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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应国 : 红卫兵运动的反思与自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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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这是一篇九年前的旧稿,写成后曾先后投寄过国内几家媒体,但都未能刊出。后来,我把其中的两节收到自己的一个集子里。光阴匆匆,忽忽间文革爆发已是四十周年,结束也已三十周年了。作为当年那场革命的亲历者,“当事人”,我们——我和我的红卫兵一代们,也已是“尘满面,鬓如霜”,渐入迟暮之境了。但环顾眼前,文革依然是个公众的禁忌,不可触及,不许触及,以致相关的研究,在一片肃杀与严饬中显得格外的清冷和萧索。真不敢想象,假如有一天大幕拉开,这封冻的地表底下会敞露出什么?是惊人的硕果?还是凄惨的“白卷”?仅以此文,祭奠我们那远去的虚妄的青春,虚妄的岁月吧!——2006年7月)


   前几年,随着“知青热”、“老三届热”的兴起,有关第三代人的话题又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视点。饱经沧桑的一代于是又被拖回到消隐的舞台上,再度成为人们评头品足的对象。

   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年间,第三代人的话题就一直是个从未真正间断的话题。从最早关于“垮掉的一代”、“思考的一代”等等的不同议论,到后来“魂系黑(黄)土地”、“重返知青河”的梦幻,从“伤痕文学”所引出的对一代人命运的关切,到而今仍在与第四代人纠缠不清的“跨世纪对话”,可以说,历史从未真正冷落过第三代人。只是其间,无论是旁人的评论还是自我的叙说,情绪性的同情、赞赏、怨屈、怀旧和申辩,似更多于冷静的反思,特别是来自第三代人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检省就更是鲜见。在这种情况下,《天涯》1996年第5 期推出的一组关于第三代人的文章就显得颇为引人瞩目。尤其是其中两篇——李锐《无言的悲哀》、陈思和《面对沧桑看云时》,恰好谈论的都是对红卫兵运动如何进行反思的问题,而且又恰好都点出了颇为敏感的红卫兵“兽性”问题!所以,这两篇文章自然引起了我格外的关注。

   坦率地说,读这两篇文章,感受是不尽相同的。李锐的文章,侧重点在于追问红卫兵的“兽欲”从何而来——“羊”如何变成了“狼”?而陈思和的文章,重点则在论说红卫兵为何以及又该怎样去为自己的“兽欲”忏悔!——问题是尖锐的,也是不容回避的。但恰恰正是在这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上,陈先生的某些提法和看法却很难令人苟同。

   譬如,在反驳某些把红卫兵现象“等同于一种批判精神”的议论时,陈先生指出:“红卫兵的要害在于权力者利用青少年的幼稚, 用革命魔术煽起了青年心中骚动和反抗的激情;反过来,青年人又利用权力,企图实现内心对功名的渴望和发泄蛰伏于本能的兽性欲望……” (《面对沧桑看云时》,《天涯》1996年第5 期)把红卫兵在现代迷信和极权政治的蛊惑下所产生的那种“横扫一切”的理性迷狂简单地等同于一种“批判精神”而加以张扬固然不妥,但像这里所说的这样,笼统地将红卫兵由此而产生的灵魂扭曲和行为畸变全都当作一种自主意识和自觉选择(“青年人又利用权力,企图实现……”)却也未必恰当。尽管陈先生并未忘记指出来自“权力者”的“第一次推动”(“革命魔术”的煽动),但他真正关注,真正要强调的却是红卫兵自身的问题!在整整一代老三届作家,或者更广义地说,整整一代老三届知识分子都不敢去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创伤”,“挖掘自己一代人灵魂深处的罪恶感”(同上)的情况下,我很能理解陈先生这种为使问题凸显而不得不选择“片面”(“深刻的片面”?)的一番苦心。问题在于,这样是否就真的能走向“深刻”?反思红卫兵问题——即使是从红卫兵角度来进行的自我反思,是否就可以把造成红卫兵现象的那些外在条件、历史因缘完全撇开,不置一词?这种将客观因素存而不论,只从主观角度去直戳“痛点”的方法,是否就真能把红卫兵问题说透彻?是否就能使人认识到红卫兵忏悔的必要和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是否因为这种需要就可以主观随意地将红卫兵受人利用的历史角色转换成一种自觉扮演的政治角色?如果这样立论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又该把那些利用红卫兵的愚昧与狂热去火中取栗,攫夺权力的野心家、既得利益者们置于何地?同时,我们又将如何去面对和回答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简单事实:当年的红卫兵们——至少就其主体而言,确乎都还只是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一群只有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少年和青年!我们该怎样去解释这些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都还不算成熟的半大孩子,何以“先天”就有了对“权力的迷醉”?又如何去解释,陷于这种“迷醉”和疯狂的,还有那些成千上万的成年人,知识分子,乃至大名鼎鼎的学者、名流?

