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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广州文革日记 (1966-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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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reading 从 文革与现当代史资料 移动到本区(2020-04-03) —
书生日记(转自天涯网站)

  缘 起

  那年神游“牛荫岭”,出乎意料拾获两本日记本,只见残旧的封面里头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字,断简残编、错落有致,不知情者根本无法知道这里写的是什么。细细披阅,方才发现竟是两本罕见的“文革”日记。这些甲骨文似的文字几乎完整记录了“文革”最初3年的真实状况,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记录,简直像一幅文化大革命全景式画卷。比起当今那些回忆录更逼真、更深刻。
  书生者,青衿一袭,诗书几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日记的主人正是这样一介书生。常言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然而,他却在无意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3年只不过是一瞬间,为使这难得的“见证”不致湮没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在此披露出来,供同侪、后辈参考、研究。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第一部 1966

  6月6日 星期一
  清晨,天气格外晴朗,湛蓝的天空点缀着几朵白云,空气像洗过一样清爽、明净。虽然夏季已悄悄降临,但微风吹过,使人觉得还是有点凉意。
  像往常一样,这个时候我已骑着自行车行驶在上学的路上了。在这条砂石铺成的城市主干道上,行人稀稀落落,只有道路两旁高大挺拔的法国梧桐树给人以亲切和热烈。这是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毕业考试已经过去,接踵而来的是紧张的高考复习,只要努力学习,大学校门指日可待。然而,文化革命的浪潮也在与日高涨,“山雨欲来风满楼”,真的又是前程未卜了。既要备考,又要参加革命,孰轻孰重,难以权衡。自己是个共青团员,决不能落在广大群众的后面。
  起伏的思绪随着车轮向前滚动,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校门口。站在校门外的石桥上往校园里望过去,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立即映入我的眼帘,使我为之震撼。 本来今天我是提早上学的,想不到竟然还有那么多人比我更早来到学校,这些人全都聚集在正对校门口的那座教学楼前面的小广场,使这个平静的小广场立刻变得人头躜动、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嘈嘈嚷嚷,即使屏气凝神也无法听清楚人们在说些什么。
  从校门口通往教学楼的道路两旁一夜之间冒出了两排简易棚架,上面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周边树木之间拉起的绳索也挂满了这些东西,教学大楼的墙壁则全部被占据,真可谓铺天盖地了。一条醒目的大标语写着:
  “中国之大再也无法摆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教学大楼门口台阶的顶层摆放着一张学生书桌,犹如矗立的神坛,高高在上,俯瞰着脚下的小广场。人们争先恐后冲到书桌前面发表演说,仿佛“城头变幻大王旗”,“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谁也不知道自己讲了些什么,只剩下喧嚣与骚动。
  平时只在课间操时才播音的广播喇叭,这时已在不停地播放。一个陌生的女高音正以清脆的声音反复朗诵着一篇“告全校师生员工书”。其频率之高,足可以把人们的耳膜击穿。高亢、激越的声音响彻云霄,穿越古老的“牛屎河”①,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从而,在广袤的宇宙空间留下永恒的音符。
  我不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周末离开学校的时候,一切都还秩序井然,如今眼前的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不敢想象。带着满腹狐疑和恐慌,我急忙将自行车推进校门左侧的单车棚,走进教室把书包塞入书桌,然后匆匆向人群走去。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样样都有。然而,切肤之痛的却是“落伍”②的感觉。刚才还在暗下决心努力争先,转眼就忙于自责了。自打听了北京大学的那张大字报③,心中就有预感了,为什么还按部就班,不知嬗变呢?
  编者注:
  ①从这间学校旁边川流而过的护城河
  ②惟恐落在别人的后面,是这一代人无法化解的情结。就像今天被边缘化一样令人心寒。也许正是这种狂躁心态令他们初始卷入这场风暴。
  ③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好不容易挤到神坛脚下,一张墨迹未干的巨型大字报赫然展现在眼前,这就是至今还在反复播讲的新时代宣言书:

  告全校师生员工书

  全校师生员工同志们: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 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席卷了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所到之处正以雷霆万钧之力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国之大再也无法摆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要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人仰马翻,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倒批臭,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为了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的盖子,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起来,带领革命群众冲锋陷阵,我们决定成立学校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筹委会,并决定从今天起停课闹革命。
  107中学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筹委会
  马克西 舒 兵 白见平 赵新东
  邓子华 严 厉 庄小苗 黄鹏飞
  1966年6月6日
  仔细读着这张神奇的大字报,我感到既惊诧又困惑。挤在身边默默诵读的其他人,除了满脸的迷惘,就是无可奈何的叹息。
  马克西何许人也?舒兵又是何方神圣?除了同班同学白见平,这个发表了“告全校师生员工书”的校筹委会其他成员,我一个也不认识,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过。然而,这些人凭什么就成了学校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他们有什么权力宣布停课闹革命,并把平静的校园推向骚乱。虽然我已读完了高中三年级,可是我还想继续读书啊!
  上课的时间早已过去了,可是上课的铃声一直没有响起过,授课的老师也不知哪里去了。小广场的人越聚越多,大字报也在愈益增多,旧的尚未看完,新的又覆盖了上去。我依旧在大字报的海洋中徜徉,雷同的大字报标题不断涌入我的视野:“文化大革命何去何从?”“党支部要将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向何处?”“申震东①镇压群众运动决不会有好下场!”类似这样的大字报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涌进小广场。
  我对学校党支部的情况不了解,也不认识申震东,写不出那样的大字报。但是,大势所趋,又不能不写。于是我挖空心思、搜索枯肠、冥思苦想之后,把高中一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柯藻华写进了自己的大字报,据说解放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军官。当我和同学于为民、顾铁军把这份拼凑的文章贴到小广场上去的时候,这个大城已经华灯初上了。
  这是在我的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天,就像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震撼世界一样②,这一天也震撼世界,并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编者注:
  ①这间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②美国人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

