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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劲秀:铁骨铮铮冯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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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铮铮冯基平

--作者:彭劲秀


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冯基平这个人生平事迹的恐怕不是太多。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阴谋,丧心病狂地罗织罪状,大兴冤狱,诬陷无辜,迫害忠良,作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北京市副市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陕西省委常务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等重要职务的冯基平当然在劫难逃。在身陷囹圄、遭受残酷迫害的逆境中,冯基平不屈不挠,与“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斗争,是一位铁骨铮铮、视死如归、正气浩然、义薄云天的硬汉子!

出生入死的峥嵘岁月

冯基平,1911年6月1日出生,原名冯玉书,奉天(今辽宁)法库县卧牛石乡大屯村人。幼年曾在冯氏家族设的私塾馆接受启蒙教育。接着先后在法库县立第二高小、法库县私立平治中学、奉天省城私立平旦中学、奉天省立第一高级中学(原奉天中学堂)读书。1930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学习。读书期间,冯基平接受了进步组织和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影响和教育,1931年5月,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九一八”事变后,满腔热血的冯基平积极组织爱国青年和广大民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冬,冯基平带领部分救国会会员潜回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先后到锦州、新民、法库、辽中、辽阳、沈阳等地联络抗日武装。1931年11月,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耿继周部)成立后,冯基平任该部队司令部秘书处长。1932年初,冯基平返回北平。6月任中共北平市委军委东北炮八旅旅委书记。同年8月,在发动游行示威的前夕,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关押到北平草岚子监狱。冯基平每天戴着7斤重的铁镣,受尽折磨。监狱里环境条件极端恶劣,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他拒绝“反省”,坚持斗争。冯基平在狱中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与监狱当局斗勇斗智,虽然患病,仍坚持参加了七天七夜的绝食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气概和高风亮节。

1935年,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冯基平取保出狱后,他立即投入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3月任北平东北青年救国会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2月,作为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领导成员,以牺盟山西省委常委的身份开展活动,出色地完成了宣传、发动群众抗日的工作任务。在担任中共山西铁路工委书记、太原市委常委后,直接领导同蒲路、正太路职工群众的抗日救亡工作。

“七七”事变后,冯基平以山西国民军军官教导九团政治部主任和牺盟地区负责人的身份开展工作。在担任山西青年决死队团长期间,组织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搏斗。1940年8月,冯基平率决死队四纵队二、三旅十九团参加了百团大战。1941年3月起,在八路军总参谋部四局工作。1945年1月起,在晋绥边区调查局工作。

1946年1月至1947年夏,历任绥蒙保安处副处长、晋绥边区驻晋察冀边区办事处政委、晋绥公安局平津工作站站长等职。他往来穿梭于太原、北平、天津等地,在险恶的环境下,临危不惧,从容不迫,派情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及时、准确地为中央在解放太原、天津、北平等大城市的决策制定上提供了重要情报,受到中共中央社会部的表扬,

1948年12月,冯基平奉命率中央社会部平津情报工作站向北平挺进,同时向北平挺进的还有华北地区的7个情报站。17日,行至河北保定,中共北平市委宣布成立北平市公安局,将冯基平领导的平津情报工作站和华北地区的7个情报站合并为北平市公安局侦缉处,冯基平任处长。冯基平指挥8个情报站编成工作队,对北平城里的敌特组织进行认真地调查摸底,然后制定工作方案,彻底肃清了特务机构和敌特分子,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保卫和建设共和国首都

建国后,冯基平在首都政法公安战线工作,任北京市公安局处长、副局长。1949年11月,北京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谭政文奉命调到华南分局和广东工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38岁的冯基平任第一副局长。当时罗瑞卿不仅任公安部部长,而且还任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等重要职务,工作极为繁忙。他虽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但北京市公安局大量的具体工作都是冯基平承担的。由于他工作出色,成绩显著,很快即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又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检察署检察长、市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

