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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评《王力谈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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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王力谈毛泽东>....

(法国)安琪 求是 《北京之春》1997年2月号
 
                            神话、童话,还是鬼话?

                          ——评《王力谈毛泽东》

      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年,一本《王力谈毛泽东》流传着。是四号字铅印本
,封面印有“(第二次征求意见稿)”不得翻印,不得引用”的字样。王力开宗明
义说,“许多中国的老、中、青朋友,也有一些外国的朋友,都希望我能以自己的
亲身经历,用现场历史,用第一手材料谈一谈真实的毛泽东。我义不容辞。……我
欢迎对我这篇文章提出一切科学的批评意见。”
      王力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用现场历史,用第一手材料谈一谈真实的毛泽
东”,当然是他的权利,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它至少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去认
识毛泽东。既然他写了,不管欢迎与否,提出批评意见也必然成了读者的权利。但
是,如果“不得引用”,人们又如何提出批评呢?因此,这篇文章不得不首先违反
王力给批评者提出的这条禁令。
      读了这本一百多页的十六开本小册子後,首先感到的第一个遗憾是,这里面
几乎没有怎么谈王力与毛泽东有关的亲身经历,现场历史,而所谓第一手材料,其
实也只不过是大部份都在“文革”中由於保密制度“管卡压”的限制被突破後,让
各种名称“革命组织”的“自由出版物”印了又印的,毛泽东在某次会议上讲了什
么之类早已不是秘密的秘密。就以庐山会议为例。读过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的人
,肯定会认为那里面充满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从自己的纪录本摘录下来的真正第一
手材料。相反,王力在《庐山会议把反“左”变为反右是方向错误》一节,给读者
的却是一个没头没脑,根本看不出毛泽东如何先是反左後来又为什么反右的一些有
引号、没引号的毛泽东的见诸文件的讲话。这样的文字,任何一位不必参加过庐山
会议的人,只需要阅读已经公布的材料,就肯定可以写得出来而且会写得更好。唯
一值得一提的是,王力即使在这一节仍忘不了讲毛泽东讲过一些他认为“还是对的
”谈话。如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骂彭德怀时说过:
      要准备听几年闲话;要诚恳待人,不讲假话;要靠拢大多数。如此就一定可
以变过来。否则不能。
      “人非圣人,孰能无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
。改也,人皆仰之。”
      既然这些话是对的,那么,彭德怀岂不是确实错了?又何来什么方向错误?

