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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文革]陈漱渝:忆王震将军的夫人、我的老校长王季青(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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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早就该写这篇深埋心头已久的文章,感谢一个改变我命运的人。现在这篇文章已经到了非写不可的时候,因为这个我万分铭感的人已经在去年12月24日驾鹤西归,终年94岁。她就是原北京西城区第八女子中学的老校长、王震将军的夫人王季青。

  王校长1913年农历正月廿八出生于辽宁沈阳,幼年丧父,“九一八”事变后随寡母流亡北平,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历史系。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她激于满腔爱国热忱,从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奔赴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线,到晋西北参加了八路军。同年底调至三五九旅,经贺龙介绍,不久与该旅旅长王震结为伉俪。曾先后担任三五九旅家属学校校长、新疆大学副校长、新疆军区俄文专科学校校长。

  作为一位具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知识女性,王季青从来不以将军夫人自居。有一次“总后”想出一本将军夫人传,约她写稿,被她谢绝。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办好一所学校。1954年初,她被任命为北京女八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当时学校师资水平低,教学质量差,有一次全市统考,女八中有一个班一半以上的学生平面几何不及格。王季青召开全校教师会,痛心疾首地说:“一所学校办到这种程度,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学生和家长。”她还对学生说:“女八中校址曾经是鲁迅先生工作过的地方,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应该在我们手里把它建设成一所名校。你们都要为母校的发展作贡献。”于是她像当年奔赴战场一样亲临教学第一线,亲自听课,亲自辅导,亲自批改作业,把教学作为学校的中心工作来抓。

  要抓好教学,首先要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师资队伍,但当时北京市师资奇缺,中学教师中几乎没有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就连师范院校的毕业生也微乎其微,很多老师都是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再加上“极左”思潮对人事工作的影响,很多单位不敢用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或有历史问题的人。我当时因为生父在台湾,1962年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有将近半年没有单位愿意接收,虽然我毕业考试的成绩不错,政治鉴定第一句写的也是“五年来一贯要求进步”。在等待分配的这段漫长时间,我白天泡在北海旁边的北京图书馆,用古书来麻醉自己;晚上经常在昏暗的路灯下幽灵般的游荡。我记得很清楚,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在西四红楼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是香港拍摄的故事片《寒夜》(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看完离开剧场,我心里迸出的一句话就是:刚走出一个《寒夜》,又走进一个寒夜……

  就是在这种近于绝望的人生境遇中,我得到了女八中的录用通知。迈进石驸马大街那座灰砖红栏、建筑古朴的校园,第一个接见我的就是身穿灰布制服的王季青校长。她给我安排完工作,又来到西小院我所住的男教师单身宿舍。她摸摸我的被子,发现棉花又稀又薄,便叮嘱总务科补助我一床新棉被,而且指定一位女职员帮我缝上,使我暖暖和和度过了在北京工作的第一个冬天。每逢假日,她经常来校检查食堂工作,并跟炊事员一起包饺子,让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男女教师吃得可口,能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中秋之夜,她还特邀我们这些住校的教师到她家里去聚餐。在她翠花胡同寓所的葡萄架下,我们边吃月饼边赏月,完全消除了离乡背井的孤独寂寞。

  除了接纳像我这种出身不好的人,王校长还到其它学校物色一些名师,让他们改变在多校兼课的游击状况,踏踏实实成为女八中的专职教师。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撤销之后,她又赶快从那里挖来一批年富力强的教师,其中有些人也是出身不好,或有海外关系。经过几年的努力,女八中形成了一支热爱本职工作、年富力强的教师队伍,到上世纪60年代初,女八中初中升学已达到了北京市一流水平,超过了女三中、女九中、女六中,略低于师大女附中。1959年,高中毕业生几乎全考进了一类大学。1963年,高中毕业生近四分之一被清华、北大、科技大录取。现任中国奥组委副主席汤小泉、中国人民银长原副行长吴晓灵、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陈洪、女建筑家黄汇、全国妇联副主席沈淑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名主持人徐曼、《北京晚报》原副总编龚异娟、《中国妇女报》总编卢小飞、《光明日报》资深记者武勤英等,就都是原女八中的毕业生。

