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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欣欣 覆巢之下(上、下)

楼层直达
级别: 骑士
覆巢之下(上)



从今天起,我将自己回忆录中的有关文革的章节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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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家搬到三里屯东边的幸福村。直到1969年,三里屯,幸福村一带大多是平房和荒地。那时的三里屯,除了一栋被称为服务楼的商业建筑(如今的麒麟大厦),还有几栋三四层高的宿舍楼,楼与楼之间宽敞得可以踢足球,幸福村的公车站旁还能种菜。对面的工人体育场冬天可以溜冰,夏天可以游泳,算是北京不多的市民可以运动的场地。当时幸福村没有楼房,平房中有一所小学,一个邮局和一个合作社。所谓的合作社就是卖蔬菜和杂货小商店。幸福村的居民极少上合作社买东西,那家店里永远冷清。我家一直吃食堂,极少开伙。周末食堂只开两顿饭,母亲就会差我去合作社买肉末儿。买回来,她放上葱姜炒一炒,盛在一个大蓝花瓷碗中,红油配着绿葱,好看又好吃,我一次就能吃掉小半碗。我家所有的好吃的,母亲总是尽着我吃。


幸福村分为一村二村三村,所谓的村就是几排平房,我们住的院子前后皆为荒地,其中还有浅河沟。母亲一度反对我去工体溜冰,我就到小河沟里溜冰。在无学上的日子里,小学同学毛妮请我去她家玩,那天我们玩得很高兴,她的母亲要留我住一晚。我打电话请示妈妈。传达室的电话接通后,传达老头儿去喊妈妈接电话,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不出所料,母亲不同意。我不死心,又磨了半天,她还是不同意。我太贪玩儿,坐车赶回家时天已擦黑。下了电车,天完全黑了。我独自走过合作社,走过小学,再走到小学之后的那片空地。我隐隐记起空地曾是一片坟场,开始害怕。我越想就越像了,于是鬼火,于是怪声,于是鬼打墙,于是身后有人或有鬼跟踪……,大声唱歌?快快跑?待我一身冷汗跑到家,母亲的责备声立刻将我带回现实世界,我犯了严重错误,只能听凭发落了。


在我家里,不仅我对母亲非常敬畏,她的妹妹们也如此。母亲居长,自幼性格刚硬要强还是全家几代人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她从小学就开始住校,据说她从学校回家,总喜欢批评家中的一切。她们姐妹的名字都是淑打头,她嫌妹妹们的名字陈旧俗气,就为她们改了单名, “琼”,“玺”和“淳”。名字起的相当雅致,但也能看出她的独断性格。在工作单位,因受过高等教育,她带有原罪,但也因此而清高孤傲。她极为好强,又极不善言辞。她非常努力地工作,严于律己。自己从不为私事请假,也看不惯一些不努力工作的人。她的一个同事长期不上班,她对此提出批评。母亲的严肃认真固然有性格的因素,也由于她自以为是那个事业中的一员而持有的负责精神。母亲从未明白过,无论她怎样脱胎换骨地改造,都难以换取友善和信任,她永远不属于那个事业。无论她怎样地努力工作,那把达摩克利斯剑会一直高悬着,因为她带有原罪。


1964年,母亲前去北大荒,开始她唯一的一次探望我父亲。她坐火车乘汽车,又步行了十几里,终于到达父亲的林场。为了母亲的到来,父亲特别清扫了房子,在顶棚上糊了牛皮纸。母亲原本对政治毫无兴趣,但那时的她已经懂得要求“进步”了。住下不久,母亲说她要争取入党,父亲就让她去参加劳动,为当地人演唱革命歌曲。临走时,当地的支部书记给母亲的单位写了一封表扬信。父亲想不到的是,不久母亲的要求进步就体现到他自己的身上了:“后来我回北京,除了家里或洗衣间,你妈妈不许我出去找人讲话。”父亲说。