   所以,我认为,就即使只是针对红卫兵运动而言,我们的反思也应该是双重的:一重指向历史,一重指向自身。指向历史,是为了搞清造成红卫兵现象的那些社会历史原因,搞清“羊”是如何变成“狼”的。指向自身,则是要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来作出自我的反省与自审,其中包括反省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以及该怎样去忏悔、忏悔些什么等等。在我看来,前者远远重于后者!试想一下,能使成千上万天真烂漫的少年和青年——不,是整整一代人!一下子就从温顺驯服的羔羊变成凶恶歹毒的狼仔,这是一种何等可怕的“革命魔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流行病毒”、“遗传变异”会具有如此神力,以至能造成如此旷古罕见的人性大扭曲?!如此巨大而可怕的精神返祖现象??——要说“要害”,这才是真正的要害!反思红卫兵问题,如果不抓住这一点,就有可能放过真正的巨凶罪首!

   所以,我愿借此机会,谈一点不同的思考和看法,算不得什么“商榷”,至多只能算是被引发出来的一点不同意见而已。

                      关于“权力的迷醉”

   陈先生写道:“要反省红卫兵的问题,应该抓住两头,权力的迷醉和兽欲的失控。他们大搞现代迷信和大反官僚体制,看上去是极为对立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的契合处,是对最高权力的迷醉,他们误以为权力给了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机会,才去心花怒放地充当政治打手。”(《面对沧桑看云时》,《天涯》1996年第5 期)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我注意到,在这段话以及前引“红卫兵的要害在于……”的那段话中,陈思和先生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权力的迷醉”,是个没有时(期)限,没有阶段性区分的笼统表述。因此,在他的笔下,“权力的迷醉”事实上就是一个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产生而产生的、与之俱来的问题!但依我看,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与之俱来”上。从论说的角度讲,这里虽然照顾到了自身(论说)的逻辑:先有权力的迷醉,再有兽欲的发泄。但逻辑并不等于事实,而事实是:至少在红卫兵运动的初期或早期,并不存在什么对权力的迷醉问题;权力对红卫兵的诱惑和腐蚀,主要发生于红卫兵运动的中、后期。这一点,凡是熟悉红卫兵运动史的人,应该是不会有太大争议的。

   红卫兵运动诞生于1966年6月,兴起于1966年8月。在从6月到8月的这段时间里,红卫兵还只是个半秘密、半公开,不具有严格组织意义的自发集合体,或者像清华附中那几个红卫兵创始人所说的那样,还只是一种“集体署名”,而且又仅只限于北京地区少数几所中学的少数学生中。这是红卫兵运动从非法到合法的酝酿阶段。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是以8月18日毛泽东的首次接见为标志,最高领导的支持一下子就把红卫兵迅猛地推向全国,由此方拉开了这个“红色血魔”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与北京最早诞生的红卫兵相比,这一时期出现在全国各校园里的红卫兵组织,至少有以下不同:北京最早产生的红卫兵,是不满于学校当局对他们的压制而自发成立的,因此,它天生就具有一种反叛现存秩序的“造反精神”。虽然后来成为保守派“老兵”,但那是运动矛盾发生转化的结果。而各地校园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则是由把持校政的工作组、校文革(全称“文化革命委员会”)群起响应领袖号召,模仿北京模式一手操持出来的“官方组织”,因而实质上是学校当局手中一支颇为驯服的工具,以至在后来兴起的造反运动中,它们皆被蔑称为“老保红卫兵”。同时也正因为这一点,参加红卫兵的,大多是由学校当局按照新的(文革的)阶级分析法,“优选”出来的所谓“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子女。对于这些在动荡不安的校园风暴中突然当红的“第一代(批)”红卫兵而言,除了因出身“纯正”而产生某种优越感之外,他们甚至连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都还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又如何可能会去想到(更不用说迷醉了)离他们还那么遥远的权力呢?顺便指出,如今已被视为红卫兵狂暴典型的“破四旧”(这恰恰是红卫兵“兽欲”的首次大发作),恰好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权力迷醉”导致“兽欲失控”的逻辑的最好驳诘。