  受到女八中师生一致赞誉的是王校长的人格魅力。她的言行让人切实感到,所谓伟大的确体现在平凡之中。师生们清晰地记得,作为将军夫人,王校长从来没有坐过王震的公车上班,反而把王震请到女八中给学生作报告,讲如何继承发扬南泥湾精神。王校长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但她把党政活动一律安排在晚上进行,以免冲击白天的教学工作,以至于下班回家常常因公交车停驶而步行。王校长在战争年代刚生下孩子两天就穿越封锁线,留下了肠胃病的病根,饭量小得出奇,但她坚持中午在学生食堂入伙,以便了解情况,进一步改善伙食。学校党支部的办公室是进门二楼居中的一间小屋,里面没有任何特别的陈设,就连粉刷墙壁的费用都是王校长自掏腰包。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王校长对教职工的爱护。王校长对党员的要求是严格的,批评起来丝毫不留情面,但被批评者却从内心感到她批评得对,批评到了点子上,是对自己的真心爱护。她还分配党员分头做党外教师的工作,跟党外教师交朋友,共同进步。1957年开展反右运动时,女八中有三位青年教师言论过激,按照当时的标准,轻易就能划为右派。但王校长承受了很大压力,保护了这三位有才华的青年人。她说:“这三位老师是反对我,并不是反党。他们对党支部提意见,是因为对我这个支部书记有意见,并不是对整个共产党有意见。”这三位青年教师的政治生命被保护了,王校长却因此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受到当时西城区教育局的批判,一度调离女八中。听说这件事后来惊动了彭真市长。由于彭市长亲自登门道歉,王校长才又回到女八中工作。

  1965年,全国笼罩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氛围,文化大革命一触即发。王震将军当时身体不好,王校长被调到农垦部,离开了她付出了11年心血的女八中。“文革”期间,女八中的军宣队要求清算王校长贯彻执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说她“招降纳叛”,搞“智育第一”。王校长回到女八中接受批斗。但红卫兵一没让她戴高帽,二没让她挂黑牌,而是搬来一把帆布躺椅,让她坐在批斗台上,和风细雨地走了一个过场。像这种气氛的批斗会,在中国的“文革”史上实不多见。

  在“十年浩劫”中,王校长自身难保,曾随王震将军下放江西抚州劳动,但她仍然关心着其他无辜遭受迫害的人们。女八中教师张立均的儿子段孝梁刚13岁,因受父亲的历史问题牵连,被“联动”的红卫兵拳打脚踢,肆意侮辱。小梁忍无可忍,偷偷逃到新疆,有半年跟家中失去联系。孩子的父亲以泪洗面,母亲痛不欲生。王校长得知这一情况,立即给新疆阿克苏农一师的师长拍发电报,请部队协助找人。不久消息传来,小梁已进了塔里木军垦兵团,张老师一家人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对王校长感激不已。“文革”期间,王校长在北京成方街的寓所还成为了许多被迫害的干部子弟的家,他们在这里受到教育,得到鼓励,抚平了心灵的创伤。如今这些人都已儿孙满堂,但成方街的记忆还是他们聚会时的一个中心话题。

  打倒“四人帮”后,六十多岁的王校长重新焕发了革命青春,她被教育部任命为中教司巡视员,先后赴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深入调研,对恢复普通教育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她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抵制“走后门”“搞特权”等不正之风。她的三个孙子要念小学,经原女八中教导主任段玉质联系,市重点小学实验二小都同意接收。王校长得知此事大发脾气。她说:“普通家庭一个孩子进实验二小都很困难,我们一家进去三个,这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今后还怎么到学校检查工作?”后来,这三个孩子都改到西城区绒线胡同小学就读。

  有一年,王校长到深圳疗养。她让老学生武树志用轮椅推着她逛山姆超市。武树志进超市之后才知道,王校长原来是想买两千个笔记本,两千支签字笔,两千支圆珠笔,准备寄赠东北的贫困儿童。当时,她每月退休金只有一千多元,但她心头记挂的还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青少年一代。