建国初期,北京地痞流氓、社会渣滓经常骚扰闹事,潜伏的特务、间谍阴谋暴乱,严重危害着首都的治安和社会秩序。冯基平废寝忘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同各种敌人和犯罪分子作斗争,破获了一批进行颠覆、暗杀、破坏的重大案件,如敌特阴谋在开国大典时炮轰天安门案,他们还在策划时就被公安机关一网打尽。

冯基平在北京市领导政法工作期间,依靠广大群众和公安干警,坚决、忠实他贯彻执行中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 “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的路线、方针、方针,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为维护首都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做出了卓越贡献。首都良好的治安局面,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表扬,同时也得到许多国际人士的称赞。

为了首都的长治久安,1950年,冯基平在中央和北京市委的领导与支持下着手改造旧监狱,旧日的监狱完全变了样。他曾邀请在京和来京办事的过去同狱难友,到原来的草岚子监狱参观。关着战犯和敌特的囚室整洁安静,犯人不戴手铐脚镣,看书、写字、出壁报,墙壁上登着在押人员《决心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等文稿。

冯基平非常重视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和安置就业问题,努力把犯罪分子改造成为新人,变破坏力量为建设力量。冯基平以极大的魄力和热情,亲自带领公安干警,进行勘察,择地定点,先后创办了六个大型劳改农场。北京南苑的团河农场原是一片白苍苍的盐碱地。开始有些干部没有信心,冯基平说服大家,一定要树立雄心壮志,改造盐碱地,建成米粮川。在他的指导下,管教干部带领犯人开荒建场,打井洗碱,种的稻子当年就亩产五百斤,并逐年增产,成为北京市第一个亩产千斤的农场。为此,曾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组织大兴县的干部、群众去团河农场参观,向他们学习种植水稻的高产经验,使大兴县第二年就结束了吃返销粮的历史。

冯基平对农场的犯人坚决贯彻中央提出的“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教育公安干警对犯人不准打骂体罚,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犯人刑满释放后,允许留场就业,这就较好地解决了他们在社会上就业难和继续改造的问题。后来在大兴县还建立了天堂河农场,把危害社会治安的青年组织起来到那里参加劳动,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建国后,冯基平除在政法战线殚精竭虑保卫首都安定外,他还曾担任过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北京市委常委、兼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为首都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在兼管城市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工作期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中央决定建立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十大建筑。要求高,时间紧,任务重。在北京市委领导下,冯基平协同万里等同志,组织各方面的设计、施工力量投入战斗。为了如期完成任务,他经常亲自深入现场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象人民大会堂这样宏伟的建筑,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建成了,并且质量很好,保证在这里举行了庆祝国庆十周年的盛大集会。

1964年9月,中央派冯基平出任陕西省委常务书记。

在秦城监狱的九年苦斗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康生一伙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所谓“61人叛徒集团”大冤案。冯基平也和当年在草岚子监狱中坚持斗争、英勇不屈的几十名战友一起,被诬为“叛徒”。 1968年5月13日,这位曾经蹲过国民党反动派草岚子监狱、建国后主政首都公安局10多年的冯基平被逮捕投进他批建的秦城监狱,一关就是9年。在狱中带镣铐长达四年之久,受尽了残酷的迫害和折磨。老战友胡锡奎、廖鲁言、徐子荣、王其梅、刘锡五等同志含冤死于狱中。

冯基平通过专案组审讯他的问话,敏感地察觉到康生等人罗织的“61人叛徒集团案”,其矛头是指向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后来,专案组诬称:61人叛党事件,是刘少奇当年策划的。解放后,刘少奇害怕罪证暴露,先是指示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通过冯基平把存放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部分“61人叛党罪证材料”取走,然后又派前公安部长罗瑞卿到各地销毁叛徒的档案材料。刚正不阿的冯基平愤怒地斥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当公安局长的时候,从来就没见过什么“61人的档案”,安子文也从未向我要过什么材料!