   红卫兵运动发展的第二阶段,是造反和夺权阶段。这个阶段大约从1966年的10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67年的“七、八、九三个月”。这是红卫兵运动的极盛时期。经过大串连的震荡、组合,在批判“资反路线”的“怒潮”中形成的“造反运动”,使“造反派红卫兵”脱颖而出,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各种自发成立的“战斗队”,“造反团”遍布校园,组织林立,并且杀向社会。庞大的跨校际组织出现了,并很快就随着夺权斗争的到来而分裂成为尖锐对立的两大派。这里,夺权斗争是个关键,是引发红卫兵权欲的一个重要契机。它使那些满怀激情,充满理想的“革命小将”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自己离权力有多近,造反与掌权之间存在着何等直接的因果关系,由此才产生了“权力的迷醉”,并围绕着权力,展开了你死我活,誓不两立的两派大对抗。但同时,也不该忘记的是,一旦他们有了这种权力的意识和觉醒,他们也就有了自己的利益和追求。这时,他们之反对什么,打击什么,便就有了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狭隘的自身利益。斗争仍在革命的旗帜下进行,但斗争的实质和内容,却逐渐离开了革命的主航道,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地域性的派别冲突里。派性由是而成为此后红卫兵运动的主旋律。

   从1967年10月开始的“革命大联合”,到1968年11月兴起的上山下乡运动,是红卫兵运动的衰落和终结期。这一时期的最主要标志,是随着派性的加剧和武斗的升级,工人组织逐渐成为运动的主力和中坚,红卫兵则逐渐退居到次要的从属的地位。在这个阶段,权力斗争虽然还对一部分红卫兵领袖和骨干具有吸引力,但已有不少人开始感到失望和厌倦。“逍遥派”出现了,少数思想敏锐的人则开始了自己的怀疑和思考,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六八年人”(朱学勤语),这是整个红卫兵运动从衰落走向消亡阶段的最重要收获。因此,“逍遥派”的出现,既可看作是对前一阶段整个红卫兵群体革命激情的反动,也可看作是后来知青时代由幻灭走向觉醒的先声。

   自不待言,这里之所以要如此费力地去论证或计较“权力的迷醉”所发生的时期或契机, 目的当然不是要为红卫兵辩护,而是要借以说明,当年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学生投身文革的初始动因,除了“革命魔法”的煽惑之外,确确实实都是出自他们在长期的病态教育下所形成的那种偏执的理想狂热和盲目的革命激情;时代的特征和他们的幼稚无知、愚昧盲从都决定了,他们的确只是一支受人利用的工具!不管是他们最终的命运,还是他们自身的悲剧,以及他们的所造下的罪孽,实质上都离不开这一点。

   那么,承认这一点,承认红卫兵的幼稚和盲目,理想和激情,是不是就意味着(暗含着)为他们开脱,说他们无须忏悔呢?或者,如陈思和先生所反问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有什么好忏悔的呢?忏悔幼稚和激情?忏悔对理想的轻信和追求?”(同上)似乎只要和理想与激情沾边,红卫兵的行为就会变得高尚而无可置疑了。但照我看来,对于红卫兵这个历史怪胎而言,重要的并不在于它有没有“理想”,有没有“激情”,而是在于那是什么样的“理想”?什么样的“激情”?古今中外,在美丽动人的口号下演出血淋淋的罪恶这样的事例还少吗?因此,今天来反思红卫兵问题,决不能因为它有一个虚幻的“理想”外表就被唬住,更不该被它高尚的动机和邪恶的行为之间的矛盾和反差所迷惑,以至硬要用一个“权力的迷醉”去冒名顶替,换下美丽的“理想”外衣才敢放心地鞭鞑他们的恶行。相反,我们倒是应该好好想一下,在红卫兵的目的和手段之间,动机与行为之间,在他们所崇奉的“理想”和所表现出来的“兽欲”之间,究竟有没有、或者究竟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关联?不正视这一点,单凭一个“权力的迷醉”,就很难解释何以除了红卫兵之外,还有那么多“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也会陷入同样的迷狂和出现同样的兽欲失控?

                      关于“兽欲的失控”

   照陈思和先生的看法,这是个关系到红卫兵该不该忏悔的问题。所以,他直截了当地写道:“在我看来,红卫兵之所以应该忏悔而且必须忏悔的,不是这些表面的现象(指‘幼稚’、‘盲目’、‘理想’、‘激情’等——引者),而是在于他们的灵魂深处所潜伏的野兽的本能”。(同上)

   这末一句话恐怕有欠推敲,不够准确。因为,如果只是“灵魂深处潜伏着的野兽本能”,那么,该忏悔的又岂止仅是红卫兵?我们哪一个人的身上又不“潜伏着”或多或少的野兽本能?人性中本就离不开兽性。所以,我仍愿意把这话理解为陈先生所说的“兽欲的失控”。不过,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需要作些讨论和澄清的问题。