  王震将军去世之后,王校长内心无疑是十分悲痛的。但她不赞成送很多花圈、花篮,因为鲜花很贵,又容易凋谢。她认为不如把这些钱捐给贫困地区的学生。她更不赞成到新疆建设兵团去筹钱,为王震同志拍电视连续剧,因为兵团目前还有困难,不少职工工资偏低。王震同志去世之后已经出了传记、画册,不必再耗巨资去拍电视连续剧。中央领导同志听到王校长的上述表态,深为赞同和感动。

  在结束这篇短文之前,我还想再次表达我个人对王校长的感念之情。我是一个从事鲁迅研究工作的人,三十多年以来,在鲁迅研究的园地留下了一道浅浅的足迹。但是我研究鲁迅的起步之处正是女八中。因为王校长的努力,通过林枫夫人郭明秋的帮助,女八中才从原来位于承恩寺的笃志女中旧校址搬迁到今天作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的新文化街校址。这里是原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的所在地,上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先生曾在这里执教。院里矗立的“刘和珍、杨德群烈士纪念碑”,正是点燃我鲁迅研究激情的火种。古人说:“骐骥虽疾,不遇伯乐,不致千里。”又说:“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但是像王校长这样的基层领导实在不多,在我的经历之中,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也确有人在。无怪乎有人感叹:有才能的人很多,但有机遇的人很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机遇比才能更为重要。试想,当年如果没有王校长的收容接纳,我还会在寒夜里踟蹰在北京街头,一颗原本火热的心也会冰结在肃杀的寒夜里。我为自己在人生的转折关头能遇到王校长这样的伯乐而庆幸,我也祈愿类似的机遇能够降临到更多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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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5-20

王震与王季青的风雨情感路

 贺龙当“红娘”

  王季青1913年出生在沈阳市一个小商业资本家家庭。东北沦陷后,王季青随在国民党东北军里供职的哥哥来到北平,进入北师大附中就读,后考入北平大学历史系。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王季青和许许多多的爱国学生一起,积极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1936年4月,经北大学友刘居英(建国后曾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介绍,王季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北大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党组织决定撤退在北平公开参加过抗日活动的同志。王季青一行九人于9月中旬到达太原,找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彭德怀、肖克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欢迎他们参加八路军。之后,王季青与康世恩、饶斌、宋应、郭小川、刘亚生等四十多人,一起加入了八路军120师。在去山西岢岚县城120师师部的路上,王季青见到了贺龙、关向应等师首长,也见到了时任120师359旅旅长的王震。王震同关向应、肖克坐在一起,英姿飒爽、谈笑风生,给王季青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到120师报到后,王季青被分到120师民运部工作,执行扩兵任务。贺龙、关向应很赏识王季青的工作能力,也很关心她的终身大事。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爱将王震。

  在贺龙、关向应等师首长的介绍下,王季青对王震逐渐产生了好感。不久,在两位首长的撮合下,王震与王季青举行了婚礼。婚礼是在岢岚河畔一家简陋的农舍里,由关向应主持的。关向应说:“志同道合者一见如故,才有这战场上的‘罗曼蒂克’。”爽朗幽默的王震说得更干脆:“么子‘蒂克’,这叫‘速战速决’!”

  新婚燕尔,在岢岚河畔这间简陋的农舍里,王季青向王震倾诉了自己的家事、身世和投笔从戎抗日救国的一腔挚诚。王震感慨地说:“就凭你这个大学生,一个女同志,不辞劳苦来到抗日前线,这就很不简单!嘿嘿,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缘分!”如此豪爽而切意的谈笑,使王季青不得不佩服丈夫那宽厚豁达的胸襟和气度。

  婚后第二天,王震要回359旅。贺龙打趣地问王季青:“季青同志,如今你是359旅的人啦,是跟王胡子去359旅,还是继续留在师部?”王季青笑道:“既然我是359旅的人啦,那我就去359旅吧。”

  王震给王季青的战地“处分”

