差和隔膜,一种发自内心的极不平衡感觉。

(十七),等待 学习了北京文革的经验,接受了老人家的检阅,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千里迢迢来京串连的基本目的已经达到。我们东风战斗小组的红卫兵准备告别世界革命中心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告别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返回离别二十多天我们日思夜念的亲爱的母校。但是,告别之说谈何容易。老人家一次又一次检阅红卫兵,全国的学生都纷纷向着北京如潮水般地涌来,北京的接待工作已经处于超极限超负荷运转的状态了。潮水般的红卫兵来到了北京,现在要想把潮水般的红卫兵小将们送出北京,其难度可想而知。几百万红卫兵全靠本已万分紧张的铁路来进行输送,竟比登天还难。这真是人不留客天留客,来时容易别时难哪! 一天,我们外出串连后在等车回接待站的途中,在偌大的北京居然遇见了我们荆州中学的一名同学。他告诉我们,十月二十一日我们七十多人出来串连后,不到三四天,除了文革初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黑帮”老师和“黑帮”领导外,全校一千多名同学和那些根正苗红的老师们都响应老人家的号召出来串连了。大多数同学和老师是利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车到了北京。有少数同学则组成了一个个短小精悍的长征队,迈开自己的双腿,依靠自己的体能和意志,背着背包打着红旗,选择了徒步串连上北京的方式。 听了这个同学绘声绘色的讲述后,那些徒步长征上北京的同学们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勇气让我们折服。他们的举动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几颗年轻燥动的心。原来,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红卫兵步行串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面对全国运输的巨大压力,这可能是北京万般无赖的决策者们想对文革串连中舟车运输的压力进行一定缓解的权宜之计。在各大报纸和电台大张旗鼓地宣传鼓动红卫兵们去进行徒步串连的消息后,才出现了全国范围内又一个徒步串连的新高.潮。 北京毕竟不是久住之地,最后还得走,还得离开。离开北京回学校的想法愈来愈强烈地在我们胸中涌动。我们找接待站的N同志登记了北京到武汉的火车票。所得到的答复是:耐心等待。看来,这个等待不只一天两天的时间。如何打发这等待的时间,则是小革命们遇到的又一个新问题了。 天气寒冷,外出游览真有一种受不了的感觉。要是当初穿上棉衣来北京,何至于如此狼狈呢?我们不得不待在接待站里等待,等待着回武汉的火车票。 接待站请了一个五十多岁病退的工人W在帮助烧煤炉子给红卫兵取暖。W负责任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房子的暖和与外面的寒冷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 待在站里的优点是不冷了,可缺点又随之暴露无遗。接待站的几两米饭和白菜清水汤早在肚子里没了踪影。愈是呆着没事,饥饿的感觉愈发强烈起来。但是,这难不倒聪明的我们。还有两斤粮票,这是我们难得的最宝贵的物质基础。当时,没有钱还不怎么可怕,但是,如果没有粮票,那可是最冒风险的事儿了。记得上高一时,我们本家的一个爹爹到荆州中学去看望我,专门送了五斤粮票给我。在那个每日每时都经常饿肚皮的年代,有什么比粮票更宝贵的礼物呢?这宝贵的五斤粮票,对于补充我发育时期身体的能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给我赠送粮票的故事,让人一辈子也铭记在心,永远也难以忘怀。 为了支持红卫兵串连,平时不准流通的所有地方粮票在红卫兵手里不管走到哪都被破例地流通使用。我们用串连之前只能在湖北省内流通的湖北省地方粮票很方便地在接待站附近买来了面条。在W的热情帮助下,就着煤炉子,把面条煮熟。一大碗缺油少盐热气腾腾的面条就成了我们的一顿美餐。吃饱了,就听W讲北京的故事,他支离破碎前言不搭后语表述也不准确的讲述听得我们兴趣盎然笑颜大开。干瘦矮小伛偻着身子的W也不时咧开仅有两颗黄牙的大嘴傻笑着,他从我们的高兴中也得到了无限的乐趣和极大的满足。 我和G同学觉得待在接待站浪费宝贵的时间实在可惜,穿着两条单裤的我们死劲用帆布腰带把腰束紧,结伴外出游览北京的市容。我们逛了闻名中外的商业街王府井,还随着人流挤进文革时改名为“东风市场”的东安市场。虽说没给市场贡献哪怕只是一分钱,却也见识了东安市场的热闹和人气。车如流水马如龙古朴喧闹的前门大街留下了我们匆忙的足迹。西单繁华的商业区一角钱一市斤又大又甜的柿子撩动着我们的味觉神经。我要求给挑一个最大的大柿子的要求使热情的营业员可犯了难。在偌大的杮子堆里要选出一个最大的大杮子显然不太可能。我近乎滑稽的要求引起了营业员和G的善意笑声。花了一角多钱,就品尝到了柿子蜜汁一样的美味。这既解馋,也充饥的柿子滋味让我们多少年后也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没有到过地安门破旧的老胡同区,也不能算到了北京。光临过胡同区的我们两人,哪怕只是去走马观花,在这点上也没留下丝毫的遗憾。 北京太大了,不知疲倦的我们也无法把北京的大小街道和胡同逛遍。逛累了也可能是被北京的寒冷天气冻够了的G同学最后也不得不败下阵来,和其它几位同学一样待在接待站里不出来了。好奇的我只好独自一人,来它一个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我奢望着到北京神秘的明朝帝陵十三陵去见识见识。谁知道,十三陵不对红卫兵免费开放,当然也没有免费的公交车前往。当我手拿着北京交通地图,按图索骥地找到去十三陵的客车时,售票员要求我买票的温柔话语把我美丽的梦想彻底击破。我象做了贼一样灰溜溜地从车上逃了下来,涨红着脸头也没回地挤上了回和平里接待站的交通车。 我也只好和其它同学们一样,老老实实地待在暖和的接待站里耐心地等待着那一票难求的火车票,继续听W讲那些有一句没一句没有任何艺术色彩有时还自相矛盾的故事。 这难上加难的火车票,何日才能让东风战斗小组的五位红卫兵小将得到呢?

(十八),告别北京 一票难求的火车票终于从爽朗热情把红卫兵视作亲兄弟的N同志的手里交到了我们来自遥远湖北荆州的东风战斗小组五位红卫兵的手上。再也忍受不了北京寒冷的我们象得到了一件珍贵的宝物一样欣喜若狂。开车的时间是第二天凌晨,为了不误时间,我们决定先一天就赶往北京火车站。 接待站为我们五位准备了旅途中的干粮。每人几个小碗口大小三厘米厚度用铁锅烙的小麦面饼。这几个虽然体积不大没有经过发酵或者是没发酵好就象我们农村老家人们所说的死面面饼,沉甸甸的相当实在。嚼劲很大的这种北京的干粮如果是牙齿不好之辈可能就无法消受了。年轻气盛体格健壮的我们可管不了那么多,只要有的吃,就满足了。再说,这也是接待站的一片心意呀!面饼是免费的,但是,粮票照例不能免。没有了粮票的我们,照例必须拿着学生证去向接待站借,去填写表格,去签上我们的鼎鼎大名。这相当于是一份借据了。我们诚实的组长D说,少借点儿粮票,只要路上够吃就行了,免得以后要我们偿还时多麻烦。没有谁反对,大家由衷地拥护我们的D组长,佩服他意见的绝对正确与决策的英明。 我们五个人匆忙地在草袋铺就的地铺上把被子卷起来打着背包,其它的红卫兵对我们投来羡慕的眼光。东北几个在接待站里等待了好几天火车票的十四五岁稚气的小红卫兵对我们更是略带忌妒。W也咧着没有几颗牙的嘴对着我们傻笑,脸上的表情好象是在祝贺我们得到了火车票的幸运和成功。 即将离开接待站,离开N同志和W,离开我们已经熟悉了的环境,一种依依不舍之情也油然而生。感谢N同志为我们的串连费力费神,感谢每天辛苦劳作的W给衣衫单薄的我们带来了温暖,感谢接待站的全体工作人员给予了我们热情周到服务。我们把借来的衣服还给了接待站。住在国家部委和一些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则比我们幸运得多。他们借的崭新的军大衣可以不还,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穿回去。然而我们则不能,因为我们借穿在身上的衣服是私人的,哪怕它已经非常破旧。 带着感激,带着收获,带着满足,衣衫更加单薄冻得有些发抖的我们告别住了二十多天的接待站,告别了N同志和W及热情的接待站工作人员,背着背包,好不容易挤车来到了闻名遐迩的北京火车站。 位于崇文门与东便门之间的北京火车站是五九年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就落成的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富丽堂皇琉璃檐头带有浓郁民族风格的北京站,建设速度之快,硬件设施和软件条件之完备,堪称当时中国火车站之一绝。老人家提写的“北京站”三个红色遒劲大字,高悬在车站正面的正上方。真不知道处于那个持续大跃进年代的人们,是怎么样靠着精神的支撑和自身能量的平衡及技术的精湛在那饿殍遍地的年代创造出了这个让世人为之倾倒的人间建设奇迹的。 被人山人海充填着的站前广场开阔宽广,让人耳目一新。车站大楼顶上四个凉亭似的现代化钟楼格外醒目。站内能照出人影的大理石墙面和大理石地面光滑透亮,卫生设施和候车室明亮洁净。售票问讯系统反映出其科技含量之高超,大厅中巨大的吊灯透.视出它的典雅与华贵。比当年的皇宫还要豪华的站内设施,让我们这些看惯了农村泥巴路和简陋农舍泥土地面的孩子感到了无限的新奇。在北京,一切都是新奇的。二十多天来,我们一直就这样不知疲倦地新奇着。 和我们一样背着被子候车的红卫兵把北京站内挤得严严实实。上车排队,喝水排队,上厕所排队,洗手排队。排队艺术和拥挤艺术被文革大串连中的红卫兵们运用得炉火纯青。明天凌晨上车还早,好不容易找到一小块空地面。急忙打开被子,直接铺在大理石地面上和衣睡觉,从而使我们五个人的应急能力和适应能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最好的检验。 第二天凌晨,即使有票也是好不容易才挤上了回武汉的火车。与来北京时的情景大相径庭的是火车上到处拥挤不堪。走道上,两车厢接头处,厕所外,全站着一脸稚气由于长时间候车而略显疲倦的红卫兵。座位底下卷缩着他们的身影,甚至行李架上也睡着一个个勇敢份子。水泄不通寸步难行的走道让列车员不得不取消打扫卫生和送开水的服务,上厕所也成了一项很艰难的事情。 车厢内条件之恶劣,并不影响到北京来朝圣并曾经蒙受过老人家阳光雨露滋润,正带着莫名其妙的骄傲带着虚无飘渺的收获带着十分百分千分的盲从从北京凯旋而归的红卫兵小将们的好心情。我们与几个武汉的红卫兵热情地交谈着,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更是使我们相互口若悬河般地投机。他们荣幸地住在某大学所设的接待站内。在北京吃住条件相对优越的他们让住在小小和平里条件很差的接待站里的我们自惭形秽。但是,我们和他们在讲述起北京串连时各自的见闻和经历时却也同样神采飞扬,同样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老式的蒸气机车冒着长龙般的滚滚浓烟一路气笛声声地向着南方飞奔,我们的心也更早的就飞到了湖北那个闻名中外的三国故地荆州古城。那儿有我就读了三年高中的可爱校园,有我敬爱的有的还蒙受了文革初期不白之冤的师长,有我所熟悉的每天晚饭后都去登高望远有数百年悠久历史的残破荆州古城墙,有我所熟悉的一草一木。 北京,再见了!敬爱的首都,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和你再见了。在串连期间,你给予了我们太多的自豪,给予了我们太多的感动,也给予了我们太多的回味。哪怕这种自豪有些盲目,哪怕这样的感动有些幼稚,哪怕这些回味更是幸福和苦涩并存。但我们仍然盲目地自豪着,幼稚地感动着,不厌其烦地回味着。 载着满足的列车,载着豪情的列车,载着满车拥挤的列车,离开北京,沿着伟大祖国南北大动脉京广线,向着武汉方向,疾驰在富饶辽阔让那些宣传机器不知疲倦地高歌民.主和富强但却也依然落后和贫穷的中原大地上。 可爱的湖北,可爱的荆州,迎接你忠诚的五位红卫兵小将的将是什么呢?

(十九),荆州决策 列车到达九省通衢的武汉,离母校荆州中学还有两百多公里的路程,如果走水路就有400公里左右,但我们却就有了久别游子回家的感觉。武汉的温度比北京舒服多了,我们原来由于寒冷而紧缩的脖子也伸长了许多。啊!武汉,作为本省的省会城市,上次匆匆忙忙从你身边经过的我们对你的庐山真面目还没有什么印象呢。 管它印象不印象,回学校要紧。我们又是匆匆忙忙地经过既熟悉又陌生的武汉,在武汉港坐上了和火车同样免票的回沙市的大轮船。 在船上,照例是听着喇叭里激昂的毛语录歌曲。晚上照例是好不容易在甲板上找到地方铺开被子,照例是男女混杂得无法驻足其间。几天来,我们都是就着白开水啃着坚硬的死面饼聊以充饥,也无从去考虑其营养的全面与单调。生活的简朴及条件的恶劣非常人可以想象。只要能尽快安全顺利地回到我日思夜想的学校去,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 船到沙市港,大家倍感这个江汉平原当时唯一城市的亲切。一切太熟悉了,一切又太新鲜了。二十多天前在沙市港候船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恍若昨天。风尘仆仆的我们又迫不及待地坐上了回荆州古城的公交车。北京为了支持红卫兵进行革命大串连,在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全国的水陆交通费也对数千万红卫兵实行全免。沙市港到荆州古城里学校的两角钱的公交车费也必然在免交之列。 我们怀着胜利后的欣喜健步进入母校那熟悉的校门。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与昔日的母校形成鲜明对照的空旷和荒废。本应该是学子孜孜不倦的攻读时刻,但学校里除了文革初期被打成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黑帮”份子和极少数象我们一样串连后回校的学生外,各个教室的大门紧闭,空无一人。透过破碎的窗玻璃看进去,乱七八糟放置的桌椅满是灰尘。我亲爱的学校以与平时书声朗朗的热闹绝然不一样的萧条安静迎接了我们五位远道归来的红卫兵小将。看到这些,回校后的欣喜顿时烟消云散,心里不免涌起了一股酸酸的愁绪之情。同学们都到全国各地串连去了,当然串连的首选目标是被人们狂热地称之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北京。少数同学则是响应北京积极鼓动进行步行串连的号召,依靠自己的毅力去徒步串连的。我们对那些不怕苦和累,毅然选择步行串连方式的同学赞叹不已。 在宿舍放下背包后,发觉我的另一床棉絮及我的两端镶有骨质材料价值六角多钱心爱的竹笛失去了踪影。旁边一张巴掌大的纸条,告诉了我棉絮和竹笛的下落。原来是同班的X同学在觉得他自己的棉絮异常寒酸的情况下,十分客气地借用了我的另一床当时留在学校的棉絮。和我一样同样喜爱音乐的他把我的那床棉絮和笛子一并带到了北京。这样,我仅有的两床棉絮和心爱的竹笛都随着红卫兵文革大串连的脚步,千里迢迢到北京去经受了那个狂热年代的光荣洗礼,真让我倍感荣幸。 这时,我们见到了也刚从北京串连并接受毛老人家第五次检阅后归来的同班同学P。他眉飞色舞的表情和激.情洋溢的话语驱散了我们心中的郁闷之情。他说,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和其它几所大学的学生为首而自发组织的“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肯定,即将在江西南昌成立。他已经和“长大”的组织者作过一定的接触,表达了愿意组织湖北荆州的红卫兵参与其中的意愿,从而得到了对方的支持和欢迎。振奋人心的消息使处于郁闷之中的我们,顿时又兴奋了起来。我们也有毅力去步行串连,我们也要用步行串连这种独特的方式来证明我们革命意志的坚定和对毛老人家当年领导的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精神的继承。更要以此来证明我们对毛老人家现在看来是十分盲从的一片“忠心”。全国大学停止招生,已经无缘到大学深造的我们,参加“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也是对自己已经受伤的心灵的一个虚妄慰藉。 经过极短时间的讨论,大家一致作出了我们下一步行动的重大决策:立即组织“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荆州支队”,奔赴英雄城市南昌,参加“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动人心魄艰苦卓绝也可以说是盲目的毫无理性的长征。在文革中,学校的管理功能和教学功能全部瘫痪。学生们想做什么,想到哪里去,全由自己决定。这种无政府主义无秩序浪费宝贵青春甚至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行动,有着革命的红司令毛老人家坚决有力的的支持。他是“舵手”,他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英雄。他用他如林彪吹捧的那种“一句顶一万句”的神奇功能左右着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的神经。 没有喘息的机会,没有找串连回校同学交流畅谈的时间,更没有去登临我们每天晚饭后为了保护视力必须去登高远望的古城墙。我们马不停蹄紧锣密鼓地投入到了步行串连(也叫长征)的准备工作之中。 还是D任支队长,队员除了原东风战斗小组的L、W、G及我外,增加了P和高三年级的C。这样我们“荆州支队”的成员一共有了七个同学。 活动能力极强及关系甚为广泛的P和我们的支队长D带着急迫的心情慎重地找到了荆州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荆州地委。他们向地委汇报了我们组织“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荆州支队”的决心和打算,从而受到了荆州地委的大力支持。荆州地委给“荆州支队”开具了盖有中共荆州地区委员会红色大印的介绍信,并给予了我们20元现金的经济支持。如获至宝的我们用这神圣的20元钱置备了印有“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荆州支队”几个黄.色字样的鲜红队旗,购置了黄军帽、塑料布、军用水壶及背包带等物。这时,高三年级的F闻讯后也加入其中,从而使我们的队伍增加到了八人之众。我们到学校总务处领取了一月8元的生活费和34斤粮票,并与总务处约定好以后均以电报告知我们八个人每月生活费和粮票的汇寄地点。 八颗幼稚单纯躁动的心迸发出热烈的火花,八双根本就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由于“长征”是一件对其后果和时间乃至危险程度难以预料的革命行动,所以,有必要去向自己的父母和亲人叙说清楚从而取得父母和亲人对我们“长征”行动的支持。我们决定,各自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回家,在家休整几天后于十一月下旬的预定时间,准时在汉口武汉关集合。 带着信念,带着信心,带着即将见到近一年没见面的父母的喜悦心情,我独自背着背包,一个人春风得意地踏上了回天门家乡的路程。 近一年没见面的我亲爱的父母和我可爱的家乡,经过半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现在怎么样了呢?

(二十),回家 汽车在汉宜石子公路上吃力地颠簸着。这条日本侵华时期企图向四川进攻而妄图最后吞并中国所修筑的从武汉到宜昌的铁路路基在解放后所改成的石子公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坐在破旧汽车里的感受比当年孩童时期坐着“吱哑吱哑”之声不绝于耳老黄牛所拉的破车在速度上还是快了许多。83公里的路程用了四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最后抵达京山县的杨家沣车站。 在北京蒙受了老人家阳光雨露恩泽后的年轻游子在离别近一年后终于回到了自己最可爱的家乡天门县三合人民公社丁云生产大队。这块我们的祖先苦心经营了600多年的故土,以她的宽厚和平静,迎接了她唯一的一个见到了那个诞生于湖南韶山被当时的中国狂热地称之为大救星的子孙。田野里的麦苗由于缺少肥料和雨水的滋润而显得瘦小,落光了树叶的树杆光秃秃地挺立着。村子,还是那个没有什么生气的村子。房子,还是那个高梁杆泥巴墙歪歪斜斜连厨房的半边还是茅草屋顶的破旧的房子。人民公社是当时农村的政社合一的经济体。我的父母也和所有的人民公社社员一样,为着自己仅有的一天两毛多钱难以养家糊口的收入在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在报纸电台每日每时竭尽全力地宣传被解放了的人民已经过上了幸福生活的当时,人民生活比五十年代初期更加艰难了,贫穷和愚味依然是当时我可爱家乡的主曲调。 文革的波浪从来都是从北京首先波及到全国城市,最后才危及到农村。因此,贫穷落后的农村的文革进程总是比一般的城市晚了半拍之多。当时农村的文化革命还停留在学毛语录和批判“三家村”的阶段。由公社和生产大队领导干部组织的学习毛老人家语录的活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每一个公社社员的生活。出工要背语录,收工要背语录。连走在去亲戚家的泥土路上,也会有人拦住你背一条语录了才能放行。这可苦了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了。当然,这其中的尴尬和发人深思的苦涩的笑料则永久地留在了我那可爱故乡的土地上,留传至今。 来自伟大首都北京的电报早在好多天前就向我在贫穷中挣扎在贫穷中煎熬的父母传递了我在北京接受毛老人家检阅的特大喜讯。这破天荒的让三合人民公社丁云生产大队差不多全体社员都为之瞠目的消息,象春风一样吹遍了我的家乡。被禁锢被封闭在狭小空间里不知道外面是一个什么样世界思想僵化的公社社员们纷纷向我亲爱的父母投来羡慕的眼光。父母看到自己唯一的久别后的儿子的突然归来更是显得欣喜若狂。温存关怀的话语及恨不得看透儿子全身的眼光让我在欣喜之余而略显拘谨。向父母及热心的左邻右舍讲述北京之行的故事最后让我成为了当时社员们聚会闲聊时的主角。比解放初期衣衫更加褴褛面目更加憔悴还在为一日三餐而发愁的公社社员们和我一起兴奋着,一起啧啧赞叹地分享着我见到大救星的幸福和快乐。 我向父母说明了我和同学们响应毛老人家的伟大号召,准备一起到江西“长征”的重要决定。没有反对的意见,有的只是千叮咛万嘱咐的关怀话语。仿佛我就是一个即将去从事一项伟大事业的勇士一般受到了家人的尊重和支持。邻居们也对我的举动更是赞赏有加。我要到江西长征的消息即刻便成为了左邻右舍比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还要重要的热议话题。 父母本来想好好招待招待久别的儿子,以更好地让我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慈爱。但在那个连每人每月三四两油票也要用来卖钱的岁月,只是苦于家徒四壁囊中羞涩而作罢。粗茶淡饭只要每餐都有,也就相当不错了。我理解父母的心情,过惯了贫穷生活的我对吃和穿没什么过份的奢求。回想到大跃进后我还是孩童时期的一九五九年,一连二十多天粒米未见,树皮也没得吃。在毛老人家大力倡导办公共食堂的当时,我们的上级号召办好“无粮食堂”,顿顿苦涩难咽的野菜不是让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我也度过来了吗?我看得出父母对儿子的愧疚之心,落落大方高高兴兴地显得若无其事一般。 这次到江西长征,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回来,父母要求我去看望看望我的姑姑。 姑姑之家离我家有七八华里之遥,在那个自行车成为农家奢侈品且极其罕见的年代,迈开我健步如飞的双腿到姑姑家去也要不了一个小时。姑姑欣喜地打量着近一年没见过面的舅侄儿。我对姑姑谈到了北京之行的见闻,她为我高兴。我和她谈到农村正在开展学毛语录的事,她根本不得其解但连声称赞不已地说:“你看,毛主席说鸡毛也能上天。鸡毛上了天,我们穷人就能翻身。”(注:毛选中,有《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的文章)她背语录只是记住了“鸡毛上天”和“穷人翻身”这几个字眼。至于理解,那就不敢恭维了。我理解贫苦的农民在受尽了贫穷折磨后追求翻身过上好日子的迫切心情。但是我更怀疑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们学习毛语录的伟大意义和其真实作用。 说到我要去江西长征一事,姑姑表示了十分的关切之情。在那个捉襟见肘平时节衣缩食的年代,她居然送给了我20元钱作为旅途资费,我怎么推脱也推脱不掉。仁慈的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穿受了一辈子苦的姑姑还是硬把钱塞进了我的口袋里,对我的怜爱之情溢于言表。 告别姑姑后,回家做了简单的准备,我就准备出发上武汉了。这次,穿上了已经穿过三四年随着身体的长高而略显瘦小也并不暖和的唯一的旧棉衣,背上用在荆州置办的塑料布及背包带打好的背包。父母东拼西凑的钱,加上学校所领的每月8元的生活费及姑姑所送的钱,使我所拥有的资金总量就达到了六十多元之巨。这比起当初怀揣10元人民币上北京的底气自然是足了许多。粮票军帽水壶腰带及换洗衣物也一应俱全。这样的准备,让我的长征有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和保障。看到儿子青春勃发雄纠纠的样子及也由于经常饿着肚皮而略显营养不良的面孔,父母的不安和担心及欣慰之情也更显得五味杂陈。 邻居的哥哥天不亮就热情地为我背着行李,步行十多华里把我送到了杨家沣汽车站。我用文革串连时期无所不能的学生证很方便地免费优先地坐上了上武汉的长途汽车。告别我的家乡和亲人,破旧的汽车又颠簸在了凹凸不平的汉宜石子公路上。

(二十一),会师武汉 汽车顺着汉宜公路经过以石膏和盐闻名国内外具有“膏都盐海”之称的应城县及依八百里云梦古泽而得名的云梦县,颠簸了五六个小时后,我再次来到了历史悠久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九省通衢的武汉。八个满怀革命豪情准备长征的红卫兵小将踌躇满志,在这儿如期实现了赴革命老区步行串连之前胜利的革命大会师,其高兴程度可想而知了。其它同学大多还是通过日夜奔流不息的母亲河长江水路坐船到达武汉的。巨大的串连人流让其坐船的拥挤和难度比上次更为严重。谢天谢地,总算坐上了轮船,总算到了武汉。我在杨家沣凭着学生证坐长途汽车的优先则让其它七位同学羡慕不已。 武汉,这座位于全国地理中心位置的特大型城市,在文革大串连中也饱受煎熬。响应老人家文革中革命大串连的伟大号召,全国各地到武汉的红卫兵也是人满为患。相当一部份红卫兵没按中央的安排,没带被子行李光身一人来到长江之滨的江城武汉,他们的吃住行给并不富裕的武汉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湖北省委和省政府为了缓解日趋紧张的接待矛盾,立即赶制了据说一万条棉被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湖北省委把在汉红卫兵的生活也安排得比其它省市要好。赶制棉被的事和安排好生活之事,也居然被一些挖空心思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在太阳上面找黑点的人抓住了把柄。他们贴出大字报,揭批湖北省委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滔天罪行。这个本来是想以实际行动支持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革命大串连的举动也成为了湖北省委文革初期的一大罪状。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只要想攻击你,不管你表现怎么样,什么都可以成为罪名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巨大帽子也让湖北省委预先领教了一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奏曲。当然,等待他们的灾难还在后头呢。 江西是毛老人家革命的发祥地,到江西串连特别是到江西去长征更是成为了全国红卫兵去朝圣去猎奇去实现自身革命化的首选目标。到南昌去的红卫兵超乎寻常地多,巨大人员流向让到南昌的火车和铁路线不堪重负。我们唯一的选择又是乖乖地等待。 这次到武汉可没有第一次到武汉住汉口兵站的舒适和惬意了。有的只是汉口一幢楼下低矮黑暗潮湿的架空层里的大地铺和室内污浊的空气。难道这就是一些人所攻击湖北省委的反革命经济主义表现吗?这比我们进京时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和平里简陋的饮食行业红卫兵接待站里的条件更为恶劣。也难怪,到武汉的红卫兵太多太多,只能将就了。 在武汉的等待给了我们饱览这座省会城市市容的宽松时间和极好机会。长江大桥是武汉的标志性建筑,徒步大桥过大江当然是我们的首选了。九省通衢的大武汉,自古“两江隔三镇”。多少年,人们一直梦想着天堑何时变通途。现在,终于梦想成真。这座总长1670米横亘于滔滔大江之上的公铁两用大桥,在苏联的先期帮助下,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得以建成。其速度之快,质量之完美,为世所罕见。大桥横跨于武昌蛇山和汉阳龟山之间,它的“一桥飞架”,终于结束了大江使南北阻隔的历史,使被长江隔断的京汉、粤汉两条铁路,最后通过大桥连接形成了完整的京广线,从而使我们伟大祖国南北交通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行走在万里长江当时唯一的这座雄伟的大桥之上,中学课文中关于武汉长江大桥的优美字句,在我们脑海里即刻涌现。俯视滔滔江水,极目朗朗楚天,大桥将龟蛇二山连接,武汉三镇尽收眼底。徐徐江风吹来,无不使人心旷神怡。课文对大桥极为贴切的文字描写,让人久久回味,亲临大桥实景的感觉更是让人沉醉。 正桥的两端建有具有民族风格的桥头堡,各高35米。在桥头堡的大厅里设有电梯以方便行人上桥。到达武昌桥头堡上,我们怀着极大的好奇之心,跑下桥底,花了五分钱买票,不知电梯为何物的乡下孩子第一次在桥头堡里美滋滋地坐上了现代化的电梯。坐一次还意犹未尽的我们也和其它红卫兵一样,拥挤着再下桥,拥挤着再进入桥头堡大厅,拥挤着再买票,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又第二次享受到了坐电梯上桥的无限乐趣。 人群熙熙攘攘的六渡桥和繁华的中山大道让我们如同刘佬佬进了大观园一样的痴迷。还没有几幢楼房初具雏形宽阔的解放大道上,并不一定高大的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及其之上的发射塔孤零零地耸立,显得格外惹眼。水果湖这个省政府所在地清一色简陋的红砖房子异常醒目。武汉关当年几幢洋人修的带有西洋风格的老式楼房仍然是武汉当时最漂亮的建筑。在那个经济还比较落后,人们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时代,武汉除了给人以大的感觉外,房屋存旧、设施的落后及脏乱差的市容给年轻的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武汉在文革初期只有串连的红卫兵的拥挤,只有如山似海的大字报,只有象我们这样的免费游览,只有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带来的“炮打火烧”的文革新理念。谁能想到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这座平静的城市就有了真刀真枪一场场残酷的武斗,从而让多少个无辜的鲜活生命变成了被疯狂的文革断送掉了的冤魂。可爱的长江母亲河、万里长江第一桥、静静座落的武汉关和六渡桥边的铜人像历史地见证了这一场场本不应该发生的血腥。正热衷于免费串连免费游玩的我们怎么会预见得到伟大得再不能伟大了的毛发动的文革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呢? 武汉的会师和等待也丰富了我们荆州支队的生活,加深了我们对这一特大城市的了解。在接触外面的形形色色五彩缤纷的人和事的过程中,F同学更是取得了让七位还羞于和女生交往的同学羡慕的骄人战迹。在游览武汉市容的过程中,他认识了武汉某中学的女生王。短暂地交往使俩人的谈吐甚为投机。F同学与王大有一时不见,如隔三秋之感。两颗年轻的心究竟迸发出的火花达到了何等的温度,只有他们二人清楚。毕竟还是学生,并且还是中学生,比我们稍大稍懂事理情窦初开的F同学可能也拿不出什么来向王进行表示。但他毅然将自己在荆州地委的支持下置备的打背包用的塑料布送给了她,用这个礼轻人意重的方式向王作了一个简单而又深邃的感情表达。 终于艰难地得到了去南昌的火车票,当然对红卫兵免费是自不必说了。 “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荆州支队”八名意气风发的红卫兵结束了在武汉的等待和游览,告别了自己的省会城市,当然F也只得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王,我们一起踏上了更为拥挤的开往南昌的老式蒸气列车。

(二十二),“长征大学”成立 连过道也被挤得水泄不通超负荷运行的火车一路南行,经过长沙株州,在江西向塘向北折返,绕了半圈后终于抵达由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一九二七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而素有英雄城之称的江西省会城市南昌。 美丽的南昌也和北京武汉一个样,成为了红卫兵串连的重灾区。红卫兵的身影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在文革初期,一些红卫兵,当然特别是身在皇城北京的红卫兵由于得到了毛老人家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真传,他们到外地串连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去煽风点火。他们是去大煽文化革命的风,去点燃文化革命的火,让毛所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在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迅猛燃烧,从而摧毁整个所谓的旧世界。然而,到南昌来的这些年轻幼稚的红卫兵一不是来煽风点火二不是来游山玩水的,这些均带着对毛无限崇拜之心情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小将,是自觉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是来通过观瞻毛主席的革命纪念地,为毛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歌功颂德呐喊助威的。这些“革命行动”,必然会得到远在北京的毛和文革之中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大力支持。这些红卫兵在江西大多数采取了步行串连即“长征”的方式,以此来达到自己心理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寄托之目的。 我们满怀信心地找到了位于江西省财贸学校的“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筹备处。不需要登记注册,不需要验证身份,也不需要任何手续,彭涛江同学为我们八人在荆州地委所开的介绍信也没发挥丝毫作用。财贸学校内一间和北京的接待站一样地上铺满草袋的教室,就成了我们加入此大学的安身之处。用稻草编成的草袋,这个中国当时最便宜最简陋最容易得到的物品,在文革大串连的全国每一个红卫兵接待站默默发挥了它超凡的历史作用。这时不由得我想起了文革时期流行的一句 “收不了粮食收稻草,收不了稻草收思想”的至理名言。稻草及其制成品在文革中的作用真是不可低估啊。我由衷地佩服此至理名言创造者紧跟毛战略步骤的政治敏感性以及超凡的智慧和才能。 全国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红卫兵小将奔向南昌参加“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最多时,人数多达三万多人。这些红卫兵分住在南昌的各个高校和中专等学校内,给南昌市的接待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是让当初身为北京人民大学学生的发起者赵某某所始料不及的。年仅二十出头的年轻大学生当年在北京振臂一呼,突然从全国向南昌市聚集起了如此众多的热血青年,只有在文革中才会出现如此奇迹。如何组织好这三万多人的队伍,成了以赵和北京一个名叫张东的大学生等几个组织者的一大难题。特别是身穿背部的一团棉花也露出在外褪了色的旧蓝棉衣的张东,更是忙得不亦乐乎。组织者中一个身材娇小能言善辩异常活跃的女大学生也忙前忙后地团团转。他们只要一出现,就会被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所包围,探询的问话让疲惫的他们穷于应付口干舌燥。可能在北京上大学时并不出名的他们俨然成为了南昌城内的公众人物和明星人物。 经过几天的筹备,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的一天, “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终于在南昌著名的八一广场宣告成立。那天,三万多名来自全国各个省市的初中高中大学的红卫兵齐聚宽阔的八一广场,没有组织的队伍散乱而又庄重。迎风招展的面面红旗,雄壮激越的革命歌曲声,高悬的标语,使八一广场蒙上了少有的节日喜庆色彩。人数众多,只能远远地站在人群后面看着模糊不清的主席台上的我们骄傲地举着“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荆州支队”的鲜红队旗,凝神静听着高音喇叭里传来组织者慷慨激昂的演讲和振臂高呼的口号声。当然,具体演讲的内容,我们一句也没听清。 是什么力量把这么多年轻的心凝聚在了一起,是什么力量让三万多人如此痴迷?显然不是主席台上几个年纪二十出头还略带稚气的在校大学生组织者的力量,而是心中自有神兵百万可以呼风唤雨的毛老人家的力量。毛的思想当时实际就成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幼稚的红卫兵小将的精神寄托。牢牢掌握了中国人民生杀大权的毛老人家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挥动的巨手,就是三万多名年轻盲从者的行动信号。这种精神的寄托和行动的信号,让这么多的热血青年聚集在了英雄城南昌,聚集到了宽阔美丽的八一广场的“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的成立大会上。 成立仪式热烈简单而草率。这也难为了那几个日夜操劳的年轻组织者。要组织起三万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在一无资金,二无设施,三无经验,四无管理者的条件下,是何等的艰难。 也不管有没有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认可,象青年学生自发地成立红卫兵组织一样,“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毕竟在形式和名义上由红卫兵自发地成立了,哪怕她仅仅是徒有虚名。她的成立,让前来参加的大多数红卫兵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满足,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在那个失去理智的年代,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可爱的中华神州大地上比比皆是,随时随地无时无刻不在疯狂地发生着,荒唐地演绎着。 “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的成立,并不一定标志着她就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老人家在一九六六年的五月七日,对林彪所寄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报告上作了“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的指示。这就是毛著名的“五七指示”。“五七指示”的引伸意义就是全国都要成为“大学校”。由于文革,全国大学停止招生,大学教育处于停滞状态。一大批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学生的学业就此荒废,中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学文化方面十分紧缺的人才链条就此断裂。但在“五七指示”的指引下,全国从军队到地方,从和国外相比还谈不上繁华的城市到偏远贫穷还吃不饱肚子的农村,所谓的空有其名的“大学”却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毛对这样的“大学”的诞生怀有浓厚的兴趣。这种乌托邦式的狂妄打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毁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大概“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应该粗略地归于此列“大学”了吧。 “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已经诞生,她将会经受怎样的磨难和考验呢?

