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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沛东:视听暴力—— “九评”的生产、传播及红卫兵一代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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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作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 之一,毛时代的媒体,尤其是纸媒和广播,在建构和重塑中共革命传统中有何作用?与苏联1930年代的“大批判”对比,19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的“九评”,对中共政党文化有何影响 ?在探讨中国革命传统的文化根基时,裴宜理强调中共在实现普通民众理解、接受并拥护革命政权过程中,“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作用重大:自成立伊始,中共就对一系列象征资源(宗教、仪式、修辞、着装、戏剧和艺术等)进行战略部署,旨在实现政治说服 。文革音景是从视听文化角度研究文革。现有研究认为声音记忆是毛时代视听文化和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嵌入“红卫兵一代”的日常言语和行为,关涉他们的认同及对世界的看法,影响至今 。其中,Clark等的研究发现:文革时期的音乐将个体感官经验与集体政治生活连接起来,音乐被政治化,政治也被音乐化;音乐传递的意识形态资讯和政治价值,存在丢失和再生产现象,并呈现出色彩多样、嘈杂的景象 。

  文字入心,声音入骨,记忆入命。首先,就文化形式而言,声音文本具有单一性,而“九评”作为一个既有纸质文本,又有声音文本的双重文本,能够协助我们从文字档案和声音档案两个维度,将文革音景研究上溯至1963-1964年,探究文革前17年,文革以及文革至今“红卫兵一代”的文化记忆。其次,文革音景的完整故事不应只包括多样化和噪音化,暴力化的面向却长期被学界忽视。本研究试图解码“笔杆子”的纸质文本和“金嗓子”的广播文本,分析两种文本的组织化传播,接受情境,及其对“红卫兵一代” 的影响。以言辞鲜明尖利,富有攻击性,逻辑简单粗暴,情绪裹挟理性,理直气壮,冷嘲热讽,刚柔相济为特征的九评 ,让红卫兵一代记忆深刻,至今在主流媒体和社交网站频繁出现 ,“九评体”与以大字报为代表的“文革体”有何联系?从音景演进的角度,如何佐证九评是文革的先声?

      九评苏共

  何谓“九评”?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致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中苏争论因此进一步升级。同年7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撰写系列中苏论战文章,由康生负责。根据毛的指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直接领导“中央反修领导小组”,陆续推出九篇评论: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连续发表了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文章(简称“九评”),全面抨击苏共的内政外交政策。九评包括:〈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于史达林问题〉(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9月26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0月22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1月19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2月12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雪夫修正主义〉(3月31日)和〈关于赫鲁雪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7月14日) 。

  九评因何而来?1958-1964年,中苏争论是中国外交政策中压倒一切的问题 。尽管1961年中苏关系有所缓解,但是1960年7月前苏联单方面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同时大幅减少对华军事及其他方面的物质援助 。与此同时,1949年之后历次社会运动所累积的社会矛盾,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所产生的一系列严重后果,不但造成了大饥荒等严重的社会危机,同时导致中国领导层内部的结构性紧张。1960年中苏同盟关系走向分裂不可逆转。1962年随着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中共的内政外交进一步“左”转,中苏意识形态公开论战不可避免 。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资料来源主要有五个方面:1. 57个红卫兵一代口述史;2. 《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等党媒报纸和地方志(尤其是1949年以后中共出版的工业志中,有关纸质媒体出版和广播电视的内容);3. 北京、上海、广东、陕西和黑龙江等省和直辖市的广播电视档案;4. 红卫兵一代有关九评的日记、学习笔记和工作笔记等; 5. 九评中苏双方主要参与者(撰写人和翻译等)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及着作等。

  1949年中共建政后,视听符号、群众动员、社会控制和地缘政治想像,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继续革命中紧密联系和互动的重大议题。从全球层面观照1962-1972年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会发现中共使用现代性符号(修辞、宣传、政治演讲、群众大会、集会、报纸跟红卫兵小报等)和全球性事件(如中苏论战)塑造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并诉诸于日常政治,从而将中国政治定位为世界范围内革命斗争的典范 。1949-1966年中共不断重新编写教科书,调整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叙述,旨在适应遽变的国内外形势,重新定位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 。讨论九评的传播、接受、影响和记忆,不但可以更好地理解九评至文革整个音景的联系与演变,而且能够重新审视社会主义视听文化在这种现代性叙述中的作用。

  本文将中苏论战置于建国后国内政治的框架中,从传媒视角关注九评传播及其影响,主要分析作为记忆的档案之一(as an archive of memory),九评纸质文本与语音文本的传播效应及其影响有何不同?中共采用论战文章、广播和高音喇叭开启“学习九评运动”意味着什么?受众的阅读和收听经历如何将九评的文化内涵╱价值传递至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论战?红卫兵一代中来自不同社会阶层,身处不同地区,有着教育程度和性别的个体,对纸质文本和广播文本中的哪些内容记忆深刻?文中还讨论政治传播、视听记忆和暴力的联系。研究发现中共党内顶级理论家起草,最高领导层亲自修订而成的九评文本,具有先天的传播优势,并通过无线广播及党内一流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强化其影响力。从视听记忆的角度,重新审视九评作为文革的先声,如何从视听暴力,思想暴力和对历史的暴力三个层面,形塑红卫兵一代。

  文革先声:九评的生产和传播

  报纸和广播是毛时代普通民众判断政治走向的主要官方来源。中国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孤立,有利于媒体更有效地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复旦大学红卫兵司令安文江(1944-2013)感到两报一刊充溢硫磺味的文章使校园笼罩在令人窒息的浓雾之中,他竭力从报纸和广播中搜索政治方向:“那一段时间,我几乎一字不漏地聆听每晚的新闻广播,天天逐字逐句地研读两报一刊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总想在字背后找到支撑灵魂的东西。” 哈尔滨居民卢叔从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上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三版文章,推测“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运动了,”理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是先从报上搞起来的 。显然,纸媒和广播是当时官方和民间公认的传递政治资讯的媒介;开启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媒体往往是急先锋。

  同时,1921年中共立党以来,尤其是1949年建政后,与苏联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亲密盟友关系,是官方媒体极力宣传的一个重要面向,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有效地向民众传达眼下的中苏分歧和公开决裂的重大政治资讯?中共及其媒体面临挑战。北京小学生徐焰(1951-)当时既坚信中方有理,又感到内心别扭,因为中苏友谊“牢不可破”的宣传深入人心,再加上从小阅读了大量苏联文艺作品,对苏联文化有亲和性,所以一下子难以接受苏联修正主义的新形象 。喜爱苏联文艺作品的武汉大学生徐海亮(1944-)在公开批判苏共以后,内心冲突加剧,“要从内心深处活活地剥离出对苏共以及对苏俄文化的感情来。” 基于此,“笔杆子”与“金嗓子”紧密合作,实现九评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同时进行深入的社会动员和政治说服,发展中共的现代性叙述。

