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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人物》杂志专访任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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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前传:根儿上是共产党


「在真正突破底线时,我会听从党,如果不让干,不让干就不干」

文|张卓


1951年,任志强先生出生在北京的一个高干家庭。父亲任泉生,时任商业部副部长,母亲李秀亨,在「文革」后期担任北京市二商局领导,主管北京的烟酒副食品供应。作为标准的「红二代」,他生活在极具政治色彩的大院:高墙、警卫,食堂、澡堂,一切自给自足。他有天然的骄傲感与优越感。

小学时,他见过一位来自农村的同学,严冬赤身穿一件脏棉袄,手脚长满冻疮。他吓坏了,「大跃进」后的「三年饥荒」是院外的故事,他从未挨过饿。只是,童年的任志强几乎很少见到父母,他们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那个年代,工作意味着献身所有。「我很悲哀,从小没有父爱母爱。」他说。

「文化大革命」初始,任志强被狂热的政治气氛带动,加入「批斗」队伍。第一个死于女红卫兵手下的中学女校长是他最好朋友的母亲。「这就是革命吗?」他开始疑惑。很快,他的父母成为走资派下放到干校。1968年,父母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主动为任志强办理了下乡手续,没有读完初中的任志强被分到条件最为艰苦的延安。

插队半年多,18岁的任志强在劳动中摔断胳膊,为保护革命后代,通过关系,他参军入伍,加入了38军某步兵团。这是解放军的一支王牌部队,战绩辉煌,号称「万岁军」。「文革」时,很多高干子弟都在这支部队中服役。

任志强的军人生涯始终激荡着理想情怀。他渴望战争,争强好胜,能力出众。他曾告诉姐姐,如果他受伤,能救就救,如果救出来没用了,干脆拧死算了。「我是红旗下生,红旗下长,党说什么就是什么,无条件献身,没什么可考虑的。」

但1971年的「林彪事件」让他开始怀疑以往的信念:「为什么前一天还是接班人,第二天就变成反革命了呢?」借着父亲的高级干部身份,他能够出入内部书店,阅读了大量苏联作家的反思作品。入伍前,任志强的双眼视力1.0,那段时间他的视力急剧恶化。因为半夜里,他总躲在被子里打着手电读书:「以前大家不敢反对,看了那些书后,我不得不思考,是不是要反对?」

他告诉《人物》记者,在「四人帮」后期,他曾经将一大批武器弹药偷偷运进山里的某个训练基地,「如果不打倒『四人帮』,我们就上山打游击了」。

军旅生涯后期,任志强日渐叛逆的性格与军队格格不入,团长称他「鸡肋兵」,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无法在部队获得重用。1981年,任志强复员回京,拒绝组织安排的进公检法系统,因为「体制内的晋升环境应该和军队差不多」。

30岁的任志强选择去一家劳动服务公司,这是中国农科院为解决年轻人就业创办的集体企业。这一时期,中国从革命模式转为经济发展,率先开放服务行业,鼓励个体经济。在这家不到10个人的小公司里,任志强和同事卖油条,开理发店、电器修理铺。

任志强承认,「早年能够下海经商的大部分是干部子弟」,因为「能够从父母那里得知中央的最新政策,不会做无谓的牺牲」。他成为北京第一个租用军用飞机从沿海运电子设备的商人,当时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设备都是任志强提供的。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肯定了深圳特区的历史地位,「下海梦」在年轻人心中发酵。任志强被朋友拉进刚刚创办的华远集团,这是一家隶属西城区政府的全民所有制公司,比集体所有制企业多了一些自主权。任志强渴望这点「自由」。不过,在华远工作未满一年的任志强,因涉嫌「贪污」被捕,理由是「倒卖录像带的过程中涉及挪用公款」。 1985年,中央掀起第一轮打击经济犯罪的专项运动。经过调查,相关部门没有找到太多问题,又以「投机倒把罪」继续调查。

许多战友都跑到任志强家里说情。后来,母亲告诉任志强,听到战友的请求时,父亲一言不发。「我不觉得他应该救我,我要有问题我就该判刑,没有问题自己能出来。」任志强说,「这是我父亲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

任志强继承了父亲极强的原则性和责任感,还有大男子主义。父亲送他的唯一一件结婚礼物,是一双自己穿不下的旧皮鞋,41码。

当外界说他是「红二代」「官二代」时,他几乎跳起脚驳斥:「我父亲从来不管我,他不会为我做任何事情,我也不会依靠他。有些人怎么不动脑子想想,按说当年他那么大权力,那为什么不把我救出来?」在羁押期间,任志强通读了《法学概论》,成了半个法律专家。他和另外6位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因为「有些刑事犯人太坏了,党员要团结起来对抗」。经历14个月的调查,他被无罪释放。市检察院提出两点要求:第一,任志强不得上告;第二,安排某检察官的妻子进入华远工作。

「无所谓了,我没有时间在这上面浪费。」任志强向领导表明态度,「我还要跟着党走,娘打孩子也有打错的时候。」对外人,任志强从不介意提这段经历,讲述时常有自豪感喷发:「能进共产党的监狱而无罪释放,应该说是一件很英雄的事情。有本事你也进去一趟试试。」

