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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安:文革中的造反与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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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安 2012-02-23)

     文化大革命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造反”。文革中最著名的一条毛泽东语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文革中的“群众造反”大致有四类,其中主要的这样三类造反:“操纵造反”、“趁机造反”和“奉命造反”。
    在文革持续到了第十年的时候,即1976年爆发了以纪念周总理为名,实为抗议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史称“四五事件”。这次群众性的反抗事件,与文革10年中发生的“操纵造反”、“趁机造反”和“奉命造反”具有不同的性质,它完全是另一类崭新的“造反”,我将它命名为“觉醒造反”。
    文革中的这四类造反和造反派是怎么回事呢?
    作为文革全过程的经历者,有责任在自己还没有丧失思维能力的时候,作一个回顾和反思,以便给未来的《文革博物馆》留下一点儿文革亲历者的反思文字。所以,我也建议所有亲身经历了文革全过程的人,趁着自己还没有衰老到糊涂状态的时候,能够将自己对文革的回顾和反思写出来,给历史和后人留下一点儿资料。
    以下就是我对文革中四类造反和造反派的回顾与反思。
    第一类是“操纵造反”。
    “操纵造反”就是在党内当权派官员操纵下的造反。相应地,这一类造反派组织,就是由当权派“操纵”的造反派。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文革大革命核心的纲领性口号。但是,当时中国事实上并不存在走资派,因为走资派早已通过一次又一次反右等运动消灭干净了。那么这个纲领性口号还有什么意义呢?
    它在文革群众造反运动中,有两层实际意义:
    第一层意义,在中央,“打倒走资派”这个纲领性口号,是毛泽东用来打击自己的政敌刘少奇的,是用来动员群众去造刘少奇的反的。
    第二层意义,在地方,“打倒走资派”这个口号,是某些当权派用来保自己,打击别人的。通常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支持自己的下属心腹亲信,发起成立一些造反派组织,并操纵这些造反派组织去将别的当权派打成走资派,同时还要操纵这类造反派去摧毁向自己问责的群众造反组织。
    而这正是文革中各个造反派组织互相厮杀争斗的主要根源。
    例如,在文革中,以省直机关革命造总部为核心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简称“河造总”,就是这类由当权派“操纵造反”起家的造反派组织。这种“操纵造反”起家的群众造反组织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就是这类群众造反组织核心领导人,不仅自己本身就是党政官员,而且往往还是操纵它的那些当权派的亲信。
    比如,文革中的群众造反组织领导人,其职务通常以服务员相称,最高领导人被称为一号服务员、二号服务员。河造总的服务员们当然都是党政官员了,其主要“服务员”(即领导人、头头)正是支持和操纵该组织的一名当权派的秘书。
    第二个特点,就是这类群众造反组织所要打倒的当权派,通常是一心一意为群众说话,给群众办好事的当权派,他们要保护的当权派正是支持和操纵他们的当权派。比如,河造总不去向在反右和大浮夸中造成数百万人非正常死亡的直接责任人吴芝圃、赵文甫、戴苏理等当权派问责,而只是一味地要坚决打倒奉命到河南纠正吴、赵、戴等人错误的刘建勋。
    第三个特点,就是支持和操纵这类造反派组织的当权派,一有机会就会公开表示支持这类造反派群众组织。比如,1967年2月2日,河造总召开成立大会时,支持和操纵它的省级官员当权派就送来5000元活动经费,并调省委的汽车和司机供他们使用。其成立后,赵文甫、戴苏理等人不仅公开发表声明支持河造总,而且还公开参加过他们的一些活动和会议,特别是戴苏理更是以“河造总”代表的身份去北京参加中央解决河南问题的谈判。
    第四个特点,就是这类造反派的活动重点,是不择手段地摧毁向给河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当权派问责而“趁机造反”的群众造反组织。文革中以郑大联委为核心的河南二七公社,是深受吴、赵、戴之害的河南老百姓“趁机造反”而自发成立的群众造反组织,向给河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吴、赵、戴等人问责,始终是他们的使命和斗争方向。河造总为了摧毁郑大联委和二七公社等“趁机造反”群众组织,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密谋策划和实施了对二七公社学生、工人、农民的一系列大规模武斗,这正是文革中河南发生武斗的起源和根源。