也是在1964年,母亲提出了离婚。不久,她被派到湖南农村去搞四清。“四清”运动是毛泽东在中国农村推行的一场政治运动,意图“反修防修”,防止演变。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到湖南后,看到了农民“一家只有一床棉絮,也没吃的,那里的女人连月事都不来。” 母亲很受震动。四清工作队员自带粮食,但没有菜更没有肉。偶尔去县城,母亲偷偷买点东西吃,但不能带回去,担心被批“特殊化“。四清结束时,母亲把铺盖和所有的用品都留给了当地农户。“她们太穷了,我不忍心。” 母亲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定了级别。在歌舞团工作时,她的级别还显不出来,但调到全是号兵的乐队后,她就成了拿高薪的众矢之的。四清后,母亲主动减薪。其后十多年,她一直领三分之二的工资。


我从5岁起就开始给父亲写信,从最初的母亲手把手写下的只言片语,到用拼音字母写,一直写到没有错别字的半页纸。每封信的开头,问候之后,我总会报告学习成绩,然后表示要努力学习,争取当上三好学生或者别的什么标志着进步的头衔。在小学里,我也确实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还担任过少先队的中队长和大队的学习委员。在一次信中,我提到算术得了三分。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得知那个三分后,非常生气地说我不争气,她还说:“以后你再得三分就别回来见我。”不久我因病缺课,又得了一个三分。母亲永远是绝对权威,我对她非常敬畏。不告诉她得了三分,我的心不得安宁。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母亲,电话接通后,我却没勇气告诉她。在她不断的追问下,我说:“妈,我得了一个三分,你打我吧。”


在家里,我一直自认是乖女儿。1964年,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我多次提到放学回家写大字,弹钢琴,帮助妈妈做各种家务,“明天妈妈就回来了,我准备把屋子打扫干净,好让妈妈好好休息一下。”


可是,从1964年,我十岁时开始,母亲益发易怒,越来越难以相处了。无论我怎样努力地想使母亲高兴,但她总是不高兴。我不知道,外部环境的恶化,长期的独居,她不仅退化为人际关系中的低能儿,而且性格中的温柔慈祥也逐渐消失了。一个除夕夜,母亲的单位组织包饺子,我们几个小孩儿负责运送饺子皮。母亲看到我,就要我回家去。我不服气:“为啥不让我在这里?他们不是都在这里吗?”“你还敢跟我犟嘴,给我滚回去。”她把我拖到屋外,我大叫起来。她气极了,扬手就打我一耳光,我哭着回家。后来她回来了,搂着我流泪。可我还是不明白,她为什么发那么的大火。很多年以后,她告诉我,包饺子前单位说了不要小孩儿参加,她不愿意人家对她有意见。又一个傍晚,母亲让我洗脚,水很烫,我不肯洗。她硬按着我的脚浸入热水。我挣脱出来。母亲说:“你不洗就给我滚!“我说:“滚就滚!”我站起来,穿上鞋,推门出去。天阴冷,我无处可去。走着走着,看到靠在墙上的门板,于是就躲进去。天擦黑,我听到母亲喊我的名字,但我憋着不出声。我没想过她的嗓子是要用来唱歌!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年5月,小学提前放假,母亲不再下部队演出,我开始了自记事以来与母亲最长的一段相处。


尽管文革开始时,小学停课之前,学校曾组织我们写大字报或小字报,批判老师。但一放假,我就完全忘记了革命。我住的院子没有几个小孩,很多时候,我只有一个玩伴儿。我们俩常玩翻绳或翻手。翻绳游戏似乎是全世界小孩都在玩儿,四十多年后,我在罗马东南的岗多菲堡还看到过意大利的小孩儿也在玩儿。翻手的游戏是两只手背靠着,将十指扣起,再翻转过来,形成一个巢,一只大拇指在巢中动,玩的人念念有词:“老头儿,老头儿你上哪儿?我到天津买眼镜,买了眼镜给谁戴?给我戴。”念到最后三个字时,手再一翻变成眼镜状,戴在眼睛上。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女孩儿,我们就跳皮筋,边跳边唱:“小皮球儿,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如果再多几个孩子,我们就玩捞鱼儿:两人用手搭成门,其余的人从门下钻过,唱的是:“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三网就捞小尾巴尾巴…鱼”。念到一定时候,这门就突然“垮了”,那个正在钻的孩子就被套牢,他/她就得退下来当“门”了。这里的尾巴在北京读成‘乙贝儿’,最后这‘小乙贝儿乙贝儿’要拖长音,重复念。这对从门下钻过的人形成了一种威胁:“我随时可以把你套牢。”