  6月7日
  按照平时的作息时间,我按时回到学校,校园延续着昨日的情景。我无意在这里滞留,直奔课室。一个悦耳的女声迎面扑来:
  “昨天,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筹委会诞生了,这是全校的一件大事,我们热烈拥护,坚决支持。为了紧跟革命形势,今天,我们班也要建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校筹委会领导下带领全班同学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根据校筹委会和白见平的指示,由我来担任班文革小组组长职务,组员有麻莉芬、黄建文、蓝德韦。”
  “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①
  踏着这个就职演说的韵脚,我跨入了教室的门槛。兴奋的演说家扭过头来气势汹汹地质问:
  “书生,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
  从昨日开始,学校所有的规章制度全被校筹委会废除了,可是,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三好学生”是不会迟到的。因此,我哑口无言、无言以对。幸好这位踌躇满志的牧人今天心情特别舒畅,她不愿为一只微不足道的小羊羔破坏自己的好心情、中断了洋洋得意的布道。
  “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的父辈跟着毛 闹革命,流血牺牲打天下,建立起今天的红色政权。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红色后代,②我们绝不允许红色江山在我们手里改变颜色。所以我们一定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批判吴晗、邓拓、“三家村”③的群众运动转入到揭发、批判本单位修正主义黑帮、黑线上来,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的盖子。”
  简直就是王熙凤再生。当年凤姐初掌宁国府大权时也许就是这种神气、德性。我也不得不佩服这位当年的留级生竟然长进成这个样子。
  编者注:
  ①《红楼梦》第十三回
  ②参阅团结出版社出版的《红卫兵秘录》
  ③吴晗:原北京市副市长。写了《海瑞罢官》。与邓拓、廖沫沙为《前线》撰写《三家村札记》
  邓拓: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柳艳青这篇美妙的演说词大概也出自“大荒山无稽崖”,虽无“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提携,毕竟也让演说家耍足了威风,出尽了风头。这位脂粉队里的英雄,其头顶的光环①令人炫目,俏丽的容颜使无数才俊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多少年来她目空一切、睥睨众生、颐指气使,令我辈书生自惭形秽。
  然而,命运之神并没有把人生所有的花环全都献给了她。在这个重读书、讲考试、看分数的年代里,她的考试成绩每每名落孙山,从而使她用了比常人多一倍的时间才读完高中一年级,上了高二之后也一直不见有起色。更令其耿耿于怀的是,从15岁开始,她年年递交入团申请书,可是,如今都快20岁了,还没有加入这个组织。人们不知是出于正义还是心怀嫉妒,总说她不是娇生惯养,就是骄傲自满,总之,团支部大会上总是通不过。直至全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成为共青团员了,她依然还在这个组织门口徘徊,枉费了一个好出身。
  幸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那些分数挂帅、只专不红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终于被打翻在地,这些被排斥、受压抑的“红色后代”才又一次翻身解放、扬眉吐气。复仇女神在她心中张开翅膀,自由飞翔,今天她如此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编者注
  ① 指家庭出身、家庭成份,以及在社会中的位置。那时称“阶级”,与当今的“阶层”大致相当吧。
  一石激起千层浪。柳艳青的“解放宣言”为自己的战友同志们吹响了冲锋号,几位新晋领导小组成员立马精神振奋、喜上眉梢,以为“黄袍加身”、飞黄腾达了。
  然而,“几家欢喜几家愁。”那些昨天以前还在领导着班里文化革命运动的团支部书记苗仪桐、班长石晨曦心中又会是怎样一番滋味了呢!写在他们脸上的是一种感觉到被出卖的表情,就像耶稣被犹大出卖了。
  谁来领导班上的文化革命运动对我的影响都不大,这里的乡俗有言:“做惯乞儿懒做官”,谁当“皇帝”,我都是一介“布衣”、一个“白丁”,既得不到多大好处,也损失不了多少利益。跟着潮流走就是了。只可惜停课了,大学梦破灭了,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令我感到最难理解的却是那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虽然我也不清楚“接班人”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是,“九评”①中关于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还在耳边回响,她就公然宣告,只有他们这些“红色后代”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曾几何时大家都在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都在说这是人民的江山,为什么今天她要这样说呢?②
  为了忘却的记忆,今天我还要补记最近的一次团组织活动。

  编者注:
  ①中共中央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载于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一节写道: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②“文革”中的两派,在这里就已经埋下伏笔。
  长期以来学校都十分重视在学生中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这次请示过校团委,我们班团支部也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活动,带领全班团员及青年到柳艳青家,拜访革命前辈,聆听革命前辈的教诲。
  那天,柳艳青领着大伙从一个有军人站岗的大门口进去,沿着幽幽曲径走到一座别致的小洋楼跟前。这是一座圆形的2层小楼,小楼前面是一个漂亮的小花园,花园里青葱翠绿、繁花似锦,簕杜鹃和常青藤顽强地攀援在小楼的墙壁上,把小洋楼装点得生气盎然,使这里成为拥挤的闹市中不可多得的一道风景。这就是柳艳青的家。进入屋里,迎面是一个圆形的大厅,大厅的面积足有40—50平方米,20余人坐下去还宽松有余。
  柳艳青招呼同学们就座后,就到楼上请她父亲下来。这是一位50岁上下的现役军人,他亲切地和每个同学握了一下手,然后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团支部书记苗仪桐恭恭敬敬向他说明来意:“我们是来向您学习的,想听您讲讲亲身经历的革命故事。”
  柳前辈谦虚地说:“我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啊!”
  “请告诉我们,当初您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
  同学们真诚地向他请教。
  “那已是30年代(20世纪)的事了。当时我在家乡当小学教员,有一天,一支军队路过我们的村子,村里的青年们都踊跃报名参军入伍,我也不甘落后,就到军队里来了。”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您一定身经百战、英勇杀敌,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同学们似乎觉得革命前辈讲得过于平淡,都希望能够听到引人入胜的战斗故事,因此,迫不及待地追问下去。
  “因为我在家乡是教书匠,参军后部队领导就安排我当文化教员,教战士们学文化,跟随部队转战南北,一干就是几十年。”
  老前辈惟恐大家不明白他的意思,便继续解说:
  “部队文化教员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毛 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战争年代的条件和环境是相当艰苦的,不可能有你们现在这样的校园、课室。我们的学校往往就建在战场上,课堂有时就设在阵地里,战士们的读书声常常伴随着枪炮声。随着战线的延伸,我们也时时行军、跋涉,不分白天黑夜、天晴下雨,几十年来我们几乎走完了大半个中国。”
  柳前辈的话使我们深受启发和教育,我们深深感受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十多年来,我们所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我们对革命前辈无比崇敬,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出生在这样的革命家庭、从小就受到这样的革命熏陶,柳艳青本该比寻常百姓的子女更先进、更优秀,可是作为先进青年的组织却为什么不接纳她呢?

  编者注:
  脂砚斋评述曹雪芹的艺术手法是“草蛇灰线”、“伏线千里”。而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也确实是“伏线千里”、源远流长,为此,我们不得不要往前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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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14楼 发表于: 04-03
 书生日记(3—24)
 
  在这里我们一直受着严密监视,连大小便都有人在身后跟随,不允许与任何人说话。孟云飞就住在相邻的那座营房,进进出出,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是绝不允许互相交谈,甚至连打个招呼都是不可以的。两个多月来,我们都成了不会说话的工具,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变成哑巴了。

  在“南京路”的铁窗下,我们失去了人身自由,却得到了无限的言论自由(铁窗之内短暂的、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在那里人性中最隐蔽、最肮脏的兽性都可以毫无顾忌的发泄出来,在那里,人可以变成非人,可以没有廉耻,没有羞于启齿的东西,没有真、善、美,也没有虚假与丑恶。因为我们不懂得“言论自由”的真实涵义,也不知道“言论自由”的宝贵,不会珍惜,只会践踏。在那里我既痛惜失去的人身自由,也不喜欢这种极端的“言论自由”。那些肆无忌惮喷发出来的野蛮兽性简直是对纯洁灵魂的亵渎、折磨。不过,在那里我毕竟上了人性丑恶的一课,接触了赤裸裸的黑暗人生。

  来到这里虽然不见铁窗,也能填饱肚子,可是我们却在失去了人身自由的同时,还失去了言论自由,以及其他许多自由和权利也一并失去了。我们一直无法与家人、朋友取得联系,不准通信,更不可能见面,这么长时间了,大概还没有人知道我们去了哪里,因为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身在何处。想不到二十世纪60年代还会上演这样的人间悲剧。


  书生日记(3—25)
 
  (接上文)

  我被派去种菜之后,不知孟云飞被安排到哪里去了,每天在营区的路上我们总会擦肩而过,虽然我们有满腹的话语要向对方倾诉,可相遇时却像陌路人似的,彼此都只能从对方的目光中寻求鼓励与安慰,有时也真的感觉“此处无声胜有声”,彼此都从对方那里获取了生存的力量。