  王季青随王震到了雁北,在359旅司令部当文化指导员。此时,日军发动秋季攻势,向根据地猖狂进犯。359旅以恒山为依托,同敌寇展开周旋和激战。有一次,359旅在山西灵丘一带阻击日军,仗打得很艰苦。王季青等几位刚参军的青年大学生想身临其境体验一下战斗的场面,便跟随一个突击排上了前沿阵地。他们刚到半山腰,敌人就疯狂地扑了上来,大喊要抓活的。这时,王震正在山头组织反击,突然发现他们被敌人包围,急令敢死队冲入敌阵地,以猛烈火力将敌击退。王震见敌人被打退了,于是下令停止追击,撤出阵地。王季青等人不解地问:“敌人已经慌了阵脚,为什么不追了?”王震说:“兵不厌诈,此乃用兵之道。今天放敌一马,是为了更多更狠地将敌歼灭。”接着,王震严肃地问,“是谁叫你们擅自跑到前沿阵地来的?”王季青说:“是我。”王震说:“你是我老婆,不是指挥官!念你们初犯,就先给个口头警告。以后不经允许,不许你们跑到阵地上来,你们的任务就是让大家学好文化,这比你们亲自参加战斗更重要。”

  王季青后来回忆说,王震的确能打仗,有人称他“一生威猛,神武忠勇”。其实,他最厌恶战争,每次出征,他都是骂着诅咒着走上战场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说,真恨不得一仗就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一仗打出个人民的新天下!但他更晓得,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敌人要一个一个地消灭,根据地要一天一天地扩大。

  在20多年的战斗生涯中,王震曾7次负伤。白求恩大夫在给他做手术时曾经批评他说:359旅的干部负伤过多,根子就在你这个旅长喜欢带头冲锋。王震认为,一个指挥员对重要的作战,必须亲临第一线,这样才能进行正确的指挥。冲锋在前是鼓舞士气的有效手段,一支部队打起仗来全都嗷嗷叫,不怕死,就先胜了三分!

  1938年秋,王震和王季青这对戎马情侣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孩子生下来时,王震正率部与日军激战。当师部的一位参谋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时,王震只是随口应了声“噢,知道了”,并未记在心上。战斗结束后,王震忽然想起了什么事,就问那位参谋:“哦,你曾报告过么子事?”参谋说:“王教员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已经好几天了。”王震听了,哈哈大笑:“好么好么,老子打鬼子后继有人啦!”他给儿子取名叫王兵。

  在同日军浴血苦战的那些日子里,王季青不得不把刚出世的孩子寄养在绥德一个老乡家里,她随359旅转战晋察冀。直到1940年春天,王震率部奉调卫戍延安,她才把儿子从老乡家接了回来。

  王震南征,令王季青牵肠挂肚

  抗战胜利前夕,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让359旅挑选一位团长率主力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同时护送一批干部)挺进敌后,到南方各省份去开辟根据地。王震立刻召集团长们传达了这一决定。但团长们都觉得此任务重大,怕不能胜任。已经担任了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区司令员等职的王震马上去枣园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主动请缨率部南征。

  临行前,王季青特意把两双羊皮护膝塞进他的挎包里,一再叮嘱道:“天冷了,不知道又要跑多远的路,最担心的是你这条伤腿。”王震吟了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诗,然后在三个孩子的头上都抚摸了一把,笑道:“哈哈,我们如今已是‘兵军之家’(他给三个儿子取名叫王兵、王军、王之),老子趴下有儿子!一切有组织安排你们。”

  王震走后杳无音信。王季青和往常一样,白天给干部教导队补习文化,晚上就在窑洞的小油灯下纺线。有时也去南泥湾劳动,看望留守的359旅官兵,好像王震还在南泥湾。王震走后的第一个春节,邓颖超、康克清、陈琮英(任弼时的夫人)等大姐们来串门拜年,并带来消息说王震在鄂北大悟山与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会师了,接着又渡过长江,打回湖南老家,建立了以衡山为依托的湘中抗日根据地。眼下,南下支队正向粤北挺进,欲与东江纵队会合。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央急令王震率部迅速北返。蒋介石密令沿途各部要不惜一切代价捉拿王震。时过数日,王震仍未率部归来。有消息说,南下支队从粤桂边向中原突围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王震下落不明。王季青的心口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沉重:难道毛主席在部队南征时所说的“第二个可能性”就要变成现实,南下支队真的会陷入全军覆没的绝境吗?