因居家偏僻,文革后红卫兵在社会上造反,抄家,剪辫子,剁高跟鞋,斗争老师等暴行还是口口相传。直到我妈妈的单位开始抄家,我才想起“革命”了。母亲把自认为有问题的信件和照片都烧掉了,家里的很多书都被拉到了废品站,但她舍不得外公的集邮册。后来单位了一个出身不好的阿姨再次被抄家被批斗,妈妈害怕了,担心再来抄家, 就把邮册上交了,从此那些邮册再无踪影。 我没有学上,我的童书都被拉到废品站处理了,信件,画报和照片也被烧掉了。广播里不再能听到“小叮当特别忙”的儿童节目,孙敬修老爷爷也不讲故事了。但后院儿养了猪,种了菜,我还可以去那儿玩儿。我爬树,捅马蜂窝,在田间寻找长长触角的黑色天牛,红底黄点的圆圆的西瓜虫(瓢虫)。夏天的雨后,墙根旁常常趴着蜗牛。对着蜗牛,我念:“水牛儿(牛读起来像妞),水牛儿,先出犄角,后出头。”念着念着,它真的就挺起白白的半透明的身子,顶着触角,挺神气地,开始在灰砖墙上游走起来,身后贴出的一条隐隐发光的细细的银线。若碰到癞蛤蟆,我会踩着它的肚子,边踩边念:“气鼓气鼓,气到八月十五,八月十五杀猪,气得蛤蟆直哭。”被踩的蛤蟆,肚子真的会慢慢地变大。


“红海洋” 开始了!(红海洋是指1966年夏天开始席卷中国的,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的墙体涂成红色,寓意“革命化”。这一作法是为渲染毛泽东权威,烘托造反气势。)到处都刷上红漆,写上红色大标语。不过孩子终究是孩子,还是免不了恶作剧。即使是最革命的时代,我们也会篡改歌词,比如李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头两句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翻唱成:“我们走在大街上,卖冰棍的瞎嚷嚷。”那个《捡到一分钱》,原词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的说了声,叔叔再见。”我们翻唱成:“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卖冰棍的手里边。卖冰棍老头给我两根冰棍,我高兴的说了声,老头找钱”。另有一首是歌颂下放女干部的歌,原歌词是:“小斑鸠叫咕咕,我家来了个好姑姑,白天下地去劳动,晚上回家喂鸡又喂猪,有空教我学文化,还帮妈妈洗衣服。你要问她苦不苦,她说不苦不苦,很幸福。要问她是哪一个,她是下放的好干部。”我们翻唱成:“白天下地偷萝卜,晚上回家宰鸡又宰猪。要问她是哪一个,她是台湾的女特务。”文革前,看过电影演员王晓棠饰演的台湾女特务,她穿着时髦,戴着墨镜,我曾寻思着怎么女特务都这么好看? 文革中,那些电影自然都受到批判,不能放映了。