   首先,我认为,在文革中,兽欲的失控与横行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不只是红卫兵,而且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陷入人性迷失、兽性猖狂的颠倒与迷乱之中,不同之处在于, 红卫兵是其始作俑者,这就是曾被《人民日报》大声捧喝“好得很”的“破四旧”。正是在这场至今仍令过来人谈虎色变的狂风中,狼性大发的红卫兵以其混杂着愚昧和野蛮的狂暴,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令希特勒的褐杉党都要相形见绌的“水晶之夜”!从对器物进行荒唐至极的毁灭性破坏开始,到私设刑堂和监狱,对老师、校长、同学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施行残酷的肉体摧残——直至将人活活打死!红卫兵以无法无天的打、砸、抢暴行所制造的“红色恐怖”及其对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姿意践踏和凌辱,最先撕去了社会心理那一道本就很脆弱、很稀薄的人道防线,为后来许许多多大规模的集体暴行开启了罪恶的先例。其间,红卫兵对人、对人的权利和尊严,乃至对人的生命的那种极端的冷漠和蔑视,那种姿意的践踏和蹂躏,那种报复似的狂欢、取乐,直到今天,仍可以从许多受害者的笔下,听到那令人颤栗的控诉。对很多人来说,红卫兵的暴行甚至已经成为文革劫难的标志和象征。从此,一个耻辱与罪恶的印记,便深深地烙在他们的额上,成为他们再也无法抹去的“红字”!——历史就是这样定格,留下了那张充满罪恶的红卫兵肖像画。

   不过,当我们对历史进行了这样一番审视与检索之后,我们却又发现,正是那些率先由红卫兵而引发的“兽欲”,在后来的派性武斗中,无论就规模还是就程度来说,都被发挥到了更加骇人听闻的地步。上海围攻“上柴联司”的武斗, 广西对“4﹒22 派”的血腥镇压, 重庆的重型武器大战(高射机枪、坦克等等),湖南“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惨无人道等等,这些由成年人,“群专队”,甚至是训练有素的武装组织所参与制造的惨案、血案,已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兽欲失控,而是赤裸裸的集体大屠杀!手边正好有本名为《血与火的教训——文革重大武斗惨案纪实》的书,但我却没有勇气去援引其中那些令人毛骨耸然的例子。我只是不安地发现,在控诉文革、控诉文革中的兽行和暴虐时,人们为什么很容易漏掉和忘掉这一段历史?是因为他们对红卫兵的残暴印象最深刻?是因为当年在红卫兵的皮带与脚尖之下过来的“牛鬼蛇神”们,由于大多是知识分子的缘故,因而比一般人有了更多的发言机会?或者,是因为那些在梭标和腾帽、刺刀和枪弹中存活下来的人,已经恐惧到连回忆都忍受不了,因而宁愿沉默,宁愿遗忘?——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一现象。对于每一位受难者来说,他们有理由记住自己认为最应该记住的东西,也有权利控诉自己认为最应该控诉的罪行,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也无法剥夺的!但对研究者、思想者来说——尽管有的研究者、思考者同时也就是受难者——历史却有权利要求他们应该尽可能地以冷静和理智的眼光去考察历史,考察繁复的历史表象与潜隐的历史本质之间的联结,把握好历史“切片”与历史整体的内在关联。

   这里需要指出,我之所以要特别提及和强调容易被人忽略的文革武斗,强调人性迷失,兽欲失控的社会普泛性,目的当然不是要以此来否认红卫兵忏悔的必要,而是因为——至少在我看来,文革中这种普遍存在的“兽欲失控”现象,仅仅只从红卫兵的角度去进行反思是远远不够的(这不等于说可以排除从红卫兵角度去进行的反思),而必须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角度着眼(这也不等于说它就能代替来自红卫兵自身的反思),把对红卫兵运动的反思置于它本身就无法割断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区分和认识红卫兵该承担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责任,从而搞清楚红卫兵究竟该不该忏悔、该忏悔什么;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去逼近和正视这个说起来更具根本性的大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造成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此全面而可怕的人性大坍塌?老实说,这是红卫兵反思的一个大前提。不把这个前提弄清楚,所谓的反思和忏悔都将是受到局限的——这是我认为首先需要提醒和注意区别的问题之一。