由于冯基平咬定没有见过“61人档案”,谢富治认为冯基平的态度恶劣,责令专案组给冯基平戴上斜背铐。所谓“斜背铐”,就是将犯人两只胳膊一上一下扭到背后,把两只手在后背铐到一起,有人形象地比喻为“苏秦背剑铐”。这种 “斜背铐”使犯人直不起腰,极易拉伤肌肉和导致骨折。铐得时间长了,犯人手或胳膊很可能残废。上了背铐,即使一天也痛苦至极,冯基平却带这样的背铐长达4年之久,但他始终坚定信念,没有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下屈服。

据薄一波、郑天翔等《坚韧忠贞为人民--回忆冯基平同志》一文披露:专案组还用半夜提审、冷水浇身等办法来折磨他。面对这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兽行,冯基平大义凛然,刚正不屈。他真理在握,心昭日月,义正词严地说:“你们说我们是叛徒,完全是诬陷。中央知道,我是保释就医出狱的,不是叛徒;薄一波、安子文他们几十位同志是中央决定营救出狱的,也绝不是叛徒。你们诬蔑我们是叛徒,是你们变了质,你们才是真正叛变了革命的无耻叛徒!”他直言不讳地批判“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的荒谬;他撕毁为“四人帮”操纵的《红旗》杂志,在狱中不断地愤怒高呼:“打倒法西斯专政!”康生一伙气急败坏,为了要制服他,竟灭绝人性地给他打毒针,使基平咳喘不停,连连吐血。即使这样,也不能使他缄口。“四人帮”及其爪牙黔驴技穷,又诬陷他有精神病,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百般摧残。就这样,我们的好战友冯基平同志坚持正义,从未在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淫威下低头,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和浩然正气。

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公安局在编写《冯基平传》一书时,费尽周折,才从秦城监狱找到一张“逮捕证”,弄清了冯基平被关进秦城监狱的确切时间。这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逮捕证”上写着:“兹命令卜××同志持此证对现居住在×处之冯基平进行逮捕。一九六八年一月九日。”

据《冯基平传》披露,审讯冯基平的专案组负责人,是康生的秘书齐某。为了让冯基平尽快招认自己“反党、卖国、叛变革命、搞独立王国”等罪状,专案组有时在半夜里把他带到审讯室,进行突审;有时,专案组的人实行 “车轮战法”, “三班倒”从早晨一直审到深夜,对他进行疲劳轰炸。一次,专案组让打手们殴打冯基平。他愤怒地大骂打手是土匪,结果被戴上了“背铐”。

一天深夜,专案组再次将冯基平带进审讯室,用强光照着他,使他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随后,审讯人员高喊:“冯基平,你老实交待里通外国、出卖情报的卖国罪行!”冯基平大怒,举起双手,猛砸在桌子上:“血口喷人,你们完全是秦桧的伎俩!”由于用力过猛,手铐割破了他手腕上的皮肉,鲜血当即喷涌而出……。

对冯基平这样的老公安,专案组的刑讯逼供毫无作用。于是,他们开始在精神上羞辱、刺激他:“你就是仇恨共产党,你听到共产党三个字,就咬牙切齿。”冯基平冷笑着,张大了嘴巴--里面的假牙早已被专案组摘掉,“请你仔细看看,我满口连一颗牙齿都没有,我怎能咬牙切齿呢?!”在一次审讯中,齐某追问冯基平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冯基平直言不讳地回答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说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是错误的!”审讯室里的人都惊呆了,专案组人员气急败坏,又给他加了一项“罪名”--“死硬的反革命分子”。

要知道,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即使说半个“不”字,都会给戴上“现行反革命”、“恶攻”等罪名严加惩处,甚至杀头。冯基平却视死如归,对“文革”连续来三个“错误的”,他确实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冯基平的回答犹如晴空霹雳,惊得审讯、看押人员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专案组审讯员、康生的秘书气急败坏地说:“不许你说领袖犯了错误。”冯基平质问他:“谁规定的领袖不能犯错误?马列主义没有这样的规定。”审讯人员威胁冯基平,敢不敢把这些话写下来,冯基平毫不犹豫地把他刚才所说的话一字一句地全部写在纸上!