  在王季青忐忑不安的等待中,1946年2月的一天,一架标有美国航空标志的专机在延安南关机场徐徐降落。飞机刚停稳,舱门启开,走出来的并非美方官员,而是穿着国民党校官制服和高筒马靴的王震。原来,1945年8月,南下支队抵进广东南雄,正准备与东江纵队会合时,国民党顽固派乘日本投降之机,纠集15万人,对南下支队进行大规模的围追堵截。南下支队处境十分危险。王震奉命率部北返,杀开一条血路,回到中原,又与李先念部队会师,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根据中央的决定,王震作为中原军区谈判代表,参加军调处执行部汉口执行小组。他受周恩来的委派,此次赴北平军调部会谈途经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中原军区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汉口小组会谈的情况。王震向毛主席汇报完了南下支队和中原军区的情况,聆听了毛主席所作的有关指示,尔后才回到家。

  见到丈夫平安归来,王季青又惊又喜,没想到,王震见到她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马上又要乘专机去北平,你也跟着去。”王季青不禁一怔:“我去北平为什么?”王震说:“你不想回母校看看?你可以鼓动学校的师生搞声援,揭穿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再说,我们要与军调部的美方代表和国民党代表谈判,你不是懂些英语么,就给我们做翻译和秘书工作。”王季青为难地看了看分别只有8岁、6岁、4岁的三个孩子,然后说:“好吧,我把孩子安顿一下。”

  王兵、王军、王之三兄弟很不高兴,他们天天盼着爸爸回来。如今爸爸刚回来就又要走,还把妈妈也带走了。王季青随王震到了北平,下榻在北京饭店内的谈判调停执行部。国民党对谈判毫无诚意,中共谈判小组的一切行动都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下。王震等中共代表同美方和国民党谈判代表一会儿武汉、一会儿上海来回穿梭,不停地改换着谈判地点。内战迫在眉睫。为安全起见,组织上把王季青从北京饭店转移到翠明庄,不久又搬到石家庄。

  1946年6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谈判宣告破裂。蒋介石首先调集30多万军队,分四路围攻中原军区,企图一举歼灭。王震速回鄂豫皖,协助李先念成功地指挥了著名的中原突围。王震直接指挥359旅(旅长郭鹏、政委王恩茂)杀开血路,胜利回到延安。毛泽东立即召见了王震。359旅南征北返和中原突围,自1944年11月9日从延安出发,至1946年8月29日返回陕甘宁解放区,历时659天,途经8省境地,冲破敌人几十道封锁线,进行大小战斗300多次,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又一奇迹,被毛泽东誉为“第二次长征”。南下时的约5000健儿,北返后只剩下千余人,战斗的惨烈可想而知。王震的大儿子王兵也在欢迎的人群里,他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人是自己的爸爸,因为他与几个月前坐飞机回来的爸爸简直判若两人!

  回到家,王震对王季青只字不提率部突围北返那九死一生的经历。“文革”中,林彪诬蔑中原突围是逃跑主义,王震听了拍案大怒,他说突围是请示了毛主席的,并且打到汉中,打到胡宗南的老窝子,离胡宗南仅一箭之遥。“文革”中那些在中原突围时被打散了的同志受到冲击和诬陷,很多人来信请王震写证明,他对此非常关心,凡信中所言属实,他都亲自写证明复函。直到他1969年下放江西之前,还郑重地对秘书汪文华说:“凡是这类信,你一定要转到江西!”一次,他为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写了证明。王季青问:“你不认得他,怎么能替他证明呢?”王震说:“我凭他讲的内容,就能断定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凭他这段历史,他就是个英雄!”

  王季青无故受冤 王震鼎力支持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这是在全国革命取得决定胜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经胜利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这一重要形势影响下,在新疆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强大力量的推动下实现的。新疆和平解放后,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的王震将军率领大军穿祁连山,越戈壁,过水河,跨天山,进驻新疆,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从此,他与这片广袤神奇的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王震的夫人,王季青决心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边疆去。用王震的话说:这里是一切有志之士最能发挥特长、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1949年11月6日,王震率部分进疆部队指挥员,乘坐苏联飞机,从酒泉飞往迪化(今乌鲁木齐),王季青随机前往。