(二十三),夜行军演习 “长征大学”的成立,就要开展相应的工作和活动,这可能让组织者又煞费苦心了。轰轰烈烈的成立大会带给参加“长征大学”红卫兵们的热情由于组织者建校条件的一无所有和力不从心及措施的极端不力当然也不可能措施得力而不得不渐渐消退。几天后,不辞而别离开“长征大学”的红卫兵逐渐增多,只剩下五六千名“无产阶级”坚定份子了。此时北京那几个二十出头聪明能干年轻的在校大学生组织者终于想出了一大妙招从而想最后来力挽狂澜,即进行“长征大学”成立以来的首次夜间行军演习。 对于只是预先通过气没有确定具体时间的夜行军演习计划,又一次兴奋着由于共同的兴趣而聚集在南昌的年轻的红卫兵小将们的大脑神经。 一天半夜,急促的哨子声骤然响起。预感到有情况刚好睡得迷迷糊糊的我们一骨碌急匆匆地从铺满草袋的地铺上爬了起来。与此同时,紧急集合的喊叫声也涌到耳边。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把被子卷起来熟练地打好背包,背着背包及全部的行李来到操场上。只听得人声嘈杂只见得人影晃动。组织者简洁郑重地宣告“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成立以来的首次夜间行军演习现在开始。随着斩钉截铁地“出发”的命令下达,五六千人浩浩荡荡的队伍形成一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滚滚人流,向着组织者预定的地点急行军而去。 黑夜深沉,队伍在黑暗中井然有序地前进着。为了不至于掉队,背着背包俨然象是出征勇士的我们有时还不得不小跑几步。由于是夜行军,所以没有文革时游行队伍中激昂的歌声,更没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震天的革命口号,只有沙沙作响的匆忙脚步声和低声交谈的话语以及满天的星斗相伴。夜行军演习的新奇感支配着我们每个人敏感的神经,兴奋着我们幼稚单纯的大脑。队伍里随风飘扬着的代表着虚无的革命理想和不理智信念的面面红旗,要是出现在白天,一定蔚为大观。可惜英雄城市南昌的漫漫黑夜掩蔽了该城历史上这一不可多得的疯狂壮观场面。队伍通过南昌市最著名的八一大桥。这座建于1936年原名为中正桥又于1949年重建后改为现名横卧于赣江之上的大桥,在当时异常雄伟。它默默地见证了南昌文革串连时期那不为人知的疯狂场面。 过了大桥,队伍向着城郊西北方向而去。除了“长征大学”精明的组织者外,五六千人的队伍中谁也不知道队伍将向何方。向何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青年学生,在消磨和浪费自己宝贵的青春时光时,也能投身于这股滚滚的人流之中,并在其中得到一种虚无的精神享受和自我陶醉似的英雄主义乐趣。 经过十多公里的黑夜行军,天亮时分,队伍抵达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这是一所由毛老人家直接倡导诞生于1958年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的“大学”。1961年7月30日毛在庐山给江西共大写了一封500余字的信。信中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青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这就是后来被大家称为毛主席“七三O指示”的信件。由于有这样一封信,从而使江西共大在国内外声名远扬。但,就是这样一所名扬海内外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大学,在改革开放的现在也还是归还了她本来的面目,不得不改名为“江西农业大学”。 饥肠辘辘的我们在“江西共大”享受了一顿稀饭馒头的早餐后,即刻向位于梅岭山麓的方志敏烈士墓进发。 生于1900年的江西弋阳人方志敏是江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和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他任过县委书记特委书记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一直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共产党中央委员。1935年1月他在担任红七军团和红二军团合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员期间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写下了留传于世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名著。1935年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他一生的传奇经历和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执着,让后人感佩不已。 队伍来到南昌市湾里区梅岭山脚下,只见方志敏烈士的墓坐落在梅岭一处风景秀丽的山坡上。梅岭虽不险峻,却也层峦叠嶂木秀竹翠。1926年,陈毅在此打游击时,曾被敌人围困20余日,写下了著名的《梅岭三章》。其中一章有“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之留传至今脍炙人口的绝妙佳句。烈士的墓地选择于此风景之地,也是对先烈最好的安慰了。 浩浩荡荡的队伍依次登上有12层170余级台阶的墓道,毛主席手书“方志敏烈士之墓”七个遒劲大字的墓碑和高出地面一米有余的石棺格外醒目。青松翠柏环抱庄严肃穆占地十多亩的烈士墓带给我们的是心灵的震撼和灵魂的净化。烈士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和民主而献身的,我们无不怀着敬仰和虔诚瞻仰着,缅怀着,心底也被激起了层层波澜。 拜谒完方志敏烈士墓,几千人的队伍又回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真不知道“江西共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怎么样克服困难为这五六千人的队伍准备午餐的,虽说午餐只是简单得再不能简单的米饭和缺盐少油的普通蔬菜。毕竟这些红卫兵都是毛老人家“请”来的,是来“革命”的。对待红卫兵的态度,就是对待革命的态度,任何人不敢含糊。 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疲劳,五六千人浩浩荡荡的队伍结束了在江西共大的活动,又浩浩荡荡地回到了南昌市中心财贸学校等几个住宿点,给“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夜行军演习划上了一个匆忙单调没有半句下文的句号。究竟此次几千人兴师动众的黑夜行军对毛老人家所倡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在青年学生中的灌输,以及防修反修宏伟战略目标在年青一代人中的实施将会产生何等影响,则是不得而知了。反正这是远在北京远远高于常人思维的毛老人家所倡导的,愿意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人间奇事。

(二十四),南昌的等待 “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所进行的夜行军演习是成立之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活动。年轻的组织者们对于办这所“大学”的性质方式及以后的出路各持己见争论不休。“长征大学”究竟向何方?五六千从全国各地追随而来的红卫兵得知组织者们的分歧后处于静静地观望和深深地焦虑之中。 在焦虑和观望中,也给了我们游览南昌市容的绝好机会。 英雄城南昌就是由于“八一南昌起义”而名扬海内外的。“八一”二字,几乎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一张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名片。广场街道大桥学校商店无不以“八一”二字命名。打响向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斗争第一枪的当年的起义指挥中心,也被命名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这幢座落在南昌繁华的中山路外观呈银灰色坐南朝北建造于1922年的四层楼房的前身是“江西大旅社”。它是二十年代南昌城内最高最豪华的建筑。这样一座普通的建筑物,怎么也想不到后来却成了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名扬海内外的知名建筑。 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在节节胜利之际,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使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其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他们决定在南昌实行暴动,从而创建自己的军队来开展武装斗争。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林伯渠等人带领的起义部队领系红领带,膀扎白毛巾,在马灯和手电筒上贴红十字,实施了在南昌的暴动即“八一南昌起义”。“八一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新篇章。南昌因此被称为英雄城。参观造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是每一个到南昌来的天真的红卫兵梦寐以求的,并以此作为向人们津津乐道的资本。我等岂敢例外? 我们“荆州支队”的八名同学来到纪念馆外,但见其里里外外全是五湖四海前来参观的红卫兵小将,当然也不乏有象我们一样前来参加“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的红卫兵混杂其间了。这些带着崇拜,带着理想,带着豪情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把参观共产党的革命纪念地看得比吃饭睡觉还重要十分。毛的文革,当时带给这些年轻人的是兴奋,是激动,是无知的盲从。 这座创建于1956年的纪念馆门楣上,陈毅元帅手书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金色匾额高悬,给人以威严和振奋的感觉。一楼的喜庆礼堂就是当年起义指挥者们开会的地方。当年在这儿作出“打响第一枪”的各项行动计划和决策,震惊了整个世界,留下了中华民族的千古传奇故事。二、三楼上陈列室的各个主题讲述了那个划时代事件的前因后果,生动再现了南昌起义的光辉历史篇章。周总理等领导人的卧室兼办公室的陈设也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学校书本上所接触到的“八一南昌起义”故事,在这儿被现场和实物显现得更加直观生动和具体。 在南昌,在焦急中等待的我们还参观了烈士纪念堂,游览了南昌的主要景点和街道。一天,G同学神秘地告诉我,南昌财贸学校有一个沙盘模型教室,有一位老师每天在这儿不厌其烦地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讲述着当年井冈山的斗争故事。在“长征大学”组织者们作出决策之前的等待之中,近在咫尺的我们有幸去聆听了那个身材瘦小吐词清晰思维敏捷的老师满怀激情的讲述。 要听讲述井冈山的斗争故事的红卫兵同样太多太多,如果稍不注意,就很难有机会进入讲述场所。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有幸捷足先登地进入沙盘教室。一幅巨大的井冈山精细的沙盘模型呈现在面前。从没见过沙盘模型,也不知道沙盘模型为何物的我们看着维妙维肖沙盘上的山峰河流,全神贯注地凝神静听着。从那个老师的讲述中,我们初步了解了闻名中外的井冈山的地理位置及大致轮廓和那些让人如痴如醉可歌可泣撼人心魄的动人斗争故事。我们听到了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失利后的部队上井冈山后,几起几落的传奇经历。我们也第一次知道了有关当时的土匪头子王佐袁文才占山为王被毛老人家收编后先红火后失落的悲剧。黄洋界上保卫战那种中外战争史上少有的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奇迹更是有力地标示了当年井冈山斗争的辉煌。在这种深情的讲述中,也夹杂了讲述者不知道从哪弄来的,至今也没从中共党史上得到证实的离奇情节和内容。有些内容可能也经过了讲述者一定的夸大渲染,从而对幼稚的红卫兵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及对毛老人家更为强烈的崇拜。这些,都是文革期间政治的需要,是那个疯狂时代的需要,是毛老人家大力宣传其丰功伟绩,配合林彪极不正常地大树特树其绝对权威的需要。 在江西省财贸学校所听的闻所未闻更具体更生动更具有感染力的“井冈山的斗争”故事,使我们对共产党终于形成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产生地神秘的井冈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无限的向往。这次的江西长征,如果能有机会上井冈山,将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我们胸中涌起了能登临神秘井冈山的无限期待,产生了去井冈山实地瞻仰的美丽梦想。井冈山这个名词从那个时候起,就深深地镌刻在了我们的脑海里,萦绕在了我们的心头。 “长征大学”组织者们太年轻也同样太幼稚,他们提出的把红卫兵们拉到云南去建校和到贵州建校以及循着当年红军的长征路线去爬雪山过草地,然后到延安建校的主张更是幼稚得无以复加。由于来到南昌后客观现实条件的不具备,他们当时在北京倡议要建立“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的冲动,被慢慢消磨得无影无踪。建校的决策和安排也就迟迟没有作出,并且永远也不可能作出。组织者们不切实际的想法和盲目的争论导致其分岐日益加剧。 我们在彷徨中等待,在焦虑中观望。我们也在彷徨和焦虑中寻求着新的出路,寻求着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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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05-25
我的文革岁月 二,大串连(25-43)
(二十五),长征大学第三连 在年轻组织者们的力不从心和必然会出现的分岐中,“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在英雄城南昌犹如昙花一现,终于迅速土崩瓦解。最后剩下的几千名红卫兵也灰溜溜地如鸟兽散。组织者之一的Z带着一些人马独自走了,其它的组织者也都纷纷拉着人马离开。他们已经从办不办和怎么样去办“长征大学”这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中急不可耐地解脱了出来。自己走自己的长征路成了这些曾经冲动曾经梦想曾经有过极其短暂辉煌的北京年轻大学生组织者们最佳的选择。八一广场“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成立时慷慨激昂的话语和热闹的场面成了过眼烟云,成了对短命的“长征大学”的绝妙讽刺。这个讽刺,如果再引深一点,又是对谁的一种绝妙讽刺呢? 剩下的追随者不知所措议论纷纷,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之中。我们“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荆州支队”的八名同学也在深深地忧虑。在荆州出发时受到学校和荆州地委支持的场面还历历在目。这种虎头蛇尾的结局,让八个当初豪情满怀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回去后怎么交待?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强烈地袭击着我们的大脑神经。看来,我们得走自己的路。我们得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胆识,用我们的毅力,用我们百折不挠的勇气和一种荒唐的信念去闯出一条中国红卫兵在那个荒唐历史阶段的长征成功之路。当然也管不了这种长征的成功,对于我们虽然说被解放了十多年,却还仍然处于穷困潦倒还处于连最起码的温饱问题都还远远没有解决的人民有何丝毫意义。我们已经铁下心来。因为我们是毛老人家的红卫兵,我们要沿着毛老人家的革命路线,沿着当年老红军闹革命的路线继续自己伊斯兰教徒般虔诚的长征。 持以上观点和打算的红卫兵也不在少数。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信念使这些来自不同省份的红卫兵聚集成了一个个长征小分队。我们的身边就聚集了来自山东、河南、山西、沈阳、重庆加上我们湖北等六个省市的三十多名充满着朝气和理想的年轻男女红卫兵。这些来自六个省市的人中,年龄最大的就是山东荷泽农校20出头的学生和我们这些六六届的高中生。最小的就是十五六岁的初中生了。年龄悬殊不是问题,相同的观念和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才是我们之间具有极强凝聚力的坚实基础。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理想,都想在江西实现自己步行串连即徒步“长征”的宏伟目标和美好愿望。我们要以此来证明自己对毛老人家的忠诚和自己所谓的革命意志的坚定,从而去追求自己一种奇特的精神刺激和安慰。何况远在北京的毛老人家和中央文革,不是坚定地支持红卫兵小将要学习革命老前辈的革命精神,用在“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社论的方式鼓励我们去“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的吗? 文革初期,红卫兵组织的成立解散司空见惯。成立不必登记注册,取名不必备案,解散也无人过问。一切都好象是自生自灭顺其自然。大家一拍即合,来自六省市的三十多名年轻人就心甘情愿顺理成章地组成了自己的长征队。在大家的热烈讨论中,我们这支三十多人的长征队居然起了一个“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的响亮名字。大家都想以此而对曾经在英雄城南昌红火了一二十天已经不复存在的“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的追忆和怀念。当然也求得了一种自我心理上的安慰和虚荣的满足。 “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的领导成员也在我们三十多名红卫兵中民.主选举产生。山东荷泽农校年龄最长热情大方办事果敢的大高个H和同样是荷泽农校说话和气待人诚恳年龄较长的矮个子W分别挑起了连长和指导员的重担。组织已经建立,大家齐心合力地投入到了在江西“长征”之前的筹备工作之中。 在江西串连和在全国各地串连一样,没有了在北京的优惠,吃饭掏生活费成了红卫兵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每顿一角到一角五分钱的饭费也让部份家境贫穷囊中羞涩的红卫兵望而却步。在此情况下,南昌市的各个接待站增设了对红卫兵借钱的窗口,以此来解除部份红卫兵的燃眉之急。这样的窗口一开,借钱的窗口里三层外三层人满为患,借钱业务异常火暴。H连长突发奇想:我们怎么不也去为“长征大学第三连”碰碰运气,借点钱以备三十多人长征途中的不时之需呢? 一群年轻人来到南昌市委市政府所设的红卫兵接待站。借钱的窗口就是一间安着钢筋栅栏的普通房子的窗户。在江西,几乎每个县都有这样对红卫兵借钱的窗口。只见借钱的红卫兵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接待站挤得水泄不通。为了能借到钱,红卫兵们拼命向着窗户挤去。挤得浑身是汗,挤得面红耳赤,挤得太阳穴的青筋突起,挤得浑身无力口干舌燥。有的把外套拼命脱掉甩给了同伴再奋不顾身地挤上前去。有的干脆爬到人身上踩着过去拉着窗户栅栏上的钢筋后,就象拉到了成功,拉到了希望。只要拉到了窗口的钢筋,就可以将自己的困难去诉说,去申请,去死磨硬緾,去填写表格。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一般最后每人都能借到三到五元的人民币。在借钱的现场,什么雷锋精神,什么革命理想,什么毛语录所倡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全没有了踪影。红卫兵革命的英雄主义气概变成了拥挤中的奋不顾身和争先恐后,变成了为几元钱的得到而进行的体力和意志的顽强较量。 我们“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的H连长凭着北方大汉过人的体力,凭着人高马大,凭着对我们“长征大学第三连”来自不同省份的全体红卫兵的忠诚,使出了全部吃奶的力气在错钱的窗口前奋力拼搏着。他居然一路过关斩将,最后拉住了窗口的钢筋栅栏。也凭着平时练就的三寸不烂之舌,凭着不知道从哪弄来的一张50人的介绍信,居然借到了250元五元一张白花花崭新的人民币。看着这大把来之不易的钞票和他浑身的汗水及涨红着的脸,大家对其产生了由衷的佩服。 对于250元人民币的保管和使用,大家兴奋地热议着。忠诚热情可靠办事认真的我,居然脱颖而出地成为了让大家最放心最合适凝聚着30多名红卫兵心血的250元人民币的保管人选。大权在握的我,当众表态,一定要让这么多国家和人民的钱,在我们即将开始的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发挥它应有的保障作用,要让这么多钱用在长征上,花在长征上,决不乱花与长征无关的一分钱。我激.情的表态,得到的是热烈的赞许,是对我的更加信任。 在大家的一致同意下,我们购置了一台70多元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半导体收音机,用于长征途中能及时聆听毛老人家和北京的声音。另外还购置了一把二胡和竹笛以便用文艺演出的方式向沿途的群众宣传毛老人家的光辉思想。长征途中虽然没有当年老红军遭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危险,但是,还要防备偶尔没有食物的困难。因此购置一个直径60公分硕大的铝合金平底行军锅也就在所必然了。给我们以精神动力和强大凝聚力的鲜红的“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的旗帜那是更加在优先置备之列。合计100元左右的开支给了我们长征胜利的保证,给了我们去实现长征胜利的的底气和信心。 “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长征前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还在进行之中。

(二十六),最后的准备 文革串连期间,很多长征队都排练有自己的文艺节目,不管其水平高低和质量优劣,均美其名曰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而我们这个刚刚七拼八凑组建起来的长征队最让人遗憾的弱项就莫过于此了。 当时,以歌颂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演出随处可见。这些绝大部分由非专业文艺团体的群众性演出,带着那个疯狂时代浓厚的政治色彩。讲到艺术性,绝大部分则是众人不敢恭维的文革时期八股式的“忠字舞”姿态。即一只手握拳头放胸前另一拳头放背后,或者是两个掌心平摊后,两条胳膊斜向上,两脚立正齐步走的机械死板动作。 一天,南昌财贸学校的礼堂里红卫兵们的文艺演出正在热闹地进行之中。这样的演出不止是一个单位的演出,而是很多串连队和长征队的红卫兵临时拼凑起来的演出。只要在演出前,你向主持人去申请,就可以得到一个属于你的演出机会。这是文革串连时期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们文艺演出也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毛泽东思想宣传的基本特征。宣传演出的水平自然是众所周知的低等。轮到下一个节目时,出场的四男四女八个红卫兵神清气爽,穿着那个时代黄军装黄军帽腰扎武装带红卫兵的标准服饰,其清新优美振奋人心的动作给人不觉眼前一亮的感觉。他们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舞蹈和毛主席诗词“长征”等节目的演出有一种鹤立鸡群技压群芳的完美和让人不忍错过观看每一个动作的急迫。他们节目演出的成功引起了全场红卫兵少有的轰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了观众对其演出的充分肯定。演出结束后,我们象追星族一样地匆忙跑上台去,表达了迫切地希望拜他们为师的美好意愿。原来他们是江西艺术学校舞蹈班的红卫兵。难怪其演出技能带有专业化的水平了。我们的热情感动了他们,他们破例地接受了 “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的三十多名临时学员。 第二天,我们按照约定,来到大礼堂。那四男四女八个相貌俊美身材一流热情大方的年轻老师也践约前来。我们三十多人如饥似渴地跟着和我们年纪相仿的这八个小老师们比划着,学习着。其昂扬的姿势和挺拔优美的动作使我们的学习渐入佳境。在三十多人中要选择十几个男女红卫兵演出“长征”,我和原荆州支队的几个人荣幸地当选。选择四男四女作为舞蹈“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演出人员,不知是动作卖力还是略有一点点艺术细胞,我再次荣幸地当选。值得一提的是,四位男红卫兵全是原荆州支队的成员。他们是W、L、C和我。四位女红卫兵则是重庆的L、沈阳的S和Z及另外的一个女生了。看来,荆楚之地还是人杰地灵,大有人才呀。 除了向江西艺术学校舞蹈班的八位红卫兵照搬的几个节目外,我们自己也编排了几个小节目。陈俊会拉随身带在自己身边心爱的小提琴,王敦厚会拉二胡,我也可以用竹笛吹上几曲悠扬的曲调。这下可好,我们有了向群众演出和宣传的资本,怎么不叫人欣慰。 这时,第三连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温文尔雅文静秀美谈吐得体的女红卫兵是江西医学院的在校大学生。这个名叫L,21岁的大姐姐是在得知了“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要誓师出发在江西长征的消息后,从她在南昌城的家里赶来的。她坚决要求参加我们长征队的决心让我们感动。她掏出六十元钱,要求我们的连长给她去买一部120的相机,以备在长征途中真实记录下我们的光辉形象的举动更是让我们欣喜若狂。她的外祖父是当年瑞金县的第一批共产党员,是和毛老人家一起干革命的,后来不幸被敌人杀害。其舅舅也是烈士。这个烈士的后代早就立下了誓言,要沿着自己的先辈走过的革命路线去长征,去锻炼,去缅怀,去深切地感受和实地体验。这个大姐姐的加入,让“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即将开始的长征更多了几分新奇,多了几分希望和浪漫。 我们的H连长真是一个负责任的热心好连长,为买照相机,他怀揣着刘姐姐的六十元人民币跑遍了南昌市差不多所有大的商场。然而在那么大的一个省会城市也没有找到要买的照相机。动乱的文革使商品的匮乏由此可见一斑。百般无懒的H连长只身一人爬上了开往上海的闷罐列车,一路忍饥受渴地在上海终于如愿以偿地买到了一部120型号当年也是最时髦的照相机。当他带着崭新的120照相机和一脸的疲惫从上海返回南昌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三十多人不约而同地向他投去了赞许感激的目光。你一言我一语叽叽喳喳亲切的问候让H连长也有受宠若惊之感。刘晓春如获至宝地得到了自己心爱的照相机。还不会使用照相机的她得到了南昌大学物理系高材生热情的指导和帮助。这个浸透了H连长汗水和心血的照相机,在文化最高根子最红的大姐姐L的手里,给我们“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留下了不可多得的长征途中的珍贵历史记录。 我们的长征准备工作相当顺利。母校的关怀也让人至今难忘。想起在学校时,每月要交给总务处的区区8元1角钱的伙食费也让一部份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颇感为难。为此学校发给一定的助学金对这部分学生进行补助。我们这八个人中,每月就能享受到三元四元五元不等的国家助学金。当然,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同学则不在此之列。自从出来串连后,学校一律每人每月都发给8元的生活费。这钱是哪来的?真让人匪夷所思、。 按照预先的约定,我们给荆州中学总务处发了电报,要求学校将我们每人每月8元的生活费和粮票汇到南昌财贸学校。临近出发长征时,我们果然收到了来自母校荆州中学的八八六十四元人民币汇款和当月的粮票,远在它乡的游子再次感到了母校的温暖。 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的每一个成员都象我们一样做好了出发长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长征在即,万事已经具备。企盼已久艰苦卓绝的长征即将拉开它神秘的序幕。

(二十六),最后的准备 文革串连期间,很多长征队都排练有自己的文艺节目,不管其水平高低和质量优劣,均美其名曰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而我们这个刚刚七拼八凑组建起来的长征队最让人遗憾的弱项就莫过于此了。 当时,以歌颂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演出随处可见。这些绝大部分由非专业文艺团体的群众性演出,带着那个疯狂时代浓厚的政治色彩。讲到艺术性,绝大部分则是众人不敢恭维的文革时期八股式的“忠字舞”姿态。即一只手握拳头放胸前另一拳头放背后,或者是两个掌心平摊后,两条胳膊斜向上,两脚立正齐步走的机械死板动作。 一天,南昌财贸学校的礼堂里红卫兵们的文艺演出正在热闹地进行之中。这样的演出不止是一个单位的演出,而是很多串连队和长征队的红卫兵临时拼凑起来的演出。只要在演出前,你向主持人去申请,就可以得到一个属于你的演出机会。这是文革串连时期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们文艺演出也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毛泽东思想宣传的基本特征。宣传演出的水平自然是众所周知的低等。轮到下一个节目时,出场的四男四女八个红卫兵神清气爽,穿着那个时代黄军装黄军帽腰扎武装带红卫兵的标准服饰,其清新优美振奋人心的动作给人不觉眼前一亮的感觉。他们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舞蹈和毛主席诗词“长征”等节目的演出有一种鹤立鸡群技压群芳的完美和让人不忍错过观看每一个动作的急迫。他们节目演出的成功引起了全场红卫兵少有的轰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了观众对其演出的充分肯定。演出结束后,我们象追星族一样地匆忙跑上台去,表达了迫切地希望拜他们为师的美好意愿。原来他们是江西艺术学校舞蹈班的红卫兵。难怪其演出技能带有专业化的水平了。我们的热情感动了他们,他们破例地接受了 “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的三十多名临时学员。 第二天,我们按照约定,来到大礼堂。那四男四女八个相貌俊美身材一流热情大方的年轻老师也践约前来。我们三十多人如饥似渴地跟着和我们年纪相仿的这八个小老师们比划着,学习着。其昂扬的姿势和挺拔优美的动作使我们的学习渐入佳境。在三十多人中要选择十几个男女红卫兵演出“长征”,我和原荆州支队的几个人荣幸地当选。选择四男四女作为舞蹈“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演出人员,不知是动作卖力还是略有一点点艺术细胞,我再次荣幸地当选。值得一提的是,四位男红卫兵全是原荆州支队的成员。他们是W、L、C和我。四位女红卫兵则是重庆的L、沈阳的S和Z及另外的一个女生了。看来,荆楚之地还是人杰地灵,大有人才呀。 除了向江西艺术学校舞蹈班的八位红卫兵照搬的几个节目外,我们自己也编排了几个小节目。陈俊会拉随身带在自己身边心爱的小提琴,王敦厚会拉二胡,我也可以用竹笛吹上几曲悠扬的曲调。这下可好,我们有了向群众演出和宣传的资本,怎么不叫人欣慰。 这时,第三连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温文尔雅文静秀美谈吐得体的女红卫兵是江西医学院的在校大学生。这个名叫L,21岁的大姐姐是在得知了“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要誓师出发在江西长征的消息后,从她在南昌城的家里赶来的。她坚决要求参加我们长征队的决心让我们感动。她掏出六十元钱,要求我们的连长给她去买一部120的相机,以备在长征途中真实记录下我们的光辉形象的举动更是让我们欣喜若狂。她的外祖父是当年瑞金县的第一批共产党员,是和毛老人家一起干革命的,后来不幸被敌人杀害。其舅舅也是烈士。这个烈士的后代早就立下了誓言,要沿着自己的先辈走过的革命路线去长征,去锻炼,去缅怀,去深切地感受和实地体验。这个大姐姐的加入,让“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即将开始的长征更多了几分新奇,多了几分希望和浪漫。 我们的H连长真是一个负责任的热心好连长,为买照相机,他怀揣着刘姐姐的六十元人民币跑遍了南昌市差不多所有大的商场。然而在那么大的一个省会城市也没有找到要买的照相机。动乱的文革使商品的匮乏由此可见一斑。百般无懒的H连长只身一人爬上了开往上海的闷罐列车,一路忍饥受渴地在上海终于如愿以偿地买到了一部120型号当年也是最时髦的照相机。当他带着崭新的120照相机和一脸的疲惫从上海返回南昌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三十多人不约而同地向他投去了赞许感激的目光。你一言我一语叽叽喳喳亲切的问候让H连长也有受宠若惊之感。刘晓春如获至宝地得到了自己心爱的照相机。还不会使用照相机的她得到了南昌大学物理系高材生热情的指导和帮助。这个浸透了H连长汗水和心血的照相机,在文化最高根子最红的大姐姐L的手里,给我们“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留下了不可多得的长征途中的珍贵历史记录。 我们的长征准备工作相当顺利。母校的关怀也让人至今难忘。想起在学校时,每月要交给总务处的区区8元1角钱的伙食费也让一部份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颇感为难。为此学校发给一定的助学金对这部分学生进行补助。我们这八个人中,每月就能享受到三元四元五元不等的国家助学金。当然,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同学则不在此之列。自从出来串连后,学校一律每人每月都发给8元的生活费。这钱是哪来的?真让人匪夷所思、。 按照预先的约定,我们给荆州中学总务处发了电报,要求学校将我们每人每月8元的生活费和粮票汇到南昌财贸学校。临近出发长征时,我们果然收到了来自母校荆州中学的八八六十四元人民币汇款和当月的粮票,远在它乡的游子再次感到了母校的温暖。 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的每一个成员都象我们一样做好了出发长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长征在即,万事已经具备。企盼已久艰苦卓绝的长征即将拉开它神秘的序幕。

(二十七),誓师长征 象我们这样的“长征队”在全国何止万千。这些不得不放弃学业,成天在串连,在“长征”的青少年学生们正以无知和疯狂走着毛老人家所指引的“革命路线”。在给社会带来沉重负担的同时,正无味地消磨着自己慢慢流逝的宝贵青春。反正用毛老人家的观点在那个疯狂时代所得出来的结论叫做“知识越多越反动”,“只专不红”的学业有什么用?毛老人家需要的是“革命”。只要有了鲜明的阶级观念,有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能保卫好党中央,保卫好毛老人家,就能保卫好我们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串连”和“长征”是文革初期的青年学生寻求实现自身价值的趋之若骛的选择。我们的“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的长征当然也不例外。 “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决定将其“长征”分为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骤的长征路线是从南昌到抚州,再到红色故都瑞金,最后到达井冈山。第二步骤的长征路线是从井冈山出发横穿湖南省全境到达贵州当年红军长征时“遵义会议”的举办地遵义。第三步骤的长征路线是从遵义出发经过泸定桥,翻越人迹罕至空气稀薄的大雪山,经过四川的茫茫松藩草地而最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在那个“无产阶级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在那个千呼万岁,万般颂扬老人家的年代,此三个长征步骤的提出是何等的革命,何等的大气呀!当然,第一步骤的长征路线是最容易最简单的路线。走这条路线的决定是铁板上钉了钉子的决定。我们要排除一切干扰,克服一切困难,誓死走到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到那里实地去领略五百里井冈的雄伟气势,去缅怀革命先辈以红米饭南瓜汤的低等能量,将星星之火最终燃成燎原之势的丰功伟绩。第二步骤的长征路线没有多少风险。这一步骤的目标在我们通过第一步骤的经验积累和体力毅力的增强后,则很有可能实现。第三步骤的长征路线则是最困难最艰险的路线,其中存在着很多不可知因素和意想不到的困难,则要视具体情况来确定是否实施了。一个女生占三分之一的三十多人长征队,一个80%以上不满二十岁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的年轻娃娃长征队要去实现如此让人不可思议的目标,其困难程度也足足可以让人为之咋舌了。 困难有什么可怕,我们有的是决心,有的是毅力。中国不是有一句俗话叫做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吗?我们就是初生的牛犊。“虎”,在我们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面前算得了什么?思想准备物质准备及行动计划等长征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全就绪。万事具备的我们,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准备誓师出发长征,去实现艰苦卓绝的长征第一步骤的行动计划。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末的一天,来自七省市的三十多名身背背包,肩背挂包稚气未脱自愿组合在一起的年轻男女红卫兵高举“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鲜红的旗帜,精神抖擞列队来到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 这座为纪念在江西牺牲的25万烈士而建造于1953年的江西烈士纪念堂庄严肃穆静静座落在八一大道边。纪念堂小广场的中心,手握钢枪目视前方傲然站立的红军战士塑像显示出来的是一种威严和神圣。烈士纪念堂反映出的烈士们为了人民的事业而视死如归的精神激励着我们。25万先烈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惨烈震撼着我们。有的连名字也没留下的遗憾更是深深打动着我们年轻躁动的心。选择在这一神圣的地方誓师长征,表达了我们三十多人长征的勇气和决心,表达了我们思想的纯朴与真诚。年轻红卫兵与为国捐躯烈士心灵上的时空对话,现实与历史的共鸣,在江西烈士纪念堂被演绎得肃穆而庄重。此情感人,此景壮烈。看着此情此景,三十多人心情凝重,别有一番感受在心头。 神情严肃的我们在连长和指导员的指挥下,很自觉很认真地排好队,展开着的“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鲜红的大旗在阳光下显得更加鲜艳夺目。一个个庄重举起的右手,嘴里跟着指导员W念念有词的宣誓誓言,三十多颗火热的心的跳动,凝固成了一首动人的诗的序曲。从南昌开始到井冈山的长征将会谱写成这首诗中让人终生难以忘怀的精彩内容。英雄的先烈们,请你们放心,我们是毛老人家的红卫兵,我们对毛老人家无限忠诚。有你们的精神鼓舞,我们不达井冈山决不罢休!一种没有了头脑和思维和对毛老人家“无限崇拜”的盲目,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热心的L姐姐情不自禁地将崭新的120照相机的镜头对准我们快速熟练地按下了快门,一张三十多人誓师出发长征的场景被永远地定格在了异常珍贵的黑白照片之中。 随着高个子H连长的一声“出发”的口令下达,以“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鲜红的队旂为先导,身背背包,身背银光闪耀的铝合金行军锅和崭新的半导体收音机以及二胡小提琴竹笛等乐器的三十多人雄纠纠的长征队在江西烈士纪念堂迈出了从南昌到井冈山长征的历史性第一步。这个第一步,是热诚的,是凝重的。这个第一步,显得是那么神圣和壮烈,又是那么的幼稚和单纯。 在二十天的等待中,不就是等待着这样的一天早日到来吗?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在长征中大展拳脚,在长征中经受考验,在长征中感受着不曾有过的感受,是我们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这一天的到来让我们欣慰让我们自豪,让我们激.情澎湃,让我们不能自己。 激动之余,歌声则是心灵和情感的最好表达方式,是最好的感情释放途经。毛老人家的语录歌曲当然是当时的时尚之最了。一路激动一路豪迈,一路欢笑一路歌。队伍向着南方,向着抚州走着。向着梦想,向着希望走着。曾经给我们以梦想给我们以力量让我们苦苦等待了二十天左右的英雄南昌城渐渐离开了我们。江西美丽的山山水水敞开着她博大的胸怀,热情迎接着充满理想,充满豪情年轻幼稚的我们的到来。互相帮助,助人为乐的精神在长征队中被大大地发扬。大个子为小个子抢背背包,男红卫兵为女红卫兵抢背行李,成为了行军途中的美好插曲。 傍晚时分,经过近二十公里左右的首次行军,我们到达南昌市郊的南昌县。红卫兵接待站服务的相对完美和绝对的热情,让我们有了一种“到家” 的感觉。当然,和全国所有的红卫兵接待站一样,用稻草编成的草袋铺就的地面成了我们就寝的最高享受,简单的白菜加米饭则是我们的最好晚餐。在安顿住处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是俯拾皆是随处可见。好几个十五六岁的女红卫兵争先恐后给我们男红卫兵打洗脚水的举动更是让男红卫兵们感动万分。队友情,同学谊,在我们这个小小的长征队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近二十公里的行军,也可以算作是我们誓师长征开始后激动人心的一个初步演练,是我们江西长征的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会有激动人心让人难以忘怀的第二步第三步,就会有最后到达井冈山的胜利。 不管我们的学业得到了怎么样的荒废,也不管我们的长征有何重要意义,更不管我们的长征对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困难有多大,但是长征第一步的成功,长征第一步的胜利,带给我们的是明天的梦想,是明天的希望。三十多颗火热的心,以纯朴得再不能纯朴的情感,以昂扬的斗志,企盼着我们明天的继续长征。

(二十八),向抚州挺进 昨天不到20公里路程的行军,只是长征的序曲。对于单纯幼稚的年轻娃娃们来说更多的是兴奋,是激.情,是无比的荣耀和满足。 没有号令,没有催促,大家第二天早早地从简陋的地铺上爬了起来草草地吃过早餐,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长征。但是行军速度却明显慢了下来。几个脚上打泡的女生的行军速度成了制约整个长征队行军速度的重要因素。前一天红旗前导,一个不拉的行军时的一路纵队,也成了丢三拉四,几个人一团的散乱队形。一蹶一拐的走路姿势引起了公路上汽车司机的怜悯,好几次有汽车停了下来,司机热情地要免费带我们到要去的前方,均被大家婉言谢绝。我们是来长征的,不是来坐车串连的。迈开自己的双腿,去体会当年老红军闹革命时的艰辛,去经受体力和意志的磨炼,去实地追忆老人家当年点燃星星之火的丰功伟绩,才是我们到江西来长征的目的。 江西多山。在这丘陵起伏的公路上迎面而来和相向而去的红卫兵长征队伍比比皆是。有的几个人,有的十多人,也少有几十人的队伍,当然也有极个别的是单枪匹马了。这些有的精神有的疲惫的红卫兵长征队,大多和我们一样打着红旗背着背包,神情专注地向着他们预定的目的地走着,向着他们的希望走着。这些本该在课堂上刻苦攻读的孩子们抛弃了学业,在这空旷无人的山路上用年轻的体力和汗水在表明着对老人家的无限忠诚。 素不相识的长征队与长征队在行军途中会面,虽然彼此没有停下匆忙的脚步,互相招一招手打一打招呼却也司空见惯。这种好象是约定俗成的友好表示也会让单调疲惫的行军增加一些生气和力量。因此,每每遇到长征队,彼此挥手致意也是一件很让疲劳的小将们开心的事情。 长征途中,在人精神的时候喜欢唱歌。在人疲劳的时候,有时却也可以用歌声来鼓舞士气,振作精神,达到忘记疲劳之目的。一群年轻学生的长征队伍中的歌声给单调乏味的徒步行军增加了几分生气。文革初期,著名作曲家李劫夫发挥自己的艺术专长,竟然把毛老人家由林彪写有再版前言的语录也谱写成了一段段语录歌曲。在那个毫无理智疯狂大树特树毛老人家绝对权威的时期,这样的歌曲迅速唱红了浮躁中的中国大地。什么抒情歌曲,电影歌曲,还有什么情呀爱的歌曲有很多都被打成了封资修的黑货。所以,毛主席诗词“长征”歌曲和毛语录歌曲则是我们长征途中的首选歌曲了。我们的歌声让自己振奋,让沿途的群众也注目聆听。歌声一直伴随着我们前进的脚步,歌声一直是发泄狂热和激.情的最好方式。唱累了的时候,再边走边看一看周围的风景,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虽然时值隆冬季节,但江西却也是暖阳高照,沿途的修竹及松柏苍翠欲滴生机盎然。此情此景,更是让我们忘记了步行的单调和艰辛。 为了方便红卫兵的步行串连,江西省的红卫兵接待站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从县城到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生产队都设有接待站。不管你走到哪里,就是在只有几户十几户人家偏僻的小山村,居然也能找到红卫兵接待站的踪影。这些刻意的周到安排,极大地方便了红卫兵小将们的步行串连中的吃饭和住宿。在这样的条件下,被河南的几个体力强壮热心的红卫兵抢着背在背包上的60公分口径的行军锅的底面一直是银光闪耀一尘不染,犹如一件装饰品一样没有发挥半点作用。 中午我们很方便地在路边的山村找到了红卫兵接待站,萝卜片和米饭及每人一毛五分钱的饭费,使我们三十多人的肚皮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下午长征后,找到的接待站的条件也是如出一辙。在那个只要能填饱肚皮的年代,这样的条件怎么不让我们感恩涕淋?河南省一个红卫兵表示了在家挨饿出来串连却能吃饱肚皮的欣喜,从而得到了大家毫不留情的批评。我们是毛老人家的红卫兵,我们出来是革命的,怎么胸无大志而去追求物质利益的享受?这样能在长征途中去学习老红军的革命精神吗?大家的话让那个快言快语口无遮拦的河南红卫兵面红耳赤了好一阵子。 在晚上住宿的接待站,接待人员了解到我们要经过抚州到瑞金最后到达井冈山的长征路线后,热情地给我们指引了一条到达抚州的近道。这条要翻山越岭过水库的小道,到达抚州比走公路要近20公里左右。早餐后,我们“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的三十多人又沿着接待人员的指引,高举红旗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山间的小道,向着抚州挺进。 走小道,用我们老家的话来说,则“口是大路”了。也就是要用嘴去勤问,保证能找到正确的路线。走在山路上,只要碰到人了就得打听路线,从而避免迷路。我们也学着当地人客气地向指路者叫一声“老俵”,然后再问路。“老俵”的称呼拉近了我们和山民的距离。向沿途纯朴的山民散发随身带着的毛老人家语录卡片,也是我们的一项例行工作。看着破旧荒凉的村庄,看着一群群衣衫蓝缕的年轻人和孩子们哄抢语录卡片的场面,我们的心里有一种五味杂存的感觉。唉!贫穷。贫穷和愚味仍然深深地笼罩着被解放了十多年被媒体说是已经过上了幸福生活的山村。 行军途中,一座高山挡在了我们面前,这座必须要逾越的高山是走小道到抚州的必经之道。从没爬过山的我们立即振奋起了精神。翻越高山就象是一场体育比赛,一场体力、意志和韧性的较量。男红卫兵奋勇当先,女红卫兵们也不甘示弱。脚上打泡,走路还不利索的几个女生这时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的干劲。精神的亢奋和年轻人的好奇之心交织在一起,虽然腹中的粗茶淡饭早已没了踪影,却也让身背行李的我们如履平地。在这场体力和意志的较量中,爬在最前面的还是非原荆州支队的W、L和我莫属了。 爬这座山的乐趣是其它的行军所不能比拟的。看似马上将到山顶,可是当你登临其上之时,在前面却还有更高的一个山头在等待着你的再次登临。登上第二个山头,还有比它高的让你意想不到的第三个山头横亘在你的面前。如此往复了好几次,才真正征服了这座高山。当我们长征大学的红旗傲然飘扬在了这高高的山岭之上时,才让人深切地体会到了“一览众山小”的无限乐趣。 越过一个风光秀美的水库后,抚州就近在咫尺了。她已经张开了温暖有力的双臂,即将把三十多位忠诚的红卫兵小将揽入自己宽阔的怀抱之中。待渡的渡船和热情的梢公也给了我们逾越宽阔浩淼水库的便利。除了用公款付出了几顿餐费外,每人一毛五分钱的过渡费从长征队的公款中付出,又让我荣幸地行使了一下难得的财经大权。暖阳高照,微风轻拂,梢公的船浆划开波光潾潾的水面,远处的山影倒映其中。此等美景让单调行军后的我们陶醉。 我们每日每时无不在幸福地陶醉着,虽然这样的陶醉有时毫无意义。半年多来,我们一直在无知的陶醉中消磨。在消磨着时光,消磨着稍纵即逝的青春,消磨着宝贵的人生。

