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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兆淮:我在“文革”专案组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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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革”专案组的日子

--作者:徐兆淮

以非党员身份进入专案组

我是出身贫寒人家的平民子弟,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两年后“文革”爆发。“文革”前,我从未接触过专案一类的工作,一向以为那是党的组织部门和公安部门所主管之事。“文革”以降,造反行动打乱了一切原有的秩序与纪律,推翻了一切原有的结论,于是,我这样连党员都不是的人,也有了参与专案审查的机会。然而,“文革”中的专案组在打破原有秩序的同时,代之而起的,却是践踏人权、无法无天和几近混乱无序的无政府主义状态。

那时的所谓专案工作,或者借炒冷饭抓历史问题,或者借现行言论制造新的冤假错案。结果,发动全所百十号人耗费十年时光,到头来并未抓出几个历史与现行的货真价实的所谓反革命。

学部和文学所的“文革”运动,自1967年前后出现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之后,几乎就进入了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中。如果说,这时期两派群众组织之间互相搜集、整理对立派的所谓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和国务院,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搞专案或成立专案组,那么,1968年底,自从工、军宣队派驻学部之后,部署清理阶级队伍时,文学所成立的清队专案组,便可算是真正的“文革”专案组了。

主管专案的工宣队领导是首都二轨钢厂的赵博师傅,他穿着当时流行的工作服,胖墩墩的身材,说话慢声细语的,不像军宣队的薛队长那样咋咋呼呼。

进专案组之前,我属于红卫兵总队文学所勤务组成员,曾参与过总队总部对“5·16”反革命集团的部分审查工作,看守过被隔离审查的涂××,至今,我也未弄清军宣队把我调进专案组,究竟是因为出身贫寒,年轻单纯,还是因为我在群众组织里参与清查过“5·16”兵团的工作。

自1968年至1972年期间,据我所知,专案组审查事项大体有如下三类:一是翻老账查历史问题;二是清理解放后至“文革”前现实言论或文章;三是查“文革”中的“5·16”***集团案。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含义之下,真可谓把文学所从历史到现实都翻了个底朝天,直到“文革”结束之后,这才发现这一切都不过是子虚乌有的瞎折腾!

捕风捉影查影射

查现实言论,追影射文章,是专案组的一项重要工作。“文革”时期,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学部,大字报大批判铺天盖地,揭发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的种种罪行,除了解放前的所谓历史问题,便是解放后的现实言论和反党文章了。在我经手清查的现实言论中,主要是有关钱钟书的两句言论:一是有人揭发钱在《毛选》英译委员会工作期间,曾有恶毒攻击《毛选》英译工作的言行;二是与友人议论厨房政治的错误言论。这在“文革”初期,前者可归于恶攻范畴,罪当处死,后者则可定为反动言论。但在1969年“文革”中期,毕竟头脑冷静了些,在最终讨论、写审查结论时,我以孤证为由推翻了前条言论,只对后条作了“错误言论”的结论。当然,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连“错误言论”也很难扯得上。

另一件被当作影射文学代表作品的,是陈翔鹤和他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早在1965年11月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创大搞影射文学,随后又迫害吴晗至死之后,清查影射文学之风,便在全国愈刮愈猛。陈翔鹤在文学所旋即遭到猛烈的批斗。待到工、军宣队进驻学部之后,也一直紧追不舍,多次组织批斗会,逼迫陈承认影射之罪。陈年近六旬,且患有心血管病,连遭批斗无法入睡,遂多服了几粒安眠药而猝死,结果被军宣队宣布为自杀身亡。事过多年之后,我曾写过一篇《陈翔鹤之死》追记此事,表达哀思。

子虚乌有的“5·16”

在十年“文革”中,在整个学部,历时最久、牵连最广、最为复杂的现行案件,莫过于清查“5·16"反革命集团。我在文学所“文革”专案组耗费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大,又最让人头疼费心的,也正是清查“5·16”案件。尽管此事逝去了四十多年,尽管其间我也不断地查阅披露出来的有关资料,但我至今仍然不甚了了,说不清楚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也解不开弥漫在眼前的种种谜团。