  “笔杆子”的九评:纸质文本的生产与传播

  中共论战体滥觞于国共内战时期(1927-1937年为第一阶段,1945-1950年为第二阶段)的广播和纸媒。国民党南京中央广播电台1928年建台,主要职能实行反对中共的内战宣传 。1940年建台的中共延安广播电台后所播发的如“揭露国民党中央社篡改中共发言人声明的无耻行为”和“国民党死硬派还有多少号召力”等广播稿,佐证国共之间的论争 。1941年创刊的《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中共的一切政策:其社论均由中央领导及重要干部执笔,并通过广播传遍中国;这些宣传强调“政治家办报”,“党性第一”,报纸是“指导工作和教育群众的武器”,党“运用舆论反击国民党进攻” 。

  1963年夏,“中央反修领导小组”汇集党内最高水准的理论家成立并进驻钓鱼台,其成员包括正副组长康生、吴冷西,以及姚臻、熊复、王力、范若愚和吴江共七人,配多名助手及五个外文语种的翻译班子 。写作组也得到兄弟单位,如中联部和史学“反修组”等部门专业、及时的资料供给和智力支援 。其工作程式是拟定题目,再分头完成写作纲要,每篇提纲经领导小组初步讨论后,再由邓小平亲自到场审核敲定,然后写成文章,由小组讨论修改定稿 。实际上,这些文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前,邓也会在吴冷西,康生修改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 。反复多次,再送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常委及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审改,重要的文件最后经政治局讨论通过 。

  毛泽东等中共高层直接修改并领导九评。九评屡经多级多人多次修订,如〈七评〉先后有十九稿 ,〈八评〉有十三稿 。最为关键的是,毛在中南海多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并审阅定稿,并做增删 。毛年谱上对〈一评〉、〈三评〉和〈六评〉无相关记载 ,除〈四评〉无修改外 ,其他五篇文章都由毛泽东最后审阅,并做出程度不同的修改。如:他先后三次审阅修改〈二评〉,并将标题改为〈关于史达林问题:二评苏中央的公开信〉,修改原句100多字,增加600余分析文字 。讨论〈五评〉,审阅定稿,并做增删 。审阅〈七评〉第十八稿,在“当前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最后一段的开头加写:“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这些句子短小精悍,铿锵有力,而且朗朗上口,不仅增强了论战的气势,而且直接回应1963年12月苏共写信希望停止论战的诉求。1964年3月中旬,毛审阅〈八评〉,在文章开头加了一长段话,阐明此评目的是“以比过去更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3月22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几天后,毛再次审阅并少量修改八评第十二稿 。而最为关键的〈九评〉,毛泽东更是从1964年7月5日起,几次召开会议,逐段讨论修改此文,毛修改了题目,对内容也做了小幅改动。12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讨论通过〈九评〉 。九评译者李敦白的回忆,佐证毛本人对九评的重要参与和最终定调 。

  纸媒、广播和单行本,这些毛时代的组织化传播管道,最大限度地覆盖全国受众,有助于实现有效传播、社会动员和控制。九评文本定稿后,翌日登上《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中共各级各地纸媒的头版头条,同时新华社、央广和各地广播电台广而播之。另外,人民出版社翌日印刷出版单行本,全国发行 。外文广播和中文广播同时播出,还推出各种语言的单行本和各种小册子 。与大部头政论文集相比,单行本携带方便,便于传播,有利于在国内外普通民众中普及九评。单行本的源头大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民众抗议活动中所使用的传单,中共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中也都使用传单传递革命思想,进行群众动员。

  下文将从言语的力量和概念的启迪两方面,分析九评纸质文本的先天优势,如何有利于其影响以及传播。

  大量使用军事用语,表现出对革命暴力的崇拜。九评中有 “战争”、“进攻”、“军队”、“战斗”等大量军事语言,表明一种简单粗暴的逻辑,说明中苏论战双方只有对错,好坏,革命与修正主义的区分。文革中,这种“革命的粗鲁”首先被红卫兵一代继承、使用并推向极致 。

  引用革命导师和俄国谚语,尖刻而雄辩;援引当时苏共领导人赫鲁雪夫的言论,针锋相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评〉中转引: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诚实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只有政治上堕落了的人才靠说谎过活。事实是最雄辩的。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 。〈二评〉中转引列宁引用俄国寓言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鹰与鸡〉讽刺修正主义者,“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倍倍尔、卢森堡是“伟大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始终是“鹰”,而修正主义者,则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 。熟悉中国古典诗文的知识分子,这类比喻让他们联想到中国的文化典故,更能体会其中的妙处。〈二评〉发表后,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赞此文“意赅情挚,切理餍心,回圈讽喻,拍案叫绝,”并抄录一首唐人吴武陵借嘲山雀讽刺官僚诗 。九评撰写过程中,毛泽东指示引用苏共领导人赫鲁雪夫的原话,点评批评他,因为“他讲话最多,而且前后矛盾,逻辑混乱,语言粗野,有时甚至胡说八道,”所以批判他既要严肃辩论,又要抒情式嘲讽,做到刚柔相济 。

  援引中国古典诗文,辅以富有画面感的文字,为论战体增色不少。〈八评〉写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有生命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和阻挠,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一直到赢得整个世界。” 表明中共无惧,甚至蔑视世界规模的“反华合唱队”的批评和反对,坚持正统的社会主义的乐观和豪迈。

  以文中注和注脚的方式,呈现出学术论文般的严谨,增强其说服力。〈八评〉中马恩列斯的专着仍旧采用文中注,但增加46条章节附注 。〈九评〉有70条注释 。如〈七评〉除了所有马克思、列宁和史达林专着的引用采用文中注释外,另有21条章节附注,其中的每一条苏共言论引用,都像论文一样作了章节附注,力证自己有理有据 。文章引用了苏联《真理报》、《红旗报》和《共产党人》三份苏共核心报纸的社论、评论和编辑部文章,以及美国《新闻周刊》和英国《泰晤士报》的相关文章,借“美帝”“英帝”之口,证明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这些都给读者制造出一种文中所呈现的材料切实可信,消息来源覆盖面广泛的印象。然而,中共后来承认“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着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

  “九评”大量采用排比句、反问和设问句,咄咄逼人。“难道”有47处,如〈三评〉中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在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有那么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了几十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使用大量的挑衅语言,富有战斗气息,营造出排山倒海的气势。