同时,他有了深刻的认识,「抓你也没错,放你也没错,我们的政府是不会承认自己错的。就是因为我被抓过,蹲过一年多监狱,思考很多,先要保护自己的安全,我知道这个社会不够好,这个制度也不够好」。 出来后,任志强得到一个党内处分,同时以更积极的方式投身工作。当时,眺望中国的广阔远景,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积极力量,整个社会都在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很快,他成为了华远的一把手,「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要是我走了,)就无法证明我在华远到底是不是犯罪。」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十四大首次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长期纠缠在改革开放中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被终结。41岁的任志强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名叫「航海」的读书计划:系统阅读各类西方经济著作。对早年提出的「共产主义的道路该如何走」的问题,他觉得找到了答案:「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是物质极大的丰富,用什么方法实现呢?搞市场经济。『大跃进』那么半天,什么也没弄到,这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可能让物质极大丰富的。」「邓小平挽救了中国。」他认为给予邓小平「再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如果邓小平说不允许开放市场经济,没有南巡的讲话,中国也没有那些书,没的看啊。」

1996年,华远成为中国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地产公司(注:1996年,华远借海外股东华润北京置地间接上市,融资10亿元人民币。),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相应的法规来规范这一行为。「为这个事我们打了很多很多次了,打的结果就是,凡是有空间的时候,只要没有明确说不行,我们就要试着让它行,我们就走通它。」任说。挂牌前一天,香港的八大报纸和香港联交所又收到一封匿名信,称任志强曾被判过刑,按照香港法律的规定,没有资格作为上市公司董事。这封信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将直接决定公司能否继续上市的问题。此时,所有的路演都已经做完,如果无法上市,华远的市场信誉将毁于一旦。任志强认为自己的应对迅速而准确。华远的党委书记当天就前往检察院取证,下午5点拿到了检察院出具的无罪证明,马上把证明发到了香港联交所。同时,华远在香港的律师通报各媒体,如果刊登不实信息,将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日,华远成功上市。随后,证监会专门出台了一个红筹股监管文件,杜绝其他公司借用华远的方式上市。

在中国的改革史上,华远扮演过很多次类似的第一:第一个吸收国外银行贷款,第一次在斯德哥尔摩打国际官司。「我们每做一个行动以后,后来就出一个文件,你早干吗来着?说明你们这些立法,远远落后于市场需求。」坐在记者面前,任志强不屑地说。「有人说(企业家)有原罪。我们是改革的突破者,开始都可能被别人当成原罪,原罪是因为政府的原因和政策造成的。」

任志强从事的房地产行业是违法事件的高发高危领域,但在华远集团董事长的位置上一直坐到60岁退休,他始终平安无事。对此,任志强有着自己的解释:「该妥协的时候我会。就是大道理我能分得很清。」随即,他跟记者谈起褚时健等一批落马的国企高管,这群人「像镜子一样」时刻提醒他不要犯错,「他们多半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少量才是经营不善」。

1996年,作为国企领导人的任志强年薪就近700万,全国排名前三。他第一时间在华远召开党委会,让所有党委成员签字认可。「这相当于找到了一个保护伞。」任说。果然,很快,组织派人调查他的高薪时,任说:「这不是个人决定,党组织认可了。」

在华远,任志强要求员工每天看《新闻联播》,时刻了解中国的政治动向。「在真正突破底线时,我会听从党,如果不让干,不让干就不干。」任说。80年代末的游行,华远没有一位员工参与。

对于官商关系,任志强特别警惕。作为「红二代」,他的初中辅导员是王岐山,他称自己与体制内的多位高层都有良好的私交,有些人是「推开办公室门一起下盘围棋」的朋友。但他同时强调,做生意从来不会动用这些私人关系。「我不需要找这些人,假装不认识。一些人做这些事,是低能。我叫他没本事。」任志强阐释背后的逻辑,「让他们给你办事可能害了他,他批了条子,违反纪律,出了事也会害我,所以我不害别人也不害自己。我们也不能确定这些官员哪个会倒,所以绝不是靠某一个人。以人为标准的,从毛主席到林彪都出现过问题。」

本文首发于《人物》2013年3月号


https://www.nuannian.com/note/view/149324

级别: 骑士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4-08

强捍
作  者 : 张卓;童梦
刊  名 :  人物
出版日期 : 2013
期  号 :  第3期
页  码 : 68-74
ISSN : 1001-6635
影响因子 : 0.0008(2017)
关键词 : 华远地产;王石;国有企业;许知远;封面故事;陈志武;中国房地产;财务部门;冯仑;全票当选
参考文献格式 : 张卓,童梦.强捍[J].人物,2013,(第3期).
摘 要 : 任志强先生身份复杂,立场既左又右。他既是高干子弟、"红二代",又是体制的尖锐批评者;他从房地产行业"黄金10年"中得益颇多,又对过去10年持批评态度;他是国企领军人,又长期高喊"消灭国企";他信仰共产主义,又认为实现它的途径只有"民主"、"宪政"与"市场经济"。他的公众形象强势、好斗,与一切看不顺眼与侵犯利益的人或事为敌,不讲情面,不愿意做任何妥协。他战斗的姿态坦率、直接,言论常常挑战公众情感底线,有时甚至近乎于粗暴。但他内心也有颇为柔软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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