早在1967年底前后,工、军宣队进驻学院前,我即参与过红卫兵总队清查“5·16”兵团的部分专案工作。当时在沙滩法学所就隔离审查过文学所涂××,外文所兴××。因为在此前审查学部资料室冯××时还出过人命,所以,我们在审查涂、兴时再也没有发生过严刑逼供的情况。据说,学部“5·16”兵团是“5·16”反动组织的据点和大本营,而“5·16”兵团又是与社会上反周总理的思潮紧密相连的,因而,清查“5·16”运动从一开始,便与受到中央文革王关戚所支持的学部“兵联队”纠缠在一起,难以分离。联队的头头们首先遭到隔离审查,随即将材料报送中央有关方面。时至今日,我还闹不清是学部红卫兵总队的上报材料误导了中央的决策,还是中央的决策引发了学部的清查运动。

当然真正把清查“5·16”运动推向全国的,乃是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和1970年3月中央20号文件。正是在这些事件的推动下,学部工、军宣队才积极组织专案力量,加强对“5·16”反革命集团的清查。在这段时日里,我与其他专案组人员,深信中央文件的正确性,从未怀疑“5·16”兵团是否真正在学部存在过。而且就我所知,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混沌,也可说是大多数知识分子陷于个人迷信的结果。

在清查文学所“5·16”分子过程中,我先是负责王春元的专案。同时受到清查的还有涂××、张某、杜某、钱某等人。据学部“5·16”兵团的某些人交代,文学所有个“5·16”分队,以上便是分队骨干。实际上,这一名单大体包揽了红卫兵联队文学所的骨干力量。用如今的眼光看,也许这一名单未免过于庞大,让人生疑,但在当时,因为有中央文件作根据,加之学部长期以来激烈的两派斗争所积聚的派性和复仇心理作怪,也就并不十分生疑了。

按照清查“5·16”的中央文件规定,既然“5·16”兵团是一个反革命集团,那么清查运动便迅速升格为对敌斗争,于是,在各种名目的学习班的名义下,严厉训斥、威逼与恐吓,便也不可避免,车轮战式的疲劳轰炸更是家常便饭,《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语录往往成了敲打人的武器。在长时间的疲劳轰炸之下,年过五十的王春元倒也能沉得住气,依旧能态度和蔼地与我们周旋,从来没有乱招乱供的现象。我和王春元之间也未出现你死我活的紧张态势。倒是连日的疲劳轰炸,让我也有些体力不支了,有一夜晚遂抽空找个安静处所小憩了一两个小时,未料想此举竟遭到军宣队一小战士的严厉批评,说是清查“5·16”是一场对敌斗争,你擅离战场便是犯了临阵脱逃的错误。我内心不服,却又无法为自己辩护。

大约在1970年前后,学部清查“5·16”运动在河南“五七”干校持续一年之后,终于发生了一些变化,不知是清查运动本身的问题,还是因为上层政治斗争出现新情况的缘故,清查运动呈现出疲软状态。我等参与清查者已开始怀疑“5·16”兵团是否真正存在过,盖因被审查者的交代大都不一致,甚至前后矛盾,而且我已逐渐意识到,即使有这一组织,其一般成员也未必都是敌我矛盾,其性质就如同已放下枪的国民党士兵一样。

促使我产生怀疑“5·16”真实性的另一因素是,就连我自己也被怀疑是“5·16”第二套班子成员了。我自然深知自己并未参加过这类组织,我的同派战友也不会参加的。于是,我对军宣队领导保证说:我不是“5·16”,我的朋友何文轩、王保生、许志英、王信等也不可能是。此时,我与一些可以信赖的朋友常聚在一起议论清查“5·16”运动形势,并逐渐取得了一致意见:不相信文学所“5·16”集团的存在,更不能用对待敌我矛盾的方式来看待被审查者。尤其是在干校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我们从不借机整他们,让他们吃暗亏。虽然,我等的这种态度曾被某些人称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鸡派”立场,但改善了清查者与被审查者的紧张关系。以至,多年之后,我们与王春元、杜书瀛等都成了不打不相识的朋友。直到我调离北京,偶尔回京,我仍不忘去看望王春元。