  随着中苏分歧和论战的升级,官僚主义、特权阶层、两种路线、阶级斗争等词汇和概念开始武装民众的头脑。1960年下半年至1961年,毛泽东谈国内干部作风问题,曾多次使用“死官僚主义分子”或“死官僚主义者”,此时,这些干部仍是自己人,与他们的矛盾仍是人民内部矛盾 ; 1963年9月〈三评〉中抛出“官僚资产阶级”,指出南斯拉夫的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属于买办资产阶级 ,这已升级为敌我矛盾。〈九评〉抛出“特权阶层”概念,认为“赫鲁雪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从关键字词频来看,随着论战的逐步推进,中共对苏联的定性也越来越清晰。除去附录,九评每篇文章平均2万2千多字,其中最长的第九评,字数达到3万3千多。合起来203103字。“修正主义”出现400次,“路线”222次,“无产阶级专政”出现155次,“阶级斗争”79次,“修正主义者”63次,“特权阶层”21次,“骗”字的词频达到54次,其中“欺骗” 33次,“幌子”一词10次。上述关键词表明在这场论战中,阶级斗争日益成为外交和内政核心问题。与二十世纪“革命”话语频繁出现的现象一样,上述革命话语的密集出现和大幅增长,对应的是敌我矛盾的深度和革命形势的严峻程度 。

  上文简要分析了九评纸质文本的形式和内容特点。纸质文本的传播及其影响已然发酵,而经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夏青等人朗读后,“简直轰动中华大地的城镇乡村,那抑扬顿挫令人亢奋的声音被很多人模仿。”

  “金嗓子”的九评:广播文本的生产与传播

  无线广播作为一项新兴媒体,于1920年代引入中国。国民党认为广播是海陆空之外的“第四条战线”,所以1928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成立,主要用于反对中共的内战宣传,是国民政府发动的军事和文化围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1937年抗战爆发后,“宣传抗战意志,提高抗敌精神,争取友邦同情。” 1940年底建台的中共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说理与攻心并用,“运动舆论反击国民党进攻”,一直担负分化和瓦解敌人的职能。该台“是党的喉舌,是团结人民,宣传真理,打击敌人的武器”,与当时的革命报刊一起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传媒系统 ;战时广播消息制作和播报,比报纸和其他印刷品程式简单,电波传送消息也不受纸媒发行限制。传播前线战况和时事新闻比报纸更神速和有穿透力 。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毛泽东和朱德多次发表有关时局和新年祝词等广播讲话,鼓舞士气,分化瓦解敌军 。《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以国民党中上级军官为主要听众 ,国民党被俘将领发现“中共的政治攻势真比张良的楚歌还厉害。”

  中共建政初期就开始建设比较完整的广播收音管道,旨在传达中国在国内外的“声音主权”。毛泽东历来重视发展广播,对建立和发展农村广播,加强广播电力及确保安全播音,多次做出指示。1955年,毛指示新华社向世界各地派驻记者,“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同年,国务院令广播事业局免费拨出1500部收音机,地方政府负责配备收音员和维护收音机,在云南、贵州、西康、甘肃、青海、新疆、广西、海南和内蒙古自治区建立收音站,旨在“加强对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政策时事宣传”,同时预防恶劣天气对农业和畜牧业的损害,也部分地满足农民对文化娱乐的要求 。

  1960年代,遍布中国城乡的有线广播和厂矿企业的广播站构成了全球最大的传播网路。1958年北京电视台开播后,全国主要大城市的电视台也相继开播。因价格昂贵,耗电量大,难以普及,当时城乡主要靠收音机来获取资讯。每天清晨六点半的“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节目”,每晚八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通过空中电波向全世界发布着中国的资讯。1960年代起中国农村普及有线广播,每个县有广播站,每个公社有广播放大站,没有电就用柴油机发电。多半农户花一两元买一个舌簧喇叭,细铁丝拉根线就可以收听广播 。1964年“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后,位于宁夏某偏僻小村的劳改农场的作息制度开始由场部广播指挥 。到1965年,毛泽东又专门为中央广播事业局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军队广播的普及程度也不例外。刘江华(1953-)1974-1978年在闽北山区某部队担任文书,他记得营区装有高音喇叭,重要的广播都是通过这些高音喇叭播放。平时早上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偶尔也会播放一些当时的歌曲。部队的起床号和熄灯号也由喇叭播放 。

  1949年-1978年,广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起到重要的政治动员作用,尤其在识字率较低的中国广大农村,作用很大。1978年以前的广播节目,大致分为新闻性广播、教育性广播(对农村、民兵、青少年和知青等的政治教育、科技教育和文化教育和教学)、文艺性广播(音乐、革命歌曲、革命现代戏等)和服务性广播(天气预报) 。在陕西省宝鸡市“明星旅社店员看来:广播上都是些真人真事,我们每天轮流去听,听了回来向大家宣传,因为我们不识字,听了广播就等于把报看了。龙泉巷、汉中路等地方群众都要求装喇叭。” 1963年央广播送雷锋和王进喜的讲话录音,客观上推动了全国范围内学习雷锋和王进喜的运动。播出后,央广收到大量听众来信称说王进喜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他们,他们决心学习王进喜战胜困难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广播媒体是以声音传送资讯,播音员对资讯的播送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再生产过程,包含播音员自己的理解和情感的“动之以情式”广播,远比“晓之以理式”更能触动并感染听众,达到理想的政治传播效果。中共强调新闻播音工作的特殊性,播音员必须历史清白,政治可靠,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准,因此,自延安时期至今,政治标准是选拔播音员的第一标准 。1952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的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每个播音员都应是人民的喉舌,播音员不是传声筒,应是有丰富的政治情感和艺术修养的宣传鼓动家,要使自己广播的一言一句都深深打动人心。” 正是出于对党和国家的深厚感情,齐越等“用声音传达党的声音,表达人民的心声。”他用声音重塑了雷锋、焦裕禄和王进喜等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把他们的精神播向千万人心间。” 播音中的情感动员是“情感工作”,是中共对民众进行心理管控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策略 。这种做法植根于中国传统诵读艺术,朗诵水准对审美艺术和文本传播效果十分重要 。

  1960年代,尤其是文革前,普通播音队伍的人员配备及其教育水准相对良好。1960年代中共开始对播音员进行系统的科班培训。1960年秋天北京广播学院开设首届播音班,邀请夏青、林田、齐越等老播音员和侯宝林等老艺术家传授语言艺术,央广播音部第三代播音员的业务骨干铁成、红云等都是该班学员,之后都成为精英播音员 。又以陕西省宝鸡市电台为例,1961年该台和市报分设以后,至1963年,编辑记者增加至9人,其中大学文化程度的2人,高中程度的5人,初中2人,年龄最大30岁 。

