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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婧: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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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是远比战争更为复杂的现象。它曾使我们狂热,恐惧,怀疑。历史在此破碎。新时期贫弱的文学至今没有能力表现我们所经历过的,资料的收集和编撰则多多少少为我们留下了那一时期心灵的轨迹。而“文革”是不应被掩埋的历史。

  我们这一代人似乎有一种“文革情结”,或许人总是迷恋自己的青春,有一次经过宽街的“老三届”饭馆,忍不住进去,墙壁上挂着背包、草帽、小红本语录,录音机放着摇滚味道的革命歌曲,菜单上有一道“酸甜苦辣大杂烩”;而我们对往日的回忆,也总有一种说不清,理还乱的味道。青春年华流失于动乱的年月,这本是无可奈何的不幸,然而,艰辛与苦痛之中,自有一种新鲜而怪异的丰富;十年时光,我们似历经了一百年。

去年,在火车上认识几位来大陆旅游的香港大学生,听我讲插队的故事,这些在繁华而富庶的香港长大的孩子,惊叹之余竟有几分羡慕:我想肯定是我的叙述有问题,谈起往事,骄傲得如同在抚摩一个光荣的伤疤。

  提起十年动乱,似乎只有灾难与压抑,狂热与失落,如某些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矫情地表现过的。那些故事总有些旧小说的伤感的俗套,而我们那时的生活是混乱的,不具形式,没有什么现成的故事框架可以把它装进去,“文革”以破坏与毁灭的形式开始,对于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我们,最重要的也许是这样的一个影响:忽然脱离了常规的、惯性的轨道,不再有父母的管束,老师的教诲,没有人能够真正地左右你,面对着破碎的世界,你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解与判断。

  常常听到年长的人怀念1950或1960年代,似乎那是一个道德清明、理想纯正的时代,而“文革”仿佛是突如其来的怪物;殊不知正是始于1950年代的愚昧教育,才会有“文革”中的狂热的愚昧。“文革”将某种已经延续了十几年的体制和思想发展到极致,以一种赤裸的残酷表现了它的实质。所以从反面看,“文革”促进了觉醒;正如圆明园的废墟提示着耻辱,“文革”应提醒我们不要再陷入任何违反自然形式的愚昧。

  然而,当徐晓执著地向我索取那些尘封已久的信笺时,我却颇费踌躇。最终交出的几封信,其中两人远走美国,早已断了联系,无法取得他们的同意,只有请求编辑将姓名虚化;第三位已不在人世,他是一位有才华的怪人,我相信是“文革”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否则,他可能一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或者是一位典雅的诗人。

   如果没有这些已被时光作旧的信,青年时代的某些场景和细节也许会在记忆中流失;另一方面,我感到词语构成了一个与现实平行的世界,当我们给朋友写信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精神生活的最深处;而生活并非全部如此。


   戎是我在师大女附中的同学,是我青年时代最重要的女友;我说重要,而不是亲密,即使在少女时代,我们之间也从未有过一般女孩子的勾肩搭背的亲热。女人在结婚甚至在恋爱以后,就不再有同性的朋友;在此之前,友谊是情感生活乃至精神生活的最主要的内容。

       我与戎同班,我们的接近是在“文革”以后。1967年群众组织派别林立,处于失控状态,对于我们这些中学生来说,颇有些多党自由的意味。戎当时算得上风云人物,可以伏在天安门前金水桥的石栏杆上一笔挥就一篇极有煽动力的讲稿;一旦失势,也有领袖人物的挺得住的气派。很难向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解释当年的派性斗争是怎么回事,其中既有扭曲的激情、肤浅的野心,也有源于个人遭遇的合理的要求。

       混乱的局面造成了空隙和某种相对自由,激发了我们的活力。我借“串联”之机,走遍了大西南的美丽山川;戎则忙于做群众组织的领袖。1967年底至1968年,我们共同经受了压力,这或许是我们的友谊以及以后几年的患难与共的生活的基础。

  重读她在1968年底写给我的信,那种现在看来似乎是自负的、政治化的语言的后面,仍旧可以感到真切的情感色彩。那一年,我们19岁,即将离开学校去农村插队。“文革”伊始,我们的家庭都或多或少受到冲击;而我父亲的处境尤为糟糕;偶尔回到家中,压抑的气氛令人难以忍受;在我匆忙准备奔赴农村之际,得知父亲又被隔离审查;那一天返回学校,我穿上一件蓝呢外衣,试图显得精神些,以掩饰内心的虚弱。

       那时我们已学会用调侃的口气叙说灾难,我笑着向戎说家里又出了事,说着说着,突然哭了。哭泣仿佛具有自己的意志,我束手无策地任凭眼泪像潮水一般涌出;戎默默无语地陪着我,我感谢她的沉默,感谢她没有抚慰的手势和话语,使我不至为自己的哭泣而羞愧。

       以后,她当面递给我这封写于1968年最后一天的短信。她用那个时代的武断的语言表达了青年人应有的豪情,以谴责软弱来鼓舞勇气,“用安慰来平息痛苦,是庸人的做法,我们要用希望来充填思想上的空白……在苦难中,人成熟得更快……我相信我们永远是男子汉大丈夫式的朋友。”

       如果不了解那个充满创伤的背景,这些话或许会显得空泛,当我们经受苦难时,我们反而不会叙说苦难,话语与现实是分裂的,伤感的回忆是在苦难结束之后。如今,所有的磨难都已消逝,年华却一去不复返,而我,将永远珍惜这份不会再有的情谊。

