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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哲民等:初评任彦芳《焦裕禄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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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伤未平新创深--初评任彦芳《焦裕禄身后》(上)



公元2009年5月7日上午,地处豫鲁交界田野中的张钦礼坟前,聚集着来自兰考、开封、郑州各地的工人、农民、干部五百多人,纪念他逝世五周年祭奠完毕,人们徜徉在坟前的碑林中品读那一通通石碑上直扑动人的文字。

这时,一个在开封退休的老同志,把一本新书交给张钦礼的次子,书名为《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作者任彦芳,该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1月出版。书的封底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推介词。

一周后,张钦礼的小女儿携带着他们兄妹跑遍开封、郑州各个新华书店才买到的五本任彦芳这本大作,风尘仆仆地来到兰考,挨家挨户敦请,把我们这些当年在焦裕禄、张钦礼身边工作过的部分干部聚到一起,她泪流满面,悲哭不止地哀求说:“俺爸爸因为宣扬了焦伯伯的事迹可是遭了四十年的不白之冤啊,现在已经含冤死去五年了,任彦芳他们还不依不饶,写书销售全国,把我爸说成妖魔,并挖我家祖坟,在书中侮辱我们已经去世四十多年的祖母,我们全家老少可是被逼疯了哇,你们看看任彦芳写的这本书,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

两个多月来,我们丢掉一切,反复传看任彦芳这本书,一致认为,任彦芳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底线,成为一条凶狠的毒蛇,他借这部歪书,不仅把毒牙刺向张钦礼及其亲人,更是刺向焦裕禄这一光辉典型和所有树立、维护这一典型的优秀人群,并且一直刺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三十多年来,我们因为曾在焦裕禄身边工作过,并且宣扬了焦裕禄事迹,而被视为异类,列入另册,成为弱势群体,生活在社会低层,我们的正义呼声不会被主流媒体传播,我们斥邪的檄文也找不到地方发表,同时人已至暮年,对于往昔的恩恩怨怨,是故意也好,是误会也罢,懒得重提了。但是任彦芳这条毒蛇死死缠绕,频频出牙,使我们旧伤未平又遭剧创,实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让无可让,只得将历史真相,血泪陈迹铸为利剑,与这条毒蛇拼死一搏。

第一章

任彦芳写兰考历史,必使历史蒙羞

按任彦芳自己所说,他不是兰考人,也没在兰考工作过,他在兰考停留的时间,也就是1962年10月从长影请假到兰考探亲的几天,1963年冬第二次到兰考探亲的几天。在兰考常住,便是“1965年2月,终于得到长影党委批准,让我来兰考生活,组织电影剧本《焦裕禄》的三结合创作组”。1965年8月后,参加了兰考的四清运动。1966年3月,便“接到上级指令,回到北京”,“而后不久回单位参加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往多处算,他在兰考也就是一年多点时间,一年中,他时而“创作电影剧本”,时而搞四清,时而回长春,时而进北京,并没扑下身来蹲点跑面,要求他对兰考有个概略的了解,也属强人所难。但此人却恬不知耻地把自己装扮成“与老焦有多年感情”,“多次和张钦礼交心谈话”,最具权威性的“兰考通”,旁若无人地胡侃起兰考历史。

   在任氏的这部书中,涉及兰考基本情况的外行话,胡诌话随处可见,几乎每页都有。要一条条地给他勘误,写起来恐怕比他这部书的字数还多,再说,有不少兰考小孩子都能说清道明的常识,他却说的驴头不对马嘴,给他纠错,令人恶心。

   比如,他连他的继父孟照芝在兰考县委具体干什么工作都不知道。孟照芝是分工抓农业生产的副书记之一,他竟说是管人事的,当时管人事的副书记是刘呈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末,县级都没设人大机构,他在“澄清”焦裕禄带领县、社领导看灾民时的情节时,能把时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的樊哲民,说成“县人大的樊哲民”; 刘俊生本是县委办公室干事,却被口口声声说是刘俊生老熟人的任彦芳,给“调”到宣传部当干部了.

    任彦芳在其书的第三章开头说:“本书的三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焦裕禄的老领导、开封地委书记张申,一个是继焦裕禄之后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周化民,一个便是被称为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

    既然张钦礼是书中的三个人物之一,在该书的第一页又说与张钦礼“多次交心谈话”,却连张钦礼的基本履历都搞不准,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任氏含糊的说,张钦礼1959年“被打成严重右倾,留党察看,行政撤职处分后下放到兰考老君营大队劳动。”而张钦礼的处分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行政级别降三级。1963年5月,程世平调兰考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同时免去张钦礼的县长职务,保留县委副书记职务。焦裕禄去世后,由程世平主持县委工作。直到周化民调任兰考县委书记,任彦芳这时已经在兰考“创作焦裕禄的电影剧本”,与“兰考息息相关”了,却把兰考最高机关的重大人事安排写成“焦裕禄去世后,兰考由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主持工作”。

任彦芳不知何时翻了几页兰考县志,不求甚解,就大言不惭地以行家姿态,向世人宣讲起兰考历史沿革和政治经济史来。他在“谎言的悲剧”中写到:“1957年兰考的粮食产量是历史的最高水平。1957年以前,兰考是粮丰林茂,泡桐林都起来了,没有内涝,也没有盐碱”。

1957年的兰考景象,任彦芳见了?绝对没有!那就是误听马路消息,或是凭空想象,而且是无知得可怜的瞎想!

尽人皆知,兰考是历史的老灾区,为什么?历史上,黄河在这里决口29次,造成11次改道,兰考的整个版土都处在黄河故道和沿黄背河洼地,自然地形成了沙荒、盐碱、洼窝,到1957年时还远未改造完毕,沙荒、盐碱、内涝依然严重,不然,兰考就不会成为老灾区了。

自称了解焦裕禄的任彦芳,大概连焦裕禄治理过的沙丘都没见过,这可是老焦在兰考的主要业绩。治沙常识是洋槐树上沙岗,因为槐根是浮根,固沙性好,而且治理后的座座沙丘上栽的都是洋槐林,到了任彦芳的“巨著”里怎么变成了泡桐树了呢?

兰考的行政区划,到1975年前还是九社一镇。这是个很简单的数字,但任彦芳说周化民在1965年就走遍了十二个公社!而且还到了兰考百岁老人都没听说过的“杨场”、“马场”。如果有人请教任彦芳,兰考有名的一溜十八场都叫啥名,他保证会把驴肠子、猪肠子、狗肠子都拉出来凑数!

任彦芳没有一丝一毫写兰考历史的资格,更不具备他所吹嘘写的“用我的笔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基本素质,对于历史事件,他根本不做最简单的调查,只凭他认为最亲近的人的一面之词,或主观臆测,就信笔写来。

比如,他在《谎》书中对于周恩来总理1972年再次接见张钦礼这一对张钦礼来说是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不说任何道理,就断定“是张钦礼的幻想”。2009年3月,《时代周报》年仅27岁的驻京记者喻盈,带着对任彦芳《谎》书所写事件的许多疑点,深入到兰考城乡,走访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目击人,在弄清了许多事情的真相后,又专为此事拜访了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杨贵找出当年的中央红头文件及本人日记,证实了他于1972年10月和张钦礼一起接受周总理接见的过程。任彦芳30多年都搞不明白的事情,让一个年轻人十多天的功夫都有根有据地说了个清清楚楚。按照写史的素质,别看任彦芳70好几了,也难望二十几岁姑娘之项背!!

再如,《谎》书的第三章,开宗明义的说:“本书的三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焦裕禄的老领导,开封地委书记张申,一个是继焦裕禄之后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周化民,一个便是被称为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

《谎》书写成于2000年。写成之后,书中的重要人物张申,于2003年12月26日给任氏写信,评价《谎》书:“勇于面对历史,敢于宣传真知;”(见《谎》书第4页)另一重要人物周化民于2004年1月6日给任氏的信中评论说:“我对本书的突出印象是真实感较强。:(见《谎》书第4页)并非重要人物的刘呈明,则与周化民同日写信发表读后感说:“作者通过长时间的调查了解写成的这本书,我认为是实事求是的。”(见《谎》书第5页)另一非重要人物的孙玉尊,竟早于前三人,于2003年12月20日写信给任彦芳,评价《谎》书说:“此书稿我看过,我认为这本书写的真实客观,非常实事求是,对人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见《谎》书第6页)

而作为三个重要人物之一的张钦礼,是否认为《谎》书“客观、真实,非常实事求是”呢?张钦礼没表态,因为他在2004年5月7日死前从没听说过任彦芳把他作为重要人物写进书中,他的妻子、儿女也没听说过任彦芳以任何形式征求过对《谎》书的意见。

在现代文化精英任彦芳看来,只有张申、孙玉尊(开封行署专员)、周化民、刘呈明等才是现代政治精英,才让他们审查书稿;而张钦礼则是不合时宜的另册人物,没资格审查他的书稿,这无可厚非。但任氏就根本不应在书中提张钦礼一个字。既把张钦礼作为书中最重要的人物,着墨最多,却不让这个当事人知道有人写了他,更不让他对所写有关他的历史事件一辩真伪,并且在他死后五年才出版面世,抛售换钱,这是写史的人应具备的最低品格吗?回避历史当事人的历史能叫真实的历史吗?