  今天,孟云飞或许过于兴奋,当我们擦身相遇时,见监管人员还落在远远的后面,终于忍不住低声对我说:“我见到钟朝、敬军他们,看来我们有救了。”我还未听清他在说什么,只能简捷的回答他“是吗?”便立刻走开了。想不到这轻轻的两句话,竟如万钧雷霆震落了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监管人员看到了我们在交谈,只是因为相隔太远,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他不露声色佯作不知,等走到了菜地,便与两位种菜的同伴嘀咕了一下。我只顾埋头锄地,没有留意他们的行动,也没听见他们嘀咕什么,完全没有觉察到那位监管人员已经悄悄地走到了我的身后。只听见呼哨一声,他吹响了口哨,两位“菜农”立即撇下手中的活计操起两根手臂粗的锄头把向我冲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倏忽间就冲到我的身后,还未等我反应过来,两条胳膊就被他们抓住扭到身后去了。我使尽全身力气奋力反抗,不让他们得逞,一面高声呼喊“不准打人!”“不准打人!”眼看就要重演“7.13”的惨剧了。


  书生日记(3—25)
 
  (接上文)

  我被派去种菜之后,不知孟云飞被安排到哪里去了,每天在营区的路上我们总会擦肩而过,虽然我们有满腹的话语要向对方倾诉,可相遇时却像陌路人似的,彼此都只能从对方的目光中寻求鼓励与安慰,有时也真的感觉“此处无声胜有声”,彼此都从对方那里获取了生存的力量。

  今天,孟云飞或许过于兴奋,当我们擦身相遇时,见监管人员还落在远远的后面,终于忍不住低声对我说:“我见到钟朝、敬军他们,看来我们有救了。”我还未听清他在说什么,只能简捷的回答他“是吗?”便立刻走开了。想不到这轻轻的两句话,竟如万钧雷霆震落了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监管人员看到了我们在交谈,只是因为相隔太远,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他不露声色佯作不知,等走到了菜地,便与两位种菜的同伴嘀咕了一下。我只顾埋头锄地,没有留意他们的行动,也没听见他们嘀咕什么,完全没有觉察到那位监管人员已经悄悄地走到了我的身后。只听见呼哨一声,他吹响了口哨,两位“菜农”立即撇下手中的活计操起两根手臂粗的锄头把向我冲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倏忽间就冲到我的身后,还未等我反应过来,两条胳膊就被他们抓住扭到身后去了。我使尽全身力气奋力反抗,不让他们得逞,一面高声呼喊“不准打人!”“不准打人!”眼看就要重演“7.13”的惨剧了。


  书生日记(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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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文)

  两个“菜农”使尽吃奶之力,才勉强将我的两条胳膊扳到身后去,他们一边气喘吁吁地骂娘“操他妈个B,这家伙这么强健,两只胳膊这样粗壮,差一点都拧不动了。”一边又对我大声咒骂“你这个杀人犯,死到临头还不知道,竟敢通风报信,今天就打死你!”

  两个家伙用双手紧紧地扭住我的两条胳膊,把我按倒在菜地上,扭我右胳膊的那个家伙还嫌用力不够,用膝盖顶住我的胳膊肘子用力往外拗,企图将我的胳膊拗断。那个“监管者”操起碗口粗的锄头把子劈头盖脑地向我打下去。这些锄头把子是一种生产工具,通常都是极为坚硬的木头,没几下,“喀嚓”一声,木棍打断了,看来我真是长成了孙悟空的铜头铁骨。接着又攥起另1根继续狠狠地朝我的头上、身上打下去,一连打断了好几根这样的大木棒,把一古脑儿的深仇大恨都向着我发泄出去,真真痛快淋漓,好不解恨!

  我一边拼命挣扎、反抗,一边高声呼喊,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的两只胳膊虽然被他们紧紧的抓住,还把我死死地按倒在地上,可是我的两条腿他们还是无法制服,我还可以用两条腿挣扎,1块好好的菜地在我的双腿挣扎下蹭出了1个大坑,已经长成了的白菜被踩死了1大片,豆角架也被摧毁1片,为了惩罚1个“劳改犯”他们在所不惜。


  书生日记(3—27)
  
  (接上文)

  两个多月严酷的劳动锻炼,炼就了我强壮的体魄,今非昔比,再不是“7.13”时那个文弱书生了。3个打1个,寡不敌众,如果真的和他们打起来,鱼死网破,虽然打不过他们,至少也要让他们受伤挂彩。但是,这个时候我没有想到要与他们对打,我只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呼喊和挣扎。呼喊并不是期望有人会来搭救,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这里几近荒山野岭,平时人影都不多一个,即使有人也是他们的同类。我是要通过呼喊发力,让体内的活力迸发出来,抵抗外来的暴力侵害以减少内伤。我不停的使命挣扎,使拧住我两只胳膊的那两个家伙不敢丝毫放松,也无法腾出手来打我。当然他们还是可以用脚来踢我,而且专门踢我的两肋,可见仇恨之深,要置我于死地。也许是由于我的拼死反抗,那两个扭我胳膊的家伙力气渐渐不支了,地里的棍棒也都断成短短的一截一截,很难再用来打我了,几个暴徒也打累了,只好停手放开我。

  这场暴行足足持续了半个来小时,我被打得遍体鳞伤,头上、脸上伤痕累累,身上的伤痕一条一条鼓起来,又红又肿。全身上下全是泥巴和汗水,狼狈不堪。为了掩盖其罪行,3个暴徒又将我撵下菜地旁边的水渠,责令我将肮脏的身子用水洗干净。这条人工渠道水深齐腰,平时我们挑水浇菜只走下几级台阶,装满水就走上来,从来也不会下到渠底。渠水又腥又臭,受伤的身体一经泡到这样的水里,各处伤痕热辣辣的像刀割般疼痛,滚烫的身躯一碰到冷水,就像烧红的铁枝放到冷水里淬火一样,不死也一身残。浑浊的渠水洗得去身上的泥巴和汗水,却无法洗去身上的伤痕,于是,他们又赶我回宿舍换上干净的衣服,再回地里干活。


  书生日记(3—28)
 
  3个月里两次挨打,两次都是那么残暴,那么毒辣,对我的伤害都是那么惨重。暴徒都是同一类人,他们同“书生们”都有着刻骨仇恨。只不过“7.13”那一帮的仇恨发自本能,他们仇恨文化大革命,仇恨这些为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的造反派红卫兵,而“书生们”恰恰是这些造反派的代表,所以,他们明明知道我们都是107中学的学生,而且他们也并没有抓住我们的任何“把柄”,还是要向我们发泄内心的仇恨,出手加害我们。他们同“老红卫兵”一样,出于本能的知道,“书生们”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与他们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是不一样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一样,都是要镇压社会上的一切反动分子,而“书生们”竟敢反其道而行之,把矛头对准现有秩序,企图夺走他们赖以生存、为之耀武扬威的既得利益。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他们觉得“书生们”比那些杀人犯更恐怖,更可恶,更需要消灭,不但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而且还要从精神上消灭他们,所以他们出手绝对狠毒、绝对凶残。

  “文革”的初衷大概只是“清君侧”,始料不及的是“潘多拉盒盖”打开之后,竟事与愿违,所以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无奈之下只好祭出老祖宗的杀手锏:“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好像授予了这些暴徒“尚方宝剑”,从而上演了我们这出生死悲剧。