  至今已有了关于北大荒、陕北和云南知青的纪实文学,似乎没有人认真写过白洋淀。白洋淀的北京知青大约只有几十个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或破落的干部子弟。这一小小的群体却有别于上述地区的几百万人,他们不肯接受硬性的指令和安排,试图脱离原来的集体,寻找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于是,不约而同地来到白洋淀。

       这似乎是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有着如诗一般的凄清的湖水;最初,是孙犁的散文使我们想到这片被称为“华北明珠”的地方。而后来,起始于1970年代初的“朦胧诗”就发起于久远而浪漫的湖水。我和戎来到这里的时候,是冬天,站在安新县城的堤岸上,远望一片冰原,穿着一身黑棉衣的农民划起雪橇,迅忽如弦上的箭,直射向湖心的村庄,冰面升腾的雾气凝结在柳树上,形成罕有的雾淞现象;十里长堤如同雕琢着玉树琼花。

       似乎没有什么苦难能够泯灭青年人浪漫的情怀。随后的一个冬天,我们却体验了一种原始得近于残酷的物质生活。有一段时间,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都处于极端分裂的状态。  

  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苦难,我们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困惑。而最终使我们冲破十几年的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模式,得益于两本灰皮书的点拨,一本是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不记得戎从何处借的;读过后,我们郑重其事地相约到颐和园,交谈彼此的感想,那是1969年的10月;从石舫远望长堤一带,秋天明丽而萧索,我们心情激动;托氏的书无疑是困惑之中出现的一缕明晰的光。那年的冬天,我又找到了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至此,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我们终于摆脱了梦魇般的桎梏和愚昧。

  那时,我们狂热地搜寻“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位著名作家,曾任文艺部门的领导,我在她的家里发现了数量颇丰的一批黄皮书,记得当时对我有启蒙意义的书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叶甫图申科和梅热拉依梯斯的诗集,而当时在我们的小圈子里十分流行的《在路上》和《带星星的火车票》我却并不喜欢。我疑心当时在相当一部分人中流传的黄皮书皆源于此。
       我和戎在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在我们自以为看透了社会以后,所关注的只有个人的精神生活。在农村,过着最底层的简陋而辛劳的日子,回到北京,便成了精神贵族;读遍了能够找到手的世界名著,只要有钱,就去“新侨”和“老莫”,我和戎轮流做东,当年物价之低廉现在是难以想象的,两块钱就可以在“老莫”帝俄风格的豪华大厅里坐一个晚上;至今背诵那时一餐的菜单和价目,如背诗一样美妙;我们喜欢泛着奶油香味的菜肴和银光闪闪的餐具,一本正经地呷着小杯的威士忌,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抵偿在乡下度过的原始而粗糙的生活。

       那时的生活多少有些模仿性和戏剧性;1949年以后,正常的,自然形式的社会生活突然断裂,在我们这一代又重新接续,我们从书本上学习生活,以致有一种不健康的做法,而现实对于这一批中学生,却只有失学和失业。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磨砺,我们彻底甩脱了那种“屠格涅夫意味”的感情特征。

  我想,所谓“老三届”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严酷的经历使我们惯于把生活撕碎了看,另一方面又始终有一缕浪漫的情愫模糊地萦绕在终极,促使我们不断的自我认定。戎在1975年底写给我的信反映了我们在“文革”后期的心境。现实的,物质的生活似乎是无望的,然而仍旧有某种渺茫而顽强的信心和希望,“人,除了那些爱情的,诗意的,伤感的个人之外,仍然需要是一个民族的,时代的,社会的,信念的人,人应当是这两者的总体,缺乏任何一方面,都使自己得不到全面的满足,这就是我设想着,给自己未来臆造的肖像。既不陷于狂妄的理想主义,也用不着将小市民的泥巴抹到自己的脸上。一个平凡的人,然而是正直的,有用的人,就像雷维克那样。”

       雷维克是《凯旋门》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情感深沉,性格坚强的外科医生。在开始恋爱的时候,我和戎都非常喜欢雷马克的小说,前途渺茫,生死无定, “文革”的背景与战争相似,在这样一个阴郁的背景之下,男人和女人的痛切而忧郁的爱。这些关于精神的漂泊与人格的坚毅的故事极易令我们感动,1970年我曾拜访诗人郭路生,我喜欢他在那首迷朦而清新的《烟》中所表达的境界,那时他还是一个肤色苍白的英俊少年,他曾断言说《凯旋门》是描写知识分子的最好的书,这不一定对;1980年我再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个被激情摧毁的人。
  1972年我离开插队的地方去大港油田,戎仍留在白洋淀;我们已各自有了男友,来往渐疏。虽然令人遗憾,但也是必然的趋势,我们彼此的个性都很强,没有一个特殊的背景,难以长久交往。在我收到她1975年底的这封信后,我与戎又有过一段友好而短暂的来往;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后,她和我都上了大学,毕业后戎去了美国,至今未通音信。时过境迁,我想我们都没有再见面的冲动;我当然不会忘记戎这位朋友,有关我的少女乃至青年时代的种种记忆,是与她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文革”是乱世,动乱造成了空隙,在这些窄缝一般的空隙中,形成一些自由的小社会,当时俗称为“圈子”,不同的圈子相交叠,于是,莫名其妙地认识了许多人。这与我们以往的生长环境是大不相同的。在中国,有单位,有组织,有集体,但是没有“社会”,虽然我们叫“社会主义”。几个圈子走过来,熟识了半个北京城;如今,经过二十多年的世事沧桑,仍旧可以感到当年的“社交界”无形的延续。