“文革”期间,专案组对“罪大恶极的政治犯”一律实行单独关押,连放风时都不让他们互相见面。关押他们的单人牢房很小,窗子离地面却有一人多高;天花板上挂的灯泡,套着一个磨砂灯罩,外面还有一层铁丝网,光线异常暗淡;电灯的开关设在门外,由看守控制。

起初,冯基平被关在其中一栋楼的“45室”。为了能听到外面的声音,判断还有哪些战友、同志入狱,冯基平从来都不关窗户。牢房里不供暖气,就连滴水成冰的季节,他仍然不肯把窗户关上。夜深人静时,他经常能听到老人和妇女的哭喊声。晚年,他曾对女儿冯璐说:“听到那么多同志的哭声,我受不了呀!”

一次被审讯、拷打后,冯基平拖着脚镣往回走。在楼道里,他突然大声高喊:“难友们,联合起来!”旁边的专案组人员一拥而上,堵上了他的嘴巴。从那以后,冯基平被剥夺了放风的权利。

冯基平无所畏惧,一有机会,就在牢房里大声喊话,希望有人能听到。平反出狱后,他曾问当年也被关在秦城监狱的难友:“你们听见我喊话了吗?”有的难友说:“听见了,但分辨不出是谁的声音。”也是是冯基平心情激愤,声音有些嘶哑,与平时的说话的声音不一样了。

冯基平还把为“四人帮”大造舆论的杂志撕成拍子打苍蝇;把报纸撕成纸条,在地上摆出 “中国人民万岁!”“我无罪,要求释放我!”等字样。

后来,恼羞成怒的专案组,把冯基平关进了封闭式隔离间。这种牢房无窗、无灯,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四面墙壁上粘着橡胶皮,使被关押人感到生不如死时用头撞墙不至于伤亡,自杀难遂;房内空气稀薄,使患并在身的冯基平常常感到胸闷、憋气。

1972年,秦城监狱搞刑讯逼供的事情,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他当即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有人汇报说,冯基平“在秦城监狱里表现最坏,给他戴上‘背铐’还不老实,还骂主席”。毛泽东听后皱了皱眉头:“把那玩艺(指“背铐”)给摘下来。他骂,就叫他骂嘛!”

秦城监狱接到了“最高指示”,冯基平这才从4年多的“背铐”中解脱出来。但是,解除了“背铐”,并没有解除对他的监禁,他还是一名“罪犯”继续在秦城监狱遭受磨难。

整整4年的斜背铐摧残,常年不能直腰,让本来就患有心脏病和胃病的冯基平,骨瘦如柴,腰弯背弓,身体变形。他浑身上下都是伤,两腕留下永久的铐痕。但他愈挫愈勇,毫不屈服。专案组在向康生的报告中说:“在关押的犯人中,最数冯基平嚣张”,是“死硬的反革命”,应判“无期徒刑”。

不管专案组如何对他威逼利诱,刑讯逼供,身心摧残,冯基平始终坚持真理,秉持气节,既不诬己,更不诬人,不出卖灵魂,不向魔鬼屈服。1975年底,冯基平在秦城监狱蹲了9年。与冯基平同批的“犯人”中,只剩下冯基平一个了。康生等人不得不释放他,专案组不让他在北京,强行把他押送到火车站,要送他直接去陕西。冯基平说,我的问题没弄清,我不去!

康生等人对冯基平又恨又怕,于是谎称冯基平有“精神病”,强令他住在医院的神经科。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他才获得人身自由。

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彭真由衷地赞扬自己的这位老部下:“老冯是条硬汉子!”与他一块坐过国民党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说:“他是杰出的特别能战斗的共产主义战士。”