      应当说,这本书中充斥了这类似是而非的“语录”。
      王力是一位一有机会就要表现自己“非同小可”的人。一九九四年六月九日
《大时代文摘》刊出的一篇《王力访谈录》中,王力被称为“参与中央高层决策人
物”,“一直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型领导”。在《王力谈毛泽东》中王力称,“毛
泽东也还是把我们(王力、田家英)看成是年轻的战友。当然,我们把他看做是老师
。”更为突出的是如下一段文字:
      第一次庐山会议是一个悲剧。这种悲剧还不断重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历
史作出了回答,这主要是:由於对阶级估量的错误和个人迷信的结果,毛泽东历次
大的错误,都是把党内不同意见,误认为阶级敌人的复辟。第一次庐山会议是这样
,整刘少奇是这样,对所谓“二月逆流”是这样,连同意打倒王力,也主要是因为
江青告状,说武汉事件後王力“以为天下不是毛泽东的了,而是王力的了”。
      如果有谁不知道什么叫“恬不知耻”,此段文字可以是一个典范。一个连中
央委员也不是的小小的副部级的王力,居然把自己同彭德怀、刘少奇以及所谓“二
月逆流”中的元帅、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排排坐,而且,这些人,又是王力在“文
革”中不止一次大声疾呼“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走资派”!历史已经证
明,在这些人当中,王力是唯一应当打倒的罪人!王力在一九六七年被打倒,是他
的大幸。如果王力一直在台上,他的命运必然是同四人帮一样,作为他们一党被推
上历史的审判台。
      王力为什么被打倒,这里有了一个新的、令人齿冷的说法。谁也不会相信,
毛泽东会认同江青的这句瞎话(有无此话,姑且勿论),於是下决心把王力扔进历史
垃圾堆。下面的一番话,又是王力被打倒的另一种说法。这番话似乎可以证明,“
可怜的”王力至今仍不懂毛泽东:
      王力突然被打倒,谣言满天飞。我不相信那些关於王力的所谓语录是真的。
我以为是胡编乱造。即使是真的,也是因为误听谗言所致。说周恩来把王力的所谓
“八七”讲话稿送给毛泽东,他就批了“大毒草”,马上就把王力抓起来了。我不
相信,我只相信历史事实。这个所谓八七讲话纪录稿,王力早已送过毛泽东,其中
一些不对的话,大都是毛泽东的原话。毛泽东在八月十七日接见阿尔巴尼亚专家时
,也讲了同样内容的话。绝不可能在八月下旬把王力讲话批成“大毒草”。如果真
有这个批件,那也另有复杂的原因和背景。到了九月中旬,我还看到,他亲笔写了
一个批语,称关锋和王力为同志,说“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
”我相信这个给我亲眼看过的白纸黑字上写着的,才是毛泽东的话。至於流传很广
的毛泽东同叶剑英所谓“二月逆流”问题那段骂“王、关、戚”和“五·一六”的
语录,我也一直不相信是真的。因为它违背了起码的常识和逻辑。老帅们和副总理
们二月里的讲话,怎么可能是对付八月以後才发生的“五·一六”呢?这种所谓语
录直到今天还任其流传,是不对的。“五·一六”问题是牵涉一千万人之众的大冤
案,而且这个大错误早已人所共知,为什么还硬扯上毛泽东呢?谢静宜对我说过:
她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没有听到主席说过王力的坏话。我相信这是真实。
      如果仅仅从文字表面的意义来理解王力这段话的意思,可以得出王力蠢得至
今仍不了解毛泽东的程度。众所周知,在“文革”时期,伪造“最高指示”是现行
反革命。有谁敢冒反革命被枪毙的危险去伪造它?关於“五一六”的语录,见诸於
《红旗》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审稿时加上去的,这也不是什么秘密。难道
王力端的连这点道理也不明白吗?这是一个自称同毛泽东有密切来往,被毛泽东称
为“年轻的战友”的王力的真正认识吗?明白人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王力在这里
是懂装不懂,在“不相信”的幌子下,把“王八七讲话”捅下大漏子的责任推给毛
泽东,而且不惜强调在“有复杂的原因和背景”的情况下毛泽东会赖帐,会把责任
推到别人头上!如果人们不健忘的话,王力曾经有过否认“王八七讲话”的存在,
一口咬定那是别人胡编的与王力无关的讲话。这次,王力倒是不否认这一点了,却
又“谦虚”地把发明权退返给毛泽东。咱们到底该相信哪一个王力呢?那当然是一
个也无法相信!王力这点小聪明,也许可以瞒得了少数人,却无法瞒得了所有从“
文革”灾难渡过十年的中国人!



      如果如王力所称的那样,作为毛泽东“年轻的战友”,只要抱着严肃的、科
学的态度,那么,他完全有必要和可能最少告诉读者:
      毛泽东有过哪些伟大的丰功伟绩,有哪些过人之处的英明;
      毛泽东哪些说话是正确的,哪些话是错误的;
      毛泽东所说过的正确的话,哪些是他身体力行的,哪些是他根本或基本不那
样做的;
      毛泽东所说过的错误的话有无遭到反驳;对这些反驳,他喜欢吗?怎样表现
?他恼火吗?怎样表现?
      毛泽东对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下有不同的说法,哪些才是他
的真心话?他为什么改口?
      ……
      在《王力谈毛泽东》中,我们当然也可以发现上面所提的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毛泽东与<资本论>》里,王力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我没有发展马
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王力认为这不是谦虚之词。看来也确实如此。这算一句。