  1967年年初,我和戎常常骑车到海淀区的大学和附中;二十多年前,从白石桥到清华大学是一条幽静的林荫路。一天晚上,到北大附中找一个朋友,误闯入阎的宿舍,道歉后正要离开,阎却潇洒地说:可以从不认识到认识嘛。阎高高的个子,嗓音浑厚,据说是那首著名的《造反歌》的词作者。那天我们聊到很晚。以后断断续续地通信往来。

       1968年,我们称之为逍遥的一年,看书刊号,郊游;在我们的周围,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尽有悲哀的事情;而我们,凭着年轻人本能的自私和快乐,聚在一起饮酒赋诗,自以为是地议论天下事。那年秋天,阎的父母都进了“牛棚”,他的中关园的家正好是一个没人管束的自由的小天地;阎约我和戎到他家小聚,要请我们吃一席别开生面的“猫宴”,并注明饮料自备。

       那时,中关园的周围是乡村野郊,尽是家猫野猫,货源充足;阎在院子里放了一个自制的捕猫器,每天设“猫席”宴请朋友。我们带了通化红葡萄酒和一瓶青梅酒,仍觉得有些寒酸,但已经没有更多的钱,于是戎绘声绘色地编造了一个如何与人撞车,摔碎了一瓶金奖白兰地的谎言。

       阎做的红烧猫肉色香味美。他像大多数干部子弟一样,自命不凡,热衷于政治,说起当时的领袖,一口一个泽东、伯达。“文革”中个人权力的急剧膨胀和权利的被践踏从正反两个方面刺激青年人的激情与野心。由于有一个无所不在的最高权力导演着这幕悲喜剧,那个年代的任何真诚的,或自以为是的愿望与行为都不过是牵线木偶的表演,在本质上与真正的自由意志无关。但是当年行为类似演习,很多人的人生观和志趣由此形成。

       1967年底,他与北大物理系的何维凌(少丁)、王彦成立“共产青年学社’,由于他们的文词华丽的宣言有反林彪的倾向而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何维凌为此住秦城监狱两年。

  1969年初,阎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半年后,作为云南几万知青的代表,赴京观礼,并觐见伟大领袖。如上文述,那时我和戎的思想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并不以此为然;记得是戎写了一揶揄的信,阎于1969年12月写给我们的信可能是对戎的回答。这封信随意而形象地为我们保留了当年的思想及生活风貌;信中既有认真的求索,也有天真的自大;就当时而言,阎的思想并非正统,但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观的入世倾向;我想他后来去美国,拿来绿卡,是沿着同一思路。  


       我发表于《北京文学》的短篇小说《山》(1984年3月),曾以何维凌为原型,那时他还活着。至今想到他已不在人世,总有不真实的感觉。  

  何维凌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具有天赋才华的人,如果他生在良好的、适宜的人文环境里,他可能会是卓有成就的学者。在那个短篇中,我写了一个有激情、有才华的青年,他的激情具有某种原始的粗糙与天真的性质,而最终为媚俗的野心所腐蚀。那篇小说并不成功,以短篇的篇幅容纳中篇的内容,结果草草了事。我没有拿来给他看。不过我想即使他看了,也不至于生气,只要有所功成名就,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
  1969年的12月,我与戎回到北京。像候鸟一样,冬天我们总是回北京过,白洋淀的冬天能把心冻得像冰一样硬。那几年,当局视我们这些知青如洪水猛兽,派出所和居委会经常在深夜以查户口为名驱赶返城知青,有时,不得已在衣柜中藏身。为了不给父母惹麻烦,我们带着一些衣物和书籍住进北大的学生宿舍。

  当时,大部分的大学生已分配工作离校,留下来的只有低年级的学生,或是些有“问题”的人。何维凌、胡定国刚从秦城监狱出来,王彦已离开劳改队。宿舍楼里有很多空房间,我们冒充生物系的女生;毕竟是生面孔,每次进楼,总要受到盘询,大概就是在那会儿练就了面不改色地撒谎。

  是阎介绍我们认识了他的三个“共产青年”的伙伴,阎神秘兮兮地吹嘘他的一个朋友如何是个天才;当我和戎第一次见到何维凌时,不免有些失望,这位“天才”有一张上海人的没有棱角,却有些滑稽相的脸,而那时的我们以为天才应该像罗丹的“思想者”一样,有着智慧的额头和深刻的皱纹。不过只要听他侃侃而谈,你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他的渊博的学识和独到的见解(与同时的我们相比)令我们肃然起敬。以后他没有沿着这条路继续走,学问成为他若干年后从政和经商的点缀。

  插队意味着失学,这是令我最为痛苦的事情,也是引起我青年时代那种茫然的仇恨的原因。那时我以为再也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了,这反而促使我更加贪婪地读书。我懵懵懂懂地读了一点哲学,戎想学高等数学;既然住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里,周围又有几个学理工的“修正主义的苗子”,为什么不学呢;我们请维凌当老师,为我们讲授微积分,并要求他“把数学与哲学联系起来”。