(二十九),在抚州 抚州,古为临川郡。这个辖十县一区的地级市,森林覆盖率达60%以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秀丽的风光,发达的农业,丰厚的文化底蕴,悠久的历史,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孕育了灿烂的“临川文化”。土地革命时期,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抚州所属的南丰、宜黄、广昌等县市都成为了革命根据地的一部份。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抚州是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几十次激烈战斗的主战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在抚州留下了众多的革命历史文物,诞生了众多的革命英雄豪杰及无数的革命先烈。今天,我们三十多个来自不同省市的年轻红卫兵带着一个共同的信念,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她的身边,怎能不叫人欣慰? 找到了一个学校的红卫兵接待站,如出一辙的萝卜片和米饭让我们的生活安顿了下来。只是稻草铺就的地铺上多放了一层竹蓆。不知道是江西省领导的重视,还是江西盛产竹子使然,以后在江西的很多红卫兵接待站都比北京和武汉接待站的地铺上多了这样一层竹蓆。于是,很多红卫兵睡觉时就以竹蓆为褥垫,再用自己随身背来的棉被盖在上面,下凉上暖具有当时中国特色的睡觉条件立马具备。这真是串连以来住宿条件的一大改革呀。一向生活条件十分优越的刘晓春姐姐也很能适应这种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把这样的条件引以为荣,让人钦佩。 第二天,抚州城倾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抗议苏联修正主义份子在莫斯科迫.害中国留学生的反革命滔天罪行。这种自发的游.行在文革中早已司空见惯,只是这次游.行却更是不同一般。当时,老人家没有怕美国,更没有怕老蒋。他从苏联的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预感到了自己将来可能会面临和斯大林一样的可怕结局。因此他把苏联修正主义当成了中国的最主要敌人。他所发动的文革,就是基于此目的。他要利用文革,利用群众的力量,彻底铲除睡在自己身边的中国的赫鲁晓夫,从而确保自己地位的稳固和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所以,在两报一刋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肆宣传下,全国范围的抗议苏修在莫斯科迫.害中国留学生的游.行.示.威声势浩大地展开也就在所必然了, 没有谁的号召,也没有谁的安排,极富政治敏感性的H连长和W指导员当机立断,组织我们“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的三十多名红卫兵高举我们的长征大旂毅然参加了这个群情激昂声势浩大的游.行。车辆停驶,商店关门,都把参加此次游.行当作了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去参与,去完成。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游.行队伍把抚州最宽阔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游.行队伍中上书有各种组织和名称的红旗迎风飘扬,整个街道俨然成了一片红旗的海洋。其中相当一部份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的旗帜以及还有风尘仆仆一脸的疲惫没来得及放下长征途中的行囊就参与游.行的红卫兵更是引人注目。姑且不论一部份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是怎么样得罪了当时的苏联政府而受到迫.害,只是看看当时人们的这种执着,这种虔诚,这种高涨的政治热情,就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难以想象难以理解和难以比拟的。只有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只有在那个亿万人民都失去思考的年代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我们所住宿的学校破败脏乱。本应该是上课读书的时间,本校的学生几乎难见踪影,他们也一样停课外出到全国各地串连去了。出出进进的全是外地来抚州的红卫兵。这种鸠占鹊巢的闹剧在抚州,在江西,在全国所有的学校无情地上演着。晚上,在该校的礼堂,来自全国的红卫兵举行了大串连期间司空见惯的文艺演出,也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宣传”。我们“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在南昌期间向江西艺术学校舞蹈班八位红卫兵所“拜师学艺”的拿手好戏在长征途中一直没派上用场。这天晚上的演出,使之有了长征以来向世人展示我们靓丽风采的一次绝好机会。在热情的组织者那里,我们的节目被荣幸地排上了演出目录。记得还有上海的几个漂亮的女红卫兵的舞蹈也名列其中。 简陋的礼堂没有舞台,演出是在礼堂的平地进行的。在小半截已经堆满杂物的礼堂里,到江西来步行串连的来自全国的红卫兵有的席地而坐,有的簇拥而立,这些相当一部份是“演员”的红卫兵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争相卖力地向毛老人家敬献着愚忠,卖力地表现着自己。在那个文革岁月,在那个步行大串连的特殊时期,囿于条件的限.制,好多演出没有乐器没有音响,更是没有适当的道具和柔美的灯光。他们有的只是激.情和忠诚,有的只是稚嫩的嗓音和百分之百卖力的笨拙动作。就是这样水平的“宣传”演出,也会赢得一定的掌声。用现在时耄的话就叫做是“重在参与”了。 轮到我们粉墨登场了。说是“粉墨”,实际上是冤天枉也。步行途中的风尘和平时的穿着一样未变。变了的只是专注,只是激.情,只是举手投足中的认真。会简单乐器的我们荆州支队的几个同学全上场了。和其它长征队的红卫兵一样,只能用嗓音代替乐器,用喉咙代替音响。但是,江西艺术学校舞蹈班的真传和我们某些“艺术细胞”的完美结合,让“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几个节目的演出出乎意料的成功。我们的演出也有了和艺术学校舞蹈班那几个小老师们一样鹤立鸡群技压群芳的完美,从而得到了最最热烈的掌声回报。我们成功了,我们兴奋极了。在成功后的走路和站立姿势都有了一种与人不同的感觉。 演出比较成功的还有上海的那几个女红卫兵。她们到底是来自曾经是久负盛名的“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她们见的世面和经受的教育是让我们这些出生在穷乡僻壤的农村孩子难以企及的。不过,她们的演出是细腻,是柔软,带有吴侬软语般的秀丽。是象诗人戴望舒的《雨巷》中撑着一把油纸伞,在苏州的雨巷中寻找那“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般的柔美。但,她们的演出与我们波澜壮阔的磅礴气势及刚劲优美有力的动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个 “革命”的年代,在那个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特殊年代,在轰轰烈烈的文革大串连时期,我们的演出必然是出类拔萃大占风头。 这次的演出是“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我们煞费苦心拜师学艺后激.情演出的最后一次。 抚州,这个人杰地灵之地,这个也同样饱受文革灾难之地,在我们的长征途中,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三十),在南城南丰的经历 告别抚州后,我们又高举红旗浩浩荡荡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南下的征程。下一个目标是抚州管辖下100多华里外的南城县。以每天七、八十华里的行军速度看来,一天是难以到达了。在生产队简陋的红卫兵接待站里,我们又用每人一毛五分钱的萝卜片和粗劣的米饭充实了我们饥饿的肠胃。又在满是跳蚤和虱子的草袋地铺上度过了一个让人难以入眠的夜晚。 第二天的长征路线是沿着山间曲折迂回的公路行进。照样是长征大学第三连的红旗骄傲地飘扬在队伍的最前面进行引导,照样是和对面走来的素不相识的红卫兵长征队挥手致意,照样是欢歌笑语相伴。有时休息片刻,也可以打开我们心爱的半导体收音机,大家围聚在一起,聆听世界革命中心北京的声音,也收听英雄城南昌的新闻。如果兴致来了,多才多艺的C会情不自禁地来两首小提琴独奏。受感染的我和W也会吹响竹笛拉起二胡和他合奏一曲。优美的旋律惊动了僻静的山庄和纯朴的山民,在幽深的山谷间在广袤的田野上久久地久久地回荡。 那天,队伍行进到距南城县城约两三公里的地方,突然前面出现了一群群十岁左右的儿童。这些三五成群的可能还会经常在父母怀中撒娇的小学生们看到我们长征队伍的到来后,手舞足蹈,高兴异常。这些孩子们怀着一腔稚嫩的热血,来迎接我们这些远方的红卫兵的到来。他们是发扬当年苏区人民不顾生命危险奋勇支援红军的光荣传统来给我们抢背行李的。看着这些孩童,使我不由想起了小说电影中所描写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那时的孩子们舍弃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冒着生命危险,站岗放哨查路条,以羸弱之躯配合大人们反抗外来势力侵略的壮举,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宝贵一笔。那个时代,也是一个让人无奈让人悲哀让人不堪回首的时代。今天,在我们这个万紫千红百花满园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些孩童们在本应该坐在神圣课堂里咿咿呀呀学知识的幼小年纪,却放弃了同样本该属于他们的课堂,在这荒僻的野地里和我们一群远方的红卫兵一样,无味地消磨着自己宝贵的天真无邪的生命时光。北京城里的毛老人家带给这些孩子们的现在和将来的,将是什么呢?看着他们稚嫩的脸蛋,我心中涌出的不知是欣喜之情还是一股淡淡的忧虑。 给我抢背行李的是两个容貌秀丽的小女孩。她们热情的举动让我感动,至今让人难以忘怀。我怎么能忍心让她们稚嫩的身躯去超负荷地承受我背包沉重的重量。为了给其精神以安慰,我只好把我的黄挂包让给了她们二人。两个高高兴兴的小女孩共同抬着我的挂包昂然走在回南城的公路上,如凯旋归来的将士一样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其它的孩童们也大都抢背着我们“长征大学第三连”红卫兵的行李,也都和这两个小女孩一样为迎接远方的红卫兵们千里迢迢步行串连的到来而尽到了他们懵然无知的地主之谊。在南城的红卫兵接待站前,我十分感激地拿出我的笔记本,让两个小姑娘激动地以歪歪扭扭的字迹签下了她们可能平生从没给任何人签过的鼎鼎大名,从而留下了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在南城的红卫兵接待站住宿一晚,第二天又匆匆忙忙地向着抚州所辖的南丰县城挺进。经过几天的长征,几个脚上打泡的女生的脚也奇迹般的好转,使我们的行军更是比前几天有了一种少有的轻松自如。哪怕已是隆冬季节,江西的气温也在十度左右,这让我们的棉裤也只好束之于肩上的背包之中而派不上用场,从而又成为了行军的累赘。管它呢,累赘就累赘,这还是要比十一月份在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受冻时要好上一百倍。 进入南丰县城,给人的印象是破败萧条。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大街上也少有行人来往。只有南来北往打着红旗身背行李行色匆匆步行串连的红卫兵和为应付这些天兵天将而设的红卫兵接待站才给了南丰县城少有的生气。文革,那个罪恶的文革带给这个革命老根据地的人民是死寂般的沉静,是沉静后的痛苦和灾难。 在我们下塌的南丰县城红卫兵接待站,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迎接了两位看似温文尔雅的不速之客。这两个三十多岁的客人是南丰机械厂文革组织的负责人。他们是南丰的主人,他们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们工厂去参观指导。其甜言蜜语和热情的目的只有一个,想借助外地红卫兵这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去给他们的文革组织鼓劲助威,去实现他们战胜对手的宏大愿望和目的。在不明就里的当初,我们耿直的H连长和W指导员本着深入农村深入工厂,向贫下中农学习,向工人阶级学习的美好愿望,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我们长征大学第三连一行数人在两位热情主人的引导之下,来到了南丰机械厂。冷清的厂区空无一人,只有遍地的油污和陈旧的设备及杂乱的车间歪歪扭扭字迹的标语在诉说着文革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所带来的不幸灾难。不管他们怎么样的讲述,不管他们怎么样的热情,也难以调动我们纯朴的阶级感情。我们誓师出发时的宏伟计划之一,就是要在长征途中深入农村,深入工厂,去拜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为师,去参加劳动,去接受锻炼和考验。看来,这个目的在南丰机械厂是难以达到了。 我们客气地委婉地表示了来江西长征的主要目的,表示了我们不能在没有调查研究的前提下就下车伊始的哇喇哇喇乱发议论。表达了对他们工厂的文革没有越俎代庖的权利以及我们力不从心的感觉,并敬请他们包涵我们的幼稚和无知。我们热情地向那两个人赠送了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卡片若干张,借以对他们的盛情表示深深的谢意。我们的态度,得到了这两位南丰主人的谅解。 南城孩童的热情,南丰主人的热情,不是对我们“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三十多名红卫兵的热情,他们所表达的是对远在北京正在对红色中国挥动扭转历史车轮巨手的老人家的热情和忠诚。我们只是充当了他们表达情感的特殊媒介和理想的替身。 第二天,风尘仆仆的我们告别南丰县城,又行进在了去广昌的长征路上。

(三十一),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毛老人家1930年2月的一首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的词作,展现出了当年红军战士不畏一切艰难险阻的那种翻山越岭的动人画面和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今天,我们终于也昂然走在了当年老红军走过的广昌路上。值得庆幸的是,除了“头上高山”外,不是“风雪迷漫”的“漫天皆白”,而是艳阳高照风和日丽下的青山相伴,山泉淙淙。 群峰逶迤,山水相连。在这到处都留有老红军足迹和先烈们鲜血的深山中,我们肩负行囊不知疲倦地沿着迂回曲折凹凸不平的石子公路单调地机械地每天重复着一步接着一步紧紧张张的迈着双腿的动作。安安心心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读书对于我们,对于全国的青年学生已经是很遥远的梦想。反正北京的毛老人家是不喜欢人们有多少文化知识的。没多少文化的人也能干革命,文盲也能去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用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只要能想得到的事,就能做到。毛老人家大力推行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不是狂热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吗?推而论之,就是知识的作用太微小了。人只要有了精神即可,知识多了有何用处?知识多了就要变质,就要变“修”,就会越来越反动。 在紧跟毛老人家文化大革命伟大战略步骤,去夺取反修防修伟大胜利信念的驱使下,年轻疲惫的我们翻过了一道又一道岭,走过了一座又一座山。过往的司机也知道我们不会舍弃步行而去享受免费乘车的便利,只是轻按喇叭微笑着向我们这群执着的年轻学生致意,他们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我们的热情和几分的不理解。 每天在简陋的红卫兵接待站所享用的简单得没有多少营养的饭菜,让正处于发育时期和大量消耗体力的我们的能量付出频频告急。经常是在还不到吃饭的时间,还没到达备有红卫兵们简单饭菜的接待站,我们早就是饥肠辘辘了。盼望着下一个接待站在生活条件的改善上能有所作为成了我们的一大奢望。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相情愿。也难怪,让每天经过的那么多步行串连的红卫兵能有一个充实自己肠胃和放下自己简单得再不能简单的行囊而蜷缩一夜的地方,也使贫困的接待方只有了穷于应付的功夫。晚上,以宋代能和知名的景德镇瓷器比美的白舍窑和瓷器而闻名于世的白舍镇简陋的满是跳蚤和虱子的红卫兵接待站,又成为了我们在长途跋涉后的一个栖身之所。 不知道其它的红卫兵是何感受,讲究卫生却是我们原荆州支队八个红卫兵的特殊爱好。不管其条件的优劣,经常换洗衣物和早晚的洗嗽是我们雷打不掉的惯例。一天,G神秘地告诉我,说某某省的一个红卫兵坦承说他们的衣服从新的到穿乱了丢掉期间是从不会去洗的,这让我为之愕然。难怪他脖子上一层好象永远也洗之不去的黑圈圈目标显著。过后方知,他家乡严重缺水。在那滴水贵如油的恶劣自然条件下,饮用水这一最基本的需求都不能满足,怎么会去顾及更高一层次的洗嗽需求?这也让我不得不对在毛老人家狂热鼓吹和怂恿的五八年大跃进中说让全国人民已经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宣传产生了极度的困惑和反感。就正因为条件的制约和卫生习惯的不同,才导致了每个红卫兵接待站跳蚤和虱子的滋生。不知道当年的老红军们是不是在那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在经受敌人炮火的考验时,也曾经和我们这群虔诚的红卫兵一样,默默地经受过跳蚤和虱子的折磨。我们是毛老人家的红卫兵,毛老人家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到江西来长征就是来经受锻炼的。这小小的考验对于赤胆忠心的我们,算得了什么。我们继续大步走在了老红军曾经走过的曾经是战火纷飞的广昌路上。 大山深处的广昌路上,无线电波的传输受到了山峰的阻隔,我们的半导体收音机也几乎罢工。临时休息时,决定到山顶去接受到稍强一点的无线电信号的动机驱使着我和H连长等几个人抱着收音机向路边的一个不太高的山头爬去。气喘吁吁的我们十分钟左右到达山顶。功夫不负有心人,无线电波信号的确增强了不少,从而使我们又荣幸地听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声音。 可就在这时我们却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即满山头都是风化了破碎了的云母矿石,用手还可以撕成一张张薄片。良好的绝缘性能使云母成为了无线电工业的一个重要原料。云母粉还广泛用于绝热、油漆、涂料、颜料、消防、塑料、橡胶、陶瓷、石油钻井、电焊条、化妆品、宇航等领域。这座山,不,是这儿的好多座山,埋藏着丰富的云母资源是无庸置疑的了。宝贵的资源,真是宝贵的资源呀!抚州的辖区内,不,应该是江西全省范围内,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的评价一点也不过份。这些沉睡的资源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有效的开发,怎么样才能让它去造福人民,在轰轰烈烈的文革中可能还是一个让人不敢想象的未知数。在世界各国正蓬蓬勃勃发展自己经济的当时,我国的中心任务是文革,是串连,是反修防修,是揪出睡在毛老人家身边的赫鲁晓夫,是保卫好党中央保卫好毛老人家,是防止红色中国改变颜色的停工停产停课。政治工作是压倒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其它的事算得了什么? 爬山的时候,我的随着身体发育逐渐长高了后并不合身的棉衣的背后被丛密的荆棘划开了一个口子,雪白的棉花竞相外露。L姐姐看在眼里,在我本不十分在意被划与否的当时,热情地告诉了我。晚上,在接待站昏暗的灯光下,她不顾自己一身的疲倦,拿出了随身携带的针线包,要我把棉衣脱下来,一针针一线线满含深情小心翼翼地为我用黑色的棉线把破口织补好。其缝补的工艺之精细,手法之完美让人叹为观止。身为官宦人家条件优越的大家闺秀,在如此艰苦的长征途中,心里却是想着他人的崇高精神感动着我,让我一时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向她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织补后她淡淡一笑的若无其事的表示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深处,至今难以忘怀。 在白舍,在广昌,在甘竹的接待站,在差不多所有的接待站,经常可以听到C优美的小提琴声和我悠扬的竹笛声。特别是甘竹的几个小伙子更是听得如痴如醉。几个小姑娘也躲在不远处探头探脑地静听。他们凝神静听和多次要我们再来一曲的要求让人感动。在这幽远的山乡,借助山谷的回响,我们的乐器演奏更是达到了自己水平的极致。 美丽的甘竹也留下了一件稍感遗憾的事。在早晨的洗漱中,我把一个搪瓷洗口缸子丢在了那儿的接待站。这不是一个仅用金钱来衡量的普通搪瓷缸,这可是我父亲在农村土改时期参加工作的第一个纪念品。用它,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盛过野菜度过了那个饿殍遍地的岁月。上初中时,父亲把它送给我,我用它洗嗽,用它蒸那仅有的二两米饭,让我度过了初中时期被宣传为幸福着却是饥饿难耐的艰难岁月,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属重点高中。现在,它一直伴随着我的生活,伴随着我的足迹。这可是我们家庭具有文物价值的物品呀。我还这样想过,我要一直把它保存好,让它作为我家的传家宝一样地传下去。现在丢了实在可惜,但丢掉“文物”后的长征路还得继续。 广昌之路,带给我们的是对青春岁月的无味耗废,是狂热盲目的遐想,其中也有些许的遗憾。

(三十二),赴瑞金的征途上 隆冬季节,天公作美,长征以来一直是晴空万里,片雪未飘滴雨未下。我们“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忠诚的战友们也高举红旗日复一日地不知疲倦地在这宛延曲折铺满砂石并不宽阔的公路上向着心目中的理想目标,向着神秘的红色故都瑞金前进着。 经过广昌南部的最边远的乡镇----头陂后,就进入了赣州管辖的宁都县。宁都是著名的红色故土。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曾经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 经过宁都后,中午在一个农村生产队所设的红卫兵接待站,我们意外地第一次享用了大串连以来一桌有六盘菜的“宴席”。这六盘菜中,居然有一盘肥膘膘的粉蒸肉和一盘看了让人馋涎欲滴的烧全鱼,还有一盘豆腐,其它的当然还是每天仅有不得不吃的萝卜白菜了。每天吃腻了千篇一律缺盐少油的萝卜片,正处于极度营养饥渴中的我们,面对这种意想不到的盛大高规格“宴席”喜不自禁。我们拿出红卫兵小将冲天的革命干劲,在一阵争先恐后风卷残云般的扫荡后,六个菜盘顷刻见底。接待站的接待人员边收拾碗筷边对着意犹未尽的我们傻笑。和我们一起用餐的其它长征队的红卫兵也表现出了和我们如出一辙的馋嘴狼狈相。原来这天是阳历年的大年除夕,明天就是一九六七年的元旦节了。远在北京的毛老人家是不是在日夜操劳他创造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所发动轰轰烈烈的疯狂文革时,也想到了他盲目忠诚的红卫兵小将在远离父母亲人后的艰辛,是不是也想让他们能过上一个快乐的除夕后更有信心更有精力去追随他到全国去“炮打火烧”呢?反正大串连以来从没见过荤腥的我们第一次心满意足荣幸地享受到这意想不到的美餐后,利用这次意外取得的能量,昂首挺胸意气风发,俨然一幅革命者的姿态,又甩开两只胳膊继续着下午单调枯燥的征程。 在大柏地乡,毛老人家一九三三年夏天的一首菩萨蛮《大柏地》的词作,又让我们着实好好触景生情了一番。不知道当年红军在第一次走下巍巍井冈山后,在多次战斗失利狼狈不堪的情况下,又与国民党军队是怎么样的鏖战之急,也不知道默默地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红军反围剿中第一次胜利带有鏖战后累累弹洞的前村泥土墙壁今还安在。但我们只见关山险阻,公路宛延,山幽谷深,松涛阵阵。没见雨后的斜阳,更不见赤橙黄绿青蓝紫当空飞舞的彩练,只见阵阵苍翠的关山林木铺满了高山峡谷,前望不见头,后看不到边。L这个我们荆州中学红卫三班的篮球明星,横渡过长江的体育健将,也情不自禁地把毛老人家的《大柏地》吟诵了起来。他雄浑的男高音引得其它人也跟着吟诵。从七省市男女红卫兵的喉咙里,不,是从我们这些狂热者的心里发出的狂热的《大柏地》天籁之声,在大柏地的山谷间久久地,久久地回响。 说到健壮的L,真是了不得。除了雄浑的男高音外,他的身体素质堪称一流。这得宜于他长期坚持的刻苦锻炼。长征途中,没有了篮球场上足球场上拼搏的条件,没有了运动的器材,他代之以每天冷水浴来磨练自己的意志,来强健自己的体魄。江西的隆冬,那时虽然没有湖北冬天的寒气逼人,虽然我们把棉裤也一直束之于背包之中,最低温度却有时也在十度以下。每天清晨,当有的红卫兵还在梦乡之中,L就从地铺上爬了起来。他拧开水龙头,在没条件的地方就端来一盆冷水,用冰冷的冷水冲刷着自己的每一寸肌肤。就是在长征途中临时休息时,寒冷的冬天,在其它人都望冷水而生畏时,他有时却跑到溪流和小河里去冬泳它十分钟。有了健壮的体魄,和河南的几个红卫兵抢背我们长征队六十公分口径一直没派上用场的行军锅也就成为了他经常的举动。真是不知道每天摄入的那点粗茶淡饭在他的体内怎么就转化出了高于常人的能量。难怪上北京时他竟能以强健的体魄抵御住在北京大学串连时被丢失后一整夜的寒冷和精神的极度紧张了。 离瑞金愈来愈近了。我们的文化最高,人缘最好最受大家喜欢的好姐姐L关于瑞金和井冈山的话题也就愈来愈多起来。她作为瑞金第一批共产党烈士的后代,对井冈山和瑞金的了解之透彻,让我等出生穷苦农村的孩子们不可望其项背。她仅仅只对我一个人说过并且还千叮咛万嘱咐我不要对别人说的一个话题,更是体现了这个好姐姐对我这个远方小弟弟的无限信任之情。 她给我讲了很多当年瑞金和井冈山的斗争故事。她说老人家在井冈山时还找了一个叫贺子珍的年轻漂亮的女红军战士作夫人。我是平生第一次听到贺子珍的大名,这个意想不到的话题让我目瞪口呆了好半晌。在那个把老人家当作神的年代,在那个全国亿万人民只有一个脑袋的荒唐时代,领袖人物特别是我们毛老人家的私情之事是不容议论和传播的。如果恣意传播,将会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不可想象的极其惨重的代价。我等草民之子,哪怕口口声声自称为毛老人家最最忠诚的红卫兵,哪怕“革命”二字喊叫得震天价响,但也没比别人多长一根肋骨和多长一个脑袋,也没有什么神灵的功夫去驱邪避灾。伟大得再不能伟大的毛老人家娶几个夫人的风流韵事我等岂敢去打听议论和传播。我严守自己对大姐姐的承诺,守口如瓶地没给任何人讲过,保守着这段当时不为常人所知晓的秘密。一直保守到十年后的四人帮倒台,一直保守到江青倒台后的官方消息中出现了贺子珍的消息为止。 清风习习,山道弯弯。我们在单调中寻求多彩,在枯燥中寻求新奇,在艰苦无谓的过份耗费体力的长途行军中寻求着自得其乐的无限乐趣。 瑞金,是我们长征第一步骤寻访的除井冈山外的最主要的毛老人家的革命纪念地之一。随着心目中的红色故都瑞金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的心情越来越迫切。振作精神,意气风发,不乏盲从的我们正疾步走在赶赴当时称之为“红色故都”瑞金的漫漫征途上。

(三十三),踏着先烈血迹前进 瑞金,这个位于江西省南部,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偏远县城之名始于公元904年。古时这里盛产砂金,并设置淘金场。黄金为瑞气盈门之意, 故名“瑞金”。 瑞金,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1931年11月7日创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当时这里就成为了全国苏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首都,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红色故都”。 瑞金也是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之一。193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临时中央政府机关随部份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新篇章。 我们“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全体战友经过十多天艰苦的近500公里的长途行军,终于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让我们魂牵梦萦日思夜想的瑞金。 瑞金和南昌一样,到处都是来自全国的红卫兵。这些大部份是和我们一样凭着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用自己的双脚步行走来的红卫兵让瑞金的接待方喘不过气来。在这儿的住,成了问题。让所有的学校机关工厂的空房子甚至办公室全住上红卫兵成了当时的权宜之计。吃饭,也成了问题。从各地抽调大批的炊事员来应付如洪水般向瑞金涌来的革命小将也成为紧跟文革大好形势的必然。烧,更成了问题。每天组织很多汽车从周围的山区向瑞金运送烧饭用的本还可以利用它做出漂亮家俱的木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了。一个炊事员不无婉惜地指着不远处的光秃秃的山岭对我们说:“这儿原来有好多好多一望无际的树木,现在为了接待红卫兵,全烧光了。”炉灶里没日没夜熊熊燃烧的烈火不知道贪婪地吞噬了瑞金周围多少宝贵的山林。 来到瑞金,当年老红军唱的“红米饭,南瓜汤,餐餐吃得精打光”的歌声犹在耳边回响。我们在这儿也荣幸地顿顿都享受到了十分粗糙的难以下咽当年老红军也享用过的红米饭。每天的红米饭和萝卜片虽然很难吃,却也供不应求。所有的屋子都住满了人,吃饭只能在露天进行了。一大饭甑红米饭刚抬上来,就被蜂拥而上的红卫兵围得水泄不通。想挤进去抢到舀饭的勺子真是太难了。有的红卫兵干脆发扬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先下手为强,大刀阔斧地把碗伸进热气腾腾的饭甑直接用手中的饭碗舀将起来。三下五去二,一大饭甑红米饭立即被一抢而光,饭甑周围也撒了一地。没抢到红米饭的人只有手拿饭碗眼巴巴地翘首以盼着下一大饭甑红米饭的再度出现。炊事员疲惫忙碌的身影穿梭于翘首以盼的红卫兵之中,感受着接待工作的巨大压力。早起晚睡身心疲惫的他们也太辛苦了。 难抢难吃比我们湖北老家的高粱米还难以下咽的红米饭使我们经常处于饥饿之中。幸好,我们还有粮票,外面露天餐馆每碗一角二分钱二两粮票浮着几片葱花和一层用瑞金周围的油茶树籽榨出的茶油油花的“阳春面条”,成了很多红卫兵解决饥饿补充能量的最好选择。在一大群抢购面条的红卫兵人群中,瑞金的这种至今让人难以忘记的食品被我荣幸地狼吞虎咽地至少享用了四次之多。 到瑞金不是来享受的,是来串连的,是来参观老人家的革命纪念地,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从而能更好地跟着老人家干革命的。这个十分明确的目的驱使着我们来到瑞金东北郊外六公里之遥的叶坪村。 叶坪,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由于当年红军把最高指挥机关设在这里而出名。更由于后来成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而名扬四海。在叶坪,留下了土地革命时期诸多的革命遗址和遗迹。 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中央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根据地和鄂豫皖、湘鄂西等其它根据地一样得到巩固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上午,叶坪的红军广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下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坪召开。来自各根据地和红军部队及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土地法、劳动法、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决定定都瑞金。毛泽东任政府主席,项英、张国涛任副主席。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还精心组织了提灯庆祝晚会,将庆祝活动推向高潮。为确保大会安全,大会筹委会还在福建长汀设立了一个假会场借以迷惑敌人。假会场戏剧性地遭到敌机轰炸而叶坪的真会场却安然无恙。之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家祥、彭德怀任副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性质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 在叶坪,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毛泽东旧居和“苏一大”会议旧址谢家祠堂。怎么样才能让这样的观瞻成为永恒的记忆呢,我灵机一动,发扬在北京抄大字报的精神,马上掏出笔记本,以从没用过的素描手法将两处革命遗址变成了我笔记本上十分珍贵的素描图画。毛泽东旧居旁据说是他老人家经常在之下读书看报当时还残存的一截七八米高的枯树也定格在了我的图画之中。 来到叶坪的红军广场,一个高达13米,底座为五角星,碑身为炮弹形的红军烈士纪念碑静静地耸立。碑前的草坪上 “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当年用煤灰后来用水泥铺就的每个两米见方的八个繁体字格外引人注目。在H连长和W指导员的指挥下,我们一行人,随着刘晓春姐姐崭新120照相机的卡嚓声,一张“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高举长征大旂,风尘仆仆抵达红色故都瑞金参观瞻仰的历史性照片被定格成了永恒。 在红军广场的东南角,建有一个三角形的为纪念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英勇牺牲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的“公略亭”。毛老人家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的诗句,表达了对黄公略功绩的充分肯定和二人之间纯朴的战友情谊。为纪念在宁都举行起义,后来牺牲了的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参谋长赵博生而建造的“博生堡”也庄严肃穆地座落于此。怀着崇敬的心情倘佯于这诉说着红军悲壮历史的建筑之中,仿佛看到了当年满天的炮火和战争的硝烟。战争就是死亡,战争就是灾难。为什么我们的民族一次次选择战争,这个中的奥秘是什么呢? 第二天,我们又步行来到瑞金西北方三公里外的沙洲坝。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避免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从叶坪迁到此地。为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临时中央政府在此建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并建有能容纳2000多人的防空洞。1934年1月21日到2月1日在大礼堂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中央各部委的办公地点也大多迁在了沙洲坝。在沙洲坝,革命遗址比比皆是,让你目不暇接。并没有在中共党史中得到证实的毛主席掩护敌机轰炸中的小孩的故事也让我们感动得不能自己。我再一次虔诚地用我并没有经过训练的笨拙的素描手法将重要的遗址一一描绘在了我心爱的笔记本中。 沙洲坝重要的革命遗址之一是小学语文课本中所描写的“红井”。这个当年由毛主席带领沙洲坝人民建造的水井被一层红色栅栏围绕着。刻有“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石碑引起了我们狂热的兴趣。熙熙攘攘围拢在井边的红卫兵争抢着从并不深的红井里打出的肯定比不上自来水卫生的凉水你几口他几口争相喝着。喝过之后轻抿嘴唇意犹未尽的神态犹如久旱沙漠中的旅行者突然享受到了天宫瑶池的玉液琼浆。喝过之后的如释重负,喝过之后的心满意足,喝过之后的眉飞色舞让人叹为观止。这并不卫生味道并不怎么样的井水如何引起了万千红卫兵的兴趣,显然是对毛老人家忠诚和崇敬之使然。我们“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的红卫兵不甘示弱,也争抢着用自己的水壶将井水提将起来后,每个人都咕噜咕噜地畅饮一通。喝井水的盲目冲动让我们对象神灵一样的毛老人家的无限崇拜之情表露得无以复加。 瑞金这个红色故都,这个红军开始二万里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留下的故事数不胜数。当时瑞金只有24万人,就有4.9万人参加了红军,有名有姓为革命捐躯的烈士就达17000多名。苏区人民满怀深情送走了长征的红军后,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疯狂报复,使很多村成了血洗村无人村。瑞金苏区的人民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的牺牲的太多太多。历史就是这样残酷地记载着诠释着人间的暴力,包括暴力革命和以暴制暴的暴力反革命。 在瑞金,我们“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荆州支队”的八个人按照在长征途中给母校荆州中学的电报约定,很顺利地在瑞金县红卫兵接待站收到了母校寄来的当月每人八元钱的生活费和粮票。这又让我们好好高兴了一阵子。 “踏着先烈血迹前进”,我们从瑞金出发,又高举长征大旂,满怀激情心满意足地走在了赶赴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的长征路上。