      在谈到三反、五反时,王力谈到毛泽东的错误,当时华东区定的指标是五千
个大老虎。毛泽东的批语说是好。“他那个思想的来源又从哪里来的呢?是一些不
正确的东西,不正确的原料,经过他的头脑加工,又怎么能产生正确的结论呢?”
尽管不够深刻,这也算一句。
      王力说,“是不是毛泽东没有看到中国还有封建主义的东西呢?不是,他看
到了,但是他都把它戴到一个资产阶级的帽子里头去了。”毛泽东是否都识透了封
建主义,包括他自己脑子里的封建主义?姑且勿论。除去这点,这也应算一句。
      ……
      我们不难发现,即使不得不指出毛泽东的错误时,不知是认识水平问题还是
故意回避,他总是极力地从这些错误中“一分为二”地找出似乎还有什么好的合理
的因素。对“文革”的分析,王力这位当时的大红人、历史的罪人,本来应当有比
别人更深刻更准确的说法。因为这时他终於从一个一般的副部级官员成了相当於政
治局委员的“文革”小组成员,他确实有条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用现场历史,
用第一手材料谈一谈“文革”中真实的毛泽东。但是,读完有关部份以後,我们很
失望。也许他打算另外写一本书来详谈“文革”吧?奇怪的是,王力却又忍不住要
谈一谈。他谈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动乱很大。另一方面毛泽东
的好处是他虽然没有坚持‘大部不抓’,但始终坚持‘一个不杀’。他在文化大革
命中反复说,我党七大後犯了三大历史错误,其中第二条就是杀了一个王实味。毛
泽东的‘一个不杀’原则,谁也破坏不了”。
      这是“文革”小组成员在谈“文革”?也许这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的外星人
在谈“文革”吧?
      真实的历史谁都知道,“文革”中不仅没有坚持大部不抓,而且是大抓特抓
。这当中有抓对的,如王关戚之流便是。在这一点上,王力的惋惜“大部不抓”被
破坏,同人民的观点恰好相反。如果不把王关戚抓起来,不把“四人帮”一伙抓起
来,被抓的善良人民将会更多更多。
      至於“一个不杀”原则,哪里是什么“谁也破坏不了”。杀王实味便是一例
。在一九四二年的抢救运动中,除了杀王实味之外,还有受不了冤屈愤而“叛党”
、“自绝於人民”即自杀的好同志。至於“文革”,以“反革命”罪名杀害的遇罗
克、张志新,何止一个?在运动中被“贫下中农法庭”宣判後马上枪决的“走资派
”,何止一个?因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特别有贡献而被学生乱棍打死、捆上石块
扔到河里溺死的校长、老师,何止一个?一九六八年八月,在谢富治默许乃至鼓动
下,光是北京郊区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仅仅六天时间,就杀害了“四
类份子”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
被杀绝。至於广西的杀人吃人,更是情况惊人。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人说,从广
西西江流下来的尸体充塞了珠江江面,他们不得不雇人整日在岸边用竹竿把滞留在
江面的尸体推走。如果再加上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
和国家的领导人,“一个不杀”不仅是弥天大谎,而且是无情的讽刺。梁晓声《九
五随想录·答X小姐问》中记下日本X小姐的一道题目:南京大屠杀被杀的三十余万
人这个数字,是根据什么统计出来的。这个问题的挑衅性十分明显;但是,我们中
国在这方面确实没有如日本、美国那么注意统计,以至於到今天为止,“文革”中
的死亡人数(他杀、自杀等等)并没有一个确切数字。但是,上千万恐怕是会有的。
在这当中,当然少不了王关戚的功劳!
      王力这句话倒是对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小生产为社会基础的、带着封建
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群众运动”,只是太嫌噜
苏,简言之,可以称这为二十世纪的新义和团运动。王力之流就是这场“运动”的
“大师傅”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封建的、迷信的、愚昧的思想,在包括王力
在内的一股势力的保护下,在“区别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这类大题
目的掩盖下,“文革”後的拨乱反正因此极不彻底,未能真正解决。目前,又以新
的形式在重新泛滥。得到某些国家领导人和著名科学家支持的所谓“特异功能”的
“人体科学”就是十足加二的一种封建迷信的大骗局。这类义和团式人物,是第二
次“文革”的社会基础。
      王力还用一种偷换概念的手法来美化毛泽东某些本来极不好的行为。《关於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是否道德可为典型一例。王力是从文章就得
反复修改这个角度来讨论问题的。王力说,毛泽东“多次讲过:为什么要修改文章
?起草一篇文章要修改多少遍;不断地修改,就是不断改正错误。在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进程中,个别结论是不断地修改的。不但是个别结论,而且有时是局部有错,
甚至更大的问题上,在比较全局的问题上,也会被实践证明是错了”。王力因此不
同意一些党史研究工作者认为“《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原来的稿子
,比修改的稿子好”的观点:
      