  何维凌讲课如同他的谈话一样,条理清晰,引人入胜;而我们也是认真刻苦的学生,晚上做习题一直到深夜;我记得我曾在笔记本记下“零是纯质”之类的话,被王彦嘲笑为“何维凌语录”。我们在十天的时间里囫囵吞枣地学完了微积分,至今已印象全无。空闲的时间,去未名湖畔散步,听维凌侃尼采的《扎拉查斯特拉如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人在年轻的时候易于接受一些浪漫、肤浅的东西,喜欢作非此即彼的判断;我厌恶妥氏的受虐狂的倾向,认为尼采只有自卑心理,而无公正原则;我不能理解,当思想和情感深入到极致,反而会呈模糊状态。那时维凌显然比我们成熟。有时也会激烈地争论,虽然我们是中学生,但已可以用黄皮书中更为现代的信息在辩论中抗衡。

  那一时期生活是振奋的,白天读书,作笔记,自己为自己强行安排课程;中午到学生食堂打饭,也会引起莫名的、快乐而辛酸的震颤——对于已经在农村用柴锅烧饭的我们,这就像一个刚刚逝去的梦。

  1978年,将近30岁,我考上了大学,发现我已不适于作学生,不愿意聆听教导,也不愿意住拥挤的集体宿舍。年华与经历错位。我真正的大学生活只有那短短的40天,1969年冬天在北京大学的40天,空旷寂静的校园,残破的标语——潮水过后的荒凉的海滩,短暂的空白,这是那些年我惟一的求学机会。

  我并没有如阎那样,认为维凌是个天才,但就当时的水准而言他称得上通才。他的古诗写得典雅流畅,戎曾与他和诗作答。我认为戎崇拜他,可并不爱他。他的外表或许妨碍了内心的欲求,他青年时代的情感生活始终是不运气的。后来关系逐渐疏远,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

       我们始终没有加入他的小圈子,因为在本质上我们不是一类人。那时他的“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掉,却已决心在未来参与政治,改造社会;他必须处于社会的中心,而我宁愿站在社会的边缘。那时,尽管对他是敬佩的,但已本能地不喜欢他的小圈子中那种毫无保留,不分彼此,没有个人隐私的人际关系。

  我已不记得那篇“共产青年学社”的宣言究竟写了些什么,住在北大的那些天,他们的共产主义的生活原则颇令我们既新奇又疑惑,看来牢狱之灾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信仰。作为待分配的学生,学校发给为数不多的生活费,加之每人从各自的家庭得到的钱,不分多少,统一按需分配,那时王彦已有了女朋友,一个名字叫琪的有几分姿色的上海姑娘,后来成为他的第一任妻子,也与他们共同生活,他们的钱似乎就由琪总管。

       当时王与琪还没有结婚,最初我们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在公开同居,戎偶然发现这件事,惊讶得立刻跑来告诉我。我们是一直在被戏称为“修道院”的女校氛围中长大的,从未如此直观地面对性的问题,总以为这是粗鄙的。

  他们的这种“共产”的生活方式令我们困惑不解,我本能地认为这是不自然的,我与戎从来没有为钱发生过龃龉,但我们实行对等原则,并喜欢来去分明。我想,他们这样做,是在试图使日常生活崇高化;22年前流行的观念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加之年轻时的幼稚,使我们没有足够的批判能力;最初,我以为他们是高尚的,而我们是俗气的;但很快地,我们觉察到这种崇高的虚妄。

  问题出在琪。女人看女人,真是敏锐刻薄。一开始我们怎么也搞不明白,三位有理想、有追求的名牌大学的高材生,竟会与一个来自上海棚户区的俗里俗气的小女人搅在一起。尽管琪给人的第一印象温柔而明理,在同性看来,她的俗气也是一望而知的;王彦爱上她的时候,必定以为她是个身世坎坷、一无所有的灰姑娘;初恋的青年,往往把幻象与实在搅在一起,加上欲望所燃起的激情,不可能看清对象;而这位灰姑娘却以小市民的精明,一点点地把王彦这个热情而慷慨的北方汉子的钱抓到手。

       何维凌的小圈子的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对她这个身无分文的人来说是太适合不过了。直到他们离校,有了各自的工作,天涯各方,而王与琪已结婚,何、胡二人仍旧依照均等原则给琪钱;琪没有像我与戎那样去插队,她出身贫寒,也许正因为如此,她绝不肯再堕落入另一种辛劳的生活;她心安理得地寄生于三个热血青年的既天真又做作的高尚原则上,如同健康肌体上的癌瘤。

       这样的情势大约持续了一两年。在北京再见到琪时,她得意洋洋地向我炫耀手腕上银光闪闪的上海全钢表,这是她积攒下何、胡寄给她的钱买的;共产青年向往崇高的精神,化为一个庸俗女人的虚荣的战利品。 

  这件事情具有讽刺的、象征的意味,它形象地表达了实践非理性的乌托邦的现实结果,一个必然是滑稽的,或者可悲的结果。乌托邦是无法实践的。对于二十年前的一个青年人,“文革”即发轫于一个虚妄的理想,最终留给我们的,多为沉重的教训。

