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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文峋 三余庄右派劳教队散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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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骑士

三余庄右派劳教队散记
作者:宣文峋
题记
楔子:“海子”和“四不像”的来历


第01章    集中在团河农场的“四不像”    第02章    风云突变迷雾起
第03章    “积极分子”与“反改造分子”    第04章    扩大“积极分子队伍”
第05章    “文革”前的“骚乱”    第06章    写在心中的诗
第07章    武斗变成文斗    第08章    “俱乐部”周末之夜
后记



题记


    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在东方大陆制造了552877个“右派分子”。这在古
今中外的政坛上,也是一件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咄咄怪事。


    “右派”是一个政治术语,这顶桂冠,本来只应该奉献给政客们的,但是在
“人人关心政治”的大陆,许许多多与政治不沾边儿的蚩蚩群氓,也被卷进这一
政治旋涡中来了。


    对“右派分子”的看法,也因各人的观点立场不同而有所不同。五七年坚决
反右的“左先生”们,固然不必多说了;在一般人的眼中,多数人认为“右派分
子”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也只是值得同情的好人,而不是值得敬
佩的英雄;一些支持右派观点的人,特别是七九年右派平反、复出工作以后,在
许多年轻人的心目中,总以为当年的“右派分子”们都是“先知先觉”者,都是
“好样儿”的。


    据我看来,大部分右派分子特别是青年右派分子们,既无斗争经验,也无政
治敏感,人家设下了“阳谋”,居然还奋不顾身地自投罗网,根本不是什么“先
知先觉”者;一遇反击,立刻检讨认罪,不敢坚持正义、维护真理,也不是什么
“好样儿”的。


    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百分之百纯粹的事物。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就是
硅提纯,目前也还只能做到小数点后面九个9.这许多“右派分子”中,有一些确
实具有非凡的头脑,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夹杂在“右派队
伍”中的“不纯分子”。特别是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这些人很快就会裂变,显
出了他们的原形。


    毛泽东说:凡是有人的地方,人都分左中右。这是至理名言。


    这里所记录的,都是当年的真人真事。记者本着“真实”的原则,如实记录。
考虑到其中大多数人都还健在,一者顾及他们的面子,二者也没那工夫与他们打
那“名誉权”官司(如今有一些很没有面子的人,却特别顾惜自己的面子),因
此仅把有些人的姓名作了“技术性处理”。反正当年在一起的人,一看就知道那
是谁,而不知道这些人是谁的人,只要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也就可
以了。但愿文中提到姓名的朋友,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地回顾并总结自
己的所作所为,还历史一个真实。





楔子:“海子”和“四不像”的来历


    北京南郊有个“南苑”,俗称“海子”,方圆数十里,四周有高墙围绕,严
禁闲杂人等闯入。这里是辽金直到元、明、清历代帝王的猎场,每年春秋二季,
皇室成员和皇家的武士们要在这里举行围猎盛典,一试箭法。这一举措,不但可
以让那些在深宫内院住腻了的皇亲国戚们舒一舒懒散的筋骨,吐一吐胸中的闷气,
更主要的是要以此显示一“天下是打下来的”,皇族的子孙们不能忘记皇朝“以
武立国”的尚武精神。


    “海子”里面,放养着许多供射猎用的獐狍鹿兔之类,任其繁衍生息。而其
中最重要的,则是麋鹿。


    麋鹿,是我国独有的珍稀动物。因其角似鹿、头似马、身似驴、蹄似牛,所
以俗称“四不像”。老北京有句骂人的话:“什么时候海子墙塌了,露出你这四
不像来了。”所说的“四不像”,就是麋鹿。


    野生的麋鹿,现在已经十分稀少甚至断种了。其稀少的程度,已经比大熊猫
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皇家如果不把四不像送进南苑“保护”起来,只怕麋鹿这
一温和的稀有动物就真要在地球上断种了。


    如今孩子们要看“四不像”,还能够到动物园去一睹丰采。不过这却不是中
国人的保护有方,而是外国人的“功劳”。因为今天中国动物园里养着的四不像,
正是出口到英国又“返销”回来的: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
“出巡”西安,皇家子弟们四散奔逃,连命都顾不上了,哪里还顾得上打猎玩儿?
于是南苑猎场墙倒鸟兽散,四不像从此在中国绝了迹。幸亏英国人有“先见之明”,
早在若干年前,他们的传教士就曾经趴在南苑的墙上偷看皇苑景色,发现这非驴
非马的东西,不知何物,大为惊讶,后来千方百计求购了一些皮角之类偷运回国,
经鉴定,才知道原来是世界上只有南苑才幸存少许的珍稀动物。等到“八国联军”
打进北京,他们趁乱中抢了几只四不像,运回英国去,今天方得“谬种流传”。
如今全世界最大的麋鹿群就在英国。但是这种中国独有的珍稀动物,不但本国断
了种,而且还给起了个外国洋名,叫做什么“大卫鹿”(学名Elaphurus davidianus,
意即“大卫发现的一种麋鹿”)。中国动物园中有数的那几只,确实还是从英国
“引进”、也可以说是“出口转内销”的呢。


    据考证,早在秦汉时代,我国野生的麋鹿群数量众多,赵高“指鹿为马”,
所指之鹿,就是麋鹿,而不是美化鹿。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指麋为马”。
要搞“似是而非”,四不像确实是绝妙首选:既可指为马,亦可指为牛,随意一
指,就可以指它个八九种,真是“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既
简单,又方便,难怪深受“阳谋家”的喜爱了。可惜赵太师不如后代人聪明,当
时如果不“指麋为马”,而说“此非马非鹿,亦非牛非驴,实乃第五类是也”,
那么,今天麋鹿的学名,也许就不是什么大卫鹿,而应该叫做“赵高鹿”了。只
可惜,这一“冤假错案”,至今还没人出来为其平反昭雪也。


    正是:似牛非鹿又像驴,指你为马有何奇;中华自古多奇才,当推赵高数第
一!


    据著名“歪批家”郁达夫考证:日本那句著名的骂人话“马鹿野郎”(读作
ba ga ya lu ),直译为“马鹿不分的人”,意指“浑蛋”、“傻瓜”,其出典,
竟就是“指鹿为马”。尽管这一说法为日本学者所否认,而判定出于梵语“磨芦”
(傻),但也总算是有此一说吧。


    其实,就“指鹿为马”的原意而言,“能分马鹿的人”,一个个都被杀了,
那才真叫“傻瓜”呢;而“马鹿不分的人”,则大多是不愿、不敢、不想分清马
鹿的人,他们不是“笨蛋”,而是“装蛋”,当然其中也有少数几个“聪明蛋”
夹杂其中,在一旁摇旗呐喊,却不置可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内涵精深博大,
东洋人吃不透,难怪!


    麋鹿性格温和,只吃草,又不像梅花鹿那样身价名贵,所以才会贱到供王家
随便猎杀取乐的地步,绝不是什么“宠物”。可见性格温和,并非优点,须知
“弱肉强食”,乃千古不易之真理也。


    皇家狩猎,兴师动众,人马众多,自不待言。这一干人马,乘兴而来,倦猎
之后,不但要吃喝拉撒,还要“小憩”片刻甚至“驻跸”三天。因此,在南苑的
南面,又专门开辟了一个“团河行宫”,算是“猎场”的配套工程,除了设有
“御厨”、“御寝”、“御厩”之类供皇上方便之外,宫前还有荷塘鱼池,四周
遍植苍松翠柏,虽无京西御花园之排场,却也是红墙绿瓦,环境清幽,不失为皇
家气派。


    自金元以来,数百年间,历代皇族可没少在南苑这块人工开辟的猎场上耀武
扬威。特别是“康乾盛世”,团河行宫着实热闹了一番,显赫过一阵子。无奈1860
年的“英法联军”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两次打进北京,皇亲国戚们逃命都来
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行猎作乐?再说,即便真有那兴致,热河的北边,不是还有
一个天然的、比南苑大好几倍的“木兰围场”可供游猎么?


    咸丰皇帝在热河声色犬马,终于寿终正寝,“鬼子六”出面与洋人签订了丧
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懿贵妃”带着同治小皇帝驾返京都。经过战乱,正经
事儿还顾不上呢,哪儿有那兴趣到南苑去游猎?


    到了“同光末世”,妖妇专政,这个刚愎自用的女人除了偏爱面首之外,对
骑马射箭根本不感兴趣,加上两个“儿皇帝”一个热衷于娼门嫖妓,一个手无缚
鸡之力,南苑猎场,团河行宫,也逐渐门庭冷落车马稀起来。


    这时候,就有那聪明人出来“支招儿”,奏请太后:南苑解禁,变荒为田。
于是北京建都以来就同时建成的“南苑猎场”,从此消失,只留下一些诸如“大
红门”、“西红门”、“旧宫”、“南宫”之类的地名供怀旧者们追寻了。


    猎场废弃,御用的行宫也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荷塘干涸,松柏凋零,用琉
璃瓦、大方砖盖成的皇家庭院,也被附近的农家所侵占,成了鸡鸭牛羊繁衍生息
的乐土。


    随着清皇朝的覆灭,盛极一时的南苑,由于土质含沙量过多,被称为“兔子
不拉屎”的地方,不宜耕种,逐渐荒芜,成了野兔和盗匪出没的场所。于是北洋
军阀政府在这里开辟了一个军用的“南苑机场”,直到今天。


    1958年“大跃进”,属于大兴县管辖的“团河”地区,成立了“金星公社”,
男女壮劳力都被调去大炼钢铁,行宫附近的大片土地荒芜了。秋收过去,严寒到
来,一个个硕大的老玉米棒子,还结在玉米秆上,戳在地里,收不回来。为了开
发这片“荒地”,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也就是劳改工作处接管了行宫以西直到大
兴县县府所在地黄村镇旁边的几万亩土地,成立了一个“地方国营团河农场”。
当时的建制共有三个大队:一大队是个四方形的“牢城”,两米多高的围墙上拉
有电网,四角有四个由警卫部队守望的岗楼,安有探照灯,关押的是劳改犯,种
的是水稻;二大队是五六排平房,外面虽然也拉着铁丝网,但是并不通电,也没
有警卫,里面住的是劳改释放和劳教解除人员,单有一个名称,叫做“就业人员”,
共有六个中队,种的是葡萄;三大队是一座L 形四层楼房,尽管四周没有警卫岗
哨,可大门口有人值班,每个窗户外面,都钉有很粗的铁条,因为里面住的是已
经从少年犯管教所放出来但还不满十八岁的“少年职工”。


    团河农场以盛产玫瑰香葡萄闻名,年产量高达六百万斤,正好与当时的北京
市人口相等。如果平均分配的话,北京人每人可分得一斤。其中的“佳品”,并
曾空运供应港澳东南亚市场。


    六十年代的团河,与过去相比,确实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团
河史”上的再度辉煌。我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具有世界级知名度的团河农
场里。


    这一时期的“团河史”,牵动着成千上万善良的北京人,决定着他们的喜怒
哀乐,决定着他们的悲欢离合。这是由汗水与眼泪、痛苦与悲哀、艰难与熬煎、
颓废与堕落、诚实与欺诈、人性与兽性所构成的特殊的历史。这部历史,可以写
成千百万字的煌煌巨著,我讲的这些故事,只不过是千百万个故事中的沧海一粟
而已。

级别: 骑士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5-01
第一章  集中在团河农场的“四不像”

    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人为地制造了552877个“右派分子”。尽管九十年
代末期把99.1%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但是“反右运动”只算“扩大化”,
并没有彻底被否定,因为据说还有五千人(占右派总数的0.9 %)是“货真价实”
的右派,不予改正(现在则连“张罗联盟”都否定了,不知道究竟还有几个是真
正的“右派”)。因此,“反右运动”本身是绝对正确的。

    “左派”与“右派”,本来是政坛上一个常用的名词,一般说来,“左派”
指革命的、先进的一伙儿,“右派”则指保守的、落后的一伙儿。每个人在政治
上是左派还是右派,绝不是永远不不变的,有时候甚至是经常在变化着的。

    但是中国的“右派分子”,却是一个产生于新中国五十年代的新名词,至少
也是在旧概念上赋予了新意,变成了专指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向中国共产党提过尖
锐意见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且一旦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就是终身享用
不尽“铁帽子”,哪怕你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无法改变你的身份
了。

    五七年以前,中国大陆有所谓“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属于“人民民主专政”
的对象。但是五七年产生的五十五万多个“右派”,其身份却有些特殊:既非经
济领域中的地主、富农,也不是政治斗争中的反革命,更不是违法乱纪的坏分子,
因此也是一种“四不像”,只好单划一类,称为“右派分子”。从此中国有了
“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通称“黑五类”。

    全国近56万右派,除了少数政治地位比较高的“知名人士”被送进“社会主
义学院”学习,进行世界观的改造之外,其余的人,根据毛泽东“一个不杀”、
“不涉及刑事案件者一个不抓”的决策,分六个等级处理:最高的“行政处分”
是开除公职或学籍,送劳动教养,在劳动中“脱胎换骨”;最低的是只戴帽子,
免予行政处分,在原单位当“反面教员”。

    1957年,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四年级的学生,当年被戴上“右派”帽子
以后,先是在某国营农场监督劳动,后来因“坚持反动立场不知悔改”,被“升
级”到北京市公安局劳动教养。1962年10月,我在京山铁路茶淀车站附近一个世
界著名的劳改农场清河农场劳动,忽然全场大部分没有解除劳教的右派统统集中,
被送到了团河农场来,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度过了漫长的、终身难忘的七个春秋。

    清河农场虽然占的是宁河县的地面,但却划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管辖,所
有人员都是北京市的户口,一律使用北京市的票证。这种外省市县内的“租界”,
有一个专门的但却不一定是法定的名称,叫做“飞地”。北京市公安局所拥有的
“飞地”,除此之外,远在东北的吉林、黑龙江和西北的青海,还有许多。

    到了团河以后,我被编在二大队七中队,地点在团河农场的最北端,也就是
现在的警官大学附近。由于这里从前有过一个小村子名叫“三余庄”,所以习惯
上大家仍都这样叫,很少有人叫七中队的。这个中队虽然隶属于二大队,但却不
种葡萄,而是种大田。在我到达之前四五个月,已经有一批从东北的兴凯湖、白
城子等劳改农场(也是飞地)调到茶淀农场来的“教养右派”以及北京市郊各劳
改厂矿的“教养右派”们先期集中到这里来了。我们这一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
因,是“后找补”的。前后几批人加在一起,总数共有二百三十多人,分编为四
个小队。由于所有的“三余庄庄员”都是清一色的右派,所以当时有人戏说:这
里是“中国文化程度最高的农业生产单位”,此言不谬也。

    这是全农场唯一的一个“教养中队”。正因为它的“唯一性”,人员的文化
水平又相当高,最高的有大学教授,最低的也是小学教员,更主要的是当时纷纷
传说:这次集中,是中央广州会议和北京七千人大会之后,对知识分子有了新的
政策,经过“甄别”,要恢复这些“右派分子”们的工作,因此场部对这些“右
派分子”的管理比较松,主要实行“自管”,连小队长也是我们“自己人”担任。

    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我们这一批“劫后余生”的人尽管没在那
天天死人的“荒年”饿死,但一个个不是两腿水肿,“胖”得不行,就是皮包骨
头,瘦得不像人样儿,连路都走不动,有的人还是从车上抬下来的。第一次集合
起来到场部附近的澡堂子去洗澡,一共不过两千多米的路程,一行人像蜗牛似的
慢慢儿往前蠕动,居然走了足足两个小时!

    七中队的中队长武进文虽然是个大老粗,说话嗓门儿极大,人却颇为善良。
他秉承上级“生活管理从宽”的意图,尽量改善大家的伙食,下车伊始,就给大
家定了每月39斤、41斤、45斤的粮食定量。不但粮食是实打实的大米、白面、棒
子面,当时菜园里的黄瓜、茄子、西红柿正熟,他让炊事员每顿饭都熬上几大桶,
多多地给,一人一大水舀子,足有小半脸盆,光是这一份儿菜,就能吃个半饱。
这对我们这些刚从吃“代食品”的劳改农场来的“饿鬼”们说来,简直人人皆大
欢喜。就连不出工的四小队的病号们,也大都吃饱了。武队长是个有心人,右派
们一到,他一个个都过了秤,记录在案,三个月以后再过一次秤,然后公布每人
“长肉”的数量。说来有趣,也确实惊人:像谭天荣那么大的个子,下车的时候
已经瘦得只剩下八十多斤了,三个月过来,居然长到了一百二十斤。也就是说:
近一百天时间,长了四十斤肉,平均每天增加四两,简直是奇迹!