如果相信任彦芳能写史,必将使历史蒙受奇耻大辱!

那么,任彦芳为什么硬要顶着笆斗进庙门——楞充大头鬼,从1980年,到2000年写成(见该书第二页)又经九年抛光,终于在2009年1月出版,前后耗费二十九年心血,难产出《焦裕禄身后》这么一部“兰考史书”呢?

第二章

                    把焦裕禄高高举起,重重摔下                                        

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从开头到结尾,都反复交代,这部书原先的题目是《谎言的悲剧》,不知何时改成了现在这个长长地书名了。为节省笔墨,在以后的叙述里,我们就简称它叫《谎》书吧。

任彦芳对于焦裕禄这一政治典型,其居心险恶,令人发指,心机之深,莫可测度;手段之狡狯,难以捉摸。四十多年死死缠住焦裕禄不放,却又看不清他的真形,就像一条修炼成精的毒蛇,既对猎物频施杀手,又常常咬一口窜入草丛。现在让我们拨开他用晃眼的文字织就的草丛,搜寻这条毒蛇。

《谎》书一开篇,任彦芳就用谎言织就他和焦裕禄是“知心故交”的光环,可以任意涂抹焦裕禄的护身符。

任氏写到:“1963年冬,我再次来兰考,这年春节前,他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我送他全家出了兰考县委的大门,没想到这竟是我与焦裕禄的最后一次见面!”接着说:“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永远地离开了他最热爱的兰考。母亲因为这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离去,精神受了大的刺激,住进了开封医院。我来探望母亲,她含泪向我讲了老焦的动人事迹。我向长影党委写信,要求在这里生活,写焦裕禄的电影剧本,但当时未得到批准;回到长影后,多次向同志们讲焦裕禄的事迹。”

这段在时间概念上扑朔迷离、跳荡很大的文字,会让粗心的读者得出以下似乎合理的逻辑推论:由于他继父与老焦是同事,他家又与焦家为邻,老焦的动人事迹他继父都没给他讲过,他母亲作为一个相处仅几个月的邻居,而且是个家属,竟能讲出许多,而且焦故后,竟被刺激得大病不起,兰考县医院就束手无策,只好住进百里之外的开封市医院。所以他当然会在“再来兰考”时,与老焦有了多次交谈,逐渐熟悉起来,以至老焦全家回山东,别人都不送,只有他一人送老焦全家出县委大门。更值得赞叹的是,老焦一去世,他母亲就在病中宣扬焦的事迹,他一听其母所讲,便立即要把焦裕禄搬上银幕。长影厂的“无知”领导不准,他就回到厂里口头宣讲。看看,看看!任彦芳和他的母亲对焦裕禄的情之深,爱之切,世人有谁能比?要写焦裕禄的书,非任彦芳莫属,论资格,写长篇通讯的大记者穆青、周原等也是小字辈!尤其对任所写的焦裕禄身后的兰考历史,谁要怀疑他是在焦裕禄身上做手脚,那就是天大的笑话,无耻的污蔑!

其实这个逻辑推论错了,而且错的没边儿,因为任彦芳说的与事实不沾边儿。

焦裕禄1962年冬来兰考时,其家与其他县委领导人,包括任彦芳的继父孟照芝都住在县委后院的排房里,是有一段邻居关系。1963年春,焦裕禄为不让家属、孩子影响县委办公,就带头搬家到礼堂西北的县委家属院住了,搬家时,天下着小雨,张明常、刘俊生等县委干部都去帮忙。而孟照芝仍住在县委后院未动。任彦芳1962年10月探亲,焦还未到兰考,1963年冬,任彦芳第二次到兰考探亲时,他家与焦裕禄早已不是邻居了,在这仅有的几天里,他仅有见到焦裕禄的可能。焦家已搬出县委大院全家回山东时,怎么会单由一个任彦芳送行,并且出了并不在这住的大门呢?焦裕禄身为肩负重任的县委书记,兰考灾情严重,工作压头,不下乡就开会,我们天天与他在一起工作、下乡,从没见过他身边带着个并不相识的外地青年,这任彦芳能与焦裕禄有多次交谈,从何说起?那时工作纪律很严,干部请假时间不会太长,任彦芳即使不招即到,沾着不丢,又能有几天与焦见面时间?哪里会有“逐渐熟悉起来的”机会?任彦芳在书中反复自报家门,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这“逐渐”二字用到你和焦裕禄的关系上是否恰当?显然,他是用文字游戏的伎俩,让人含糊地猜想他与老焦相处甚久,因而熟悉。如果揭破,他会说,我从没说过我和老焦具体接触的时间。此种云山雾罩的把戏,在任彦芳的书中到处都是,戳不胜戳。

至于任彦芳的母亲因焦裕禄去世而承受不了,大病不起的动人故事,别看我们在县委工作,近在身边,却都没有听说过。我们看到,徐俊雅和她的子女们在老焦走后都在坚强地工作着、学习着,没任彦芳的母亲受打击这么厉害。四十多年后从任彦芳的推荐中,才知道因为焦裕禄的死,还出过这么个“巾帼英雄”,到底应该肃然起敬,还是当个笑料,总拿不定主意。

任彦芳与焦裕禄的情结,只因为1963年冬到兰考探亲的几天中,具有一点与焦裕禄见面的可能,见不见还在两可,却能变得比山高,比海深,以至使他发展到“与兰考息息相关”“命运相连”的程度,并不是“大作家”“大诗人”的多愁善感使然,应该是他所称谓的“兰考上空爆炸的精神原子弹”,对他的强烈吸引力。

耐着性子,捏着鼻子,忍着恶心反胃地纵观任彦芳的《谎》书,可以看到,任氏承认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发表,曾使他这个初涉文坛的青年跃上第一个创作高峰,在海内小有名气,出现了他生命的奇迹。他在该书的第114页写到:“中央人民电台的一遍又一遍的广播,如团团烈火点燃得人们热血沸腾了;我沸腾的热血,化成热泪,流入我的笔端,我从二月八日到二月十一日用三天三夜,流泻出三千多行的长诗《焦裕禄之歌》第一部:改天换地录,第二部:韩村前进曲。”

如果任氏这段表述是真的,就绝不会有1966年2月6日,他看长篇通讯的第二遍就发觉“在事实上似乎和我原来知道的不同”,并找刘呈明、卓兴隆核实,却仍未解开疑团的情节。如果任氏二月六日即长篇通讯发表的前一天作者之一的周原象发传单一样给了他一份准备发表的清样,他看了就觉失真,就不会有第二天听了长篇通讯的广播,就热血沸腾,热血化作热泪,立马三天三夜不睡,流泻出三千多行长诗的效果,而应是听了广播冷笑不止,无动于衷。因为任彦芳反复表白过,他真诚的象个孩子,遇事特别较真,眼里揉不下沙子。

几天之内,对于同一个事件,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面孔,任彦芳到底是个真诚得可爱的孩子,还是一只老猾成精的狐狸?

任彦芳在2005年发表于《百年潮》杂志上的《张钦礼的悲剧》一文中说,他在长篇通讯发表前,就发现了二十多处失真情节。但到2009年出的这本《谎》书中却总共列出了十三处“失真”,这大概是他最后落实的,铁证如山,谁都无法驳倒的,足以说明长篇通讯是谎言的证据了。

这场纠缠四十多年的政治官司中,任彦芳是指控长篇通讯为谎言的老牌原告,那么,我们这些向撰写长篇通讯的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后来又继续发表过对老焦纪念文章的兰考人,对长篇通讯这一案有不可逃脱的责任,当然就是被告了。首席被告张钦礼已死去五年多,他已不能作辩解陈述,只好由我们这些连带被告人在国人面前作辩解陈述了。

任氏指控长篇通讯第一款不实,是“焦裕禄半夜敲张钦礼的门,找他谈心,共同认为: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于人的思想转变,焦裕禄在前面加上‘领导’二字。当时了解情况的县委常委都怀疑是张钦礼编造的。大家说,焦裕禄调来,张钦礼和焦思想不一致,根本不可能有此情景,焦裕禄的这些话是在常委会上说的,也不是因和张钦礼交谈后受到的启发。”

长篇通讯写此情节的目的,在于焦裕禄善于抓解决问题的关键,既然他在常委会上讲了兰考面貌的改变在于领导人的思想转变,这个情节就不叫失真。焦裕禄能在常委会上讲出这个关键结论,绝不会是他初来乍到的空穴来风,起码是与县委成员交谈后的共识。他能和别的常委、副书记交谈,为何不能与书记班子里唯一的兰考本乡本土的副书记又兼县长的张钦礼交谈?说县委书记不可能和县长谈话,这不是缺乏低级常识的胡闹吗?张钦礼在焦裕禄刚来,还没交谈怎么就思想不一致?而且,只是怀疑焦裕禄不可能与张交谈,就断定失真,这不是硬性栽赃吗?文革初期,曾于1962年至1963年任县委救灾办公室主任的吴思敬,就针对当时“焦裕禄不可能找张钦礼谈心”的笑话,作了有力的批驳,吴思敬说:1962年冬的一个夜晚,他向张钦礼请示一项救灾事宜,推开张的办公室,见焦裕禄与张钦礼正谈的起劲儿,就退了出来。还有,任彦芳说焦刚来,张钦礼就与他思想不一致,这是常委里的“大家说”的,这“大家”有多少人?都是谁?任氏为什么不挑明?指控写真人真事的通讯报道,却用含糊词语是何道理?