红海洋中,红海洋后都有人自杀。我印象最深的是三里屯那边有人跳楼。因为就在附近,很多人跑去看,我也跟了去。那个人躺在地上,头上盖了报纸,旁边一滩血。人们默默地看着,黯然离开。回家的路上,我听大人们议论:“他肯定是想死了,不然不会头朝下。““那楼也就二层,不朝下可能还死不了。”两年后,“复课闹革命”开始。我被分配三里屯二中上初一。我的一个同学住在跳楼者附近,后来知道她父亲在文革初期自杀,但我始终不敢问那个跳楼者是不是她的父亲。
看到自杀者不久,母亲也被贴了大字报。她被批为“军乐队的李香君”,一直想念她的右派丈夫,一直要复辟。她的罪行还包括在食堂多买了一根香肠,请来家做客的同事吃糖果等。当年她夹在报纸里寄给父亲的食品自然也逃不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母亲的日子可谓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她的脾气越来越急躁,对我发火越来越多了,抱怨和指责成为她与我说话的主调,我也越来越惧怕她。


红卫兵开始大串联后,我母亲被分配去接待红卫兵。我随她去住中央芭蕾舞蹈学校集体宿舍。那时的我也开始希望自己成为红卫兵,能够串联,能够去天安门见毛主席了。冬天来了,歌舞团的几个大孩子发起去外地串联,我的同龄发小儿,唯一的玩伴儿也跟了去,但母亲不许我去。虽然我很不理解,也因此很不快乐,却也不会因此而怨恨母亲。与往常一样,我们睡前还会拥抱亲吻。


一个晚上,我听到母亲与时阿姨的对话:“你看文革像不像反右啊?那时就是号召给组织提意见。我那时就跟她爸说,你不要去说,他不听我的话,被打成右派。”“我觉得有点儿像,我们还是不说话好。可是反右时还有政委团长,这次连政委团长都打倒了。也不练业务,不演出了,一切都乱了套了。”时阿姨说。“那你说,像我们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不参加吧,人家会说不响应‘你们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号召。参加吧,出身又不好,会给革命群众组织带来麻烦。”“我想,还是要参加,我们就参加硬骨头吧,那里老同志多,不搞打砸抢。我们先写份申请看看。如果人家不要我们,就算了。”母亲和时阿姨都参加了硬骨头战斗队,与之对立的派别(当时都称革命群众组织)是红旗革命造反队,前者相对于后者是保守派。不久,“红旗”造反队得到上面的支持,占据了母亲的单位,将“硬骨头”的成员都赶了出去。母亲带着我搬到话剧团。


搬到话剧团,我们也没有地方住。那个晚上,所有外单位人都在大礼堂里席地而卧。我兴奋得睡不着,听着母亲与同事们的轻声议论。那个晚上,我开始对当前的革命运动发生了兴趣,感觉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大人们的事情。彼时的我早已不唱《照镜子》,也学会了很多流行的新歌,其中不乏“打倒”,“热爱”,“踏上一只脚”,还有那颠覆传统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突然间,“红旗”造反队就成了反革命组织,领头儿的都被关押起来。回家后,红油漆,大红标语依在,几天前曾耀武扬威的红旗派已不知所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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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骑士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5-01
覆巢之下(下)
覆巢之下(下)

父亲在那段时间来北京。既然母亲已提出离婚,他就不可能住在家里。父亲说:“那段时间,我晚上住在澡堂里(公共浴室晚间转作旅社,只要几分钱就可住一晚上,是当时最低等的旅馆),白天出去看大字报。当时的北京城,包括中南海,到处都贴满大字报的席棚。大字报中,有很多是揭发批判当时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我打电话给你母亲,要来看你。她不同意,说‘十年二十年之后再说吧。’后来还是陈陈(我家的老保姆)把你骗出来,骗到她那儿。那天我去看你,正走到街上就听见救火车的警笛声,不久便看到好几辆救火车飞快地行驶,次日才知道英国领事馆被烧了。(1967年8月22日下午,英国驻华办处被红卫兵烧毁)。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前等你,你远远地走过来。我一看,哎呀,你变了,长成小姑娘的模样了。陈陈带着你,让你叫我爸爸,你没叫,却说‘我们是革命同志’。后来我带你去北海划船,你专门去走那座天桥,胆子很大。你跟我说,‘爸爸,我心里难受。’我把你送回家之前,你又说,‘爸爸,我给你唱个歌吧。’你就给我唱了一首歌,可惜歌名我忘记了。”