  以后的两年,我们断断续续地见过面。1970年,我一个人在白洋淀,生活艰苦,精神寂寞,便给何维凌写了一封信,其时他在江西干校劳动。这是我保留至今的惟一的一封维凌的信,他把我的姓拼错了,以致有很长时间王彦叫我“小偏”。多亏这封信,再现了青春年代的热情与真诚的状态,否则我真忘记了何维凌曾经是怎样的一个人,忘记了我们之间还有过一段坦诚而亲切的友谊。

       在热情的激荡下,即使是野心也显得崇高。他在信中谈到友谊、信仰,谈到他成长的过程,有一种坦诚的真实。现实的无可指望的窘迫,反而使生活洋溢着精神的光辉。而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境况的改变,或淡忘,或崩溃;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变化。对于何维凌,只有百折不挠的信心和意志才是他的本色。 

  1973年以后,我们完全断了联系。十年以后我再见到何维凌,他已是一个身材发胖、志得意满的中年男子。住在有地位的岳母家,在当时的政坛上攫取了某种接近权力中心的位置。关于他的婚姻,有过一些有趣的传闻,据说何维凌曾有一位写诗的女友,这位女友认识他后来的岳母;她把在当时传抄的诗拿给那位有教养的、阅尽沧桑的老妇人看,老妇人拣出几首维凌的诗,说,只有这个人的诗好,你带他来见我。于是他就成为她的女婿。至于说到爱情,他的婚姻显然是不成功的,不得不以离异告终。

  1983年,他在二十二楼他岳母的宽敞的客厅请我吃饭,他告诉我,由于言辞不慎,在政治上又狠狠地跌了一跤;不过他并没有灰心,他从来没有灰心过。他以为虽然是 “栽”,但是栽得有“层次”。我试图与他谈谈过去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我明显地感到他的停滞;我不知道是由于个人才能的局限,还是因为另有追求所致。官运不佳,他出国作访问学者。积攒了一些钱和关系,又回国经商。

       我搞不清他究竟做的什么国际生意,在我的熟人中,他算得上富翁,不过远不如他贫穷时的慷慨大方。他不安于本分,总要涉足政局,以致又出过一些事,他的在“文革”中刺激起的欲望和抱负似乎永远难以平复;“经几番风霜雪雨,却无缘高皇帝阶前。”这是王彦对他不无揶揄的惋惜。

  离婚之后,他喜欢上他岳母家的安徽小保姆,一个身材性感,肤色黝黑,有着非洲人脸相的18岁的姑娘。朋友之中颇有微词,对此维凌挑战式地解释说:“我就是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我就是要彻底打世俗的等级。”但我不以为这是一个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故事,这其中没有美感可言;其背景是情感的不幸与人性的悲哀。

       他的统治欲望和性格中暴虐倾向使他在情感生活中屡遭失败,以至他最终找了一个完全不可能与他对抗的人。他把她打扮得珠光宝气,试图以此提高她的层次,她为了讨他喜欢,也总是浓妆艳抹,在高级饭店的电梯上被误认为“鸡”。

       1991年他与她正式结婚,并带她出国,谈生意兼作新婚旅游,因车祸双双堕入墨西哥的深谷中。

   他动荡不羁的灵魂是否得到安息?

        写于1994年


附录:“文革”中的四封信

附件一:

潘:
让我们双手紧紧相握,无论在任何时候,都绝不背叛,绝不离弃。

为了你的心情和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我给你留下这封信,真心地希望它能给你带来几分欣悦,几分力量。

我们-——红卫兵,是在人民苦难的大动乱中觉醒的,是在信仰的旗帜——光辉的516通知下聚集起来的。如果谁因为个人的遭遇,冷谈了人民,丢掉了信仰,她就会被永远唾弃;无论她个人是在深重的苦难中,或是处于权力的地位。

只要你在战斗,纵使你遭到命运最残酷的打击,纵使你得到最难堪的失败,纵使你失去了一切,但是,同志的友谊的手永远不会失去。

我们了解时代的责任,我们对时代的心脏,时代的脉搏,时代的灵魂,有着高于同一辈人的更敏锐、强烈的内心感受,我深信,我们所激动,所致力于奋斗的,正是广大人民的希望和需要,这,就决定了我们是能被历史录用的人。

在人生的路途中,我们一起走了很远很远,但是,前面的路肯定更加壮丽(未必不是悲壮),伟大。用安慰来平息痛苦,是庸人的做法,我们要用希望来充填思想上的空白,用战斗来把自己振作起来。在苦难中,人成熟得更快。

在今后的事业中,我相信,我们永远是男子汉大丈夫式的朋友,这不是用禁欲主义约束而成的,而是共同的战斗,超乎女生的精神和伟大的理想。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路已选定,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通过不断的社会革命,达到共产主义,再没有别的了。

“一起为了别的目的
而牺牲的人们
都是疯子。”(裴多菲)


68.12.31

附件二:

潘:
你好!分别一年有余,常常不知不觉地想到你,偶或梦中依稀闪过你熟悉的身影,你近来一切怎样?身体好吗?为什么今年暑假没能来找我们呢?

我现在一切如旧,扔在闭门等着“福从天降”,但我从不是幸运的人,不过只多捱几天闲散的日子罢了。小妹现在也走了,到昆明去玩儿,所以,家中更加清静,无聊。

几次提笔想给你写信,但总认为,暑假即可见,因此也就作罢。后听吴丹说,你回来数日,匆匆又走了;我们俩人,原先到处找你,幻想顿作泡沫,所以,更急于要给你写封信,希望你新年回来,能够在京相聚,畅叙别后之情。真的,每逢我回忆起过去的生活,常常想起咱们这些亲密的伙伴,那时,虽相隔百里、千里,但却想念异常,来往甚密;至今不过两年余,大家都同回到了一地,却又那么疏远、淡漠,老死不相往来。想不通这是为什么,但却感慨非常,可能年岁大了,热情过去了,有几个人还能常存“赤子之心”呢?对吧?