  书生日记(3—29)
  
  (接上文)

  至于今日的这几个恶棍却是地道的受蒙蔽者,虽然他们身上的着装大致相同,但是骨子里还是有差别的。他们其实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他们对来自上头的谎言深信不疑,这大概也是长期教育、浸染的结果。他们远离风暴的中心,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何物,也不知道“造反派”是哪路神仙,对加到我们头上的“杀人犯”的说法却信以为真,在他们秉承的教义中,“死囚”不是人,当然可以随意蹂躏、残害。

  对于受伤害的我来说,后1次伤害没有前1次伤害来得那么震惊,那么震撼。第1次伤害到来的时候,我完全没有精神准备,我自以为良民1个,不会发生什么事的,因此,当那条绞索勒在脖子上的时候,我一下子窒息了,感觉到生命已终结,灵魂已泯灭,整个宇宙都坍塌了。而且那时我还是个孱弱书生,如何经得起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呢!3个月后的今天,我完全丧失了自由,甚至也失去了人生的希望,我习惯了这种受压迫、受奴役的生活,一切早已司空见惯。我时时都感觉到仇恨的火焰就在身边燃烧,知道灾难随时都会降临。因此,我在精神上是有准备的,我已经不知道害怕了。几个月严酷的强迫劳动又把我的体魄磨炼得相当强壮,因此,当他们又一次对我施加暴力的时候,我已没有天塌下来的感觉了,我又1次闯过了鬼门关。


  书生日记(3-30)

  暴力的教育也许比爱的教育更为深刻,“书生们”就是这样从暴力中受到教育,取得教训。一次又一次的强暴使我觑到了冰山的一角。我逐渐明白,人们的仇恨并不是针对我个人,我个人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浩瀚宇宙中的1粒尘埃,六合之一粟。然而,当我将自己融入到这场口口大革命中去的时候,仿佛就变成了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刺克勒斯,也有幸被人视为洪水猛兽。

  口口大革命最初喊出的口号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口口派,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实行巴黎公社原则。以白见平为代表的“老红卫兵”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这场革命,最初他们为运动的到来欢呼、鼓噪,后来因父辈的遭遇而怨恨、反抗。不过,没有过多久他们又变本加厉地受到呵护与荫庇,这种角色转换与变迁使他们悟出了“口口”的真谛,口口大革命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更加深了他们对“口口派”的仇恨。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能同仇敌忾。


  书生日记(3—31)
 
  (接上文)

  相比之下,我们这些造反派就显得书生气十足了,我们深信口口大革命文告中勾勒出的美好前景,憧憬着100年前巴黎人的梦幻,并为之英勇奋斗。结果碰得头破血流、一败涂地。

  第2天晚上,我被带到1间办公室,一位被称为指导员的人冷冰冰地对我说:“我们没有教育好自己的部下,他们违反了纪律,动手打了你,在此我对你表示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过后,监管换了人,也不让我再到菜地去了。然而,我并没有因此拾回自由。


  书生日记(3—32)
  
  四、失色的梅园

  不久,我们就离开了这处“炼狱”。那天,我和孟云飞、钟朝、敬军又坐到了同1辆大卡车上,车上坐满了我们这样的人,看不到全副武装的看押人员,连监管的人也不见踪影,我们立刻意识到离自由已经不远了。

  起初大家都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除了叫我们收拾行李上车外,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我们似乎也习惯成自然了,反正都是那个样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去哪里都无所谓,听天由命就是了。车上无人监管,那么至少在车上获得了言论自由,不需要再为1句话被人打断脊梁骨。因此汽车一开动,整个车厢立即就沸腾起来了,大家都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人人都争相诉说自己的苦难历程。钟朝抢先就说了:“听说党中央都知道了我们的情况,《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要爱护革命小将,所以我们才获得今天的解放。”

  汽车直接开回我们原来居住的那座大城,在城市边缘汽车穿过1座有人站岗的牌坊,进入1个绿树成荫的大花园,魁梧挺拔的梅树遍布整个大花园,梅花我们可是见多了,这么高大的梅树我们还是第1次见到,虽然已经开始落叶了,看上去还是郁郁葱葱。生于斯、长于斯的书生们不知道故乡还有这么一个好去处,当然也不知道这个大花园在这座大城的哪个方位。

  汽车在一排排墙壁粉刷成米黄色的平房前停下,把我们放下来。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房屋、非常熟悉的颜色,这些房屋、这种颜色无声地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还未到来。


  书生日记(3—33)
  
  (接上文)

  几排房子都住满了我们这样的人,足足有好几百,其中大部分人都是从那个放逐我们的地方回来的。我们4个难兄难弟被安排在同1间大宿舍里,这1间大房子就容纳了二三十人,称作1个排。也只有从现在开始才是名副其实的“斗私批修”学习班。除了严格的早请示、晚汇报之外,就是学习毛 语录和报纸社论,然后是开会讨论,各自写检查。

  经历过一场劫难,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大家都感到无比兴奋、激动。3个月前,当灾难突然降临的时候,我们连1句相互勉励的话都来不及说,就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如今我们从灾难的深渊爬出来了,眼前虽然还在别人的樊篱禁锢之中,可是谁也阻挡不住我们的思想自由驰骋了,我们要把3个月来憋在心里的千言万语全都倾倒出来,把失去的言论自由如数找回来。

  经过这场磨难,我们的体魄都明显健壮了许多,皮肤也被晒得油黑发亮。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思想也成熟了许多。一向心直口快的孟云飞变得沉着老练多了,他深沉地对我们说:“我们被人出卖了,我们舍生忘死地投身这场文化大革命,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们却将我们作为牺牲品抛给了他们的敌人。”

  “不过,我觉得,他们还是不希望我们就此灭亡的,否则我们今天就回不到这里来了。”

  钟朝这样回答孟云飞。他虽然不及孟云飞老到,这样的回答说明他也是经过思考的,真的是苦难教育了他。

  “那天,我真想和他们拼命了,只是他们来得太突然、人又多,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他们绑住按倒了,想起来,我还一肚子气。”

  敬军好像没有听见他俩在说什么,顺着自己的思路这样说。


  书生日记(3—34)
  
  (接上文)

  “我感到最遗憾的是过去读书太少,学历太低,日后继续深造的机会更加渺茫了。”孟云飞不无忧虑地感慨。

  “还在南京路的时候,我就听同室难友讲过,连中央领导都说了,要爱护革命小将,我相信将来他们不会难为我们的。”钟朝显得很真诚。

  “实际上,他们早已意识到他们的对手无比强大、不可战胜,不得不改变策略,以守为攻,丢卒保车、弃车保帅,我们正好成了他们要抛弃的过河卒子。你试想一下,‘还乡团’回来了,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吗?”孟云飞还想开导自己的战友。

  我理解战友们的心情,知道他们各有各的道理,暌离数月,蒙难后重逢,思想、认识也在重逢、碰撞。从交谈中不难发现,几个月的磨难使大家的思想、认识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升华。我为他们的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而我却踽踽独行,不受他们的影响。常人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可是在我的心底里总有点“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执拗,我不愿意违心的强迫自己适应无奈的现实,而总是不自量力地企图整个的改变这个现实。连南京路上那位46中的“小老弟”都看破了我这个“死穴”,所以注定了是悲剧人生。

  我们清醒的知道,灾难并未结束,他们的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还不知道。主持学习班的人已经公开说了,“谁的检查过了关,谁就先回家去。”


  书生日记(3—35)
  
  (接上文)

  这个世界真荒唐,把人伤害了的人既不用被法律追究,也无须检查,相反,被伤害了的人既无处伸冤,还要作自我检查。“曾经沧海难为水”,3个月的磨难与伤害,早已令我万念俱灰,如今要我检查认错,已经很难了。

  我想不出我应该怎样检查,难道攻打巴士底狱的法国人要检讨吗?英国作家狄更斯写的《双城记》里的德法日太太们要检讨吗?如果说德法日太太们错了,那也是社会的错误、时代的错误,历史并没有去追究他们个人,难道法国大革命错了吗?在我看来,这场文化大革命甚至比那场革命还要更深刻,如果有什么错误,需要去追究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吗!