    指导员高原松,虽然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政策水平。
有一次雨后不出工,大家到路边去摘黄花儿菜,有位老兄感慨系之,诗兴大发,
说了一句“人比黄花儿瘦”,高原松正好在旁边,就带着疑问的口气说:“那个
黄花儿,不是这个黄花儿吧?”我们大为惊讶:这个管劳改的干部,水平可不一
般,从此大家都对他“另眼相看”了。他从来不大声说话,就是批评一个人,话
也不多,口气也不重。晚上点名,大声训话的往往是武队长。

    右派刚刚集中到这里来,以恢复体力为主,劳动只是象征性的,能干多少干
多少,并不强求定额,而且一律由教养人员担任的小队长和小组长分配活茬儿。

    还有一个董干事,是场部派来专门管教这批“右派分子”的。他单有一间办
公室,而且只代表场部领导队长指导员们做工作,很少直面教养分子们。

    队部除了组织大家劳动生产外,主要工作就是整理档案,要大家谈认识、写
总结,还曾经登记谁没有像样的服装和被褥等等。

    我们到三余庄后没多久,刘祖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在联合国工作,
五○年经历了千难万险主动回国,被分配在新华社当外文编辑,肃反中被怀疑是
“派遣特务”,受到审查,并被抄家。五七年提了“肃反工作以后要慎重”的意
见,又被划为右派。七九年落实政策后任上海交大科技外语中心主任)等好几个
外语人才被调到刚成立的北京市公安干校当教员去了。一批还没摘帽的右派,居
然能够去当“公安干校”的教员,这本身就说明政策的确要“变”,而且已经在
变。

    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央果然有了新的政策,很可能就要放我们了。

    大家心情愉快,人人翘首以待,盼望着“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中去”。

级别: 骑士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5-01
第二章  风云突变迷雾起

    劳动教养,是新中国的一大新发明。据说是吸取了苏联“劳动教化”的措施
并吸收了上海市改造妓女的“妇女教养院”的经验创造出来的。1957年8 月1 日,
《劳动教养条例》由国家主席刘少奇签字公布的时候,“反右运动”刚刚进入高
潮,在全国范围内陆续生产了大量的“右派分子”,于是这些“右派分子”们正
好赶上了“头一刀”。

    劳动教养开始实行的头一二年,并没有“教养期”这一说,强调的是“谁改
造好了谁走人”。但是“改造好了”这句话好说而不好解释,标准更难定。几年
来,教养单位只见人进来,不见人出去。有许多人刚进来的时候,悔改之心强烈,
劳动起来不要命,一心只希望表现良好,争取早日出去,重新工作。但是一年两
年三年过去,劳动强度越来越大,解除教养的希望却越来越小。于是产生了逆反
心理:反正干得再好也出不去,还不如不干。结果是“老号”们闹情绪,新进教
养分子一听居然有人教养了四五年还出不去,也失去了“改造好”的信心。以清
河农场为例:五八年由教养分子在“西荒地”一口气建设起来的五八一、五八二、
五八三、五八四、五八五共五个分场,当年那种热火朝天的土方大会战“盛大”
场面再也看不见了。劳改队里,吃饭一向是不定量的,清河农场大战七里海的时
候,一天要吃五顿饭,最高土方量一人能做四五十方;1960年4 月份开始,劳改
队实行粮食定量,接着又搞什么“代食品”,开始是“瓜菜代”,后来的“野菜
代”,一天吃不到几两粮食,各中队天天死人,还不许说是饿死的。出既出不去,
吃又吃不饱,于是多数人开始磨洋工、泡病号,宁可到死气沉沉的病号队去饿死,
也不愿意出工干活儿累死。形势的发展,逼迫当局不得不另出高招:终于在1961
年5 月24日在各教养单位开会宣布了每个人的“教养期”,最短的教养期是半年,
当然这不过是徒有其名的,实际上并没有或极少有人会得到这样的恩惠,而最长
的教养期,则为三年。我是个“死不改悔”的“右派分子”,得到的当然是“最
高奖赏”:三年。

    但是这种教养期不像判刑那样从逮捕的那一天算起,而是不管你已经教养了
多久,一律从1961年5 月24日算起。教养期一宣布,人们哗然,大喊“不合理”。
特别是五七年年底第一批进来的人,都已经教养了三四年了,又要从头算起,讲
理不讲理啊?但是身在囹圄中,有理没理,只能听人家说,你要是反对,立刻送
进“小号”即禁闭室去喝那每顿一两二钱五(原规定十六两老秤二两)的棒子面
稀粥,离鬼门关更近了,谁敢哪?

    要是这以后真按照新规定认真执行,倒也罢了。即便是最长的教养期,到了
1964年5 月24日,好歹是个“尽头”。糟的是,由于说不明白的原因,我们中间
有许多人,也像我一样,直到1978年才摘帽,1979年年底才得到解放,终于创造
了教养十一年、改造二十二三年的“吉尼斯记录”。

    我们这一批集中到三余庄来的二百多名“右派分子”,开头都以为当局将要
网开一面,会在某一天突然宣布摘除大家的帽子,并分配我们适当的工作的。说
实话,我们这些“右派分子”们,经过“反右批判”,有许多人确实是从思想上
承认了自己的观点有错误,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要在劳动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的。我敢保证:如果当局在这时候把我们放了出去,一定都会兢兢业业地努力工
作,成为最听话的干部的。

    但是“中央政策要变”的传言,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而逐渐烟消云散了。新
的小道儿消息说:打算给右派摘帽子的主意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出的,但是因为不
合时宜,特别

    是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刘少奇
主张给右派分子摘帽,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不但被毛泽东否定了,
刘少奇还因此受到了批评云云。

    提前重返社会的希望落空,于是大家又把希望寄托在“按期解教”上。好在
短则半年,长则两年,所有的人,就都要统统解教了。

    解除教养最早的是从维熙(原《北京日报》郊区版记者,写过一些以农村生
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落实政策后写了不少以劳改生活为题材的中长篇小说,曾
出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李乃忱(老戏剧家,原北
京人艺首都剧场副经理兼后台主任)等五个“表现得最好”或问题本不太大的人。
但是“解除教养执行通知书”上却明白地写着“解教摘帽、强制就业”八个大字。
因为这时候的确已经有“新政策”下来:解除教养的人,既不许重返原单位工作,
也不准回家自谋生路,而是必须“强制留场就业”。

    对失业的人来说,有“就业”机会,当然是大大的好事,但是“就业”前面
一带上“强制”二字,滋味儿可就不怎么样了。不说所谓的“就业”就是从事体
力劳动,单是“三等公民”(劳改人员的家属成为二等公民)的待遇:下班后外
出要请假,没有人身自由;信件要被检查,没有通信自由;虽然有选举权,但指
定只能选场长或政委,不可选别人,弃权则绝对不允许,更没有被选举权,离真
正的“公民”,也还远着呢。当时的劳改单位,对“劳改罪犯、教养分子和强制
就业人员”,统称“三类人员”,都是专政对象。“强制就业”是个什么身份,
也就不言自明了。

    接着,定期一年半、两年的也陆续解教,最后定期两年半的人也在1963年11
月24日把行李搬到了就业队去,七中队教养大院一共只剩下七十二个定期三年的
“老号”,人称“七十二贤”。眼看着再过半年,三余庄就将没有“教养分子”
了。尽管解除与不解除,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但是关长了的人,哪
怕下了班请个假能到黄村小酒店去喝上一盅,能与女服务员说两句俏皮话调调情,
也是美滋滋的,也像久旱逢甘霖一般迫切需要哇!

    定期三年的教养人员中,由于个别案件个别处理,有人是在统一宣布教养期
的日子之前宣布教养期的,所以三年到期的人,并不个个都是5 月24日,其中也
有个别人略早几天。例如张永贤(原北京工业学院助教,落实政策后出任延庆某
厂副厂长,并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就是1961年4 月27日在公安分局宣布的,所
以到了1964年的4 月27日,他准时解除教养了。

    到了1964年的5 月24日,这天是星期一,大家一早就都在盼望着队部通知不
出工,全体留下开会,宣布“教养中队”的胜利结束。到了七点半钟,小队长们
得到通知:到中队部去开会。其实这是每天出工之前的例行公事:由主管生产的
中队长布置劳动作业。但是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今天与众不同”上。到了八点
钟,出工的哨子照常吹响了,小队长们“带铁锹,集合”或“带箩筐,集合”的
喊声也接连响起,各小队的人马,极不情愿地从宿舍里走出来,眼角嘴边挂着大
大的问号,互相看看,又带着一肚子疑虑慢吞吞地走出大门去。

    大家都觉得奇怪: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队部怎么居然没有任何解释和
说明,保持沉默呢?有那憋不住劲儿的,就趁工地休息的时候去问队长:“这三
年来,我们认罪守法,积极劳动,为什么到期了还不宣布我们解教呢?”队长的
答复是:“解教的报告早就送上去了,上面没有批下来,我们执行单位,没有批
示,也不能自作主张。说不定再过几天就会批下来的。”

    中午吃过饭以后,没有出工,值班员却通知全体带板凳到伙房后面的空地上
集合。有人以为这一下很可能是宣布全体解教摘帽了。因为来的是场部的宁干事。
但是他讲话的内容,依旧是队长在工地唱过的老调调儿:“解教的材料已经送上
去,正在办手续,希望大家安心、耐心、放心。”

    这话很可能是事实,当然也是无懈可击的。既然已经报上去,总有批下来的
一天。三跪九叩都拜了,还在乎这一哆嗦么?已经被关傻了的人们,依旧在希望
中度日。有希望,有盼头,不是总比绝望要强不是?

    宁干事讲话以后不久,队部个别通知李喜兰、刘新民、孙本乔三人解教摘帽。
这三人,前者是国际书店(即现在的外文书店)门市部营业主任,后两个都是大
学生。这一来,希望之火又在人们的心中熊熊燃起,都相信“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都以为不久之后就会一个个地解除教养的。奇怪的是:这三人以后,就到此为止,
完全打住,“手续”一办就是好几年,再也没有解除过一个人。总不能说:七十
几个人中,只有他们三人表现最好或“罪行”最轻吧?

    有个叫王玉琦的,原是钢铁研究院的干部,定期也是三年。他爱好京剧,会
弹月琴,所以他刚集中到三余庄不久,就被调到团河京剧班去了。由于剧班是从
职工、犯人和教养人员中抽调演员或票友组织起来的,不算教养单位,所以王玉
琦三年教养期满,居然准时于1964年5 月24日宣布他解除教养,连购货证什么的
都发给他了。可是三余庄的那一大批人不解除,他也不能例外,只好又把他的购
货证之类收回去,并把他也送到三余庄“归队”。

    有人自我解嘲地说:“谁叫咱们来到‘三余庄’这个‘绝地’来的呢?就冲
这地名,不是明明告诉咱们了:凡是定期‘三’年的,都要‘余’下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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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积极分子”与“反改造分子”

    这期间,七中队的人员有了一些变化。由于定期三年尚未解除的教养分子只
剩下了“七十二贤”,只不过以前一个小队的人数,就把原来由教养分子担任的
小队长统统撤销,合并为一个小队,由干部担任小队长,下分若干个小组,每组
设两个组长,一个管生产,一个管学习。同时从二大队调一部分就业人员来,编
为一个“就业小队”,住在“教养小队”的后院儿,干活儿分开,但在一个食堂
买饭吃。

    中队部也有了变化:董干事先撤回场部去,接着高指导员也调走了。但他不
是“另有高就”,而是先被调到二大队一中队去当中队长,不久又被调到场部大
仓库去管物资,明明是“降级使用”。武队长被调到顺义砖厂去当厂长,表面上
看起来是“高升”了,实际上那是个极小的劳改单位,地方又偏僻,谁都不愿意
去当这个官儿。

    新调来的指导员姓郝,一只假眼珠,年纪已经五十开外,看样子是个老干部。
单从人品上说,他作风正派,对党忠心耿耿,提倡艰苦朴素,处处以身作则,应
该说,绝对是个好干部。

    与他同时调来的,还有两名复员军人,一个姓阎名进财,是个大麻子,在部
队里虽然只是个班长,但却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受到过林彪接见
的。因为他毛主席著作学得好,所以他的分工是组织政治学习和做政治思想工作,
经常在出工的时候把某个人找去个别谈话,一谈就是半天。

    说实话,要讲文化水平,随便拉出一个人来,恐怕都比这个大兵班长读的书
多,他所能作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可想而知。

    有个叫郭东海的,原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舞蹈演员,也是恶作剧的行家,调
皮捣蛋的干将。他发现与队长谈话是一个逃避劳动的好机会,就三天两头借口有
思想问题想不通,在出工的时间主动找阎队长个别谈话。大冬天的,他穿上棉大
衣、捂着棉帽子,坐在背风向阳的斜坡地上诚诚恳恳地请求阎队长开导。他的问
题也实在多,一个解决了又出来一个。阎队长的修养也实在好,总是耐心地分析、
苦口婆心地帮助,不把他的思想打通了不算完。一个冬天下来,郭东海没干几天
活儿,满心欢喜;阎队长因为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不久就调到一中队去当上了
副指导员,也是满心欢喜。

    另一个姓曾,河南人,大伙儿都管他叫“傻曾”。为什么叫他“傻曾”呢?
第一,

    因为他一米八的大个子,却行动迟缓,说话也慢吞吞、轻轻声的,不像个军
人。他负责带班值夜班,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厕所,总怕有人半夜里借上厕所的
机会逃跑。其实,这些“右派分子”们谁也不想跑,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全国
实施严格的户口和居住管理制度,随后又实行居民粮食定量,每人每月由户口所
在的粮店配发当月有效的地方粮票;没有户口粮食的“黑人”,哪儿也藏不住身
子,更没有饭吃。只有盗匪和小偷儿能够跑出去“闯荡江湖”,但那也是过一天
算一天,或早或晚还是要被抓回来的。三余庄的右派分子们如果要跑,就是十个
傻曾也看不住。第二,他老家给他介绍一个对象,姑娘大老远的从河南跑来,想
看看天安门,他却想借此机会考验考验姑娘是不是艰苦朴素,一大早的从食堂买
了一挎包馒头背上,尽管从大兴县到城里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趟公共汽车,两个
人愣是不坐,三十多里路上午走了去,在天安门广场吃了馒头,下午又走了回来。
他这样一考验,把姑娘考验怕了,搞对象的事儿自然也吹了灯。他却说:“这样
的姑娘,不会过日子,吹了的好,吹了的好。”

    这些干部,尽管各有个性,但就个人品质来说,都是比较好的,至少比现在
这些只知道贪污腐化、只知道“向钱看”的干部强百倍。当时如果让他们去带兵,
让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作“政治思想工作?,也许都会取得很好的成绩。可是他
们文化水平不高,缺乏真正的政治修养,根本不了解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与心态,
在三余庄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而且是做”政治思想“工作,
单凭”对党忠心“是断然不够的。他们的好心与”忠心“,往往办了坏事、铸成
了大错。在他们看来明明是天经地义、绝对正确的一件事情,却恰恰是牛蹄子两
掰着,错到姥姥家里去了。谭天荣的被”延长教养期“,可以说就是一个极典型
的例子。

    谭天荣,原来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四年级学生,五七年“百花学社”的主将
之一,现在是青岛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已经退休。我进公安局之前,并不认识他,
只是从报纸上的批判文章中读到过他的一些“右派言论”,给我的感觉是个骄傲
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的“狂人”。到了三余庄之后,才发现他文质彬彬,说话慢条
斯理儿的,头脑和思路都十分清楚。尽管他好争辩,但是只要你能够以理服他,
他表现得十分虚心,如果你说不服他,他就认死理儿,绝不轻易投降,并不像报
纸上批判的那样“无知”又那样“狂”。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好学精神。好学
的人在三余庄并不少,像陈海铨,工人出身的北师大历史系学生,一有空闲,不
是捧着《盐铁论》在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就是拿着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
罪》大声朗读。还有个吴越,是个研究语文的学者,曾任《光明日报·文字改革》
专刊的编辑,而且是文字改革出版社的创办人之一。他身陷囹圄,还孜孜不倦地
在编一部《汉语世界语大词典》,进行浙南某方言的研究,甚至在紧张的劳动间
歇,也要拿出用旧书裁成的卡片来“排序”。这些人,研究的是他们的“本行业
务”,倒也不足为怪,怪的是谭天荣不是在钻研他的物理学,而是天天捧着一部
《列宁文选》两卷集在仔细揣摩。只要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就知道他有一定的政
治修养,并不是只会夸夸其谈地背两句“否定之否定”教条的人。

    事情出在讨论读报上。那一年,正好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从苏联转道来中国
访问。他参观了北京的菜市场,发表了观感,盛赞中国的西红柿便宜,只要四分
钱,就能买一斤,而在苏联,是要四个卢布才能买到一斤的。当时的货币比价,
一个卢布等于人民币两元、美金四元。读报之后,具有杨修性格的谭天荣发言了,
他说:中国人穷就穷在西红柿太便宜上;如果中国的西红柿也卖四块钱一斤,中
国农民就富了。

    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工农业产品的差价越大,农民越穷,这是常识。
但是文化不高的管劳改的干部虽然读过《毛泽东选集》,可没读过《政治经济学》,
看了小组讨论记录,听了学习小组长的汇报,晚上点名,就说谭天荣“眼看着中
国的西红柿便宜有气”,硬给揞上了一个“右派本质不改”的罪名。谭天荣当然
不服,第二天在小组会上又引经据典振振有词地进行辩解。尽管他的“答辩”与
会者大都能听懂,但是有的采取“明哲保身”态度,不置可否;有的明知他的论
点正确,但为了表示自己靠拢政府,也昧着良心与队长持同样的观点,用“歪理”
来进行“批驳”。当然也确实还有少部分“糊涂车子右派”是没什么文化的,是
“混杂在右派队伍中”的“半文盲”,他们有的是学徒出身的商店经理,有的是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体育教员,从“货物总是便宜的好”的简单认识出发,
也“自以为有理”,居然头头是道地批判起来。于是谭天荣越辩论“问题”越多,
又不肯投降,最后队部认定他“坚持反动立场”,是“拒绝改造”的典型,经上
级批准,在一天晚上点名的时候,和另三名“反改造”的大学生右派陈海铨、宗
国才、郭远年一起被宣布延长教养期一年,并在不久之后就用小吉普送走了。当
时大家只知道他已经“荣升”,至于究竟送到了哪里去,公安局办事不论巨细一
向保密,我们这些人当然谁也不可能知道。直到1965年,谭天荣他们四人又与另
外三十二名分散在各劳改单位一直未摘帽的右派一起集中到三余庄来“归队”,
才知道他们是被送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的新都暖气机械厂去的。

    谭天荣的“升迁”,问题当然不是如此简单。据说他有一本笔记本被积极分
子偷走并上交队部,场部干事为此找他谈话多次。由于此事没有公开批判,具体
内容我们不大清楚。可是在学生右派中,像他那样能够被周恩来多次提及,为蒋
介石和艾森豪威尔两大总统所知晓,又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赞扬的,终究是
少数。他这个知名度最大的学生右派先期荣升,应该是一种“风云突变”的先兆。
但当时能够作如是观的明眼者并不多,八成以上的人依旧相信政府正在“办手续”,
还把希望寄托在“有朝一日天开眼”上。