我和父亲们见过两面后,他就乘火车回四川。行至西安,司机因属于另一派而罢工,列车停驶。辗转数日,他到了成都,再转车去重庆。成都车站非常冷清,进站无人查票,车上也没有列车员。等了很久,总算开车,但不久又停驶。“一个解放军上来说:‘前方有地雷。排雷后,才能行驶。’行至永川,车又停了。上来很多戴柳条帽,端着步枪的人,那些人对乘客说:‘永川已经解放了。你们可以下车吃饭,住店,也可以留在这里。’火车在永川停留一晚,次日清晨才继续行驶。行至距离重庆六十里的地方又停了,原来当时的重庆正在进行大武斗,武斗的双方都动用了重型武器。火车无法再往前开,乘客自便。”

正午时分,父亲乘汽车到达重庆。一下缆车,他就看到“山城”电影院门前堆满了沙包,一些年轻人光着膀子,背着步枪在那里走来走去,他们的轻机枪正对着缆车。不时地,一辆挂着“解放军支援”, “酱油”,“大米”等牌子的卡车驶过。所过车辆都必须停在电影院前接受检查。公交车完全停驶,沿街店门都关门着,只有一家商店门口挂了 “今日卖盐”的牌子。沿着冷冷清清的上清寺,父亲走回位于学田湾的家。走着走着,突然被一持枪的人拦住。父亲用四川话对答,那人说:“欢迎你回到解放区。”父亲来到家门口,大门紧闭。祖母听到叫门声,出来开门。父亲才知道为了躲避武斗,多数居民不是去了外县,就是搬进抗战时修建的防空洞。祖母说每天天不亮就出去买菜,去晚了可能被武斗误伤。半夜里,父亲听到坦克驶过,又听到枪声四起。有人被打伤,纷沓杂乱的脚步从门口经过。次日,父亲出门,又听到了枪声,不久,驶过一辆车,车上满是鲜血。那是我父亲最后一次见到祖母。

正当我的家乡重庆武斗正酣时,母亲的处境也越来越坏,她的精神越来越紧张,对我也越来越严苛。她不许我参加单位组织的游泳,不准许我傍晚出去玩儿。任何时候,我离开家都要向她汇报,甚至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受到她的严厉批评。面对她的责备,我因委屈而分辨,她又不容我分辨。有一次,忘记了为什么与她顶嘴,她生气地对我说:“我希望你将来也生一个你这样的女儿,这样对你。”我们之间冲突越来越多,我的日子也益发难熬。我觉得她总在拿我出气,真想逃出去,永远离开她。

在我和母亲的冲突中,人们捧起了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开始了早请示晚汇报。去食堂吃饭,先要对着门口的毛泽东像鞠躬,再念几句毛泽东语录。人们开始制作毛泽东像章,先是金属的,然后是塑料的,方的,圆的,衬着一轮光芒四射金太阳的,配一枝松柏的….。像章越做越大,也越做越多。我开始收集像章,总是戴收集到的最大的那个,戴上后,我有几分骄傲和炫耀。但母亲似乎并不分享我的激动,她总说大像章会勾破衬衣。

文革进入了第三年,我父亲再度被发配,住在一个“老跑腿儿”(东北人称老单身汉)的家。男主人生活能力很强,父亲交给他粮票和钱,他就经常做好几个菜,有一次竟然摊了十几个鸡蛋。这个地方极为偏僻非常贫穷,当时有的家庭还过着“拉帮套”的生活( 一妻多夫的俗称)。父亲在行政上已经被降了两级,在当地还是富人。1968年,4月25日正是我14周岁的生日。父亲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打开一看,里面都是他留在北京家中最后的一点儿东西,还有他寄给我的生日礼物—一本毛主席语录。当晚,父亲接到去公社开会的通知。父亲问:“开什么会?”答:“清理阶级队伍。可能要几天,你带上行李吧。”父亲在月光下一边捆行李,一边猜测到底开什么会。他仔细想了一遍文革后的经历,文革开始后他就去北京,回四川,以后一直当旁观者,没有言论也没行动。他又想自己来这儿不久,与当地人相处的挺好。“应该不是开斗争会斗争我吧?”