  此后,王季青追随王震在新疆担任新疆学院秘书长、军区俄文学校校长。一直到1953年王震担任铁道兵司令员,王季青才又来到了北京。在众多职位的选择中,王季青以行政十二级之位出乎意料地选择了一所普通中学,当了校长。她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正应了她所说的一句话: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办好一个学校。

  王季青去的这所普通中学是位于北京西城区的第八女子中学(现为158中学),它的前身是由英国基督教会办的笃志女中,解放后收归国有,改名为女子八中。

  王季青认为,要办好一个学校,就要有一个好的教师队伍,这是办学校的关键。整顿、提高教师队伍的工作,在王季青的组织、督促下,扎扎实实地展开了。多年后,女八中老师段玉质也没有忘记当时的情形。她说:“为了改变学校的落后面貌,王校长不怕‘招降纳叛’的大帽子和被视为‘右倾’的压力,千方百计地接纳和聘请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来校任教。即使这些人的出身和本人经历在当时看来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她仍予以任用。”为此,在整风反右时,有人贴王季青的大字报,说她重才轻德,重用有问题的人,言辞十分尖刻。王季青说:“他们反对我不是反党,他们反对女八中党支部也不是反党,事实将胜于雄辩,让时间来作结论吧。”同时,王季青经常说的两句话“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热爱教育,首先爱学生”,也被某些人居心叵测地传了起来。本来是极正常、也不失真知灼见的两句话,在那些居心叵测的人那里,却成了“出风头”和“表现自己”的有力证据了。到1957年反右时,王季青受到批判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她被勒令停职反省,调离了学校。

  王季青感到非常委屈,她把自己的情况向远在北大荒、大病初愈的农垦部部长王震通告了一下。王震听后当即说:“他们批你是错的,你是对的!他们要打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就陪你到底!咱就把家搬到北大荒来,一块儿种地。”王季青告诉王震,她的本意并非是向将军倾诉自己的冤屈,但老伴是她最坚定的支持者,这使她感到莫大的慰藉。

  王季青去了北大荒。一连好几个春节,她都是在北大荒度过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彭真在北京市万人大会上宣布为王季青平反。她又回到女八中继续当校长,在这个岗位上前前后后干了11年。如今这所学校的师生一直怀念着她,他们以拥有这样一位好校长而深感自豪!

  “文革”期间:患难见真情

  “文革”爆发后,王震也受到了冲击。农垦部和学校的造反派提出批斗王震,并要夫人陪斗。几个造反派头头把一个特制的上面写着“黑帮头子王震”的牌子套在他脖子上,然后高喊口号:“打倒黑帮头子王震!”王震也随着他们喊着口号:“打倒真黑帮!毛主席万岁!”王震用力扯脖子上的牌子,一边扯一边愤怒地说:“我不是真黑帮,这牌子应该给真黑帮头子戴!”可是扯了几下也没把绳子扯断,原来这绳子是一根电线,脖子勒出一道紫血印。王震就抓起牌子贴着后脑勺,“噌”地一下把牌子取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还用脚踩了几下。这下可惹了马蜂窝,愤怒的红卫兵立即勒令他低头认罪、写检查。王震不加思索地说:“好,我写!”他抓起笔,饱蘸浓墨和激愤,重重地写下了——我的第一张反攻大字报!

  王季青见状,忙劝他不要这样写。王震却说:“我就这样写!毛主席不是有‘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吗?我这是向毛主席学习,写我的第一张反攻大字报。这也如同打仗,老搞妥协不行,要组织反攻!反攻!”王季青很担心:“这样写,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有情绪……”王震不理不睬,指着王季青直吼:“你给我使眼色干什么?我有情绪!我无官一身轻,怕什么!写,写,我就是要这样写!”很快,“王震骂娘”、“王震打人”、“王震写反攻大字报”的举动,被人添油加醋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了,点头微笑说:“呵呵,王胡子赤膊上阵了。”毛泽东沉吟片刻又说,“啊,你们不要再斗王震了,他是个好战分子,你斗他,他还会打人的。”这话传到王震那里,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惊魂未定的王季青嘘了口气说:“你把那牌子摔了,我也幸免了,可当时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后果。”王震说:“我把牌子扔了,心里也就轻松了,我不能戴黑帮牌子或高帽子去见‘马大胡子’。如果所有挨斗的‘走资派’都敢砸牌子,那就好了。”

  “夫唱妇随”,情系教育

  “夫唱妇随”可以说是对王震和王季青关系的精确描述。当初她从新疆调入北京,从部队转到地方,待遇均属低配。但在工资改革时,王季青却一再向上级申请,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和待遇。王震得知后对她说:“这就对了!共产党打了天下,不能躲在功劳簿上享清福吃国家!”