      这篇文章修改的全过程,我是从头到尾参加的。陈伯达主持修改,每次修改
稿都经过毛泽东。……这篇文章的修改过程,也是国际决策和国内决策相结合,随
着历史情况变化而修改的一个例子。

      从反“右派”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右派份子”和“漏网右派”,
都对《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初次传达和报上发表时吓人的完全不同的印象。当年不少人就是听了初稿
传达(有的人还亲聆伟大领袖的当面教诲),为了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向党提出批
评建议,接着在修改稿发表之後按照新添的六条政治标准陆陆续续被打成“言者有
罪”、罪大恶极的右派份子的。这就是阳谋的重要组成部份。从把对国际国内情况
的错误分析当成正确看,修改稿固然是改正错误,是越改越好;但是,从“阳谋”
看,这却是绝对的坏!何况,诸如此类的“修改”,又何止一桩!一九九六年第一
期《党的文献<唯我彭大将军>一诗的沉浮》里谈到,“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尔纵
横。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这首诗,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否认过是他的作品
,一九七六年再版的《毛主席诗词》也没有收入此诗,直到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出版
的《彭德怀自述》中详细介绍了毛泽东当时写这首诗的情景,这首诗传向了国内国
外。到了一九八六年,这首诗才得以列入“副编”收进《毛泽东诗词选》里面。这
类问题,是诗的哪一种版本比另一种版本好的问题吗?王力说,毛泽东相信怀疑一
切的格言,批评陶铸“为什么毛泽东和林彪要除(“可以怀疑”之)外呢”?王力又
说,“毛泽东喜欢和而不同,不喜欢同而不和”,“喜欢听不同意见”,不知此说
与彭大将军(当然不止他一人)的下场如何调和?



      不自称也不被王力称为“毛泽东的年轻战友”、却比王力更接近毛泽东的李
锐,写了不止一本研究毛泽东的好书。其中一本《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有一段话
谈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根源,很精辟也很有启发。其中说到毛泽东对康有为《大
同书》的推崇:

      《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将他列入“在中国共产党出
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并且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
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的有关大同世界设想,其中哪些可以实现
,哪些只不过是乌托邦幻想,毛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一字评论,这里只是为之惋惜
,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的年代,毛自认为
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他是一国之主,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现在可以付诸实施
了。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还讲过这样的话: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
理想,我们要实行。各地大办人民公社时,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大
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起送给徐水县的干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
的指导思想有多么驳杂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通过《关於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
决议》时,毛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
”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
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斗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做法
也是欣赏的。(第246页)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王力明确地说,“我不同意毛泽东坚持走中国自己道路
的社会主义,就是乌托邦,就是乌托邦主义。是的,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讲过乌托邦
,讲过空想社会主义有些东西可以在中国实现的。但是,并不是倒退到空想的社会
主义。”相反,王力还用相当大的篇幅来阐述毛泽东如何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
      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的盖子,确实是来一次思想大解放,从苏联斯大林的
教条主义下解放出来,认真考虑中国如何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机会。
因此,毛泽东说过,现在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於是下决心
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学派。但是,由於毛泽东缺乏自我解剖、自我批评的素质
,由於他读《资治通鉴》之类的中国古书,远远超过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自己承
认没读《资本论》),他对西方社会所知极少,加上他固执己见,排斥一切今天回过
头来看确实正确的观点,包括《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到的刘
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朱德、邓子恢等中共领导人提出的关於建设社会主
义的意见,王力在阐述毛泽东在各次会议、各种场合下提出的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
主义学派的讲话,或者是由别的领导人提出他曾经或事後否定乃至批判了的,或者
是由他自己提出事後却自己推翻或撂在一边根本没有见诸行动的。要不然,今天的
开放改革就不会那么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了——应当说,今天的困难其中相当一部
份是由於他拒绝、批判了别的领导人的建议而遗留下来的。
      一一地剖析这些问题,是一本小册子的任务,这里只举对待农民和知识份子
的两个问题为例加以说明。
      王力在《计划体制和两个部类的比例关系》和《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是
最重要的生产关系》两节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其中有: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
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
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
      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
是假想,或者是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
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就要注意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
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话说得多好,多正确啊!但是,在讲话之前,中国固然跟苏联一样“把农民
挖得很苦”,只不过不叫义务交售制而叫统购,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也相当厉害,
农业公社化的生产关系比集体化更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讲话之後,一切又
仍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此外,还用户口制度和“割资本主义尾巴”、“打
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名义,把农民拴死在农村里,连在自由市场上卖鸡蛋都成
了违法行为!不同的是,中国农民被用剪刀差取走的这些财富,并不能有效地用於
发展工业,而是通过“大跃进”、“文革”这种违反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的政治运
动,被数以千亿计地扔进大海里去了!被称为国家基础的工业联盟中的农民事实上
成了二等公民,为了能够吃商品粮、“农转非”,他们花上少则数以千计多则数以
十万计的血汗钱去“赎身”。於是,为了不带“包袱”,先进的民办教师贾长萍在
被转为公办教师也即是吃商品粮的干部後,狠心杀死儿媳妇和孙儿——按政策,她
只能带一位未婚、没孩子的儿子转为城镇户口!毛泽东讲的和政府做的差得多么远
!背离多么严重!这就是创立中国社会主义新学派的一个重要内容!?
      经过开放改革,农民的情况在八十年代有所改善;但是,由於毛泽东那套错
误理论没有认真清理,过了几年好日子後,农民又成了摊派的对象。剥夺农民甚至