  以夏青和齐越为代表,担纲播送九评的央广第一代最具实力的播音员的声音魔力,对九评的传播和影响居功甚伟。夏青播音的传播魅力被誉为“祖国的形象”,“其播音之雄浑、内容之深刻、逻辑之严密、分寸之恰当、声音之震撼,至今仍留在听众的记忆中。” 以下着重分析九评语音文本,解读语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语音和记忆之间的联接 。

  除选用最好的播音员担纲,中央广播事业局组织九评播音组集体学习讨论具体的演播技术。播音组成员开会讨论广播稿,梅益局长也参加;大家一起分析稿子,具体讨论每一段的演播态度,不能声嘶力竭对骂,而是要讲道理,以理服人,有理有力有节;明确标点符号的停顿原则,顿号停顿一秒多一点,逗号停一秒半,句号停两秒 。自延安新华广播开播以来,中共宣传部门创立播音制度,重视播音技术和宣传技巧。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出台诸多管理细则,规范播音技术,强调播音员改进技术 。解放战争中,“记录新闻”集时事新闻、解放区消息和评论三者要点,慢速播音,突破收音机不多,收音环境不佳限制,实现在地方报刊转载,黑板报和人群内二次传播 。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广播稿原稿,可见播音员为准确播音所做的种种标记,有关语气、语调、重音等细节处理 。

  以下以播音中出乎寻常的长停顿,说明九评播音效果。〈七评〉录制中,夏青采用长时间停顿,产生强有力的传播效果:“列宁说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如果不同 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密切联系起来 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 那么今天反对帝国主义 和新老殖民主义 同新殖民主义辩护士的斗争 密切联系起来 不管帝国主义怎样伪装 怎样挣扎……”夏青在省略号后大停顿,同事正要关闸,以便夏青修改,结果他开始继续播音。“他一环扣一环、一句扣一句、一层扣一层,紧凑而富有层次,我们都可以鲜明地体验到。” 播出后,效果极好。停顿成功地调动了听众的期待,因此停顿之后的内容便字字入耳,被访者黄以平(1947- )说:“九评的具体内容忘记了,但当时听了广播感受到帝修反都来和中国斗,形式严峻,心情沉重,更立志要好好干革命。尤其是夏青那个缓慢而沉的节奏,不同以往,都是告诉我们情势,都是将战书打进我们心里。” 网友也认为夏青是播音大师:“他播音时的庄重、沉稳让人肃然起敬;他播音时气息的运用,对“意群”(meaning group)、断句、抑扬顿挫的处理可以说无可挑剔;他浑厚、富有磁性的男中音令人倾倒,听他播音应该说是一种享受。”即便中苏论战时他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但“当时我能傻乎乎地、一动不动地把夏青播的长达数小时的论战文章从头听到尾。”

  被誉为“党的声音,是祖国的声音,是人民的声音”的夏青等播音员在毛时代享有政治殊荣。能够参与这么重要的广播,对播音员而言,首先是荣耀,其次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光荣任务 。九评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外播出后,在听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五评〉播出后,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亲自到广播事业局,接见所有九评播音组工作人员,〈九评〉播出后,周恩来总理专门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夏青和相关工作人员 。

  从国际来看,集权体制一贯重视“功勋播音员”在政治宣传和动员中的作用。二战时期的苏联,卡斯楚时代的古巴,胡志明时代的越南北方,毛时代的中国,以及当今北朝鲜皆如此,旁证语音在政治宣传,社会动员和控制中的特殊力量。二战时期的空中电波战被概括为“兵马未动,广播先行” 。二战中苏联“功勋播音员”尤里.列维坦(Iurii Borisovich Levitan,1914-1983)在希特勒的暗杀名单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史达林。希特勒曾扬言在攻下莫斯科后割下他的舌头 。朝鲜首席新闻女主播李春姬(1943- )播送朝鲜中央领导人的所有重要活动报导和朝鲜政府的重要声明。国家配给她高雅住宅、高级轿车及专门司机。她播音时精神饱满,庄重严肃,铿锵有力,朝鲜媒体形容她“能让敌人肝胆俱裂”,是“让敌人胆战心惊的战士。”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半身画像成为电视播音员“头像”。政治彻底浸润社会主义听觉文化空间,来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资讯被投放进民众的日常听觉消费中,从而形成一种“全音景”(total soundscape),来自政治中心的语音触及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台标和标志音乐过后,萤幕上是毛主席的半身画像,配乐《东方红》,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便不再“露脸”,只播“画外音”,形同电台播音员 。

  两种文本的生产和传播的比较

  九评纸质文本与广播文本两种载体,对中共意识形态的传播有何不同影响?文本是一种政治武器。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陆媒体党媒独大,没有竞争,上述两种文本都是国家自上而下所进行的一种“感觉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其中,纸质文本相对间接,受众需有一定受教育程度,而且需要通过想像力,才能获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试图通过文本传递的资讯。同时,它比广播文本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承载着更多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负累。对文革小说的研究表明,语言的字面意义和深层含义这种“不透明性”会给革命叙事带来问题 。对在宁夏某劳改农场改造的劳改犯而言,从报纸和广播这些传播媒介中传来的国家大事,“就象一连串象形文字,一连串符号,那是它,而又不是它。需要从那些曲里拐弯的笔划中找到通向它的途径。” “红头文件”对于住在荒僻之地的局外人而言,注定是不可理解的 。

  而广播则是毛时代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国家以声音形式深度介入民众的私人空间,能够更为直接地宣传中共的意识形态,民众只要收听即可,教育程度和识字水准的高低不会对传播力度和效度影响很大。尽管读报组、电影流动放映队、剧团下乡巡回演出等文化活动,有益于党和国家在农村实施宣传和教育。但上述文化活动都要求社员在同一时间,集合到一定的地点去阅读和观看。而农村的有线广播,却提供了比较方便的条件,有些社员认为“别看喇叭小,国家大事由它来指导。一听喇叭叫,心明眼亮劲头高。” 与1970年代民众收听电影一样,广播不但“创造出一种更加广泛而平等的进入社会主义视觉文化的象征秩序的幻觉,” 而且,以一种不容思考,不容置疑的占领性,通过听觉系统形塑社会政治。

  总之,毛泽东的媒体观强调政治功能和阶级属性,强调媒体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武器,是联系、动员群众,指导革命和建设的政治工具 。