  书生日记(3—36)
  
  (接上文)

  最后,我也与大家一样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因为我也确实有错。“人非圣人,安能无失”,马克思也说,人固有的,我皆有之。“梅园”里的人都陆续离去,我的3个伙伴也在我之前走了,我最后也跨出了这个大门。

  瑞“金公社”的竺慧君、连庆、黄小家陪同我母亲、妹妹一起来到“梅园”,付清了所有的伙食费后,把我接了出去。

  直至此时,我也没有弄清楚造成这场无妄之灾的直接原因,真正的冤狱啊!

  我没能像鲁滨逊那样,将过去的日子刻在木头上,因此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日,只知道重见光明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我也不知道深秋过后是否还有寒冬。

  (全文完)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13楼 发表于: 04-03
 书生日记(3—6)
 
  几只钉着铁掌的皮靴牢牢地踩在这几个瘫成一堆的“牲畜”身上、头上,几枝自动步枪黑洞洞的枪口紧紧地顶住这几个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小青年的脑门,唯恐这些尸居馀气的生灵还会作垂死挣扎。随着汽车的颠簸,枪口一下一下地撞击着这些脆弱的太阳穴,好像随时都会将其捅破似的。这几个头朝下、屁股朝上趴在车厢底板的“恶魔”,别说反抗,简直连呼吸都感到困难,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窒息致死。紧紧箍在脖子上的绳索也随着汽车的颠簸越箍越紧,脑袋像要爆炸似的疼痛,连口水都无法咽下去,只好任由口水、鼻涕一起自由流淌,眼珠子一直都好像蹦出了眼眶,耳朵嗡嗡直响,耳膜向外膨胀,也就来胀破了。反绑在背后的双手动一动都如刀剐般剧痛,整个躯体都陷入一种不可名状的痛楚之中。真是“昏惨惨,黄泉路近”。可是,从脑袋里闪烁出的一点意识却在不安地追问,“他们到底要把我们拉到哪里去?”也许当初就是靠着这一点微弱的意识,才勉强支撑起这个垂危的生命。然而,又正是这一丝微弱的意识在残酷地折磨着我们的灵魂。

  “前面是不是还有更大的灾难在等待着我们?”

  死亡的阴影再一次笼罩着我们的心灵。曾经听人说过,许多人就是这样不明不白失踪的,没有在这个世界留下任何痕迹。现在大概是轮到我们了。我们像死囚一样听天由命了。


  书生日记(3—7)

  这是一辆敞篷汽车,趴在车厢底板是无法看到马路两旁的街景的,然而,从头顶掠过的灯光还是无声地告诉我们,汽车并没有驶出这座大城,它仍然行驶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也许这条马路就是我们平时行走的道路,只不过以往我们没有留意道路是否凹凸不平,今天,我们却要用肉体的痛苦去体会这条道路的不平。

  也不知行驶了多久,也许过去的时间是短暂的,只是痛苦使时间变得漫长。汽车驶进了一所灯光昏暗的大屋里,这几个被当作牲畜运到这里的人又从车上被扔到了地下。尽管是“啪”的一声摔到地上,骨头与坚硬的水泥地板发生猛烈的撞击,可是谁都没有感到疼痛,因为整个人都完全麻木了,谁也无法站立起来。绳子被解开了,那个被阎王殿小鬼勾去的灵魂似乎又回归到僵尸般的躯壳,眼珠子回落到充满泪水的眼眶,口水也从咽喉中咽了下去,心脏恢复了跳动,不过依然胆战心惊。一个低沉的声音传入到这些刚刚平复了的耳膜:

  “打过了吗?”

  “打过了。”

  “好吧,你们走吧!”

  交接完毕之后,这群胜利者扬长而去。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不知道是谁授予他们随意抓人的权力,也不知道是谁允许他们对我们五花大绑、大打出手?不知道是谁给了他们摧残生命的权利?难道这些生命真的蝼蚁不如,可以任意蹂躏吗?他们走了,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再见到这些丑陋的面孔,但是,他们落入我们心中的阴影将永远也挥之不去。

  编者注:

  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个大院依然屹立在那个地方,那场摧残生命的罪行好像从来都没有在这里发生过,没有人声称要为此事负责。“正义”在此石沉大海。


  书生日记(3—8)

  “咣当”一声,通道上第一间房子的铁门被打开了,敬军被推了进去,“砰”的一声,沉重的铁门在他身后重新关上,随后是“咔嗒”一声,铁门外的铁锁被锁上了,一个“罪犯”就这样被打发了。第二个是钟朝,第三个是孟云飞。一个接一个地被关了进去。我被眼前如此美妙的有节奏的音响所陶醉,也不知如何就被推进了最后一扇铁门里面。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跨进了这个令人恐惧的昏暗世界,一股浓烈的汗臭味和尿骚味扑面而来,鼻孔、喉咙立即觉得酸不溜秋的难受,差一点就要呕了出来。几个钟头的生死拼搏已经将肠胃里的食物消耗殆尽,如今翻上来的全是这些酸水。迷迷蒙蒙中只见一座大木架突兀在眼前,幸好跨进门槛时我定了一下神,否则一头就撞到这个庞然大物上去了。这是一张贯通整个房间的双层木架床,大约有四、五米长,除了门口靠墙边的一条不足1米宽的通道外,这张架床几乎占据了整个房子的空间。床上铺着一些破席子,看上去邋邋遢遢。下铺已经躺满了人,大约有七、八个,上铺也差不多挤满了人。屋子里静悄悄的,不时还听到一点轻微的鼻鼾声,大概是躺在床上的人都睡着了吧。我屏气敛息顺着墙根的通道向前走去,一直走到屋子的尽头,我见到上铺的角落头还有一个尚能容得下一个身躯的位置,便爬了上去。躺在最边上的那个人见我爬上来,赶紧将身子向架床中间方向挪了一下,腾出足够一个人躺下的空间。我爬上去后转过身来坐在床沿上,头差一点就碰到房屋的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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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生日记(3—8)