   其次是当我们去思考和反省由红卫兵肇始的“兽欲的失控”时,红卫兵们残酷无情的暴行固然令人震惊,但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当时为什么没有阻止机制?为什么没有防护的力量和手段?对于一群赤手空拳,少不更事的娃娃来讲,我们的社会如果想并且愿意加以制止的话,那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的。但是,没有!这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谁,是什么样力量,竟会使得一个社会连维持自身正常秩序、正常运转的基本功能和常规手段都失却了作用?又是谁,是什么力量的纵容和庇护,才会使得那些轻易就能阻止的红卫兵暴行,居然能够那么无法无天,畅通无阻地横行肆虐,凶猛蔓延?要知道,不能随意打人、骂人,不能无视人的权利和尊严, 更不能随便伤害侵犯他人的生命与财产, 这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高深的理论,这是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包括红卫兵甚至连几岁的小孩都懂得的道理!可就是这样一个千百年来为人所熟知、所遵循的最浅显不过的道理、常识,为什么突然就不灵了呢?历史开的是什么样的玩笑?人类在漫长的文明和进化中发展起来,并一再得到确认和公认的那一套“契约”——理性、正义、良知、道德、公理、秩序、荣辱和羞耻……等等,怎么就不灵了呢?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试想一下,如果从一开始起,红卫兵的暴行就受到社会有力、有效的干预和制止,那么,结果又会怎样?还会发生后来的那些悲剧和惨剧,那些迷乱和疯狂、仇恨和屠戮吗?

   所以,问题还不只是“兽欲的失控”,问题在于这“兽欲”是如何产生,又为什么会“失控”的?

                “羊”怎样变成了“狼”

   于是,问题又仍然回到李锐先生的追问上:“羊”是如何变成了“狼”的?或者,如他所质询的那样:“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是在什么样的精神资源的灌输下,是在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的引导下,是在怎样的社会氛围中,怎样的历史条件下,终于‘进化’或说‘退化’成一只狼?”

   对此,只要回想一下这代人成长的环境,问题是不难解答的。且不说那些残缺的教育, 虚伪的说教,单是那种在阶级斗争的主流话语中播散出来的“敌人”情结,那种在反复的思想宣传和舆论引导下深入骨髓的“对敌刁,对友和”的仇恨观念,就足以遮蔽他们的视线,磨硬他们的心肠,扭曲他们的情感,混淆他们的判断了。先辈们杀敌立功的荣光,“帝、修、反”的罪恶与阴谋,“阶级敌人”、“美蒋特务”的阴险狡猾,凶狠毒辣(他们杀人、放火、投毒、破坏,无所不为,又无所不在,以至你身边出现的任何一个陌生人都极有可能就是他们的伪装,都应该警惕与怀疑),还有“和平演变”、“糖衣炮弹”、“争夺革命接班人”等等,这一切会给那些幼稚的心灵,无知的头脑造成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思想警戒和善恶观念、是非观念啊。繁复的世界,丰富的人生,多元化的社会生活,一切都被强制地纳入一个“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两极模式里,然后,再加上仇恨的煽惑,“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由此锻造出了一套通行于全社会的、形态简单结构也简单的逻辑——道德的逻辑、思想的逻辑、感情的逻辑,是非、好恶的逻辑,革命、不革命的逻辑……而逻辑是普泛的,是通例,是统摄,是定律,是公设,是排拒了情感和意志的选择,是冷冰冰的推论和规约,你不执行,自会有人执行;你不遵从,自会有人迫使你遵从。一个国家或社会,一旦形成了这样的逻辑,那么,所谓“兽欲的失控”就只是个契机问题。

