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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进选:重庆工人造反军的成立(2007年4月19日上午、24日上午重庆—北京电话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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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重庆,是在1966年9月24日,那时我是北京航空学院有翼导弹控制与装置专业的二年级学生。我于23日晚上从贵阳乘火车到重庆,同行还有两个同学。24号到了以后,先住在重大。大约25号就到了六中。
  本来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孟宪臣在那里联络工人造反派,我去了,他就把一摊子事交给了我。当时许多单位的工人已经起来了,不断有人来六中串连,有的已经成立了组织,有的叫工人造反军,有的叫革命造反军,有的叫战斗团……我就叫他们干脆统一起来,我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这个名字是我取的。9月30号,因为考虑到10月1号国庆节要游行,决定把造反军的牌子打出去,我就在六中门口贴出了我写的工人造反军的牌子,是用红纸竖着写的,我还起草了《告全市人民书》,写好后交给六中的学生,他们用毛边纸印成传单。第一批胸章也是我给他们做的,我设计好,找六中学生用红纸油印的,贴在纸板上,一个纸牌牌,在背后我给他们写上“革字××号”,编上号发给他们。另外还做了纠察的牌牌,在背后印了个章:“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些都是我设计做的。
  我当时到过许多地方,到过一些工人家里去了解情况。像矿渣水泥厂的张廷贵,我就到他们厂里去过。厂里看到是北京的红卫兵来了,很客气,很尊重。杨家坪弹花社的黄万奇,一个很老实的转业军人,党员,是弹棉花合作社的支部书记,我还到他家去过,在杨家坪一个小山坡上。南岸我也去过。
  那段时间里,重大八一五的吴庆举来找过我。他本来是一把手,后来好像被排挤了,有些失意。
  国庆节后,工人组织开始发展。许多单位,重庆附近一些区县被迫害的工人都跑来了,江津的都来了,要求帮助他们解决平反等问题。到了10月10号,我们决定向市委提出要求,就进驻了市委的大饭厅,在那里静坐,要市委派人来解决问题。市委领导人当然不会出来,那时也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只派了工作人员出来见面,说些推脱的话。在这期间,我给党中央、毛主席发了一封电报,反映重庆工人造反的情况。到13号,我们就撤出来了。准备上京告状。当天晚上我召集他们开会,编成了六个连,每个连由我指定了连长、指导员。比如第一连连长是朱登明,指导员是黄万奇。各连负责人的名单我本子上都有。还选了些人组成纠察队,负责保卫工作。我指定了叶祖禄总的负责。他是个络腮胡子,身体比较好。
  15号一早,出发前,我在六中操场上给他们讲了话,宣布出发。然后我就到南边一幢教学楼上去取我的东西。等我取了东西出来,队伍已经走得看不见了。我没想到他们会走得那么快,赶紧乘车追,追到沙坪坝也没追上,只好回来,向市委反映,说工人上京告状去了,市委不关心一下,路上出了事谁负责?市委说已经派人去了。后来知道市委确实派了人追到璧山,又派了汽车把工人们送到永川去上了火车。
  我们北航的三个同学,有个同学提前去了成都,另一个同学许叔兴跟着告状队伍走了。
  告状队伍走后,还不断有工人来六中,我安排他们组织起来,按各区编成分部。总部也安排人留守。17号早上我又给党中央毛主席发了加急电报,报告重庆工人上京告状来了,希望能得到关照。但是我还得赶到北京去。他们走之前,一个长江航道段661指挥部的工人黄全达把自己戴的手表取下来交给我,因为一切都是我在安排,好让我掌握时间。那时手表是贵重物品,许多人都没有手表。他们走了,手表还在我这里。我就乘火车先到了成都,找到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当时与北航同属国防科委)的另一个同学,然后乘火车到了北京。在北京与告状的工人碰上了。他们住在化工招待所。
  造反军的领导层在北京就发生了矛盾。朱登明他们拉出来成立了一支队。黄廉我始终没有什么交往。筹建造反军过程中他都没出面,我大概只见过他一次,穿件军大衣,说是转业军人,受了迫害,诉苦。他基本上不做什么具体事,也不会说什么,老是做得神秘兮兮的样子,只想走上层路线。我是个直性子,看不惯他那样,他大概也知道我的脾气,不敢找我说什么。其他那些工人都很正派,很纯朴,没有谁像他那种痞子样。
  我回到北京后,生了一场病,在三院住院,重感冒。住到11月2号。11月中旬,上京告状的工人从北京回重庆后,我也回到重庆,大概是11月17号回来的,住在造反军司令部,蒋国志他们那里,一个小院子。我还是到处跑,綦江也去过,打通煤矿也去过。我还保存着当时跟一些聋哑工人对话的记录,因为他们不能说不能听,就用笔写,我也用笔写,跟他们进行笔谈。
  “一二·四”事件发生那天,我们没去大田湾,听说打起来了,打死打伤了人,到底死没死人也搞不清楚,听说保守派要抓我,他们担心我出事,我们驻渝联络站的一个同学余业勋给我买好船票,硬把我送上船,让我撤离重庆。和另一个同学武金木一起送我走,坐的东方红多少号,据说是毛主席坐过的,我到武汉去在余业勋家住了三天。
  我回到北航以后,就帮助搞军训。1967年5月初,造反军司令部的潘桂林来找到我,一定要我再到重庆去,帮助他们整顿组织。我又去了。离开北京,和一个同学王振江一起,先到成都,他母亲在四川石油管理局。在他家住了几天再到重庆。到重庆后,我听说黄全达被长寿公安局打成反革命关着还没放,我就到长寿去,对公安局说,黄全达是个好同志,一个老老实实的工人,不是反革命。要他们把人放了。黄全达是我上一次到重庆后认识的,我从重大出来,碰上他在沙坪坝正被人围攻,我去帮他解了围。后来他就一直跟着我。他是长江航道段661指挥部的临时工,我到他长寿家中去过。
  我这次是呆到7月上旬离开的。17号回到北京。当时朱登明他们造反军一支队在小什字那个楼上。我还记得那天有一个工人被打死了,抬到一支队楼上来,那天晚上刘结挺也来了,我当时在楼上。
  我回北京后,重大的徐光明来找过我。还有重庆师专的一个女生王育南也来找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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