  “咣当”一声,通道上第一间房子的铁门被打开了,敬军被推了进去,“砰”的一声,沉重的铁门在他身后重新关上,随后是“咔嗒”一声,铁门外的铁锁被锁上了,一个“罪犯”就这样被打发了。第二个是钟朝,第三个是孟云飞。一个接一个地被关了进去。我被眼前如此美妙的有节奏的音响所陶醉,也不知如何就被推进了最后一扇铁门里面。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跨进了这个令人恐惧的昏暗世界,一股浓烈的汗臭味和尿骚味扑面而来,鼻孔、喉咙立即觉得酸不溜秋的难受,差一点就要呕了出来。几个钟头的生死拼搏已经将肠胃里的食物消耗殆尽,如今翻上来的全是这些酸水。迷迷蒙蒙中只见一座大木架突兀在眼前,幸好跨进门槛时我定了一下神,否则一头就撞到这个庞然大物上去了。这是一张贯通整个房间的双层木架床,大约有四、五米长,除了门口靠墙边的一条不足1米宽的通道外,这张架床几乎占据了整个房子的空间。床上铺着一些破席子,看上去邋邋遢遢。下铺已经躺满了人,大约有七、八个,上铺也差不多挤满了人。屋子里静悄悄的,不时还听到一点轻微的鼻鼾声,大概是躺在床上的人都睡着了吧。我屏气敛息顺着墙根的通道向前走去,一直走到屋子的尽头,我见到上铺的角落头还有一个尚能容得下一个身躯的位置,便爬了上去。躺在最边上的那个人见我爬上来,赶紧将身子向架床中间方向挪了一下,腾出足够一个人躺下的空间。我爬上去后转过身来坐在床沿上,头差一点就碰到房屋的顶板。


  书生日记(3—9)
 
  “怎么这么晚才进来啊!是被打成这个样子吗?”

  眼看我的狼狈像,刚刚挪开床位的那个人低声问我,语气中充满着同情与义愤。我顿时感到有一股暖流传遍全身,几个小时的狂风恶浪至今还令我胆战心惊,第一次有人表示同情,我感动得眼泪差点儿夺眶而出。

  “嗯,是的!”

  我用沙哑的声音回答他。几个钟头以来第一次从嗓子里吐出声音,竟然是如此的嘶哑,我还以为套进脖子上的绳索早已将声带勒断,如今尚能发声,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我无暇继续思索下去,我心有余悸,不知道眼下身陷何处,灾难是否会重新降临。

  “不用害怕,如今我们成了难友,都是自己人了。”

  “这是什么地方?你知道他们下一步还会如何处置我们吗?”

  “听说这里是闻名遐迩的‘南京路’,估计他们暂时不会对你们怎么样了。”

  我去过那条著名的“南京路”。然而,在我居住了这么多年的这座大城,我还从来不曾听说过也有一条“南京路”,也不知道这条“南京路”还有一个这样的好去处。尽管如此,听了这番话,我的心还是稍稍安定了下来。直到这时我才不由自主地往自己身上瞟了一眼,只见浑身上下全是泥土、灰尘,仿佛刚从泥浆池里爬出来似的,黏黏糊糊、血迹斑斑。那件白色小背心被撕成一条一条小布片,一边吊带完全扯断,另一边也仅剩下细细的一条小布条勉强挂在肩膀上,裸露的胸膛道道伤痕让人目不忍睹;那条短裤头还算坚固,虽然已经黑不溜秋,总算没有把屁股暴露给别人;脚上穿的鞋子就无影无踪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到处肿肿胀胀,已经找不到一块完好无损的地方了。脖子上、手腕上、手臂上凡是被绳子勒过的地方都留下了大拇指粗细的深沟,沟的四周还在慢慢渗着血丝。从鼻孔里流出的鲜血,早就凝结成一块块硬痂镶嵌在脸上。我无法看到自己的脑袋瓜成了个啥模样,只好举手摸上去,感觉像个大冬瓜似的鼓鼓囊囊。眼珠子虽已回归原处,可眼睛也真的变成了两个大圆灯笼。如此尊容,恐怕连亲生父母都认不出来了。

  “我这里有背心和短裤,你先拿去换了吧!”

  “谢谢你!”

  我被这位热心的新邻居深深感动,昏暗的灯光加上失去了眼镜的深度近视眼,我无法分辨出他脸部的线条,只是看到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这是一张还很年轻的面孔,甚至还未脱尽稚气,只不过是铁窗下的光阴在他稚嫩的脸上刻下了老气横秋的波纹。我欣然接受了这位素昧平生的朋友的好意。

  换好衣服后,我疲惫地躺倒在那凹凸不平的床上。这时我才发现靠头顶的那面墙上还有一扇小小的气窗,窗棂是大拇指般粗细的铁枝。窗子外面黑黝黝的,什么都看不见。不过,有时也会感觉到一丝丝沁人心扉的凉风从黑洞里吹进来,冲淡屋子里令人窒息的恶臭味。

  头顶上蚊子嗡嗡嗡地飞来飞去,时不时就向着底下的血肉之躯俯冲下去,身上不时觉得有什么小东西爬过。我直挺挺地躺在坚硬的床板上,周身上下像针刺刀剐般疼痛,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全身的骨骼像散了架似的,起初我还以为骨头已经全被打断,现在看来还算很侥幸,各处大骨尚未感觉断裂。只是那条脊椎骨用手摸过去总感到不那么顺畅,估计多少都会有点问题,骨节错位看来在所难免。脑袋虽然一阵阵针扎般刺痛,仔细摸摸也感觉完好无损,如果真被砸裂,恐怕脑浆都会流出来,不过,脑震荡看来就跑不掉了。想不到如此文弱书生竟是铜头铁骨。那群暴徒极其阴险毒辣,使出的都是阴招,凶狠的拳头、枪托都朝着我们身体两肋之间的软组织打去,显然他们是要把我们打成内伤,杀人不见血。钉了马掌的皮鞋则向着我们的头颅踹踢,明摆着就是要将我们踢成脑震荡,让我们那些敢于胡思乱想的头脑不能继续思索。出手之狠毒令人咋舌,如此之刻骨仇恨不知从何说起,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书生日记(3—10)

  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完全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身边那位善良的小青年早已发出轻轻的鼻息声。我睁着眼睛向上看去,只见那未经批荡的房屋顶板露出一排排拆除模板后的痕迹,呲牙咧嘴、狰狞可怕,但又近在咫尺,好像一块巨大的石板压在面前,使躺在石板下的的人压得透不过气来,只有那不屈的灵魂还在凝视永恒。

  眼前的事情发展变化得实在太快了,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昨日还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造反派头头,今日突然就掉下万丈深渊,成了任人蹂躏的阶下囚。落差之大,足以令人精神崩溃。一切都来得那样突然,那样惊心动魄,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促成了这一事件。虽然我只稍稍接触过一点唯物辩证法,也不大相信“宿命论”。早先我读《三国演义》,就不相信“凤雏”必定会折损于“落凤坡”,因此也不相信那个神秘的大门口就是我的“落凤坡”。不过,今天的事情确实扭转了我的人生方向。至少,思想感情、思想认识就永远也回不到今天以前的位置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知道眼前这一切都是文化大革命惹得祸。打从“文革”开始,无论是“破四旧”、抄“四类分子”的家,还是批斗“走资派”、工作队,以至甚嚣尘上的七八月武斗,我还从来不曾碰过别人一根手指头,更不用说打人、伤人。可是,别人却把我视为无恶不作的恶棍、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我不明白这种错位是怎样造成的,也不知道这些恶意的中伤因何而起,今天还要我背负这些罪恶的责任,承受这摧残性命的惨痛。退一步来说,即使有错,也不至于要遭此惨绝人寰的荼毒吧!更令人悲哀的是,挨了打还无处伸张,也不能伸张,这毒蒺藜还硬要咽进自己肚里去。我不知道这种悲哀到底是我个人的悲哀呢,还是社会的悲哀、时代的悲哀。