   一般来说,人性中总有兽性的成分。只不过,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正常的秩序中,在一个正常人那里,这种潜藏的兽性是被理智和道德、传统与习俗、潮流和时尚禁锢、封闭起来的,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譬如精神失常,譬如因激怒或仇恨而失去理智,或因贪婪而自我放纵等等,兽欲才会破壳而出,成为伤害他人(或自己)的枪弹。在这个意义上,红卫兵们所接受并已习惯了的那些逻辑和信条,就都变成了加强其体内枪弹的火药,只需等待那个非理性的撞针撞击一下,告诉他:那个让你积蓄了那么久的仇恨的“敌人”就在那里,就是你面前那些你不打断他的脊梁他就会咬掉你的脑袋的“牛鬼蛇神”!结果,问题就是这样简单,密封的舱盖一下就被打开,仇恨的枪弹转化成狰狞的兽形,一下蹦将出来。这种人、兽之间的转化之所以如此快速,全是由于那个演绎出来十分简单的逻辑对之进行了事先的拼接和转换处理的缘故。这个逻辑就是:凡“敌人”都是恶魔,你不消灭他他就会吃掉你;你对它越凶、越狠、越无情,你就越革命!今天,人们会奇怪,当你(红卫兵)去面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时,你怎么下得了手啊!人们不知道,红卫兵们不是没有怜悯和同情,只不过,这样的怜悯和同情已经被上述逻辑,被那个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所撕裂,所扭曲了。因此,在他们的眼里,白发苍苍的老人一旦被视之为“敌”,那他就不是老人,甚至不是“人”!在这里,我想起了文革期间一种很被推崇,也极为流行的“精神臆幻症”,一种以“假想敌”的方式来强迫自己,以求某些障碍得到克服,某些行为得到升华的“自足性精神臆想狂”:一个人生病了,吃不下饭去,于是,便把饭想象成“敌人”,吃一口饭就是消灭了一个“敌人”;一个人走不动路了,于是,便把路想象成“敌人”,每走一步就是消灭了一个“敌人”,如此等等。这样一种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可笑的思维逻辑,在当年却是不断从庄严堂皇的“讲用会”上飞散出来,在工厂、农村、学校、街道的高音喇叭里反复传扬的“先进事迹”!它最典型不过地说明了那种仇“敌”、恨“敌”的观念逻辑是怎样的深入人心,又具有何等可怕的摧毁力。而正是在这样一种怪诞的逻辑理念的导引下,红卫兵们如入无“人”之境的暴戾和残忍,才有了一块冠冕堂皇的遮羞布,足以令他们去踩倒一切,横扫一切而不致产生良心的不安!

   写到这里,我忽而又想到了一个说起来很令人悲凉的问题,那就是:当年红卫兵们所接受的那些最终积淀为他们的狼性因子的观念、逻辑、信条、戒律等等,又都是由他们原先极为崇仰的先辈们合力打造出来的。而悲剧在于,后来的红卫兵们,正是运用这些逻辑和信条去将他们打倒在地的!翻一翻当年的旧报纸就不难发现,至少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更远的则恐怕要追溯到延安时代的整风运动和江西时期的“打AB团”运动,甚至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代的反托洛茨基运动),然后,是在接踵而来的“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和“四清”等斗争中,人们有意无意就在使用着的那些蛮不讲理的批判方式,那种动辄上纲上线,动辄棍、帽交加的罗织、构陷,那种群情激愤而又不容分说的声讨和控诉,那种字里行间都要喷射出仇恨和怒火的语言暴力等等,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奉为范例、摹本和通则,然后又不断地加以复制和强化,再升格为习以为常的主流话语、霸权话语的。在这样的语境,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再加有意的灌输,怎么能不使他们日后运用起这种东西来那么天经地义,那么得心应手呢?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对红卫兵而言,魔鬼早就附体了!他们自幼就吮吸到的那些带狼味的乳汁,早就渗入他们的血液,化作他们的肌肤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基因和历史遗传,一群天真烂漫、幼稚无知的青年和少年,怎么会在某一天早上,突然就全都变成了“狼”?红卫兵不是一群街头团伙,一群打个唿哨就从深巷里呼啸而出的少年犯,只要吆喝一声:我们做“狼”去,于是就变成了狼。红卫兵是个巨大的历史群落,一场席卷了全国的野性骚动,是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偶然交互产生的政治畸形儿,它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说变就变,一下子就完成了从“羊”到“狼”的“飞跃”呢?

                       关于红卫兵的忏悔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过笔来,谈谈关于红卫兵“忏悔”的问题了。

   作为当年“老三届”中的一员,一个由红卫兵而知青而工人而知识分子的“第三代”人,我也象李锐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当年历史场景的“一个无法逃避的当事者”!因此——勿庸讳言,红卫兵问题,多年来一直是我在不断思索的问题之一,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红卫兵该不该忏悔、该忏悔什么的问题。老实说,这也是一个困扰了我多年,并且至今仍不能得出满意答案的问题。也因此,我得老实承认,这篇文字,我写得非常吃力,我常常不得不在写作中停下来,为我的某一种提法,某一个陈述而反复揣摩、忖度,尝试以所谓的“同理心”——借用一句EQ新时髦——来变换角度,看看从旁人的位置上会怎么看,怎么想。就因为是个“当事人”,我害怕自己会“测不准”,不够客观、理智,害怕自己会在潜意识中趋利避害,不敢去直视自己这一代人身上的疮疤,并有意无意地为之开脱;我甚至还担心自己会不会由于追求所谓的“准确”而失之于对某些历史细节的过多关注。总之,我总是小心翼翼,慎言慎语,希望尽量不要留下“把柄”……