(三十四),赶赴于都的长征途中 江西山区高低错落弯弯曲曲并不宽阔的用石子和黄砂铺就的公路上,不时看到养路工人手牵拉着象我们老家生产队刮晒粮食的刮板的马或牛,不紧不慢地走着,把被汽车辗散了的黄砂集中刮到公路的中心。这些养路工人的工作就象我们这些徒步串连的红卫兵一样,永不停歇日复一日地在那崎岖的山路上走着,走着。刮板与砂石相接触发出的剌耳声音在幽静的山谷中传得很远很远。不同之点即他们的行走是与孤独为伍,而我们的徒步却是欢快和热闹相伴。 经过近二十天单调超负荷的长途行军,现在在赶往于都的途中,我们“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的每个人都练出了一副铁脚板。哪怕和我们一样每天也是背着背包行军,几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也没有向谁服输,她们大有想和男生们比试比试的实力和冲动。原来的文弱与娇嫩早就被强悍和健壮所代替。这个特殊的时期让她们过早地成熟了。 当初在南昌时,学习排练《长征》这一节目最后“三军过后尽开颜”动作的时候,L这个不满16岁的长着园园脸蛋文静漂亮的重庆初中小女孩,按照江西艺术学校舞蹈班小老师们的安排,要一跃而站立在W和另一男红卫兵的膝盖之上,由两个男红卫兵手捥其腿,共同做出一个十分潇洒十分漂亮的艺术造型动作。但是,她当时还面红耳赤略带羞涩地不敢好好发挥。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间的熟悉程度的加深,演出时却出人意料地完美。来自重庆的L和W之间也有了一种亲如兄妹的特殊感觉。她经常趁其不备把W的黄军帽抢戴在自己的头上,活泼与滑稽引得行军疲劳后的众人为之捧腹,为单调枯燥的行军增加了几分欢乐。活泼好动的沈阳女初中生S则不管行军多累,总是叽叽喳喳的不得消停。她还调皮地去抢背我们荆州支队健壮的体育健将L 的背包,“学雷锋”的良好动机也由于找错“服务”对象而让她立马败下阵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怎么敌得住我们人高马大的运动健将L的一根手指头的力量。不甘示弱来自沈阳的S就只有嘻皮笑脸地和L斗嘴的份了。当然,我们荆州的帅小伙L心里也明白S找他斗嘴的用意,和她闹着玩才是真正的目的。 文革初期,为了以实际行动响应毛老人家的伟大号召反修防修,红卫兵改名成风。不仅给带有封、资、修色彩的学校医院街道改名,连自己带有封、资、修味道的姓名也在必改之列,以此来表现自己的革命坚定性。如W改名为W要武,我改名为D毅,S改名之彻底让我等更是不可企及,他把自己的姓也改掉了,改为高峰。串连及长征之中我们都是以自己改名后比以前更显革命的称呼出现在众人面前的。重庆的L和和沈阳的S及那个山西长得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的初中女红卫兵T对这类事情怎么就显出了比别人异常的敏感性。她们怎么就都知道了我们改名的秘密并时不时对着我们几个叫上原来的真名而取乐助兴。这种善意友好的举动也拉近了大家的距离,融洽了原来略显拘谨的关系。现在还保存的照片中坐在前面看得最清楚的那个短发女孩就是T。她一口地道的山西话有时也听得让人吃力。一次,她热情友好地叫着我说着什么,我把她的话听成了“吃鸡蛋”三个字,引得她和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她喜欢和我在一起说话,正象L喜欢和W说话,S喜欢和我们的运动健将L说话一样。在她那句句晦涩难懂的山西话中,只有她称赞我会吹笛子会演节目对人真诚的恭维话语能让我听懂百分之百。一曲深情的“人说山西好风光”的优美旋律一经从这个年轻清纯漂亮女孩子的嗓音中发出,不仅能让我听懂,而且可以让我如痴如醉。在单调让人疲惫的徒步行军之后,她都会当着我的面给我来一首这个让人百听不厌的女高音。当然,感动和心动不是同一码事。她对我的友好表示没让我心动也不可能让我心动。理智战胜了冲动,纯真代替了虚浮。友谊归友谊。在那个特定的条件下和特定的时期,不可能派生出更多的枝节。因为我们毕竟是学生,而且还不是同一个省的中学生。 这一个个小小的插曲,让单调的长征增色不少。它活跃着枯燥行军的气氛,显示着人间的真善美。我应该感谢这些聪明伶俐热情活泼的小妹妹们给我自己给我们的长征队带来的欢笑。大家在欢笑中行军,在行军中感受着欢乐。疾步行军的沙沙声和着养路工的刮板所传出的沙沙声及我们的欢歌笑语声打破了山路的寂静。我们忘记了自己青春岁月毫无意义的流逝及祖国人民正承受着巨大的文革灾难。我们日复一日地就这样毫无意义地走着。但是,我们高举的鲜红长征大旂及只有老红军当年才有的行军队伍,却给这多年沉寂的山谷增加了无限的勃勃生气。 行军休息的片刻,我们都三五成群不约而同不失时机地抓住这阳光充足户外温度较高的绝好时期,把棉衣的里面翻转过来,捕捉在简陋杂乱的接待站地铺上沾染来的虱子和虱子的卵块,并互相兴奋地通报着自己揪寻到了多少虱子和卵块这个来之不易的赫赫战果。白色的虱子卵块附着在衣服上想把它弄下来是要费点儿功夫的,好在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有信心有决心,不达把虱子的卵块揪下来之目的誓不罢休。只是,今天揪下来了,明天说不定在身体上的某一个部位又出现了新的卵块。我们也只好天天发扬老人家倡导的挖山不止的愚公移山精神将虱子的卵块揪寻不止了。饿肚子的苦,长途徒步的累,被虱子咬噬的苦,揪寻虱子的累,这些苦和累交织在一起,使我们更加疲惫不堪。 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美国的工人阶级,日本的工人阶级和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民还处于被残酷剥削和残酷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中呢。我们就是要去解放他们的,这点苦和累算得了什么。而运动健将L则照例到小河去冬泳十分钟。在这江西最冷的季节,他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举动让我们为之瞠目,为之佩服得五体投地。 晚上在一个简陋的红卫兵接待站找到了住处。哈,我们又重复荣幸地吃到了那熟悉得再不能熟悉了的江西的萝卜片。不知道当年江西的萝卜是不是取得了特大丰收,不然怎么每天有那么多的萝卜片来对付数十万在江西步行串连的红卫兵。反正各个接待站的餐饮每天一样,红米饭和萝卜片成了离不开的当家品种和撤换不掉的主角。得很好地感谢这个主角,在那个全国人民高唱革命歌曲,紧跟毛老人家反修防修比四九年前更吃不饱肚子的年代,就是它才使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我们取得了在江西的崇山峻岭中徒步跋山涉水的唯一能量。 离于都还有几十公里的路程,离我们的目的地井冈山还有300多公里。如何再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克服困难,坚持步行直到最终抵达心中的圣地井冈山,取得我们“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成立以来第一步骤长征的伟大胜利,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现实问题。昏暗的灯光下,坐在草袋和竹蓆铺就的地铺上,我们开了一个全体会议。针对少数队员对于步行串连的松懈情绪,我们的H连长和W指导员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语录,各自作好自我批评,整顿我们的思想。大家争相发言,坦承自己认识的不足和怕苦怕累的思想的抬头。自我批评的氛围充斥着地铺上的空间。有的人还虔诚地拿出老人家的黑白光辉形象照,仔细地深情地注目着,凝视着,端详着。俨然一副“天上的群星永远朝北斗,地上的人心永远向太阳“的不可理喻的革命姿态。其过份的表示,幼稚可笑得无以复加。这种革命的情绪就这样时刻左右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大脑和神经,在鞭策着我们,在激励着我们。 在接待站我也有了一个不小的收获。荆州的C在拉得一手小提琴曲的同时,还会用他自带的口琴吹出很多优美的口琴曲,让我羡慕得五体投地。我也多么希望能拥有自己的一把口琴哪。C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说愿意把口琴卖给我半开玩笑的话语让急不可耐的我可当了真。我也不管买一个新口琴要多少银子,毫不犹豫地当场掏出四分之一个月的生活费即两元人民币甩给了他。在C不好收回自己刚才的话语的时候,那个也伴随着他上北京走江西的心爱的口琴自然就改换门庭而成为了我的囊中之物。重新成为了这把口琴主人的喜悦让我跳进跳出身轻如燕地手舞足蹈了一番。真是痛哉快哉也!从此,我每天除了吹竹笛的爱好外,又多了一个吹口琴的爱好。吹口琴的爱好一直伴随着我以后回乡当上了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农民。 生活还在继续,长征还在继续。我们还在赶赴江西于都的长征路途之中。

(三十五),于都分.裂 于都是赣州东部建县历史长达2200多年的一个人口大县和资源大县。于都还是中央红军长征总的集结和出发地。日夜静静流淌着的于都河见证了于都波澜壮阔的历史沧桑。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军团和中央机关纵队共8万余人集结于都休整后,于1934年10月17至20日分八个渡口南渡于都河(贡水),冲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条封.锁线,开始了举世闻名的号称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大转移。于都因此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更是声名远扬。 即将进入于都县城时,大家的精神亢奋起来。在欢声笑语中,“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全体长征队员照例是一改在山区弯曲起伏狭窄的砂石公路上行军的随意和散漫,以军纪严整歌声嘹亮昂首挺胸的英雄主义姿态,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昂然挺进到了这个注定让人终生难以忘怀的于都古城。很快找到了于都红卫兵接待站,安顿吃住自不必说。所有接待站千篇一律简陋得再不能简陋的接待条件已经使我们非常熟悉和习惯。 正当我们踌躇满志准备经于都,过赣州,越遂川,胜利抵达使中国革命的烈火最后形成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诞生地井冈山时,美好的愿望,良好的初衷以及曾经有过的坚强决心在这个重要的红军长征出发地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七十多元伴随着我们长征了500多公里的半导体收音机突然传来了让全体人员十分震惊的消息。中央可能认为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应该收场了,于是广播了在冬季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要求串连中的红卫兵回到自己的学校去,等到明年春暖花开了,再进行全国大串连。这突如其来的一记闷棍打得大家措手不及。 第一步骤的长征计划是到达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已经走过了百分之七十还剩下200多公里路程的长征计划是否会面临夭折,成了全体长征队员关注的焦点。迷茫彷徨的气氛深深地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这时候,绝大部份人原来曾经非常坚定的决心开始动摇,提出要赶快散伙,趁着现在的机会好好去玩几个大城市。要赶上大串连的末班车到广州上海等地去好好潇洒潇洒,借以弥补二十多天来徒步江西的辛劳和单调。而少数人则希望长征队的全体人员能固结一心,不畏艰险,一直走到目的地井冈山,去实现自己在南昌烈士纪念堂誓师长征时制定下的第一步骤长征计划的宏伟目标。办事的认真和执着对奋斗目标的锲而不舍以及对心目中井冈山的过份仰慕必然使我属于后者中的坚定份子。W和L的立场之坚定并不比狂热的我有丝毫逊色。 我们非常难舍这些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和追求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月时光的长征战友。我们极力想让那些思想动摇的人改变主意,仍然继续一起同舟共济患难与共不畏艰险走到我们心中的圣地井冈山,去了却自己美好的心愿。我们衷心希望很不容易有缘相聚在一起的七省市的三十多颗年轻人的心能再同往一处想,一个也不能少地继续我们剩下来的三分之一路程的长征。如果能让他们改变主意使我们美好的愿望得以实现,那将是再高兴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幼稚得再不能幼稚的想法毫不动摇地充斥着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太迫切了,我们的想法也太过于天真。我们极力怂恿极力陈述极力劝说,想用自己的真诚和决心来感化我亲爱的长征战友们。 当我们受人尊敬的H连长和W指导员也偏离了他自己原来的决心轨道,加入到散伙去玩大城市的行列时,当他们提出要分掉剩下的公款时,我们的心几乎碎了。W立即表达了一个这样的决心:在南昌所借的钱是用来支持我们长征的,这也是当初誓师出发的誓言。誓言是不容改变的。这样的钱不能分,要分就把它交给国家,交给接待站。他的话受到了我和L的一致拥护。交给国家不是出自我们的本意,我们是企图用这最后的拙劣手段来力挽狂澜于既倒。一人能分到三四元钱的好处对我们没有任何吸引力,我们希望的是团结一心,继续最后的长征。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尊敬的H连长和W指导员居然同意了把剩下的公款交给国家的意见,由此看出了他们散伙的决心之坚定。把公款交给接待站,交给国家的意见虽然不是出自我们的本意,但是说出的话和泼出去的水一样不可能再收回。收音机竹笛二胡及从没被使用过一直背在身上口径60公分硕大的行军锅更不可能被分掉,当然也一并成了交给国家的物品。在H连长和W指导员及长征队队员代表的监督下,于都县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很负责任地清理了我们的帐目,清点并接受了上交的钱物。我这个任职20多天短命的“财政部长”也自动灰溜溜地下台了事。 悲哀呀,悲哀!不是由于我的下台而悲哀,而是我们即将离别,并且是以一种矛盾和意见分歧而和同甘共苦了一个月的战友离别而悲哀。不能说是他们的错,他们的选择也在情理之中,我们应该理解。但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目标以及我们曾经共同追求过的价值观却就此泡汤,就此灰溜溜地散伙,这让我们于心不甘。一个月的友谊一个月的同甘共苦一个月的朝夕相处,就此以一个不欢而散的句号就此了结了吗? 少数观望动摇的战友也很快加入到散伙的行列,我们荆州支队和我们心心相印朝夕相处的D,P,C,G,F也打算和我们分别了,荆州的W、L和我三个人成了坚决要徒步上井冈山的“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的最后坚定份子。南昌医学院的L这个也只比我们大一岁左右20刚出头的大姐姐很理解我们的心情也给了我们莫大的安慰。她很支持我们的行动,只是她觉得和我们一起走不是很方便,也可能另有原因,所以只好和我们分别。W告别了重庆的L,运动健将L告别沈阳的S。我可是一个无牵无挂之人,还没有那么多的英雄气短和儿女情长,也没告别的特别目标和对象。就这样我们一定要徒步上井冈山的三个“坚定分子” 孤零零地走了。 于都,这个曾经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集结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现在突然意想不到地却成了我们曾经红火曾经浪漫曾经辉煌的“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的散伙之地分.裂之地,是我们还没有实现的第一长征步骤的终结之地。这个惨痛的局面,让正处于狂热中的我们无法接受和面对。 冷风飕飕,天空阴沉,似乎要下雪了,一个月不可多得的睛好天气即将结束。我们三个人的心情比这让人烦心的鬼天气还要坏。当我们三个坚定份子背起自己的背包,离别曾经倾注了我们心血和情感已经不复存在的“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继续踏上赴井冈山征程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复杂是五味杂陈是无以言表的。我们三个人就这样走了,就这样带着遗憾,带着悲凉,带着伤感走了。 北风呼啸,在乌云密布的天幕下,我们三人孤零零地默默无言地走着,向着赣州,向着遂川,向着井冈山走着。我们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我的脑海里一直翻腾着从“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第三连”成立、长征、到这次不欢而散的历历往事。真是后悔没有答应他(她)们的要求,没有让大家都得到三到四元的经济补偿之后再去各行其是。要是我没担任“长征大学”的“财政部长”,没掌管那么一个小小的权力,也不会让我至今留下终生的遗憾。我深深地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自责感觉。可是,已经悔之晚矣。沉闷,沉闷得让人窒息。沉闷,沉闷得让人有一种想大哭一下的感觉。眼泪已经盈满眼眶,但,终究没让它掉下来。我们是毛老人家的红卫兵,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才是我们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 三个人的长征在情绪低落中默默地继续着。

(三十六),三个人的长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离于都距离的增加,我们三个人的心情才从离别时的惋惜悔恨伤感不舍中慢慢平和下来,渐渐话语也多了起来。江西的山太多。公路逶迤,群山环抱,没有尽头。天气阴沉得越来越厉害,温度降了下来。身背背包疾步如飞仍然穿着两条单裤的我们没有半点寒冷的感觉。我们恨不得以最快的速度扑进我们心目中圣地井冈山的怀抱,以了却我们强烈的朝圣心愿。 虽然北京暂停大串连的声音已经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但是,公路上高举红旗身背背包步行串连的红卫兵队伍却丝毫不见减少。看来,北京的号令在红卫兵这儿就被大打了折扣。真是撒网容易收网难哪。文革串连是毛老人家发动的,支持的。这样的革命行动不是北京所鼓吹的要“冲破重重阻力”吗?这些继续在“冲破重重阻力”的来自全国的年轻学生舍弃学业在行色匆匆地长征着,串连着。也不管他们长征的意义有何重大,也不管前面的征途有何艰险,却都日复一日单调地枯燥地在江西这不知尽头的山路上耗费着人生稍纵即逝的宝贵青春和自身本来就不多的有限能量,在向着他们自己心目中既定的目标前进着。看来,我们三个狂热者的长征还不算孤立。我们没有后悔,没有退缩。有的只是离别时悲哀后的更加狂热和更加坚定执着。 我们三个年轻学生中,性格温和的W是我们班有名的美男子是勿容置疑的。L是运动健将,具有强健的体魄及男子汉的刚毅和帅气。我嘛,也能马马虎虎凑合凑合。三个头戴黄军帽腰扎武装带背着背包的帅小伙英气勃发疾步行军的姿态走到哪也很是惹眼,也能让路人为之注目。在公社在大队在生产队一个个简陋的红卫兵接待站,接待人员好象有一种对我们三个人的过份关照和偏袒。虽然吃住条件千篇一律的有限,不管走到哪我们也能享受到尽可能的周到服务。听到步行后口渴了的我们想喝点蒸饭后的米汤水,接待人员马上手忙脚乱热情地给我们及时奉上,感动得我们不知所措。晚上在一处青山环抱的生产大队的接待站住宿,三个十多岁漂亮的女服务员对我们三人更是照顾有加。我们的到来,让她们的话语也多了起来。对于素味平身的我们问寒问暖端茶递水忙个不停的热情着实让人很不自在却也心存感激之情。这样的热情服务毕竟使长途跋涉后的我们有了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她们也是在为那个本不应该发生的文革串连毫无意义地默默地奉献着燃烧着消磨着自己宝贵的青春。 在呼啸的北风中,昏黄的天际飘落着片片雪花,老天爷终于动起了真格。连绵无际的山峰上累积起来的白色和天空中昏暗的黄褐色成为了大自然的主色调。这落地即化的雪片在砂石公路上给我们三个人的长征平添了更多的不便。好在我们的背包是用塑料布包着的。只是人身上长时间地被雪花浸湿也不那么好受。外套的湿透,让我们突发奇想。头戴黄军帽的我们多么希望能象有的红卫兵小将们那样有一套威风凛凛的时髦黄军装。这样可以让我们一是更显英气逼人,二是能有一套可以换穿的外套,不是更方便了我们的长征吗?但是,到哪去弄黄军装呢?如果去裁缝店做的话,就是有钱有黄布卖,也得有布票呀。这种无端的奢求让我们只有自嘲自己黄鼠狼想吃天鹅肉的无知可笑。 下雪后,山路上行人稀少,步行串连的红卫兵也少见了。但是我们三个人却顽强地顶风冒雪地走着,向着心目中的圣地走着。偶尔有汽车经过也不为我们所心动。完全没有想去偷偷懒,坐上一段路的汽车的欲.望和追求。在风雪迷漫中,我们来到了赣州。 章贡两江在赣州汇合而成为江西省的第一大河流赣江,赣州因此而得名。这个位于南岭和武夷山之间江西省的第二大城市,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造就了这个秀美城市的繁华。可我们无心去游览,无心去消磨,马不停蹄地离开了赣州,继续我们三个人的长征。 为了节省自己的开支以备以后无法预料的困境之需,每到一个红卫兵接待站吃饭时,我们就拿出自己的学生证去申诉几句。经过这样的努力后,让我们很方便地去填写表格,很方便地以节约每餐一毛钱和半斤粮票的好处象老和尚化斋一样借到了一餐简单的饭食。这让我们更加满怀信心和心满意足。 哪怕是在风雪中,三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的行军纪录也一再刷新。我们终于以日行军六十多公里的速度来到了位于江西省西南边境,与我们心中的圣地井冈山毗邻的由江西吉安地区管辖的遂川县。 遂川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份。这个曾经诞生了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权的地方,革命遗迹数不胜数。但是,我们的目的地是我日思夜念的井冈山。这个神圣的山那儿象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磁场,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我们三个铁了心的年轻学生。 在遂川,我们三人照例是用学生证在红卫兵接待站心满意足如愿以偿地借用了免费的午餐。从借用免费的午餐中我们突发灵感,何不到遂川县红卫兵接待站去借借当时物以稀为贵的布票呢?如果能借到布票,那我们三个人梦寐以求的身穿黄军装的梦想及又有一套可以换穿的外套的方便,不就可能变为现实了吗?别的红卫兵在接待站借被褥借军大衣借钞票,我们为什么就不去碰碰运气呢?强烈的追求驱使着我们来到遂川县红卫兵接待站。 接待站一个年轻的普通工作人员接待了急迫的我们。在听取了我们三人据理陈述的理由后,无能为力的他在面孔上写满了万般无奈。在我们一再的恳请下,最后还是感动上帝,使时局发生重大转机。在他去向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请示汇报后,领导恩泽之门终于向着眼含期待的我们三人立即大为洞开。我们拿出文革中无所不能的学生证在认真填写了表格后,每人借到了那时一个人一年才能享有的宝贵得不能再宝贵的七尺布票。在那个政治第一政治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一切都是要由北京统一计划的年代,物资一年比一年奇缺。而文革中物资的奇缺更是破下了百年来的历史记录。在那个年代,七尺布票的得来真是太难太难了! 十分欣喜十分悠然自得地拿着还来不及捂热的每人七尺布票,我们身背背包,迫不及待地在遂川的各个商店和商场转悠,看能否有可以做军装的黄布这种破天荒奇迹的出现。事与愿违的结局终究大扫特扫了我们三个狂热者的兴。那时,就是拿着布票,在商店也很难买到其它颜色很简单的布料,何况这种让千万人趋之若骛能做黄军装的黄颜色布料呢?就是偶尔在哪儿现身也立即会被抢购一空。文革中,哪怕“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喊得震天介响,但是只抓政治不抓生产的局面让物质的匮乏和人民生活的极其艰难成为了当时我可爱的中国之必然。这种物资极度缺乏的“文革丰硕成果”,真是让我们三个人在遂川好好地领教了一番。 仅有一件外套的不便和窘境,又伴随着我们三个人马不停蹄地长征在了赶赴圣地井冈山崎岖险要的山路上。

(三十七),雪夜上井冈 走大路上井冈山要比走小路远三十公里左右的路程,在当地老表的指引下,哪怕中途要翻越很险要很陡峭的高山,心情急迫的我们也毅然决定走小路。为了便于红卫兵们参观毛的革命纪念地,从而去大树特树毛的绝对权威,伟大的中央和伟大的江西省委对红卫兵在江西步行串连安排得极其周到细致。在通往圣地井冈山的各条小路沿途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和哪怕是偏远的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也设置有红卫兵接待站。在那时农村的老百姓有的连肚子也填不饱的年代,其接待条件异常的差也就在所难免。不管条件差得怎么样,只要有一个在疲惫的长途跋涉后能简单的补充能量和晚上可以放下行囊卷曲一夜的地方,就是莫大的幸福。 风雪中崎岖的小路,湿滑难行。小路沿途的岩石上和大树上,曾经步行走过的红卫兵贴下的书签大小和巴掌大小的红色毛老人家的语录纸片格外醒目。这就象是指路牌一样,指引着我们不至迷失方向而能准确向前。地处在这深山革命老区的江西老表民风淳朴,乐于助人。当我们客气地向他们打听通往井冈山的小路走向的时候,他们总是用一口难懂的江西话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解再三,直到我们半懂不懂为止。三三两两玩耍的孩子们看到有步行串连的红卫兵经过,都会兴奋地围拢来,抢着索要毛主席语录卡片。我们的长征,我们的串连能给这些孩子们带来什么呢?这些语录卡片究竟能给这些孩子们带来什么呢? 来到一座高山前,只见林木森森,白雪皑皑。不知是被攀登的行人踩化了还是被呼啸的北风刮走了白雪后露出的陡峭山间小道变成了不规则的台阶形小路,它弯弯曲曲地鑲嵌在高山的岩石间一眼望不到头。和我们同时攀登的还有一个挑并不重的担子的本地江西老表。爬惯了当地山路的这个江西老表也和我们三个走惯了平原地区小路的年轻学生一样爬得气喘吁吁头上冒着热气。当我们有时还健步超过他时,向我们竖起大拇指的他露出了佩服之色。山间小路中的台阶最高处的地方,一个草木结构简陋的破旧凉亭横亘路上。山路从凉亭中间穿过后,就是山那边了。这是预备给上山累了的山民临时遮阳挡雨休息之用的。置身在这个“文物”级别的凉亭之中,放眼莽莽群山,峰峰相连,逶迤起伏,一直铺到天边。雪中群峰竞秀,山涧流水潺潺,心胸开阔的感觉使我们刚才攀登后的疲劳顿时消去大半。一同休息的江西老表也表现出了与我们攀谈的主动和热情。他告诉我们,前些时候,经过这儿上井冈山的红卫兵真是太多太多。现在可能井冈山已经大雪封山,要上的上不去,要下的也下不来。井冈山上所需要的物资全是从山下运送上去的。现在的冰天雪地对于井冈山上物资的运输真是太难了。所以,现在上井冈山的红卫兵大大减少。你们三人真是勇敢份子。简单的一席话,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井冈山接待工作的艰难。 翻越过这座高山后,晚上歇息在只有几户人家的接待站里。从井冈山上徒步下山的几个红卫兵也同宿此地。一个四川的红卫兵向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其到井冈山朝圣的见闻。他说当初上井冈山的人如何之多,条件如何之艰苦简陋。在大雪封山后,更是困难得无法想象。他还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十多岁的红卫兵以为是毛主席坐直升飞机到井冈山来接见大家,疯狂地向刚刚在井冈山上停下来的直升飞机冲过去企图第一个和毛老人家握手,而被还在高速旋转的直升飞机螺旋桨当场劈死了的故事。这个红卫兵小将怀着一腔热血千里迢迢来到井冈山朝圣,而断送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这些有关井冈山上闻所未闻的故事听得我们目瞪口呆。如果当时的中国没有这么严重的个人崇拜,多少灾难都可以避免,多少损失都可以挽回。可是,在毛老人家的怂恿下,那个狂热的年代搞个人崇拜的程度之恶劣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际歌”中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可是歌颂毛老人家的“东方红”歌词中却有“他是人民大救星”。这种自相矛盾的歌词毛老人家能解释清楚吗?那个被直升飞机的螺旋浆劈死的小红卫兵代表的是盲从,是对领袖人物的愚忠。这样一个悲剧故事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这是那个无辜死亡的红卫兵小将本人的悲哀还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不管井冈山如何封山,不管前头如何艰险,铁了心的我们三个人,也和那个死亡了的红卫兵一样怀着一腔愚忠,怀着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决心,还是决定继续向井冈山进发。第二天,我们又艰难地跋涉在赶往井冈山的崇山峻岭之中。雪后的山路真是太难行了,迈出的每一步都得十分小心。这样的条件,让我们步行的速度大大地慢了下来,这让急迫地想上井冈山的我们心急如焚。 在南昌财贸学校的沙盘教室听那个个头瘦小精干的老师讲井冈山的斗争故事的时候,特别记住了井冈山南大门黄坳这个铭刻在心的地名。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失败后剩下的溃不成军的七百多名散兵游勇在当地有名的土匪袁文才的帮助下,在茅坪设立了留守处和医院。可悲的是毛带领兵分两路后的其中一路人马在遂川遭敌人袭击而被打散。只好带领被打散的另外两个连,经黄坳,于10月24日到达井冈山下的荆竹山。之后,被另一个盘踞在井冈山茨坪叫王佐的土匪接上了井冈山。从而彻底扭转被动局面,拉开了威武雄壮的占山为王“工农武装割据”------井冈山斗争的大序幕。一九二八年五月,在第一次反围剿时期,在朱德和陈毅的指挥下,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在黄坳歼敌一个营的兵力,弱小的红军终于取得了黄坳战斗的伟大胜利,从而巩固住了井冈山的割据地位。毛也从而得以反客为主鸠占鹊巢。杀富济贫打家劫舍没有任何政治目的的王和袁最终都没有得以善终而被毛以其它名义加以除灭。可怜的王和袁,怎么是我们伟大的大救星毛老人家的对手? 经过艰苦的跋涉后,我们三个人终于来到了这个神秘的让人敬畏的黄坳,与井冈山的南大门进行了亲密接触。 在一个红卫兵接待站用过千篇一律的晚餐,急迫的赶路心切的我们谢绝了接待人员要我们住下来的盛情,毅然顶着夜色,开始了我们三人徒步上井冈山的雪夜行军。山道弯弯,顺着人们在雪地上留下的不甚清晰的足迹,我们亦步亦趋地慢慢向前挪动着。在似乎看不清路面的时候,L才舍得拿出手电筒晃一晃,我们才能找到继续前进的脚印。山间人烟稀少,在这陌生的黑夜笼罩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雪地山路上,我们三个初生的牛犊心目中完全没有任何的畏惧神色,也没考虑有没有野兽侵袭的危险和迷路的可能,依然坦然行进着。孤零零的三个人这样的雪夜徒步,比当初几千人在南昌浩浩荡荡的夜行军演习的困难程度不知道要大多少倍。这些,执着迫切的我们却全然不顾。 沿着一步三滑的崎岖山路艰难跋涉到午夜时分,也还没碰到一个红卫兵接待站。已经相当疲劳的我们见到了一座孤零零的土坯房屋时就象沙漠中干渴的旅行者见到了一片水草丰满的绿洲一样欣喜。犹如残兵败将的我们有气无力地上前敲门。纯朴的山民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土屋,知道来意后满口答应十分客气地给我们安排住处。还问我们肚子是否饿了。如果饿了,他们马上去给我们准备夜霄。早已经是饥肠辘辘的我们哪还好意思再去打扰房东,便假装着肚子很饱的姿态礼貌地谢绝了主人的一片盛情。我们入住的土坯房间里还工整地贴着一幅刘少奇的彩色画象。纯朴的山民并不知道遥远的北京正在发生着什么样激烈残酷的斗争。他们只知道前段时间每天有大批大批的红卫兵从他们门前经过时他们的不解与新奇。一身疲倦的我们三个人简单地洗漱完毕,挤睡在一张也同样象历史文物一样的木床上很快进入梦乡。凌晨,当房东还在酣然大睡时,赶路心切的我们就早早地起了床。客气地在房间简陋的桌面上留下了几张毛老人之家的语录卡片作为赠送给主人的礼物,道了一声谢,又踏上了艰难的征程。 井冈山地势险要,山高林密,仅仅只有五条崎岖的山路和外面相通。在五条山路的最险要处红军都设有防御工事,谓之五大哨口。它们分别叫做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桐木岭和朱砂冲。这些哨口处都是山峰陡峭,峡谷幽深。五大哨口就象井冈山的五座山门五座关卡一样,构成了井冈山根据地东西南北的五座防御体系。这样的险要关卡,使当年弱小的红军进可攻,退可守,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下来了最后形成了称之为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 我们是从位于井冈山南面的朱砂冲哨口进入井冈山的。当地有一首民谣形容这个哨口:“悬崖绝壁挂高山,朱砂冲来形势险;远看好像老虎口,近看又似狼牙关。”当时国民党军队多次妄图从朱砂冲进犯井冈山均以其工事坚固地势险要而未得逞。今天,我们三个人终于来到了这个神秘的哨口。雪中的山路上除了我们外,一直空无一个行人。真是路上人踪灭,天上鸟飞绝。朱砂冲这个雄奇的哨口前些时候曾经见证了向井冈山踊入的大批红卫兵的喧嚣。今天,这个在悬崖峭壁之上开出的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山路,却以她的宁静只是迎接到了我们三个执着者的登临。 朱砂冲到茨坪有十五公里的路程。这天经过朱砂冲后不久,天色又暗了下来。看来,我们又得再来一个忍饥挨饿的第二次雪夜行军了。夜色笼罩着雪中的小路和山峰。依靠着雪地的光亮,在坚强的信念支配下,我们跌跌撞撞地在雪地里一步三滑地挪动着沉重的脚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三个精疲力尽的年轻人在转过一道山梁时,终于看到了一大片让人兴奋的灯光。这就是井冈山的中心茨坪。虽然在沉沉夜色中,我们难以看清她的“庐山真面目”,但是,早已经不是仅有几十户山民的小山村壮美的一角却在我们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第一印象。 我们三个人经过近一个月时间行程达八百多公里艰苦的长途跋涉,终于实现了自己来江西长征的宏伟目标,胜利到达了第一步骤长征路线最后的目的地我们日思夜念的心中的圣地井冈山。不管我们长征的意义有何重大,来到井冈山的满足和兴奋成为了当时我们的唯一感受。 在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很容易地找到了红卫兵接待站。饿极了的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到了那天迟到的晚餐后,用油毡和楠竹在山边临时搭建的,在潮湿的地面上铺满稻草草袋的窝棚,就成了我们在井冈山串连的安身之所。 赶快入睡,明天在井冈山的参观学习,还要耗费我们三个人大量的精力。 处于胜利后喜悦之中的我们三个人,热切期待着即将到来的井冈山的明天。

(三十八),沉重的井冈山 第二天,雪后初晴的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在我们的期待中醒来。这个位于井冈山中心海拔840多米土地革命时期只几十户人家的小块盆地,环绕其四周的群峰被浓雾所掩盖。群峰下部的林木在白雪的映衬下,时隐时现,让人感到神秘莫测。 啊,这就是第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神奇井冈山。这个位于江西省的西南部,地处湘贑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的所谓革命摇篮,方圆达五百余里。周围数百座一两千米的峰峦象坚固的城墙一样环绕,海拔近千米的若干个井状小型盆地点缀其间。层峦叠嶂,逶迤纵横,奇峰峻岭,峡谷幽深,峰高林密,怪岩嶙峋,古木参天,地势险峻,其磅礴的气势及难攻易守的险要,如果不是身临其景,真是让人难以想见。 当年,毛老人家带领秋收起义失败后不满千人的部队来到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了红军初创时期有名的“三湾改编”后,决定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久和盘踞井冈山之下茅坪村的绿林好汉(实则是土匪)袁文才取得了联系。比土匪的心眼更胜一筹的毛从绿林好汉讲义气多猜疑的特点出发,只带几个随员到只有几十条枪的袁文才处“单刀赴会”,并赠送给他100条枪作为见面礼从而得到了土匪头子袁文才的信任和大力支持。袁文才立即写信给盘踞在井冈山上茨坪的绿林拜把兄弟王佐做工作,毛泽东又送给王佐70条抢,从而使这两支土匪武装归顺了红军。王佐把毛泽东接上井冈山后,毛所领导的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就此形成,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此在雄伟的井冈山点燃。从此之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才扭转了失败被动的局面,走上了节节胜利的道路。井冈山难攻易守的屏障象护卫初生的婴儿一样保护住了初创时期弱小得不堪一击的红军,巍峨雄伟的井冈山因此被称之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文革之中,对毛泽东的信仰和崇拜及他至高无上的威信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顶峰,代表着他丰功伟绩的井冈山也同样被推上了其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极致。为大树特树他老人家绝对权威的“井冈山热”,在北京的大力支持下,在毛老人家的极力支持下,也就难以避免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井冈山绮丽的自然风光,革命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浑然一体。当然,主要是由于其后者,才造就了井冈山文革串连时期的狂燥与辉煌。 在毛老人家鼓励红卫兵进行全国文革大串连的狂热中,一九六六年九月,就有了红卫兵上井冈山串连的记录。之后,红卫兵上井冈山的人数越来越多。在毛老人家极力主张极力怂恿失去理智极不正常地大搞个人崇拜的巨大热浪下,全国人民都把毛当成了神灵。为了能得到神灵的恩泽,从四面八方涌入井冈山的红卫兵与日俱增。一条“12月9日,毛主席要在井冈山接见红卫兵”从没被证实的消息,更是对红卫兵大量涌向井冈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高峰时期,仅仅一个只有两千居民面积仅三平方公里的井冈山茨坪,却超负荷地一下子承载了二十万红卫兵的接待任务。串连时期井冈山累计接待红卫兵数量达100多万之巨。这种超过人们想象的,大大超过井冈山负荷的疯狂的破天荒记录,让不堪重负的井冈山的接待工作全乱了套。 井冈山的接待工作一时间难以为继。所有的机关学校商店家庭都以接待红卫兵工作为其中心任务。在井冈山的各处就设置了十七个接待站。大部份接待站都是由井冈山下的吉安、莲花、宁冈、安福、永新、遂川、泰和等县负责。每个县负责一个接待站。从管理干部、工作人员、到炊事员。从搭建窝棚到炊事工作全包揽下来。当时各接待站炊事员总数就达近千名。 一九六六年的十一月底,井冈山就下了一场大雪。大量的红卫兵涌入井冈山后,大雪封山的井冈山盘山公路上物资的运输更是十分困难,二十万红卫兵有断炊的危险。这个非同小可的事惊动了北京。于是,广州、武汉、福州三大军区出动大型运输机31架次,三天内向井冈山空投干粮100余万斤。从而缓解了红卫兵断炊的矛盾。 我们漫步在冰雪覆盖及晨雾笼罩中的茨坪,感受着她的壮美与沉重。 茨坪太美,美在她的自然风光,美在她具有民族风格的现代化建筑。在当年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海拔近千米远离城市十分闭塞狭小的山中盆地小山村,文革之前却建起了博物馆、宾馆、商场、邮局等一些现代化的设施。这些带有黄色和绿色琉璃檐头具有民族特色可以和北京的建筑物相比美的高大建筑,就是在当时的武汉和南昌等省会城市也难觅踪迹。在山村周围,群峰拱卫,山林密布,流水潺潺,大自然独到的造化,更透出了茨坪的无限秀美。 茨坪太挤。但见在山边,在建筑物之间的空地上,在农田里,到处都是用油毡和井冈山特有的大碗口粗的楠竹临时搭建的一长排一长排的简陋窝棚。茨坪简直就成了窝棚的海洋。这种在潮湿的泥地上铺满稻草的窝棚四面透着寒风。在零度以下低温的天气并不保暖的窝棚,前段时间也满足不了如潮水般涌到井冈山的二十万红卫兵的住宿需求。享受不到窝棚的红卫兵只好三五个人露天围坐在一起,腿上共同搭一床棉被或者军大衣从而度过井冈山上寒冷的漫漫长夜。我们三人是幸运的,我们上井冈山的时候,已经度过了红卫兵涌向井冈山的高峰期。这时候,已经没有了当时的巨大人流的拥挤和喧嚣,一部份窝棚一片狼藉空无一人。所以我们很方便地找到了一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能放下背包后安身其间的窝棚。但是,在茨坪,到处仍然是无数的红卫兵人群在游弋,在活动,在虔诚地瞻仰,在发泄着自己无限崇拜的革命激情。 茨坪太脏。一个小小的茨坪一下子涌进那么多人,吃喝拉撒问题成堆。在泥地上人工临时挖出数量众多的简易厕所的方案也就应运而生了。在茨坪中心的几十亩水田里,人工挖出了好几个硕大的储粪池,借以消化几十万人的排泄物。垃圾遍地,污物成堆。好端端的一个美丽茨坪,被文革时期革命大串连的洪流污染得面目全非。 在疯狂的人流中,除了那个操着宁波口音而被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当场辟死了的十几岁的红卫兵外,长眠于此的红卫兵还大有人在。水土不服和生活条件的低劣使不少的红卫兵感冒发烧腿软咳嗽,住在四面透风的窝棚里的病人传染别人的危险让接待站工作人员手足无措。更有甚者,广州的一个20岁的女大学生红卫兵感染脑膜炎后,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而永远地长眠在了井冈山山林的荒草之间。她的病逝,更是给拥挤的茨坪带来了巨大的恐怖和混乱。还有红卫兵盲目去探寻井冈山主峰及红军洞而迷路后,被活活冻死饿死在了井冈山的风雪原始密林中。这一个个带着狂热带着信念带着盲从的年轻生命兴致勃勃地来到井冈山朝圣,却就此可悲地消失了。他(她)们消失在雄伟的井冈山,消失在狂热的政治浪潮中。这些花季生命的消失,将会使他(她)们的父母,他(她)们的亲人承受多么大的悲痛! 兴致勃勃来到井冈山的我们三个人亲眼目睹着井冈山的辉煌与悲凉,感受着她的无比雄伟与过份的沉重,心里的感情是复杂的。 啊!美丽的井冈山,伟大的井冈山,沉重的井冈山!