    “手续”一办就是遥遥无期,只“办”下李喜兰等三个人来。这期间,阎队
长倒是说过“有意想不到的好事在等着你们”这样的话。但是他的官儿太小,许
这种不负责任的愿,是不会有人相信的。最多也不过作为笑话听听而已。等到阎
队长荣升以后,队长们不再唱“正在办手续”的调调儿,更没人来许“有好事儿”
的愿,而是换了一副面孔,统一了口径,强调的是“你们还没有改造好”。明眼
者开始怀疑政策有变,因为这句话是无法自圆其说的:第一,定期两年半以内的
人,怎么就都“走”了呢(其实不过是把铺盖搬到了另一个中队去,教养分子变
成了“强制就业人员”而已)?难道这样巧,他们全都改造好了,我们就全都没
改造好?第二,现在可不是劳动教养的草创时期,不再说“谁改造好了谁走人”
这样的话,而是每人都有一个法定的“教养期”,即便“没有改造好”,右派帽
子可以不摘,“解教”手续却不能不办。不然,就是执法机关违法了。

    超过了“解教期”进入了“无期”的“右派分子”们,逐渐滋生的茫然、苦
闷、不满、焦急情绪与日俱增。一部分人渐渐“觉醒”,放弃了通过“正常改造
渠道”求得“光明前途”的念头,不再抱任何幻想,公开发泄不满情绪而不顾其
后果。例如杨路(原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五七年百花学社的主将,上大学期间
就在国外的数学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现在是四川社科院数学研究所的副所长,
著名数学家)就公开地说:“我认为‘右派分子’想通过努力改造回到人民队伍
中去,就像蚂蚁不论在地球上怎样爬,永远也爬不到太阳上去一样。”另一部分
人数量比较多,他们明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下,不取得“解教摘帽”的合法手续,跑到哪里都一样。他们出于无可奈何,只
能逆来顺受,继续循规蹈矩地一步步走那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完、也许永远走不到
尽头的“改造之路”。还有一部分人,也许是真相信队长说的“你们还没改造好”

    的评语,总想用自己的“良好表现”来取得政府的信任,从而先于众人离开
三余庄的恩宠;也许队长有过“你们的表现比较积极”的评语,鼓励过他们继续
努力,不要功亏一篑。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和动机,总之是这一小部分人以“积极
分子”自居,想采用“踏在别人的肩膀上爬出去”的战术,来求得自身的“解放”
了。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凡是有人的地方,人都分左中右。就是在“右派分子”
中间,依旧可分左中右三种人。极“左”的,队部称为“积极分子”;极“右”
的,队部称为“反改造分子”。当然,极“左”的“积极分子”是少数,极“右”
的“反改造分子”也是少数,多数人总是处于中间状态。

    不论是左是右抑或是中间派,大家所最最关心的,都是“前途”问题,都热
衷于打听、传播、谈论国内外形势和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何变化的小道儿
消息。小道儿消息的来源,主要是以前陆续解除教养在别的中队就业的“摘帽右
派”们;此外,住在后院儿的“就业小队”虽然大都是国民党的军警宪特“老反
革命”,但是处的时间长了,彼此混得不错,居然也有人跟他们交上了朋友,有
了“共同语言”。所不同的是:“反改造分子”们打听小道儿消息的目的是用来
琢磨、研究自己的出路,“积极分子”们打听小道儿消息的目的,除了自己心里
琢磨之外,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拿到队部去,以出卖“同类”来换取政府的更
加信任。

    那时候,当局为了缓和“右派分子”们“过了教养期不解除”所造成的不满
情绪,实行了一条“土政策”:只要表现良好,不犯错误,家在北京市的,允许
每月回家一次;家在外地的,允许家属前来探亲,队部提供简陋的住处。这样,
可就大大增加了小道儿消息的来源了。

    小道儿消息综合起来,不外乎如下几条:

    “团河农场的京剧团被大兴县看中了,点着名儿要。弄得不好,恐怕要连团
河农场一起接管。”

    “社会上的右派,根据‘敌我矛盾按内部矛盾处理’的政策,原来是由统战
部门管的,现在统统交给公安部门管,和地富反坏同样对待了。”

    “农村在开展‘四清运动’,基层干部统统集中起来交待问题,哪儿都有
‘四不清干部’。”

    “关于右派问题,由于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公安部门只好暂时‘维持现状’,
即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已经摘帽的,就算了;没摘的,暂时不再摘。一切等待
中央的决定处理。”

    小道儿消息,特点是人云亦云,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不过是姑妄言之,姑
妄听之而已。不过人人心里都明白:形势又紧张起来了,出路与前途,凶多吉少!

    不久,团河农场也开始搞起“四清运动”来。运动主要在干部中间开展,对
于就业人员和教养人员,则进行另一种“教育”,名之曰“拔白旗运动”。

    所谓“拔白旗运动”,就是在“三类人员”也就是犯人(包括少年犯)、教
养人员、就业人员(包括“少年职工”,也就是刑满释放的少年犯)中开展的一
场以“认罪认错、服管服教”为中心的教育运动。质言之,就是要在三类人员中
发动“左派积极分子”揭发检举打击少数的“右派反改造分子”,争取最大多数
的中间分子,求得在劳改单位的相对安定。其中当然也包括动员“反改造分子”
们主动坦白、投降起义。

    这个运动在别的部门进行得如何,我不太清楚,但仅就七中队的教养小队而
言,战果并不辉煌。因为这一批人长的已经在公安局呆了七八年,像我这样的
“后进分子”,也已经呆了五年多,经过的“政治学习”和各种各样的运动,也
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体

    会得最深刻的一条,就是“坦白”必然“从严”,知道历次运动,向来都是
前紧后松,开始的时候雷厉风行,似乎一场暴风雨立刻就要来临,最后大都是虎
头蛇尾,不了了之。何况这“七十二贤人”中,大多数人都对政府说话不算话、
到期不解除心怀不满,几乎人人心中都有这种“反改造”的因素。共同的思想,
共同的认识,使得这一批人“抱团”抱得很紧。因此除了像刘佛生之类极少数几
个“积极分子”想在这场运动中“立功”,也曾经粉墨登场,积极检举揭发、坚
决打击斗争之外,很少有人主动坦白,更不愿意在这样的时刻去伤及同类。结果
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令队长们大失所望。

    这里,有必要插空介绍一下刘佛生这个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这不单因
为在以后的多本连续剧中,都是他唱的主角,而且在“人”这种动物当中,很少
有他这样厚颜无耻的,似乎也很值得“人类学家”们认真研究一下。为此,对于
这个不太光彩的人物,我没有在姓名上加以“技术处理”,而是让他以真名实姓
出来亮相。

    刘佛生本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助教,湖南人,据说父亲是个大资本家,解放后
死在监狱里。他身体单薄,一副病容,说话轻声细语,操一口浓重的湖南方言,
总是把“杜高”叫成“豆糕”,看上去文质彬彬,甚至楚楚可怜,但是心地的歹
毒、为人的阴险、个性的凶残,却与他的外貌完全相反。他可能得过肺病,原来
在病号队学习,不出工。1962年的时候,杜高也因为患有肺病,集中到三余庄以
后,一直在病号队呆着。后来队部发现杜高不但是个“著名作家”,1950年他还
只有二十岁的时候,在朝鲜战场上所写的战地通信,居然有两篇收在高中语文课
本里,而且还是个剧作家,曾经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过专业编剧,教养前是中
国戏剧家协会创作组成员,就把他请出来当中队宣传员,每天早上帮助值班员扫
干净院子以后,就夹着铁皮喇叭筒到工地去作宣传鼓动工作,下午提前回来,把
一天中各班组及个人的“突出事迹”用黑板报的形式写出来。他出工而不干体力
劳动,不但粮食定量提高了,肚子吃饱了,身体也逐渐好起来,而且成了队部信
任的红人。刘佛生看了眼红,就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走湖南同乡杜高的路,
也争取一个出工不劳动,甚至取杜高而代之。

    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靠拢政府”,也就是充当队部的耳目,到处搜集甚
至不惜伪造同类们的“反动言论”,向队部汇报,从而取得队部的信任,终于在
1963年年底把他从病号队里调出来,到值班室值班。

    说到值班室,这里又不得不特别交待一下。劳改队的值班室,是一个很特殊
的部门,权力很大。队长平时坐在队部,很少到教养大院儿来,所有院子里的杂
务,包括看守院子大门、清扫环境卫生、出工收工敲钟、统计出工人数、传达队
部命令、购买日用杂物、分发报纸信件、接待探亲家属、处理临时事件、照顾歇
工病号甚至帮助食堂卖饭……等等,等等,都由值班员承包。更主要的,每个值
班员也都是队长的耳目,看见某人有越轨的行动或听见某人有不妥的言论,都必
须及时向队部汇报。

    那时候,七中队值班室的两个值班员,值夜班的一个叫程志雄,安徽人,资
产阶级家庭出身。早在1950年他还在外国语学院读书的时候,就被中共中央调查
部看中,成了秘密特工人员,毕业后派驻外贸部,公开身份是图书资料室外文翻
译兼团总支书记,真正的任务是监督部长们的一言一行,定期向中调部汇报。由
于他出身富贵人家,受过高等教育,风流倜傥,一表非俗,舞跳得也漂亮,终于
跟哪位首长的夫人勾搭成奸,这不但违犯了特工纪律,在当时“通奸”还是犯法
行为,为明暗两面所不许。总算部里看在他“工作积极”的情分上,没给严厉的
处分,而是开除党籍,一撸到底,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又从劳改处
分配到团河农场来,月工资三十六块五角。团河农场不好分配他工作,就让他到
二大队七中队来当专职的值班员。他的身份比较特殊,既不是干部,也不是就业
人员,这在劳改单位又有一个专用的名称,叫做“外雇职工”,在形式上不受管
制,也不参加“三类人员”的学习,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与队长们“平起平坐”。

    值日斑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那个吴越,他是个语文工作者,原在中国文字改
革委员会从事于方言研究和汉字拼音化工作,“文革”期间,因为所有语文研究
资料被洗劫一空,改行写小说,愣是在劳改农场偷偷儿写成了一部长达一百五十
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落实政策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印
了近七十万部,八十年代以后成为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他是个好好先生,不但
跟谁也没有红过脸吵过架,还很愿意帮助别人,自从1963年五一节进入值班室以
后,跟程志雄的关系搞得特别好。俩人合着把值班室变成了教养队的“秘密联络
站”:按规定,教养分子向外发信是要经过队部检查的,但是只要把信交给吴越,
他就能够让程志雄送到大兴县县城甚至市里去发;按规定,教养分子的家属来探
视,所带食物,不能超过一公斤,但是来访家属的登记接待工作是由吴越做的,
整口袋的食物可以先藏在值班室里,只拿出一公斤左右来装装门面,家属走了以
后,被探视的教养分子可以不慌不忙地把食物转移走。1963年11月吴越解教摘帽
以后,更其变本加厉:北京没有直系亲属的人,只要城里有亲戚朋友,他可以在
星期日进城去帮你去取回食物来。杜高就是北京没有直系亲属的一个,但他在中
国青年艺术剧院还有许多“哥儿们”,吴越就常常到青艺宿舍去找那些导演、演
员们,给他背回来面包、饼干、香肠、油饼之类。北京城里没有亲朋好友的,只
要通知家里把钱汇给吴越,他就可以进城去帮你买到各种食物。例如外号人称
“山羊”的吴宏达(原地质学院四年级学生,现定居美国,成了国际著名的人权
运动者)之所以老有那么多吃不完的腊肉和罐头,就是吴越变的戏法。──当然,
他的服务对象,是有选择的,像刘佛生这样的“积极分子”,不但谢绝服务,而
且还要对他讳莫如深。

    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值班室的这些所作所为,自然有刘佛生之类的积
极分子汇报到队部。队部先是找程志雄了解,程志雄的答复是“绝无此事”;接
着找吴越谈话,吴越也坚决不承认;队长就批评吴越:“值班员应该是队部的耳
目,你值了半年多班,没向队部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不是还有一些积极分子,
我们快变成聋子和瞎子了。”

    根据动态分析,队部快要撤换值班员了。程志雄是专职值班员,来头大,撤
不动,吴越的值班员可是队部任命的,看起来,吴越的地位岌岌可危矣。

    果不其然,不久,就以加强力量为由宣布刘佛生到值班室来值班了。总算还
好,没有立刻撤销吴越的值班员职务,而是“同时值班”。

    值班室里有了这样一双眼睛,什么“秘密行动”就都不能进行了。吴越与程
志雄商量,想一个什么办法,一定要把这个“钉子”拔掉。程志雄手拍胸脯:
“这事儿包在我的身上,不出半个月,我准让这小子滚蛋!”

    计谋当然是在暗中策划进行的。食堂的炊事员都是就业职工,程志雄专值夜
班,而上夜班做早饭的炊事员只有一个人,必须由值班员帮他搭笼屉蒸窝头,所
以俩人关系也非比一般,半夜里俩人炸油饼、下面条吃是常事。这在当时多数人
还饿肚子的情况下,就算是很高级的“享受”了。那时候教养队买饭采用的是卡
片制:早中晚各吃几两事先登记,印在卡片上,吃一顿划一格。程志雄跟夜班炊
事员商量好:第二天早上开饭,故意忘了给刘佛生划卡片,且看他是不是来打第
二趟饭。

    罗网张好了,就等他自己往里撞。

    程志雄下了夜班,本该去睡觉的,但他要守住罗网,等待猎物。刘佛生当然
不知道有人设下了陷阱,打回一个窝头一碗棒子面粥来,发现卡片上居然没划那
一道杠杠,高兴极了,来不及先吃这一份儿,拿上另一个饭盆,又去打第二份儿。
炊事员说他已经打过了,他指着手中的卡片说没打,俩人戗戗了起来,程志雄是
等在旁边的,立刻出面作证,不但指出他刚才打的一份儿还在值班室的桌子上放
着没吃完,还把他拉到队部去。人赃俱获,刘佛生就是再能说会道,也无法给自
己开脱,结果队长当时就宣布撤销刘佛生的值班员,让他搬回病号队去。

    刘佛生进值班室没几天,就被撤职。值班室这个“秘密据点”,就这样保住
了。

级别: 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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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扩大“积极分子队伍”

    “拔白旗运动”期间,又从别的劳改单位陆续调来了三十六个同是三年教养
期到期未曾解教的“右派分子”。在这以前,我们只以为北京市公安局所属各劳
改队的右派都已经在1962年集中到三余庄来了,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漏网
之鱼”!于是,三余庄的“七十二贤”变成了“一百单八将”,一场腥风血雨的
连台好戏,就要在这里演出了。

    三余庄原来的七十多人,反改造情绪高涨,抱团儿抱得很紧,积极分子太少,
运动开展不起来,这些情况,队部其实也很明白,只是力量不足,无法改变罢了。
这一回从外地又调来三十多个人,趁他们刚刚来到,不了解情况,与原有人员也
不熟,队部计划要在这些人中发现“新生力量”,培养更多的“积极分子”。这
些人一到,队部就专门召集他们开了一次会,动员他们来到这里以后要积极投入
火热的斗争中去,暗示运动过后,政府将根据各人的表现好坏重新处理。

    新来的这些人中,确实有几个是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他们一切从个人利益
出发,过去靠努力劳动应得而未得到的东西,如今想通过运动,重新争取,想趁
三余庄“老号儿”们意志消沉、思想抵触、有抗拒改造情绪的“大好时机”好好
儿表现一番,以求在教养所这口深水井中觅得一个“干松”的庇护所。尽管他们
事实上已经居于亿万人之下,却以为还有可能成为“百人之上”,一旦政府开恩
放人,自己就有可能成为“首选者”。他们不了解政策只能由中央制订,如果能
放,绝不会只留一个,如果不能放,也绝不会只放他一个人。可惜这样的话没人
能对他们说,他们自己也想不到。

    简单地说,队部还果然在这些新来的人中发现了几个“生力军”。在这些新
上任的“积极分子”们积极配合之下,带动了已经处于疲惫状态的“老积极分子”,
“拔白旗运动”立刻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反改造分子”的代表人物开始遭殃
了。

    首当其冲的是朱维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美术教授、著名画家)。他原来是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西洋名画欣赏课的教师,工于油画和素描。他母亲是个留美
又留法的大律师,五七年也打成了右派,如今在家里蹬缝纫机,替里弄办的缝纫
部加工小孩儿围嘴儿,两个妹妹,一个弹钢琴,一个打乒乓球,用他自己的话来
说,是“一家子全不务正业”。他自己从小由法国保姆带大,没上小学就能说一
口流利的法语。划了右派以后,本来并不送他劳动教养,是他自己递了三份出国
申请书、交了十五元人民币,要到法国去开个人画展,公安局才把他“请”了进
来,所以大家都说他的教养是自己花钱买来的。他是“三余庄八大怪”之一,每
逢星期假日,他身穿破大衣,腰里系一根草绳,在背风向阳的墙角一靠,津津有
味地读着巴尔扎克原文版小说。“积极分子们”指责他和思想极端抵触但却沉默
寡言、不论大会小会从来一言不发的电气工程师王京结成了“联盟”,是抗拒改
造的典型,多次进行批判,还把他在劳动工地上画的速写也拿出来作为“罪证”
展览。

    接着挨斗的是曹克强(落实政策后出任河北省清河县第二中学地理教师,因
被毒打落下了癫痫后遗症,1994年发病时身边无人照顾而死去)。他是北京师范
大学地理系学生,父亲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但他本人长得其黑无比,戴一副白框
的深度近视眼镜,外号人称“黑皮”。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消极混泡,干什么活儿
都磨洋工,从来都完成不了劳动定额,但是一到工地,干了不到十几分钟,就脱
光了衣服,满脑袋油汗,装出一副干得十分卖力又十分狼狈的样子,谁看了也无
法说他没出力气。斗争会上,他还振振有词地反驳辩论,弄到后来连队长也没有
办法了,只好把他送进一天只喝两碗玉米面稀粥的禁闭室,用“饥饿疗法”来治
他的“顽固症”。

    接着进禁闭室的,是被队部认定“言论反动到够枪毙的程度却又极善于检讨”
的杨路,以及被阎麻子定性为“专门在背后策划鼓动、煽风点火、特别阴险的黑
帮头子”赵筠秋(原是《北京日报》理论部编辑,落实政策后回北京日报社工作,
现已退休)。