   然而,无论我怎样注意,我总是无法摆脱历史对我的定位,无法摆脱那个罪恶的影子对我的跟踪。我于是发现,自己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费。我永远也摆脱不了那种历史的嫌疑犯与同谋犯的纠缠!我不可能一切都假装不知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旁人”而去慷慨陈辞。既如此,我又何苦那样费尽心机地去苛求自己,折磨自己?倒不如索性现出本相,依照历史所派定的位置发言。这样一来,虽难免有偏失之嫌,但终归也算是一种参证角度,参证眼光,尤其对后人来说,作为亲历者、当事人的陈述与评论,就更有一种旁观者所无法取代的历史价值在。如果历史对第三代人执行的审判将是一种缺席的审判,那至少也不该是一种没有辩护权的审判。因此,我也就无须再左顾右盼,径直来谈我个人的感受与思考,哪怕因此而使行文上有些不够连贯也再所不惜了。

   有段时间,曾隐约听说过一种关于全民忏悔的呼声,我不知道这呼声来自何方?是否必要?是否正确?但回首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却暗暗有些庆幸。那年,我十五岁,造反时,我是“保皇派”,派性时我是“逍遥派”。我既没有去跟着打人、骂人,也不曾去当面侮辱过自己的老师(跟着围观、起哄则是有的),自然也不曾去参与过抄家、破四旧。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一直自认清白,在个人的沉思默想中,也从不曾感到有什么歉疚。我认为,自己在文革中的作用,无非是千千万万被利用、被愚弄的人中的一个罢了;我们有什么罪?我有什么罪?我们无非是因为年幼无知而当了别人的枪使。说起来,我们还有满腹的委屈和怨恨哩。

   直到有一天,读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其中有段讲到批冯雪峰时,他自己如何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如何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然后,笔锋一转,“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鬼使神差地竟会对这句话感到有些怦然心动,仔细思索一番之后,顿有悚然一惊之感;一股冰凉,袭上脊背,我忽而明白了一个道理。

   是的,文革中的我,也只是个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的人。别人举手,我也跟着举手;别人喊“打倒”,我也跟着喊“打倒”。我不曾动手去揪斗过“黑帮”,也不曾上台去控诉过老师,我在文革中所能做的,从没有超出比一个普通的参与者、旁观者还要更多的事。但这又怎么样?在那些被“打倒”、被批斗者的眼中,站在台下举手、呼口号的我,不也跟站在台上押解他们,强迫他们去低头认罪的那些人一样,同是迫害他们的暴徒、同谋犯吗?我们是一伙!这是在所有被迫害人的眼中都不会改变的!

   于是,我明白了,我们——我和我的那些“第三代”朋友们,事实上都是戴着一个共同的面具登上舞台的。我们扮演的是同样的角色,按照同样的脚本要求,在同一个导演的指挥下,去演出一出同样的闹剧。历史就是这样注定,我们是一个集体!一个难以分割也不可能分割的时代连体儿!无论你当时在哪里,干了什么或不干什么,你都已无法摆脱这个集体的牵连。这就是我们的宿命!就是历史打在我们额上再也不能抹去的共同胎记!

   那么,所谓红卫兵的忏悔是否就该是一种集体的忏悔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该这样来要求他们?也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或有多大的意义?更不知道这种集体的忏悔有没有可能或有多大的可能?

   我只是知道,当我用这样的眼光和要求去看待我周围所熟悉的那些“第三代人”时,老实说看着这些早已没入庸众之中,被生活蹉磨得满脸秋霜,早已变得卑琐、粗俗、庸常、麻木的人,我心里只有一阵阵的悲凉。那些因工厂效益不济在外自谋生路,终日奔波劳碌,或者因单位发不起工资,正在为生活无着而发愁的人等等,就不必说也无须说了。就是另一些境遇稍好一点,却整日只能靠打麻将、泡舞厅来打发日子,消磨光阴的人,甚至还包括那些虽谋了一官半职,酒足饭饱之余,不无有些志得意满的人,以及那些投身于商场竞争,终日里只在忙着计算赚进赚出的人等等,对于这样一些前“红卫兵”,前“第三代人”,怎么能够想象要他们去忏悔?我无意在此责备或非难我的这些同代人,对于他们而言,历史能够提供这样的机会,让他们去依照自己的意志,来选择自己的道路和角色,这本身就是历史对他们难得的宽厚和恩惠了。更何况,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形成共识的时代,个体选择,作为个人的自主行为,是理应由个人去承担和负责的事,旁人尽可以不赞成,但至少应当尊重或理解。这是没有疑义的。我只是想说,对于今天已经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从事各种不同职业,扮演着各种不同角色,演绎着各自不同的故事,一句话,正在没入生活,被生活无情“消解”着的“第三代人”来说,他们后来的不同经历、不同境遇和各自所受到的不同教育包括自我教育决定了,要让他们具有“忏悔意识”,懂得忏悔的重要和意义,实在是很难很难的。更不用说,要让他们幡然醒悟,来一次集体的大忏悔了。按照他们的认识,按照许多人郁积在心里的满腹怨屈(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将第三代人的命运及其怨屈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在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三年大饥荒,正在长知识的时候遇到文革,就业时,遇到上山下乡,成家时碰到计划生育……等等等等),他们不去抱怨历史的不公,不去指责和控诉自己所受到的愚弄就已经很不错了,怎么还能倒过来要他们去忏悔?他们会忏悔么?历史塑造了他们又葬送了他们,捉弄了他们又遗弃了他们,他们的当然有权去埋怨,有权去不满。