(三十九),瞻仰井冈山 吃罢早餐,我们踏着冰雪来到离我们入住的窝棚最近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前。这个由朱德题写馆名本来应该是十分漂亮的博物馆里一片狼藉,好多展柜的展品已经被撤走或替换。放有“朱德的扁担”的展柜里也放上了一根用井冈山特有的楠竹做成的毛泽东的崭新扁担。我们在小学语文课中就了解到的“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已经被造.反的红卫兵所改写。为了适应毛老人家大树特树其绝对权威的需要,把朱德带领红军战士去山下挑粮也篡改成毛泽东经常带领红军到井冈山下去挑粮。朱德的扁担被毛泽东的扁担取而代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连历史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编造和篡改,这种极不正常的十分恶劣的举动在那个疯狂的文革时期也就实属正常。这被政治家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而篡改了的历史,能够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吗? 在博物馆的大厅两边摆放着数不清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敬献的长征队和串连队的队旂更是让人眼界大开。这些虔诚的红卫兵以把自己的队旗能敬献给心目中的圣地井冈山作为头等的荣耀之举。一面旗帜代表着一队红卫兵对毛老人家的一片赤诚之心。大厅中每天都在增加的红卫兵队旗让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十分头疼。他们每天都要收起一批。后来,博物馆收起来的旗帜叠放在一起,下到地板,上到天花板,整整塞满了一个房间。这种向毛老人家敬献忠心的作法,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上,可能也绝无仅有。疯狂,实在是不可言状的疯狂! 与博物馆相距不远处的井冈山宾馆一楼的中间走道里,拥挤的红卫兵人群争相参观着老人家一九六五年五年重上井冈山时下榻的房间。正是这次的重上井冈山,老人家才满怀激.情地写下了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的表达“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豪迈心迹的诗句。一年后,由“久有凌云志”的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揽月、捉鳖”“炮打、火烧”史无前例疯狂的文革终于在精心策划后的紧锣密鼓中开场。这次重上井冈山的耐人寻味之举,究竟给他老人家发动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心起到了多大的促进作用就不得而知了。 在一楼的115房间,那个宽大的硬木板床上面铺着被褥和毛毯,展现着他老人家下榻时的全部设施。差不多进入这个房间的所有男女红卫兵都要以上半个身子在这个神奇的木床上躺一下或者滚一下为无上的幸福与光荣。这些不惜舟车的劳顿和步行的艰辛风尘仆仆而来的红卫兵竟然不去考虑自己的身上是不是很脏,也不去考虑会不会把自己身上的跳蚤和虱子滚落在这个神圣的床上后再让后面的红卫兵去幸福的分享。他(她)们考虑的是自我的感受,自我的陶醉和象崇拜孙悟空崇拜哪咤崇拜如来大佛的那种感情释放。我们三个千辛万苦来到圣地井冈山的虔诚之徒当然也不会例外,也用这种躺一躺滚一滚的方式好好发泄了一番自己难得一发泄的好奇和愚忠。时代,时代造就了这样的疯狂,时代造就了这样的盲从。有了这样的局面,还怕“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上台”的阴谋能够在红色中国得逞吗?还怕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被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彻底DD吗? 井冈山除茨坪外,还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几个很小很小的小山村。这几个小山村,都被土地革命的星星之火和红卫兵串连的狂潮染成了鲜红鲜红的颜色。我们沿着山间小路,步行来到离茨坪六公里之遥北面的小井。这儿是当年红军初创时期的第一所红军正规医院红光医院旧址。当时,这个医院可接纳200名伤病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军民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用石灰水或盐水洗伤口,用草药治病。将木头、竹子削尖做成镊子动手术。从而用这些十分原始十分落后让后人无法想象的手段治好了大批伤病员。1929年10月,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偷袭上井冈山来的国民党军队在小井村把来不及转移的130多名红军重伤病员全部俘获。在严刑拷打面前,这些伤病员忠贞不屈,视死如归,始终没有透露红军主力部队的去向,最后无一幸免地被用机枪全部枪杀在了一片水稻田中。当时最小的牺牲者只有14岁。看着一片冬季休闲的稻田及稻田中间的一个土堆一样的烈士墓及墓上由串连来的红卫兵敬献的已经褪色的被冬季的冷风撕裂了的红旗和主席语录等,我们三人顿时百感交加,不能自己。当年国共两党和两军的斗争之残酷由此可见一斑。这些追随毛老人家抱着美好的信念而来的的红军战士们,出师未捷身先死。长眠在此的你们,知道当今有如洪水般的红卫兵会来到此地瞻仰缅怀你们吗? 来到茨坪西北面七公里之遥的大井,这儿是老人家带领红军上井冈山首先到达的地方,也是收编改造王佐土匪绿林好汉部队的地方。大井是五井中最大的村子。当年,王佐为迎接毛老人家上井冈山,把房子也腾了出来。老人家的居室就安排了这里。1928年初,红军卫生队党代表何长工由前敌委员会的派谴对王佐的部队进行了初步改造。1928年5月,朱德和陈毅带领南昌起义失利后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和踌躇满志的毛会师后,也住在大井。1929年1月红军主力向贑南进军后,敌人乘虚袭击井冈山,彭德怀领导井冈山留守军民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使井冈山失守。大井村的房屋全被烧毁。毛老人家的故居也只灰心烟灭地剩下了一段并不大的断垣残壁。 解放后,毛泽东故居和朱德陈毅的故居等革命遗址得到了修复。毛泽东故居的那段残壁被完整地镶嵌在了新房舍的墙壁里。旧居后的两棵大树和旧居前的以颂扬毛的“毛泽东读书石”和旧居交相辉映,显得质朴而恬静。倘佯在故居的周围,我又情不自禁地拿出了笔记本和笔,用我并不熟练的素描方法把毛老人家的故居及故居背后的两棵树,一笔一划地认真描绘了下来。 在井冈山,难以入口难以下嚥粗糙的红米饭又成为了我们串连来井冈山年轻学生的主食。吃着红米饭,我们耳边不由响起了“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的红军歌声。在那个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岁月,也不知道那些追随毛老人家为求得人民解放的老红军是靠什么样的毅力信念和勇气,克服了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困难,才在这崇山峻岭高山峡谷之中,保住了以后燃遍神州大地的星星之火的。 在世界各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和世界上的人民正享受着优越的现代物质文明的当时,我们这些为了跟随老人家最后去“解放”这些本来就很幸福的却被说成是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世界人民,而在防修反修,而在疯狂地进行文革大串连,而在这神圣的红色井冈山上荣幸地享受着红米饭和“金丝被”及原始得再不能原始了的窝棚的幸福。 在茨坪,我们突然看见很多红卫兵趋之若骛地在井冈山商场外面的雪地里排起了一条拥挤的长龙。惊奇的我们立即发现是在出售可以做军装的黄布。呀,这太好了!我们在遂川所借的每人七尺江西省的布票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真是天助我也。原来,江西省委对井冈山的物资供应采取的是对待“特保儿”的办法。在文革那个本不应该发生的人为的动乱时期,什么物资都匮乏的年代,我们可怜的人民正在遭受本不应该的苦难时期,他们尽力组织物资供应井冈山,尽力满足井冈山上红卫兵的需要。所以,十分紧缺的黄布也就只能在井冈山商场偶尔露尊容了。我们三个人立即毫不犹豫地加入到拥挤的长龙之中。随着人群向前缓慢地挪动脚步,我们的心情也愈来愈高兴。所有排队的红卫兵都在翘首以盼那个能买到黄布的幸福时刻早点能降临到自己头上。井冈山上买黄布,那可是人生中别有一番意义的幸福之事呀! 可是,奢望中的好景并没有出现。商场出售的黄布立即告罄。少数买到了黄布的红卫兵心喜若狂,更多的红卫兵则面带惋惜,只恨自己得到的消息太晚以至排队太晚从而坐失此次的大好良机。唉,这难买的黄布真是让人心焦啊! 黄布虽然没买到,但两天之中参观了井冈山的中心却是最大的收获。还有外围五大哨口象磁石一样的也在强烈地吸引着我燥动着的心。赶快在简陋的窝棚里休息好,更艰巨的任务更诱人的目标即将出现在幸福的明天。

(四十),黄洋界上 井冈山上的五大哨口之一的黄洋界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最著名的哨口,它由于当年的黄洋界保卫战而名扬海内外。这个位于茨坪西北面17公里处海拔1340多米的险要哨口,是井冈山通往江西宁冈和湖南酃县的唯一通道。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我决定要去探访。毕竟有一句共同的名言是不到黄洋界,就等于没到井冈山嘛。 在那个说毛老人家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在那个把毛老人家当作无所不能的神的年代,在那个疯狂得失去了头脑失去了思考失去了理智的年代,到了井冈山怎么会放弃去一睹黄洋界巍巍雄姿,放弃去实地追忆毛老人家丰功伟绩的绝好机会呢?可是L和W两个帅哥由于好多天的艰苦跋涉后觉得很累很累,完全没有精力前往这个闻名中外的哨口去观光,去瞻仰。他们想好好在茨坪休整一下积蓄精力后再下井冈山返回武汉的想法也实属正常。回想我们三人从荆州出发,上北京,到南昌,一直长征到井冈山,而这次却不能一同前往井冈山的最后一站,即井冈山最著名的革命纪念地黄洋界去瞻仰,我感到十分遗憾。心中涌出的滋味无法用语言表达。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决定一人独自行动。 我仍然穿着两条单裤,头戴黄军帽,腰扎武装带,背着水壶和挂包,挂包里放了在井冈山商场用半斤粮票和两毛五分钱买的半斤象我们老家说的“干炕”一样粗劣的饼干,以及我心爱的笔记本和钢笔,告别我最亲密的同学加战友W和L,以一身简单的装束独自一人踏上了到黄洋界的路程。 从茨坪到黄洋界如果不走公路走山间小路,可能会近两三公里。为节省时间,我决定走小路。很多红卫兵也是沿着这条小路上黄洋界的。这从沿途的大树上岩石上贴着象指路标一样的书签大小和巴掌大小的红色毛老人家语录小纸片便可得知。要从海拔840多米的茨坪爬上海拔1340多米的黄洋界,其海拔高差500余米。山间小路弯曲狭窄坡陡。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完全没有被融化的冰雪让崎岖的山间小道更是寸步难行。这些算得了什么?到黄洋界的迫切心情让我这个在平原上长大的孩子在通往黄洋界的冰雪山间小道上也能如履平地,有时几乎可以说是健步如飞了。不知道青春少年的我在那种每天享用的少油没盐的粗劣饮食中是如何积蓄了在冰雪世界中爬上黄洋界的能量的。 山峰奇险,怪崖遍布。小道边山石上和草木上的积雪好象从没被融化过,冰凌坚硬无比。呼啸的北风与银装素裹的山峰本来给人带来的是阵阵寒意,而我却丝毫感觉不到。我感觉的是胸中涌动的暖流和冰雪中行走的燥热。路上很难碰到一个行人,更难见向黄洋界攀登的红卫兵。看来,象我这种在大雪封山的当时攀爬黄洋界的“无产阶级”坚定份子真是太少了。经过四个小时左右的攀爬,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让我日思夜想的黄洋界。 站在雄伟险峻冰雪中的黄洋界上极目远眺,但见群山起伏,千嶂叠翠,云遮雾绕,眼前白茫茫一片如同来到了浩瀚无垠的汪洋大海上一般。难怪有人原来就把它叫作“汪洋界”或者“望洋界”了。黄洋界下面的山谷也是冰雪覆盖,幽深莫测,云雾飘渺,使人犹如登临天宫仙境一般,景色蔚为大观。登临其上的感觉是一种美不胜收,是一种子虚乌有的雄壮和豪迈,是一种不虚此行的莫大享受。唉,W和L要是也一起来享受一下如此美景,岂不是更加痛哉快哉! 当然,当年红卫兵串连时期来攀登造访黄洋界的目的还是它更重要的政治意义,那就是为大力宣传毛老人家的丰功伟绩和大树特树毛老人家的绝对权威呐喊助威。我,就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亿万失去理智的疯狂助威者之一。 当年红军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 1928年7月,毛率红军到贑南桂东接应在湘南受挫后转移到桂东的红军主力部队,留守井冈山的只有两个连的兵力。8月中旬,国民党贑军和湘军共五个团的兵力趁井冈山空虚发动了对井冈山的第二次会剿。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条件下,守山红军发动群众,利用山险构筑工事,设置竹钉阵,滚木擂石阵和射击掩体。作好了黄洋界保卫战的一切准备。 8月30日上午,战斗打响。黄洋界本来就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易守难攻得天独厚的险要之地。红军在每条枪只有3到5发子弹的条件下,在汽油桶里燃放鞭炮模仿机关枪的声音吓唬敌人,充分利用了险要的地势和滚木擂石进行顽强抵抗,多次打退敌人进攻。下午,不甘失败的湘军又组织大量兵力发起进攻。红军战士将在茨坪修理的1门迫击炮搬上了望哨,趁敌人进攻时向着敌人开炮。谁知仅有的三发炮弹中,前两发由于受潮而成了哑炮。第三发不仅响而且在敌军指挥所爆炸。炮响之后,各个山头吹响了冲锋号,汽油桶里的鞭炮声也随即响起,男女老少齐声呐喊。敌军以为毛老人家率领的红军主力已经回到了井冈山,便连夜逃跑了。 20多天后毛泽东带领红军主力回到井冈山,听到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消息后,心潮澎湃,诗兴骤起,欣然命笔,写下了一首《西江月----井冈山》的词作:“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为了突出毛,为了大树特树毛的绝对威信,没有毛参加和指挥的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也被人们誉为是毛的思想的伟大胜利。 黄洋界上的哨口营房依然如固,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静静耸立。纪念碑正面由朱德题写的“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及反面由毛老人家题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几个大字在白雪的映衬下格外醒目。当年的红军了望哨和工事似乎在向造访者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曾经辉煌的历史。在这大雪封山的时候来到黄洋界的红卫兵屈指可数。稀稀拉拉的几个不避风雪以坚强的意志和不变的信念攀爬上黄洋界的红卫兵在哨口营房处也有幸聆听到了一个老红军模样的解说员夸大其词为毛歌功颂德的热情讲解。在当年战争遗迹前听着他绘声绘色的讲解,更加体会到了当年井冈山军民同仇敌忾裕血奋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 当天造访黄洋界的红卫兵太少太少。我不得不独自来到离黄洋界哨口不远处的五里排的山石台阶小道边,两棵槲树高大挺拔静静屹立着。树周围地上插的树枝上挂的一面面被呼啸的北风撕烂且有的已经褪色了的红卫兵长征队队旗更是十分惹眼。在两棵槲树那够得着的枝桠上挂着的许许多多红卫兵袖章也在随着凛冽呼啸的北风翩翩起舞。幼稚的红卫兵们用这种把队旗和袖章敬献给黄洋界的方式表达着胸中的盲目与疯狂。 两棵槲树下,就是当年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了使山上能储备更多的粮食,以粉碎敌人的“会剿”,朱德和红军战士每天上下山路100多里到宁冈挑粮回来临时休息的地方。在这陡峭的山路上不用说挑上六七十斤重的担子,就是不携带任何重物攀登也会让人气喘吁吁。这也让我体会到了当年朱德带领红军战士到宁冈挑粮的艰辛。无以表达我对当年老红军的崇敬,我再次拿出我的笔记本,认真一笔一划地画下了当年历史的见证者,这两棵英雄的槲树。当然,一并画入我笔记本画册的还有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和哨口营房。 黄洋界上的美景及革命遗迹和动人斗争故事一直陶醉着痴情中的我。在心目中的黄洋界上,在这有如神圣般威严的革命遗迹面前,我已经流连忘返了。一看时间不早,只好匆匆忙忙独自一人沿着来时的山间冰雪小路踏上了返回茨坪的路程。早已是饥肠辘辘了,就着军用水壶的凉水在这冰雪的世界里,我狼吞虎咽地边走边吞下了带上山的还不知是什么味道干硬的半斤饼干。沿途危崖遍布,怪岩耸立,冰雪小道在危崖中穿行。上山容易下山难。在冰雪世界中走30多华里的如此山间小路下山更是难上加难。白雪遍布,我好象患上了雪盲症一样地看不清了道路。我费力地走着,一步三滑地走着,小心翼翼地走着。 天色渐晚,周围的山影越来越模糊。孤身一人的我在风雪世界中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道路为什么越来越崎岖,雪地为什么越来越难行。在小路旁边的大树上和被冰雪覆盖的山石上为什么没有看到惯有的以前的红卫兵经过时贴上的毛主席语录小纸片。我边走边处于一种深深的疑惑之中。 走着,走着,在迷茫中,我突然发现前面路边依山的一个破烂低矮的窝棚被冰雪覆盖着摇摇欲坠,里面空无一人。回忆上山时的路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窝棚。直觉告诉我,我迷路了。一个多月前那个独自一人在风雪中去攀登井冈山主峰,去探寻主峰上的红军洞的年轻红卫兵不是由于迷路而又冻又饿而摔死在了井冈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吗?难道我就是他的第二吗?想到此处,顿觉神情紧张毛骨悚然,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 灵机一动,我赶快掉过头来,在雪地中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往回走。脚边就是悬崖断壁,稍有不逊,后果将不堪设想。脚下不远处突兀而出的断崖削壁完全是一条条深不可测的绝路。寒冷的井冈山之路,也让我背部沁出了阵阵热汗。再没有上山时的健步如飞,再没有上山时的豪情满怀,有的是紧张和慌乱,焦虑和恐惧。我的头脑在胡乱地运转着,思考着。眼睛在傍晚光线渐暗的雪地里仔细地搜索着。我尽力回忆着上山时山路边的典型标记,瞪大眼睛仔细搜索着大树上和岩石上红卫兵贴着的毛老人家的语录红色小纸片。 呀,找到了!在苍茫的暮色中经过近半个小时的冰雪中的艰难跋涉,来到一个不是很明显的三岔路口,终于好不容易地发现了岩石上贴着的毛语录小纸片。我立即兴奋地沿着另一条山路下山,从而在下山的小路两旁的大树上和岩石上模模糊糊发现了更多的语录小纸片。终于脱离险境了,真是让人虚惊一场。当时转危为安后,不知道有多狂喜,不知道有多兴奋。激动的我恨不得对着夜幕中的井冈山的群峰高歌一曲地好好发泄一番。 在沉沉的夜色中,忍受着饥饿和寒冷的煎熬,顶着北风踏着一步三滑的冰雪,我独自一人终于安全地回到了茨坪,终于又见到了三个月来朝夕相处的我亲密的同学加战友W和L。我疲惫身影的突然出现让正为我担惊受怕而不知所措的他们二人大出了一口长气,欣喜之情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赶紧陪我到红卫兵接待站去饱餐了一顿还剩下不多的冰冷的红米饭和萝卜片汤。听到我迷路经历的讲述后,他们二人啧啧连声,唏嘘不已。 黄洋界上的历险经历,现在想起来也让人有些后怕。要是没有以前走过的红卫兵所贴的语录小纸片,在那个风雪之夜的崇山峻岭之中,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回茨坪的山路,更预料不到可能发生的是幸运还是灾难。而我迷路后错走的方向刚好就是那个迷路后永远长眠在了井冈山上的红卫兵走失的方向。如果迷路后找不到回茨坪的山路,在这绝壁死路的深山中,在这寒冷的冰雪之夜,饿死、冻死、亦或滑下悬崖摔死的危险无处不在。难道那就是当时一腔热血盲目崇拜毛的我可悲的归属吗?然而我却吉星高照,化险为夷,算是最幸运中的幸运了。 啊,雄伟的井冈山,光荣的井冈山,美丽的黄洋界!

(四十一),到分宜 1967年1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可能是秉承了什么人的指示,从北京到上海伙同王洪文等密谋策划夺.权。他们在夺了《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权后,又策划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1月8日建立了由他们控制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权,从而刮起了震撼中国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支持上海的夺.权革命行动。很显然,这个“一月革命风暴”的总后台即非毛莫属了。 在这种席卷全国的夺.权运动中,茨坪的高音喇叭每天广播着北京决定暂停文革大串连的消息,鼓动全国正在串连的红卫兵小将要迅速返回原单位去掀起全国范围的“一月革命风暴”,去“夺.权”,去夺回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把持的本单位各级党政大权。 我们步行长征到达井冈山的目的已经达到,为期一个多月的长征在雄伟的井冈山上也应该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也是否应该迅速返回母校去参加“夺.权”呢?不管夺.权与否,停止串连返回母校是我们当务之急的大事了。于是,如何下井冈,就成了摆在我们三个人面前的首要任务。我们再不会仅仅单纯地只是以双脚去机械地枯燥地丈量江西崇山峻岭中迂回曲折的山路,而是要充分开动脑筋,以多管齐下的措施来保证我们胜利返回母校的伟大目标得以实现。 在大雪封山的井冈山上,想找到坐汽车下山的机会少之又少。很多响应北京的伟大号召,停止串连返回本单位去参加“夺.权”的红卫兵都不得不迈开自己的双腿在又陡又滑的冰雪山路上徒步下山。我们三个初生的牛犊在巍巍井冈山上才更深刻体会到了上山容易下山难这句名言的绝对正确性。但是,难得的机会却向我们三人幸运地降临了。我们在游览井冈山茨坪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停车场停有十多辆带顶蓬且轮胎上緾有防滑链能在冰雪山路上行走的解放牌汽车。象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一样的一阵狂喜之后,我们立即作出重要决策,为保证坐汽车下山努力的成功,晚上就捷足先登偷偷地睡在带顶蓬的汽车车箱上。 晚饭后天已经黑了下来,三人手忙脚乱地打好背包收拾好行李,带着在井冈山商场买的准备第二天在车上权且充饥又硬又枯燥的饼干摸黑踏着冰雪来到停车场。在空无一人的停车场我们三人象做贼一样地转悠着,压低嗓门讨论着。这些车明天会不会下山去,究竟是哪辆车会下山去,下山的车什么时候才能走。要是苦等一夜后,这些车都不下山,我们又将如何。这一个个未知数让我们三人可犯了难。返回母校的迫切心情最后还是驱使我们在沉沉的夜色中随便爬上了一辆带蓬的解放牌汽车。车箱里虽然没有了临时窝棚里稻草的柔软,三个人在四面透着寒风的车箱里把被子打开铺好,也心安理得地有了一个汽车上的临时铺位。在寒风的亲吻中蒙头沉沉睡去,睡梦中也好象是顶着风雪冒着严寒卷曲着身子坐着敞篷汽车急驰在下山的盘山公路上。 天刚蒙蒙亮,停车场有人活动的声响将睡梦中的我们惊醒。一个司机模样的人连看也没看车箱一眼,更不知道寒冷透风的车箱里有已经苦苦守候了一整夜三个睡眼惺忪的不速之客。他径直进入我们这辆车的驾驶室发动了汽车。汽车的引擎声象一首美妙的音乐使我们顿时感到了守候一整夜后的兴奋。真是老天爷保佑,我们怎么就刚好上了这辆今天早晨第一个发动的汽车。汽车究竟要开到哪里去并不重要,只要是能随着汽车下井冈山就是我们追求的最完美结果。 汽车慢慢驶出茨坪停车场,沿着结冰的公路向着五大哨口之一茨坪北面的桐木岭而去。被冰雪覆盖的群峰起伏,银装素裹。茂密的楠竹林和成片的松树林与裸露的岩石上的冰雪交相辉映,更加突显出井冈山的壮美幽深与雄奇。专注开车的司机全然没有发觉车箱上我们三个大活人的存在。经过桐木岭后,汽车在井冈山险要的盘山公路上左弯右拐,一路下山。从没坐汽车走过盘山公路的我们在汽车迂回颠簸中紧抓车箱栏板,紧张得目瞪口呆心口高悬。真佩服司机高超的驾驶技能,在这崇山峻岭道弯坡陡的冰雪盘山公路上却也有惊无险,把个解放牌汽车开得得心应手如履行平地一般。 好不容易下得山来,我们心目中神圣的雄伟的井冈山渐渐远离了视线。随着汽车一路颠簸着,脸也没洗口也没漱牙也没刷的我们三人在汽车急速行进时刮起的寒风中紧缩着脖子,就着水壶中冰冷的凉水啃着干硬难嚥的饼干充饥。这就是我们的早餐也是我们的中餐。经过拿山到达江西的永新县城,汽车也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把地图册在颠簸的汽车上摊开,我们在仔细揣摩着汽车的去向。看来,汽车要向江西的安福方向行进了。安福北面的不远处就是沪昆铁路线上的分宜。管它呢,只要汽车不停下来,我们就一直坐在上面任凭它把我们带向远方。如果能到分宜,就可以坐上回武汉的火车了。回母校心切的我们阴差阳错地象瞎猫碰上了一个死耗子一样感到了由衷的庆幸。 车到安福县城停了下来,这时,司机才惊奇地发现了我们三个蓬头垢面狼狈不堪不速之客的存在。在相互的微笑和轻描淡写的会话中,我们看出了司机的友善与直爽。他说他不再向前走了,不然还会再带我们一段路程,并向我们表达了深深的歉意。他还热情地向我们指引到分宜的路线,要我们只要碰到空着到分宜方向的汽车都可以拦上,司机一般是很乐意带步行中的红卫兵一段路程的。我们对热情的司机表示出了由衷的感谢。 告别这位好心的司机,我们三人又迈开双脚沿着公路向分宜方向走去。啊!又过来一辆解放牌,我们急切地向汽车挥手。没等汽车停稳,也不管司机同意与否我们就迫不及待地爬上汽车。好景不长的是这辆汽车走不了多远又停了下来,沮丧的我们也只好灰溜溜地下车再继续11号车的步行。 拦车,上车,下车,步行,再拦车。我们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这样的程序后,腹中空空如也的我们三人才在沉沉的夜色中安抵沪昆铁路线上的分宜县城。 分宜县城和当时的南昌瑞金一样,到处是结束串连后来赶坐火车返回学校去“夺.权”的红卫兵的身影。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在夜色中赶快找红卫兵接待站解决腹中饥饿的问题。饥饿问题解决后,一切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已经被饿得两眼直冒金星有气无力的我们整整一天到此才花上一毛五分钱和半斤粮票在接待站拥挤的红卫兵人群中幸福地享受到了一天中唯一的一餐半热不凉粗茶淡饭的待遇。 饭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分宜火车站,继续着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幸运会再次降临到我们头上吗?我们期待着。

(四十二), 回武汉 本来不大的分宜火车站被南来北往东去西来的红卫兵挤得水泄不通。这些和我们一样响应北京的号召,急于赶回本单位“夺.权”的红卫兵大都带着在江西徒步串连后的一路风尘和倦容。只要是有火车在分宜停下来,如潮水般的红卫兵就会一涌而上。有从车门挤上车的,有从窗子里爬上车的。还有的让一个人不带任何行李先挤上车后,再把同伴的行李和人从车窗一一拉进火车车箱。这可苦了那些身单力薄的女红卫兵和年纪小的红卫兵了,在挤车方面,她们是弱者。在这寒冬季节,穿着的臃肿和背上的背包更加重了挤上车的难度。被挤时的哭爹叫妈,被挤时的汗流浃背成了当时火车站的一道寻常风景线。在分宜逗留了几天了也没能挤上火车的红卫兵大有人在。唉!挤车苦,挤车难,革命加拼命,再苦再累也得挤向前。 身强力壮的我们三个人也经过了好一番车门前的拼搏后,终于抱着背包面红耳赤大汗淋漓地好不容易挤上了开往湖南株州的火车。 更加拥挤的车箱让我们三人无法插足。挤了好一阵子才把背包放了下来,人则只能挤站在那儿了。厕所过道行李架上坐椅底下都充塞着红卫兵的身影。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要有一个立足的地方即足矣,哪里还会去奢求上厕所和洗嗽了。车箱内的空气污浊不堪,在这寒冬腊月的天气也显得几分燥热。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里只能有这种混乱的车箱,混乱的人群。 沉重的火车载着拥挤的红卫兵缓慢地行进着。走不多久,就又要“临时停车”。有时,一停就是十分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这可是难得的从车门挤下车和从窗口爬出车去方便一下的大好时机。男红卫兵一下车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随地方便起来,这可又苦了那些女红卫兵。这些年轻女孩子挤下车后,有的也只好在稍稍避开人们的视线但也还是在离车不远处的众目睽睽中勇敢地蹲下来方便了事。也有的女孩子们发挥了红卫兵敢打敢拼顽强的革命精神,用身子在火车边围成一个个人圈,这样女同伴们得以方便的简易厕所就立即形成。仅从这点,让你就不得不佩服她们的革命创造性。 火车上根本无法供应餐饮,吃饭喝水的问题只能靠在车站停车时从窗口外购买。这些火车车箱外为人民服务的售货员们向火车上售出的低劣饮食勉强支撑着正处于发育时期的年轻红卫兵身体能量的简单平衡。 拥挤污浊混乱的火车让红卫兵们苦不堪言,我们身在北京的红司令是否知道你忠诚的红卫兵小将在忍受着怎么样的苦和累呀?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红卫兵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只是想念着我们最最最敬爱的红司令。这样的苦和累算得了什么,红卫兵们的精神已经麻木。这些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舍弃学业,来到这偏远的地方在拥挤中煎熬,在饥饿和干渴中煎熬,在麻木中煎熬。火车在麻木中吃力地向着株州缓慢行进。 吭哧吭哧沉重的老式火车终于抵达湖南株州站。从拥挤的人流中下车的我们三人不知道在株州怎么才能再坐上回武汉的火车,又处于了一脸的茫然之中。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辆闷罐列车停在了站台上。面对潮水般的红卫兵人流,穷于应付的铁路部门为了缓解运送压力而不得不临时加开了若干象这种一没坐位二没其它任何设施而仅有一个个独.立互不连通的装货物的车箱的代客列车。这种把人当作货物一样地装载运输也是伟大文革的一大丰硕成果,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要再次挤上被人看不起的闷罐列车也同样要花点儿气力和功夫。好在身体素质好的我们三人,面对这样的困难早就成竹在胸志在必得。挤上车后,在又黑又脏的车箱里安顿下来,回武汉的目标即将实现的兴奋让我们终于大大地舒了一口长气。缓慢行进的闷罐列车的临时停车及停车后挤下车去方便和解决自身能量的补充等项问题与从分宜到株州的列车上解决的方式也就如出一辙了。 经过二十个小时左右的行进,闷罐列车终于抵达当时武汉唯一现代化的汉口大智门火车站。这个由法国人设计于一九0三年建成具有800平米候车室的欧式建筑的火车站敞开它博大的胸襟把远方的游子热情地迎入了自己的怀抱。回到武汉,好象就到了家一样的感觉让我们兴奋不已。我们又入住到了武汉关一座外国人当年建造的楼房下阴暗潮湿拥挤的地下室里,在这儿继续享用着简单的饭食,在这儿继续耐心地等待着回沙市的轮船票。 一天晚餐,我们又荣幸地享受到了有粉蒸肉和鱼及豆腐等六盘荤素搭配的美味佳肴。这难得的美味让饥渴的一直用少油没盐的粗劣饮食充斥肠胃不曾沾过荤腥的我们馋涎欲滴不能自己。八个人一桌的佳肴在碗里的米饭还剩下一半时,盘里早就山穷水尽汤汁全无。意犹未尽的我们只好眼巴巴地靠回味刚才的美味来凑合着吞下那最后的半碗米饭了。原来这天是农历的除夕。这难得的饭菜,也可能是我们伟大的北京,伟大的毛老人家对在革命加拼命地进行文革大串连的红卫兵的莫大关怀和慰问了。 在北京去过了多所全国知名的大专院校,上次长征之前在会师武汉的等待之中,我们已经饱览了武汉三镇的博大与美丽。这次回武汉,虽然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却也不再愿意去各大专院校串连,去到处游览。我们三人在等待回沙市的船票的时候,就在武汉关和六渡桥附近转悠转悠,和同样等车等船的红卫兵们兴奋地畅叙着自己串连的奇闻轶事,分享着彼此子虚乌有的快乐。武汉街头众多的无处不在的刺耳的高音喇叭每天不厌其烦地播放着“一月革命风暴”的消息及鼓动红卫兵们回本单位去“夺.权”的伟大号召。威武雄壮的革命歌曲伴随着播音员慷慨激昂的播音语调震憾着那个时代每一个人的耳膜和心灵,带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强烈感受。看来,文革在经过大串连之后,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的关键性一年了。 在武汉关,我们三人又高兴地会到了重庆的初中女孩L。当时在我们三人向井冈山步行进军的时候,她和沈阳的初中女孩S原本打算从于都坐车上井冈山的。可是当时大雪封山的井冈山公路不通汽车,她们在井冈山和我们会面的计划就此落空。功夫不负有心人,也是我们最帅的帅哥W魅力无穷,L展转来到武汉,终于使武汉的会面成为了幸福的现实。L和W大有说不完的知心话题,他们二人沉醉在分别多日后今又重逢在武汉的喜悦之中。看来,他们二人之间已经有了一种微妙的关系和依依不舍之情。我和我们的运动健将L也为他们的重逢祝福和高兴。只是沈阳的S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在武汉和我们会面,也让运动健将L和我们都留下了些许遗憾。 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很不发达的条件下,要运送的旅客和红卫兵太多太多,一样是一票难求的船票让我们等得心焦和烦闷。我们盼望着早日能得到回沙市的轮船票,在得到船票之日,也就是W和重庆的初中女孩L的再次分别之时。看得出,他们被这种复杂的矛盾的心情左右着有些不能自拔。会面是一种短暂的幸福,分别是一种长久的痛苦。但这个痛苦迟早是会在哪一天降临到他们二人身上。 武汉,可爱的家乡省会城市,见证了这些青春少年由于文革而被无味荒废的宝贵青春和长期的接触中也必然会派生出来的男女蒙胧爱恋之情。唉!人哪,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高级动物。我们只能在内心深处为他们二人默默地祝福。