    还有一个李泰伦,四川成都人,教养前是北京九中的语文老师,父亲是国民
党的川军少将,还是个袍哥大爷,尽管解放前夕奉命组织过民革地下武装,配合
解放大军解放川西,但是解放后仍作为“叛匪”镇压了。他与共产党有“杀父之
仇”,反改造情绪特别嚣张,写了许多“反动诗”。被谢自愚等“积极分子”揭
发以后,又拒不承认,被关进禁闭室后进行“绝食斗争”,饿着肚子大唱革命歌
曲,大呼“毛主席万岁”,以禁闭室缺乏阳光和新鲜空气为由,要求增加放风时
间,表现得相当突出。放出来的时候,身体弱得连路都不会走了。落实政策后工
作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出任北京市劲松五中副校长。

    在无数“蹲小号儿”的人当中,值得一提的是李定一(本是一名兽医,“文
革”中被捕,下落不明,有传说已经被“镇压”)这位老兄。因为别人进禁闭室
都是因为“反动言论”,独有他是因为“打击报复”造成“伤害”关进去的。

    那时候正值“龙口夺粮”的麦收大忙季节,日夜苦战,白天晾晒,夜间脱粒,
人人都忙得连拉屎撒尿的工夫都没有。一夜,李定一在场院脱粒。这活儿,是人
跟机器比速度,一环扣一环;一个萝卜一个坑,还得跟着机器转,谁也别想偷懒,
只要一个人或一个环节稍许迟缓一下,就会供不上料。李定一白天干了一天活儿,
晚上接着上夜班,累得实在顶不住了,只好借口大便,到厕所去蹲着抽口烟,喘
口气儿。

    脱粒机前面少了一个人,供料登时紧张起来,干活儿的人负担增加了。人称
“宋老二”的生产组长宋有余见李定一上厕所一去不回,就去找他。进厕所一看,
见他还在那里蹲着悠哉游哉地抽烟,就说他有意磨洋工。李定一当然不服,顶撞
了几句,宋老二火儿了,不跟他多啰嗦,挥手就给了他两拳,要他赶紧回到岗位
上去。

    李定一挨了打,本想还手,转念一想,队长多次讲过:别人打你,要向队长
报告,由队长处理,不要还手,不然,就变成打架斗殴,双方都没理了。于是他
出了厕所,没上脱粒机,却跑到队长那里去告状,要求队长伸张正义,为他作主。

    队长正在指挥脱粒,也忙得一脑袋热汗,刚听他说了几句,就不耐烦了,斥
责他不该停下生产来纠缠这些鸡毛蒜皮,命令他立刻回到脱粒机前面去干活儿。

    李定一挨了一顿打又吃了一通批评,回到脱粒机前,越想越有气,绝不能无
缘无故地白白挨打。正好宋老二就在他前面,他一时按捺不住,就用麦叉子狠狠
地给了宋老二一下。宋老二猝不及防,一声惊叫,伤并不重,却震动了全场,纷
纷停下手中的活儿,围过来看热闹。队长闻讯赶来,先吆喝着让大家继续干活儿,
一面吩咐宋老二到医务室去上药,一面立刻派人把李定一送到设在一大队的禁闭
室去反省。──这一来,李定一倒可以真的躺倒不干了。

    宋老二的伤并不重,第二天还是照常出工。像这种小小的“伤害”,队长为
了杀一儆百,虽然把李定一送进了小号,但只要他肯应付性地写一份检讨,特别
是在麦收大忙季节中,人手紧张,不难很快就放出来。偏偏李定一是个认死理儿
的“杠头”,咬住了是宋老二先打的他,队长又不给他作主,所以他才“以牙还
牙”的。他拒不检讨,队长也没台阶好下,总不能承认自己关错,于是倒楣的李
定一,尽管躲过了大忙季节的黑白班连轴儿转,却躲不过一天只喝两碗棒子面粥
的命运,而且没想到后来还有更好吃的果子在等着他。

级别: 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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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革”前的“骚乱”

    拔白旗运动一直继续到1966年夏天,其间虽然“你刚唱罢我登场”,“运动
员”像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但是斗争方式还是老一套:不外乎大字报批判,小
组会揭发,大会批斗,自己交待,拒不检讨的送进禁闭室,如此而已。

    这时候,尽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号还没有打出来,但是社会上的
“红卫兵”们却已经打着“革命”的旗号在横冲直撞,而且来势凶猛,远非往日
的政治运动可比。三余庄庄员中多数人感到来头不对,忧心忡忡,生怕运动会搞
到劳改队来,横遭不测。而少数积极分子却以“革命派”自居,感到形势可喜,
如果在混乱中认准了苗头,伺机出击,一旦投机成功,就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
好运。至于相信政府还在“办手续”的书呆子,到了这个时候,恐怕连一个也没
有了。

    没过多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号终于光明正大地打出来了。

    报纸上的通栏大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广播中林副统帅的讲话:“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搬掉一切绊脚石,要向一
切牛鬼蛇神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
底打倒、打垮,要让他们的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一片红色恐怖的气氛,不知道自封的“积极分子”们作何感想,反正三余庄
的多数人个个心惊肉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大祸临头。

    尽管我们身陷囹圄,无法接触“外面的世界”,不过那年月小道儿消息满天
飞,也许早已经是旧闻的“最新新闻”仍能听到一些:

    “红卫兵都是十几岁的中学生,天真而无知,到处破四旧、打击封资修,见
了古物洋货统统都砸,见了披肩发喇叭裤一律都剪,大姑娘连花裙子都不许穿,
长辫子都不许留。谁还敢穿西装、旗袍,就给撕成一条条;穿高跟鞋的,就给脱
下来扔掉。”

    “城里的街道、商店都改了名,苏联大使馆前面的扬威路改名反修路,协和
医院改名反帝医院,天安门广场要改名东方红广场,还要把陕北民歌《东方红》
定为国歌。”

    等等,等等。

    不久,指导员正式通知:以后对外写信,不要写大兴县,而要写“红旗县”,
不过后面要加一个括弧,注明“原大兴县”。

    改名之风也刮到了三余庄。这时候,刘佛生已经调到了我所在的第四组,并
且混上了一个学习组长兼中队宣传员的名份。他感觉到自己的名字中带着个“佛”
字,迷信的色彩太强烈了,主动改名为“刘复生”。另一个中队宣传员王祖德也
闻风而动,立刻宣布改名为“王左德”。他们不但自己改名,还勒令别人也改。
例如队里有个史镇华,他们就说:“右派分子”,还想“镇”我中华,太狂妄也
太嚣张了,立刻改掉!可是史镇华却说:我这名字是父母起的,已经叫了几十年,
我无权改也不能改。

    有人感叹说:“现在刮的是改风,什么都要改。”一组组长刘乃元(原新华
社记者,落实政策后任新闻学院教授)听了反驳说:“什么都要改?我的脸型能
改么?”

    有人把他的这句话汇报上去了,指导员在点名的时候公开说:“脸型怎么就
不能改呢?要想改,那还不容易?且看红卫兵能不能给你改脸型!”

    果然,很快就传来了红卫兵给人改脸型的消息:

    “城里的五类分子全挂了黑牌,上街也不许摘,有的还游了街、挨了打。”

    “老舍挨了红卫兵的毒打,气得跳湖自杀了。”

    “北京六中的红卫兵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了一条花裙子,就把她拖进
校内毒打,一面打一面问:”这是无产阶级穿的衣服吗?‘有个老校工实在看不
下去,出来说了几句话,惹恼了红卫兵,把这个老校工暴打了一顿,最后竟把他
扔进火堆里活活烧死了。“

    这种传闻,不久就由队长来加以证实。一天,在工地休息的时候,中队长宣
读了一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印发的传单,标题叫做《告浑蛋书》,一开头就给
“牛鬼蛇神”们当头一棒:“前一阶段,红卫兵出于革命义愤,打了你们的人。
打了就打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虽说这份传单总的精神是打着幌子表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是投在
人们心灵上的巨大阴影,是无法抹去的。中队长也许是出于好心,也许是为了本
单位的平静,用劝告的语气说:“大家要小心一些,千万不要私自外出。要知道,
红卫兵可是不受法律限制的呀!”──这位公安局的干部,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那种“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的威风,而是无可奈何的哀叹
了。

    我和同类汪介尘反复研究了《十六条》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句话的
含义和作用,一致的看法是:口气太轻,纯系劝告的口吻,而不用“严禁”、
“禁止”或“不准”之类的字眼,这且不说,只提“用”与“不用”,已经点明
这只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不是是非问题。用了武斗,并不是错误,更不是犯罪,
只不过“不能触及灵魂”,效果不佳罢了。我们不能只看其结论,还要看它的理
由是什么。如果红卫兵说:“我们就是要触及皮肉,不打算触及灵魂”,或者说:
“先触及其皮肉,打掉其威风,然后才能触及其灵魂”,因此必须“用”一下武
斗这个方法,反对者岂不是就失去了公开反对的理由了么?

    不久,一个更其可怕的小道儿消息传来:据说,四川万县一群红卫兵冲进劳
改队,喝令干部把劳改犯都集中起来,然后把干部们痛打了一顿,说他们包庇牛
鬼蛇神。劳改犯们看见红卫兵打干部,都迷惑不解,有的人还挺高兴,以为打干
部是替他们出气。哪知打完了干部,就用机枪把所有的犯人都突突了……

    虽说传闻的小道儿消息不太可靠,有夸大其辞甚至纯系编造的可能,但在这
个时候出现这样的谣传,至少是个不祥之兆。

    人们的心越缩越紧,那个可怕的魔影,似乎越来越近了。

    三余庄院墙外面,贴出的红卫兵传单越来越多。所有传单,开头都写着“十
万火急”或“勒令”的字样,署名多半是大兴县各学校、各单位的的红卫兵组织。
有一张传单上写着:“勒令!商业部门统统搬到农村去!”内容说:原来的商业
部门大都在城里,为城里人服务,可是住在城里的人,绝大部分是坏蛋。还有一
份传单的标题是“剿灭天主教”,开头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传教是帝国主义
的文化侵略政策。”

    最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的是一张对“牛鬼蛇神”发出的“最后通牒”,
大字标题印着:

    血债要用血来还!!!

    内容说:“你们的父兄在旧社会剥削压迫我们的先辈,多少革命先烈被你们
的父兄屠杀了。你们的父兄欠下了无数革命人民的血债,我们是革命者的后代,
要向你们讨还这笔血债!!!”

    三个巨大的惊叹号,像三枚扔进了人们心中的炸弹:

    血债!屠杀!偿还!

    魔影已经在人们的头顶上盘旋!

    不久,魔影果然来了,讨还血债的“革命者的后代”,果然行动起来了。从
就业队传过来的消息,千真万确:就在大兴县,离县城不远的大辛庄,一天之内,
“革命者的后代”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其亲属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扔进一口废
井里,然后封土活埋,说是只要从肉体上把敌对阶级统统消灭,革命就彻底完成
了!他们的口号是:“彻底消灭剥削阶级,斩草必须除根!”

    大辛庄究竟一共死了多少人,当时传说不一,有说一百多的,有说八九十个
的。最近看到《传记文学》一九九五年第六期《“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一
文,透露说:“一九六六年八月,大兴县十三个公社的四十八个大队,仅在五六
天时间内,就杀死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
其中有八十多岁的老人,也有出生仅三十八天的婴儿。”

    可见“复仇的魔影”并不是大辛庄一处有。也许别处的魔影,正是在大辛庄
的“带动”之下“群起仿效”的吧。

    不过事后听说,也有两个大辛庄的地主子女幸免于难。一个是总场部技术员
的老婆,她是地主的女儿。大辛庄革命派来人要把她抓回去批斗,场长虽然不知
道他们的来意,但也明知道地主的女儿一被抓回去,准是挨斗,就编了个谎言,
说她问题严重,本场正在批斗中,等本场批斗过以后,再押送回籍不迟。──这
一个,是场长做了好事,无意中保下来了。

    另一个是黄村一街农民周广银的老婆,也是个地主女儿。大辛庄来人要抓她,
赶巧她丈夫是本村革命造反派的头目之一,势力不比大辛庄的革命派差多少,干
脆严词拒绝了。──这一个,是在贫下中农的保护之下幸免于难的。那时候,从
三余庄出去的“摘帽右派”张永贤和吴越都讨了个农村姑娘做老婆,他们就租住
周广金、周广银两兄弟的房子。他们带来的消息,可以说是第一手资料,绝不会
传闻失实。

    我听见了这样的传闻,简直像五雷轰顶,有如天塌地陷;所有听见这一消息
的人们,个个目瞪口呆,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词句来表达那种恐怖的气氛,好像到
了世界的末日,连四周的空气都凝固了。

    当天下午工地休息的时候,我和外号叫“山羊”的生产组长吴宏达加上汪介
尘三个人,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小声议论着,谴责红卫兵的残酷作为,以发泄心中
的不满和愤怒。

    “山羊”说:“红卫兵无法无天,绝灭人性,简直就是希特勒的党卫队。”

    我说:“意大利有个黑衫军,国民党有个蓝衣社,现在又有了红卫兵,可以
说是三色俱全,可以鼎足而立了。”──这是我当年的原话,现在才知道,所谓
“蓝衣社”,也和所谓的“A B 团”一样,是从来就没有过的“反革命”团体。

    汪介尘忧虑重重地问:“红卫兵会来团河农场造反吗?”

    “山羊”说:“也许不会吧?《十六条》不是规定不许冲击劳改机关么?”

    我说:“这可不一定。规定不过是一纸空文,这些魔头,他们什么事情干不
出来?”

    事情果然为我不幸而言中:不久,就有一批大兴县的红卫兵到团河农场来造
反,他们问干部:这批牛鬼蛇神中,哪些人表现最坏?这就不用多加解释了,当
然是关在禁闭室里的人表现最坏。于是红卫兵们打开禁闭室,把关在里面的“反
省号”全拖了出来,拳打脚踢,往死里打。那时候,三余庄的李定一因为死不检
讨,还被关在禁闭室里继续反省。覆巢之下,必无完卵,这一次,他也难逃浩劫,
被打了个半死。

    也许是为了对付外来的红卫兵,也许是外面的红卫兵到处造反,也激发了干
部们的“革命热情”,总之是就在大兴县红卫兵冲击了团河农场之后不久,一批
年轻的干部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年纪大一些的,则纷纷成立各种造反、
革命组织,也戴上了名目不同的红袖章。三余庄的“反改造分子”们见是这样的
架势,不明所以,吓得心惊胆战,不知哪一天就会大祸临头。而那些自封的“积
极分子”们,却蠢蠢欲动起来,显得格外活跃。他们认为:农场内部既然有了红
卫兵和各种革命派组织,外面的红卫兵大概就不会再来冲击了。队长人数本来就
少,如今农场内部也在闹革命,也在斗“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教养分子中间,尽管”拔白旗运动“并没有宣布结
束,但是斗争还在继续。队部只有依靠他们这些”积极分子“,才能镇住”反改
造分子“,保持教养队的”革命正气“。于是,他们到处找碴儿,想仿效外面红
卫兵的做法,在三余庄掀起一股”横扫反改造分子“的热潮来。

    当然,他们的所作所为,事先都是得到队部的许可,甚或就是队部授意、布
置的。

    事情还是从杨路这个“薄弱环节”开始。自从“拔白旗运动”开展以后,
“积极分子”们揭露了杨路大量的“反革命言论”,几乎已经被认定是个“拔了
尖儿”的“反改造分子”,比起谭天荣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也几乎已经
认定他是必然要“坐小汽车”被送走的了。之所以至今没有“荣升”,可能是
“革命形势大好”,“革命派”和“走资派”都忙得不亦乐乎,顾不上这种区区
小事。因此,杨路成了死老虎一头,简直人人都可以充一下“打虎英雄”了。特
别是还没有当上“积极分子”而又很想“积极”一下的人,都想整他一下,咬他
几口,借此表示自己的“立场”已经转到了政府的一边。再说,杨路身材矮小,
文质彬彬,尽管不是“手无缚鸡之力”,但是面对膀大腰圆的打手,还是没有自
卫的能力的。于是,“积极分子”和“准积极分子”们就经常突然地对他发起进
攻,谩骂、侮辱的事情时有发生,不过暂时还没有发展到动手打人的地步。

    这一天,在工地休息的时间,有三个“积极分子”寻衅找碴儿,借故打了杨
路一顿,相对而言,打得不算太重,杨路不敢也没有力气还手,打算忍一忍就这
样过去算了。

    但是杨路肯忍,别人可不肯忍。消息一传开,“反改造分子”们被激怒了。

    三余庄自从1962年夏季右派集中以来,虽然也经常开批斗会,并不时有人进
禁闭室,但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可还是第一次。大家认定:此风断不可长。
要是任其发展下去,特别是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被划为“反改造分子”的
人,还有活路吗?

    怀不满情绪者起初不过是个别交谈,传播消息,后来火气越来越大,竟三三
两两地聚在院子里大声议论起来,以发泄不满。其中以高作纯(北京师范学院中
文系学生,因为为铁托鸣不平而划为右派,又因为与陈独秀的孙女儿谈恋爱不肯
割断联系而被送来劳动教养,落实政策后在秦皇岛某中学当教员)的嗓门儿最大,
情绪也最激昂:

    “凭什么打杨路?有问题可以批判,问题严重可以由政府处理,同是教养分
子,凭什么动手打人?”

    缪光谦(电影出版社的助理编辑,落实政策后回电影出版社任编辑,现弃文
从商)同声附和:“《十六条》上写得明明白白: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他们
为什么要武斗?”

    曹克强一个劲儿地重复:“不管怎么说,打人就是不对,就是不对!”