  当文化大革命像龙卷风突然降临这座大城的时候,我们被吹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后来,发动这场运动的人告诉我们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从此,“巴黎公社”就成了最时髦的词语,它像巨大的磁铁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在筹建学校革委会的时候,我们重新仔细地研读了《十六条》,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我们似乎看到了这场革命的目标,那就是要实现一个由全体人民直接选举普通老百姓去管理国家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的公社梦。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这场革命的思想精髓,同时,我也总算明白了,这个100多年前巴黎人民为之流血牺牲奋斗过的东西,在我们这里至今也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一个梦魇、一个永远的乌托邦。为了这个海市蜃楼似的梦幻,今天竟要我们付出遍体鳞伤、失去自由的代价。

  相对于这场如此浩大的革命,这点代价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个人,对于我们这些殉道者来说,这个代价却是巨大的,巨大得足以毁灭自己的一生。对于这一点我一时还未意识到,也没有作好足够的精神准备,为什么几亿人参与的大革命却要我们几个人付出代价。

  铁窗关住了自由,却挡不住光明。一缕缕阳光穿过窗棂之间的空隙射入了昏暗的牢房。天亮了。我在无眠中迎来了新的一天,同时也告别了有生以来最恐怖的一天,这一天也许才真正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这一天我领教了“痛苦”的真谛,看到了黑暗,体会了残酷。新的一天来了,我不知道痛苦会不会接踵而来。


  书生日记(3—11)
 
  二、身陷囹圄

  当啷、当啷、当啷,清脆的铃铛声传进了我们栖身的场所,“咣当”一声,铁门打开了,屋里的人默不作声地从铁门鱼贯而出,然后快步冲至水池旁边洗脸漱口。有人将放置在屋角的那个尿桶提了出来,把桶里的尿液倒进厕所,洗净后再放回原来的位置。“适者生存”,我很快就适应了这种“铁窗”生活。我紧紧跟在别人后面,迅速跑到水池边,用水泼了泼脸,洗了一下手脚,到厕所拉完小便立即返回屋里,所有的人都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屋里,门跟着又被锁上了。

  接着轮到下一个房间,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来去匆匆。我从铁门上的一个小孔往外看,想看看孟云飞他们怎么样了,可是什么也看不到,我只能在心里为他们默默地祈祷。

  等到各个房间的人都漱洗完毕后,铁门又被敲得山响,早餐开始了。屋子里的人将饭碗从铁门上的那个小洞递了出去,铁门外的人往他的碗里盛了点粥又从洞口递了进来。捧在手里的那碗粥,里面的饭粒几乎可以数得出来,喝起来淡淡的一点味道都没有。

  午餐和晚餐每人一勺子半干半稀的冬瓜饭。

  下午3时“放风”。以房间为单位,轮流到房屋中间的天井呼吸新鲜空气、活动筋骨,每个房间大约10分钟时间。

  晚饭后是洗浴时间,也是按房号轮流进行,只不过时间比早晨的漱洗稍微长了一点。

  其余时间都是在那张架床上度过,大多数人选择卧床,间或坐起一下,不久还是躺下。屋里的空间太小,如果不是有必要,很少有人会在那逼仄的过道上走动、逗留。一些人在睡觉,一些人在闭目养神,一些人在看书、写字,也有一些人在低声交谈。整个房间基本上都保持安静,没有人争吵、没有人喧哗,人们好像都认命了。

  我很快就和屋里的人混熟了,人们并没有因为我初来乍到、来历未明而有所戒备,反而一见如故,有种认同感。

  我问身边这位曾经帮助过我的小青年:

  “你是哪里的,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

  “我是22中学学生,是学校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的成员。本来学校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大家都以为可以复课闹革命了。可是,没过多久又有人在校园里重新挑起武斗。我们占据了1座教学楼,把对立派的人赶出了校园。于是,他们派来全副武装的大队人马将我们占据的大楼团团包围住,宣称我们在大楼里收藏有枪支弹药,硬是冲了上来,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却把我们全都抓到这里来了,说是来这里办学习班。”

  我知道小青年讲的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们与他们竟然殊途同归。

  “来这里办学习班?!”

  我觉得不可思议。

  “是呀,就是在这里办学习班啊!”

  显然,小青年是满腹怨气的。

  我也在心里嘀咕,这怎么会是“学习班”呢!难道要在“枪口下”、“铁窗里”举办“学习班”吗?

  “怎样学习啊?”

  我心存疑惑。

  “也不过就在这里闭门思过、自我反省而已。”

  “你进来多久了?”

  “都1个星期了。”

  “他们有来过问你们吗?”

  “没有。”

  “那他们判定你犯了什么罪,要关在这里。”

  “他们能判我什么罪呢?我既没有偷,也没有抢,更没有杀人放火,甚至连武斗我都没有参加。那天我只不过就呆在大楼里,他们冲上来,根本没有找到任何枪支弹药,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抓了来。”

  以他的真诚与坦率,我深信他讲的全是真话。还在我到这里来的前几天,我已风闻22中学发生过这件事,只不过还未来得及去调查就到这里来了。如今刚巧碰到当事人,真相大白了。

  “昨晚我刚一到这里,你凭什么就认定我是造反派,与你同类?”

  “因为只有造反派的人才会被他们打成这个样子。”

  小青年的话使我震惊,想不到他年纪小小就把问题看得如此透彻,而且爱憎竟是如此分明。


  书生日记(3—12)
 
  (接上文)

  “呆在这里的其他人又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我想尽快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便这样问他。

  “这些人的情况我有些知道,有的不知道,因为进入这里的人像走马灯似的流转得很快,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人进来,也有先来的人离去,许多人还未来得及认识就走了。各个人的情况都不尽相同,你若有兴趣不妨自己去问他们好了。我隔壁这位小兄弟就很有意思,你要他谈谈。”

  讲完之后他朝邻床那位小青年戏谑地笑了笑。

  “喂,小老弟,讲讲你的故事来听听!”

  躺在这位22中学生另一侧的小青年理着一个小平头,看上去比我身边这一位年纪更小。我试探性地问他。

  “我也没有什么好听的故事,不过觉得很好玩,讲出来大家乐乐也好,解解闷。”

  稚嫩的声音很动听,虽然音量不高,全屋子的人都还是可以听到。

  “我是46中‘老红卫兵’。”

  小青年平静地说。整个屋子悄然无声,好像都在留心倾听我们的对话。文化大革命的派性好像全都挡到铁窗外面去了。刚才22中的小青年自称“造反派”,没有人附和,也没有人反对;现在这位46中学生说自己是“老红卫兵”,同样没有人赞赏,也没有人奚落。也许是大架床抚平了人们头上的棱角,铁窗外泄入的阳光填平了人们心中的鸿沟,“派性”再也无法肆虐了。

  “你读几年级了?”

  我问他。

  “我是‘初一鸡’(注:本地习惯用语)。”

  小青年坦率地回答我。

  “你是不是也搞‘武斗’被他们抓进来的?”

  “我们搞‘武斗’他们是不会抓的。”

  “那你怎么也跑到这里来了?也是来办‘学习班’吗?”