次日,父亲来到公社,一熟人见到他就说:“来来来,先吃饭,今天是大米饭红烧肉。多吃点儿。”吃完饭,父亲去林场的办公室,可那里的熟人都躲着他。他又到另一个办公室,也是同样的情景。此时,一辆大卡车开进了院子,车上站了很多人。有人在喊:“开会了,开会了。”公社的通讯员平时称父亲“老李”,此时直呼其名:“李显甲,你到小礼堂去。“父亲到那里一看,屋里已有80多人,似乎都是各生产大队的“地富反坏右”。有人呵斥着:“你们各人找各人的牌子”。父亲才看到墙角堆了许多写了字的木牌,每个牌子上栓了一根细铁丝。父亲看到了自己牌子:“李显甲–右派翻天分子”。他和其他 “罪人”拿起牌子,挂在脖子上,细铁丝深深地勒入皮肉中。还有一根铁丝上吊了秤砣,挂那牌子的人被折磨得汗水直流。

人们开始高喊“打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等口号,跳上台去揭发批判。父亲的罪行是“大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儿子,国民党航空大学的,会八国英语。”“在文革中上窜下跳”,“是破坏我公社文革的大黑手”。父亲回忆说:“我站在台上,听着那些罪名都觉得有些好笑。”批斗后,人们押着黑五类走向另一个房间。突然跳出一个人,对着每个经过的人大打出手。他对着父亲噼啪就是两个耳光,父亲被打得两眼冒金星儿,脚步踉跄。“那是他们安排好的打手,站在门口,进去一个打一个。”“那个公社卫生院的院长被打得直叫唤。”

晚上,被斗者都坐在地上。“后来,公社的通讯员对看管“牛鬼蛇神”的治安员说,‘人家是思想犯错误,身体没犯错误。把李显甲的被子拿进去,让他盖被子。’父亲拿到被子,与旁边的两个人分享着盖在腿上,他们就这样坐了一夜。次日清晨,父亲和其他“罪人“又被拉出去跑步,跑到公社门口先向毛泽东请罪,然后再去接受批斗。批斗开始时,父亲被要求自报家门。父亲说:“我在新华林场工作。”人们叫嚣着:“你是右派,你不老实!”父亲跟他们讲理:“我已经摘帽了,我有中共中央文件做根据,右派摘了帽子就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你混蛋!你混蛋!”人们不由分说就开始打他,父亲的脸立刻就被打肿了。他被打倒在地,但那些人还不放过,继续踢打他。下午,在一片“打倒李显甲”的喊叫声中,人们又用木板抽打父亲。公社秘书的妻子看到父亲被打的惨状,说:“怎么会这样,老李,你真遭罪啊!”

第三天, “黑五类”们开始挂牌游街,村民在路边观看。游到一个村子,正是吃饭的时间,“黑五类”被分到各家去吃饭。有人跑来找父亲,父亲一看原来是太平大队的一个农民。那人把我父亲带到家,拿出白面馒头,大米饭和鸡蛋,流着眼泪说:“老李,你多吃点,看着你,我真难受。”父亲说:“那天他真是倾其所有,给我做了那顿饭。一般老百姓都是好的,根本不懂右派是什么,也不知道八国英文什么的,根本恨不起来。”