    我没做声。我意识到“积极分子”们这次动手打杨路,决不是他们“革命热
情高涨”之后的一时感情冲动,更不是单纯为了表示自己积极做出来给队部看的,
其中必然有后台,说不定就是队部放的一个试探气球,是一次火力侦察,目的是
为了“引蛇出洞”。

    “积极分子”们有队部作后台,气焰才会如此嚣张,才敢于动手打杨路。打
了人之后,自以为这是干了一件“对革命有功”的露脸的勾当,气焰更加嚣张了,
简直好像他们也加入了红卫兵组织似的。“反改造分子”的代表人物竟敢在院子
里面大声疾呼,他们一则是怒,一则是喜:怒的是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居然还
有胆大包天的人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他们的“革命行动”,为“反改造分子”杨
路鸣冤叫屈喊不平;喜的是“蛇”一出洞,他们这些打手们可就有了再一次表现
自己的大好时机了。于是“积极分子”们也纷纷走出门来,对反对他们打人的
“反改造分子代表人物”进行围攻。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双方全都非常激动,当然不可能冷静地、心平气和地
坐下来恳谈,吹一阵和风,洒几滴细雨,尽管一方是据理力争,另一方却是辱骂
恫吓。“积极分子”们故意用“失控的语言”来刺激“反改造分子”们,希望他
们中有人受不了这种刺激,也会“语言失控”,于是他们就有理由像打杨路那样
大打出手了。在那个年代,“革命派”打“反革命派”,是一点儿没事的,但若
挨打的竟敢还手,这可就是“阶级报复”,甚至是“反革命行凶”!这是只许我
打你,不许你打我,与社会上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两派武斗可不一样。

    “积极分子”中,最猖狂的是赵家任。这小子本是北京市粮食局的小干部,
大概是个粮仓保管员之类,长得其丑无比,皮肤又黑又粗,大嘴巴,厚嘴唇,很
像非洲的黑猩猩,说起话来,好像嘴里总叼着个什么东西,含混不清。但是却膀
大腰圆,力气很大。今天就数他跳得最高,扯着破锣似的大嗓门儿,唾沫星儿四
溅地高声狂叫:“你们他妈的都是跟杨路穿一条裤子的反改造分子。我肏你们这
些反改造分子的十八辈祖宗!”

    ──赵家任虽然“积极”,但是解教后仍被发配山西霍县王庄煤矿(劳改矿
务局所属的劳改矿)继续改造。这期间他在山西农村找了个“老板子”,进门就
当“爷爷”。七九年落实政策,他因为在当地有老婆而不得回京,只好到“老板
子”的原籍万荣县落户,在国家储备粮库看大门,既无权,又无钱,懊悔不迭,
见人就痛哭流涕,诉说“不平”,真可谓“天有眼”也!

    其余的“积极分子”也气势汹汹地大声叫骂,唾沫溅到对方脸上,手指点着
对方的鼻子,一面还捋胳膊,晃拳头,竖眉立目,跃跃欲试,战争大有一触即发
之势。本来打算据理力争的人,一看对方又要动武,感到来头不对,有的赶紧到
队部先告状,有的只好躲进宿舍内暂避其锋。只有曹克强还在发挥他的“一根筋
战斗精神”,反反复复就说一句话:“打人就是不对,打人就是不对嘛!”

    赵家任装出一副不屑于理会曹克强的傲然神态,腆着个大肚子,堵在房门口
大骂:“他妈的,你们这些反改造分子,有种的给我滚出来!”

    正在这时候,队部的几个队长来了。“积极分子”们恶人先告状,有的摆出
一副“从指挥刀下骂出去”的英雄气概,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继续破口大骂。郝
队长听了“积极分子”们的诉说,也不再问问别人,怒气冲冲地下令:把高作纯
等三个“带头闹事的反改造分子”送进禁闭室,事态就这样算是“平息”了。

    第二天开大会进行批判,刘佛生在批判中将这一事件称为“骚乱”。这个名
词其实并不是他的发明,但我相信也绝不是半文盲的队长们所能想得出来的。

级别: 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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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写在心中的诗

    队部在初战告捷之后,又乘胜追击。有一天,全队在宿舍附近的农田里干活
儿。临近中午收工之际,队长突然宣布:中午由伙房送饭来吃,饭票晚上统一收。
饭后就在工地休息,不许回宿舍去。

    不久之后送饭的小车就推来了。饭菜非常简单:每人一律三个馒头、一块咸
菜,这样,就可以不必使用碗筷;要喝水,反正有共用的水舀子。

    既然离宿舍这样近,为什么不让回去吃饭?为什么事先不通知带碗筷和饭票?

    很快就有人根据情况作出了分析:刘佛生等四个“积极分子”今天没有随队
出工,一定是队长带着他们在宿舍里进行突击搜查!

    刘佛生是我们第四组的学习组长,但因为他兼任中队宣传员,大家出工他被
留在队里写写黑板报或标语什么的,是常有的事儿,开头谁也没注意;但是中队
里一下子留下四个“积极分子”的事儿却不多,何况今天又有这样的“异常举措”
呢?

    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我没有私藏武器,也没有写过什么“反动日记”,但
我在几年前写过一首诗,是写在一个本子上的。我暗暗叫苦:如果真的进行搜查,
我的这首诗一定会被搜走并被扣上强加的罪名。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六神无
主,但又不敢露出焦急的神情来,只能在心里盘算:万一小本子被搜走了,队部
找我谈话的时候,想个什么主意遮掩过去才好。这时候,我恨不得能分身插翅飞
回宿舍,抢先把我的小本子收藏起来。

    下午收工回到宿舍,果然房间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所有大大小小的包袱都被
打开了,有的人用锁锁着的小箱子,也被野蛮地撬开,杂七杂八的东西摊得满炕
都是。大家噘着嘴刚草草地收拾了一下,买饭的哨子就吹响了。按规定,教养小
队的人要以小组为单位到伙房门口去排队买饭的。我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
刚到伙房门口,就佯称忘了带饭票,跑回宿舍去拿。这时候宿舍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抓紧时间赶紧翻开铺盖寻找我的小本子。这本子,我一直压在枕头底下的,现
在是怎么也找不着了。我的心凉了一半儿。

    买饭回来,各人坐在炕头闷声不响地吃饭。尽管我不知道吞进嘴里的东西究
竟是什么滋味儿,但我必须尽量装得镇静,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不然,
就是我心中有鬼了。我一边味同嚼蜡地吃着饭,一边偷眼去看刘佛生,只见他那
双老是眯着的三角眼,正在不怀好意地瞟着我,嘴角分明还带着一丝冷笑,意思
似乎是在说:“我看你还能稳多久?”

    我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罐,酸甜苦辣咸,一齐涌上来。再一想,又后悔自己
太大意了,其实汪介尘早就提醒过我,要我把“碍眼”的东西及时处理掉。可我
那时候偏偏没有想起这首诗来。现在小本子已经落到了队长手里,真应了中国的
一句古话,叫做“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了。当时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话:
“思想是气体,言论是液体,文字是固体”,说的就是“想想不要紧,说说有被
揭发的危险,可千万不要授人以柄,白纸上落黑字呀”。既然我已经形诸于文字,
想不承认是不行的了。该怎么办呢?是主动检讨?还是先置之不理?

    我终于拿定了主意:事已至此,悔之已晚,哪怕我跪下求饶,也没有用,队
长也和红卫兵一样,是不会大发慈悲之心的。本子既然已经被他们搜走,事情该
怎么办就得怎么办。我也琢磨透了:我越软弱,他们就越认为我可欺。反正我写
的是诗,不是什么宣言,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解释。是我写的诗,至少应该
先听我的解释。强加于我的,给他个一概不承认!

    李泰伦就因为在小本本儿上写了许多诗,被积极分子发现并汇报了,他因此
进了禁闭室。但他咬定了这不是他写的,而是俄国诗人莱蒙托夫写的,他在上大
学的时候在报刊上看见,因喜爱而抄录下来,如此而已。问他甚么报刊,则说忘
记了。尽管关的时间很长,因他死咬住“口供不变”,最后也是不了了之,放了
出来算完事。他的经验,值得汲取。

    那首诗写了些什么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到了三余庄以后,我先是被编在另一个小组,组长是郑光第。他是浙江象山
人,北大学生,有过一个女朋友,1957年他划右派以后,和他“划清界线”了。
但他对“右派分子只要改造好了还可以回到人民队伍,还有光明前途”的说法深
信不疑,认为通过努力劳动积极改造就可以摘掉帽子,摘了帽子就算是回到了人
民队伍,就可以恢复过去的地位和生活。

    那时候我就曾经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这种想法前半段符合实际,即表现好的
可以摘掉右派帽子,由第十八层地狱升到第十七层;但在领导的心目中,就像历
史反革命一样,你将永远是个“历史右派”,永远被打入另册。所谓党内右派改
造好了还可以回到党里来,最多不过树立几个典型来表明党对右派的宽大,鼓励
党内外右派继续改造而已,决不会普遍实行。回到人民队伍,则永远是可望而不
可及的。总之,右派就像封建社会失去贞操的妇女,无论你怎样忏悔、改过、赎
罪,也永远有污点,永远得不到宽恕,除了死去重新投胎以外决无第二条路可走。
但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我的话,不少人认定自己“犯罪”的根源在于没有听信党
组织的话,以后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坚信党的改造政策和党组织所说的一切。他
们把我的“反动观点”汇报上去,得了教训以后,我就不轻易对人说了,自然也
不曾对郑光第说过。

    郑光第为了和昔日的女友重温旧好,努力改造,干活儿简直像拼命,带伤带
病也坚持苦干,终于在六三年按期摘了右派帽子,从劳教队搬到了就业队。就业
人员是人民还是敌人?摘帽右派是公民还是国民?他和其他就业人员、摘帽右派
一样,自作多情地认为理所当然地属于前者。于是他兴冲冲地找到过去的女朋友,
说明来意。其结局自然不出当日的我和今日的读者所料。至于那不知该属于悲剧
还是属于“喜剧”的场面细节,郑光第不愿对别人细说,也只好留给读者去猜想
了。

    转眼到了国庆节,照他想:虽然我不能像过去那样穿着节日盛装参加游行队
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了,晚上进城去看看烟火总可以吧?
这自然只是他的主观愿望。他不知道,每逢五一、国庆以及外国贵宾莅临首都,
各单位的“暗管”分子、“内控”分子和街道上各种有问题的人,都早已被严加
监督,更不必说彰彰在目的牛鬼蛇神了。队部对他提出的这种忘了自己姓什么的
妄求也不婉言相劝,干脆有话直说,免得以后再来啰嗦。现在我想当时如果队部
对他好言相慰,说明摘掉帽子只是走了改造的第一步,今后只要再如何如何就可
以完成“由右派到人民的转变”,也许他还会鼓起勇气走上那无尽头长征的第二
步的。然而就业队的队长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不是什么春风化雨的思想
教育工作者。个把牛鬼蛇神,算得了什么?何况是个沉溺于反动幻想而执迷不悟
的家伙!

    国庆之夜,郑光第溜进了北京城,正当天安门广场上火树银花不夜天,革命
群众载歌载舞,彻夜狂欢之际,他在风景秀丽的北海公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必须说明一句:那时候的北海公园,一者因为属于“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
二者因为江青的死党们需要找个清静的地方密谋策划,“文革”初期就关门大吉,
不对外开放了。所以估计郑光第是从北海大桥上跳下去的。当时北海大桥只有一
米高的石栏杆,由于在这里“自绝于人民”的人太多,现在已经改建成铁栏杆并
加高,想跳也跳不成了也。

    死讯传来,人们开始震惊、叹息;事过境迁,又逐渐淡忘了。想争取有个较
好前途的,仍然在争取;存有幻想的,仍然用幻想安慰自己,免得失掉活下去的
意义。在无可奈何中,且让渺茫的希望继续掩饰自己因求生的本能、因对死亡的
恐惧而苟延残喘吧。

    听到郑光第死于非命的消息,我的心情也很沉重。其实我和他相处不久,接
触并不多,更没有推心置腹地谈过什么,说不上是朋友。但当时我想了很多,感
慨万千,要说的话汹涌而出,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几乎未加思索,就写下
了一首诗。由于原稿被抄,至今没有下落,仅凭记忆,大致如下:

                             写在心中的诗

       你死了,我……羡慕你,
       从此,你再也听不见
           那恶毒的咒骂和刺耳的吼叫,
       你再也不必担心
           那饥饿的手会紧紧地扼住你的咽喉。
       灼热的阳光
           再也不会烤焦你的背,
       刺骨的寒风
           再也不会扎痛你的脸,咬烂你的手。
       肩头不会再出现勒红的印痕,
           腰也不会酸痛得直不起来。
       再也没有人用恶狠狠的目光
           和鄙夷的冷笑抽打你。
       你终于得到了宁静和休息,
           那是对于终生苦役的报答。

       你是渺小的,
       在屈辱中活下来,
       又在屈辱中死去。
       当你的苦汁滴在土上还未晒干时,
       你已被苦难的人们忘记,
       也被制造苦难的人们忘记。

       但是,谁肯相信
           在那弯曲的背影里,
       在破烂的衣衫下面,
           也有一个人的灵魂?

       你在悬崖上拼命地爬呀爬呀,
       爬向云雾遮盖的山尖,
       终于看见了
           那山尖,只不过是坟墓。
       于是茫然地松开了握住荆棘的手……

       谁肯相信,
       你也有自己的感情,
       这样一个奴隶!
       你可知道
       那横亘在你们中间的冰山
       也早已冷却了少女热烈的心?
       那湖水是多么透明,多么透明呵!
       那里有美好的回忆
           有过去的身影,
       什么都清清楚楚,都还和过去一样。
       现在,湖水变得温暖了,
           冰冷的湖水,变得温暖了……

       湖水散开了,又合拢来,
       掩盖了最后的悲哀。

       我的笔,你在哪里?
       我的纸,你在哪里?
       我的泪,你向哪里流?
       我没有写,没有写,我不能写,
       这是一首写在心里的诗呵!
           只能永远永远地写在心里。

    最后三段记不确切了,和被抄没的原件相比,字句上肯定有些出入,但大意
是不会错的。

级别: 骑士
只看该作者 7楼 发表于: 05-01
  第七章  武斗变成文斗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杨路被打和全队被抄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信号。要想顺
利开展运动,必先扫除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而最大的绊脚石,就是公开大声疾呼
反对武斗的缪光谦。不论是在小组会上主动发言,还是在下面悄悄儿地议论,就
连队长找他谈话,他总是不顾毛主席制定的十六条基本精神,硬是抓住其中个别
字句不放,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继续大放厥词,弄得队长们乃至“积极分子”
们十分光火。

    于指导员多次在会上宣布:缪光谦故意歪曲十六条的精神!三小队的王队长
更天才

    地作了关于文斗和武斗的说明:“文斗是对放下武器愿意接受改造的敌人说
的,通过文斗帮助他们批判自己的反动思想。而那些不肯接受改造还继续疯狂进
攻的阶级敌人,文斗对他们并不适用。他在进攻,你和他讲道理有什么用?”又
说:“革命人民并不提倡武斗,这是阶级敌人不愿放下武器,态度恶劣,才激起
革命人民的义愤。所以说,武斗是由他们挑起来的。”

    王队长所说的武斗,并不是两派的“对打”,而是有实力的一方对无实力一
方的痛打。他不仅有理论根据,还进一步付诸实践,连续几个晚上主持三小队的
批斗会,斗争对象自然首先指向缪光谦。

    第一天晚上,会议开始不久,就由文斗转为武斗,也就是动手打人。号称
“积极分子八大金刚”之一的武大德一边打一边叫嚷:“帮助你端正态度。”或
者干脆说:“要修理你的态度。”王队长也亲自动手“帮助”——狠命揪缪光谦
的头发。

    缪光谦也有绝的:第二天,利用中午空闲时间,自己给自己剃了个光头。晚
上又开会,缪光谦被带进会场。王队长看见他的光头先是一愣,然后微微一笑,
突然伸手抓住他的耳朵,用力一拧,接着脸色也陡地一变:“我看你能把耳朵也
剃掉不?”

    两番吃了武斗的苦头,缪光谦气愤已极,横下了一条心,打算豁出去了。第
三天一进会场,他在门口一站,猛地脱掉上衣往地上一扔,光着膀子,眉毛一立,
对站在他对面待命的八大金刚厉声挑战:“不怕死的,过来!”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的英雄们一下子全被镇住了,愣在那里,一时间竟不
知如何是好。王队长见事出意外,灵机一动,连忙招呼只会打便宜拳的“金刚”
们:“他想挑动武斗,咱们偏不上他的当。坐下说,坐下说。”

    于是,武斗又变成了文斗。

级别: 骑士
只看该作者 8楼 发表于: 05-01
第八章  “俱乐部”周末之夜

    初冬时节,天气阴冷,铅灰色的天空像一口倒扣的锅,紧扣在大地上,锅里
面没有一丝风,闷得人喘不过气儿来,人人的心情也像铅一样沉重。树叶差不多
快落尽了,露出了鸟巢,间或有一只乌鸦飞过,带着难听的叫声。我们埋头给麦
田放水,冰冷的水无声地流进褐灰色的土地,涌起灰色的泡沫。柔弱无依的麦苗,
在水面飘摇着。

    1966年11月19日,又是一个周末。现在是“狠抓革命”阶段,还没提“猛促
生产”,劳动全靠自觉,可人们干得还挺积极的。这,说是习惯也可以,说是用
干活儿来暂时麻痹自己也可以。收了工,今晚干什么?照惯例,周末晚上是不学
习、不读报,也不开会的。

    可是你能在院里到处走动么?──你想进行什么活动?

    到别的宿舍里聊天?──你想搞反动串联?

    或许你想下盘棋?──你对现实斗争抱什么态度?怀着什么鬼胎?