较之王春元,另一审查对象张某则有很大的不同。王春元沉静内向,为人处世冷静随和,从不做张扬激烈状。而张某则显得慷慨激昂,热情外露。写文章洋洋洒洒,文笔流畅,辩论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在被审查期间的强大压力之下,张常情感激动地痛哭流涕,写交代材料则下笔千言万语,如泉水般汩汩流淌。至于是否真实可信,就连我等专案组的人,也往往疑窦丛生。

在学部清查“5·16”运动中,据我所知,学术资料室曾有冯宝岁被逼供而亡,宗教所也有人上吊而死。文学所并无严刑逼供,致人死亡的案例。只听说杜某曾有自杀念头,钱某则整日紧锁眉头。但是,整个清查运动从明港返回北京之后,已经基本停下来。随着林彪的垮台,肖、杨、余、傅逐渐解禁直至最后平反,实际上,人们已不再相信“5·16”兵团的存在了,尽管还有人指责清查“5·16”运动犯了“一风吹”的错误,但在学部大多数人心里,已经为历时多年、波及甚广的清查运动平反了。

专案组内种种

“文革”中工、军宣队主持的专案组,既不同于群众组织和造反派组成的专案组,也不同于“文革”前人事单位的审查,或公安系统组成的专案审查。比之“文革”期间造反组织之专案的狂暴性,虽说有些减弱,但终究还是无法规可言的。专案水平如何,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专案人员的良知与素质了。

专案组组长马某“文革”前原是所里共青团书记,“文革”造反初期思想偏于保守,运动中期一直是游离于运动中心的逍遥派,工、军宣队进驻学部后,被任命为专案组负责人。他平常为人沉稳,但城府很深,颇受上级重视。专案组下干校后辟有一间办公室,我与他同住一屋,后来专案组要抓“5·16”二套班子,牵涉到我与何文轩、王保生等人,马某口风甚严,特让新调来杨某、肖某两位掌管专案材料。我虽心知肚明,却也不便为自己申辩。

专案组还有两位老干部,一位是文学所原人事科长高某(女),她50岁左右,一向口风甚严,与组长配合很好,颇受信任。而另一位老干部朱寨,则是一位十分喜爱文学评论和创作的文学工作者,他人年轻时即奔赴延安,曾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延安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耿直的朱在“文革”狂飙初起时,即曾提醒我等年轻人不要狂热处事,当即招致猛烈的批斗。后来,他在北京专案组期间,因陪同宣传队赴南方出差时的一桩小事,再次受到批判,随后便离开了专案组。

我在“文革”专案组大约呆了三年多的时光,1972年下半年学部干校结束,我等干校人员全部返回北京。专案工作陷入了停顿间歇期,在无事可做无书可读的情况下,我们除了在清谈闲聊中打发时光,便热衷于打家具和打乒乓球。随后,我离开了文学所离开了专案组,调回江苏工作。

“文革”之中,本来就不乏翻老账追现行的事例,对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结论是如此,对“61人”所谓叛徒集团,还有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追究,都是典型事例。在文学所对历史问题的专案清查中,清查过孙楷第、俞平伯、陈友琴、王云荪等人的所谓历史问题,清算过唐弢游走于中间道路上,在中性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所谓罪行。其实,作为老辈知识分子为了生存,又有多少人没在旧社会谋事就业养家糊口?又有多少人没在旧报刊上发过文章?对这些如今已是人人皆知的浅显道理,在“文革”初期,我等青年知识分子竞被各种革命口号所蛊惑,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视之为严重的历史问题而予以追究、批斗。如今来说,所有这些历史问题自然不值一提了。值得深思的倒是,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为何那么易于受欺骗、蛊惑,而失去了起码的判断能力?我们是埋怨导演者,还是责怪我们自己?


转自《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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