杀害拒交迟交摊派款的农民的事仍时有发生。我这里有一份未能允许发表的广西象
州“带农致富”的情况报告。号称“桂中粮仓”的象州本来特产香大米;但是,县
里认为,种粮不能给县带来税收,种甘蔗可以收很多税,财政收入高,硬性规定一
律改种甘蔗和水果。农民向记者投诉(之前他们已到过地委、省、中央有关部门投诉
)说,县里不顾农民反对、乡干部反对,强迫命令,反抗的就抓起来,罚款,没钱就
拉水牛、抢电视机。当记者向县委谢书记反映农民意见时,谢书记笑着说:
      “那里的农民落後愚昧,就他们反对种甘蔗,种甘蔗是象州县的大政方针,
我们有几条,统一规划,连片种植,专家指导,行政干预。”
      “行政干预会干预到什么程度?”
      “你不种甘蔗,我们就收回你的土地,让别人种。”
      “给土地承包者钱?”
      “不给,你还要交甘蔗发展基金(每亩二百元)。”
      “就是说这土地和土地承包者没有关系了?”
      “对。农民目光短浅,他们只看到眼前利益,我们就强迫他们致富。”
      此外还有。仅仅从这一点点,我们就不难看出,又一次剥夺。这已经不是什
么公仆和主人的关系,倒有点像农奴主对待农奴的做法!“强逼致富”的结果,是
农民连最低限度的口粮也没有了,更没有买粮食的钱!
      “无产阶级革命派”肯定会指责我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全国二千多个县,
为什么你只谈千分之一不到的象州县,而不说说河南漯河市临颖县那个南街村呢?
那可是伟大希望所在的一个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坚持走集体富裕道路
”的共产主义公社!
      河南确实是一个出经验的地方。人民公社这块牌子就是最先在这里挂起来的
,只不过这一挂的代价是吴芝圃制造了上千万的饿殍。而这个号称“共产主义”的
南街村呢,只需要举出一个数字便可说明问题:这个人口三千一百多人的村庄,雇
佣的外地工人达一万二千多。本村工人与外来工人的比例是大约一比四。按照这个
比例,想使中国十二亿人都像南街村那样富裕,全世界的劳动力都到中国打工也未
必够!这也叫坚持毛泽东思想?只怕毛泽东会坚决否认这种“共产主义”符合他的
“毛泽东思想”。
      关於知识份子,我们也不难找到毛泽东本人讲出来的革命和建设如何需要知
识份子这类话和中共中央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有关指示;但是,我们更熟悉的是他
亲自发动的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兼及胡适、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
判“右派份子”和“兴无灭资”等等一系列以知识份子为对象的杀气腾腾的政治运
动。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成都会议上。他说: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
学问,自己好象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不怕帝国主义
,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
。我看再不能忍耐了。
      ……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列举孔子、释加牟
尼、孙中山、马克思等人为例,略)。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我们
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
      於是教授们不仅被学生批判,为了帮助无知的学生打倒自己,老师还得向学
生兼批判家交出自己的授课讲义,主动向他们交代讲义中哪些是资产阶级的学术观
点,哪部份引用了资产阶级学者的话,甚至向学生们介绍自己一九四九年之前发表
了哪些资产阶级学术论文——一句话,把子弹都给批判者准备好,还教会他们如何
对准自己扣扳机。“破”了还得“立”,又当学生的“资料员”;帮助他们以学生
的名义编出教材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这样一来,知识份子的什么个人尊严当然已经荡然无存!何止打翻在地,再
踏上一只脚。“大批判”、“拔白旗”,不仅发动无知的学生批判了有学问的教授
,制造了一场人为的“阶级斗争”,而且还“意气风发”(刘节教授竟“猖狂地”说
是“一起发疯”,大奇;发此言论而不被打成右派右机,更奇)地同大自然较劲。那
结果是首先遭到了根本不理这一套的大自然的惩罚。大灾荒带来的低标准、瓜菜代
这个苦果,教授们、白旗们同样得吞下。有人统计,解放後教授的工资仅为抗日战
争前的五分之一,而这些“三名三高”得来的钱又还买不到足够的米油菜肉;但是
,从未见有哪一位教授对此发过怨言。於是才有了为知识份子“脱帽加冕”的一九
六二年的广州会议,才有陈毅那篇在“文革”中招来大批判的重要讲话:
      反动统治阶级,还高明一点。科学家、知识份子的吃饭问题他不管。工作他
不管,什么都不管。他也不一定强迫人家搞思想改造,他跟科学家、知识份子和平
共处。而我们有些同志的搞法打击面太大,得罪的人太多,伤了人家的心。使得有
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十二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
人看待。”……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
的考验——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有些人是两三年不知肉味,还是不抱怨,还是愿
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
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眼光了!其
实,一九四九年解放的时候,有些人不到台湾,不跑香港,就是不错的。陈毅(还有
周恩来等人)的讲话感动了知识份子,但却有人(当然不是指一般干部)不同意甚至明
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说话时,毛也没有表态。不久之後,经济
形势好转,知识份子又马上跌价再跌价:
      历来状元都是没有很出色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
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後到了嘉靖,知识份子当政,反而不行,国家
就管不好了。(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旧社会的知识份子不改造不行。过去是我们没有抓紧(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
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一些知识份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我曾给我的孩
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
叔叔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读书岂止无用,而且越来越蠢越反动,知识就是罪恶
,於是把知识份子统统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等就是绝对正确的
“最新最高指示”了。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零年,在毛泽东这种思想指导下,多
少知识份子被折腾、被伤害、被压抑、被批斗乃至被消灭掉啊!他们可以发的热和
光,也许一半也无法贡献给国家和人民。如果这种发明也可以归入什么中国社会主
义新学派,它到底同古拉格群岛有多大区别?天!