    第五个特点,就是这类造反派的头头们,都得到了支持和操纵他们的当权派的重用和越级提拔。文革中河造总的头头们,后来大都受到掌握大权的赵文甫、戴苏理的重用,分别被提拔为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正规副主席、省人大副主任、省纪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省检查院副检查长、厅局长、地市委书记、专员等等。
    第二类是“趁机造反”。
    所谓“趁机造反”,即深受党内恶官权贵残害的社会基层民众,利用文革初期毛泽东恩赐的造反权利,向对残害百姓负有直接责任的权贵官员问责,而起来“趁机造反”,并成立的群众造反组织。
    比如,在河南省的文革中,这类“趁机造反”群众组织,主要代表就是以郑大联委为核心的河南二七公社。这类群众造反组织的特点是:
    第一,这类群众造反组织的核心领导人,通常都不是党政官员,更不是什么当权派的亲信,而是深受权贵官员之害的普通工人、农民、学生。
    第二,就是这类群众造反组织所要打倒的当权派,一定是那些做了残害百姓的事情,对残害百姓的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权贵官员;他们所支持的当权派,一定是为群众说话,给老百姓办了好事的官员。
    比如,郑大联委和二七公社造反斗争的矛头直指吴芝圃、赵文甫、戴苏理等人,因为在河南的反右和大浮夸中,制造了数十万人遭受政治迫害的冤案,造成了数百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案,其直接责任人就是吴芝圃、赵文甫、戴苏理等人。郑大联委和二七公社是不同意打倒刘建勋的。因为刘建勋到河南来以后,其主要工作就是纠正吴、赵、戴等的错误,并为他们给河南人民造成的灾难后果,做好善后工作的。所以,以郑大联委为核心的河南二七公社,是不同意“河造总”坚决打倒刘建勋的做法的,而是支持刘建勋重新恢复工作的。河造总的口号则是“打倒刘建勋,气死党言川。”
    第三,就是这类“趁机造反”的群众组织,在文革中往往有被视为“成分复杂,有坏人,不纯洁”的群众组织派,甚至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遭受镇压的悲惨经历。
    比如,在河南文革中,“二七公社”一成立,就被认为是阶级成分复杂,有问题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一时间“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的传单铺天盖地。事实求是的说,像二七公社这类趁机造反的群众组织,由于其初期成员大多是曾经遭受共产党历次运动打击和迫害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所谓“右派分子”家属子女、所谓“历史反革命”家属子女、历次政治运动的直接受害人、因家庭成份等问题受排斥而失去入党提干机会的人等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被官员们和河造总这类当权派操纵的造反派称为“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是必然的,符合历史逻辑的。
    二七公社比河造总晚成立四天,但是,当权派官员给河造总成立大会送来5000元活动经费,并调省委的汽车和司机供他们使用。赵文甫、戴苏理等人还公开发表声明支持河造总。而二七公社的成立大会是在其核心组织郑大联委即将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面临镇压的恐怖氛围下悲壮地召开的。二七公社成立之日,就是遭受残酷镇压之时。
    二七公社成立后的第三天,即1967年2月10日,河造总派就发表文章:《坚决镇压反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阶段》。文中说:二七公社是“党言川之流,纠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分子”成立的,与二七公社的“尖锐斗争,发展到决战的关头”,如果“真让党言川一伙夺了政权,那将是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因此,“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非如此,就不能打倒以刘建勋为首的河南省委中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
    二七公社成立刚一个月,1967年 3月6日,省军区、河造总就在郑州市体育场联合召开《河南省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会上,省军区领导人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河造总派的发言者称:“党言川之流煞费苦心拼凑起来的所谓二七公社已迅速土崩瓦解”;“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革命!要造反!要斗争!要夺权!革命就是夺权!造反就是夺权!不把走资派的权夺过来,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深深地懂得:除了政权,一切都是幻影!夺权!夺权!!夺权!!!把被一小撮走资派所窃据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夺过来!”