任氏指控的长篇通讯第二款不实,是说焦裕禄风雪夜看望灾民的情节不存在,出于张钦礼的编造。其理由是刘呈明的证词。刘呈明承认焦裕禄带领县委班子和科局干部到车站看望外逃灾民,但时间不是在晚上,而是在白天。

既然张钦礼介绍,刘呈明也承认,焦裕禄到火车站看望灾民确有其事,长篇通讯饱蘸感情写的此事描述老焦的爱民之心,不存在失真之嫌。至于时间的差异,是记忆不一所致,不影响事件的真实性。如果采访座谈会刘呈明在场,为看灾民的时间与张钦礼争论,记者自然不会采信刘呈明的记忆。因为刘呈明的说法既乱七八糟,又缺乏常识,那时县级还没有设人大机构,他说同去车站的人还有“人大”的樊哲民,说这时间是在四月份,却又添上个小麦将熟的时候。谁不知道四月五号左右清明,四月二十一号左右谷雨,谷雨麦挑旗,到五月六号左右才立夏,而立夏麦穗才出齐,说四月就是麦子将熟的时候,写到书上岂不叫人耻笑。但任彦芳却不怕,他硬要把刘呈明的话当做长篇通讯失真的理由,不只是居心不良,还表现出他的极端无知!

任氏指控长篇通讯第三款不实,是说通讯中焦裕禄在常委会上领学了“老三篇”,这是作者按照1966年的时代要求硬凑上的。

这是任氏把自己编造的不实之词,加到别人身上,然后加以驳斥的无赖手段。长篇通讯中找不到焦裕禄“领学老三篇”的字句。

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焦裕禄都领着在常委会上学过,任氏也都承认,即使通讯按民间总结的说法写了“老三篇”几个字,又何能叫做失真情节?这一指控,也在于任并未详读通讯,通讯说: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大家发言,他又总结,这恐怕将到天明,不可能再学毛著,“紧接着”一词显然不是指的当天。看望灾民的第二天、第三天,围绕看灾民展开学习毛主席著作,都可以在时间概念上用“紧接着”来表述,北大中文系的才子为何把很顺当的文字结成了死扣?显然是在拼凑通讯“事实失真”的条目!

其四,任氏指控焦裕禄专门召开常委会,回忆革命历史的情节不存在。

任氏是当时的常委?不是,是有资格列席会议的办公室主任?还不是。他都没有参加过常委会,怎么知道常委会的内容有这无那?他是听一些常委说的,那么,另一些常委却明明记得开过这样的会,他为什么置之不理?再说,焦裕禄认为县委领导的思想转变是改变兰考面貌的关键所在,他不仅要带领县委一班人回忆阶级史,必然还会回忆革命史。而且,向任氏提供没有专门开过常委会回忆革命史的常委,或许没有赶上参加也是有的,或者这个常委虽然参加了,但回忆革命史后又讲到兰考现状,他便认为“不专门”还有可能。所以,任氏断定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议,是毫无根据!

其五,任氏指控通讯中写“有一个区,曾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为又一失真,其根据是,他查了兰考史,并无记载。

任氏又显露他的无知了。其一,兰考由兰封、考成合并而成,原考成曾归鲁西南地区,战争年代,一个区牺牲十个八个领导人,三十五十干部群众,你怎么能单在兰考的记载中查到?退一万步讲,即使一个区在一个月内牺牲不到九个区长,只牺牲三个两个区长,或没牺牲过区长,只是牺牲了一些下层的干部和群众,能掩盖得了当年的环境残酷,创业艰难吗?任氏这种死抠字眼,就凭空指责,意欲何为?

任氏把大通讯写马福重为烈士作为第六款“失真”的证据。这更是任氏的谣言当真实的佐证。

1966年9月16日,北大等八个单位和一些兰考县委干部,同时联袂散发了两份大传单,一份是北大的“最最紧急的呼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一份是兰考县委一些干部的“最最热烈的响应北大八单位的呼吁”。这一对孪生姊妹篇气焰熏天,粗野狂妄地把长篇通讯视为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大骂通讯的作者是黑帮、右派,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兰考干部、群众,是一群混账王八蛋,其中的一款指控,就是把马福重由叛徒写为烈士。二零零九年五月,《时代周刊》的记者就看出:任彦芳在书中的观点与四十多年前那两张传单惊人的相似。同时,在《谎》书中任彦芳还凭空加上了马福重与张钦礼沾亲带故的臆测。

为这两张传单,1966年10月杨捍东奉河南省委之命,专程到兰考调查真相。调查中,为核实马福重的真实身份,杨捍东徒步一百多里,到山东曹县小杨口村,看到了马福重家的烈属牌,接着又按马家指点,连夜赶往曹县界牌村南地,在墓群中找到马福重的坟茔,划火柴照见墓碑,上写“马福重烈士之墓”,还用双手从上到下把碑抚摸了两遍。

任彦芳说马福重是叛徒的根据能是什么呢?他把烈士诬陷为叛徒,又该当何罪呢?

为了说明焦裕禄善于当“班长”,记者选择焦裕禄以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制止了装潢县委和让犯错误的公社副书记驻队蹲点的两件素材,写入长篇通讯。那个犯错误的公社副书记到八十年代离休,都没埋怨过所写不实。唯程世平对号入座,说他提议装璜县委,受到老焦的批评,是张钦礼对他的陷害,便将这一情节作为通讯的第七款“失真”,予以指控,为使指控成立,他精心编造了一大套可笑的谎言。

稍有常识和党性修养的人都知道,无论那个层次的党组织内部,存在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冲突十分正常,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了对的,改正了错的,达到新的一致,只能是增强了组织成员的团结,加强了党的战斗力。不能看作是什么树立对立面。连同任彦芳所指控的第八条,都是老焦在做县委同志工作时的言行,哪一句是说程世平的,哪一句是说卓兴隆的,都不影响长篇通讯报道的本意,同时都没有提起任何人的名字,完全是就事论事,而不是以人论事。你说一套,我辩一番,实为无聊之至。就不屑详解了。

任氏指控的第九条不实,说通讯把焦裕禄的临终嘱托安错了对象,把对地委领导说的话写成了是对张钦礼说的了,意图是造成张钦礼是焦的亲密战友的印象。这张冠李戴的报道,使当事人反映最为强烈。

如果说,老焦临终嘱咐把我埋在沙丘上,死后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的话,是对地委组织部长王向明说的,明显错了!其一,老焦不会对上级组织的代表称“你们”;其二,一个兰考县委书记怎么会嘱托地委领导“死后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依焦的才干,他不会说出颠倒上下级关系的话,这话应该是对前往医院看望他的张钦礼说的。

如果说焦裕禄绝对没有对张钦礼作身后的交代,后来发生的两个事实就说不通:其一,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当时报道的,张钦礼在五月二十二日的全省沙区造林会议上讲焦裕禄的事迹时,就讲到焦的遗言,使与会的全体人员都感动地哭了。如果不是焦的当面嘱托,又有谁会在焦刚刚去世一星期的时间里,告诉他焦裕禄有此遗言呢?其二,焦裕禄嘱托的口气显然是对着兰考县委负责人的,如果不是给张钦礼说的,这么风光的事,为什么几十年兰考县委内都没人应承是给他说的呢?

所以,长篇通讯所述焦裕禄临终对张钦礼交代后事,有充分的根据,说其失真是无根据的妄猜!

任彦芳在指控大通讯第十款“不实”中,说的照片一事,他本人也认为“这是个迷”,到现在他也没有解开。而以未解之谜断言“失真”,不认为心虚理亏吗?

徐俊雅认可张钦礼手中确实有老焦的照片,张钦礼不会从她家偷照片,徐又不会给他,那么不是老焦给的又是谁给的呢?