生活,这条浑浊的河流,带着我们,走了很远,我有时想到,我们各自经历了不少,经历带给我们什么呢?是对过去的基本肯定呢,还是背弃?我认为,我自己有些最原始的思想,虽然几经生活尘埃的扑扫,堆积,然而始终在顽强地闪烁着,而现在,这种目标的明确,用情的专一,是我自己虽然再三用怀疑论来验证,都决无否定之余地的了。我成为一个比过去更成熟,更自信,更明晰,更顽强的人,生活目标是非常明确了。

我想,人,除了那些爱情的,诗意的伤感的个人之外,仍然需要是一个民族的,时代的,社会的,信念的人,人应当是这两者的总体,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使自己得不到全面的满足;这就是我设想着,给自己未来臆造的肖像。既不陷于狂妄的理想主义,也用不着用小市民的泥巴抹到自己的脸上。一个平凡的,然而是正直的,有用的人,就像雷维克那样。人,不用妄想自己是圣人,但也用不着丑化自己,硬认为自己是卑鄙、自私和委琐的,人不像动物,他有上进的决心,而这种努力会使自己保持高尚的思想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渴望你回来,好好谈谈。真的,现在能谈的人不少,但像你我这种“总角”之交的,却很少了。知道你很懒,不奢望你的回信,但愿你能来找我!

祝你一切都好!


75.12.13

附件三:

潘、戎:
你们好!

29日的新收到了,甚为高兴,今天想详细地回答你们的问题。

戎来信不怕麻烦引用孟子著名训诫来“开导”我,很感动,“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此言是也!不过不要以为天会降大任于我,看来我还远不配作上帝的宠子,所以根本谈不上“少年得志”,也无从“踌躇满志”了。戎所谈的“临危不惧的共产主义精神”叫我摸不着头脑,一定是搞错了,或是某些闲来无事的人(好事者)的谣言。

来云南并非上上策——虽然也不是无可奈何——但是我们无产者所具有的马列主义斗争哲学,奋斗精神,对社会的认识,适应能力,以及为达到理想而焕发出来的毅力使我在许多方面高于他人之上(至少在我及许多人看来是这样)。如果你们能目睹我半年来丰富多彩又极其清苦的生活,你们就会懂得我代表云南几万北京知青回京观礼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了。

到云南以来,我所接触的北京学生(一千多)和以往在北京我们那个小圈子里接触的人大不相同,比较起来,我们是最高尚,最纯粹,最有理想,最懂得社会,最温文尔雅,最有前途和最厉害的。现在真地把我抛到一个新天地里来了,我周围有两个最忠于我的好朋友,但仅仅是朋友,一个身强力壮,忠厚老实;另一个精明强干,聪明,善良,他们两个都把我的成就看成是他们自己的成就,在各方面尽全力支持我,我从中得到极大的鼓励,支持和温暖。

我对他们说,社会就是一个大战场(大概是巴尔扎克的语言),上战场就要战斗,不允许有任何的犹豫或畏缩不前。当然,我们也有上、中、下三策,朝最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其他人可大致分为四种,一,如李、齐之流,志大才疏,不了解社会,仅仅追求他们心目中的自我高尚。二,正统派,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修养派。三,生活派,不言而喻。四,野兽派。近几个月来我接触他们反而倒多了一些。接触的结果与我们过去对他们的印象有许多不同。从总的来说,他们虽代表最没落势力,但其中许多人,尤其一些大痞子,很有点头脑,很了解社会,尤其明白人们的心理。这些人有些很可爱,他们的“堕落”往往是由于不愿随从世俗而坚持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认识而造成的。有一些甚至可以大有作为。他们对我这个“正牌干部子弟”代表很客气,我的一些话比他们之中“伤”最大的人的话还受到尊重。我准备帮几个人改邪归正。

像我,像你们,像白洋淀那些人在这里极少。附带说一句,有一个我们场原农大附中的准备落户在大田庄(他“婆子”据说在那儿,是个国民党少将的千金),请告诉我,在大田庄的都是些什么人。

在给你们写信的当儿收到保嘉的信,从信中看她还是那么潇洒,但保嘉的文字与她这个人是不大相似的。保嘉又问我:主动或被追失去什么“过去我们认为可贵的一些”东西,对这个尖锐、挑衅的问题我真茫然了。我想我大概不会问这样的问题,这简直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好在她未必是恶意,她不了解我,小孩子嘛,可以原谅。我觉得过去的许多东西都为我肯定,没有什么可反悔的。而要把我的主张“强加于人”或付诸于世则必须努力奋斗,事实上我昨天的话还是廉价的,而今天则有了几分力量,明天呢?