    大会以后,郑大联委和二七公社受到残酷镇压,一时间恐怖笼罩着整个河南。
    1967年3月7日 ,河造总在郑州晚报上发表文章:《目前河南省郑州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文中说:二七公社被党言川之流和地富反坏右控制,是省市委的御用工具,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猛打,直到二七公社垮台。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省军区在全省展开了对二七公社派的大逮捕。在印染厂的一次大逮捕,就捕抓了二百多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二七公社派的开封师院“八二四”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开封市仅一天就逮捕了三千多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河南省各级公安机关在郑州大学和全省各地树起了“非法组织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数千名二七公社派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四十八小时内写出象样的检查。仅郑州大学就有40多名二七派学生被投入监狱。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党言川在商丘遭绑架而被捕,接着开封师院“八二四”的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的申茂功相继被捕。
    仅仅郑州、新乡、焦作、洛阳、开封等八个县、市,直接由公安公社(公安厅的河造总派组织,夺了公安厅的权,行使公安厅职权)宣布为“反革命”的组织就有十五个,宣布为“非法组织”的有七十多个。洛阳地区上报省公安厅的“非法”组织、有一百多个。
    被宣布为“非法”的二七派组织的成员,大批地被捕、被斗、被劳改和勒令到公安局登记,搞人人自首请罪。如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共三千多人,被迫到公安局登记的就有近一千人;郑大革联共一千人左右,登记就有近二百人。
    在大逮捕中,全省上报了四千三百多人。实际上,仅据七个县十个市的统计,有名单可查的就有一万七千多人。
    正如在1967年5月29日,中央领导人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团时,纪登奎所说的那样:省军区、赵文甫、戴苏理与他们支持的河造总,“把四大民主变成了‘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反运动’”。
    第四,就是这类造反派的活动重点,是借着毛泽东恩赐民众向当权派造反的机会,向那些在反右等历次运动中迫害群众,给民众带来灾难的当权派问责,追究他们的历史责任。而对于那些为人民做了好事的当权派,则予以保护,解放他们,支持他们重新出来工作。
    比如,文革中以郑大联委为核心的河南二七公社,就是在反右运动和大浮夸、大跃进运动中,深受吴、赵、戴之害的河南老百姓“趁机造反”而自发成立的群众造反组织,其造反的矛头指向,就是给河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吴、赵、戴等人;向吴、赵、戴问责,始终是二七公社的造反使命和斗争方向。他们同意解放刘建勋、纪登奎、耿起昌等领导干部,支持刘、纪、耿人等恢复工作,仅仅是因为刘、纪、耿在文革前抵制过吴、赵、戴的错误,为老百姓做过许多好事。
    第五,就是这类“趁机造反”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们,在文革后的所谓揭批查运动中,都受到了当年他们“趁机造反”时对在历次运动中残害百姓负有责任的当权派问责的那些人,以及被这些官员们提拔起来的“河造总”一派的头头们的残酷镇压和迫害。
    以河南为例,在文革中反对镇压“趁机造反”的二七公社派的领导干部刘建勋等人受到了新的迫害,在上世纪50年代反右运动中就遭受迫害的耿起昌、张钦礼等领导干部还被判刑入狱,而趁机造反的“二七公社”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从当年的大学生党言川、中学生王传禹到工人申茂功,全都被判重刑入狱。因文革“趁机造反”而被清除出党的人数占了全国的80%以上。特别是,赵文甫、戴苏理以及被他们提拔为高官的河造总派的头头们,对文革中“趁机造反”的二七派干部和群众,实行了株连九族的法西斯迫害手段,只要一个人被打成“刘建勋”的人,其家人、亲友、甚至同事,都会受到连带迫害或极为不公正的对待。
    比如,赵俊峰是纪登奎文革前的秘书,被划上了支持“趁机造反”群众组织的线,不仅本人被撤职,子女和亲友受株连,就是连身边的通信员等工作人员,都被赶出省委机关,下放到县里和农村。实事求是地说,因为在文革中参与“趁机造反”而受到迫害和不公正对待的人,在河南是数以百万和千万人计的。
    第三类是“奉命造反”。
    所谓“奉命造反”,就是按照毛泽东等人的意图造反,叫你造谁的反,你就造谁的反,不准你造谁的反,你就不能造谁的反;敢造我的反,就杀你的头。毛泽东完全是利用群众造反去打击政敌,去强化自己的极权专制。
    这正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恩赐中国老百姓“搞四大”,起来造反的本意。
    作为文革全过程的亲历者,我对文革中的“奉命造反”,有这样几点看法:
    第一,文革中的民众获得的“恩赐自由(四大)”权利和“奉命造反”权利这件事情,与“民主”完全不沾边,不过是极权专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现在出现了一种肯定文革的群体和思潮,这个群体和思潮的主要观点是:文革中老百姓有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比如群众拥有“搞四大”的自由权利,群众拥有对当权派造反的权利。
    我认为这个群体和思潮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因为民众在文革中“搞四大”和起来造反权利,并非一种是民主的表现,而是极权专制的一种特殊表现。
    首先,文革中的民众的四大和造反权利,是专制者恩赐的,有严格约束条件的,是为专制服务的,不是为民主服务的。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它在本质上只能是专制,而不具备民主的性质。