   因此,我非常赞同李锐先生的意见:“精神和情感的承担从来都是一个人自觉自愿的选择,从来都是属于个人的行为,也从来都是源自一个人自己心灵深处不可抗拒的召唤。” (《无言的悲哀》,《天涯》1996年第5 期)在我看来,忏悔也一样,也只能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和行为。而正是从这个角度和意义上讲,陈思和先生的这段话,同样引起了我强烈的震撼和共鸣:“仿佛整整一代红卫兵、老三届、知青中,就选出了这么几个人成了‘知识分子’,似有一种责任,要求我们把这代人所遭遇的经验和思考,甚至是这一代人滴血的灵魂,留给历史,留给以后几个世纪的人们。” (《面对沧桑看云时》,《天涯》1996年第5 期)不用细说,这句话是如何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只想顺带指出,对于陈先生在文章中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从我做起”,去无情地面对和逼视红卫兵身上的疮疤和疽痛的忏悔意识,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那种深刻的解剖精神,私心是十分推许和感佩的。我在本文中表达的那些不同意见, 一点也不影响我们在另一些问题上的看法相同。这样,我们就需要再谈谈“第三代人”中的知识分子该如何忏悔的问题。

   凭心而论,我对这个问题也是很困惑,很矛盾的。一方面我以为,当年的红卫兵是幼稚无知的,被人利用的,把责任都推到他们身上说不过去,也不公平;另一方面又觉得,红卫兵的暴行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总不能因为一个年幼无知,受人利用,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特别是对于在经过无数次灵魂的拷问和搏杀之后终于走向成熟和练达的那一代人(或曰他们的“代表”)来说,如今再去面对自己少年时代的罪孽,总该有理由感到歉疚和羞耻,总该有勇气也有责任说一声:对不起,我错了。

   但我又常想,对于已经逝去的历史,对于已经造成的伤害,这样是否就够了呢?罪可赦可免也可赎,但历史却不能更改,不能重写。造成的伤害已无可挽回。既如此,仅仅只作这样的忏悔又有什么意义?那已经封死的社会档案既不可能启封,打开,也不可能再去改写;而且,按照“历史是公众记忆”的说法,今天由少数几个人发出的微弱的忏悔之声,在以后的世代里,除了几个有限的还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研究者、阅读者能听到之外,恐怕只能消逝在巨大的历史掩埋之中。因此,我们是否还有理由更进一步——特别对于那些至今尚苟全性命于当世,并且仍在以极大的现世热情关注着社会,关注着历史,自觉地承担起社会理性批判责任的“第三代人”知识分子来说,在进行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忏悔”的同时,是否还需要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中,多些自审或内省?经常想想我们从小就受到的那些毒害,那曾经深入骨髓,早已化为我们的血液和肌肤的“狼性”、“狼毒”,是否就已真的断了根?在我们体内的某些地方、某些角落,是否还悄悄地隐藏着某些不易察觉的毒素、毒瘤?以至常常会在我们的思考和言行中,在我们视为生命的学术研讨、学理辨析和思想交锋中,甚至会在我们所习以为常的某些感觉方式和心理定向中,有意无意、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成为伤害他人最终也会损伤自己的一个潜在的“杀手”,而又毫无自知与自觉?我想,如果我们的反思和忏悔能使我们的自我意识经常保持这样一种警示与警觉的话,那么,对已对人,于国于民,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更有所裨益?

   小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硷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

   ——这是我们都十分熟悉的。对于曾经在“血水”里浸过,并且至今仍在继续其“苦难的历程”的第三代人及其知识分子来说,要想变得更纯净一点,不是就更该让自己的躯壳与灵魂,在“清水”和“硷水”里反复地泡洗、煮熬?


                                          一九九七年四月 初稿

                                                       六月  修改

                                              一九九八年四月 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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