    不约而同,大家都默然地在铺位上半坐半靠地歪着。这是劳教右派们的一种
特殊坐姿:把被子叠成厚厚的方块儿,靠墙斜放,人倚在上面,两腿伸直,或把
叠好的被子略微打开些,一半铺在炕上,另一半靠墙,背部紧靠着软和厚实的棉
被,颇有点儿像是靠着沙发的味道。有吸烟习惯的,再点燃一支劣质的廉价纸烟,
缕缕青烟遮盖了四周所能看到的一切,把自己与现实暂时分割开来,掩护自己进
入另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这是当时劳改队基本上统一的生活方式。

    众人都这样坐着,只有刘佛生的位置空着,他又上队部开会去了。周末召集
组长开会,会有什么事儿呢?开会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不仅是四组的学
习组长,直接管着十几号人,还和外号王癞皮的王祖德一起当中队宣传员。现在
的的宣传员很少像以前的宣传员杜高那样上工地拿起铁皮喇叭筒大声喊叫了。大
家出工,他俩多半留下来整理各种揭发交代的材料、撰写批斗会上的发言稿,或
按照队部的意思写批判大字报,完成批斗会的各种准备工作。有时候剪报,分类
贴在一间被队部叫做“俱乐部”的空房子里。然后组织这些早已看过报纸的劳教
右派们去“参观展览”。他俩说得上是队部的助理和参谋,是名副其实的高等犯
人。

    刘佛生的父亲是个资本家,五十年代不知为什么关进了监狱,六零年死在里
面。刘佛生在小组会上发言说:他听到父亲死去的消息,唯一的反应是感到松了
一口气。因为他从此以后可以不再背这沉重的家庭包袱了──不是背更沉重的
“有杀父之仇”的包袱,而是没有包袱可背了。

    刘佛生终于从队部回来了。他的脸色铁青,喊了一声:“大家注意!”脸上
一副十分严肃的神情,可以预料他将要宣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或者要传达队
部的什么重要指示。他一边翻看小本子,一边瞟视各人的表情变化,慢慢儿地说
出一件事情来。

    事情是这样的:上个星期天,大家都在宿舍里休息,在一组宿舍里,闲得无
聊的郭允德坐在炕上,在一个翻过来的旧香烟盒儿上瞎写。烟盒是阿尔巴尼亚进
口的(改革开放以后方才知道,这种所谓的进口烟,实际上是在中国生产的)LUX
牌。这种烟是硬盒精装的,价格却比国内产的中下等烟还便宜,只是烟味儿不太
正,一般人都不爱抽,却被穷劳改犯们认为是价廉物美的最受欢迎的品种,因此
那时候三余庄到处都是这种烟盒儿。也许是那时候大会小会报纸广播上“毛泽东”
三个字出现的频率最高,也许是宿舍墙上到处贴着“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之类的标语,所以他就漫不经心地在烟盒儿的背面写下
了“毛泽东”三个字。当然,也还有一些别的字句。凑巧坐在他旁边同样闲得无
聊的王玉琦和他闲聊起来:

    “老郭,你原来是哪个单位的?”

    “我是钢铁学院的学生。”

    “钢铁学院?哪个系的?”王玉琦饶有兴趣地刨根问底。

    “轧钢系。”

    “轧钢?这个‘轧’字,怎么个写法?”

    郭允德怕说不清楚,于是顺手就把“轧”字写在烟盒上给他看,说来也是凑
巧,这个“轧”字,正好写在“毛泽东”三字的上面,不过明显偏在一边,并不
在一行上。

    当时他们俩谁也没注意这件事情,写完了,就把烟盒儿顺手一扔。但是王玉
琦的冤家对头董立(注意:这里用的是他的真名,没经过“技术处理”),却早
在一旁密切地注视他们。没等郭允德、王玉琦反映过来,董立就把这个烟盒儿拿
了过去仔细端详。一见有这样四个字,如获至宝,当时就举着“胜利品”冲向队
部。那时候七中队的指导员换了个姓于的,他虽然也很“左”,不过中队里几次
发生打人事件以后,他倒是明确表示过今后不许随便打人。但他最近外出开会去
了,中队

    工作由新调来接替郝中队长的盖某主持。董立就把缴获的“罪证”交给了盖
中队长。

    董立是琉璃河小学的音乐教师,个子矮小,文化水平相对而言也比较低。他
干活儿不行,告密打小报告却是行家里手。王玉琦原是钢铁研究院的一名普通干
部,“反右”中因为凑不够5%的“定额”,只好拉他来凑数。他文化不高,但性
格直爽,平素最看不惯董立那些鬼鬼祟祟的勾当。他的身材虽然并不高大,却也
膀大腰圆,前不久就因为董立瞎汇报,王玉琦曾经用拳头“教训”过他,封了他
一只眼睛。这一回的事情,完全是因为董立这个坏小子报复引起的。

    盖队长把“罪证”拿去给一组学习组长刘乃元看,要刘乃元先在组内组织批
斗。刘乃元一眼就看出这四个字根本就不是连续写下来的,但是刚一提出不同意
见,就遭到了盖队长的“驳回”。刘乃元无可奈何,只好不痛不痒地在组内开了
几次会,当然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郭允德心知这件事儿没完,预料到将要大祸临头;王玉琦心里对董立更加厌
恶、反感,当别的组有人问及这件事情的经过,王玉琦当然严词谴责了董立,最
后还说:“等着瞧,不定哪天我还要封了董立这小子的那只眼睛!”

    这句话,又有人报告了盖中队长,今晚上组长们开会,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盖中队长布置了今晚开会斗争王玉琦以后,接着动员说:

    “反改造分子胆敢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要对靠拢政府的人行凶报复,
就因为以往对他们的斗争太客气了,他们才这样猖狂:想骂就骂,想打就打。有
些积极接受改造的人,老找队部,说反改造分子如何骂他们,还要打他们。我说,
你不用找队部,找队部也没有用。他骂你,那是你愿意听!他打你,那是你愿意
挨!

    “今晚开会,要狠狠打击反改造分子的嚣张气焰,斗争方式不能像过去那样
客气。他要打,咱们就打个样子给他看看。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检
验每一个人究竟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是站在政府一边还是站在反改造分
子一边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以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今晚七点半第一小组在俱乐部开会斗争反改造分子王玉琦。因为他企图行
凶报复。郭允德另作处理,今晚主要斗争王玉琦一个人。欢迎其它小组的人自愿
参加。”

    “自愿参加!”开斗争会居然还有“自愿参加”这一说,这可真是盖队长
“主持中队日常工作”以来的新举措!连看电影都要集合点名“统一行动”的劳
改机关,开性质如此严重的斗争会,居然不开全队大会而用小组会的名义!既要
收敛“每一个人”却又是“自愿参加”!这种会,恐怕没有哪个人竟会糊涂到不
“自愿”参加吧?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对这批五七年的书呆子们,还是估计
错了。

    传达完了,时间也到了七点半,刘佛生率领全组走向俱乐部。范光东、谢自
愚、胡德来等“积极分子”精神抖擞地走在前面,其它人提心吊胆地跟在后面。

    范光东是北京市政协秘书处秘书,山西人,大家都叫他“老西子”。他虽然
是解放前辅仁大学经济系毕业生,但是写起字来歪歪扭扭,真不知他这个秘书是
怎么当的。他划右派以前,因为与小保姆私通,夫妻关系本来就极紧张,一划右
派,老婆就跟他离婚了,所以他也成了北京没有直系亲属的人之一。他身材臃肿
颟顸,干活没体力,老完成不了定额,可是饭量却极大。多亏吴越隔长不短儿地
进城去帮他到南小街一个姓郭的女人家里去拿烧饼、点心之类回来吃,一拿就是
一面粉口袋。没想到喂出这样一头“白眼狼”来,吴越真是瞎了眼了。──此人
现已故去。

    谢自愚更是一个突出的两面派。他是北京水利电力学校毕业的技术员,湖南
人,个子不高,肚子里并没多少东西,却傲得不行,自称是铁托的干儿子,曾扬
言要写一部《续国家与革命》,要与列宁比一比高低。特别是后期,简直像一头
疯狗,逮谁咬谁。

    胡德来是哈工大的一年级学生。划右派以后,并没有送他劳动教养,是他自
己积极争取:到新华书店去偷书,被抓住以后,才进了公安局的。不过落实政策
以后,却数他本事大,如今已经有了两所住宅,还有自己的小车,在“三余庄右
派”当中,堪称首富。

    所谓的“俱乐部”,前面说过,只是一间空房子,其实里面从来没有扑克、
象棋之类的文娱用品。

    我们走到俱乐部门口,其它各组也陆续来了,有些人手里还拿着木棍。我心
里猛地一惊,尽管估计到今晚可能要动武,原以为也不过像打杨路、缪光谦那样,
不过打上几拳踢上几脚罢了,现在看来,他们是要“学红卫兵”的“大打出手”
了。我不由得为王玉琦的处境担起心来。

    进入会场坐下,看见里面已经来了不少人,一百多人把不大的屋子填得满满
的,但却没有一个人说话。往日一开会就抽烟,今天竟没有一个人抽的,连咳嗽
也只是偶尔有一两声。天花板上一支五百瓦的大灯泡亮得刺眼,墙上贴着四张方
方正正的大白纸,每张纸上写着一个斗大的黑字,合起来是:斗鬼大会

    今晚上真的要把人斗成鬼吗?

    两个队长早就来了,一个是王队长,另一个是新调来的高队长或岳队长,记
不清他姓什么了。他俩一反常规,不进屋主持会议,却像牛头马面似的分别站在
两个门的外面,满脸杀气,狠狠地盯着进入室内的人群。看那架势,今天的会场
是只许进不许出的了。

    尽管今天的会是一组的小组会,别的组不过是“自愿参加”,但是这个“斗
鬼大会”却不是由一组学习组长刘乃元主持,而是由中队宣传员刘佛生越俎代庖。
后来才知道:刘乃元因为感冒,大夫给了假条让他休息三天,今天正好是最后一
天。他“躺倒不干”,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

    第一道程序,自然是援例恭读毛主席语录,众人屏声静气听刘佛生领读。平
时开会,往往从队部所挑选的语录就能大致估计到斗争会的火力猛烈程度,这次
选的语录却只有两条: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不倒。这
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接着就是那段全国传诵,使用率极高,牛鬼蛇神们听了都会心惊胆战的著名
语录: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
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
的暴烈的行动。”

    刘佛生接着介绍“事件”的经过,刚开了个头,王癞皮迫不及待地领头高呼
口号:

    “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

    “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

    人人伸直胳膊大声叫喊。在狭小的空间里喊声汇集在一起,显得特别响亮,
真所谓“声震屋瓦”。

    王癞皮又喊:“把王玉琦揪出来!”

    一群“积极分子”一叠连声狂喊:

    “把他揪出来!”

    “把他揪出来!”

    “砸烂他的狗头!”

    王玉琦默默地从人堆中站起来,走到会场中间。那里有一小块空地,是专门
留给他的。他身材不高,却粗壮结实,选择他做为毒打对象,是盖中队长的高明
之处,要是换了瘦小枯干的杨路等人,恐怕挨不了几下打就没命了。

    几个“积极分子”站在他身后,按住他的脑袋用力往下捺。

    稍稍平静以后,刘佛生以会议主持人的姿态站了起来说:“现在,先由董立
揭发。”

    身材矮小的董立,一听“主帅”发出了命令,立刻像出阵的战将似的挺身而
出,耀武扬威地站在王玉琦面前,指手画脚地说了起来。按说,他的揭发应当属
于“控诉”一类,应该以他受到王玉琦“报复”的遭遇激起人们对王玉琦“罪行”
的愤慨。但是他又丝毫没有通常控诉者那种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的样子。因为他
实在无法掩饰立功后洋洋得意的心情。当他说到抓住了“罪证”跑到队部的时候,
几个“积极分子”高喊口号:

    “董立做得对!”

    “坚决支持董立!”

    但是没有人响应,其余几个“积极分子”也不做声 .有几个早就不耐烦了的
“积极分子”冲上来对王玉琦大喊:“跪下!跪下!”算

    是对喊口号的呼应配合。他们见王玉琦没动,就上前把他推倒按住,并朝他
脸上身上乱打乱踢。董立、刘佛生、王祖德也纷纷挥拳猛打。王玉琦不敢还击,
只好双手抱头护住了要害部位,一面“哎哟哎哟”地叫唤着。脑袋护住了,背上
又“咚咚咚”地挨了几拳。几个打手早就有所准备,他们模仿红卫兵,解下腰间
的皮带,狠狠抽打王玉琦的胳膊、脊背。但有棉衣护着,并不太痛,打手们觉得
不过瘾,就一齐狂呼:

    “他妈的,把他的棉衣扒了!”

    “把衣服扒光!”

    “叫他自己脱!”

    王玉琦当然不会自己乖乖儿地脱了衣服请人家打。于是打手们立刻扑了上去,
七手八脚地扒他的衣服。到了这时候,王玉琦想不驯服也不行了,他像一头任人
剥皮宰割的羔羊,露出了光光的脊背,一个粗壮结实的胴体暴露在耀眼的灯光下!

    蚊子盯住了血,恶狼看见了肉,凶狠的目光露出惊喜,打手们争先恐后地抡
起皮带向裸露的肌肉抽去,举起木棍砸去。鞭扑皮肉的噼啪声淹没在凄厉的惨叫
中,一声声撕心裂肺。我觉得耳膜仿佛要被刺破,连凝固的空气也被劈开了。

    “大会主持人”刘佛生想起了会议程序,喊了一声:“大家静一静,让董立
把话说完。”

    董立三下五除二结束了显得过时的发言。积极分子又喊:“把郭允德揪出来!”

    “反革命分子郭允德滚出来!”

    所有的目光一齐转向蜷缩在人群中的郭允德,几个打手抢入人群伸出利爪,
郭允德直往后躲,他身边的几个人满脸惊恐,一边小声地说:“快出去吧!”一
边轻轻推他。

    几双魔掌抓住了他的胳膊,一下子把他从人群中拖到了王玉琦的身边。这个
身体健壮的大汉,此刻像秋风里的一片落叶,身体不住地瑟瑟发抖,脸上的肌肉
在抽搐,充满恐惧的双眼不知在向谁乞求。许多人不忍再看,把目光转过一边去
或看着地上。我一转脸,看见杨路的脸色惨白,正转过脸来看着我。

    刘佛生因势利导,他似乎忘记了盖中队长“只斗王玉琦一人”的指示,竟把
斗争矛头转向了郭允德。

    一个“积极分子”厉声责问:“你为什么要轧毛泽东?”

    一群“积极分子”同声应和:“说!快说!”

    郭允德小心翼翼地哆嗦着分辨:“我说的是‘轧钢’的‘轧’……”

    “你是不是要造一架轧钢机轧毛泽东啊?”一个“积极分子”狞笑着问。

    另一个“积极分子”揭发:“他有个小本子,上面抄了一首诗,写的是:”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几个打手跳起来边打边喊:“我叫你当鬼雄!我叫你当鬼雄!”

    郭允德被打得摇摇晃晃,撞到了墙上,连墙上贴着的大白纸也摇摇晃晃的。
打手们又把他拽过来,按在地上,几下子也把他的上身衣服脱得精光。

    先是拳打脚踢,接着皮带木棍,暴雨似的向两堆血肉之躯猛抽猛砸。俱乐部
转瞬间变成了行刑室,一幕幕地狱的惨景突然呈现!王玉琦发出痛彻心肺的高声
惨叫。郭允德痛得大喊大嚎:“妈呀!妈呀!”一个三十多岁的强壮男人居然会
像孩子一样哭喊,听起来特别可怕。这是人性在呼救,绝望中求生的本能在呼救!

    打手们狞笑:“你妈也救不了你!”接着又是几皮带!

    木棒和野兽的利爪一起狂舞,皮带刮起的妖风在横扫。一棍子下去,背上立
刻一块青紫,一皮带抽来,赤裸的脊背上又添一道血印。墙在摇晃,地在震动,
吊在屋顶上的灯泡也在震动,灯光在墙上映出了魑魅魍魉的幢幢鬼影,不断传来
连虎狼也不忍心听的惨叫声犹如万箭穿心!

    我的心在狂跳,要跳出心脏!我的血在奔突,要冲破血管!如果我现在有枪,
我会毫不迟疑地向这群丧尽天良的家伙开火!如果我手中有刀,我会“大刀向鬼
子们的头上砍去”!

    我恨自己是个文弱书生,不会少林武术。我恨自己无权无势,不能除暴安良。
为什么武侠小说中的剑客不从天而降?为什么老天爷不睁眼管管这些人间的恶魔!

    我的血在往上涌,我的气往上冲,我真想大喊一声:“魔鬼们,住手!”可
是我不能,不能呵!那样,我们三个人就都会被这些没有人性的暴徒活活打死的!

    被人们称作没心没肺的武大德,外号武三蛋──坏蛋、笨蛋、浑蛋──充分
发挥了他的第一个特点。他额上青筋爆起,张开大嘴,露出板牙,上面抡圆了皮
带猛抽,下面用脚乱踢。嘴里像毒蛇吐信似的不干净地骂着。如果说红卫兵把
“革命行动”作为毒打的代名词,他这些不堪入耳的脏话,就应该叫做“革命语
言”了吧!

    也有些打手不像武三蛋那样一味毒打,他们打上几拳又忙里偷闲地注视着人
群的反应,看看他们有何表现。特别是刘佛生,两只小绿豆眼总是骨碌碌地满场
上乱转,不知窥探些什么。

    按住王玉琦、郭允德的人早已放开手,腾出他们俩的后背来,让更多的打手
可以有

    “用武”之地。他们两个双臂护住头部,身体本能地躲闪皮带棍棒的狂噬。
他们的两腿被踢伤,已经站立不起来,只能在地上乱滚乱爬。布满伤痕的身躯爬
到哪里,皮带棍棒就追到哪里,哪里的人群就惊恐地退缩。

    这时候,把门的两个“牛头马面”终于进来了。鞭扑皮肉的声音突然停止,
尖锐的惨叫声也低沉下来,打手们自动让开一条通道。他们冷冷地审视着趴在地
上、两手抱头、不断唉哟呻吟的两个“鬼”,足有几秒钟的工夫,高队长突然厉
声高喊:“张晓谦!”

    张晓谦是目前右派劳教队唯一的一名就业人员,担任仓库保管员重任,是个
得到部队信任的高等犯人。为什么突然喊他?

    张晓谦连忙上前答应,高队长吩咐:“上仓库拿两条绳子,把这两个家伙给
我吊起来!”

    “是!”张晓谦回转身,一溜小跑不见了。

    “这条狗!”我心里暗暗地骂。我平素对他就没有好感,这家伙总是板着脸
好像谁欠他的债似的。今天他又跑去拿绳子。只要把他们俩吊起来,他俩今天就
没有活路了。

    趴在地上,胳膊还能护住头部、心脏、肋下等要害部位;一旦被吊起来,且
不说捆吊本身造成的伤害,而且根本无法躲闪,打手们想打哪里就打哪里,这个
世界又要添两个冤鬼了!