照片问题,还有前边的遗言问题,都是四十多年来任彦芳之类的人物摧毁长篇通讯的王牌根据,是打击张钦礼的要害问题,并以此证明张钦礼想骗取“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名誉,进行政治投机的坏人本色。

如果对长篇通讯不抱成见,不持偏见,稍微理性一点,也不会在并不影响焦裕禄这一形象的细节上动几十年脑子。

《谎》书中也承认,张钦礼在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的时间,是1965年12月17日、18日,及以后的日子。这时长篇通讯尚在采访素材中,未曾动笔,写成什么样子,冠以什么题目,写成后能否发表,发表后又能会产生什么效果,这一系列的问题,连记者本人都心中无数,何况被采访者之一的张钦礼呢?

当时焦裕禄已死去一年多,死后的丧葬规格,掩埋地方,上级的评价,社会上的影响,都说明他是一个正常死亡的正县级干部,张钦礼没必要编瞎话和焦裕禄套近乎。同时在后来常委会上审稿时,并未一人就事实部分提出不同意见。结果,长篇通讯一炮打响,焦裕禄成为大英雄,任氏及其幕后者就迁怒成稿前向记者反映情况的人,这也不实,那也造假,唯独自己是正宗的“亲密战友”,这到底属何种心态,不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吗?

如果再理性一点思考,就算老焦后来没照过相,追悼会上的照片是从档案里抽出来翻拍的,追悼会后张钦礼拿着不给了。这也能说明两个问题:一、相片翻拍后,落在张钦礼之手,说明是张钦礼翻拍的或由他指派别人翻拍的,张钦礼在追悼会前至少是参与了追悼会的筹备工作的。能在幕后积极筹备,却坚决不到台前参加,这叫什么道理?况且张钦礼在民权造林会议上发言的时间与兰考的追悼会是同一天,记者当时的报道,与诸多知情人的回忆相吻合,怎么会发生《谎》书开追悼会时,“叫几次张钦礼都不参加”的场面?二、在新华社记者采访张钦礼时,焦未出名,而且已经去世一年半还多,张钦礼还把照片装在身上,并以此炫耀于人前,足以说明他对焦的钦佩、怀念之情。《谎》书那些张钦礼“与焦裕禄不睦”的说法是无根据的滥咬一通。

任彦芳在对长篇通讯的第十一款指控中说,他为通讯中写的焦死后人们在他的枕下发现两本书的情节,找到焦守凤。守凤是认可她爸在临终前把家里的《毛泽东选集》送给她当礼物,却肯定没在老焦的枕下发现两本书。

我们看到《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焦裕禄》一书中,不仅肯定了在老焦枕下发现两本书的事实,而且还说在枕下还发现了老焦的笔记本。这本书的发表,都是经徐俊雅及她的四个儿女守凤、守云、国庆、跃进审阅过的。徐俊雅母女五人共同回忆应当是准确的,老焦故后在他枕下发现两本书是有其事。

再说,以老焦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以及多年的习惯,说他在病中仍然坚持学习《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修养》,是顺理成章的事,他的身边不会没有领袖的书,长篇通讯写在枕下发现也好,在他住的病房里其他地方发现的也好,只是表达笔法的选择而已,何谈不实?

至于记者因此事为自己造成了“难以说清的灾难”,也是由任彦芳之类故意挑刺造成的!他们能为此事给写这篇通讯的记者造成灾难,不正是能说明他们才是整人整得发狂的疯子吗?

任彦芳对长篇通讯的第十二项、第十三项指控,并没实际内容,而是不客气地给穆青周原这些“小学生”改作文。

在我们看来,他是孔圣人门前卖书、当着鲁班耍斧,自找丢人现眼。

任彦芳说:“大通讯写的1962年到1965年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焦裕禄倡导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已经变成了现实。这个‘已经’用的不准,改成 ‘正在’,则实事求是。”

任彦芳这个“老师”改的不准。大通讯的作者是总结焦裕禄带领县委一班人和全县人民,焦故后,县委和全县人民在焦裕禄精神的鼓舞下,连续奋斗三年,取得了治理三害的伟大成果的基础上,说“已经变成了现实”,这个说法有一连串的数据,用“已经”不对吗?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怎能叫“幻觉”?

彻底改变一个地方,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三年五年的功夫。兰考人民按照老焦的蓝图,已经取得伟大的成果,这不叫设想已经变成现实?但离彻底改变、完全改变还有很长的路程,全国来兰考参观的人看到尚未来得及改造的土地,沙丘,自会理解,并相信有一天会全部得到治理。只有任彦芳之辈才不讲道理地看到还未来得及改造的地方,就结论为“兰考的面貌没什么改变”。为了否认兰考人民在焦裕禄带领下使兰考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他把县委统计的准确的经济数字,诬为“张钦礼的浮夸”。老焦在时,老焦主持工作,老焦走后程世平主持工作,张钦礼浮夸所为何来?张钦礼想浮夸,他没有拍板的权利,又怎能得逞?

大通讯在写到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正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完成了”的一段抒情,准确的说,当有一字的笔下之误,既“着”字写为“了”字。因为后半句的开头是“正由”二字,“正由”之意系表示过程尚在进行,“了”字表示已经结束,笔者的本意是“正在”续写老焦的那篇文章,而不是任氏所说把理想当现实描绘,因为文章接着抒情道:“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开始”,后面还有“要彻底摘掉灾区的帽子,把大部分农田逐步改成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逐步实现上纲要”等希望、信任、鼓励的句子。再明显不过,“了”字当是“着”字之误,或是笔下误,或是斟酌不当所致。

任彦芳能用一字之误,完全歪曲作者本意,将它作为文章“失真”的依据,说明他已刻毒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也愚蠢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任氏的“谎”书里,还有两件影影绰绰认为是大通讯的“失真”之处,不知为什么没有被正式列为指控内容之第十四、第十五款?

一件是,、焦裕禄的成份问题。任氏说,焦裕禄家中是中农,大通讯写成了贫农,并挖苦说好像中农就不革命了似的。

大通讯的穆青、冯健、周原三个作者,家庭都是地主成份,他们不会有任彦芳所挖苦的那种心态,更不会以此心态去拔高焦裕禄,这应该是一个小小的不确之处。但以焦裕禄的悲惨家史,个人扛长工、当苦力的苦难经历,写成贫农出身也不是什么“失真”。

第二件事是,任彦芳看到大通讯中有老贫农到焦裕禄坟前哭坟,他就认为哭坟者定是肖位芬,本来通讯中没提肖位芬,他为证明大通讯“不实”,就查起了肖位芬家庭的成分,他的结论是:大通讯把肖位芬也由中农改成了贫农。

可怜任彦芳还吹牛说他熟悉焦裕禄,他只听说老焦有位肖位芬这么一个农民朋友,却不知老焦还有不少的农民朋友。长篇通讯所中写的哭出兰考人民心声的老贫农,是张油坊村的张传岭,而张传岭家确实是贫农。

纵观任彦芳倾四十多年心血,并且从1980年被兰考县委、开封地委从河北文化厅借调而来,专门从事了多年查找大通讯“失真情节”的工作,终于结出的十三条“不实之处”的成果,无一不是鸡蛋里头挑骨头的下三滥的动作!无一不是居心险恶的肆意歪曲!又无一不是泛起在污水中的泡沫!这些成果的恶臭的内核,从反面证实长篇通讯经过任彦芳及其同行们这样专职、专业,又标准极苛,长达四十多年的反摔,正摔,竟能没摔掉渣子,说明长篇通讯其基本事实是多么的严格而翔实!通讯作者的学养是多么值得钦佩和崇敬!

任彦芳及其表演舞台的铁幕后面时隐时现的伪君子们,为什么要拼死寻找和宣扬长篇通讯的“不实”“失真”呢?任彦芳的《谎》书中引用了徐俊雅的一句话让人茅塞顿开。

徐俊雅说,如果通讯中有一点不实,就影响老焦的形象,就让人怀疑不是真的。

老徐的话并没有错。但这就给了别有用心的任彦芳们以可乘之机,他们要的就是“一点不实,就让人怀疑不是真的”这种效果!他们把十三款研究成果,以县委红头文件的形式向上级直至中央写报告,希望中央表态,将长篇通讯改写,他们又派专人找穆青,威逼穆青自己提出改写。穆青在无奈中再版长篇通讯,不与别的作者商量从原著中划掉张钦礼的名字。任彦芳们还是不依,硬逼着穆青重写。这些必欲重修改大通讯的强劲动作,任氏在“谎”书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

改写意味着什么?以前写的不算数,至少是部分不算数。为什么不算数?毫无疑问,回答当然是假,至少是有假。通过假和掺了假的作品树立起来的英雄,当然是沙滩上盖起的高楼大厦,非垮下来不可!而且盖的越高,夸得越惨!如果将长篇通讯套进十三条“不实”或任意一条“失真”的套子,焦裕禄这一典型将成为历史笑柄!从而将爆出一系列的滔天大案: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学习焦裕禄,是一场盲目的害民运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焦的女儿焦守云,是鬼摸了头的昏聩之举;人民日报,中央电台播发长篇通讯,证明他们都是说谎媒体;穆青、周原、冯健这些记者,还有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张钦礼和兰考臣民,胆敢上骗中央,下欺国人,罪孽深重,怎么处置都不过分;然后,秦一飞、周化民等人会翘起大拇指夸赞任氏:彦芳啊,你真够朋友,为我们报了因学焦裕禄受刘建勋批评的一箭之仇,你不仅是个大作家,大诗人,你还应当是旋转乾坤的政治巨人!一切尘埃落定,便是该坐监杀头的坐监杀头,该破格升迁的破格升迁,该千载扬名的记入史册让他千古扬名!