现在我的思想很落后,试想,一个人闭门造车能有什么发展?分析起来我们过去想的太离奇了,离实际生活太远,要在社会和生活实践中锤炼和考验它。但是我很喜欢新思潮,年轻人思潮鼎沸,只要掌握住中心和方向就大有裨益。我不赞成戎那种“各种互相矛盾的倾向”,这岂不是胡来了么?我看的书,接触的人都远不及你们,望以后介绍些我们过去谈的那些,本人感激不尽。

颐和园的傍晚当然令人难忘,作为旁观者的你们尚且如此感慨,当事者的我就可想而知了。像这样情(豪情)景(状景)紧密交融的动人场面我经历过好几次了,但平时很少想起它,只有在又临壮丽风光时才把那悲壮的几幕油然勾起,我想起了过去,想起了少年,真像昨天一样!

我决不是三年以前的阎了,甚至不是半年以前的那个大傻孩子,我已感到自己真正成长了,有点大丈夫的自豪感,祖国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年轻人无所作为,多愁善感的气质仿佛是遥远的过去。我们这儿山川的风光大概是全国最秀丽的,我很欣赏,但感情上却少像过去那样奔放,几个月来只有觐见主席是最为激动。

我不准备长期在这儿呆下去,虽然我现在这么“红”。出路有两条,一,走后门当兵,二,走后门去军事院校或其他院校。

现在和少丁保持一般的同志联系。

好,还要给别人写信,不知这样是否可以看到我的思想。


无产阶级革命同志的敬礼!


69.12.13

附件四:

Pian:
(你的文笔很不错,可见“后生可畏”!)

很高兴,收到你的信。上次琪来信,讲到戎在京,偏偏没有提起你。我写信问了,回答是你未得脱身,置身于同志朋友之外,确实会有孤独之感的。“多情自古伤别离”,这是常事,但不能过甚的。自从我离开北京,离开同志们有二个月了,时间虽短,可是思绪千端。我常常揣摩“友谊”这两个字,革命者的友谊和同志不可分离,又与理性、信念紧紧相系。我想,我们在世上几乎失去了一切,残酷的现实剥夺了我们的一切,唯有友谊是永远属于我们的。过去我也只尝到友谊的滋味,而唯有别离才能真正体验它。人生往往是这样的,“过去的一切,又变成美好的回忆。”当我在嘈杂空旷的人群中凝思往昔时,友谊更成了回味无穷的珍品了。我作了许多比较,历代的英雄豪杰也罢,骚人墨客也罢,都赞叹过友谊,但惟有我们时代的共产主义者的友谊最珍贵,也最纯洁。

我们不是为往日的峥嵘岁月唱挽歌的,要为绚丽的未来奏序曲。记得去年,我们初次见面时以至一直到今年四月我们挥别后,你们都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我觉得你们有生气,肯努力,思想开放,行动果敢,这一切,往往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几乎多少都具有的,但之所以为我感动,只是这样的品格保持在这个时期,运动后期,我看到更多的青年是颓丧,放荡,或者是平庸碌碌,或者是投机钻营;真正敢于立足于理想,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积极进取是还是少数。虽则少,但缺少精华,是未来的希望。我想,在大动乱时期,什么宝货都会炫耀一番,这不足为怪,这里往往是鱼龙混杂;然而,惟有在平静之中,在令人窒息的平静之中,决不动摇,以自己默默无闻的思想和行为向社会挑战的,才是真正的人。

这回我看到你的信,一方面我觉得很高兴,我觉得我们的友谊在增长,我衷心的希望它能永葆光彩。你知道,我过去接触过不少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可是永远走下去的少,半途而废的多,多数人成了我们理想的悖逆,或者是匆匆过客;思想起这些,有时会感叹,更多是愤然;我想,我们应该是永久的同志或朋友,我们应该开拓崭新的关系,为前人所向往,为来者所仰慕的真正的人的关系。另一方面,读了你写的信,总有些闷,一种难以名状的闷气,好多人都有闷气,惆怅之感,闲有闲的苦,忙有忙的愁,看来,这是有为青年常有的“感冒”吧。

有时,我想和你们多谈谈,可是没有机会。没有条件,也没有气氛。我们大家都很自信,都不愿别人“教训”的,说实在的,我并没有教训别人的意思,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们还年轻,没有经受过痛苦的磨练,也就是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中的考验,青年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会发生几次精神危机的,有人就此崩溃了,有人因此淡漠了,也有人从此更加振奋。

写到这儿,我想起自己的过去,我是怎样过来的呢?这些我没法写得很多,现在我的时间紧极了,除了睡觉吃饭之外没有自由支配的暇余,写信就得靠挤,这可能和你大不一样。随便说点儿罢。

我小时候什么也不懂,成天调皮捣蛋,直到十四五岁,那时我才好像在大梦中惊醒。那时有人给我提出了第一个严峻的问题:什么是人生,人生应怎样度过?我在朦胧中感到要做一个真正的人,那时我才领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体验到奋斗、探求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小时候我虽然很幼稚,却很羡慕游侠豪杰的生活,喜欢打抱不平,可能小孩子大多是这样的,心地善良,很同情一些痛苦的事,每听到或看到一些伤感的事,即使是故事,都很心焦,忐忑不安。

自从我开始体验人生那时候起,我就很自然地受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熏陶,不管是诗人的幻想还是哲人的展望,我向往那样的社会,我愿为它奋斗终生。当我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和开拓自己所想象的美好社会相联系起来时,感到喜悦,愉快,如醉如痴。那个时候正是建设呼声大振之期,因此,向科学进军,探索物质的奥妙成了我的具体奋斗目标。我是怎么从整天吊儿郎当一下子变成废寝忘食的,回想起来简直像读小说一般!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光阴如电,可我从来没有背弃自己的信念,我已经定型了。