晚年抱病预审江青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为冯基平作出了平反决定,恢复了他的名誉,对他作了高度评价。197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1979年5月起,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81年4月起,冯基平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政法委员会书记。同年11月,当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9月,作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出席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冯基平重新回到北京主持政法工作后,不顾重病缠身,忘我工作,决心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他以对党、国家和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以极大的魄力和勇气,采取断然措施,大力拨乱反正,努力扭转被“十年内乱”严重破坏而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局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冯基平经常废寝忘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有时在病床上听取汇报、指导工作。他针对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如何加强北京的治安工作提出了系统的、创造性的意见,为北京的社会治安、社会秩序,再一次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首都政法战线上的卓越指挥员。

1968年5月13日,冯基平被逮捕关押时已经57岁。在秦城监狱一蹲就是9年,受尽折磨,出狱时已是66岁的老人。9年的监狱生活和遭受的非人对待彻底摧垮了他的健康,他刚走上新岗位,就被查出患了直肠癌。

手术后不久,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好,冯基平就迫不急待地出院了。组织安排他到密云疗养,几个月后,他坚持回去工作。此时,他接到了一项艰巨的工作--参加预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领导工作。

身患不治之症、年届70岁的冯基平,精神抖擞地重返秦城监狱开始对“四人帮”的预审工作。当年,“四人帮”把他关在这里,受尽折磨;现在,他要在这里预审“四人帮”,实在令人感慨不已。 但一贯公正无私的冯基平事先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罪行必须可靠,证据必须确凿,绝不带任何个人恩怨。

冯基平及预审员白天需要开各种会议,晚上研究问题,审阅材料,每天都要干到深夜。这样超负荷的劳作,使手术伤口感染渗血,但他毫不在乎,继续坚持在第一线工作。

冯基平所在的是江青预审组。江青最难对付,江青预审组是各个预审组里难度最大的。凭借几十年公安工作经验,冯基平提出,必须用事实和证据才能迫使江青认罪。冯基平知道,江青住处存放着几箱子录音带,于是立刻给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打电话,让他马上组织人来检查这些录音带。录音带很庞杂,没有整理,也没编号,冯基平要求大家要耐心,不管是江青谈政治的,还是谈艺术的,谈京剧的,谈电影的等等,都要逐盘听,认真记。冯基平对筛选出来的证据录音亲自听。因为量大,他时常和大家一块挑灯夜战。时间一长,他的体力难以支撑,渗血的刀口化了脓,被强行送进医院。他躺在病床上,还在一遍一遍地听江青的证据录音。

后来,在审判江青的法庭上出示的录音证据,都是冯基平亲自选定的。其中有江青为了诬陷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声音;有江青为诬陷王光美是“特务”,对病势垂危的张重一教授进行刑讯的叫嚣等等。在庭审江青时,江青听着当庭播放自己的录音,在铁的证据面前,她不得不承认“这录音是我的声音”,但又狡辩说“什么内容我听不清。”

冯基平还根据江青的历史,特别是她在“文革”中的一系列活动,事先模拟她在审判中可能抵赖的56个问题,并针对56个问题草拟了相应的驳斥理由。后来,果如冯基平所料,江青在法庭上一连提出了52个自我辩护问题,都在冯基平拟出的56个问题之内。由于冯基平预先作出了应对的准备,所以,江青的一系列狡辩都受到确凿证据的有力反驳。

当“两案”的侦查预审工作结束时,冯基平的病情进一步恶化。1983年9月29日,老战士冯基平与世长辞。他在生命垂危时说:我手上还有好多事要办,可我无能为力了。如果不是“文革”,我也许会多活些年。如果以后再不会有“文革”,也死得其所了。

冯基平从青年时代就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一生经历了无数的惊涛骇浪和生死考验,新中国的诞生有他的一份功劳。建国后,他长期在北京工作,为首都的安全和建设呕心沥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罗织罪状,大兴冤狱,迫害忠良,他在劫难逃,受到诬陷和迫害,在秦城监狱惨遭非人的折磨长达9年之久,但他在法西斯式的淫威面前,始终正气浩然,铁骨铮铮,坚持真理,不说假话,敢说真话,不屈不挠,坚持斗争,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其浩然正气和革命的硬骨头精神彪炳千秋,感人至深,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这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继往开来,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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