(四十三),结束串连 人类社会有文字记录以来亘古未有别出心裁的文革大串连把整个中国社会搅得焦头烂额。在北京挥动独自扭转历史车轮巨手雄心勃勃的毛老人家把群众发动起来去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已经达到。他虽然一厢情愿地希望由他鼓动起来的文革大串连很快结束,但大串连的余波却照例在中华大地上肆无忌惮地奔涌,久久久久地不能平息。于是北京的决策者们想出了一个对付串连中的红卫兵的好办法。不象以前有票无票也照样能享受坐车坐船的便利,而是必须用学生证并且根据学生证上的地址你才能取得返回本校的免费车船票。即你只有乖乖地回你自己的学校去了,想到外地去继续搞“革命的大串连”的免费车船票一律停发。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曾经贵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的聪明红卫兵们有对付北京的好办法。他们用文革大串连时期无所不能的学生证在接待站取得回本校免费的车船票后,就到红卫兵集中的地方去向外地的红卫兵交换他们想去游玩城市的免费车船票。这样,红卫兵集中的地方又形成了一个个好不热闹的免费车船票交换市场。本应该让红卫兵回自己学校的免费车船票就这样神奇地变成了他们继续免费到外地游玩求之不得的可靠通行证。名曰送红卫兵回家的日夜辛苦奔忙的车船,就又成了一些不甘就此停止文革时期革命大串连的红卫兵免费旅游的交通工具。 在武汉等待了好多天后,才终于在汉口的红卫兵接待站拿到了回沙市的免费船票。回学校心切的我们可舍不得用这张船票向外地的红卫兵去交换。三四个月来,我们上北京,到江西,上井冈,革命大串连的目标已经达到。我们再也不愿意象前段时间那样到外面去颠沛,去疯狂,去游走,去发泄。我们只是期盼着早日回到阔别已久位于湖北江汉平原上历史悠久中外闻名的荆州古城去,回到我日思夜念刻苦攻读了三个寒暑的荆州中学去。 W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重庆的女初中生L后,我们三人在汉口的武汉关码头踏上了回沙市的轮船。冬末春初,湖北的天气仍然寒气逼人。在凛冽的江风中,不得不把一直束之于背包内的棉裤武装到身上。船上的拥挤依然如故,喇叭里播放的文革时期特有的火药味十分浓烈的老人家语录歌曲也同样撼人心魄慷慨激昂。轮船不时拉响低沉刺耳的气笛,载着我们,载着在外游子的心,逆水航行在九曲十八弯的长江荆江航道上。经过近四十个小时的航行,轮船抵达沙市港。我们三个远方的游子,终于回到了久别三个多月的这片深沉的土地。 沙市还是那个沙市,荆州还是那个荆州。不同的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炮轰火烧和革命大串连的洗礼,人心浮动了,街市萧条了。很多工厂都处于一种半停产的状态。人们都忙于响应北京的号召,都在酝酿本单位的革命大夺.权运动。沙市和荆州的主要街道两旁随处可见的用芦蓆和竹杆搭建的大字报栏一片破败。层层叠叠的大字报把芦苇蓆盖得严严实实。还有一群群造.反英雄们手提墨桶,用扫帚大的排笔,在奋力书写着DD某某,火烧某某,号召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咄咄逼人的煽动性口号。象武汉一样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也播放着震耳欲聋的革命歌曲,以及两报一刊的社论和声嘶力竭的夺.权叫嚣。这些都是身在北京高瞻远瞩的毛老人家希望在红色中国很快发生和看到的动人景象。通过批“三家村”,通过“破四旧”,通过在本单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通过“革命大串连”等一个个精心策划的文革步骤后,毛老人家终于如愿以偿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起来,即将形成摧毁一切旧世界,解放全人类的燎原之势。 回到荆州中学,还仍然陶醉在文革时期的革命大串连之中的返校学生们,还没有完全在短时期内实现自己参与文革夺.权运动的角色转换,仍然还在三五成群津津乐道地和几个月没见面的同学们分享着大串连的奇闻轶事和快乐。我们三人也同样参与其中,向同学们述说着被毛老人家检阅的幸福及到江西长征的艰辛。说到在江西遂川借布票一事,我突发奇想,文革大串连已经结束,我们所借的江西布票一直没派上用场。以后,江西的布票在湖北也不能使用,何不把布票寄回遂川还给红卫兵接待站呢?我的提议得到了W和运动健将L的一致赞同。 在寄出布票两三个星期后,我们高兴地收到了江西遂川红卫兵接待站热情洋溢的回信。信中,他们对我们此举大加赞赏。面对如此礼遇,我们没有惶惶然。要是我们当初有机会用掉了布票,怎么也不会再给他们寄回去还了。回信中对我们的溢美之辞,让我等三人深感受之有愧。但是,遂川红卫兵接待站能给我们三人回信,是对我们此举的充分肯定,也使我们欣慰。 一九六六年秋季开始的文革大串连如火如荼地开展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央的三令五申及在外串连的同学陆续返校,波及中国所有地区史无前例的这场闹剧在一九六七年春夏之交,才终于划上了一个沉重得再不能沉重了的句号。 文革大串连结束后,原来北京计划停课半年,六六年高考推迟半年进行的方案又落了空。无所事事的同学们只有把青春期多余的精力和能量发泄在“炮打”“火烧”及“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争斗之中。以后的“钢”“新”两派自我标榜为文革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争斗,最后演变成了血腥的荆沙地区真枪实弹的“八三一武斗”事件。荆沙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象我这样的文革造.反初期的“保守派”在一九六七年的五六月份就只有灰溜溜地暂时回到我依然贫穷落后依然愚昧的家乡农村去。 一九六八年底,老人家发觉红卫兵造.反的历史作用行将结束,在谆谆告诫红卫兵们说现在是轮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后,果断地又一次向全国数千万红卫兵们挥动巨手,热情地号召他们中断本来就十分宝贵的学业,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并且说是很有必要。青年学生(红卫兵)们一辈子的命运就此而发生重大改变。在高考无望的情况下,我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份也不得不向学校交出了自愿回乡去当一个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农民的申请,从而结束了我高中时期难以离舍的学校生活,回到了湖北天门的农村老家,当上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运动健将L的出路和我如出一辙。当时家在城镇的同学则只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唯一出路。在高考和升学无望的情况下,W及我们班的另外五个同学在六八年底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成为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的光荣一员。也由于选择了当兵这个当时在校学生(红卫兵)们的唯一出路,才使位于大城市重庆的女初中生L与W的关系更加密切,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俩从而实现了幸福的结合。而L由于回乡去当农民而最终没有赢得沈阳初中女孩S的芳心。我武断地猜想一下,要是我们的帅哥W不去当兵,他和重庆L的婚事是否能成功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全国大串连,给我们当时还处于贫穷落后中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不仅使中国经济和社会秩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而且使“炮轰、火烧”砸烂一切的文革理念肆无忌惮地在中华大地上泛滥,从而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串连中的学校停课和串连后的大学停办及“上山下乡”等荒唐的举措更是使一大批很有发展前途,本可以被培养成优秀人才的学生荒废了极其宝贵的学业和极其宝贵的青春。这个本不应该发生的政治运动彻底改变了这批人的人生轨迹,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人才断层的可悲局面。在世界还处于和平时期的大前提下,应该抓紧时间集中精力发展我国经济的时候,而我们却在“革命”,在花费巨资搞全国大串连,搞轰轰烈烈的文革。在这个时期,亚洲的邻近几个小国和地区出现高速发展的态势,形成了经济上的亚洲“四小龙”。而我们却失去了让中国更好发展的宝贵时间。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的老百姓为此而付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应该有的沉重代价。真是可悲可叹哪!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历史上永远也抹不去的深重灾难。但当时为了给文革歌功颂德,把什么都标榜和宣扬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丰硕成果。回首往事,文革时期如火如荼的革命大串连,你的伟大胜利在哪里呢?你的丰硕成果又在哪里呢? 《大串连》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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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侠客
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05-25
我的文革岁月三, 两派争斗(一至十四)
(一)两派的初步分化    回学校的兴奋与平静很快就被文革时期的“炮轰火烧”理念和北京的“夺权”号召所打乱。从北京和武汉及外地革命大串连带回来的文革经验让回校的年青学生们更加踌躇满志目空一切胆大妄为。这时候,全国的文革浪潮也如脱缰的野马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在北京的大救星、红太阳毛老人家的热情鼓动与支持之下,文革已经步入白热化阶段。公元一九六七年注定又将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盘古开天以来世所罕见绝无仅有灾难深重的一年。    响应毛老人家的伟大号召,受北京来的“南下一小撮”炮打火烧理念的影响,湖北出现了一批炮打当地党委和政府、梦想进行“夺权”的文革组织。这些组织利用大字报和大标语及传单甚至革命的行动,对各级领导及领导机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这样的冲击,使各级政府部门和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相继瘫痪。    当时,人们及各级党委和政府还停留在一九五七年毛老人家的“阳谋”思维阶段,他们的思想一时很难以适应突然变化了的文革新形势。认定这些向各级机关和领导发难的人就是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和反革命份子。在人民群众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这种思维方式的存在。于是,也应运而生出了与造反派观点和作法完全相反的企图维护原有社会秩序的一个派别。这一派,被造反派称为保皇派、保守派和保守组织。    就在各级政府机关瘫痪的时候,一月底经过毛签发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要求军队支左。军队、军区、军分区和县人民武装部这些单位和机构遵照此八条命令行动起来,用当时的文革语言叫做是站了出来,力图力挽狂澜。    二月初,武汉的造反派和所谓的“南下一小撮”进驻汉口的红旗大楼,接管了《长江日报》并于二月八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简称“二八声明”。并于次日发表社论称《长江日报》是在军队支持下接管的。而保守派红卫兵则强烈要求武汉军区对“二八声明”进行表态。于是,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了“二八声明”。部队还上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从而使军队介入到了文化革命之中,并且明确了支持保守派的表态。这个表态,使当时湖北的造反派立即陷入到了被动难堪穷途末路之中。    之后,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果敢出击,在湖北全省统一行动,抓捕了造反骨干份子1300多人。其中天门县是在3月26号动手抓捕的。一大批文革初期的造反骨干立即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的阶下囚。“三二六”这个文革时期的特殊称号,也被天门人民永远定格在了难以磨灭的文革记忆中。    这种抓捕,和毛老人家想要通过群众造反来造成天下大乱,从而在乱中利用群众,来搞垮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文革意图背道而驰。这种抓捕,实际就是干扰了毛的文革步骤和文革的大方向。因此,四月,人民日报针对军队和公安机关抓人的问题又发布了一个《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样,一大批被抓捕的造反者又被释放。    一直停课快一年的同学们,每天除了吃饭,有时候还装模做样地拿出《毛选》看一看。这样一是借以打发无聊的时间,还可以在众人面前显示出自己对毛老人家的忠心和标榜自己革命意志的坚定。在那个大话假话空话满天飞的年代,装模做样学《毛选》也很正常。当然更多的是在一起议论来自校内外的文革消息。    面对社会上动荡的文革局势,同学们又不安分了,荆州中学内又躁动起来。同学们中间自然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议论转化成唇枪舌剑的辩论。一部分同学支持外面的造反派,一部份同学支持公安机关和军队为维护社会秩序而采取的抓捕行动。文革大串连时期成立的第二代红卫兵组织在大串连结束后,由于其内部成员观点的分歧已不复存在。虽然持不同观点的同学暂时还没有正式成立什么新的红卫兵组织,但是争论辩论的气氛却在持续升温。大字报又铺天盖地地遍布在了校园之内。    在毛的极左思潮的左右下,人们必然会产生一种越左越革命的思维定势。谁要是不左不革命,那就有可能被文化革命的潮流所淹没。在这种极左的政治氛围中,造反,就是一种时尚,一种荣耀。造反是检验你是不是革命,是不是忠于伟大的毛老人家的标尺。那些支持造反的同学,热血沸腾地议论着,显露出来的俨然是一副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者姿态。在这种极左的环境下,有同学居然说,我们的教室是解放区,他们要是派军队来镇压,我们就和他们拼了。如果被抓去坐牢,我们就在牢房里唱“坐牢算什么”(此为歌颂毛泽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上的歌曲)。我听到这样的话语后,很是不能理解。我有一种求稳怕乱的思想。因为我从懂事起,就经常听父亲及长辈们讲述当年社会动乱的给人们带来灾难的故事。在动乱中,吃亏的总是最弱势的老百姓。于是,我又写了我在文革期间的第二张大字报《怎么能把社会主义的学校分为解放区和敌占区》。我把大字报贴在了阅报栏的显著位置。    我的大字报的观点,遭到了一些同学的反对,但却也得到了很多同学的认同。一些同学还在我的大字报上签名,表示了对我这种观点的坚决支持。夏德林同学就我的大字报的观点,和我进行了激烈辩论。声嘶力竭唾沫横飞,引经(引用毛语录)据典慷慨激昂。可悲的是我们谁也驳倒不了谁。失去了理智的冲动,又有什么灵丹妙药能使之冷静呢?何况夏同学表述的是代表毛老人家“造反有理”的精辟论述,而我却表述的是一种代表普通民众因循守旧的求稳怕乱。当然,我这个求稳怕乱,是由从动乱的岁月走出来的父亲耳濡目染长期熏陶而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观点。    停课一年的荆州中学年轻的学子们,又在这样的辩论和思维混乱中激动着,耗费着。荆州中学和社会上一样,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在思想认识上,在组织形式上,已经出现了初步的分化。

(二), 造反派保守派 那时候,每天一斤一两大米和少盐没油的一点蔬菜的生活,让处于青春发育期的我们经常忍受着饥饿的折磨。每天舌干口燥无休无止的激烈辩论,让人精神亢奋神经紧张。我的身体终于垮下来了,每天流鼻血不止。在校医务室也不能止住,到荆州医院也没能从根本上治疗好。流血过多导致的贫血及激烈辩论后的疲劳,让人整日头晕目眩浑身乏力。 学校遥遥无期的停课闹革命和无休无止的辩论,以及对卫生知识的缺乏,使我忧心忡忡惴惴不安。我决定要逃避,要离开学校回到我天门的家去。于是,我向最要好的同学骆竞瑜道别,并请他按时到学校总务处领取我每月的定量指标34斤粮票和四两油票后邮寄给我。一同从多宝中学考入荆州中学的曾凡海同学非常关切地开导我,要我回去一定要转变自己的观点,把身体养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我用学校发的七尺布票在商店买了一块黄布,到荆州的一家缝纫店做了一件黄上衣。这可是我在江西串连期间梦寐以求的呀。一九六七年五月下旬,带着一种迷惘,带着一种失落,我穿着用现在的眼光看来是一种不伦不类的黄色上衣,终于离开了嘈杂纷乱的学校,回到了我那个依然贫困,依然是糠菜半年粮吃了上餐愁下顿的家。 绿树掩映的村舍,旧貌依然,破败不堪。农村生产队的小麦已经收割完毕,横七竖八地堆放在禾场上等待脱粒。疯狂的文革并没有给农业生产带来丰收的奇迹。估计亩产三两百斤的产量水平是远远也不能和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放卫星时,亩产几千上万斤的牛皮数值相比拟的。被土地和人民公社体制牢牢束缚着的家乡父老乡亲们衣衫褴褛面目憔悴,在有限的土地上从事着效率低下原始的繁重劳作。由于只抓革命,不抓生产,而且干活大呼窿,做事磨洋工,干部搞特权,社员有意见,从而使农村的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的束缚。人民的生活并不象北京宣传的被毛老人家解放后如何幸福,而是一天比一天更加艰难了。但是,文化革命却照样在贫困落后的农村进行着。 这时候的家乡文革已经发展到有了文革组织的阶段。当地的文革组织的名称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简称“无派”。其参加的成员全是所谓的苦大仇深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公社一级成立无派的战斗兵团,由供销社的一名叫张宗圣的人负责。大队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某某战斗队”,由二队的曹文明及贫协主任丁存福负责,生产队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某某战斗小组”,由曾经在一九五八年任过生产队长的丁心元负责。其它成份的农民则被无情地排斥在这个所谓的革命组织之外,更不要说地主富农这些阶级敌人了。这也就是当时农村版的官办文革组织。 这种并不是由群众自发成立的农村文化革命的组织形态,就和城市里的学校在文革初期成立的第一代红卫兵基本一样,彻底违背了毛的文革初衷。这样的组织形态,却让穷困潦倒的农村中的相当一部份人,在无法满足其物质需求的情况下,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因为这些有权参加文革组织的人,总觉得自己是党和毛主席政治上所依靠的对象,是毛历次运动的中坚力量。于是就有了一种出人头地的优越,有了一种高人一等的体面和光鲜。特别是在农活紧张时,“无派”停下生产,打着红旗,成群结队地在村前村后游行,激动地高呼口号的风光,更是让其优越感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极致。当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出了农村文革的如火如荼。仿佛只有这种疯狂的闹腾,才使贫穷的死气沉沉的农村有了些许生气。 我家中农成份的政治面貌,使我勤劳朴实的父母也和其它中农一样,必然被排斥在该组织之外。这些虽然不是“阶级敌人”却也低人一等的贱民,象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一样,又一次地成为了农村中的另类人员。而这些老实本分的另类人员,只能坚守在农活第一线,每天享受着繁重体力劳动的“优厚”待遇。 一九六七年的春夏之交,在城市里,第二代红卫兵组织也已经彻底分化瓦解而消亡,人们可以根据观点的异同而自发重新成立新的文革组织。 在荆州中学,已经成立了保守派组织“荆州中学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荆中革联”。而与之相反的造反派组织叫“新荆中”。两个组织之间象斗红了眼的公鸡一样,整天斗个不停。只不过,“新荆中”的势力还远远在“荆中革联”之下,处处被动挨打。这样的两派之间的斗争被叫做是“革”和“保”的斗争。 实际上造反派在荆州都是受到打击和压制的。一次,“新荆中”及荆州师范、荆州农校的造反派打着红旗在荆州城内联合组织大游行,当游行至省三监狱附近时,迎面与荆州城内的保守组织“荆建争朝夕”相遇。“荆建争朝夕”都是些手握螺纹钢梭镖及镢头的工人阶级壮实汉子。观点的分歧早就让他们斗红了眼。“荆建争朝夕”摆开阵势,突然向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学生游行队伍进攻,不分青红皂白,抡起镢头就向手擎红旗的旗手打来。刚才还在互相鼓劲准备和保守派们对峙的文弱的“造反派”学生,哪里是这些壮实汉子的对手。看到自己的造反大旗一倒,就向四处散开,仓惶逃走。很多同学在城墙上磓城而下,拼命跳进护城河向对岸游去。其中荆州农校仙桃籍的何楚才同学,由于水性太差,气力不支,片刻之间就沉入河底,一条鲜活的青春生命就此成为文革的牺牲品。当渔民后来用鱼钩将其尸体打捞上来的时候,人们为之垂泪惋惜。惋惜之余,又有谁去思考出现如此悲剧的深层次原因和悲剧的最高制造者并去追究其责任呢? 天门持造反理念的另一个文革组织“红色造反者”由于 受“三.二六”大抓捕的打击,也早处于日薄西山穷途末路的境地,代之而起的则不是群众自发组织而是官办的文革组织“无派”在当红。家乡农村文化革命的进程,已经比城市慢了一到两个节拍。

(三),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 文革期间,为了搞得天下大乱,北京大力支持群众可以自发地成立各种文革组织。这些文革组织,各有各的思想,各有各的观点。各组织的思想观点有的必然会绝然相反针锋相对。在文革初期,对这些组织,均以“革”和“保”来加以称谓。革,即是跟着毛老人家干革命,敢于把天下搞乱的革命派。保,即求稳怕乱因循守旧,和毛的把天下搞乱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的保守派。各种组织虽然都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是造反的,是革命的。但是“革”和“保”却在不同的时间段,在不同的人们看来,是完全不相同的两个概念。“无派”这个组织的全称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由名称可以看出其自我标榜的是何等的革命。这个天门的文革组织号称有几十万之众。不管自称是革命派与否,因为其是官办而不是由群众自发组织的性质,所以该组织是以保各级领导为目的的“保守派”。这和毛老人家发动文革,先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从而在大乱中去搞垮刘少奇的图谋完全背离。看到当时天下大乱的局面,在不理解且深受其害的同时,也让你不得不佩服毛这个“大救星”让人捉摸不定的谋略及疯狂过人的胆识。 在学校,我没有参加什么保守组织。但是,观念的保守和求稳怕乱的心态一直左右着我。全国炮打火烧,对各级领导机关冲击的混乱局面,工业生产的半停滞状态,使我忧心忡忡。这种当时被称之为保守的思想,和毛老人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存在着太大的差距。 回到农村的家后,我的思想却向另一个方向发生了迅速的不可想象的逆转。看到家乡的文革仍然是“官办”的局面,看到除贫下中农之外的其它农民均被排斥在文化革命运动之外而成了另类人员的现状,我的心口有了一种被什么东西堵塞住的不快。我保守的观念开始动摇了,思想出现了抵触情绪。对那种所谓的“自来红”,自以为只有自己才是革命的“无派”思想观念,有了一种鄙视一种排斥的心理。对当时农村中残酷地把人划分出三六九等的“阶级路线”产生了相当的憎恶和反感。青春的冲动在左右着我,在北京接受毛老人家检阅的兴奋在支配着我,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在激励着我。思想上不说是翻江倒海却也是七上八下,五味杂存。为了不当“消遥派”,为了不辜负伟大领袖毛老人家的期望,为了表示自己紧跟毛老人家干革命的决心,也仗着自己是省重点高中学生这个在当地让人羡慕的优势,我产生了建立一个文革组织,以和官办的“无派”相对抗的思想。 荆州中学的同班好友骆竞瑜热情帮助,按期给我用信封从荆州寄来粮油票,使我在那个如果没有了粮油票就可能会被饿死的幸福时代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他在来信中,告诉我,荆州中学又建立了很多造反组织。其中我们红卫三班同学的造反组织叫“缚苍龙战斗兵团”。原来持造反观点和我对“揪军内一小撮”进行激烈辩论的夏德林同学,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而参加了保守组织。骆竞瑜同学由于其温顺的性格及和我一样求稳怕乱的思想,也必然是位于保守派之列了。校园内没有了欢笑,没有了同学之间的手足之情。而代之而起的是无休无止的激烈辩论。是唇枪舌剑,剑拔弩张。是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严重紧张好象是不可调和的对立。昔日的好友,昔日亲密的同学,由于文革观点不同而格格不入,互相攻击挞伐,似乎已经反目成仇。原来文革带给我们的是这样互相对立互相攻击的可怕结果。 一九六七年的七月上旬,我初中的好朋友好同学王运龙从多宝前来造访。他是在“三二六”被天门人武部送进看守所被关押过的“红色造反者”成员。时间不长的牢狱生活,更加坚定了他“揪军内一小摄”及和“无派”战斗到底的决心。而我对“揪军内一小摄”却无甚兴趣。我的兴趣,是想让那些“根正苗红”的“无派”们改变观点,让他们不要认为,其父辈的“革命”基因就决定了只有他们才拥护毛,才最“革命”。要让“无派”们看到,我这个中农出生的子弟,也照样会紧跟毛老人家的伟大战略步骤干革命,而且丝毫也不会比他们落后逊色。虽然这样的动机在那个荒唐年代是十分幼稚可笑且不可能实现的。 王运龙极力鼓动我们,希望我们成立造反组织,加入天门的“红色造反者”队伍。他的支持,使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王运龙同学的造访,对我参加“红色造反者”起到了十分关键的重要作用。丁光法也是初中时王运龙同学的同班好友,他对王运龙在“三二六”时被无端抓捕愤愤不平。本来丁光法家庭出生贫农,在毛时代应该是“根正苗红”了。可惜其父亲当过国民党兵的历史也使他们家饱受岐视而成了农村中的另类人员。丁明信的家庭历史和丁光法家庭如出一辙。憨厚朴实的丁光法和丁明信,年纪轻轻地就背负着家庭历史问题的沉重思想包袱,一直默默无闻地在为人民公社奉献着自己的宝贵青春,在夹着尾巴做人。 我的祖父由于知书达理,待人真诚,品行端正,在三十年代由民主选举当过管100户村民的小保长。他这个一不贪二不占做事公平乐于助人的国民党政府时期最基层小小芝麻官的历史问题,却影响到了我的家庭,影响到了我的父亲及我自己。作为四九年后当地现代教育的开拓者之一的父亲,工作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在当年公办教师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十三年后,由于我祖父的历史问题,也得不到一个转正定级的待遇,而仍然拿着29元5的试用工资。父亲后来愤然辞职,回乡当了农民。只有在他辞职时,天门县教育局才按照转正定级后月工资最低的33元标准给他计发了13个月共400多元的离职费用。 祖父去世后几年,我才呱呱坠地。而他的“历史反革命” 问题虽然没有影响到我考入省属重点高中荆州中学,却也影响到了我后来的人生。一个公平的社会,本不应该在社会制造出政治上歧视和被歧视绝然不同的两类群体。可惜在毛时代,政治上的被歧视却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我们不得不每天享用的家常便饭和每天面对的主题。 遭受不应有的政治歧视和冷落的处境,让我们有了共同的语言。我们也想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紧跟毛老人家干革命的决心。一种想在“无派”面前好好显摆一下自己革命意志的思想,兴奋着我们的大脑,支配着我们的神经。在王运龙同学的热情鼓动下,我们三人一拍即合,成立了一个红色造反者组织。从骆竞瑜的来信中受到启发,我也给我们的组织起了一个和荆州中学我们红卫三班的造反组织完全一样的名字红色造反者“缚苍龙战斗兵团”。取“缚苍龙”三个与本班造反组织相同的字作为我们的组织名称,无不显示出了我当时的幼稚可笑头脑简单及处事的滑稽可笑。 “缚苍龙战斗兵团”得到了大队会计丁心明的支持。土改时期根正苗红也可以算作是丁营大队秀才对人一脸和气的心明会计帮忙找到了一个镀锌铁皮卷成的原始得再不能原始了的只能用噪音进行喊话的话筒。这可以充当我们的宣传工具了。他又帮忙找到一面可能是“无派”曾经使用过的棉质布料虽然略微褪色却也略显鲜艳的红旗。丁光法找到丁营大队远近闻名书法功底深厚退休在家的丁营四队的丁国仁老师,帮忙用废旧报纸书写了“红色造反者缚苍龙战斗兵团”几个洋洋洒洒遒劲飘逸的字样。丁国仁老师是清朝晚期出生于普通农家的子弟。家境并不富裕的他竟然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也受到过十分良好的私塾教育,从而使他有了如此书法大家的功底。对此,我们只有百思不得其解且望洋兴叹佩服有加的份了。 大家小心翼翼地用白纸将字剪下来,再小心翼翼地用浆糊把这几个遒劲的白字贴到这面寄托着理想和希望的红旗上。其中“缚苍龙”三个龙飞凤舞位于红旗中央的白色特大号字,映衬着红旗的鲜红,格外醒目耀眼。没有宣言,没有什么动静,“红色造反者缚苍龙战斗兵团”就这样成立了。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心大队的“满江红”、南河大队的“风雷动”(这些词均出自于毛的诗词)等“红色造反者”的战斗兵团相继成立和恢复。基本上三合公社的十三个大队,每个大队都有了一个“红色造反者”的战斗兵团。 “红色造反者缚苍龙战斗兵团”的成立,是我们出于人的生存本能,不自觉地团结起来,反抗毛荒唐的阶级路线的一种举动呢?还是其它?只有由历史来回答了。令人费解的是,当时我们从内心深处,的确真诚地拥护毛老人家,真诚地拥护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到 “三合人民公社”机关所在地的南河,去找到了时任公社团委书记的红色造反者领头人物张尚华,及也是红色造反者得力干将时任公社妇女主任的其夫人姚其华。张尚华也是多宝初中高我两届的同学,他们夫妻二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张尚华是共产党的福利院抚养的孤儿,当时在多宝中学就读初中时就是学校的优秀团干部。其夫人姚其华是根正苗红作风泼辣快言快语对人真诚的后起之秀。他们对我们能紧跟毛老人家的伟大战略步骤向资产阶级和保守派造反的革命举动大加赞赏。他们向我们介绍了武汉、天门的文革形势后,也对我们如何开展本大队的文革进行了热情地指导。 有着造反观点和我激烈辩论的夏德林同学后来加入了保守组织,我这个持保守观点的人后来却摇身一变,在老家成为了天门县造反组织“红色造反者”的一员。巨大的反差可能在嘲笑着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的青年学生的无知和轻狂,也无不是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的荒唐和悲哀。 按照当时的时髦话语,“缚苍龙战斗兵团”的诞生,标志着我这个因循守旧的青年学生,抛弃了自己在那个疯狂时代不应有的保守观念后,“反戈一击”, 终于回到了要让“天下大乱”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上。

(四),七二0时期 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发生了文革时期震惊中外的“七二0事件”。 这天,武汉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及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武装冲击武汉军区和中央来汉处理文革问题的代表下榻的东湖宾馆。而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下榻于此。他们在毛的眼皮底下揪斗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并在全市武装游行,酿成了文革时期军队的最大一次骚乱即“七二0事件”。 在8199部队的掩护下,王力才最终脱险。动乱的局面,使在文革期间从不坐飞机的毛,也不得不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紧急离开武汉飞赴上海避难。毛泽东想于此期间在武汉再一次畅游长江带有深厚政治色彩的宏伟计划相应落空。 二十一日,东海舰队可能是受毛主持的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武汉发表严正声明,准备随时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剑头直指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二十二日,周恩来从武汉飞回北京先行在机场降落,在机场主持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中央代表回到北京的仪式。二十五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的集会,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军委成员参加,热烈欢迎谢富治和王力回到北京,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系列的活动,及以后发表的一系列社论,是对武汉造反派的坚决支持,也是对百万雄师这个保守组织和以陈再道为首的“军内一小报”的致命一击。 消息传来,天门的“红色造反者”兴奋,激动,纷纷举行盛大的游行庆祝,疯狂地热烈欢呼“红色造反者”的伟大胜利,疯狂地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疯狂地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无派”成员则如惊弓之鸟,士气低落,惶惶不可终日。公社红色造反者(简称“红者”)的头头张尚华送给了我们很多宣传材料。谈起震惊全国的“七二0事件”时,他唾沫横飞,眉飞色舞,兴奋激动。其夫人姚其华更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慷慨激昂。年轻同样也是幼稚的他们两口子,和同样不偣事理简单幼稚的我们莫名地兴奋着,激动着。 这些材料都是批判陈再道及其追随者的。所用之辞,也是极尽夸大无限上纲之能事。可是在天大的好象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帽子之下,罪行全部是属于政治方面的,且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连篇累牍无怪乎就是在指责其抵制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已。不管陈再道做过多少有利于这个社会的好事,也不管他如何廉洁奉公恪尽职守深受人民爱戴,只要有了一条反对毛老人家而不管其反对的对错与否的滔天”罪行”,就足以致其于死地一千启遍一万遍了。在民主国家,你可以指责总统甚至骂总统而无罪。而在毛时代,你只要反对毛的任何一句话,反对任何一个政策,你就是应该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彻底砸烂狗头的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罪犯了。 “缚苍龙战斗兵团”的主要行动,就是向人们宣传来自武汉和天门的消息。大队会计丁心明给我们解决了笔墨纸张的问题。出墙报,写标语,张贴标语,让我们好好兴奋好好筹措满志地忙活了一阵子。其内容都是公社的张尚华提供的。诸如“打倒陈再道”、“坚决支持解散百万雄师和天门的无派保守组织”、“红色造反者是始终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战略步骤的革命派”等等。那些天的每天傍晚,我们几个人就轮流手拿白铁话筒和武汉来的传单,站在村头的小河边声嘶力竭地对着河北岸二队三队的人们宣读。用这种极其原始的方式,在“革命”着,在疯狂着,在发泄着。加入“缚苍龙战斗兵团”的人员慢慢多了起来。三队的贫农组长丁存松、多宝中学回来的学生丁光富等也加入其中。丁云老师虽然其父亲是生产队“无派”战斗队队长,也表明了要加入“缚苍龙战斗兵团”的决心。这些都使我们振奋。我们也学着公社张尚华的作法,学着“无派”的做法,组织了几十人的游行。散乱的游行队伍衣衫破败打着红旗,声嘶力竭地高呼打倒陈再道和革命造反的口号,行走在破败的毫无生气的村庄前后,引来一些人的好奇眼光。 “无派”在这种攻势面前彻底偃旗息鼓了,大队“无派”战斗兵团的头头曹文明及土改根子丁存福,也象秋天的茄子,没有了往日的神气。仿佛整个天门农村都成了红色造反者的天下。这个时期,有的地方出现揪斗大队保守派头头和大队支部书记的事。不过,我们对这种揪斗却毫无兴趣,我们也不想去栽赃谁,去陷害谁。见到曹文明和丁存福,我们仍然象以往一样,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以理相待。我们只是想在具有自来红思想的“无派”面前显示一下,证明一下,在他们眼中另类的我们也是“革命”的,也是紧跟毛的。仅此而已,别无它求。

(五)抢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江青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的代表时,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文攻武卫”口号。使“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局面急转直下。这个“文攻武卫”口号的提出,要是没有毛的支持,我想,是不可想象的。可惜从此,全国的武斗急剧升级,进入全面内战阶段。在此期间, “支左”军队向群众组织发放枪支武装“造反派”,群众组织用各种方法抢夺军用枪支的现象在全国愈演愈烈,大有不可收拾之势。 在江青讲话精神的鼓舞下,荆州、武汉及全国的大中城市,理直气壮地抢夺军用枪支,成为了一种时尚一种荣耀,成为了一种把自己这派置身于两派争斗中优势地位的最革命最原始最野蛮也是他们最不得不采用的选择。在江青讲话精神的煽动下鼓动下,军队对于这种“抢枪”行为,采取的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开枪”的态度。这种态度,实际是对“抢枪”行为的变相支持和怂恿,使“抢枪”在全国愈濱愈烈。很多军用武器库的武器被造反派一抢而空。 骆竞瑜在给我寄粮油票的来信中告诉我,“七二0”后,荆州中学的造反派同学们也参加了到荆州军分区武器库去抢枪的活动。一些工厂的造反派也积极配合,参与了抢枪。当然,这种抢枪,也是得到了荆州军分区的支持的。军分区的内线人物预先向抢枪者通报了武器的存放地点,并为其打开武器库的大门,任凭抢夺者恣意哄抢。大批的军用枪支一时间散落于街道工厂学校。很多造反派同学已经威风凛凛地拥有了一支可以随意把玩随时向保守派构成威胁的枪支。手握笔杆的和手拿铁钳铁锤的手,摇身一变,变成了手握杀人枪杆的手。荆州中学校园,俨然成了一个混乱的不成规矩的准军营。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保守派同学有的不得不加入到了造反派组织,当然也有的当上了与造反派和保守派左右不沾边的“消遥派”。很多的保守派同学逃离了校园回家躲避这场史无前例不可思议的灾难。 在社会混乱的背景下,造反派同学们抢枪的冲动也疯狂地向着其它方面进行蔓延。在荆州地区各类学校中,馆藏图书最多的荆州中学图书馆也惨遭哄抢。同学们争相涌进图书馆,大包大包地提,大梱大梱地背,五万多册文史科技之类以及包括很多古典经典甚至在全国十分罕见十分珍贵的图书也被一抢而空。有的人在抢书的时候,革命加拼命,匆忙之中,硬是大汗淋漓地把扁担也给挑断了。可以想见当时抢书的场面之混乱之热烈之疯狂之绝无仅有。 造反派有了武器,也要掌握宣传工具用于大造舆论。于是很多学校和工厂的造反派就组织人员,到处抢夺高音喇叭、扩音器材。荆州中学广播室的扩音器宣传器材也被造反派接管,安装于荆州中学的置高点理化大楼的屋顶之上。 文革时期,年青的学子们和社会上的人们一样,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去抢。仿佛只有用抢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才是最革命的。抢字当头,对人们的正常理性思维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人们的思想上完全没有了任何约束,没有了任何顾忌。而是为所欲为,而是对人的互相仇恨和相互之间的无限敌意,而是兽性的回归,而是人世间真善美及人性的严重缺失。

(六)“革命”的活动 三合公社大队一级的“无派”势力虽然土崩瓦解,但是其思想不可能马上改变过来。公社的“无派”势力也在暗暗地负隅顽抗。可能是为了煞煞这股和造反者作对的保守派的嚣张气焰,也为了显示三合公社红色造反者由弱变强的巨大能量和势力,以张尚华及太平小学的公办老师张良生等为骨干的“红色造反者”,从而组织了一系列革命的活动。 其中的活动之一,就是游行。记得那次我参加的一次有三两百人的游行队伍,高举着红色造反者的大旗,从公社门前出发,沿着弯弯曲曲的双河大队的河坡边行进,再从直河大队折返到南河大队。生活本来就很艰难可能连肚皮也没能吃饱衣衫褴褛面目憔悴的游行人群,有的趿着拖鞋,有的打着赤脚,在疯狂地高呼着打倒陈再道和解散无派的口号,在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和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 可怜那些无派的群众对这些针对他们的游行只有瞠目结舌只有惶惑只有百思不得其解。这些“无派”群众参加这个后来被称之为保守组织时,本来就不明就里。现在更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成了反对毛主席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帮凶了呢?实际上,全国何止亿万人,都是昏昏谔谔地被动地裹胁于文化革命中而不明就里呢。也难怪,不是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而不明就里吗? 用喇叭筒宣传,刷标语,办墙报,组织游行,参加集会,喊口号,是农村文化革命的主要形式。就是到了收获播种的关键时刻,生产可以不搞,文革是一定要进行的。只要政治路线的正确,耽误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有什么要紧?少收点棉花和粮食有什么要紧?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可以给当前的政治让位的。因为,毛老人家高瞻远瞩地谆谆教诲过我们,政治是可以统帅一切的,政治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关系到中国是不是会变修,会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而让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重要原则问题上,是不可能有折衷调和的余地的。更别说是关系到中国人民生死存亡的文化大革命了。为了文化革命,学生可以停课。工厂可以停产,农民可以不种地。只要红色江山能永远掌握在伟大的领袖毛老人家的手里,就足矣。 毛老人家就是想依靠造反派来搞乱天下,保守派的观点和作法和毛的想法格格不入。七二0后,由于北京的支持,造反派占了绝对的上风。保守派虽然部份瓦解,但是残存的保守派仍然还有一些势力。保守派并没有从思想深处上真正认可造反派及其造反理念。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更是如此。这样,城里的造反派就组织了一批批人员下乡宣传助威,以此来煞煞保守派那种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威风。 一天,我来到天门县多宝区政府礼堂。礼堂破碎的窗玻璃处,随风翻卷着飘荡着用于临时遮风挡雨的塑料纸碎片。木料变形后凹凸不平的屋顶及单薄的墙体,突显出文革中多宝区经济条件的极度困难。再困难,文化革命也得照样要进行。这天,荆州中学的造反派同学组织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来到此地进行宣传演出。这些同学,有好多我本来就很熟识。但是,在学校持保守观念的我,和他们的造反观点绝然不同。我只是站在礼堂的人群中,远处静静地观看着身着文革时期标准红卫兵服饰的他们忠字舞式的卖力表演。其表演内容无怪乎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揪出军内一小摄”、“红色造反者好”、“打倒陈再道”等标语口号式的节目。这是来自荆州的宣传。这种形式必然对多宝地区的保守派产生心理上精神和思想上的强烈冲击,也必然使多宝的红色造反者趾高气扬忘乎所以更加志满意得。 天,彻底变了。变得对持保守观念的无派极为不利,变成了曾经受压的红色造反者的天下。 多宝区的红色造反者也仿照荆州的造反派一样,组织人马到各公社巡回宣传造势,给下面的造反派助威鼓劲。 八月一号前后的一天,我们得到公社红色造反者指挥部的通知,下午要到中心大队的学校操场去参加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各大队红色造反者战斗兵团务必通知红色造反者的所有成员参加,且要佩戴红色造反者的袖章,打出红色造反者某某战斗兵团的旗帜。这是三合公社红色造反者组织在经受了保守派及走资派几个月的压制后,现在终于翻身了的又一次难得的高调亮相。当然,我们在事先也对会议的内容和议程完全一无所知,只有被动地随波逐流地裹胁于其中。 中心大队学校操场上四周的树上和墙壁上贴上了红色造反者的宣传标语。无怪乎是“打倒陈再道”、“坚决揪出军内一小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无派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导师伟人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等当时最合时宜的标语。由中心大队的四类份子搞义务劳动用泥土垒起来的简陋原始的土台上,几个手持枪支的红色造反者威风凛凛地站立着。其中,竟然有我多宝初中年轻的化学老师杨光兴。出身于地主家庭,绝顶聪明的老师杨光兴在毛时代一直受到严重打压。这时却手持枪支两脚大步叉开站立于主席台上。他目光严峻,威风凛凛,显示出了一股少有的勃勃英气。看到自己老师的这种神态,我根本就不敢上去和他打招呼,只是在台下静静地傻傻地呆呆地一脸茫然地观望着。杨光兴老师持枪在这儿威武站立的姿态,很好地显示出了红色造反者不可一世的威风。这也证明了江青要武装造反派的伟大精神已经在这偏远的乡村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和实施。这样的持枪站立,是对日薄西山的保守派的极大威慑。足以映衬出毛老人家不惜让天下大乱最终要以武力的方式解决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决心在这穷乡僻壤也淋漓尽致地得到了发挥和展示。 那天来参加大会的人把中心大队学校操场挤得满满的。天气燥热,孤零零的几面红色造反者大旗在操场上有气无力地飘扬。红色造反者的主持人面目严峻,语音激昂,神情兴奋。他简单地报告了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全国及天门多宝的文革形势一派大好,造反派大获全胜的喜讯。但是,他话锋一转,说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三合公社却还有走资派及军内一小摄和保皇派在阴暗角落里蠢蠢欲动,在极力反对由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反革命本质昭然若揭。他们企图东山再起,疯狂地搞资本主义复辟,搞修正主义的罪行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批判。不把这些走资派和保皇党们彻底斗倒斗臭,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色造反者和全体革命人民誓不罢休! 一阵慷慨激昂之后,他突然宣布:把三合公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时任三合公社的党委书记)严定甲、把三合公社的军内一小摄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时任三合公社人武部长)白宏杰、把三合公社无派的总头目张宗圣押上台来示众!这时,只见九个彪形大汉从土台后面把这三个人反剪着胳膊手按着头,快速死命地推上台来。突如其来的场景,让与会者完全没有思想上的准备,只有神经紧张目瞪口呆。这三个人在台上也同样被架着“喷气式飞机”(即把其头按向下按着,把两只胳膊向后反剪向上死命抬着,整个上身与站立的双腿之间的夹角小于九十度)。这样的姿势是残酷的,是可怕的,是任何一个人也受不了的。不到几分钟,他们就脸色惨白,大汗淋漓,身体发抖。可怜在三合公社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严定甲及英俊潇洒让人敬畏的人武部长白宏杰等,也享受到了当时只有地主反革命份子才能享受到的被“架飞机”挨斗的优厚礼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架飞机”挨斗的阵势。一贯具有仁慈之心的我,被这样的场景惊得瞠目结舌似已无立锥之地。 此时,“打倒严定甲”,“打倒陈再道”,“打倒白宏杰”,“无派不投降,就叫它灭亡”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万岁”等声嘶力竭的口号声响起,吵翻了中心大队学校的操场空间。 愤怒控诉了他们的滔天罪行后,大煞了他们的威风后,会议草草收场。我看到被示众后的这三个人大汗淋漓灰头土脸,腰也直不起来,在费力地轻轻轮着自己的胳膊,一副惊恐万状痛苦不堪的模样。要是没有文革,他们怎么会受到如此的痛苦和奇耻大辱呢?这是三合公社红色造反者组织的最“革命”的一次活动。