在这十年中,我也有过好几次的精神危机,从抽象的理想到具体的理想,从辩护现实到向现实宣战,从奋发科学到立志革命。总之,从必然走向自由。经历了许多波折,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苦闷,性格变化也极大,过去我对谁都同情,热情,像一团火,而今我除了对同志、朋友还保持这个特点,除此之外我几乎变得很冷酷,像一柄剑。但在任何时候我都信心十足,都有决胜的信念。我想,我之所以能百折不挠,其关键在于坚信理想,坚信我对它的科学分析,从人的本质出发而预定其必然实现的信心;此外,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以心发现心,我有同志,有朋友,在我足迹所到之处并没有留下悔恨的痕迹也在。

我总结自己的教训,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过分相信别人,以善良的愿望揣测别人的叵测之心,也在于过分理想化地看待斗争;但这些都没有什么,我懂了精神力量对于人来讲是无穷的,没有建立支柱就没有确定不移的行动;有人以为这些都是幻想之属,但我完全不这么看,捷尔任斯基说得好,要有幻想。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美好的幻想变为科学的理想,从而化为生动的现实。

我想,当你苦闷时,应该多想想同志,朋友,应该去冷静的分析一下自己的信念是否合乎真理,只要是这样的,那就坚定地走下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应该为欢乐而生活,要永远欢乐。自从我们相识后,我对你总的印象是感到你的愁苦并不多,原来也有这么一大堆呀,真有意思!

我觉得人生活在社会中和别人往来也有点像粒子碰撞,偶然性很大,当然也有必然性,这就造成物以类聚。不必说我们认识是通过多么巧合的途径,就是我和彦等人以及彦与琪的相识都是多么有趣的碰巧,人生,真有意思!

你讲到你很厌烦你那里的处境,其实和我比起来应该说是天上、地下的,我多么希望每天哪怕就有两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有多少事情要做啊!现在感到,才华就像成熟透了的蜜果一样,稍一碰触就会洋溢纵横,可是就缺少条件,一点点也没有!那也没什么!过去我也愤忿过,其实是多余的;须知,条件应自己去创;我们的斗争从来不是孤立的,更不是为了个人,这点保证了我们必然胜利。

说实在的,我不十分知道你所想象的未来是什么,你所想象的前途具体如何,对你的过去我知道的太少,比如,我对其他一些人了解得很多,有些几乎是了如指掌的,我很希望你能不厌其烦地多写些这方面的东西,我们之间能作到这样么:无所不谈?可能会有些困难,记得戎有一次说过你们之间什么都讲,难道没有个人自己的保留的东西吗?她说,如果真是这样,就受不了的。确实,可能是那样的。关键在于建立起什么关系,其深度如何,当然这里还有自尊心的问题;但依我看来,同志之间只有同志的自尊心,你知道我们过去也有许许多多的争吵,但终于在争吵中建立起新时代新人的新关系,可能你略有体验。但不见得切实体验,那样的心境将有无穷的力量和无限的欢乐,尽管有人以为我们一直够苦的,可是一接触就发现我们都是那么乐天,很难理解。然而,其奥妙就在这里。你过去接触许多人,形形色色各种人都有,你试过分析比较了吗?请你下封信跟我说说自己的想法。

要说的东西很多,所以中心议题都没有,下笔千言却毫无头绪,就这样吧,时间太紧,没办法!

就我主观臆测,你写给我这封信,大概是因为有点空虚的缘故,假如你生活又丰富起来了,可能就懒得动笔了。一般人都是这样的。我就这样不揣冒昧地猜疑了,可别见怪,如若不是这样,请常来信。

说到我这儿的生活,简单概括几个字就是:劳累,省心;我处境很好,除了最遗憾的是时间太紧之外,作为平静地观察,整体来讲是不错的。最使人高兴的是我终于能够借此机会弥补自己过去的不足:劳动能力弱。我到这儿来就是专拣重活干,拼命干,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为了“增益其所不能”。现在我在这方面大有长进,体力强多了,算是个劳动力了。但我还要努力。这封信就暂时不谈这儿的生活了,以后慢慢聊吧。我想,到再见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变成个“黑人”了。有趣!

为了侧面反映一下这儿的生活和我的心情,我抄几首小诗给你,上回寄给彦、琪过。

浣溪沙(三首)

远目长堤挂幕帆,
霖来溽去絮云蓝,
雄风快哉爽襟衫!

惊梦飞魂挥剑笔,
“忘机”着意舞锄镰,
闲眺玉斗转中天。

信把鄱湖比贝湖,
烟重水漫失冥庐,
长歌“变徵”愤难除。

大块蒸云风柱举,
星河滚浪月帆浮,
何时上路问征夫?

穗浪风推染稻香,
新瓜带叶沁淋凉,
搭巾斜笠浑“阿乡”。

笑指沧桑堪煮酒,
听雷坦荡志一匡,
问言梅子几时尝?

这里我用了不少典故,不一一说明了(贝湖即贝加尔湖。)就此搁笔。

(1)我在这里可能还得呆上一段时日,故尽管来信,处境不错,书信问题不大,当然别过分即可。

(2)我的那个“凌”字不少“龄”字,小家伙,别搞错了。地址如前。

少丁
70.7.21

转自微信公众号“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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