这一切连环妙算,任彦芳们设计到了,我们这些兰考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也看到了,但这不叫英雄所见略同,应该叫捕蛇人看清了毒蛇的七寸:先把焦裕禄高高举起,然后重重摔下,把他摔成粉末,化为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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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伤未平新创深--初评任彦芳《焦裕禄身后》(下)

  第三章
  写张钦礼的悲剧,是让张钦礼永不得翻身

  任彦芳在《谎》书中对张钦礼着墨最重。他想通过对张钦礼从崛起到覆灭的描绘,达到三个目的:一、佐证他们把长篇通讯定为“谎言”的正确,消除长篇通讯影响的必要;二、强调张钦礼被判重刑是罪有应得,绝对不可翻案,在张钦礼寻求公道的路上,立马横刀,拦着去路;三、以张钦礼的悲剧,证明任氏所界定的毛泽东时代是“说谎年月让人说谎,疯狂的年月让人疯狂”。
  通观《谎》书,任彦芳笔下的张钦礼经历了这样的心路历程:由说实话吃亏,改弦易辙,变成说谎的坏人——接着办坏事,用谎言欺骗记者,把焦裕禄写成英雄,为自己捞取亲密战友的政治资本——然后凭借这个资本祸国殃民,最终害人害己,成为悲剧人物。
  《谎》书的第20—21页中,写的周化民对任彦芳说的心里话,结结实实地印证了,任彦芳对张钦礼成为悲剧人物的这个逻辑推测的目的,仍是为了推翻他们所说的“谎言” —长篇通讯!《谎》书写道:“周化民为我写书准备了一包材料,交给我,却又说出他的心里话:我这心里很矛盾,这书写不写呀,我们离休了,够吃够花了,还惹事干什么呀!就说我反焦裕禄吧,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是谎言的悲剧,谎言不仅给我们造成了悲剧,也害了张钦礼本人,是穆青把他封为亲密战友,把他害得不轻,不然他会和我们一样,成为离休干部,享受离休待遇呀!我想起来也为他难过!”
  周化民的“心里话”肯定了张钦礼仅仅因为宣传了焦裕禄而遭四十多年的灾祸,而且为此隐隐感到他们做的太过分而感到于心不忍,才难过,说明他心灵深处,人性尚未泯灭殆尽。但是,他还是鼓励任彦芳写《谎》书,对张钦礼再踏上重重的一脚,并为此准备大量材料。他们清醒地看到,如果不能把张钦礼及其灵魂一起吞掉,封死其“同伙”之口,即使吞下了长篇通讯,迟早还要吐出来。所以任彦芳他们就必须颠倒张钦礼悲剧的真相!
  《谎》书把张钦礼成为悲剧人物的根源,定位于穆青把他封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实际上这是嘴里半截,肚里半截的含糊话。试问,如果不是张钦礼主讲,其“同伙”补充,穆青、周原怎么写出长篇通讯?没有长篇通讯,哪里会出现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个名词儿?说白了,张钦礼成为悲剧的根源,就是他好事,焦裕禄已经死了,他还捧来捧去,结果捧到了天上!
  “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顶桂冠,不是张钦礼本人要的,骗的,也不是穆青、周原的胡乱加封,只是记者根据事实对张钦礼的评价之词。同时,张钦礼并不知道这顶帽子几斤几两,他在常委会审查通讯稿子时,就当面向周原提出,把通讯中提到的他的名字划掉,并在会后立即打电话给穆青,重提这项意见。在长篇通讯发表后的几十年,张钦礼从没以亲密战友自诩、自夸、自矜,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但是,他始终难以理解,他的上级们却如此看重这顶帽子,并且用这顶帽子把他压垮、压扁、压死,死后还要拿这顶帽子说事儿,审判他的灵魂!
  长篇通讯发表不久,文化革命就开始了。按任彦芳的说法,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是疯狂的年代,让人疯狂”,而文革开始后的前两年,1966、1967两年又是“最疯狂的”年代,在兰考这块土地上到底是谁在疯狂呢?
  1966年7、8月份,县级文化大革命尚未批准进行,身为第一书记的周化民,就利用“四清分团”改名的“文革小组”,发动机关干部用大字报围剿身为副书记的张钦礼,身为地委常委、地委宣传部长、坐阵兰考主持四清工作的秦一飞,在机关干部“揪黑帮”的动员会上亲自动员说:“大家不要怕,要敢于摸老虎屁股,敢拔钉子,怕什么?顶多是个县委副书记”,为此,张钦礼无奈拉周化民到地委打官司,周化民受到批评,回县作了检讨。
  到同年9月15日,周化民又把批张钦礼的大字报张挂到县委大院,让外地串联学生参观。9月16日,就由北京大学等八个单位和部分县委干部,同时贴出讨伐长篇通讯的两张大字报,将大通讯定为“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接着成立了揪穆青战斗队,到北京揪斗穆青,到郑州新华社河南分社揪斗周原,使周原东躲西藏才得以保全性命;并成立了“抓扒手”战斗队,在兰考揪斗张钦礼,给张钦礼染黑手,戴高帽,使他不能工作,处于流亡之中。
  1966年12月25日,兰考被批准开展农村文化革命。以焦裕禄所树四面红旗为主体的全县农民、工人,仅仅按照中央的“十六条”,与否定长篇通讯的县委机关干部辩论一个多月,就被地委、县委定为“张钦礼反革命集团”,于1967年1月29日开始,进行了为时近两个月的连续抓捕。镇压机关名义上是开封军分区支左部队,而抓人、捆人的都是周化民所支持的干部。此时,兰考先后被抓进监狱的干部、工农群众、青少年学生,计1260余人,兰考关不下,分押到东明,杞县监狱。焦裕禄生前的除三害办公室干部、比较得力的助手、所树红旗队负责人、所交农民朋友被一网打尽,极少幸免。
  张钦礼一进监狱,就被砸上死刑犯的脚镣,在狱中关半年之久,捆绑批斗,游街100多场,每场批斗的核心内容,就是让他承认向记者撒谎,写出了长篇通讯。张钦礼不承认,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紧绳、紧拷,直至打昏在地。张钦礼的这次灾难持续到1967年7月28日,周恩来总理命令河南省军区,从狱中接他进京,才暂告结束。
  这些持续了一年多、兰考群众有目共睹至今记忆犹新的事实,“要给兰考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任彦芳,为什么一字不提?这难道不是“谎言”酿成的悲剧吗?
  如果张钦礼有一点点“亲密战友”的狂态,他在1967年8月受周总理接见后回到兰考,就会严厉追查猖狂推倒长篇通讯,从根本上否定焦裕禄这一典型的活动内幕,使这些丧尽天良的鼠窃狗偷之徒全部曝光。他没有这样做,他虽因此九死一生,却提都没提,留下了让他继续充当悲剧角色的隐患。他急于续写焦裕禄没写完的那篇彻底治理兰考三害的文章,他迫切需要安定的局面。对于批斗、捆打过他的人,他没一句微词,照常信用;害怕他报复,离开工作岗位长期出走的人,他交代组织部门按月送工资到家。这时候的兰考平静不平静,仅举一例可以作证:1967年10月,开封军分区把所辖十个县的民兵武器全都拉到兰考保存。
  从1968年的大年初一开始,张钦礼就展开了兰考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一页。初一早晨,他亲自挨家找到住在县城的所有革委会常委,聚集到县拖拉机站,专题讨论工业问题。到天黑散会,达成三年内兴建五座国营大厂的共识。正月初六,在县革委会全体成员会议上,他提出把干部分成两套人马,工业、农业一起上的的动议,大家一致通过。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出大力,流大汗,操大心,作大难,重新安排兰考大地”的战斗口号。
  张钦礼自报领军抓农业。农业战线又分两班,一班搞生产自救,一班搞治理“三害”规划。
  张钦礼带领规划队20多人,经过三个月的徒步勘察,两个多月的水准测量,于1968年10月拿出了治沙、治碱、治涝的具体方案,是年冬,即按方案开始了全县规模的大会战。
  1971年初,张钦礼调任信阳地区任职。结束了在兰考主持工作的三年生涯,三年中,完成了兴建五座国营大厂的工业规划,机械厂、农修厂、化肥厂、酒厂、造纸厂全部试车投产,有力的支援了农业,充实了财政。农业战线,完成了引黄灌淤、灌溉的土方工程,累计将五万亩盐碱地淤成良田;试验成功并推广碱地开沟躲碱植棉20万亩,引黄种稻2万余亩。
  1971年至1972年底,张钦礼在信阳工作的两年,他受到来自兰考的背对背批判,批判他的“以生产压革命”只是引子,主体内容仍是“给长篇通讯的作者提供虚假材料,捞取政治资本”。这两年中,与张钦礼一起介绍、宣扬过焦裕禄事迹的新老干部和工农群众再遭厄运,统统赶出各级领导班子,长期软禁在各种学习班里,接受批斗、审查。受到单开除、双开除等处分的国家干部就达400多人,有十多人遭到逮捕关押。1972年10月周总理第三次在京接见张钦礼,兰考围绕大通讯展开的第二局搏杀才勉强收场。
  1973年2月,张钦礼被任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他只得不情愿地重回兰考工作。这次回兰考,张钦礼满脑子装的是把两次挨整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他对因第二次批他有功提拔的86名科局级干部,除两人调走,一人死亡外,一个都没免职,只对少数人的分工做了些调整,并且提拔了20多名两次加害于他的干部,进入科局和公社领导班子。1974年4月,他到省里参加批林批孔动员会,会议结束回兰考,他把在家常委发动起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一瓢冷水泼了下去,他不愿分散精力,耽误经济建设的进程。
  至1977年11月13日,张钦礼被突然免职反省。张钦礼第二次主持兰考工作计四年零九个月。这期间,他带领县委和人民群众,再淤风沙、盐碱土地22万亩为良田,疏通了所有排涝河道,基本上消除了“三害”,来兰考的人再也看不到风沙,、盐碱、积水的洼窝地,完成了焦裕禄的遗愿。在此基础上,又续打机井5000眼,机电双配套5000眼,续建大型提灌站16座,实现了人均七分旱涝保收高产田。至1975年夏,兰考由历史上的缺粮县变成了余粮县。这四年多时间里,又兴建二化、磷肥厂、化工厂、毛板厂、钢木家具五座国营大厂,50多座社办工厂,深井泵,潜水泵,砖瓦机,变压器,红、白葡萄酒,四轮拖拉机均为省内外领先产品,畅销全国各地。企业的兴建,使县财政至1976年达到收支平衡,结束了要饭财政的历史。
  张钦礼从1952年任考城副县长起到1977年,总共在县级领导岗位工作了25年,在兰考的干部,(包括恨他、整他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落下了“张青天”“新包公”“活地图”的口碑。
  可叹这样一个连一辈子烦他的老领导张申,也承认他有能力、有干劲、群众关系好的干部,竟然因发现和宣扬焦裕禄这一典型,而被他的上司们横加指责,枉按罪名,以判十三年的重刑处理,结束了他清白、劳苦的一生!