      当然,上述这一切不能都归罪於毛泽东,更不能用毛泽东个人的品质问题来
解决。“中国社会主义新学派”之所以变成极“左”的乌托邦,根本原因应当从体
制上寻找。本来,斯大林的被揭露,确实可以是提供了一个找寻中国如何建设社会
主义新途径的一个机会。当《关於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发表
的时候,似乎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其中说到:
      当着斯大林正确地运用列宁主义的路线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荣誉的时
候,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
导相对立的地位,结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基本观点处於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承认党
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的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
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後一时期在这个
问题上陷於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
      斯大林的问题,是否仅如上所述,不属本文讨论范围。这一段话的重要意义
在於它指出必须从斯大林的问题中汲取教训,反对个人崇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这正是当时中国最缺乏的东西。在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期里,党内已经开始出现了不
受监督的毛泽东听不得反对意见的情况:例如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对邓子恢显然错
误的批评。由於批评前後社会主义改造以空前超计划的速度完成,更助长了毛泽东
的浪漫主义和骄傲自满。这种情况,加上不能正确理解匈牙利人民反对拉科西的专
制和种种错误政策而发生的“事件”,於是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
称《再论》)中得出错误的结论:
      帝国主义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
後对於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後,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决
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
      根据这种理论的逻辑推理,反“右派”,批判反冒进,抛弃八大决议一直到
反右倾机会主义、“文革”等等,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沾沾自喜地宣称现在是“
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的毛泽东就如此这般浪漫主义地开始了他的
“新学派”的探索。
      当毛泽东或点明道姓或不点名道姓地逐一批判党和国家的几乎所有领导人对
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建议或根本不予理睬地我行我素的时候,当然也就是《一论》指
出的“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在恶性发展的阶段。我们不妨根据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叙述,看一看刘少奇主持八大文件起草的经过和刘
少奇等领导人的民主权利如何被剥夺而一步步走向毛泽东的对立面: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刘少奇传达毛泽东关於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
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其中说到,关於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
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保守,反对保守主义”。
      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定稿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
言又强调,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批
反冒进时不无得意地说,这篇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报纸、大小刊
物都登了,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份子问题会议上呼吁:
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件,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
而不是冒进的计划。”显然,这是头一次同毛泽东唱了反调。接着,一月三十日,
二月八日,五月十一日……周恩来不断地阐明类似的主张。
      一九五六年六月一日,陆定一在部份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宣布:“反对
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
      一九五六年六月四日,在刘少奇主持下讨论预算报告初稿,会上又提出继续
压缩基本投资、紧缩开支的意见。六月十日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
报告初稿。修改稿明显增强了反对冒进的分量。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先後经过陆定一、刘少奇、胡乔
木修改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刘少奇在修改後批:“
主席阅後交乔木办。”毛接到此稿後,批了三个字:“不看了。”伏下了後来狠批
以周恩来为首的反冒进“离右派五十步”的一笔。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到二十七日,八大召开。会议中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认
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於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後的农业
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於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
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周恩来关於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
反映了反冒进中积累的认识成果,其中有“我们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
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後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脱离经济发展的正
确比例”这样的话,整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比较切合实际。邓小平在《关於修改党的
章程的报告》中,反对“对於个人的神话”也即是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

      由此可见,从传达毛泽东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起,到八大的各项报告止,党
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对现实的认识和思想是同毛泽东的浪漫主义满拧的。如果按照
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居於少数地位的毛泽东应当服从多数。但是,毛
泽东却只是不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看了”和後来的批判反冒进、修改八大决议、
发动突破打乱五年计划的指标的“大跃进”的一系列行动看出,毛泽东显然不喜欢
刘少奇主持的筹备八大的全过程。
      我们不难从此得出结论:王力说什么“毛泽东同刘少奇的矛盾时限规定为‘
八大’是不对的”这个结论根本不符实情,而且表明他写《王力谈毛泽东》时思想
仍然停留在《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前的阶段,尽管这个决议
在许多问题上仍很难说已经深透。停留在这种水平的人要去论毛泽东,能论出个什
么名堂来,不言自明。□

http://www.beijingspring.com/bj2/1997/380/200312151725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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