    其次,毛泽东恩赐民众搞四大的权利和起来造反的权利,仅仅是为了打倒其政敌,强化其对人民的独裁专制。如果民众将搞四大和造反的权利用于反对他的独裁专制,立刻就会遭受到最血腥的镇压!比如,遇罗克运用搞四大的权利写了《出身论》,就被杀头了;林昭批评了毛泽东,就被残忍地被杀害了;在毛利用红卫兵造反打倒了刘少奇后,就立即下令解散了全国的群众造反组织,并将红卫兵的主体大中学生赶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了。
    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民众的“四大”和“造反”,与民主完全不沾边,而是举世无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裁专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第二,对老百姓来说,文革中“奉命造反”,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刘邓主导文革时期,老百姓只有奉刘邓之命造反的权利。
    文革初期,刘邓奉毛泽东之命主导文化大革命,他们误认为这是毛泽东发动的又一次反右派运动,所以提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于是以首都高干子女为代表的学生们,奉刘邓之命首先起来造反。他们造了谁的反呢?造了老师的反,造了知识分子的反,造了家庭成份为“地富反坏右”的那些老百姓的反。这次“奉命造反”的主要手段,就是写大字报诬陷人、抄家抓人、游街示众、批斗打人,等等。可以说是无恶不作。
    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发动学生造反斗校长和老师,延及学生,蒯大富等人打成右派反革命,就是这次“奉命造反”的一个成果。
    第二个阶段,就是毛泽东主导的文革时期,老百姓只有奉毛泽东之命造反的权利。
    刘少奇、邓小平上了毛泽东的当。毛搞文革的目的与1957年反右派运动是有重要区别的,1957年反右派主要目标是迫害打击知识分子,而毛泽东现在发动文革主要目标则是要整你刘少奇!当刘邓把很多学生、老师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后,毛泽东大喜过望,立即回到北京,公开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号召被刘少奇、邓小平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师生起来造刘少奇的反。于是一大批受到刘邓打击迫害的群众“奉命造反”,组建了许多造反群众组织,斗争的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毛泽东一鼓作气,干掉了刘少奇和邓小平。
    第三,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造反,唯一的要求就是“奉命造反”或“遵命造反”,既完全遵循毛泽东的指令去造反,不得越雷池半步。比如,文革初期,毛泽东只准群众造“刘少奇”集团的反,谁要是敢造毛泽东的反,敢造中央文革的反,就是反革命,就要坚决镇压。
    毛泽东对于文革中地方官员为了保自己,操纵一些群众组织造反是不满意的。因为如果这种状况在全国各地都发展起来,局面就会失控,甚至会危及自己的独裁专制。所以,毛泽东在文革中发表了这样一段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所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也果断地处理了一些操纵群众造反组织的地方官员。
    对于文革中发生的群众“趁机造反”,特别是趁机向反右运动和造成千百万老百姓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事件的直接责任人问责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毛泽东是非常害怕的,他生怕“趁机造反”的工人、农民、学生等造反派组织顺藤摸瓜,最终向自己问责,造反造到毛泽东自己头上。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不仅枪杀了直接向其问责的遇罗克、林昭、李九莲等人,而且全国大多数省市真正“趁机造反”工人、农民、学生造反派组织,都遭遇过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和反动组织,受到镇压的经历。不仅如此,而且在后来邓小平主导的揭批查运动中,许多在文革中“趁机造反”的工人、学生、干部再次受到残酷的迫害。因为在政治理念上,邓小平完全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
    第四,在文革中,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中心工作,就是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奉命造反”,并千方百计地将“操纵造反”和“趁机造反”引导到“奉命造反”的轨道上,以便打倒自己的政敌,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极权独裁地位。
    毛泽东八次接见1000多万红卫兵,其主要目的就是号召和煽动红卫兵“奉命造反”,去打倒自己的政敌刘少奇集团。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文革中“趁机造反”的群众组织,一会儿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而遭受到镇压,一会儿又被承认其为革命造反派,并通过“大联合”、“三结合”等招安手段,达到解散这类造反派群众组织,把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趁机造反”引导到“奉命造反”轨道上来的目的。
    最终,毛泽东通过大联合、三结合,解散了所有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众组织,将红卫兵小将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将造反派、特别是“趁机造反”的造反派纳入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使之丧失了向毛泽东问反右之责、问大跃进之责、问导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之责,只能无条件地奉命去造刘少奇的反,奉命批林批孔批周公,奉命批右倾翻案风了!