  第四章
  写周化民的悲剧,是让他将错为功

  周化民是任彦芳的《谎》书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之一,是任彦芳最亲近、最推崇的人物。
  作者写道:“周化民真正是焦裕禄的战友,他们曾在一个单位工作,青年时代,焦还曾给周化民介绍女友,可见亲密”。“我与周化民同志因命运相系,所以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只要有机会回开封,我第一个要看的是化民,他那里是我的家。”
  《谎》书中:周化民与张钦礼相反,是一个一贯正确的人,张钦礼因为制造“谎言”而成了悲剧人物,周化民则是因抵制“谎言”而遭受迫害的悲剧人物。
  兰考的历史真是这样的吗?我们看到,从1965年5月周化民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张维新为县长,二人同时驾临兰考,副书记张钦礼不可能迫害周化民;从1965年9月至1966年6月,秦一飞为四清分团团长,周化民为县委书记兼分团副团长,让副书记张钦礼抓面上的工作,实则作为四清对象挨整,周化民何悲之有?从1966年6月至1966年12月,兰考文化革命尚未开始的半年多时间,周化民先是以漏划右派、漏扑反革命分子抓张钦礼的黑帮,后以张钦礼在长篇通讯中造假把张钦礼作为骗子、扒手批斗,这时的周化民又明显是个任意摆布张钦礼的胜利者。
  1967年1月至1967年7月底,兰考的多数干部和工农群众,不赞成将长篇通讯打成毒草而与周化民辩理,周就将他们定为张钦礼反革命集团,使得他们与张钦礼一起身陷囹圄,刑讯折磨半年之久,这时的周化民为座上宾,张钦礼为阶下囚,周化民的喜剧使张钦礼难以生存,他这时又何悲之有?
  至于《谎》书中说,周化民初来兰考,就被张钦礼办了个凉场,稍有常识的人谁能相信这个说法?又说1965年小麦征购透底,造成劳民伤财,是张钦礼在省长面前虚报产量所致,并为此伤害了周化民。焦裕禄去世后至周化民接任县委书记,兰考由县长程世平主持工作,即使虚报产量,也显示不了张钦礼的政绩,他何以浮夸?同时,1965年的地区夏征会议规格是书记、县长参加,怎么会有副书记张钦礼在省长面前虚报产量,出现豫东五县的书记县长痛骂张钦礼显示自己的场面?
  应当直面历史。1968年4月至6月间,在兰考开展的当时中央发起的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运动中,由于1967年2月周化民对干部、群众摧残极重,又加上周化民一直策划推倒长篇通讯,被群众批判过,但绝不像周化民对张钦礼那样每次批斗都是五花大绑,镣铐加身,长期关押在狱中。在这几个月中他没有被关押、看管的经历。
  在周化民被群众批斗中,确有1967年被周化民关押过的工人、农民对他施以拳脚报复的情节,使他受过皮肉之苦。与此同时,在1967年春镇压群众比较凶狠的干部,也遭到被他们曾捆打折磨过的人的拳脚相加。此种现象,完全是背着当时才成立的县革委干的,,张钦礼曾为此召开多次干部会议,狠狠训斥违法乱纪之人。针对此事虽在1968年冬举办的“撤墙平沟解疙瘩”学习班中,各自做了自我批评,达成了谅解、和好,但还是成为张钦礼以及当时的县革委主要成员遗恨多年的自惭之点!
  1968年7月以后,按照中央精兵简政的方针,由空降部队主持,将没有结合进各级革委会的干部,集中学习四个月后,于1969年1月初,一部分进五七干校学习,一部分下到社队驻队蹲点。这些干部没有文革初期观点、派别之分,许多被认为文革中追随张钦礼的干部,也都在五七干校学习过。周化民当时被分到五七干校。
  凡是当时参加过五七干校学习的新老干部都不会忘记,干校以政治学习为主,辅以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许多年高体弱的同志,其实多半在家休养,工资级别不动,照月发放。任彦芳说周化民到1970年9月才到家住上一宿,周化民如果认可,他可真是昧尽天良!
  如果说进五七干校也叫做“人生悲剧”,那么,只能说明,共产党的各级干部永远脱离劳动,居高临下号令别人才对。
  按照任彦芳所写,周化民是1970年9月17日接省委通知去省委党校学习的,从此,他离开了兰考。之后,他先后从党校到安阳钢铁厂、安阳化肥厂工作,直到当商丘地委副书记,开封地委副书记,离休养老,过着“够吃够花”的日子。但任彦芳《谎》书所载周化民在申诉中说他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受到来自兰考的批判斗争,不知从何而起?
  周化民到兰考是接替焦裕禄县委书记重任的。他上任半年,长篇通讯就进入采写了。就一般常识,这么重大的题材,穆青不会不找他交谈,他一字不提。说在通讯审稿时,慑于周原的傲气不敢发表不同意见,那么后来在四清工作队员大会上说到周原在兰考采访焦的事迹时发狠说:“我要知道周原是个大右派,早把他赶出兰考了!”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如果周化民不了解焦裕禄在兰考的工作情况,或者存着“我如果去了干好了,也是属于焦裕禄的成绩,干不好,问题可是我的呀”这个私心,不同意把焦裕禄树的那么高,这都不应该视为什么问题。但是,长篇通讯发表后,不说从组织原则上应该积极带动全县学习,即从他与焦裕禄早年共事于尉氏的了解与情谊,尤其老焦的动人事迹他一条都驳不倒,为什么还要苦苦搜索长篇通讯的不实之处,直至于1980年把任彦芳借调到开封和兰考专办此事,并且口口声声称长篇通讯为“谎言”!“谎言”中竖起的英雄又是什么呢?这是焦裕禄的继任者应有的态度吗?更可笑的是,如任彦芳在《谎》书第133页所写:“周化民说,大通讯对兰考报道不实,也有好处,对我们起了促进作用。咱兰考没有大通讯写的那么好,外地参观人员看了,不向省里反映?省里也知不实,那就得支援兰考,不然就是没将焦裕禄的遗愿化宏图呀!新华社报道中说焦裕禄到老韩陵找到老饲养员肖位芳。报道说是贫农,实际是中农,为了和新华社报道一致,便把他的成份改了,肖位芳高兴呀!其实一个社员改贫农成分有啥?”
  任氏接着在《谎》书的134页又写了周化民告诉他的消息:邓小平亲自打电话解决兰考劳力不足的困难,中央军委从商丘调两个团搞台田。“从现在起,兰考粮食统销指标增加了,救济款也增加了……”
  周化民作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工作吗?他象任氏夸耀的“真诚勤恳忠于人民”的干部吗?周化民已经把焦裕禄挖苦的不成尿泥,但是任彦芳说,周化民真正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见《谎》书第三页)
  在1977年至1979年的“清查”运动中,张钦礼被河南省委下令逮捕,由公安厅执行,应由河南省高级法院审理,为控制终审权,也应下放到开封中级法院审理,为什么偏偏下放到张钦礼从未工作过的、周化民任地委政法书记的商丘中院审理?商丘中法的一审判决,其罪名根本不能成立,河南高法都予以撤销,却还要重判13年徒刑?
  任彦芳的《谎》书出笼,周化民出力最大,期望最殷!为何这样?任氏交代很清:周化民怕张钦礼翻案,让任氏写书以假乱真,封杀张钦礼依法维权之路!