(七)日薄西山的保守派 和三合公社一河之隔的京山县永隆镇的造反派重新得势后,和保守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保守派的头头黄仁禄被打至死。保守派举行了游行,要求严惩造反派的凶手。终究因为造反派得势保守派失利,而不了了之。在那个混乱时期,公检法已经瘫痪,法律形同虚设,为了革命嘛,死人的事是小事,有谁来管这事呢?炎炎夏日,黄仁禄的遗体被抬回其老家陈桥大队,激起了当地群众的愤怒。不管造反派如何标榜自己是紧跟毛主席的,如何标榜自己政治观点的正确,其名声由此也大受影响。黄仁禄的死,是谁的错呢?人们痛恨致死黄仁禄的造反派,痛恨胆大妄为的行凶者,就象当年痛恨劫财劫色的土匪痛恨烧杀抢掠的日本人一样。但是,人们却不敢痛恨罪恶的文革,更不敢痛恨亲自发动给中华民族带来不尽灾难的文革的英明领袖。 永隆的黄仁禄悲惨地死去,并没有对永隆河造反派的造反行动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对“保守派”的造反照样进行着。在造反派得势,保守派日薄西山的七月下旬,永隆河的“保守派”头头们只能逃往外地,去躲避灾难。文革给这些逃亡者及其家人带来的是安定?是幸福?还是什么呢? 本家一个远房的叔叔丁存权是抗美援朝老兵,在永隆油厂从事技术工作,也是永隆镇和黄仁禄一起的保守派头头。他受黄仁禄死亡事件的惊吓,害怕自己也成为黄仁禄第二,于是就逃到了一河之隔的丁家营。他东家躲一天,西家藏一天,在惶恐中度日,不敢抛头露面,不敢回到永隆河的家。他整天提心吊胆地害怕永隆河的造反派们知道了他的藏身之处。他得知我这个侄儿现在也成了造反派后,就一直不敢和我见面。我主动去把他接到家中,免费供其吃住。他白天窝在我家里,晚上和我同睡一张床。我们也不敢讨论文革问题。在交谈中,我们对造反派和保守派这个异常敏感的话题有意回避,好象中国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好象永隆河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虽然我对他还是热情有加,但是他对我却心存介心。造反和保守的理念,无情地派生出了叔侄之间本不应该有的无限猜忌和隔膜。 本小队的丁心龙和丁光炳是土改时同时参加工作的老革命了,他们两人都在多宝区工作。优越的让人仰慕的工作也让他们在本地享有极高的声望。二人平时的私交也很不错。但是,丁光炳参加了红色造反者,丁心龙参加了“无派”后,其观点发生了严重对立,其私人关系也一落千丈似乎有些水火不容。就是在老家见面后,他们两人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而互相提防,不敢向对方吐露半点心理真迹。 文革时期,由于观点的不同,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的程度大打折扣,心灵之间造成了极大的隔膜。友情亲情如昨日黄花,论理道德沦丧殆尽。不仅是邻里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就是亲人之间,父子生怨,兄弟结仇,夫妻反目的比比皆是,此等让人无奈让人伤感的事例,不胜枚举。 远隔十多公里的五三农场,也发生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武斗事件。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似乎有了永远的生死之冤,有了你死我活的不可戴天之仇。社会无处不充满着仇恨,充满着血腥,充满着敌意。 这时候,我和中心大队的丁心文、鲁道清,被公社的团委书记时任公社红色造反者头头的张尚华请去帮忙。丁心文和鲁道清二位分别是沙洋中学高三和高二的在校生。到了公社,张尚华分配给我们任务。丁心文负责画“毛主席在北戴河”的巨幅油画,鲁道清负责整公社党委书记严定甲的材料,我负责整无派的头头张宗圣的材料。可能公社的造反派头头们认为我们这些当地的秀才们在外面见过世面,会舞文弄墨,有能力胜任此项工作吧。 我拿到了张宗圣的“罪证”材料。这些材料,全是些揭发他怎么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样和走资派严定甲相勾结与造反派作对,镇压造反派等等罪行。我花了两天功夫仔细熟悉了这些材料。之后,我只是把这些材料又归纳整理,重新誊写了一遍,算是完成了任务。在这些空洞的指责方面,我又能神通广大地杜撰出能把他打倒的更有说服力的材料吗?鲁道清写材料的难处和我如出一辙。只是对于严定甲又多了一些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指责。这些凭空臆造出来的罪证材料,能有多大的说服力?文革中,不管是对于什么人,只要想把你打倒,就可以给你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革命,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帽子。只有这样,才能置你于万劫不复的死地。 丁心文画伟大领袖毛主席画像的任务比我们艰巨。其一,绘画本来难度就大。其二,当时工厂停产,物资奇缺,画油画的油彩颜料更是难买难寻难觅。我陪同丁心文赴天门县城,到岳口,找遍了商场文具店也没买到。最后由在南河中学教书的造反者尹作明介绍,才在岳口中学的一个绘画老师那儿得到了几袋油画颜料。丁心文如获至宝,就用这几袋油画颜料通过一二十天的努力,才用画笔再现了伟大领袖在北戴河身着风衣面背大海似能主宰整个世界的光辉形象。 这个时期,造反派有北京的伟大领袖毛老人家和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春风得意,趾高气扬。保守派只能是日薄西山,也就不是造反派的对手了。

(八)钢新之争 造反派彻底获胜后,就面临着由谁为主来夺权的问题。在夺权问题上,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由于观点的分歧,也立即分裂出两大派组织。在武汉,出现了 “三钢”和“三新”。“钢工总”、“钢九一三”、和“钢二司”为“三钢”。“新华工”、“新华农”、和“新湖大”为“三新”。与此同时,荆州的造反派也分裂成钢新两派。一派是以沙市的“二一二派”为首的钢派,一派是以“地质五普”、“四物”及“新荆中”、“向阳红旗”等为首的新派。两派在谁有资格掌权上斗得难解难分,直至诉诸武力。 我在天门老家待了一些时日,总想抽时间到学校去看看。一天,我骑着沙洋中学和我同届的好友丁心文从沙洋借回来的一辆自行车,经过五个多小时石子路上的颠簸,到了学校。一看,这哪是昔日的学校呀,这完全象到了战场一样。我看到的是,一堆堆的砖渣横存于操场之上,从每个砖渣堆里横七竖八地拉出了许多电线。学校内有的地方垒起了沙包。原来这是“新荆中”为了防止钢派的进攻而设置的土地雷阵。如果有钢派的人员胆敢来进攻,只要“新荆中”一接通电源,就会引发土地雷爆炸,砖渣就会象无数的弹片一样飞射出去,从而杀伤对方。 在校园内,看到的是行色匆匆的同学们。有几个造反派同学身上还威风凛凛地佩戴着手枪。胡雄武同学还把手枪拿在手里把玩着。突然,一阵喧闹声传来,原来是“新荆中”造反派的同学在街上和“钢派”的遭遇上了。他们可能是人少而吃了亏,回校来搬救兵的。 “新荆中”的同学们象如临大敌一样,神色紧张,乱作一团。敢死队的立即戴上了柳条帽,拿起了用螺纹钢打造的梭镖,一窝蜂地向校外冲去。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同学们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他们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可以想到,如果这些手拿凶器头脑发热冲出校门的“新荆中”敢死队,在荆州的大街上真的和“钢派”对垒,必将是一场鲜血淋漓你死我活的恶斗了。 骆竟瑜告诉我,荆沙地区的钢新两派已经发生了多次小规模的冲突。这些冲突,开始是唾沫横飞的辩论及互相覆盖对方的大字报,后来就是互相的推搡,再后来就是拳脚相加打得鼻青脸肿,一直发展到现在利用梭標长矛石块木棍的流血武斗。从文斗到武斗的发展,双方都有中央的话撑腰,都说是在搞“文攻武卫”,都说是为了保卫毛主席,都说是为了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和进攻。都说自己是革命派,对方是反革命派,把对方指责为反革命组织。都发誓要和对方进行坚决斗争,对方不缴械投降就誓不罢休。这些造反派昔日都是共同和保守派进行斗争,在保守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一条战壕的战友。在后来的争权夺利中,在无休止的文革冲突中,居然很快又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八月中旬的一天上午,荆州专署水利局的钢派在专署院内刷出大标语:“新荆中是老保的变种”!文革中,老保,就是离反革命只差“五十步”的准反革命了。刷标语的一举一动,被“新荆中”的同学全部掌握并立即回学校报告。他们这种抵毁新荆中的作法,岂能不在钢新两派的争斗之中火上加油。这种恶意中伤,岂能不惹怒“新荆中”的同学们。新荆中的同学们义愤填膺怒不可遏 。新荆中四号头目红卫二班的马继发听到消息后,立即率领新荆中敢死队头戴柳条帽,手拿武斗凶器跑步赶到专署大院。激烈的辩论顷刻演变成残酷的流血武斗。混战中,冯信元手持刺刀,对一名水利局的钢派人员的头部连砍八刀,至其当场倒地。因颅内出血送荆州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 荆州城在文革时期,少有楼房,都是盖着小瓦,屋顶长满瓦松的低矮平房。新派在荆州城最繁华的地方花台边的江陵饭店两层楼的屋顶上安装了大功率的高音喇叭,白天黑夜向全城广播,宣传自己的文革功绩,揭露钢派的反动性和其“令人发指”的暴行。这个设置在两层楼房这样一个荆州城内的置高点上的宣传阵地上的大功率高音喇叭一响,全城几乎都能听到。这可在舆论宣传上帮了新派的大忙。江陵饭店这个据点让钢派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剌。 骆竟瑜还介绍了一个个钢新争斗的混乱事例,同样听得我目瞪口呆。一天晚上,新荆中的人趁钢派熟睡之机,偷袭了钢派,抢走了钢派的广播器材等宣传设备和其它物品,打伤了钢派的人员。还没等钢派的人员反应过来,他们就撤了出来。并且立即在喇叭上向全城广播,发表严正声明。他们强烈抗议钢派的暴徒们打伤了新派的人员,抢走了新派的物资。并说这一笔笔账,要向钢派彻底清算。钢新两派之间,完全没有了任何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为了达到搞垮对方的目的,这样贼喊捉贼的闹剧经常无休止地在社会上上演着,发生着。荆沙地区一片混乱,全省,全国一片混乱。混乱得让人难以置信,混乱得让人不知所措,混乱得让人恐惧。 不知道这些本来就应该安心静气地在教室里学习的同学们,在这个混乱的文革期间,都口口声声喊着要保卫毛主席,而疯狂到了这等地步的。我无意在学校久留,只有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不得不再次被动地选择逃避,再次回到我的家中去。仿佛这样就能与这个纷乱的世界隔绝了。但是,在那个疯狂的环境下,你隔绝得了吗?

(九)八.三一事件 回家不久,传来荆州发生了耸人听闻的“八.三一”武斗的消息。 在一九六七年的八月份,从造反派中分化出来的“钢”“新”两派的相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荆州的“钢”“新”两派和武汉的“钢”“新”两派一样,互相指责,互相栽赃,互相揭短,互相攻击,把对方称之为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组织,都有一种想搞垮对方,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冲动。斗争一步步升级,直至后来小规模的武斗频频发生。荆沙地区乃至湖北省被搅得成了一团糟。人们在惶恐中打发着难熬的时日,荆沙地区充斥着一触即发大规模武斗呛人的火药味。 在这让人紧张窒息的空气中,钢新两派经常唱的歌曲就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稍封信儿到北京啊,某某派日夜想念恩人毛主席。”缓慢低沉哀婉的旋律,让造反派的人们热泪盈眶。广播室也经常播放林彪的语录歌:“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这些都打着保卫毛主席,都说决心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旗号的年轻人,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牵引着,愚弄着不能自己。他们已经失去了思考,失去了头脑,失去了理智。为了文革,他们甚至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去付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代价。在这时,沙市的钢派成立了专业武斗队“钢工总沙市警备司令部”。新派也都有了自己的武斗敢死队。双方都有了武器,持械武斗也就不可避免地由小到大,步步升级。 七月下旬的一天,荆州师范的钢派学生在荆州大街上贴大字报,由于枪支走火,该校学生胡仁柱不幸被击中脑袋而殒命。这下,钢派就大做文章,大造胡仁柱是被新派的人员枪杀致死的舆论。以此为导火索,引发了荆州的“八.三一武斗”悲剧。 为了给胡仁柱报仇,沙市的钢派组织“二.一二派”从武汉的“三钢”请来了武斗指挥人员。八月三十一日,他们组织了五六百人的武斗队员,配备各种武器,封锁新派增援的路口,向新派的据点之一江陵饭店发起进攻。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步枪、冲锋枪、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惊了荆州古城。他们的进攻遭到新派火力的顽强抵抗。钢派出动人员抢占红卫餐厅(即原来的聚珍园)楼房的至高点,对新派进行火力控制。并从聚珍园屋顶到达江陵饭店的房顶,掀开屋顶的瓦片,向屋内投掷手榴弹压制新派火力。他们用集束手榴弹炸开江陵饭店大门,最后攻克了新派的江陵饭店的据点。将新派打伤数人,打死一人,俘虏了六七十人。缴获新派的全部武器和弹药,以及广播器材,交通工具等各种物质。 随后,钢派在荆州城东门用沙袋构筑工事,严防新派增援。并把守住荆州与外界连通的五座城门,对荆州城进行全城封锁和戒严,全面捉拿新派人员。新派的人员纷纷逃往外地,转移至农村。荆州城内,人心惶惶,处于战争的恐怖气氛之中。 钢派势力强大,新派已经不是其对手。钢派一鼓作气,又组织人员攻打“四物”“五普”及向阳纱厂。在攻打向阳纱厂中,钢派出动了两千多名武斗队员,几十挺轻重机枪,数门大炮。他们用各种武器向着“向阳红旗”盘踞的据点沙市的古迹万寿宝塔及向阳纱厂厂区拼命扫射,发射炮弹数十发进行轰炸。一发炮弹落在向阳纱厂的棉花仓库,点燃了库存的棉花,使近万担棉花燃起熊熊大火,从而使国家的巨额财产化为灰烬。向阳纱厂及周围的居民,不幸遭遇如此灾难,哭爹叫妈,惊恐万状,四处逃命,景象惨不忍睹。 骆竞瑜还告诉我,此次的“八.三一事件”中钢新两派枪战正酣之时,荆州城内一个妇女躲在家里哪儿也不敢去。为了打发时日,而闭门在本以为很安全的家中编织毛衣。结果横祸从天而降,一颗武斗中的流弹从门缝中穿入,击中其脑袋,至其年轻的生命当场就划上了一个悲惨的句号。象这样在这次的“八.三一”武斗事件中无辜中弹死亡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据说还有七八个人之多。这些无辜的人们是不是就应该为我们伟大领袖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革而付出他们本来就脆弱的在那个时代不值得一提的生命代价呢? 在这次为时近一周的武斗中,死亡40多人,伤200多人,财产损失按照当时的价格折算有好几百万元之巨。一九六七年的“八.三一”武斗,给荆州人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十)岑河农场 一九六七年的十一月份,伟大的文化革命已经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学生也已经被停课一年半了。应该高考的没高考,应该复课的没复课。这个课还要停到什么时候去,还要闹腾多久?这一年半的宝贵时光,是在兴奋、激动、茫然、惶恐、混乱、仇恨、互斗、不知所措中度过的。身在家中,一直想念着学校,忧心着自己的学业。为了探一个究竟,我又来到了学校。 由于“八三一武斗事件”已经过去了两三个月,荆州城内稍显平静。荆州中学校园内象我这样带着迷茫的心情返校探询情况的同学也稍微多了一些。不同观点所造成的同学之间的情感隔膜,仍然难以消除。同学们均在心理上互相防备,互存芥蒂之心。 由于文革,给工农业生产造成了重要影响。除工厂外,一些国营农场的农业生产比农村的受影响程度更为严重。农场职工都停工搞文化革命去了,粮食棉花还在地里收不上来。这可急坏了荆州地区的当权者。他们可能又想到了停课后无所事事的在校学生。想把这些人拉去当无偿的劳动力进行支配。于是,荆州中学的几百名没离开学校的学生浩浩荡荡地开赴了沙市东面的江陵县岑河农场帮助采摘棉花。当时刚好在校的我也参加了由新荆中组织的这一支农行动。 已是初冬季节,早晨的岑河农场被薄薄的雾气所笼罩,带着丝丝凉意的晨风吹得人微缩着脖子。本来生长得就不怎么好的棉花的棉叶已经完全脱落。由于农场停工,一直没有采摘的棉花却也让整个棉田雪白一片。大片大片没有收获的红苕地里的藤蔓在初霜的侵袭下已经枯萎。刨开土层,被低温冻坏的红苕已经开始变黑,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罪恶的文革,对岑河农场农业生产的影响可见一斑。这大片大片地里被浪费的粮食和棉花,证明着什么呢? 一年半的停课,本来心就已经撒野了的同学们哪里真的能沉下心来享受这种枯燥农活的煎熬。我们在岑河农场采摘了一天棉花,也是战绩平平,采摘的数量有限。象这个速度,我估计最少也要十天半月还能否完成任务。 晚饭时分,同学们的住处突然嘈杂声一片。原来几个新荆中的同学溜到了岑河区的街上,与持钢派观点的岑河区的造反派发生了冲突,有几个同学被打。这些同学深感受辱,是回来住处搬救兵的。 本来在两派争斗中已经斗红了眼的同学们,哪里嚥得下这种气?于是新荆中的头头振臂一呼,几百名愤怒的同学倾巢出动,立即浩浩荡荡杀奔岑河区政府。我从没见过如此疯狂的场面,也好奇地混迹于浩浩荡荡的新荆中队伍中凑热闹。区区岑河区的几个钢派哪里是几百名新派的对手,早就如鸟兽散,不知所终。游行队伍几乎包围了区政府和区礼堂,愤怒地狂呼乱叫做一团。空无一人的现状,使这些学生没有了泄愤的对手。于是办公室和礼堂的窗玻璃就成了发泄的目标。一些新荆中的同学们捡起砖头石块愤怒地投向这些目标。只听得一片片此起彼伏的玻璃破碎的“哗啦哗啦”之声伴随着愤怒的怒吼声,礼堂的窗玻璃顷刻之间不剩一处,一片狼藉,面目全非。新荆中失去理智的学生们,好象有一种非要踏平岑河区不可的架势。 发泄了半个多小时后,岑河区的钢派们迟迟没有现身。这些办公室和礼堂的玻璃好好充当了一个替罪羊的角色。这些疯狂的学生们才愤愤地撤离了岑河区政府。 可能是怕以后新荆中的同学们在岑河再生事端,因此,组织者就把我们送回了学校,这次的支农也就在仅此一天后草草收场。 这次回学校,没探听到对我们毕业班的任何有利的消息,只是经历了一次难忘的事端。学校依然是混乱混乱更混乱。我也只好泱泱地又离开学校回到了我的家。

(十一)思索 武汉的钢新两派也是相斗得鱼死网破,北京的“天派”和“地派”也是斗得不可开交。一九六七年,为了响应毛老人家的“夺权”号召,全国的城市乡村中的两派都斗得天昏地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毛老人家不是非常崇尚斗争哲学吗?不是说“与人斗其乐无穷”吗?在这年,全国的武斗成风,人民生命财产从而受到巨大损失,工农业生产受到巨大影响。 可毛老人家却对这种不应该出现的人间灾难视而不见却还利用中央文革极力支持,大力怂恿。他唯恐天下大乱得不够。他发表“最新最高指示”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看来,老人家对当年中国出现的武斗纷纷骨肉相残的局面很是满意。这已经达到了他所希望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他对此已经很是心满意足了。 几个月的文革,全国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工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这些也被毛老人家说成是形势大好。真是天下“伟人“也!“伟人“怎么就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呢? 联想到文革初期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灾难,以及大串连对社会造成的混乱和破坏,我内心焦虑不安,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我对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一种不自觉的抵触,一种反感,一种另样的看法。我也无心再参加天门红色造反者的任何活动,整天呆在家里。一天,我终于憋不住气了,忧心地对着父亲说:“我看,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是搞错了”。父亲在忙碌着,听到我本来压低了嗓音的话语后,就象是听到了一个惊雷霹雳之声,突然停止了手中的活,激动得把脚在地上一跺,眉毛倒竖,怒目圆睁,恶狠狠地对我说:“你给我小心点!你小心被别人听到了!你有几个脑袋?”我平心静气地对父亲说:“请你放心,我不会对外人说的,我只是对你一个人说说而已。” 在那个时代,只要是对毛泽东稍有不敬,就会把你打成反革命而遭罪。有人误把有毛泽东画像的报纸铺在地上坐了一下,就被当成反革命。有人把毛泽东画像无意弄脏了,也要挨残酷无情的批斗,要向毛主席请罪。这样的事例真是举不胜举。何况我对我父亲说的话,就是在恶毒攻击毛主席,在反对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可是当仁不让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的罪犯。应该立马当之无愧地享受把牢底坐穿或者是被消灭你的肉体而进行斩立决且会株连家庭和后代的优厚待遇了。 我理解我父亲的心情,理解我父亲的恐惧,我向他一再保证我不会把我的观点到外面去对别人表明,我只是自己放在我的心里,决不会说出去,从而让外人抓住我反对毛的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反革命言行”的把柄。在我再三保证后,父亲的心绪才得到了些许缓和。他后来又象是在哀求我一样地要我一定千万不要到外面说这样反对毛的话。我都一一应允。我父亲看到四九年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残酷性,他是心有余悸,他害怕因为政治问题而失去我这个独生儿子。由此,可以看出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对普通老百姓所造成的心理恐惧之巨大。 我不再参加造反派的任何活动。为了打发时间,我把自己关在自己的陋室内用简单的几个无线电元器件学装收音机。从我的单管收音机里传出来的除了疯狂歌颂毛主席及其文革的歌曲外,就是播音员慷慨激昂的文革喧嚣。我的收音机也不能收听台湾及美国等敌台,因为敌台的波段都被无线电的噪音干扰着。再说,我也没这大的狗胆去收听敌台广播。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会被当作收听敌台的现行反革命而遭到镇压。 我和社会上的人们一样,在政治高压下顽强地生存着。 一九六七年秋季,丁营小学一名女教师请产假,另外还有一个老师有要事不能教学,我和丁云老师均被学校请去当了一个月的代课教师。我教小学一年级语文,一个月报酬30元。那时候,贫苦的社员在生产队辛劳一个月也只有十元左右的收入,有的生产队一天的劳动报酬不够买一盒两毛钱低档次的圆球牌香烟。我和丁云老师都深深感到,这一个月的30元钱还真不少呢。我们相约用平生第一次得到的工资去各买了一个搪瓷洗脸盆,象自己成了富翁一样惬意。 文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破旧祠堂里的小学一年级的教学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一个月的教学也是在混乱无序中进行的,只要不让学生出现安全事故就足矣。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开大会,学习政治,搞大批判。这种误人子弟的作法在那时候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了。

(十二),无奈的选择 我虽然离开了学校,但是,我的户口和粮油关系仍然在学校,我的身份仍然是一名已完成三年高中学业而没有参加过高考的高中在校学生。因此,我仍然想到学校去看看,去了解对我们这些本应该毕业了的学生们有没有新的政策和安排措施。一九六八年五六月份,我又带着迷茫的心情,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荆州中学。 进入校园,首先看到的是操场上砖渣遍布,一片荒凉。校园景象依然杂乱,完全没有一点哪怕只有一丁点儿湖北省属重点中学的书香味道。和我一样有时候也来学校探听一下消息的同学及由于各种原因而不得不坚守在学校造反的同学,均无所事事地在这儿耗费着宝贵的青春时光。 骆竟瑜又给我讲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荆州中学的造反组织新荆中开会庆祝其组织成立一周年,所放的礼炮就是在武斗中使用的炸药包。当鸣炮之时,却有一包炸药没有炸响而成了哑炮。有三个同学前去检查哑炮并试图排除故障。不想就在此时,炸药包突然炸响。一个同学被炸得只剩下胸腔那儿最大的一块尸块,另一个同学当场死亡,还一个同学被炸得只剩一条腿,双眼被炸瞎,血肉模糊。操场上,城墙上,城墙外的护城河里,到处散落着血迹尸末及红色毛线衣的毛线线头。其景象惨不忍睹。造反组织“新荆中”成立一周年隆重的庆祝大会遭此灾难,也就乱成了一锅粥。一贯学习优异本来就可以培养成国家优秀人才的三人中,两人身亡,一人成了双目失明高度截肢的终身残废人。他们的死伤,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学校认定,他们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伤亡的。这只是对其家人在心理上的一个不起作用的安慰,仅此而已。这种安慰,能挽回他们宝贵的生命和其家人难以承受的痛苦折磨吗? 我没有打听到对于我们毕业班有用的任何消息,不得不又泱泱地离开了学校,回到了那个依然贫穷落后的生产队。 在文革武斗中被冯信元用刺刀刺死的死者家属拼命向荆沙警备区告状,警备区不得不派人到学校做工作,要求学校把冯信元送交警备区,否则就直接到学校来抓捕冯。六八年七月底,学校不得不把冯信元送交荆沙警备区。九大后,冯信元被判有期徒刑八年。 全国的学校已经停课两年多了,一直到六八年下半年,虽然社会秩序稍微稳定,但还是没有复课的迹象。国家根本就没有对这些一直在眼巴巴地等待的同学们有什么政策安排。这之后,听说有的同学打工去了,当然更多的同学如我等农民子弟之辈,则回到农村,和我一样去幸福地挣三两毛钱一天的工分。有一些坚守学校的同学去帮助栽高压电线杆。虽然他们工作在野外耗费体力且异常辛苦,但是,他们除了每天能得到三两元钱的报酬外,用工单位还管饭且能吃饱肚皮。这种高于农村生产队十倍左右的收入,让他们感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满足。这种满足感,是幸福,还是悲哀?一部分同学到了工厂。当然,文化层次和工作能力在工厂里绝对是上等的他们,只能荣幸地成为与别人同工,报酬却低人一等同工不同酬的打工性质的编外人员。 复不了课,读不了书,被白白耽误了两年多宝贵青春的同学们也只能用这种不得不采用的方式去打发时日。这是他们的无奈选择。这样的选择,比那三个在庆祝新荆中成立大会上的同学更加无奈被动地面对死亡和伤残的选择,比冯信元对于牢狱的选择,比那些在两派武斗中死亡者对命运的无奈选择,却是幸运得恍如隔世不可同日而语。在雄心勃勃发动文革的政治家眼里,平民的这种无奈的选择和无奈的境况,完全无足轻重。当代历史上自称远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一代伟人的宏大棋盘上,被吃掉几个小卒有什么关系?只要能保住将帅,只要把政治搞好,只要让红色江山永远掌握在毛的手里就足矣!

(十三),即将谢幕的红卫兵运动 毛老人家文革宏伟路线图是想通过造反派对各级党和政府部门的冲击,并使之瘫痪,然后进行夺权。从而彻底摧毁由他及他的同事们在四九年建立的这个政权并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而再建立一个完全忠于他的文革新政权-----革命委员会。但是,他不曾想到的是,造反派在他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虽然赢得了胜利, 但由于夺权的利益纷争,却又分裂成了更加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造反派分裂成两派后,各地的叫法不同。总之,这样的两派比当初的造反派保守派之争死的人更多,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的损失更是大得惊人。全国的造反派和湖北的钢新两派一样,为了夺权,武斗成风,混乱不堪。就是在皇城根下的北京大专院校的天派和地派也正上演着一幕幕武斗悲剧,闹得不可收拾。 在这种难堪的局面中,北京采取了一个个措施,在一些地方成立警备区,派出“军宣队”(即军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工厂学校。一九六七年底,荆州由7212部队设立荆沙警备区。荆州中学也进驻了“军宣队”。 但是,全国的社会由于武斗成风,仍然一片混乱。毛老人家于一九六八年的夏天,又不得不发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最高指示。他要求两派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毛还组织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这实际上又重蹈了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进学校的覆辙。不同的是,文革初期的是叫“工作组”,六八年的是叫“工宣队”,换汤不换药的老套路而已。毛老人家怎么就忘记了当年写《炮打司令部》对刘少奇所指责的主要就是派工作组这一罪名了呢? 毛老人家还别出心裁地把刚果总统赠送给他的两个非洲芒果转赠给了首都的工宣队,以示对全国工人阶级的关怀。那时候,毛每发出一个“最新最高指示”,全国人民就要连夜敲锣打鼓地组织游行欢呼庆祝。赠送芒果一事,也必然让各派好好游行庆祝了一番。 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的讲话,实际就是在宣告红卫兵运动要结束了。他说:“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 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还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实行歼灭。”还说:“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文革之初,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红卫兵的代表宋彬彬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文革初期的“要武”是毛极力鼓动的,是希望看到的可观景象。现在,如果红卫兵们还不自量力地继续去“要武”,就和毛的伟大的战略部署相违背了。毛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红卫兵的历史任务业已完成,可以把他们入另册了。 经过了一系列的武斗的混乱后,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不懈努力之下,红卫兵也不得不坐下来,钢新两派经过勉强协商,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建立起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个“三结合”,即是军队代表、造反派代表、没有被打倒的老干部代表的三个方面的结合。 县以下没有军队,就是由人民武装部长或者民兵代表代替军代表参加进革命委员会。三合公社的革命委员会由原来的党委书记严定甲,造反派头头太平小学的老师张良生,武装部长白宏杰,这样组成的一种三结合班子。张良生只是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常委,人们叫他张常委。所幸运的是,天门的“红色造反者”还没有分裂成两大派, 他们不可能去和“无派”实现大联合,只有自己和军代表、没被打倒的老干部代表去搞“三结合”。 荆州地区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荆州中学的新荆中头头文显忠也被结合了进去 ,在其中任副主任职务。 那时候,今天这个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明天那个地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级报纸都用头版套红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不久,除港澳台外,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国家邮政局还为此而发行了一套“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纪念邮票。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结束了两派之间的武斗,宣告了文革时期红卫兵运动的基本结束。但是,造反派和保守派,钢派和新派由于长时间的争斗,甚至付出了很多无辜的鲜活生命而积怨太深,一时也很难弥合双方之间的裂痕。互相猜忌互相提防心存芥蒂甚至仍然对立还是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之中。革命委员会内部的明争暗斗及工作摩擦的闹剧仍然不可避免地继续上演着。 至此,曾经幼稚曾经疯狂曾经嚣张曾经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们,才真正领教到了毛老人家扭转历史车轮的巨手的威力。红卫兵运动已经奄奄一息进入到了日薄西山的可悲境地。

(十四),上山下乡 两年多文化革命的动乱,批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破了四旧,串连了,揪斗了各级走产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和保守派进行了流血的争斗。在夺权上,造反派内部分裂成两派后更是进行了真刀真枪的残酷武斗, 无辜死亡之人无数。造反派最终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夺得了难得的一席之地,从而使毛主席的红色江山得到了一定的巩固。这可是用万千无辜的生命及社会的动乱国民经济的严重受损换来的伟大革命成果。与此同时,在文革中冲锋陷阵的千百万学生却滞留于学校,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这些斗红了眼的红卫兵们,在升学无门无所事事中可就是社会上一个最不安定的因素。文革使国民经济严重凋敝,生产力严重受损。只准搞一大二公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社会主义,彻底堵塞了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资本主义渠道。因此,城市根本就失去了容纳这些多余人员的能力。于是,上山下乡这个政治运动也就应运而生。这可是打发这些失势之后的红卫兵的最好办法。这也是毛用政治美名行掩盖经济失败之实的一出拿手好戏。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集中,从而实现社会的城市化。而毛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千百万知青赶往了贫困落后的农村。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传达了毛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 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步骤,有谁能干涉和阻挡?上山下乡运动立即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开展起来。看到这种大势所趋的情况,我深深地知道,我只能走回乡这条路了。高考升学已经无望,其它道路均被切断后“此路不通”,回乡务农肯定是自己不得不面对的唯一选择。 一九六八年底,我又一次来到学校。按照荆州中学革命委员会的要求,我写了一份自愿回乡当农民的申请。在上山下乡的潮流中,渺小的个人也只能照样受潮流所裹胁,不自愿也得自愿。除此之外,别无它法。把申请上交后,顺理成章很方便地在学校办理了户口和粮油关系的迁移证明文件。 我背上了破旧的被子,怀揣粮油和户口迁移证明,回到了天门县多宝区三合公社丁营生产大队。从此,虽然还经常记挂着自己的母校荆州中学,时常回忆在荆州中学的酸甜苦辣的学生生活,但是,自己毕竟再不可能经常到学校去探听什么消息也没什么消息可探的了。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学生,而成为了一名在生产队口朝黄土背朝天,以挣工分为生的标标准准地地道道的农民。 荆州中学百分之七十的学生都是来自农村,他们和我一样也只有回乡当农民的命运。在当时,当兵是最好的出路,同学中的少数幸运者,通过各种关系或者通过自己的实力,经过政审和体检后,成为了一名让当时的学生羡慕不已的解放军战士。家住城镇的同学们,则不得不离乡背井,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和鞭炮声中,依依不舍含泪告别自己的父母亲人,带着一种失落一种悲壮一种茫然的心情,走向了贫穷陌生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广阔天地炼红心。 三合公社的绝大部份生产大队都安排了武汉和天门的下乡知青。那些家庭出生不好的学生,首当其冲地最开始就来到了这里。生活条件的恶劣,不得不让一些知青散居在农民的家里。这也给农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其的不便,对村民们平静单调贫困的生活形成了不小的压力。长期这样去接受“再教育”的处境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之后,利用国家拨付给生产大队的知青安置费用,这些大队给知青们建起了简陋的住房。这些用高粱杆和泥巴做墙壁的房子,歪歪斜斜,阴暗潮湿,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也不知道这些十多岁就离开父母亲人,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不会料理家务的孩子们,是如何在贫穷落后的农村里度过了那些难熬的困难时光的。 社会,这个社会对他们真是太残酷了。 上山下乡运动,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彻底结束。千百万由于长期受极左思潮熏陶对政治热衷的年轻红卫兵被遣送到贫穷的农村分而治之,也翻不起什么大浪了。这是毛泽东对文革后期政治和经济的考量之后作出的宏伟决策。他不得不这样做,他必须这样做。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红色江山又可能被慢慢明白事理后的红卫兵断送。兔死狗烹,红卫兵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红卫兵,只是成为了文革时期昙花一现毛老人家为打倒政敌刘少奇的可悲打手和工具,成为了文革时期十恶不赦的恶魔的代名词,成为了毛氏文革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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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侠客
只看该作者 6楼 发表于: 05-25
我的文革岁月四,无奈的生活(一至八)
《我的文革岁月四,无奈的 生活(一至八)》不幸被关闭了,我知道这不是版主所为。没办法,现在只能再在这儿发一次,敬请见谅~    
    (一)三忠于,四无限
    不管生产搞不搞得上去,人民生活怎么样,革命委员会要抓的工作首要是“三忠于, 四无限”。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是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生产队里,除了有生产队长,生产队副队长外,还多了一个政治队长的职务。这个政治队长就相当于是书记一类的职务了。生产队长负责抓生产,政治队长就负责抓政治。政治嘛,无怪乎就是抓阶级斗争和“三忠于,四无限”了。政治是第一位的,生产可以受影响,政治可不能耽误。我是生产队唯一的高中生,是当地的秀才了。政治队长抓住我这个“秀才”,要我帮助生产队搞“三忠于,四无限”。    我仿照当时无处不在铺天盖地的“三忠于,四无限”的做法 ,在生产队简陋的库房的外墙上和廊柱上, 用红色的油漆画上了毛泽东的版画头像。又在生产队库房的墙面上写上了一个个鲜艳夺目大小不一的“忠”字,把一个破旧的库房打扮成了一个“三忠于,四无限”的红色阵地。    生产队的公社社员们,每天出工时,大家人手一本林彪主持编写的毛泽东的“红宝书”,散乱地排列于库房墙壁的毛泽东头像前。只见政治队长丁存典带头喊着:“让我们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社员群众们一齐手摇红宝书,接着齐声高喊“万寿无彊,万寿无彊,万寿无彊!”政治队长的接着又喊:“敬祝林副统帅------”, 社员群众们又一齐手摇红宝书,接着齐声高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出工时,政治队长或扛着红旗,或举着毛的语录牌,然后插在田头。迎风招展的红旗和默默竖立的语录牌,形成了一种神圣的浓浓的政治氛围。收工回来时,也不管大家多么劳累,脚上衣服上沾着多少泥巴,肚子饿得是不是肚皮已经贴着了后脊梁,也要集中在毛泽东画像前再重复一下出工时的敬祝万寿无疆的程序后,才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这种出工收工的仪式被称之为在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    只有对毛忠诚了,你才是革命的,你才能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不被入另册,不被打倒,不被边缘化,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人们为了确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就要表现出对毛的忠诚,就要表明出对政治的狂热,就要表明自己紧跟毛的决心。在林彪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安排下,对毛的崇拜步步升级。于是,“三忠于, 四无限”的花样不断翻新。毛的像章热,忠字舞,天天读,早请求晚汇报等也就在中华大地上应运而生,愈演愈烈。    由于文革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使得物资奇缺。柴米油盐酱醋等穿的吃的用的一切生活物资一切生产资料都极端缺乏。唯独毛泽东的画像和像章及语录不缺乏。每家都有《毛选》,人手一本“红宝书”,基本上人人有毛的像章。为了向毛表忠心,人们在缺衣少食中四处搜集毛的各种式样的像章,并以此作为向外人进行眩耀的资本。    每个生产大队,都要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忠字舞,在田间地头演出。哪个大队演出得水平高,演出得红火,哪个大队就有了名气。学校的学生上不上课并不重要,反正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是无用的。每个大队的学校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教学搞不搞无关大局,学校只要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好,就是最大的政治。参加宣传队的学生,每天到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排练忠字舞。生硬的动作,蹩脚的表演,却也给“三忠于四无限”的空气增加了气氛。    正月初一,生产队不放假,说是上级革命委员会的通知,要革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命,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只有这样继续出工去搞生产,去搞开门红,才是对毛主席的忠。当然,生产队社员们只有不情不愿地去应付,去磨洋工,以此来消极反抗这种不顺民心不合情理的荒唐作法。    一次,在多宝区政府工作的丁光炳到我家作客。简单的饭菜端上桌后,他从口袋里掏出毛老人家的“红宝书”。那时候,这种“红宝书”是有头有面之人随身带的法器,在单位工作的工作人员更应该如此。否则,就是对毛老人家的不忠。丁光炳带领我们面向客堂正上方的毛泽东画像站立,手举着“红宝书”,随着“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彊,万寿无彊,万寿无彊!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喊声有规律地挥动着。以此来感谢伟大领袖赐给了我们美好的生活。宗教般的仪式结束后,大家才能坐下来吃上一顿少油没盐以素食为主,夹杂着一点一年中也难得见的荤腥的饭食。真是不错,哪怕只是一点点荤腥,也总比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树皮也难吃到的日子强多了呢。难道不应该感谢我们伟大的领袖毛老人家吗?    那时候,好多家庭在吃饭前,特别是招待客人吃饭时,都要敬祝毛万寿无疆。出工,收工, 开大会,开小会,小学生上课下课,也无时无刻不在重复着这种可笑之极的刻板式宗教仪式。连年轻男女的结婚典礼上也要对着毛泽东的画像好好地敬祝一番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    这种“三忠于, 四无限”的宗教仪式,把伟大的领袖推到了神的地位。这是毛老人家十分愿意看到的可喜现象。只有这样,由于他五八年大跃进的错误而导致的三年饿死几千万人的问题就可以被冲淡被掩盖,他的政敌刘少奇才可以被打倒,他的红色江山才不会变色,才会千秋万代,江山永固。