    高队长布置完毕就离开现场。一些纯属“表态型”的打手也逐渐住手了。剩
下的武三蛋、范北新、张效秦、赵家任等“八大金刚”却更加疯狂起来,那隐藏
在人性黑暗最深处的残暴因子也冲破一切限制,毒打早已超出了“表示自己立场
有了转变”的范围,变成了兽性的发泄,打手们个个成了施虐狂!

    受害者惨叫,打手们狂呼,拳头巴掌早已不过瘾了,木棍皮带轮番猛打,受
害者拼命挣扎滚动,用尽全身气力叫喊,众人再也无法保持平静,都身不由己地
站了起来,拥挤着、涌动着,像一锅煮沸的开水,全场大乱。当人群涌到了门口,
我趁势退出会场,门外已经有十来个被挤出来或被吓得退出来的人,个个脸上极
度惊恐,这种场面对谁都是第一次!

    高队长却往室内挤,他大概想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趁没人注意,我快步走到厕所。我需要找个地方冷静一下,把快要跳出腔子
的心捺回去。我已经忍受不住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看着无辜的人遭受长时间的毒
打而自己无能为力,看着人性中最残忍最丑陋的兽性在尽情表演施展,这简直是
对每一个尚有人性的人的一种惩罚。面对这样的场面,真不得不承认:那些打手
乃至那些无动于衷的人,确实已经“改造”得与众不同了。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对自己的同类这样凶残?难道仅仅是为了
表现自己?难道也像红卫兵一样,是对“阶级敌人”怀有先天性的“革命义愤”?
还是那个名叫“残忍”的魔鬼附身了?人性在呻吟、在退缩、在挣扎;兽性在横
行、在飞舞、在疯狂!

    冷静!千万冷静!厕所也不是久呆之地,一旦被队长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毒打的恐怖随时威胁着每一个良心未泯的人,稍有不慎,不仅无助于受害者,连
自己也可能活活被打死!

    我定了定神,又赶紧回到会场门口。两个“牛头马面”正把退出会场的人往
回赶:“都进去!都进去!”我连忙混在被赶的人群中,溜进了会场。

    我出去了大约一刻钟,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后来才听说,就在
毒打高潮中有人高喊了一声:“在我们病号组,也有一个反改造分子,他长年泡
病号,不出工。像这样的反改造分子,难道不应该也拉出来斗吗?”

    他说的“反改造分子,指的是李泰伦。可是当时大家正盯住了王玉琦和郭允
德,谁也没理睬他。要不然,李泰伦那夜晚也非被打烂了不可的。

    毒打还在继续,丝毫没有放松。张效秦怪眼暴突,轮起皮带猛抽,一皮带下
去,旧伤痕上立刻添上新伤痕。这家伙以前进过公安干校,还到北京市公安局设
在黑龙江中苏边境的著名劳改单位兴凯湖农场实习过。他打人特别凶狠,大约是
因为受过特殊训练吧!

    赵家任脸上的满脸横肉已经沁出了汗珠,他也抡圆了皮带。在“反骚乱”中,
他只发挥了大嗓门的特长,其余的能量没有充分发挥。今晚这里是他们一伙儿的
天下,他自然要大显一番身手。还有范北新、陈平,更不用说武三蛋之类,个个
挺胸叉腰、龇牙咧嘴、竖眉立目、威风十足。时光似乎倒流了十几年,他们俨然
都成了“革命小将”似的,在五百瓦大灯泡的强光照射下,一个个露出了狰狞的
吃人面目!

    这里附带说一句:打手陈平,原是北京纺织公司干部,落实政策后,爱人已
经与他离婚,右派朋友也因为他是个打手而不愿与他交往,日子过得很苦恼。但
在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中,他却有过躺倒在军车前面,阻止解放军去天安门镇压请
愿学生的“壮举”,也算是“右派”中积极支持学生的急先锋。他的形象当天就
被密探记下,事件后在街上以“违反交通规则”为由把他抓进了公安局,问的则
是“拦阻军车”的罪名。后来形势有变,由单位出面保释。〗

    看!杨学东(原政法学院助教)高举木棍恶很很地砸下来了。他以前对谢自
愚说过:“我们的问题要解决,除非中国也出个赫鲁晓夫。”结果被谢自愚立即
检举了。他感到前途凶多吉少,今晚表现得这么凶狠,是想用别人的血来洗刷自
己吧?

    就连张凯元,一个瘦小枯干的糟老头子,也得空就上前拧一把、打两拳,借
以表现他的“积极改造”!

    王玉琦、郭允德蜷缩在地上不能动弹了。他们已经没有挣扎爬滚的气力,皮
带木棍打下去,再也激不起尖厉的叫喊,而只有微弱的呻吟、低沉的哀鸣。他们
身上早已经没有一处完整的地方,到处是惨不忍睹的伤痕。时间似乎已经凝固了,
不再向前。不少打手已经累得不行,停下来靠墙喘气,有的还发出鄙夷的冷笑,
不时用脚踢踢那两个半死不活的“鬼”,边踢边骂:“他妈的,装死!”

    大约是听到惨叫声逐渐微弱下来的缘故,高队长进来了。他仔细审视着两个
“鬼”,那目光,纯粹是屠夫注视着被宰牛羊的目光,冷静得吓人。

    这时候,出去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张晓谦,不知从哪里突然钻了出来:“报告
队长,仓库的钥匙找不到了。”

    保管员把仓库钥匙丢了,就好像做官把印丢了一样。我心里暗说:“算你张
晓谦还有点儿人味儿。”高队长却没有理会他这个明显不合情理的解释,看了两
个“鬼”一眼,又看了看那群疲惫不堪的打手,居然什么也没说,竟匆匆地走了。

    打手们一时拿不定主意:队长这时候走了,什么意思?可别领会错了。何况
大多数打手也实在没有继续再打的劲头了。

    突然,八九个彪形大汉冲了进来,后面跟着三个人:盖中队长气势威严中带
有几分高深莫测的派头,目光咄咄逼人,“牛头马面”则紧跟他身后。这些大汉,
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个个手提长条木板,来势汹汹,一个劲儿地喊:“两个坏
蛋在哪里?”人群赶紧让出一条通道。我听见有人小声说:“是后面就业队的组
长。”哦,原来是部队调来的生力军!

    又是一阵腥风血雨,木板狠命地砍下去,向两堆血肉模糊的肉体砍下去,本
来已经微弱下去的呻吟声又变成了尖声惨叫,凄厉而嘶哑,惨不忍闻。伤痕上又
摞上伤痕,已经不大能动弹的两堆血肉又猛然蠕动起来。这是生命在作最后的挣
扎!看了看那两个似乎已经“死去”的鬼,在自己的安排下又受到强烈刺激而
“活了过来”,盖队长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欣赏了一阵之后,仿佛火候已到,
他干咳了两声。

    一切归于平静,只有盖队长的声音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回响:“今晚的会就到
这里,各组回去马上讨论,每个人都要联系今晚自己的实际表现,表明自己的态
度。大家要擦亮眼睛,看周围有没有谁对这两个家伙抱同情态度的。”然后又吩
咐一组的生产组长:“今晚安排四个人轮流值班,防止他们行凶报复。”

    支援队伍洋洋得意地走了。打手们带着喜悦和疲倦,其他人带着恐惧和悲愤,
也陆续走了,灯泡还是那样亮,灯光下“斗鬼大会”四个字还是那样刺眼。离开
实为“刑讯室”的“俱乐部”,外面的寒风吹冷了我燃烧着的血液。也许马上就
要轮到我了。我写的那首诗已经落在队长手里,今晚上我的“表现”又是这样,
队部会放过我吗?

    在劫难逃!

    回到组内,大家都在炕沿上端端正正地坐下,没有谁敢像往日那样靠着被子。
刘佛生主持开会,先带领大家读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
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这段语录较长,恕我不全文照抄了。

    读完语录,他开门见山地说:“今晚开会对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进行了坚决的
斗争,大家对这两个坏蛋胆敢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想对检举的人进行报
复的行为,都非常气愤,可是咱们组内有的人却不是这样。”稍稍停了一下,他
把脸转向我,然后喊我的名字。

    我毫不迟疑地站了起来。我知道:我的时辰到了。自从听到“大辛庄惨案”
的那一天起,我就随时准备迎接这一时刻的到来 .此刻,任何胆怯犹疑都无济于
事:“事到

    万难须放胆“,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如果也把我抓进”俱乐部“,先把那
只五百瓦的灯泡砸烂了再说。然后在黑暗中混战一场,最好先抓住这个刘佛生,
哪怕与他同归于尽,不也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么?人活百岁终须死,
老子今天活够了。想让我跟他们俩一样白白地叫你们打个半死,门儿也没有!

    刘佛生先问:“你对今天的会抱什么态度?”

    “我完全拥护。”

    范光东抢先插话:“拥护不能光凭嘴说,要有实际行动,看关键时刻敢不敢
面对敌人刺刀见红。”

    范光东虽然是个中年人,却因为当年养尊处优,缺乏锻炼,落得体态臃肿,
步履蹒跚,没有多少力气,在打手中也不过属于“表态型”。在“反改造分子面
前”,他是挥过老拳的,算是“刺刀见红”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借用
林副统帅的惯用词句来表现自己。

    “那你为什么中途退出会场?”刘佛生还是那副不快不慢冷冰冰的腔调。微
弱的灯光下,那对绿豆眼像两粒闪烁的鬼火。

    “关键时刻你为什么不敢刺刀见红?”

    范光东又抢着问,这头蠢驴一门心思地只想突出自己“敢于刺刀见红”,竟
不知道说我退出会场是对大会的抗议!

    我立刻回答刘佛生:“我上厕所去了,上完厕所我马上就回来了。”

    “你早不上,晚不上,为啥偏偏这个时候上厕所?”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镇静过,立刻反驳:“我每天都这个时候上厕
所的,你不是经常批评我学习时间不应该老上厕所吗?”

    我说的是实情,刘佛生一时语塞。无言以对中,忽然他看见坐在我旁边的王
继俊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立刻把矛头转向这个曾说过“毛泽东连外语也不懂”
的“反改造分子”:“王继俊,你为啥中途退出会场?”

    王继俊吓得面无人色,坐在炕沿像初冬的树叶一样簌簌发抖。

    几个“积极分子”的喊声此起彼落:

    “站起来!王继俊!”

    “王继俊,站起来!”

    王继俊极不情愿地站起来,好像不离开炕还有最后一点依靠,但他根本站不
直,尽管两条腿紧紧靠着炕,全身还是轻轻地战栗。

    “说!”

    “快说!”

    “说你为什么中途退出会场!”

    “我、我、我……”

    “我什么!快说!”

    “我害怕……”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看见鱼儿已经入网,刘佛生的声音顿时平缓下来,脸上还带有一丝笑意。

    “你怕什么?”

    “斗敌人,你有啥害怕的?”“积极分子”们乘胜追击:“你为啥怕斗坏蛋?”

    “我……我……”王继俊抖得更厉害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刘佛生还想继
续“启发”;胡德来已经不耐烦了,大喝一声:“跟他说不清楚!拉到俱乐部去!”

    范光东、谢自愚急忙附和,刘佛生一挥手:“走!”几个积极分子把魂不附
体、两腿发抖的王继俊连推带搡地拖出宿舍,其余的人只好不声不响地跟了出来。
到了院子当中,范光东对着全院大喊:“都上俱乐部去,斗争王继俊!”

    各组的人很快又都出来,一下子涌进了“俱乐部”,把王继俊围在当中。他
吓得全身发软,脸色青灰。刘佛生向大家略作介绍以后,经过短暂休息恢复了体
力的打手们又都高举木棍皮带一拥而上,劈头盖脸一阵乱打。在王继俊哭爹叫妈
求饶命的叫唤声中,突然又响起了打手们的嗤笑声:因为王继俊吓得大小便失禁
了,湿了一地。但是打手们仍然不依不饶,哭叫声又一次划破了三余庄的夜空。

    刘佛生直接领导的四组揪出了王继俊,又立了一功。六组组长张光不肯放过
这个突出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何况前些日子他老婆在城里挨过红卫兵的打,正
一肚子气无

    法发泄。于是他也大喊:“我们组有个反改造分子史镇华,大家开会斗坏蛋,
他在一旁蒙头睡大觉!”(此人后来也被发配到山西霍县王庄煤矿继续改造。由
于他有过这样一段颇不光彩的历史,见到当年的“三余庄庄员”们,居然比见到
队长还要恭谦三分,连说话都是低三下四的,当年揪斗史镇华的“英雄气概”,
已经荡然无存了。)

    “怪不得刚才开会没有看见他!”

    “他这是对斗争不满!”

    “这小子一贯反改造!”

    几个“积极分子”七嘴八舌地喊叫着,有人提议:“把他抓来!”

    一伙儿人放过了王继俊,由张光带领去抓史镇华。很快,史镇华被他们推进
“俱乐部”来。他上身光着,下面也只穿条裤衩。直到这时他似乎还没有完全弄
明白是怎么回事。今天下午,组里派他给麦田放水,到了这种时候,这个书呆子
还像往日一样拼命地干活儿,搞得很累,又受了些风寒。今天是星期六,按以往
规矩,晚上本该休息,何况盖中队长下的动员令说的就是“自愿”参加,所以他
就老老实实呆在宿舍里“自愿”睡觉。那料到“蒙头房中睡,祸从天上来”!一
群凶神恶煞迎面向他扑来,他见势头不对,两臂又被几个大汉抓住,动弹不得,
连什么事儿都还没搞清楚,忙说:“我认罪!我认罪!”

    早已打上了瘾的这伙儿人岂肯饶过他?二话没有,上前就是一顿皮带木棍,
不知是谁一棍子打在他额角上,顿时鼓起一个青紫色的充血肿块。史镇华的大声
叫喊,立刻盖住了王继俊的哀嚎呻吟。打手们一边打一边恶狠狠地说:“我叫你
睡觉!我叫你睡觉!”

    这时候又有人喊:“还有黄克疆,今晚上跑哪儿去了?”

    打手们纷纷附和:“对,对,还有黄克疆,他也没参加会!”

    “这小子一贯反对毛主席!”

    “找他去!”

    “把他抓来!”

    于指导员以前在一次会上透露:黄克疆曾向指导员说过,他对毛主席的某一
段语录有不同意见,不但说说而已,还真事儿似的的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交给队部
代转中央。至于内容,指导员没有说,他也从来不在下面散布,因而无人知晓。

    几个人分头去找,很快都回来说:“这小子跑了!”

    “看他能跑到哪儿去!”

    “抓回来好好儿收拾他!”

    刘佛生、王癞皮,另外还有几个人赶紧上队部汇报这个新情况,暂时放过了
王继俊和史镇华。

    盖中队长很快来了,满脸惊恐的黄克疆跟在他身旁,后面是几个“积极分子”,
向大家解释:“原来这小子跑到队部去了。”

    盖中队长咳了一声,打手们立刻安静下来,只等一个暗示,他们就又可以过
足打人的瘾了。然而盖中队长心里明白:逮捕黄克疆的材料早就报上去了,万一
打伤打残,不好向上面交代。他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气说:“都回去吧,时间不早
了,明天还要出工。”

    他只叫两个宣传员留下,其他的人纷纷走出“俱乐部”。路灯似明似暗地亮
着,勉强能看见地面。天空阴沉沉的,寒风嗖嗖地吹,没有月光,没有星星,只
有弥漫四周无孔不入的寒气,冷到了人们心里,直到走回宿舍,也没有人说话,
都默默地脱衣,默默地上床。后来有个人低声问“山羊”:“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过了。”

    然后又是沉寂,死一般的沉寂,简直像一座坟墓。往日这时候早应该有的此
起彼伏的呼噜声,没有了。王继俊的呻吟声,却听得格外清楚。还有不知是谁的
一丝轻微呼吸声,偶尔也有很轻的翻身的声音。但在这出奇的静寂中,细微的响
动,都像狂风、闷雷似的,响得惊人。

    我突然涌现一个强烈的欲望:想吸烟的欲望,虽然我从来不会吸烟。我不知
道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怪念头,而且这么强烈。也许我需要的不是烟而是烟
雾,它可以遮盖那一幕幕显现在眼前的惨剧,使它不那么清晰逼人吧?

    这是真事儿吗?真的不久前在我身边发生过吗?

    这个漆黑的夜晚,在北京,有多少人遍体鳞伤,在痛苦地呻吟,还有多少人
被极度

    的恐怖吓疯?……

    王玉琦、郭允德,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心,如何度过这个夜晚?我无法想下
去,我觉得我的神经已经疲倦了,麻木了,不能正常运转了。

    啊!一双双血淋淋的魔爪伸出……
    
        一根根皮带在舞动……
        
        一张张惊恐的脸闪过……
        
        一条条青紫的伤痕凸现……
        
    是幻觉,是现实,是恶梦?
    
    我睡不着,也不能睡着。此刻也许会有一些“不愿睡着的人”,如果我在梦
中惊呼,他准会听见;如果我的叹息或频频翻身被他发现,盖中队长很快就会知
道──他也许会微笑,也许会冷笑,也许会大笑,笑得让我牙齿打战。

    一夜过去,天快要亮了,我才有几分迷迷糊糊,但恐怖感一直紧跟着我。

    我记得,今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三余庄不寻常的一个周末。

    头昏脑胀地迎来一个新的早晨,看见组内其他人也耷拉着眼皮,一副无精打
采的样子,大约他们也是一夜未睡好,我想。

    去伙房买饭,门口竖着一块门板,门板上贴着大白纸,赫然几个大字:

    昨晚向反改造分子发起总攻击,获得巨大胜利!!!