  第五章
  恶贬毛泽东,罪在不赦!

  人心不足蛇吞象。
  任彦芳这条毒蛇,吞灭焦裕禄、张钦礼,他以为猎物还小,《谎》书中他把毒牙屡屡刺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以别人之口,宣本人之意,攻心中之敌,是《谎》书中最主要的写作手段之一。
  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中,曾出现过失误,遭受过挫折和损失,尤其是五八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成为后来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尽管毛主席曾对浮夸风泼过多次冷水,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还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他说:我是中央主席,主要责任在我,间接责任我也有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谅解。就在1982年中央所作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部分元老重臣,也都承认不能把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发生的失误推给毛泽东一人。
  但中央已经结论的问题,20多年后任彦芳仍不依不饶,抓住不放。
  他正在写兰考历史时,却又写起全国历史。他在第三章中,通过张申、周化民的对话追述58年、59年的河南惨象,其中借通许老农常木林之口骂道:“现在逼着叫报产量,报不了还得挨打,一说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他妈的党中央这个人真坏,我不相信,连毛主席也管不了这个党中央!”
  任氏引述记者康健的文章说:“1959年8月,在嵖岈山喝着越来越稀的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莫名其妙的开展反右倾活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嵖岈山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周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的错误,后来才知道是朝中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小营大队支书上去批判说:‘彭德怀,跟你拼了!你反党,反毛主席,想干啥?官那么大了,还不知足,还想当真龙天子不成?那真龙天子是天上的星宿,前世有定数的,你会当成了?’”
  任彦芳在鞭挞张钦礼之前,又表扬张钦礼,他借张钦礼之口,回答老百姓口粮标准怎么这么低时,说:“咱现在口粮标准低,是领导按着他的肚子给咱定的。毛主席一天吃二两,有好菜,有好汤,叫咱咋能会吃饱呀!”
  谁都可以看出,任彦芳借硬安到别人头上的语言,活画出毛泽东为了维护真龙天子地位,而不惜错整功臣,饿死千百万百姓的暴君形象。
  如何对待毛泽东这个暴君呢?任彦芳又吹捧张钦礼了:“他敢于向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论点挑战,不怕人们说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人叫我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问题,那就是让我多看成绩,多讲点成绩,可我们得相信自己的眼睛。”
  任彦芳说他为了写这本《谎》书,他读了不少有关谎言的书,赞许钟敏编著的《谎言误中国》一书说:“揭露了中国处处充满了谎言以及谎言给中国造成的灾难。(见《谎》书第56页)
  任彦芳在《谎》书第十章概括河南、兰考、长影、吉林的文化革命,统统是谎言世界后,得出结论,命该标题为“说谎年月,让人说谎”。
  在《谎》书的“尾语”里,任氏点评张钦礼的悲剧成因为:“张钦礼说谎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时代造就了他,时代也毁了他。他靠谎言成了亲密战友,就能呼风唤雨,造个天翻地覆,非他的本领,也非谎言真有那么大力量,而是因为他赶上了一个说谎话的时代,适应了这一说谎话时代的要求。”
  任彦芳在2005年发表于《百年潮》杂志第二期的又一篇悲剧大作《张钦礼的悲剧》中,干脆就叫毛泽东为“马克思加秦始皇”,他推测,如鲁迅能活到20世纪50年代,也一定会被毛泽东打成右派分子;他还讥讽道,中国人民传唱的“东方红”歌曲,是与国际歌相反的愚昧行为,是造神运动的结果。按成书的时间算,这是《谎》书的续篇。
  图穷匕首见。任彦芳写《谎》书的目的,岂止是否定焦裕禄,为周化民、秦一飞报因不学焦裕禄而受到刘建勋批评的一箭之仇?岂止是继续诬陷张钦礼,堵死他的鸣冤之路?他的根本宗旨是恶毒歪曲和丑化毛泽东,瓦解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信任和爱戴,折断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脊梁。
  我们不能容忍任彦芳的这种疯狂的倒行逆施,我们认为,任彦芳已经犯了不容赦免的反革命罪行

  第六章
  欺世盗名,必为世人不齿

  《新史学》丛书的策划人向继东先生说得好,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也决不说无根据的假话。
  任彦芳的《谎》书,从头到尾都没底线可言,凡涉及到写兰考的部分,毫不夸张的说,翻开它的每一页都能看出是无耻的谣言或是无知的笑话。
  《谎》书中的任彦芳,首先是个政治上早熟,并且一生都是正确的政治家和思辨家的形象。学生时代反右时,他差点被划右派;反右倾,他被划为右倾;到兰考探亲不几天,就发现焦裕禄是典型,就要创作焦裕禄的电影剧本;文化大革命中,在长影被审查,批斗许多年,到兰考看一眼朋友,只说句含糊话,就被兰考人记黑材料。满世界都是洪水猛兽,独他是正人君子。他认为,在被眼前当政者否定的各种政治生活中,受压就正确,有功,受压越重,功劳越大。他拼命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
  是这样吗?在兰考,我们这些一直在县委和科局工作的人都很少听说任彦芳这个名字,更别提工农群众,我们直到现在也没见过他的尊容,能有哪个人去因为他执行正确路线打他的小报告、整他的黑材料?至于他在北大、长影如何因正确而挨整,只有北大、长影的当事人去宣扬他的功德了。
  《谎》书中不时出现任彦芳担纲写焦裕禄剧本的情节。从焦裕禄一去世他就要写,四十多年了,他的剧本在哪里?能拿出来一片纸也行嘛!他拿不出来,他纯粹在让别人误认为他是个“剧作家”!
  《谎》书中很多处显示他在兰考胡集村搞四清的政绩,他与当地农民的深厚感情。其实胡集的一千多口人,只有两个人不腌臜他。他和周化民在胡集蹲点时,搞的完全是打击一大片的极左行为。他们把大、小队干部全都打倒,连生产队记工员都不放过。《谎》书中任彦芳编的顺口溜:“胡支书,李支书,砍桐树,盖瓦屋”中的“胡支书”胡安民,是土改干部,旧社会苦大仇深,焦裕禄在兰考时曾让他到大礼堂诉苦会上诉说家史,并在胡集搞泡桐育苗基地,现在人们参观的那棵“焦桐”就栽在胡集大队的土地上。四清时胡安民家六口人挤在两间破草房中,被夺权清理半年后,工作组宣布他为“四清干部”仍任支书,胡安民伤心不干,其它大、小队干部也同样伤心不干,使工作长时处于瘫痪状态。兰考文革刚开始,胡集农民就用架子车拉着三百多棵碗口粗的死桐树,到兰考大街吆喝周化民:焦裕禄在胡集搞路林规划时,对散长在地中眼看成材的桐树不让挪动,他说,先顾吃饭,后顾好看,眼看成材,挪死可惜。周化民、任彦芳他们到胡集后,强迫社员把地里散长的桐树移栽到路上,结果挪死三百多棵。
  《谎》书中,任彦芳多处自称他是作家,什么“他是与兰考息息相关的作家,”“唯一与焦裕禄相熟悉的作家”,他从长影到河北,是河北“招贤纳士”所致,等等,凡是光芒四射的桂冠,粘不粘他都往自己头上一个劲儿地硬戴,他还开列他的作品书目,吹嘘教育意义多大多大。我们认为,作家应该是读者对写书人的敬称和美称,而不是写书人的自称。称得上作家的作品,无不是立意高远,脉络清晰,情节连贯,语言生动,让人获教受益,令人手不释卷。任彦芳别的作品我们没见过,这本《谎》书,因它涉嫌侵权,不得不看。总的印象是:立意卑下,脉络混乱,情节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语言晦涩,故作高深,味同嚼蜡,不堪卒读,硬要拉到台面上点评,四个字可以概括:狗屁不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写荐词的先生,不作深入调查,不了解真实情况,就看好此书,吹捧的肉麻,不知何意?