(二)政治活动 政治。什么叫政治?在文革时期,只能象林彪所说的那样,要大树特树毛的绝对权威,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这才叫政治,并且这是人们生活行为规范中最大的政治。 那时候,农村推行的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人能逃脱这种人世间更严密更一统据说是人类历史上和社会发展史上最先进的体制束缚。哪怕是承受着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所谓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也不得不成为了其中一员。农民的土地及生产资料全交给了人民公社。他们没有了支配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力,只能在其中利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取得一点完全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微薄报酬。这是一种荒唐的梦想。是毛泽东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宝贵经验,希望利用这种政治经济组织形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一种歇斯底里的以牺牲亿万人的根本利益为代价的可怕尝试。 人民公社的最基层组织是生产队。生产队掌管着农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杀大权。那时候,生产队长具有左右社员们生存的绝对权利。生产队长要安排谁去干什么,一般没有人不敢服从,更没有人敢于去狗胆反抗。生产队要搞一个月两天的停工政治学习这个雷打不掉的政治安排,农民们也就只有接受不敢反抗的份了。接受不接受也是检验你对毛老人家忠不忠的标尺之一。就是到了农活紧张时刻,政治队长也要停下农活,组织大家在破旧的生产队库房里搞政治学习,因为这是革委会安排的最大的政治任务之一。 由于文化的低下和经验的缺失,政治队长打心眼里就不知道应该组织大家学习什么。但是,上级的安排,也不好违背,否则就要背上不革命的罪名。于是,只好每次都组织大家齐读或者背诵“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等老三篇文章。年长日久,耳濡目染,以至于一字不识有着标准的无产阶级血统的“老贫农”对“老三篇”中的篇章,也能漏洞百出结结巴巴地背诵出几段来。这不能不说是毛氏文革时期的一大奇迹。 当然,有时政治队长也组织念念报纸。枯燥单调的政治学习,让更多的社员群众十分厌烦。哪怕他(她)们是根正苗红祖辈赤贫绝对是党的可靠依靠对象,也对这种单调的好象事不关己的政治学习耿耿于怀。政治队长不得不经常扯破嗓子呵斥在学习现场一个个瘦骨嶙峋饿着肚皮也还在窜来窜去疯玩打闹的孩子们,也不得不指责着只顾交头接耳拉家常,纳鞋底,而根本就不把政治队长要认真搞好政治学习的忠告放在心上的女社员们。那时候谁有钱在商店去买鞋呢?只能自力更生地自己做。做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纳鞋底。她们之所以不情愿也不得不来参加“学习”,也就是怕耽误了那一天一杠(指一天一个工)的工分。何况,政治学习的时间,就是很好地利用来纳鞋底的机会了。纳了鞋底,又得了工分,何乐而不为?有了工分,就可以依据工分的多少而去参加生产队的年终分红。老百姓对那个不可捉摸一头雾水的政治太不理解太不放在眼里了。他们没有从这种可怕的政治中得到任何利益和好处。他们从四九年以来,一直得到的只是穷困,是灾难。他们现在唯一追求的是自己得了多少工分,追求的是这些工分能分配到多少柴火和粮食,能否利用这点有限的物资去养活自己一大家人。他们关心的是每天能否填得饱那个从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好象从没被填饱过的肚皮。 政治学习的时候,可不能忘记了对阶级敌人的专政。可要想对他们专政,也有一定的难度。其一,我们二十多户口的生产队只有四户地主。这四户地主,也只有其中的三户拥有过在当时农村罕见的砖瓦房。由于他们的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最多的也就只拥有四五十亩土地,这个数目是我们那个地方土改时家庭平均拥有土地数量的三倍左右。四户中,一个是丁心伯,这个虽然是经过自己勤扒苦做且有一定的经营头脑的人,由于在“统购统销”时期和众人一样,肩挑几十斤黄豆到京山去换大米后,已经荣幸地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关怀下命归西天。其夫人严春黄却一直没有半点劣迹,找不到任何让你去对其专政和斗争的破绽。也是,我们生产队的四户地主,就没有一个让你很容易找到其劣迹的对象。第二个是地主份子梁太英。梁太英一惯低调做人,土改时房子和衣物家具农具锅碗等有限的“财产”被没收后,她不敢反抗而只是顺从,只有认命而毫无怨言。更不说以后有任何反党反毛的言行了。第三个是李双喜。李双喜一直守寡,虽然传说她年轻守寡时的风流韵事,但是,只是道听途说而已,谁也没有抓住其道德沦丧的任何把柄。更何况在文革当时的她已是孤身一人行动迟缓颤颤巍巍风烛残年的老人,更不会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最大的政治构成任何威信。这样,挨批挨斗的光荣任务就顺理成章当仁不让地落在了土改时也没有砖瓦房的破产地主,文革时才五十多岁的丁心德身上了。 政治学习,斗争阶级敌人,政治队长也拿不出更好更妙的办法来。他只是迫于形势穷于应付而已。在斗争大会上对丁心德的指责,也没有一条是说得出理的道道。只是指责他如何不老实,经常还在那儿阴笑,还在那儿“阴阳怪气”,还在那儿说反话。但是,这种斗争,却在人们心目中,特别是小孩子的心目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第一印象。以至于本生产队单纯幼稚不明事理的小孩子们就一直认为这些地主就是灭绝人性,十恶不赦的恶魔,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刽子手。这些小孩子对每年春季在当地出现的一种候鸟的五声叫,牵强地意会为“心--德--地--主--爹”。这些本来就不懂大人们“政治”的孩童,在“政治”的熏陶下,思维已经固化。每每用其童稚的声音喊着附和着“心--德--地--主--爹”这种候鸟的叫声而手舞足蹈时,则让大人和孩子们稀里糊涂地得到了一种难得的让人不可捉摸的精神快意。在那个缺衣少食的毛时代,这种置其它人于死地的快意,把一部份人入另册的快意,也是对大多数民众在物资奇缺之下一点阿Q式精神上的安慰而已。 时代,时代的政治,有形地无形地左右着不明事理的孩童们稚嫩的大脑,也无处不在地左右着大人们不得不单调简单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和一切盲从于毛老人家至高无上权威的行为方式。

(三)艰难度日 度过了五九、六0、六一三年饿死人的饥荒期。六一年后,刘少奇采取“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包产到户),情况有了大大的好转。人们终于可以勉强吃饱肚皮了。 文革的到来,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时候,虽然没有象三年饥荒饿死人的现象出现,由于生产受损食物短缺,人们还是饿起了肚子。大家仍然是在缺衣少食的饥饿中度日。在毛时代,生产队里的社员,没有到外面去经商、去工作的权利,没有到外面去发挥个人特长及创造性的权利。因为那些都是要被坚决批判坚决斗争的资本主义。农村社员们更没有迁徙的权利,只能被死死地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战天斗地,从事着从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效率极其低下的繁重体力劳动。 由于生产资料的极度缺乏和农业技术的极端落后,也由于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生产队有限的土地上,收获的农产品更是十分有限。国家对我们产棉区的粮食政策是,根据你卖给国家多少棉花来确定你的吃粮指标。我们生产队一年的粮食指标最低的时候只能人平分到360斤毛粮。这些毛粮折合净粮不到250斤,即人平一天不超过七两米。油票的供应是人平一个月四两。 繁重的体力劳动,缺盐少油的生活,让体能收入付出极端不平衡,饥饿是伴随人们生活的主旋律。女社员们在出工时,都习惯在腰间扎上一个布兜。这种遢邋的打扮,是文革时期女社员们出工时不得不佩带的一种必备的标准行头。这也是沿袭了三年饥荒时期的做法。她们在劳动的间隙用这种遢邋的布兜采些野菜什么的,回家好掺和着那有限的几两米凑合着过一天的日子。当然,胆大的社员,就用这种遢邋的布兜把生产队禾场和田间能吃的红苕呀,麦穗呀,青豆呀等在不被生产队长发现的情况下,顺手牵羊地偷带一点回家充饥。 在文革时期,这种用废旧衣服改成的补丁摞补丁脏兮兮扎在女社员们腰间的布兜,为这些贫苦的社员群众度过文革时期的饥荒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种标准行头,也是毛时期,女社员们的一大发明,理当申请国家专利。 一天,生产队在禾场脱粒蚕豆。这种脱粒的方式也就是把蚕豆杆铺在禾场上晾晒后,再人工用连枷(一种用牛皮条将楠竹片编排成的人工脱粒工具)进行打击脱粒。由于饥饿,不知道是谁象原始人一样,第一个吃起了撒落在地的生蚕豆。这种生蚕豆带有浓重的腥味,一不鲜美可口,二不宜于消化,三不卫生。要是现在,谁还会把生蚕豆当美味的“零食”和“ 佳肴”?吃生蚕豆的发明迅速在社员中传播开来,饥饿的人们立即效仿,争相象原始人一样地吃起了生蚕豆,并连声说好吃好吃。我也学着大家,吃了几把生蚕豆,也好好地占了一下生产队公家的便宜。看来,在这儿吃了生蚕豆,回家就可以节约一点自家的粮食了。当然,在生产队长的视线以外,有的人偷偷再用扎在腰间的布兜顺手捎带几把蚕豆回家,也就不奇怪了。 生产队收芝麻收红苕的时候,人们更是争相把生芝麻、把生红苕往自己的口腔送去,咀嚼,吞嚥,忙得不可开交,仿佛是在享受美味佳肴山珍海味一样。当然,在鞋子里稍带一两把芝麻,在布兜里稍带几个红苕回家,也是一些胆大女社员们的顺理成章之举。 也不能全怪罪这些占公家便宜搞小动作的社员,她们的小动作是被贫困的生活硬逼出来的。人们吃的食物质差量少没油水,她们和她们的孩子们饿怕了。一个人一月四两油票也舍不得全用来买油吃。再说囊中过于羞涩,本来就不多的油票也没钱去买。绝大多数家庭只能出卖一部分油票给拿国家工资的人,再换回一元两元或者几毛可怜的零花钱。他们通过劳动在生产队获得零花钱的几率几乎为零。 在外工作拿国家工资到过河南的丁心龙回来介绍了一个节约用油的好办法。他说河南人为了节约用油,每次炒菜时,是用绑在筷子头上的小铜钱沾一点点油,放在锅上擦一下了再炒菜。这样一个月一家人只用二两油就够了。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啧啧称赞这个节约食用油的好方法。一天,好不容易能煮一点面条吃,我的祖母在面条里面滴了几滴植物油。我看到后,建议祖母学习河南人的精神,以后煮面条可以多放点蔬菜,就不要放油了。放蔬菜是自家生产的,不用花钱,放油,就没有那么多的食用油让你使用。不放油的面条不是照样能吃吗?炒菜的油本来就太少了。经受过三年饿死人的饥荒时期的年迈祖母含泪点头应允。以后,直至一九七五年她去世之前,我家的面条里就再也没见到一丁点儿油花。其它家庭也竞相仿效学习河南人节约食用油这个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先进经验,以便从月平均四两油票里可以多挤出一点来把它变成急等开支的人民币。生病要钱,结婚要钱,要花钱的地方又太多太多。可有的生产队一个强劳力出一天工所得到的收入还不够买两斤大米的钱。文革中,人们只能这样在艰难中度日。 人们一年中也难得见到一点儿荤腥。生产队养的几头猪,由于缺少饲料而瘦小。这种瘦骨嶙峋的猪,要养一年多才勉强够110多斤的宰杀标准。腊月二十后,快过春节了,社员们好不容易才盼到一年才能盼到一次的杀猪时光。大人孩子们都馋涎欲滴象过节一样地兴奋着。人们早早地就排起了长队,眼巴巴地等待着一年仅此一次分肉的幸福时刻的到来。好不容易一人分到一斤皮多肉少的猪肉,大家高兴得象是到了天堂一样。一斤猪肉只有在年三十的晚上才能幸福地享用一点,一部份还要用来招待客人。当时生产受损,国家困难,有什么办法呢?也只能这样将就了。 生产队死了一头牛,社员们也象过节一样的兴奋。因为这样,大家又可以吃到牛肉了。在宰杀死牛的时候,人们发现牛的内脏已经变色,于是就把它扔在了生产队的大粪池里。可是,第二天,经过粪水浸泡了一昼夜的牛内脏就不见了踪影,原来是被饥饿的人们弄去美餐了一顿。不仅如此,但凡生产队丢在大粪池里泡了几天已经开始腐烂的小死猪,也会经常成为饥饿得难见一点荤腥的人们的美味佳肴。 国家一年发给每人七尺布票。由于文革,工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和影响,市场上难得见到有布料出售,因此一九六八年,连七尺布票也就没有发放。人们都是穿着补丁上面摞着补丁的衣服。当然,就是有布票,也没有钱去购买。我没结婚前,家有叔祖母、父母和我四个人,每年一共可以领到二丈八尺布票。我家更是要把有限的布票节省下来,以备我以后谈对象,结婚之急需。 经人介绍,我第一次和我的夫人谈对象见面时,就是穿着双膝补着两块大补丁,屁股上也是一个圆形的大补丁的裤子。当然,这条已经早就褪了色的黄色裤子上的补丁,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精心缝补上去的。这条裤子就很自然地成了我相亲时的礼服。 很荣幸的是,一次到荆州中学去探听消息时,在胜利街的一个商店意外发现有少量黑色的平绒布料出售。此乃天助我也。在文革时,就是有布票,也很难买到布料。在荆州沙市钢新两派武斗频发,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的当时,能看到有这种布料出售,更显其弥足珍贵。在很多人不知道这一好事的情况下,我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布票,买了一丈三尺黑色的平绒布,象是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馅饼一样的兴奋了许久。看来,象我这种把布票随身携带有备无患可以随时随地抢购布料的做法是何等的英明伟大。 文革期间,粮食紧张,物资奇缺,生活窘迫的场景,比比皆是 。人们在饥饿贫穷和艰难中度日,不知道哪天是一个尽头。但是,在这样时光难度的时代,“公社是颗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党的话,幸福的种子发了芽”、“大海航行靠舵手”、 “他为人民谋幸福”、“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照样在神州大地上激越地高唱着。阶级斗争的喧嚣和文革大批判的呼叫声,仍然不厌其烦乐此不疲地在朗朗云天经久不息地响彻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被压迫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春节还能有肉吃,比他们幸福多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还有责任和义务去解放他们呢,难道还有什么痛苦不能忍受的吗?

(四),尴尬的商品供应 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千疮百孔的崩溃边缘。为了平衡供需矛盾,国家只好求助于票证来对生活必需品进行供应。 票证的使用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开始的。在文革期间,票证的使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烟票、火柴票、肥皂票、盐票……不一而足的各种票证,比三年饥荒时期更加丰富多彩,大行其道。城市里更是还有豆腐票、鸡蛋票、花生票、黄豆票、棉花票……等更加名目繁多的票证发放。真是苦了那些各种票证的设计者生产者。 有的票证发到手上了,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商品。不需要用票证买的商品,就更是难觅踪迹。供销社是国家垄断式的对社员们销售商品的唯一机构。即使供销社有少量的商品出售,也要等到每月一号或者十五号这两天。平时如果你有机会光临供销社,也只能见到没有什么商品的空空如也的货架尴尬地摆放在那儿。那些不要票证的商品,供销社的内部人员和公社的领导却可以近水楼台优先沾光。剩下的部分才留下来在每月的一号和十五号应付一下场面。 农闲的时候,生产队一号十五号也可能放假。这时候,到供销社去也可能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社员们习惯地称这种把不需要任何票证就可以购买的商品在某一时刻集中销售的方式叫做是“放卫星”。 “放卫星”这个说法,始于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五七年,前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宣告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胜利。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此后,社员们都把那种对大家有好处的好消息说成是在“放卫星”。他们一直互相打听转告着一号十五号哪儿的供销社将要 “放卫星”的好消息,一直伸长脖子盼望着“放卫星”的日子早点到来。“放卫星”的前几天,社员们就在一起憧憬着,议论着,相约着。 一号十五号某一个供销社“放卫星”的时候到了。相约去上街的社员一般都会天不亮就起床,好提前到供销社门前去排队。到了供销社门前一般天还没放亮,只见到黑压压的人群,完全没有了队形。只有这时候,你才能见证供销社门前的热闹和繁荣。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今天供销社会有什么商品出售,会放一个什么样的“卫星”。但是,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就是肯定出售的都是人们所急需的商品。因为,这样的商品平时在社会上就根本见不到任何踪迹。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后供销社开门。应该更正的这不是开门,而是开窗。因为开门后人们一涌而进,那样,供销社的房子也将会被挤破。所以,开一扇窗子营业是聪明的供销社领导想出的最安全有效的万全之策。从这点,你就不得不由衷地佩服在毛时代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的智慧。这时候,就是比试人的力量的时候了。人们争相向前挤去,哭爹叫妈,一片混乱。 挤在前面的人,力气大的人,在供销社的窗口前终于有了自己的收获。只见他们有的手拿着一对电池,有的手拿一包火柴,个别的还抢购到了几尺不要用布票购买的棉绸布,拼命从人群中挤了出来。他们都面带着斩获后的激动和兴奋。这个“放卫星”,对他们太有收获太有意义了。 很快,供销社的窗子处就传来商品已经告罄的消息。绝大多数起早来的人,茫茫然一脸无奈。他们白起了一个早,只能带着失落的心情一无所获地打道回府,并寄希望于下一次自己也能荣幸地得到天上掉馅饼的机会。 文革期间,掌握了一定的物资供应条件的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近水楼台一番。供销社的职工能内部买到不需要用票证购买的商品,食品公司的职工能买到不用肉票购买的猪骨头猪内脏,粮站的人能有用一斤粮票买三斤碎米的权利。和供销社、食品公司、粮站有关系的人,以及国家干部,有时也可以从这些渠道购买到这些免去票证的商品。唯独没有任何关系的社员,不管你是贫农还是中农,不管你如何紧跟毛泽东,都是不可能从内部买到这些让众人趋之若鹜的商品的。那就更不要说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了。你只能在“放卫星”的时候,去起早,去排队,去拥挤,并且绝大多数时候还不能如愿以偿。内部的人,有关系的人有这种特权,普通社员则没有。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文革期间,这种尴尬的商品供应方式在社会上司空见惯大行其道。

(五),九大前夕 一九六八年的冬天,也就是在北京召开九大前夕,我们忙完了地里的农活,公社又立即组织社员到天门蒋场乡的黑流大队去整修汉江堤防。这种水利任务是国家不给任何报酬的劳动。 一天人平七两米的粮食供应计划,让修堤的青壮年人怎么能吃饱?无奈之下,家里的老人妇女孩子们只能再从牙齿缝里挤出点粮食,向体力劳动强度大的修堤亲人进行无私地倾斜。使他们能够有每天一斤米的基本生活保障后,完成好修堤任务,去向党的九大献礼。 对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者来说,每天一斤米也只能维持一个半饥半饱的尴尬水平。于是,只能把生产队菜地里的白菜萝卜一车车地往前线送去,以便让修堤的社员们搞好“瓜菜代”(这是五九年三年饥荒时期的口号,就是号召人们用瓜菜代替粮食进行充饥),来填一填饥饿的肚皮。幸好那时,生产队的白菜萝卜还长得不错。此时,我担负起了用毛驴拉板车给修堤的社员运送柴草蔬菜的后勤保障工作。 拉板车这个活,我是大姑娘上轿,第一次。要是天晴路干还好说,碰到下雨或者是雨后去拉板车,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一千斤左右的柴草和蔬菜装在小小的板车上,在坑坑洼洼泥泞的道路上左右摇摆颠簸,两手使劲扶着板车把手,还要手拿鞭子,不停地对着毛驴吆喝,有一种顾头顾不了尾的感觉。有时,为了让板车的两个车轮走好路,而自己就不得不任凭鞋子在道路中的泥巴和水洼里淌过去。如果人和驴子配合不好,或者对车轮的路线选择不正确,翻车也就是家常便饭不足为怪的事了。生产队太穷了,几个板车的内外车胎也是破旧不堪千疮百孔。经常不是车胎穿帮漏气爆胎,就是轴承系统损坏,或者钢圈变形钢丝折断。“集体经济大发展”的歌声,在这儿就受到了现实的无情嘲笑。每每板车出现故障,也是一件很狼狈的事。这时候不得不停下来自己修理,而且必然影响了大家赶路的进程。还好,赶板车的老把式前任队长丁存香,就当仁不让地成了我这个刚走出校门的新板车手的最佳师傅。每每由于我的运气不佳或者经验不足或者自己的失误而让板车出现故障时,丁存香都是手把手,不厌其烦地耐心帮助我,教给我处置危难和排除故障的办法,教我修理板车的技艺。他的娴熟技艺高风亮节音容笑貌,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我父亲当时在黑流的修堤工地上,利用接触当地人的机会,了解到黑流大队有人卖土织布机织的土棉布。这在那个一切靠票证供应的可悲时代,是不可多见的好事。父亲不管自己有多穷,也当机立断借钱买了一疋。这可以做三四件衬衣了,真是收获不小。 拉板车的途中,在张港到黑流去的一个供销社的小商店里,我更有了一个不小的收获,我幸运的用六尺布票买到了六尺花色平布。不管这花色好看与否,反正能买到花布就不错了。我父母给我安排的计划是要在春节前把自己的婚事办了。父母之言,不可违抗。因此,我时刻留意着给未来的夫人买点布料,以备给她做新婚礼服。上次的荆州之行买到了黑色的平绒,这次当板车驾驶员,又买到了一块花布,连同父亲买的土棉布,我们的新婚礼服总算有了一个着落,真是让人欣慰。全家人穿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可以,总不能让夫人也穿补丁衣服寒酸地嫁来我家吧? 为了让夫人有一件更体面的衣服做新娘子,我给在北京当兵的丁光全汇去了20元钱,想托他在伟大的首都北京帮忙买点布料,比如“的卡”呀,“凡尼丁”呀等。要知道,这20元钱是我在生产队两个月的收入呀,拿出20元钱,在当时一贫如洗捉襟见肘的年代也实属不易。 不久,丁光全给我寄回六双尼龙袜,并付信一封。信中说到,对没办好我所托之事深表歉意,说是跑遍了北京的好几个大商场,也没买到布料,只能给我买几双尼龙袜子。我想,这也不错,在家乡还真难买到这样的商品呢。一算账,他给我买尼龙袜还多掏了近两元钱的腰包,我一直在心里惴惴不安了许久。寻思在适当的时候,一定对他加倍偿还。文革时期,物资奇缺。快开九大了,伟大北京的商品供应形势也就这样,全国其它地方的商品供应情况也就不言而喻了。 当时,我家住的还是一九三五年淹大水后,祖父在新台基上做的一个芦苇杆泥巴墙连房柱也是用当地最不值钱的柳树上下拼接起来的破房子。破房歪歪斜斜,四壁透风,有碍观瞻。要办婚事了,应该好好布置一下新房。于是,我弄来了一大堆废旧报纸,把破厢房的四面墙壁糊了个严严实实。看到糊报纸的浆糊用去了一斤多面粉,我的婆婆(叔祖母)心疼不已,说这可是一个人整整两天的口粮呀。 我家虽然土改时划为中农,但是却家徒四壁,一无所有。连一般农家客堂正面存放香烛以便祭祀祖先的“神柜”也没有。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土坯砖在客堂的正面中央整齐地码好,上面盖上一块长条木板,就权当是存放香烛祭拜祖先的“神柜”。我用图钉在其正面对衬地钉上毛主席语录宣传画。这种设计,与客堂墙壁中央的英明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及更上方我自己画就的“马恩列斯毛”版画头像相映衬,使贫穷破旧的居室也旧貌居然变了新颜。 为给我办婚事,父亲借了一百多元的外债。其中的50元钱,还是过了四五年后才得已还清。这年的腊月间,踩着近20厘米深的积雪,夫人嫁到了我家。她家住房条件比我家稍好,但是他嫁给我这个穷光蛋却是无怨无悔。从此,我夫人也要和我的其它家庭成员一样,为这个在当时的农村比比皆是的贫困家庭含辛茹苦地操劳奉献了。 黑流大队范围内的修堤任务年前没有完工。为向九大献礼,这个工程必须要按时完成。春节过后,我当仁不让地换班上了黑流的修堤工地。繁重的体力劳动及每天一斤米的“瓜菜代”生活照样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这比五九、六0年饿死人的生活强百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伟人毛老人家。是他,才让我们幸福地享受到了当代无以伦比史无前例的“瓜菜代”生活。 这时候,广播里“满怀激情迎九大”的歌声更加嘹亮激越。听着这激昂的歌声,我和丁明生两个音乐爱好者,在修堤的闲暇之余,用口琴练习吹奏这个激情四射让人振奋的歌曲。只有这时候,在江西串连时,从陈俊手里强买来的二手口琴(商店里根本就见不到一手货的口琴),才派上了用场。只能这时候,才让人忘却了自己的贫困和疲劳。 几天功夫,我们两人就能用舌头打着节拍(这是口琴演奏时的一种技巧),熟练地吹奏出这一欢快的曲调。每天晚上,“满怀激情迎九大”的口琴合奏声,就会飘荡在住地的夜空。这给疲劳的过着“瓜菜代”生活的修堤人和同样过着“瓜菜代”生活的当地的社员带来了一些快意,我们更是享受其中。不管毛老人家如何钦定说文革如何好,在那时,从人们的内心深处,都盼望着文革的早日结束。 九大即将召开,也意味着文革即将结束, 这样的好消息,又怎么不让人为之振奋? 补充内容 (2013-9-1 15:44): 这个时期,传来苏联军队悍然入侵我珍宝岛,我边防战士进行坚决反击的消息。看来,我们和苏联老大哥已经从唇枪舌剑的论战,进入到了小规模的真刀真枪的边境冲突阶段。

(六),上山砍柴 黑流修堤结束后,生产队里的白菜萝卜也被修堤人吃得精光,柴草也被烧得精光。生产队只有一个破烂的仓库,几头老牛只条毛驴,四部破板车及人平一亩四分贫瘠的土地。这就是“集体经济大发展”的全部家当了。 成立公社后,特别是文革以来,棉花长势一直不好,因此作为社员们的主要燃料的棉花杆也大幅度减产。那个年代,社员们生活上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社员家庭做饭的燃料问题在文革期间一直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生产队为了解决社员的烧柴问题,只好组织青壮年劳动力到五三农场东面的蓝音大队的山里去砍柴。我又有幸成为了上山砍柴的人员之一。 京山县石龙区蓝音大队座落在从太子山白猫洞的山梁翻过去北面的一个山冲里。这里山谷幽静,林木密布,风景秀丽,民风纯朴。由于白猫洞山梁的阻隔,运输极其不便,才使蓝音大队的山林里那么多生长多年的荆条梗等灌木一直无外地人砍伐。 我们借宿在刘姐家。个子不高身材瘦小病病泱泱的刘姐和也是瘦小如斯弱不禁风的两个十岁以下的女儿守着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其丈夫兰香哥在公社里工作,很少顾家。搞文革,抓阶级斗争,已经忙坏了他。 蓝音大队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因此,刘姐家里的粮食比我们稍显充足。我们经常是在“忙时也吃稀”(毛老人家曾经谆谆教导我们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时候,她家却经常能享受到“忙时吃干”的快意。我们猜想,这可能和这儿的干部“私分粮食”的伟大功劳有关。因为按照刘姐和她的邻居透露的吃粮指标,均不足以支撑住她们“忙时也吃干”的现状。我们无权干涉别人私分粮食的智慧和胆量,只有眼巴巴羡慕的份了。 不知道刘姐在为生产队的公家干活时怎么样,只知道也穿着补丁摞着补丁衣服的她,在家里也异常忙碌。每次收工回家都要带回来一块二三十斤重的鹅卵石。她家自留地的围墙全是她收工顺便带回来的鹅卵石砌成的。这是中国妇女吃苦耐劳的本质体现。堆满荆条梗、檀树、栗树等柴火的场院及郁郁葱葱的蔬菜见证着她的勤劳。略显遢邋的房子收拾,又无不彰显着她操持这个家庭的力不从心与习惯的传统。反修防修的文革并没能改变她依然贫困的生活。 我们早上吃了稀粥,就爬上高高的山梁上去砍柴。这儿的山上,林木森森,瘴气缭绕,檀树、栗树等乔木居多。在乔木之间,混生着一些灌木。蓝音大队只准我们砍伐其中的灌木,以便腾出空间,让乔木更好地生长。他们收取我们每拉一车柴火出山而交给他们的几元钱费用,享受着靠山吃山的幸福。但是,其让人羡慕的资源优势好象也没能使蓝音大队的社员们富裕起来。 灌木之一的荆条梗是我们最喜欢砍伐的对象。老实人,就一心一意砍伐荆条梗。胆大的,学着当地的社员们,也有时偷砍一些茶杯口粗乃至小碗口粗的檀树、栗树及其它杂树。这样可以混杂在荆条梗中多凑一些数量。刘姐及其邻居家的柴火垛中,不是还明目张胆地存放着很多碗口粗的檀树和栗树吗?虽然生产队有森林管理员,有巡山者。但由于文革期间打破了旧的规章制度,社员们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致使一部份应该保护的林木也遭到了不应有的砍伐。砍伐容易,以后对于林木的恢复可能就难上加难了。 用吃了稀饭的身躯挑着近两百斤的荆条梗下山,坡陡路滑距离远,一步三歇两喘气。好不容易挨到刘姐家房前的空地上,我的肚子饿得已经贴着后脊骨了。一称重量,呀,一担竟有210斤,一看,还是用扁担反着挑回来的呢,的确让人咋舌。一天要爬上山去砍下四五担这样的柴火。看来,伟大的文革是不是已经激发出了革命群众冲天的革命干劲?当然,这只是一种文革语言,是当时流行的官话,可我当时只是想的多挣点儿工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挑柴火,首要的是要选好扁担。看到其它人也在这莽莽林海里选中了树木做成了自己的扁担,我羡慕不已。我也如法效仿,把一根碗口粗的檀树一劈两半,做成了自己两条心爱的扁担。这种对于森林的破坏,在蓝音大队只是司空见惯的平常小事。 我照样把心爱的口琴带到了蓝音。砍柴休息的时候,我的口琴曲“满怀激情迎九大”又漂荡在了京山县蓝音大队这个幽静美丽的山庄。不是说九大的召开,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么?这可是我们普通民众翘首以待的大好事呢。 生产队长安排我新的工作,要我参加板车运输队,把所砍的柴火用几辆破旧的板车运回生产队。借此机会,我打算顺便挑一担荆条梗回家,以解家中缺薪之炊。我把象甘蔗一样长度和粗细的荆条梗的皮一根根剥去,摆放在太阳下晾晒,以期减轻重量。 那天一大早,肩挑百斤左右荆条梗的我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拐过花山洼,迎着拂面的春风,走在山冲间弯弯曲曲的田埂上,好不惬意。真想拿出随身携带的口琴吹上一曲“满怀激情迎九大”。田间劳作的人们看到我的这一担荆条梗,直叫唤:“卖甘蔗的,你的甘蔗多少钱一根?”我掩鼻直笑,连声说:“不卖不卖,我的甘蔗一根也不卖!” 路过五三农场,进入到了一片“忠”字的海洋。虽然没有了两派武斗的痕迹,但毛老人家的画像随处可见,迎九大的标语和高音喇叭里关于迎九大的喧嚣甚嚣尘上。文化大革命的气氛浓烈地存在着,向四周发散着。 回到家,家里真的是干净得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厨房的灶前及房屋四周,一星半点柴火也难觅踪迹。祖母垫在床的垫絮底下以便睡觉更软乎一点的麦草,也由于作了引火柴而没有了多少。刚好没有了烧饭的柴火,我就从几十公里外的蓝音大队的山区挑回来了一担晒干了的荆条梗,真是比雪中送炭还要及时万分,怎不叫人欣慰?要是没有我挑回来的柴火,真难以想象我的家人下顿饭将如何解决。 顾不上几十公里徒步肩挑重担的辛劳,赶紧把甘蔗样的荆条梗砍断劈开。母亲用这些来之不易的荆条梗就着祖母床上的引火柴,为我做了一餐掺和着菜叶的米饭,让我美美地狼吞虎咽了一番。

(八),初步整粛造反派 毛泽东搞垮刘少奇借助的是幼稚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卫兵,是造反派。造反派秉承的又是毛老人家“与人斗其乐无穷”、“阶级斗争”、“要武”和“造反有理”的革命理念。当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发动起来后,毛呼风唤雨得心应手踌躇满志,感到对刘少奇的斗争已经是胜利在握了。也就是他所说的只动了一个手指头,就可以致刘少奇于死地了。一九六七年,他开始想转移斗争目标,提出了要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并彻底批判自己跳出来的的反革命份子,右派份子和变节分子。由于当时全国两派武斗频仍,这样的揭发和批判虽没夭折却也没能很好地实施。 一九六八年十月,毛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再一次发出“清理阶级队伍”的伟大号召。他这种与人斗的运动一波接着一波,从没间断,让人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大家都是神经紧绷地在打发着时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号召要“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此时,所有的大专院校和中学,都进驻了军队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虽然都有造反派代表参加,但是,毛老人家依靠的是军队代表。军队代表在革命委员会内部实际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其次是被解放出来的老干部。这些人,都是紧跟毛老人家并被其信任的。造反派代表处于革委会最下层的被动地位,只是一种点缀。这个时期,造反派的造反任务已经完成,文革原来的斗争目标---当权派,再也不是被斗争的主要对象。 一九六九年的九大后,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清理阶级队伍也在全国陆续开展起来。毛老人家已经一改当时对造反派大力支持的态度,英明地要对造反派进行整粛了。当然,这种整粛,各地和各单位有不同的方式和程度。 一天,我接到大队的通知,要我去大队参加学习班。我如约前往,方才知道是办的昔日造反派的学习班。有丁明信、丁光法等几个人参加。学习班由大队的团支部书记丁存龙负责,地点就在大队的一间空房子里。他客客气气又不容争辩地对圣驾学习班的人员说,我们这个学习班有一个规定,就是晚上也要住在这儿,不能回家。不能回家几个字看似平淡,却传递的是一个不怎么吉祥的信号。这就说明了对我们这几个人的处罚是一种比对四类份子的专政并不一定在名誉和精神上能强得多少的处罚。三四天的学习班,一不记工分,二不让回家睡觉,只能按时间回家吃饭后及时赶到学习班报到。看来,我们也荣幸地成为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清理的对象。幸好是夏天,不需要自带被子行李。晚上则只能享受着蚊虫的叮咬,把身子卷曲在会议桌上将就将就了事。 学习班一是念报纸,二是讲形势,三是每个人谈自己的思想,检查自己参加红色造反者的行为,深刻反省自责。贫农主任丁存福是大队无派的头头之一,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热情地给我们训话。昔日保守派失利的落寞已经在他脸上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一种荣耀、自信和十足的优越感。五十岁左右据说解放前穷得叮噹响,一直大字不识一个的他也是一个人才。他讲起话来不管对错与否,都是方言俚语,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出口成章。我们唯有洗耳恭听,深深自责的份了。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开展,是对造反派的一次致命打击。文革大运动中的这次小运动,让昔日穷途末路的保守派又彻底翻身做了主人。刘少奇被打倒的伟大目标已经实现,留下毛老人家曾经大力支持过的不知天高地厚的造反派有何用?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也。毛老人家要捧红谁,你不红也得红。他想把谁拉下马,你也得乖乖地下马了事。这些,只须他动一动他的小指头而已。造反派的下台及保守派的翻身,是对毛在文革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作法的一个绝妙讽刺。 三四天也没有学习一个什么名堂。因为鄙人参加红色造反者,一没揪斗过谁,二没栽赃伤害过谁,也没使公家私人的财产受到任何损失。大队的这次学习班也是按照上面的安排进行的例行公事,就这样草草收场,完成了向上级交差的任务。我们荣幸地享受了三四天的“隔离”生活后,被解除了“隔离”。但是,应该看到,这是在形式上观念上思想上对我们这些人的洗脑和整粛,是对这些人进行的一种精神打击。这个整粛,对于维护毛的绝对权威十分必要。 与我们这种轻描淡写走过场的参加学习班的学习相比,外面的清理阶级队伍可是威风多了。昔日的造反派头头纷纷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被整粛的对象。那些被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头头们,他们在革命委员会里的交椅还没坐热乎,还没享受夺权后主政的快意,就纷纷被解除职务进了各种学习班,有的在各种批斗会上接受批判,有的被下放工厂农村劳动。对这些造反派的批判,一直延续到以后的深挖 “五一六”清查“北决杨”。粉碎四人帮后,造反派头头们更是接受到了更加严酷的斗争和打击。这些曾经雄心勃勃,以天下为已任的造反派元勋们,已经没有了往日造反的神气,只有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接受革命群众旷日持久的批判。 被结合进三合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任常委的张良生老师,也乖乖地被撤消了常委职务。 毛泽东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按照此理论,各地层层建立群众专政指挥部,设立群众专政法庭。群众专政指挥部说要对谁专政,一不要法律,二不要申报批准,就可以立即执行。在整粛造反派的同时,对被清理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份子及其它四类份子进行了坚决的毫不手软的专政。由此酿成的冤假错案,在全国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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