  论战的激情:红卫兵一代对九评的记忆

  以1957年反右为起点,庐山会议,三年大饥荒,阶级斗争观点不断在党内和社会上强化。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坚持“反修防修”战略,指导中苏论战和在全国城乡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相互推定和作用,使毛的思想进一步向“左”,为文革的发动做了思想舆论准备 。1964年毛泽东又提出“党内走资派”的概念。监于中苏两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产生分歧,九评要旨在于深度阐释国际“反修”,国内“防修”的必要性,从而防止美国的和平革命策略。论战使毛泽东确信苏联修正主义已经上台,中国也有可能出现修正主义,从而使自己亲手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因此,中国的反修防修斗争十分迫切。这就需要教育中国的年轻一代成为革命接班人,这里面包含泛指的年轻一代对老一代革命者的接班,另一个特指是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接班人问题 。

  中共建政后前十七年的学校教育,形塑了红卫兵一代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是这代人行为和思考的唯一依据,并在未来的革命风暴面前跃跃欲试。学习九评,接受接班人教育,进行忆苦思甜,参与四清等,不断的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运动,对这代人的思想造成深刻影响 。这一时期的中学和大学,政治氛围日益紧迫。北京101中学是高干子弟云集的寄宿制学校,1950-1960年代学生日常活动军事化和革命化,革命气氛比其他学校更加浓厚:“先辈浴血奋战打下来的江山,靠我们这一代来扞卫,来建设;先辈未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靠我们这一代去实现!” 1963-1967年就读于复旦大学的安文江和武汉电力学院的徐海亮都感到自1957年反右以后“学校像教堂,老师像牧师,学生像羔羊”,一代人的中学时代是“思想被强制,天性被压抑,个性被扭曲,灵魂被净化的自得其乐的痛苦时期” 。

  在持续的灌输和教育下,红卫兵一代中革命情怀和接班人意识最强烈的高干子弟,曾经慨叹没有生在大革命的时代,错失建功良机。当中苏论战爆发后,使命感和幸福感交织,让他们几乎透不过气来 。陈佩华的研究表明青春期的政治社会化,使中苏论战时期的青年人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了政治教导,又以不同的方式向党表达忠心 。同时,自1950年韩战爆发以来,教科书开始出现文革时期随处可见的攻击性语言,大跃进后,教材中的语言转变为对敌对阵营和叛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的辱骂,学生长期浸淫并储存了大量“煽情式谩骂和政治意味浓厚”的语言,被“灌足了火药”,随时可以用这些暴力语言,宣泄他们对“阶级敌人”的仇恨 。还有,反右运动中作为右派分子“污蔑苏联”,“反对向苏联学习”和“挑拨中苏关系”等罪证 ,暴露1950年代以来社会上存在对中苏关系的异议,这也是九评能够激发红卫兵一代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仇恨修正主义的社会土壤。

  九评对于形塑红卫兵一代的国际观影响深远。国家之间,非友即敌。1964年,高干子弟周七月(1947- )在北京市外语学校上高一,开学半月下乡劳动,晚上一起学习九评,念、读、谈感受。身处培养外交储备人才的学校,学生都自居为革命接班人,天天发自肺腑地学习九评。讨论中,周七月提出劳动艰苦没关系,只要晚上能够有条件洗澡和正常如厕,被批为修正主义。劳动结束后,当时的政治老师姚淑奇在全校组织长达半个学期的讨论,题目是“是要做红色接班人还是做红色翻译?”周七月被点名发言,他认为作为职业的翻译跟作为使命的革命接班人不矛盾。全年级发起“跟资产阶级争夺周七月”新运动,正是通过学习九评运动,周七月形成了“面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我们要担负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地位,我们要眼观全球,去解放亚非拉”的观念 。学习九评运动,激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到东方,中国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才是国际共运的导师和“老大” 。中共在学习九评运动中实施的这种阶级教育和接班人教育,实际上形塑了这代人的国际观。

  受九评影响最深的主要是四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或一部分高中生,其中高干子弟革命情怀和接班人意识最强烈。1950年代出生的学生还太小, 绝大部分到文革开始后还读不大懂这类政论文章。

  红卫兵一代中因年龄、阶层和受教育程度不同,对九评内容的记忆及其影响相异。出身红色家庭的徐海亮(1944- )1967年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他从叔父家带回斯特朗的《史达林时代》,研读九评系列文章,关注文艺与理论界的大批判,“与同学相比,我是极为自觉自愿和全力投入,爬上批判修正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战车。” 他对第九评印象最深,认为它激发了一代大学生政治热情,红卫兵文风模仿九评;接班人五条,成为大学生追求和衡量自己的目标,不管出身好坏,有一个世界革命的使命感;第九评中的专政十五条经验,成为他们看外面社会,政治,文革热身的条例;“两位主播义正词严,字正腔圆,抓紧了绝大多数学生的心。我们在结束曲国际歌的节奏中,含泪走向教室。”

  北京高干子弟秦晓(1947- )记忆中1963年有两件大事,除了学雷锋,就是中苏关系破裂和中苏论战。他意识到学习九评非常重要,自己受到极大的激励。他与全家收听九评:“播音员夏青和齐越,铿锵有力地说:你们撕毁的合同不是几个、几十个,是几百个……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洗不尽对中国人民欠下来的债!那语调,那每一句话,让人听着都特别激动,特能激起义愤,真的感觉是出了心中的大气了。”

  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陈子明(1952-2014)在1963-1965年“反修”运动和学雷锋时是北京小学生,深受“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民族自豪感和“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的鼓舞,向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 。报纸整版的论战文章和夏青、葛兰抑扬顿挫令人亢奋的播音,令上海小学生尤泽勇(1950-)记忆犹新。文革开始后他成为“逍遥派”,因〈二评〉〈七评〉引用了“刘少奇同志”的话,存在“理论错误”而遭禁售,而他自己“闲得无聊”,由于“禁文的吸引力”,便动手抄写这两篇超过3万字的文章,并装订成册,还做上封面,“足见当年论战的气场对我潜在的影响之大。”

  小学生也被学校组织收听九评广播,读九评文章,甚至发明了与赫鲁雪夫有关的游戏,进行教育。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上海小学生肖巍(1954- )认为九评间接影响自己的兴趣和职业:“我全文抄过中苏论战的九封公开信,九评提出的概念和文笔都非常好,那时看得非常入迷。它对我有间接影响,我对政治学、政治理论、政治方法的兴趣,从大学一直保持到现在,而且我现在也是政治课的教师。” 西安小学生曹永明(1951- )记得“学校还组织学生到革命公园玩“抓坏蛋”的游戏,我当时是少先队的大队宣传委员,大队辅导员让我事先绘制了几张“坏蛋”的漫画像,藏匿在隐密处供同学们搜寻,其中一张就是赫鲁雪夫。” 学习中苏论战的连篇巨文和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对学生来说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次练兵和前奏 。