    买饭回来,正碰上几个打手从宿舍旁边的医务室出来,有的手腕上贴着胶布,
有的手上涂着药水。他们“总攻击”时用力过猛,扭伤了筋,这是缺乏经验的打
手“光荣负伤”了。

    干活儿的地方就在宿舍附近,走几分钟就到了。大家不声不响地走着,到了
地头,又不声不响地散开。往日,在出工路上,总有些人闲得无聊在叽叽喳喳地
说话,或争论某一个问题以排遣心中的寂寞,或互相取笑以寻求苦中作乐,但今
天只有沉寂了。

    抬头望天,天还是深深的铅灰色,像倒扣的锅底。

    低头看地,地还是那样浑浑噩噩,没有知觉。

    王玉琦和郭允德,也都出来了,远远掉在队伍后面。他们想不出来也不行。
他俩每人身边都紧贴着两个人,因为相距太远,看不清是挟持着还是搀扶着,只
见俩人一瘸一拐地踉跄而行。

    分给他俩干的活儿,就是在草堆上躺着。脸部已肿得变形,几乎看不出本来
面目,身上脸上都没有纱布绷带之类。我干活儿的地方离他们很远,但是还能清
楚地听到他们呻吟的声音。社会上红卫兵毒打阶级敌人不叫毒打而叫“采取了革
命行动”,或者在“批斗”一词前加上“狠狠地”三字以别于一般批斗。三余庄
的“积极分子”们鞭打“反改造分子”也从不说“打”,而是说“帮助”或“端
正态度”。既然没有打,又何来的伤呢?被“帮助”的人自然没有理由上医务室
包扎或在宿舍里养伤。他们只能照常出工,哪怕是躺在草堆上呢,总算是“出工”
了。

    城里被打伤打残的牛鬼蛇神,医院不是都“奉命”或自觉拒收,任其在死亡
线上自行挣扎吗?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必须坚决批判!

    不久之后又听说,就在同一天晚上,全部是就业人员的一中队,也开始了类
似的批斗会,毒打了一个闹翻案的摘帽右派白多明,据说打得比三余庄还厉害。
这个白多明,是在莫斯科大学研究美学的留学生,也是从三余庄解教、摘帽后
“出去”的;而策划指挥这一场毒打的,就是在三余庄当过小队长、后来荣升为
一中队副指导员的阎麻子。

    这两处的会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事先“串联”好了的?也许这是个永远的秘
密了。

    开“斗鬼大会”时于指导员不在三余庄,据说是外出开会去了。他回来不久,
就宣布教养队大搬家,我们终于离开住了五年的三余庄,搬到原来的劳改大队、
即一大队的大院子里。大院儿里原来的犯人已经全部调走,统统换成了就业人员,
只有那高高的围墙和已经没有哨兵守卫的岗楼,依然每天对进进出出的就业人员
显示往日的威风。

    我们这批劳教右派住在大院儿最深处的一个角落里,与就业中队之间砌有隔
墙,真是院中有院,墙内有墙。这个小院儿,就是我们新的栖身之地。小院儿门
口有值班员把守,收工时进了大院儿门再进小院儿门,门禁比以前森严多了。

    搬家以后不久,团河农场就实行军管了。军管以后第一件大事,是召开逮捕
大会,抓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我们队也有三名:一个是躲过了“俱乐部”毒
打的黄克疆;一个是在禁闭室墙上乱涂乱写、“恶毒咒骂”红卫兵的李定一;还
有一个是平时不言不

    语的邢劲松。──这个邢松劲,六五年在小组会上,就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事
发言,当时全国已经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只是调门还没有“文革”时
期那么高。他却居

    然发言说:“自古读书要读百家之书,不能只读一家之书。”队部要他把自
己的观点写成材料,他也傻呵呵地立刻照办。召开逮捕大会之前,有人得到风声,
劝他赶紧逃跑,他不但不跑,还说:“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邢劲松被逮捕以后,被押往山西听候处理,党的九大胜利闭幕后,他又随同
一大批“恶攻”要犯押回北京。这些人都是准备召开公判大会执行枪决的。只因
为人数太多,要分批执行,还没有轮到他,就发生了林副统帅“自我爆炸”事件,
枪毙一下子改成释放,他才幸免一死。──这是后话。

    这次没有抓郭允德。我还猜想:也许队部会本着“打了不罚”的精神放过他,
可是到了1968年,当局还是按原定计划把他弄上小汽车,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的消
息了。

    该抓的抓了,不够逮捕资格的还得继续批斗,名单可以排一长串:老牌“反
改造分子”曹克强;一贯坚持反对武斗的缪光谦;闹翻案说自己在五七年就反刘
少奇的原“积极分子”谢自愚……其中还有在草堆里躺了一个多月的王玉琦。

    这次斗王玉琦的起因很简单:部队给每个劳教右派──包括挨打的“反改造
分子”在内──发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不挂黑牌而戴像章,本来是对正在服罪改
造的右派以极大关怀,北京城里的右派如果知道了,一定会羡慕得要死。不过那
时候像章热刚兴起,像章不大,做工也比较粗糙。王玉琦看了说:“远看像颗铜
扣子似的。”这句话成了不大不小的“新罪状”。按惯例批斗要联系他过去的罪
行,于指导员在会上说:“过去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开会打了你,
你就心还不满……”

    既然提到那件事,主持其事的盖中队长觉得有必要公开谈谈他的看法。他认
为责任全在挨打者身上:“我们本来不想打你,但是你一定要打(?),我们也
只好奉陪,给你捧捧场,不捧场好像不合适……。”

    奇怪的是,这次对他的批斗却很平和,连“喷气式”也没有用。而对其他
“反改造分子”则没有那么客气。但也只是充分发挥“喷气式”的威力,并未重
演“俱乐部”那一幕。据说这是因为于指导员回来“主政”了,而于指导员是反
对“武斗”的云云。也许就因为这个原故,被批斗的人个个态度恶劣,公然顽抗。

    曹克强一如既往,依旧坚持他的“一根筋战斗精神”。虽不像以前挨斗那样
高呼:“这事情竟发生在六十年代!”但仍然死不低头,又一次被送进禁闭室。

    缪光谦是个大滑头,采取的是“小丑”式的“诙谐战术”。他一上台,“积
极分子”就请他坐“喷气式”,他一面挣扎一面高喊:“这是桃园经验!这是桃
园经验!”“积极分子”发言,他又不间断地大喊口号:“毛主席万岁!毛泽东
思想万岁!”弄得发言者说不下去。于指导员踢了他几脚,叫他闭嘴,他又喊:
“过去我犯错误你不踢我,现在我喊‘毛主席万岁’,你就踢我了。”弄得指导
员也不好再踢,只得由他去,结果会开得一塌糊涂。

    谢自愚在俱乐部打人立功以后,就以“造反派”自居,说自己在五七年就反
对刘少奇,应该是“革命左派”。指导员说他闹翻案,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他就
说:“你先前不是还表扬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好吗?”他后来被关进禁闭室,
又从禁闭室里提出来批斗,指导员刚说了一句:“今天开会批斗反改造分子谢自
愚,……”话还未说完,他就喊:“大家不要听他乱说,昨天《红旗》杂志编辑
部已经派人来看我,要为我翻案。”“积极分子”们听了目瞪口呆,以为自己又
犯了攻击“革命造反派”的大罪,会场空气

    顿时紧张起来。经过一阵难堪的沉默后,指导员才说:“来人了解确有其事,
但只是了解情况,不等于为他翻案。你们继续发言,有问题我承担责任。”会才
得以继续开下去,但气势大减,匆匆了事。

    谢自愚后来出了禁闭室,案也没有翻成,但他仍以“劳教所里的革命左派”
自居,时刻不忘表明他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提到“斗鬼大会”,他说:“我
认为郭允德出身贫农,不会反对毛主席,所以那夜晚我只打王玉琦一个人,对郭
允德我没有碰他一指头。”

    时刻不忘表现自己的范光东,又有他的一套,他对我说:“对俱乐部那件事,
我分析队部现在的态度是:不能说打错了,但也不提倡,以后也不再搞了。你以
后发言如果涉及此事,要掌握这么个火候。”后来斗争其他“反改造分子”,他
总是把喷气式搞到极端程度,好给队部留下深刻印象,并且以此沾沾自喜,作为
傲视其他“积极分子”的本钱,说别人不能像那样做到“刺刀见红”!

    “斗鬼大会”的主持人刘佛生则不同,他从不提此事。他知道队部对他的
“表现”了然于心,不用像范光东那样念念不忘。有一天,“反改造分子”章亚
航悄悄儿对我说:“给你看一样东西,是我从地上捡来的。”说完从怀里取出一
张纸,我接过来一看,是

    从日记本上掉下来的一页,一看笔迹就认得出是刘佛生写的,内容大意是:
“昨晚开了斗争王玉琦、郭允德的大会,大反多年来对反改造分子的姑息迁就,
大反了斗争中的温情主义,狠狠打击了他们的反改造气焰,真是好得很!”

    打手们既然是对反改造分子敢于“刺刀见红”的英雄,理当论功行赏,至少
也应该将今日毒打之功,折当年右派之罪才是。可是这“赏”却姗姗来迟。绝大
多数打手──不论是表态型的还是残忍型的──都有足够的耐心,相信队部对他
们在“俱乐部”的立功表现,尽管嘴上不说,但必定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极个
别的人,如袁庆全(本是北京某砖瓦厂的工作人员),则耐心不足,功败垂成。
他在“俱乐部”之夜也曾挥棍猛击,颇受队部赏识,后来委以“值班”重任,不
出工专司门卫之责。但他觉得老不解教摘帽,未免功大赏小,似乎靠政府有点儿
靠不住,不如脚踏两头船为是,于是又主动找一些“反改造分子”联络感情,对
他们说:“队部对我还比较信任,你们要搞‘秘密集会’的话,可以在值班室里
进行,我这里可以作为你们的一个点。”

    六九年右派队撤销、人员分发之际,他的两面派被揭发出来,结果虽然从宽
处理,毕竟只能解教而不给他摘帽,并被发配到山西霍县王庄煤矿继续改造。不
过此人生存能力极强,不但对反改造分子曹克强、王玉琦等人赞不绝口,好像他
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似的,而且在王庄十年,外逃五载,利用十元钱
一大瓶的兽用性激素,配置“祖传秘方神药”,居然成为“神医”,在张北一带
(当地生活困苦,男性中患性无力者颇多)专治“阳痿早泄、举而不坚”之类的
性功能病,每天吃香的,喝辣的,日子过得满不错。——此事是他被抓回来后自
己当众交代的,在王庄几乎尽人皆知。

    值得一提的是周成雨,他属于纯粹的“表态型”。事后他发表高论:“我打
他们是很轻的,如果我不打,我站的位置就要被另一个人所占,就会打得很凶。
我站在那里别人就无法靠近,实际上起了保护他们的作用。”

    以自己的人格和良心为代价,既保护了挨打者,又表现了自己的“积极”,
这个账应该怎么算呢?

    再看看另外一方面。

    蔡辉良,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最可爱的人”,他后来对我说:“俱乐部
那晚上,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看见打人会打成这样。原来我和董立私人感情不
错,从那以后,我再也不理他了。他不知道人家对他的反感,还来问我为什么跟
他疏远呢。”

    “山羊”和杨学东吵架,当着许多人的面,“山羊”指着杨学东的鼻子说:
“你在俱乐部用大棍子打人;许你用大棍子打人,就不许别人打你吗?”杨学东
支吾其词,不敢回答。

    张志华在工地向武三蛋借工具,武三蛋有不允之意,张志华就以此为由,突
然打了武三蛋一拳,武三蛋猝不及防,连连退让,张志华穷追不舍,后来被人拉
开,但武三蛋已经挨了好几拳。事后我问张志华:“你从来不跟人打架,今天为
何如此反常?”他说:“我哪里是为工具的事,这小子在俱乐部打人是最狠的一
个,下手特别毒。我打他就是为了这个,借工具不过是借口。”

    张志华是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四年级学生,文笔在三余庄堪称一流,许多人都
说:他不文笔,比起许多“著名作家”来,恐怕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有个同班
的女同学,上海人,是个大资本家的女儿,也是个右派,是按“退学自谋生路”
处理的。回上海后,还时常通过“地下渠道”给他来信,估计是他的恋人。她那
文笔,可比他还高一筹。后来当然是“棒打鸳鸯”,两离分了。他本来是二小队
的小队长,不知为什么忽然逃跑了,仅靠一水壶从火石厂廉价买来长短不一的
“下脚料”火石,在新疆逛了大半年,又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后来流浪到江南,
终于在杭州“落网”。因其“主动认罪”,态度好加上检讨书写得好,既没有关
禁闭,也没有受到严厉的处分,只不过把他的小队长抹下去就算了。看起来,能
写得一手好文章,就是进了劳改队,也不吃亏的。后来他写了一部逃亡新疆的回
忆录,但被别人检举,终于作为“罪证”被队部没收了。落实政策以后,从维熙
出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他曾经有一篇小说寄来,却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部回忆
录的二稿,但被从维熙所否定了。从此他看穿了世态炎凉,不想当作家了,只热
衷于追求“财色”二字。好在他有“两手空空跑遍中国”的本事,干起贩运走私
物品来,倒也能够驾轻车而就熟路。八○年,他提着一旅行包走私的手表和电子
计算器,带着一个不是他老婆的女人,到北京来跑单帮,住在王玉琦家里,东西
却寄放在从维熙家中。结果事情败露,“赃物”被公安局搜走,连从维熙也吃了
挂落(此事曾上过《北京日报》)。他说:做走私生意,哪怕十次中有九次失败,
只有一次成功,也有钱可赚,何况跑十次买卖失败九次的可能性终究比较小,所
以他也就乐此不疲了。

    他有这样好的文笔,却没走上中国文坛,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不
过这也是右派中的另一种类形。人各有志嘛。

    三年之后,在紧急战备疏散前夕,对我们队一般的劳改右派全都“落实了政
策”。打手们除了谢自愚、袁庆全外,全都解教摘帽,“荣归故里”。但对“反
改造分子”,则各有千秋。善于检讨的杨路不仅免于逮捕,还解除教养,只保留
“右”帽。挨过打的除了郭允德已被抓走之外,都和其它“反改造分子”一样,
或押到原籍省份的劳改农场,或戴帽到农村插队,接受群众专政。我写的那首诗,
可能不宜开会公开批判,但无疑是

    挂在账上了,我因之而被押到四川省西部二郎山脚下的一所劳改农场,继续
我的改造生涯。直到1978年,我才成了最后一批摘帽者。

    年华已逝,往事如磐。1984年我有所感触,又写了一首诗。
    
                                 遗  忘


        一切都被遗忘了。
        人们把一切都忘了。
    渐渐地、渐渐地、不知不觉地忘了。
        应该忘记的,人们忘了或者没有忘,
        那些不该忘的,
      那些发誓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的,
        人们总是偏偏把它忘了。

    也是在八十年代的某一天,回到京城已经当了中学教师的“反改造分子”陈
端昭碰见了当年“俱乐部之夜”打手之一的张凯元,张已经相当苍老了。一见面,
没有寒暄,张凯元第一句就开门见山:“当年,我的那些都是假的!”

    “你那不是假的,你打人是真的,怎么会是假的呢?你现在才是假的!”

    会面就此结束。

    说得真好。你现在才是假的!

    这个张凯元,平反改正以后,似乎已经得了神经病,经常站在大街上骂共产
党和毛泽东,公然诅咒共产党的天下早日完蛋:“六四事件”中,还公开发表演
说。也许是改革开放,政治空气变了,也许因为他年事已老,不过是个棺材瓤子,
官方居然也充耳不闻,任其漫骂。要是倒退三十年,恐怕划他十个右派,也足足
有余了。

级别: 骑士
只看该作者 9楼 发表于: 05-01
  后记

    写这篇东西有两个动机:一是为了纪念反右运动四十周年;二是为了纪念王
玉琦。

    听说许多右派都在写“回忆录”。有的已经出版了,例如从维熙的《走向混
沌》;有的还没有结集出版,只在报章杂志上零零碎碎地发表了一些;而有的则
因为写得太真实,至少目前“暂时”还不可能在大陆出版。

    古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要是客观地、如实地记录下来,而不
是存心粉饰或故意歪曲,历史就是历史,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清王朝修《明史》,
还敢于如实说出当年设下的阴谋呢,五七年的既然是“阳谋”,难道还没有这样
的雅量承认一下吗?

    我写的东西,正因为太实在了,目前当然不可能在大陆得到公开出版的机会。

    因为当局总是“闻过则忧”,喜欢的是马屁精,哪怕是“小骂大帮忙”。不
过复印几份,分赠当年的“同窗”好友,以作共同的回顾和纪念,恐怕还是既做
得到,也无伤大雅吧?

    今年10月25日,王玉琦因患癌症,不堪其痛,毅然决然地自我了断,噩耗传
来,令我十分悲伤。关山阻隔,未能亲赴北京向遗体告别,当成为我终生的憾事。

    现在把他在“俱乐部周末之夜”挨打的故事如实地写出来,分赠故友,作为
一种怀念,想来大家一定能够谅解并支持的。初稿我写了大约三万多字,寄到北
京,在打字复印之前,许多当年三余庄的窗友对稿子进行了补充修改,打印分发
窗友们之后,集中了大家的意见,又进行一次修改,方才成了现在这个近六万字
的稿子。因此,此稿只有一半儿是我执笔的,其余的一半儿,则是大家的“集体
创作”。

    一个人的记忆总有淡忘或记错的时候,经过多人的校正,其正确性方面,总
会更加可靠些了吧。

    但也有非“我辈”中人持相反的观点。一个好心的朋友看了我的初稿,就这
样劝我说:“过去的事,还提它干什么?”

    其实,我经常听见有人说这句话,只要有人提起当年那些事情,就有人这样
说。好心的人和自称好心的人都这样说。

    在那些日子里,不少人在斗争会上抓住别人所谓的历史问题也就是“过去的
事”不放的时候;许多人因为自己的历史也就是“过去的事”而被诛连九族的时
候;还有许多人因父亲乃至祖父的历史问题也都是“过去的事”而被打被关的时
候,要是当时有人能说:“过去的事,提它干什么?”那该多好哇!

    经历过那些日子而现在常说这句话的人,你们当时在说什么呢?

    就是现在,用各种方式提“过去的事”的人还少吗?不过他们提的不是那些
日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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