不久,父亲接到通知,去参加公社民兵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父亲一进门,就有人上来劈头盖脸地打。父亲得过肝病,此时只好用双手护住腹部。其中的一个人拿着皮带疯狂地抽打,其狠毒连公社武装部长都看不下去。父亲说,打他的人曾向他要木头做锅盖被拒绝,这一下总算找到了报私仇的机会,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那个就是打人的大会。被打之后,父亲被带到砖厂,当时大雨如注。雨中的父亲被打得走不动路,两个人扶着他,一瘸一拐地走着。太渴了,父亲向看砖窑的老人要水喝。老人说:“兄弟啊,你可不敢喝冷水,你刚被打过,流着血,冷水会激出病来,你等着,我给你烧点儿水。”说着就出门抱来柴火烧水,父亲说:“那老人姓张,我真感动。”父亲被打得瘀伤处处,整个晚上疼得无法入睡。

父亲说:“文革中林场与公社是对立的两派,相互斗得死去活来。那次被打后,又有很多人被揪出来,其中包括林场的书记和公社的干部。后来我才知道,林场的书记是雇农出身,为共产党立过功受过伤,很难找到罪名。为了揪他,就先揪斗我,他才能被戴上重用坏人的罪名。那时侯,每当夜晚,我最怕听到狗叫,狗一叫就会被揪斗,会挨打。我曾想过找个地方死了算了,但又一想如果死了,就是死不改悔,对孩子也不好。”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连死的自由都没有。如果他们自杀成功,就成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不改悔’的什么什么分子。“后来有一天,我们排队游街,负责游街的治安员让排在后面的张三喊打倒排在前面的李四,李四再喊打倒排在前面的王五,一个挨着一个地喊,边走边喊,因为常常喊错,反倒显得很滑稽。反右,对于我是悲剧,而文革,我觉得就是一场闹剧了,既然它是闹剧看,我也就不打算死了。”

就在父亲最怕听狗叫的那段时间,母亲的夜晚也不平静了。那不是狗叫,而是“把某人揪出来”的嘶叫。只要这吼声一起,众人纷纷挑灯,披衣起身出门。循声望去,果然见某人被反绑着双手,由两个人或几个人押着,押进了黑夜。当人们看明白了被揪斗者是谁后,有时会议论着:“平时看不出来他这么反动嘛。”每次被惊醒后,我都被刺激得无法入睡。我认识那些揪出来的人,他们或是吹双簧管的,或是敲木琴的,或是沉默,或是活泼。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却也怀着懵懂少年的恶毒,不明就里地观看着,庆幸着“又有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被揪出来啦!”我为年幼而不能投身宏伟的革命而懊恼,也在跃跃欲试。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颂圣再次达到高潮。在癫狂的崇拜中,接电话和见面的问候语都要背诵毛泽东语录,买一张毛泽东的像必须说“请毛主席像”。有关毛泽东的一切物事都极为神圣,稍有不慎就会演变一起反革命事件,当事人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祖国山河一片红”时,母亲单位的甘叔叔在报纸上剪毛泽东像,不慎剪坏了印在背面的毛泽东语录。他立刻被当作反革命批斗,逮捕关押。文革结束不久,他就患鼻炎癌去世。谷地阿姨,王世璜叔叔都在那段时间里自杀了,他们自杀时,孩子都只有几岁。中国大陆再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脸罪”时有发生。(《1984》提及“新话”体系中的一种“脸罪”即“脸上表情不适当“,比如听到胜利公告时露出不信的表情,本身就是一桩应予以惩罚的罪行。)

那把达尔摩斯悬剑终于掉了下来,母亲被当作阶级敌人清理出来了。被群众专政后,她被批斗,遭咒骂,再被单独关押。白天,她在菜地和猪圈劳动,晚上,一只灯泡通夜照着,使她无法合眼。看押她的胡某用木棒打她的头,她的手表也不翼而飞。曾因长期不上班遭到母亲批评的某人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她当看守时极力折磨母亲。一天,天很热,母亲被强制劳动后,由看守押着去盥洗室冲凉。那间公共盥洗室平时都用几块砖头挡住门,有人进去洗澡才关上。母亲进去后,看守坐在门口等着。几分钟之后,他没听到预期的水声,却听到砖头倒塌的声音。他很警惕,踢开门一看,母亲已经把自己吊到喷水龙头上…..。被解救时,母亲已昏迷。恢复知觉时,她听到他们在说:“她不想死,是吓唬我们呢,绳子的结打在下巴中间,死得慢呢。”母亲后来告诉我,看押她的人说要将她逮捕入狱,她非常恐惧。在地头,她偷偷捡了一根绳子,打算一死了之。