  九评对红卫兵一代的影响在文革时期有一个发酵的过程,革命高潮过后,有些人通过阅读《新阶级》,《史达林时代》和《赫鲁雪夫主义》等开始反思文革。首先,由于学习九评,文革之初“五一六通知”公布后,有些人很快领会毛主席提出的要特别警惕“赫鲁雪夫那样的人物”,并开始琢磨谁是中国的赫鲁雪夫 。其次,革命高潮过后,有些人通过阅读《新阶级》和《史达林时代》等书开始反思文革。广西小学生秦晖(1953- )对这些论战文章尚未深刻理解,但他懂得“特权阶层”这个说法。他猜测当时许多人也大概懂得这个提法。文革伊始,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立即将“特权阶层”与“走资派”对等起来,而〈九评〉中列举的苏联“特权阶层”的种种恶行,也立即被人们拿来对照现实 。历史学者卜伟华(1950- )1963年就读清华附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九评〉,一方面,播音员水准都很高,义正辞严,慷慨激昂,真理在握;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三评〉痛批南斯拉夫,〈九评〉大谈“特权阶层”,这些概念和困惑埋在他心里,1967-1968年阅读《新阶级》和《史达林时代》之后,他发现“新阶级”与中国的“特权阶层”有相似之处,从史达林时代大清洗联想到当时“打倒”一部分人,怀疑党和毛主席是否一贯正确 。文史学者丁东(1951- )1964年入读北京师大一附中,67、68两年,担任学校革委会小报编辑,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成为熟练编辑,但知识储备不行,“因为接触的全是两报一刊社论之类的东西,写文章也是学戚本禹、姚文元的口气”。文革开始后读到锡兰共产党领导人古纳瓦达纳写的《赫鲁雪夫主义》这本书,书中讲述苏共的两次权力斗争,使他“第一次知道共产党上层是这样一种斗法,赫鲁雪夫捧史达林和林彪捧毛泽东很相似” 。

  1970年代公共生活中,民众“收听”电视和电影,政治资讯透过声音媒体进入日常生活中,逆听(listening against)和倾听(listening in)同时存在 。出身旧式家庭,且有海外关系的熊景明(1943- )1964年就读于云南大学:全校师生坐在大操场的水泥地上,闻着学校食堂厨房里水煮茄子和卷心菜令人倒胃的气味,听央广播出九评 :“那两个播音员装腔作势,虚伪又凶巴巴的声音令我恶心死了。”她认为自己觉悟较早,广播员试图告诉听众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声音代表,但她听到的却是蛮不讲理和粗痞:“他们的声音有感染力,令人信服,绝对不是事实。那只喇叭吹出来的调子让普通人恐惧,让“阶级敌人”颤抖。” 1963年进入中文系就读的工程师子弟康正果(1944- )也发现:从学习九评尤其是第九评,陕西师范大学的学生被拖入一场局部整人的运动。班上每天大会小会,每个人必须向党交心,进行思想检讨。目睹成分不好或表现较差的同学在讨论会上作践自己诋毁自己的家庭,康正果感到这些交心表演恶心透顶,所以始终保持沉默 。

  九评的传播力度和影响力地域差异明显。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学习力度无疑较强。1960年进入清华大学的孙怒涛承认阶级斗争是大学生活的一门主课,每篇九评文章发表,学校总要组织大家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并组织学习和讨论,以激发对赫鲁雪夫修正主义的仇恨,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第九评发表以后,学校组织了一次为期好几个月的学九评运动 。

  内地基层对九评的重视程度亦有差别。河南省禹县人民政府机关每周二和五下午都组织学习九评。学习方法是一人念,大家听,之后讨论,写心得体会。下次例会互相学习,一起评议,共同提高。好的心得体会,会被登在机关《学习园地》。九评给政府办公室文书留下的记忆是:毛主席的秀才们“舞文弄墨,数黑论黄,引经据典,落笔万言,或直击要害,或旁敲侧击,嬉笑怒骂,洋洋洒洒,把苏修批驳得体无完肤。”笔杆子与金嗓子珠联璧合,让人听得热血沸腾,真理在手 。在山东省平度县的广播电视志所记录的“大事记”中,1963和1964两年只提到县广播站“广泛深入地宣传雷锋同志的模范事迹”和“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学习人民解放军活动”,突出宣传“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南京路上好八连和王杰等先进典型,只字未提九评 。对中国农村而言,如果居民点房顶上的广播喇叭每天重复同一个调子,其作用就仅限于报时 。

  而同期,越南河内部分群众积极支援中共。他们非常关心论战,向驻越中国工作人员索要中共的论战文章,“每发表一篇文章,就似乎全世界都在倾听,播音员稳重,深沉,雄辩,真理在握的声音,令人们的耳朵不能不倾听,神经不能不紧绷,灵魂不能不颤动,”有越友认为九评等文章必将和马列经典着作一样,成为国际共运中的经典着作 。

  文革预演:学习九评运动中清华学生孙怒涛的经历

  1964年夏天,清华大学开始在学生中开展学习九评运动。运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讨论,提高对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认识与觉悟。班上的党员和绝大多数同学认为资产阶级挑起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不得不应战。孙认为阶级斗争源于阶级压迫和反抗。大家对他的说法进行了争论。第二阶段学校短期停课,对照革命接班人五项标准,集中清理自己在前几年,尤其是大饥荒中时期的思想认识。当发现学生基本谈正面思想,自我检查皆鸡毛蒜皮时,党团干部鼓励大家向党交心,宣称讲出来,问题就解决了一半,甚至严肃中带些警告意味地说这是对党和革命是否忠诚的一次严峻考验。

  受此鼓励,孙试图在发言中有所新意,举两例说明大跃进钢铁生产指标的随意性和大饥荒时期浙江农民经历的饥饿。二者皆为道听涂说所得。党团组织对此发言高度重视,干部轮番启发他说出所有曾经听到的、看到的、一闪念想过的,与党的政策不符合的东西。几番下来,孙已百口莫辩:“谈着谈着,那些本来不是我的思想,却被兜来兜去兜了进去,慢慢地似乎变成了我的思想。”最终,他成为学习九评中暴露出严重政治问题的“反面教员”。他坦言九评学习中的这几句话,影响了他一生:“我从一个受组织信任、培养到需要组织说明;从优质生变为差质生;从春风得意到坎坷曲折,我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对我在文革中的表现也有直接的影响。” 笔者今年追问这种影响究竟指什么,孙答覆九评学习不仅对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有直接影响,对清华文革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他一心想在文革中好好表现,挽回在九评学习中给组织留下的不良影响,争取文革后入党,并在毕业监定中有良好的评语;另外,尽管文革初期他是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但最终与沈如槐等联合成立414,形成造反派分裂 。对红卫兵一代的成长和经历的研究也表明:“政治化的社会化过程,”如学习九评运动以及与之相辅的1960年代学校中的小组学习,阶级教育,模范教育等形塑了这代人的政治行动主义 。