  1986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建议,成立一个教师奖励基金会,集社会之力,表彰教师的成绩,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一天,李鹏专程前来拜访王震,商讨建立教师奖励基金问题,请他出任基金会的名誉理事长。李鹏的设想与王震的想法不谋而合。王震说:“要我当名誉的我不干,要干就去掉‘名誉’二字,做个有职有权的理事长才有味道。”国家教委和基金会筹备组为此惊喜异常。

  为筹建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王震四处奔走。1987年3月29日,趁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期间,王震特意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基金会理事们座谈。王震深情地说:“我从小家境贫寒,没有条件读书。有了儿子,忙着打仗,顾不上管。现在老了……要管管孙子辈的事。古人云,师道立则善人多。为子孙后代创造好的学习条件,从小就对他们进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我邀请各位名流、学者担任基金会的理事,就是想通过你们的声望,向全社会呼吁,为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做些有益的工作。”王震郑重表示:对教师奖励基金会的工作,“将全力以赴,恪尽职守。”

  王震出言必践,一言九鼎,除了为基金会的工作操劳外,还带头为基金会捐资,每月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200元。王季青也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100元。李鹏得知后转告说:“王老经济并不宽裕,不要王老捐款。”但是这并不能阻止王震和王季青对教师的一片热忱。即便是出任国家副主席之后,王震也依然不忘自己“争来”的这份“社会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88年初到1992年底,王震亲自参加的基金会理事会议、表彰奖励教师会议、教师节庆祝大会及慰问教师、研究基金会工作等活动,就有20多次。

  1991年11月15日,王震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被诊断为急性支气管炎。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发现,每当病痛发作时,王震总是咬紧牙关,或者把手里的毛巾攥得紧紧的。看到他如此痛苦,大家都非常难过,有人甚至跑到病房外失声痛哭。一天,王季青看到医生从王震的肺部抽痰时,王震浑身抽搐,痛苦异常,不禁流下了泪水。王震看到后,马上抓住她的手,安慰风雨同舟几十载的老伴。

  考虑到北方冬季气候寒冷干燥,风沙较大,不利于呼吸道疾病患者的康复,经党中央同意,1992年9月,王震由北京转移到广州军区总医院继续康复治疗。1993年2月6日,这是个晴和美好的日子。王震特地找人买了一个 “祝老伴生日快乐”字样的大蛋糕,为王季青做80大寿。王震高兴地说老伴像60岁,王季青很高兴,说王震也像60岁,厅堂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

  1993年2月27日后,王震的病情逐渐恶化。3月12日,王震在广州病逝,享年85岁。3月20日,王震的遗体在北京火化。遵照王震的遗愿,他的骨灰将撒在新疆天山。4月4日,王震的骨灰由王季青及子女从北京送抵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数万名各族群众怀着沉痛的心情,沿街夹道迎接。 4月5日,清明节这天上午9时40分,一架装载着王震骨灰的飞机升上了天空,向巍巍天山飞去。一束鲜花,一捧骨灰,又一束鲜花,又一捧骨灰,从8000多米的高空向天山纷纷飘落。

  王震走后,王季青仍然坚持从自己每月的工资中拿出100元捐赠给教师奖励基金会。作为王震的夫人,王季青一直默默地理解王震,支持王震。王震逝世之后,有人愿意出钱拍摄反映老将军战斗生涯的电影、电视剧,但王季青都婉言谢绝了。她说,现在还有一部分老、少、边、穷地区的群众没有脱贫,还有一些孩子因贫困而没有上学或失学。拍一部电影或电视剧,需要投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你们把这笔钱用来建学校或捐给 “希望工程”,不是更好,更有意义吗?这也是对王震同志最好最深的怀念……

  2007年12月24日,王季青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94岁。

  来源: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河北党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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