  第七章
  任彦芳应当受到刑事追究

  以刀杀人,理当偿命;以文害人,难逃法网!
  任彦芳在人民血汗的供养下,完成高校学业,不思报效社会,专以秃笔害人,由来已久,不思悔改。
  2001年,在他的所谓纪实作品《让权利在阳光下运行》一书中,因血口喷人,严重侵权,受到当事人拼死抗争,终于爬上北京市海淀区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被判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300元,精神损失费3000元,并于2007年5月三十日在中国青年报登文,向原告赔情道歉。
  2005年,他在《百年潮》杂志发表《张钦礼的悲剧》一文,公开否定长篇通讯,诬陷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兰考干部,遭到我们这些在焦裕禄身边工作过的人的强烈谴责,使《百年潮》杂志的社长、编辑们羞愧莫名。
  《谎》书中,任彦芳以对谎言深恶痛绝的姿态说:“对因避害趋利而说谎,我们可以人性角度去理解。但如果因这种说谎面对他人,对社会,对民族造成了伤害、破坏,我们必须对谎言无情揭露,对说谎者给与道德上的谴责,如果直接伤害了别人,他理应受到法律制裁。”
  现在对于说谎大师任彦芳,应该是请君入瓮的时候了。他借《谎》书发出焦裕禄假,张钦礼坏,毛泽东昏暴的狂吠,《谎》书的大量抛售,对社会、对民族造成的破坏难以估量;他直接严重伤害的不止一人,而且完全出于故意。他理应受到道义的谴责和法律的裁判。
  一、首先应从组织上清洗任彦芳出党,他的入党程序严重违背中国共产党章程,他是个标准的假党员。
  任彦芳在《谎》书中的自我介绍说:“1966年3月,兰考四清工作队支部通过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实现了我从少年参加革命的愿望。我的入党志愿书上报四清分团党委后,党委讨论批准了。我本来想回到长影,我的组织关系会立即转到长影的,没有想到由于兰考提前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四清分团的档案在动乱中丢失,我便没有成为共产党员。”
  即按任氏所说,他在1966年3月已被工作队支部通过,并经四清分团党委批准,他最迟也应该在1966年4月参加入党宣誓仪式,没有对党旗宣誓,算是党员吗?他却胡说回长影等着转组织关系,结果没等到。他说的原因根本就站不住脚。他说不能成为党员的原因是兰考提前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使四清分团档案丢失。兰考的文化革命于1966年12月才开始,怎么能造成四清分团的档案在3月丢失呢?再说,兰考文革中并没一人听说过丢失档案的奇闻,怎么单单丢了任氏一人的入党申请书呢?兰考的档案管理人员谁能站出来证明他丢了任氏的入党申请书呢?任氏无论怎么辩解,都不能证明他有在1966年入党的历史。
  《谎》书之206页叙述了任彦芳终获党籍的来历:“开封地委和当时划入商丘地区的兰考县委专门研究如何还欠我的帐,落实我的党籍问题。研究结果是:从河北重新调来我的档案,由兰考县委负责,把当时的入党介绍人李承业、王良志找来,重新填写入党志愿书,按当时的情况重新填写介绍人意见和支部大会决议,但四清分团早已消失,如何办?由中共兰考县委作出决议,说明这张表为何重填的原因,然后签署县委意见。”
  “我没想到,此次回兰考,竟把我几十年的梦圆了。”
  “这样,我的入党时间,刻在记忆里的是1966年3月4日支部大会通过,党委何时批准就说不清了。县委研究决定为党的诞生日那天。党龄从1966年7月1日算起,没有预备期,我照党章,补交了从1966年7月1日至1980年10月的党费。”
  一个在河北文化厅工作的人,1980年10月被开封地委借调到属商丘地委管辖的兰考县委,当月就由兰考县委补办了1966年的入党手续,追认14年党龄,作为“还账”,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史上恐怕是史无前例,可以看出,秦一飞和当时的兰考县委把党章践踏到何种程度!依照党的章程,任彦芳的党籍不仅应当作废,同时应追究有关人员的违纪责任。
  二、任彦芳在《谎》书中借张钦礼之口,说1960年群众粮食标准低,是按照毛泽东的肚子定的。指控全国饿死人是毛泽东的直接责任。
  《谎》书写成于2000年,张申、孙玉尊、周化民、刘呈明这些当事人能在2001年都能看后提出看法,作为该书主要人物的张钦礼2004年5月死前,竟没听说过任氏写了此书,他的家属、子女也没见过任彦芳以任何方式向他征求意见。显然,任彦芳笔下张钦礼的任何语言不敢与本人见面,都属任氏杜撰。
  任氏诬陷毛泽东凭自己的肚子定粮食标准,剥夺亿万人民的生存权,造成死亡上千万人。如果此项罪名成立,毛泽东罪该家灭九族;如果不成立,诬告反坐,以同罪量刑,任彦芳该如何裁判?
  三、《谎》书中第201页写到:“1978年9月27日,《河南日报》记者颜道瑞、秦友堂、通讯员绳尚武、周长安同在一篇题为‘喜看兰考新面貌’报道中提到,反革命分子张钦礼不顾国家法令和群众死活,擅自扒开黄河大堤顺堤行洪,结果内涝加剧……”
  按照国家法律,别说扒开黄河大堤,即使在汛期动黄河大堤一锨土,也应该严厉惩罚。任氏指控如能成立,张钦礼和所有帮他扒开大堤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免死。我们将要求让任彦芳和刑侦人员一起到兰考大堤仔细勘验,如果发现张钦礼在哪个堤段动了一锨土,张钦礼已死,当年与张钦礼共事的所有县委常委甘愿一起代他受罚,袒背自缚,前往刑场就死!如果属于子虚乌有,诬告反坐,以同罪量刑,任彦芳又该判何刑?绳尚武、周长安应负连带刑事责任者,又该如何裁判?
  四、《谎》书第84页写道:
  程约俊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1946年,我当区委书记时认识的张钦礼。印象是个很聪明的干部,…应该说,他从小受的革命影响。母亲也是共产党员,还当了乡党支部书记。
  土改开始了,据说这村有个粮秣(会计)和他母亲有暧昧关系,关系不错吧,……
  这段描述,任彦芳对程约俊所说没加引号,不知到底哪些是程约俊的原话,哪些是任彦芳夹带的私货。但是,有辱张钦礼老母亲的话是出自任彦芳笔下。
  如果任彦芳找不到根据,无端辱人先辈,掘人坟墓,亦属直接犯罪,又当如何裁判?
  《谎》书中,除了支持他说谎的几个权贵,任彦芳写谁贬谁,简直横扫千军,不可一世。他为自己掘好了坟墓,他这条毒蛇自己窜入烈火之中。
  我们对任彦芳所写《谎》的评论,希望得到宣传界、出版界和司法界的关注,随后我们将对任彦芳依法起诉。

  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任县委书记时与他一起工作的干部:
  樊哲民  男  76岁,时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张明常  男  78岁,时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张先志  男  77岁,时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张守德  男  72岁,时任县财委秘书。
  吴思敬  男  81岁,时任县委生产救灾办公室主任。
  刘俊生  男  75岁,时任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
  李反修  男  76岁,时为跟随焦裕禄同下乡的县委办公室干部。
  张思义  男  78岁,时为跟随焦裕禄同下乡的县委办公室干部。
  聂泽廉  男  80岁,时任除三害办公室治碱组组长。
  肖百孝  男  72岁,时为县治沙工作队干部。
  张世堂  男  67岁,时任县委办公室通讯员。
  申显魁  男  72岁,时任县水利局技术员。
  赵培德  男  82岁,时任赵垛楼红旗大队支书。
  杨素兰  女  68岁,时为焦裕禄所树模范返乡知青,后任韩村红旗大队支书。
  朱礼楚  男  75岁,长篇通讯中两个大学生之一、林业技术员。          
  胡安民  男  78岁,时任胡集林业红旗大队支书。
  李国庆  男  79岁,时为县总工会干事、焦裕禄纪念馆的创始人之一。  
  杨捍东  男  66岁,1966年河南省“焦裕禄事迹调查组组长”。

  公元二00九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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