  事实上,1949-1978年间,“反动学生”一词常见于教育系统的内部通报,但只是在1963-1966年“清理反动学生”运动中,真正作为政治帽子和处分大学生的一个正式案由。1964年清理“反动学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广西、四川、河南、河北和安徽等省市) 。同样,在陕西,九评发表后,1964年7月16日省委发出《关于立即组织干部学习“九评”的通知》,西北农业大学党委根据这个通知的精神,组织教授、干部和学生进行学习和讨论。在学习过程中,对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的生活作风与思想认识问题,上纲上线,对其进行批判,迫使一些被“重点帮助”的“问题学生”写书面检查。运动后期,对参加九评学习的学生写了监定材料,有的学生还受到处分 。

  九评将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问题,提到“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及其重大的问题” 的高度,在学校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1964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认为在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中,政治理论课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向他们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培养坚强的革命接班人”;改进课程和教材,政治理论课“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标,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最根本的任务,把毛主席着作最为最基本的教材”;同时要求教师队伍必须革命化,同时加强学校中党的领导 。学校的螺丝越拧越紧,为文革中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文攻武斗的爆发埋下伏笔。

  视听暴力:九评的文化内涵及其影响

  毛时代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植根于枪杆子出政权的暴力革命的法则。国内阶级斗争和国外敌我斗争中使用暴力符号,包括长篇累牍的暴力语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早到晚的关于革命形势和动态的广播和高音喇叭,也具有天然的合法性。1949年以后中共依靠暴力、意识形态和个人崇拜建构的合法性,一直维系到1971年林彪事件。

  暴力并不仅限于身体。本文所指的视听暴力首先指一种符号暴力,指通过纸媒上的论战文章、广播和高音喇叭等媒体,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向一定社会阶层和群体强加某种观点和价值。这种符号暴力不易察觉,民众下意识地被劝说接受作为正统。其次,视听暴力是阶层化的。出身军人、干部、工农阶层的人,更容易接受党媒的宣传;知识分子和干部阶层,以及被打倒的阶层,同样的文字和声音,只会让他们感到恐惧和威胁。

  视听暴力

  相对于常规暴力(normative violence),九评的视听暴力是一种“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言辞的力量,指令的威力,以及能够下达指令并创立秩序的言辞的力量,源于民众对讲话者及其言辞本身所具有的合法性深信不疑,而言辞本身并不生产这种信仰 。首先,九评和各类评论员文章,在两报一刊及各地党报系统全文转载,造成视觉暴力:这些大块头的文章长期占据各种报纸的头版头条;单位组织的各类有关九评的集体学习,充斥民众工作和业余时间的视听空间。九评和各类评论员文章,由央广和各地广播电台广播,导致听觉暴力。大字报、宣传画的视觉暴力都展示了国家无所不在的浸润和占领 。其次,这种国家意义上的视听霸权与想像中的“声音主权”相连,声音可以是承诺,也可以是威胁,可以构建“声音共同体”,表明声音在民族认同和地方政治中具有特殊的效用 。

  视听暴力的共同载体是语言暴力,语言暴力集中反映“九评体”语言及其特点。这类暴力话语旨在表达一种蔑视、极端厌恶和仇视的敌对态度和情绪。对文革中红透半边天的一些动词、形容词、副词这类惯用语的分析,同样表明革命话语的“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 。与大字报和诸多社论一样,“九评体”及后来的“文革体”在暴力语言向暴力行为转化过程中,在语言阵地上打了头炮,其影响至今明显。1998年,中国举办中苏论战问题讨论会,与会者认为九评“文字漂亮,气势磅礴,但是文风也有问题,很多地方不严肃。不实事求事。那种搞“言论对照” 以及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和无限上纲等做法,到了文革时期就风靡全国了。”

  旅居澳洲的红卫兵一代陈向阳(1954- ),于2016年在当地的华文报纸文革专栏撰文讨论语言暴力对这代人的影响。“他们使用过革命语言,至少在每个人都必须表态的政治学习中模仿过。这种语言就是对敌人的战斗语言,气势汹汹,不讲道理,不顾逻辑,不容质疑。有些人曾满嘴脏话,张口就来,说者、听者都习以为常。” 目前大陆的一些网路辩论,实际上仍旧复制和沿袭着九评和文革的辩论模式。

  思想暴力

  思想暴力体现在媒体动员模式、人的异化及其精神遗毒。

  1949年以后,九评文章和学习九评运动是最靠近文革的一次舆论演练,这种媒体总动员模式业已纯熟。与1951年全国批判《武训传》一样,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人民日报》等连续发表批判文章,有关人士的检讨和反思,群众集会和读者来信等,“声势宏大,炮火猛烈,版面集中,显得十分突出。”批武训实际上树立了一个模式,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纸媒如何紧跟运动,贯彻和宣传党的最新精神,都有了有章可循的先例 。

  人的异化包含很多层面,这里只讨论由这种思想暴力滋生的文字狱和检讨体。1949年以来的文字狱,从1950年批电影《武训传》到1960年代批《三家村》和《海瑞罢官》等,因思想犯罪的人不胜枚举。根据《聂绀弩刑事档案》,在给聂定下写诗犯下“恶攻罪”前,有关领导指示让举报人提供诗稿,并详细注释聂诗反动之处,以重新阐释诗句的方式,检举聂的罪行。从举报人解诗可以看出,罗织罪名的方法与封建时代并无二致 。“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映照当时粗鄙的政治话语。

  制度化的检讨体文风盛行,将普通民众置于自贱自辱的无耻中。降低自我认同,减损社会认同,是个体灵魂的巴士底狱。“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查,请不完的罪,”反映出毛时代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普通人,都必须面对检讨 。毛泽东宣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自我批评正式进入公共空间,由党内走向党外;从反右到文革,形成一整套检讨书的结构模式 。自我检讨、内部检讨、公开检讨等一系列检讨技术,使检讨成为一门生存学问。作为公共空间里的一种私人忏悔,检讨是列宁政党维护秩序、控制思想的一种文化手段。“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开忏悔是“摧残个人尊严的文字酷刑,是培训无耻人格的造句练习,是迫使检讨者把自己的小辫子任人乱揪的精神折磨,是指令一个人按照上级的批示去骂自己的话语暴政,是拿起笔杆子打自己嘴巴子的粪便作文。”