母亲被关押时,我14岁,靠单位发的一点儿生活费独自生活。因不知计划,不久就入不敷出。我开始动用母亲的一点儿存款,不久就被用光。有时没有钱,每月最后的一星期就不吃饭。当我独自,很混乱地生活和流落时,我母亲远在河北遵化劳动。那年的冬天很冷,根本没有农活可干。母亲每天上山砍枯树,再背着几十斤的木柴走羊肠小道,身边就是万丈深渊。一个属于“革命造反派”的年轻女人走过来,把自己的柴全放在母亲的肩上,让母亲背。夜晚,母亲与八九个女人住在一间房子里,所有的人都在尿桶里方便,但只有母亲被驱使着去清理尿桶。清晨,她双手捧着尿罐,里面的尿液漫了出来,她曾经是多么爱清洁的人啊!次年初春,带着一脸的冻疮回到北京,不久就被发配五七干校。

静如姨曾对我说:“我最心疼你妈妈。当年的她是那么多情善感,天真,甜美,她本该有个好的人生,却没想到是我们几个同学中最不幸的。从30岁起就独自一人生活,而后来的20多年,大陆又是那么动荡严酷!命运对她是那样的残酷,把她折磨得精神那么的紧张不安。”

文革结束已近40年,即便母亲早已远离了那片土地,她依然恐惧着。她认为厄运都由我父亲而起,至今还有怨恨。1990年代初,我请父母来美小住。天真地以为:“他们分开那么多年,也都老了。” 母亲却不断斥骂父亲,不过数月,父亲患了胃穿孔。母亲总在担心有人迫害她,迫害我。她怀疑家人,怀疑邻居。因为恐惧,她会用晾衣服的木棍挡住房门。如果我讲话声稍大,无论周围有没有人,也无论有没有人听得懂中文,她都会对我说:“小声点儿,有人听见了。”她坚定地认为只有她才能保护我,而我永远需要她的保护。她对我的配偶心存疑虑,永远地认为我会被伤害。母亲总是设法阻止我回大陆,担心我回去后被迫害。她患尿频几十年,检查多次,都未发现任何肌体方面的问题。85岁后,她的焦虑症产生幻听幻觉益发加重,她甚至因焦虑而晕倒。服用治疗燥郁的药物后,她的所有症状包括尿频才有所缓解。多年来,我努力照顾她,使她的精神快乐生活舒适,我也怕她,躲着她。如果母亲的世界里有神的话,我就是她唯一的神,我也真希望能成为拯救她出离痛苦和恐惧的神。


《覆巢之下(下)》有 5 条评论
云子 说:
2016 年 05 月 18 日下午 10:37
看了真难过。你是好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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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欣欣 说:
2016 年 05 月 19 日下午 8:23
很多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愿意回忆,是啊,谁喜欢想那些难过的事情,但我必须写出来,否则对不起那些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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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匠 说:
2016 年 06 月 24 日上午 2:20
看得我满眼是泪,强忍着不要溢出来。刚刚读了您的《家世碎片》。无论结局如何,还是让我们、我们的孩子做一个理想主义的人吧,这样总有一天,悲剧不会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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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欣欣 说:
2016 年 06 月 24 日下午 10:10
谢谢您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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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欣欣 说:
2016 年 06 月 24 日下午 10:15
家世碎片是我写祖父的第一稿,后来改为祖父李肇甫,特告。

http://du-xinxin.hxwk.org/2016/05/16/%e8%a6%86%e5%b7%a2%e4%b9%8b%e4%b8%8b%ef%bc%882%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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