    当亿万人民既不能被地方官员操纵造反,又完全丧失了“趁机造反”的权利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遵循毛泽东的指挥棒,不停地“奉命造反”!
    于是,在全国人民面前,毛泽东的“四大”民主假面具终于被撕下来了,独裁专制的真面孔终于露出来了!文化大革命的民主神话就这样破产了,文革大革命的极权专制本质就这样永远地定格了!
    第四类就是“觉醒造反”。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当公开的群众造反派组织倒旗解散,共产党的各级党政机构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重新恢复执政权力后,那些“趁机造反”的群众组织头头,或者被镇压下去了,或者被边缘化了,或者被招安当官了,于是向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导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悲剧的各级官员们问责的“趁机造反”就熄火了,根本不可能存在了。
    代之而来的,就是革命委员会内部的领导干部之间,以及他们分别支持的不同群众派别之间,为了争权夺利所进行的争斗。我称之为文革中的“派性斗争”。
    在群众造反派组织解散之后的文革中后期,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各级官员到平民百姓,这种“派性斗争”是一个普遍发生和存在着的现象。其主要特点是:
    1.派性斗争中的各个派别,都自称是毛泽东和文革的拥护派,自称是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而称对立派是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是反对革命委员会的;或者称对立派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是搞右倾翻案的。
    2.派性斗争中的各个派别,无一是向文革前的反右运动责任人问责的,无一是向导致无数老百姓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责任人问责的,而是围绕着权力的争夺,向批评过自己的在职在位的领导人问责的。
    3.派性斗争中派别虽多,但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坚持做好经济工作,搞好生产工作的务实派,比如中央的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纪登奎、华国锋等人,河南省的刘建勋、耿其昌、王维群、王大海、杨贵、郑永和、张钦礼等人;另一类是一心一意要争夺各级国家权力的“闹派”,如中央的“四人帮”和各省的“闹派”代表人物等等。
    4.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在中央来说,最终以务实派华国锋等人抓捕了一心争夺国家权力的“四人帮”而告终。
    5.终结“四人帮”之后,中共政治上的“派斗”并未结束。随之而来的,则是坚持毛泽东独裁专制体制的邓小平一派,与政治上持宽容态度的华国锋派之间的派斗,以及与政治上开明的胡耀邦、赵紫阳派之间的派斗。最终邓小平先是联合胡耀邦、赵紫阳搞掉了华国锋,最后又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用非组织手段将政治上的开明派胡、赵搞下台,从而中断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其恶果是,从1989年以来,大陆在政治上就跌入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黑暗的时代:思想入罪,言论入刑;对执政者发出异议的民主人士年年受到各种镇压和迫害;就连宣称“我没有敌人”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小波也被重判入狱11年!
    文革大革命的极权专制,包括对“趁机造反”的民众的残酷镇压,并没有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和消灭掉,反而激起了人们对极权专制政体做出深刻的反思,并由此引发了文革中最激动人心的民众造反运动——1976年清明节前后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史称“45事件”。
    “45事件”是文革中最重要的民众自发造反事件。它的意义在于,这次民众造反,完全不同于文革中曾经大量发生过的那些“操纵造反”、“趁机造反”和“奉命造反”,而是崭新的“觉醒造反”。
    我之所以称“45事件”是“觉醒造反”,是因为在文革中发生的“操纵造反”、“趁机造反”、“奉命造反”,不是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造反,就是普通官员之间的互相造反,或者就是群众对一般官员的问责和造反。而“45事件”,则是在造文化大革命的反,在造“四人帮”的反,直接向毛泽东问责!斗争的矛头直指给中国老百姓带来深重灾难的总根子!
    到了1989年,中国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史称“64事件”。借用文革中的“造反”这一概念,这次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是一次更加伟大的“觉醒造反”。因为这一次民主运动斗争的矛头指向,已经不再是某些独裁者个人了,而是中国的独裁专制政体!
    何以见得?见证就是:针对邓小平提出的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等四项基本原则,当时悬挂在天安门广场上最醒目的大标语就是 “坚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四项基本原则!”

https://boxun.com/news/gb/pubvp/2012/02/2012022900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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