  人的异化也体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身份的流动性。文革开始后,在西北农业大学学习九评运动中受到迫害的问题学生,提出清理九评学习监定材料,于1967年1月10日,强行烧毁九评学习档案材料,并在烧毁过程中,强迫学校党委领导下跪请罪 。1960年代“三家村”杂文〈“伟大的空话”〉与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遥相呼应,甚至吴南星 对爱讲空话的人的建议都模仿毛泽东 ;以明史专家身份,1949年11月当选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奉旨”创作《海瑞罢官》 , 1959年6月至9月发表〈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等文章,1961年《海瑞罢官》发表和上演,1961-1964参与“三家村劄记”写作。但文革前夕,以姚文元为首的党内干部对《三家村劄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到了文革之后,为《海瑞罢官》平反的文章以同样的“文革体”宣称:“冤狱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包括你姚文元《评新编》造成的以批《海瑞罢官》为中心的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冤狱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 由此可见,任何政党,如果不能形成制度化的通道,以制度化的方式,公开处理党内所谓路线斗争,党同伐异、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就不会被打破,政治斗争永远是一场没有妥协和协商的零和游戏,结局永远是双输。一句话,“没有民主宪政,岂能告别政治生活的恶梦” 。

  “九评体”作为精神遗毒至今犹存。自1930年代延安时期开始,尤其是1949年以后,透过文字和声音的力量,以及其本身所具有的一种“不透明性” ,阴谋论在全党全国和普通民众中盛行并蔓延,“真相焦虑症”被建构出来。从1961-1964年北京市委机关报《前线》和《北京日报》连续刊登《三家村劄记》和《燕山夜话》 ,到1963-1964年中苏论战九评的出台,再到1965年底,以姚文元为首,随后全民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和“三家村” ,所有这些对外论战和对内挞伐的共同点是:对人不对事,事实并不一定最重要;都宣称按照马恩列斯的教导,遵照毛泽东思想和精神;都承诺并告诫读者和听众:存在一个骗局,民众被骗,民众读到或听到的内容将说明其揭开迷雾,撕下画皮,最终还历史以真相。同时,鼓励读者或听众,根据作者引导,对作者所批评的人和事,进行新的解读和联想,由此在社会上产生一种普遍的群众性解读。这种“深度解读╱解毒”都指向一种坏的、有毒的、恶的东西;这些东西在隐藏中,尚未被大众觉察。在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最新革命精神指引下,全民族都在追寻一种意义,再加上历次群众运动所积累的社会矛盾,中国社会掀起一股又一股“全民侦探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顺势而为,从而将一种文学批评、政治论战或政论文章,演变成一种政治运动的先声。1976年以后所有的相关平反文章 ,仍旧沿用了九评以来的一贯的文风;这种文体、修辞和逻辑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历史暴力

  九评实际上是对中苏交恶这段历史的一种暴力。“九评体”属于八股文章这个判断,出自1963年6月“反修档起草小组”对陈伯达组织的《红旗》杂志和中宣部等人马完成的〈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答覆〉初稿的评价,此文后来定稿时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该小组认为“这样的八股文章,老祖宗讲什么,赫鲁雪夫讲什么,相比对照,不一致或有差异,就是修正主义,完全没有联系实际”。阎明复看到陈伯达小组逐段摘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等,《红旗》杂志社大会议室桌子上、窗台、茶几和地板上到处堆满了马列主义经典着作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聂绀弩当时就认为,九评只是摘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一些词句,世易时移,列宁的观点无助于解决当下的新问题 。

  以下举两例分析九评对历史的暴力。〈三评〉围绕南斯拉夫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展开。文章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论证南斯拉夫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三评〉的写法是“南斯拉夫党和国家已经变质”这个结论在先,之后再搜集资料进行论证 。通过错误地勾画“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使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有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思想进一步向“左”发展。亲历者吴江认为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斯达林提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的典型,赫鲁雪夫把它平反了,并亲自登门道歉,中共却出来维护斯达林的无理判决 。

  〈六评〉聚焦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能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提出战争不可避免。列宁和史达林的和平共处政策强调,和平共处靠斗争得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列宁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被压迫阶级╱民族同压迫阶级╱民族不能和平共处,因此,苏共藉口“和平共处”,鼓吹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全面合作”,这是“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门,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要求。” 事实上,以暴力夺权为主,议会斗争为辅的策略,并不符合北美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因此也遭到欧美共产党的抗拒 。1969年珍宝岛冲突爆发,中苏处敌对状态,中美关系反而开始正常化,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

  邓小平承认,在中苏论战中双方都不完全尊重事实。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激烈论争。作为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邓认为自己“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其实,“邓小平宣导的改革开放,很多都是当年中共所批判的“修正主义”,而且比那些所谓的“修正主义”走得还远。” 这一时期央广的政治宣传给一些越南干部和知识分子留下不好的印象。60年代时中苏都在越南做宣传。越南人听得懂苏联人的宣传,却无法理解中国人的宣传。因为苏联的宣传中谈到战争与和平,建设等等还有人性和理性。与中国一样,当时越南也到处是高音喇叭,每天固定播放中国北京电台的广播。越南干部中有一个特别的词汇,当说到某个人说话高亢武断时,就说“他像北京电台一样” 。

  事实上,中苏破裂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存在矛盾,意识形态的统一性无法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实行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出现利益诉求,缺乏妥协机制,因此,中苏同盟破裂无法避免 。

  诚然,靠诉诸于人们被夸大的恐慌、真实的愤懑情绪以及出于本能的偏见在政治论战和纷争中获得好处的做法,并非中苏论战或文革所特有 。以往带有冷战宣传意味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叙述强调,美国革命与血淋淋的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不同,前者是一场“好的、有秩序的、有节制且成功的革命”,但实际上,它也是一场激烈的革命,诸多保皇党人与爱国者、白人与黑人和印第安人等多个面向都爆发内部的争斗;种族主义、暴力、分裂以及用污言秽语辱骂、恐吓对手这些伎俩,从美国革命一开始就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

  然而,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历史包含着多少黑暗,而是在于能不能吸取教训,追求进步。时代的洪流永无止息。有的民族和国家能够从过往中去糟存精,在时间的流里不断剔除制度和人性中的脓包和毒瘤,从而使社会和民众更加清明跟自省。但在有的民族和国家,这些脓包并没有被彻底击穿,这类毒瘤仍旧蔓延,甚至化作一种新的病毒,在街市闲谈,学术辩论,学术批评,网路围攻,外交文宣等等领域和场合,依旧为患社会。从历史覆辙所获得的教训,尚未匹配所经历的苦难,恸。

https://harvard-yenching.org/sites/default/files/featurefiles/SUN%20Peidong_视听暴力%20Visual-auditory%20Viole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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