  “说起来也真好笑。我们46中学是一所只有初中的不完全中学,学生的年龄都比较小,搞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搞,后来看到别的学校搞了个什么‘老红卫兵’,到处冲冲杀杀、打打闹闹,我们觉得很好玩,也跟着搞了一个。人家搞什么‘破四旧’,‘打砸抢’,我们也跟着去又吃又拿,好不痛快!市里发生的几次大规模武斗,我们基本上都有参加,由于我们敢冲敢打,在市里多少还有点名气呢!有许多女生也参加了我们的组织,她们和我们男生一起冲锋陷阵参加各种活动、武斗。大家都驻扎在学校的红卫兵总部,一起生活、共同战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好玩得很。大家都是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年,相处的日子一久,男女之事在所难免,我就和她们真的干上了。后来,被她们的家长知道了,硬是说我强奸了他们的女儿,叫人把我抓了起来,送到这里,也说是来办学习班。”

  小青年也算是口没遮拦了,如此难堪之事他竟能如此津津乐道,眼睛还闪烁着快乐的光华。之前我就知道46中“老红卫兵”武斗的名声很响,今天也总算见到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了。我终究忍不住揶揄了他一句。

  “那么你们就是这样搞文化大革命的吗?”

  我觉得他们的这种行为玷污了文化大革命。

  “那是你们这帮酸秀才、书呆子的事,关我们屁事!我们也不过是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所谓解放全人类的事就留给你们去做吧!你们也太不自量了,也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注:本地俗语),成天在那里吵吵嚷嚷,什么争取民主、争取自由呀!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与我一样落得个失去自由的下场。”

  我的心感到一阵刺痛,小青年虽然言语刻薄,但毕竟言之凿凿,想不到他年纪轻轻竟然如此伶牙俐齿、眼光锐利。我也无言以对。也许我的指责也勾起他联翩遐想,不容我再说,他就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了。

  “你可能比我大几岁,可是在你的人生经历中只尝试过痛苦,却不知道人生的快乐,和我比起来,白白多活了几年,太可惜了!像你这样道貌岸然、假正经,肯定不知道两性关系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用说亲身体验了。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是男儿恐怕都顶不住啦!何况我们都是干柴烈火,一碰就着。然而,大家都是自愿的,大家都从中找到了快乐,谁也不欠谁的。他们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

  毫无疑问,眼前这位小青年充满青春活力、充满迷惘的幻想,他为自己能够闯进一个未知的神秘的异性世界而感到无比的荣幸和满足,至今还回味无穷。他也在无形中告诉我们,铁窗下我们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可是,思想、言论却是极度自由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袒露自己的灵魂,没有廉耻,也无所谓荣耀。因为今日不知明日事,看不到出路、看不清前途,况且大家萍水相逢,出得牢笼相互也不会认得,茫茫人海何处寻觅。

  不过,46中小青年讲的也是事实,我确实没有过他那样的经历,没有他那样的艳遇,因此也无法体会到他的那种快乐,痴长了他几岁。但是,我无怨无悔,并不觉得可惜。


  书生日记(3—13)
 
  (接上文)

  后来,我又与一位30余岁的中年人促膝倾谈。他本是沉默寡言,是我主动找他聊起,打开了他紧闭的话匣子。可以看出他一定有不同寻常的故事。他目光阴郁,神态木然,憔悴的脸色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苍老。

  他告诉我,他是因为卷进一起命案而来到这里的。

  他说:“我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妻子、女儿和我平静地生活在这茫茫人海之中,没有过多的奢求,满足于乐也融融的平淡生活。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这天,妻子的父亲被关进了‘牛栏’,罪名是大资本家兼天主教会主教。就像晴天霹雳击毁了我妻子脆弱的神经线,从此,她恍恍惚惚、疯疯痴痴,不知所措,内心极度痛苦和恐惧。无论我如何百般劝解和开导,都毫无用处,她被吓坏了,她的精神被彻底摧毁了。那天,我下班回来,见她躺在床上,桌子上安眠药的瓶子全空了,她撂下我和女儿,自己见上帝去了。于是,我便来到了这里。”

  这是一位中年知识分子,他以无比悲怆的语调叙述完自己的故事。我为他的命运感到悲哀,对其妻子的离去感到惋惜,对其父女的处境深感同情。为此我自己也陷入了深思,霎时间觉得眼前这个龌龊空间似乎比外面的天地更洁净。一下子好像增长了许多知识、明白了许多事理。

  灾难给我的身体和心灵造成的创伤是巨大的,可是依然无法撼动我的秉性,强烈的求知欲有增无减。我诚心诚意地向周围的人学习,倾听他们的陈诉,通过他们的身世经历去窥测大千世界,感受社会寒凉。这些诡谲怪诞、闻所未闻的离奇故事就像一本阅之不尽的大书,刺激着我的神经、撞击着我的灵魂,从而减轻了我的肉体痛苦。除了聆听别人的心声,读书也消磨了我不少时光。虽然这里可供阅读的书籍非常有限,但是,我的近视眼因为没有戴眼镜,在昏暗的光线下看书相当吃力。因此,更多的时间我只能用来思索、冥思苦想。要思考的东西也实在太多了,这头过去的东西还没有弄清楚,那头新的东西又层出不穷,像钱塘江大潮似的涌到大脑里来。我本打算先弄清楚眼前的事情,想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从人世间掉进地狱里来,然后才去考虑其他问题。可是,旁人的辛酸故事又不断打断了我的思路。那位“主教”一直还在我脑海里盘旋,因为这是我不熟悉的角儿,我还从来没有涉足过这个领域,全世界那么多人有宗教信仰,而我却对宗教一无所知,显然这1课必须补上。那位借助“革命”猎艳的“老红卫兵”,是这个健康肌体上的脓包,还是不治的癌细胞,他的出现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是否普遍存在,应该如何认识这种现象……至于那位睡在我身边的善良小伙子,显然是无辜的,可是为什么也被抓进这里来。所有这些都成了我心中无法解开的结。

  几天后,那位因卷入命案而沦落牢狱的中年知识分子离开了这里,一句话也没说静静地走出了这扇沉重的铁门,谁也不知道他将走向何处。之后,那位“老红卫兵”小老弟、那位22中学的好朋友也都陆续离开了这里。他们空出的位置立即就被新来的人补上,在我面前仿佛又翻开了1本新的书。

  光阴荏苒,转瞬十几天就过去了。天天面对着龇牙咧嘴的房屋顶板,我第一次领会了度日如年的滋味,这种黑沉沉的日子何处才是尽头。和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了,没有会知道我们身在何方,简直是人间蒸发了。1个装着几件换洗衣服的挎包也是在入狱几天后才送到我的手里,大概是我母亲送来的。显然他们一直不知道我去了什么地方。

  那天早上,刚把那碗清澈见底的白粥吞下肚里,门外传来吆喝声:“书生,收拾东西立即出来!”

  听到呼唤,我惊喜交集、心头怦怦乱跳,我不知是祸是福,只能听天由命。

  在这里关押了14天,没有任何人来过问,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关押在这里,就像现在把我们叫出来,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准备把我们打发到哪里去。


  书生日记(3—14)
 
  (接上文)

  走出牢门,见到与我一齐落难的3位战友,在严密的监视下,我们默默地走到一起。同时从牢房里走出来的还有其他一些人。只见监狱四处都站着手握钢枪、头戴盔甲的人,如临大敌。在昏暗的天空下面,钢枪上的刺刀依然熠熠生辉。此情此景令人不寒而栗,显然灾难并没有离我而去,“自由”还相当遥远,前路断定凶多吉少。我们依次爬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上车后立即被喝令坐下,并宣布一律不许讲话、不准乱动。车厢里是没有椅子板凳的,我们只是席地而坐。持枪人威风凛凛地站立在车厢的4个角,高度警惕地注视着脚下的这群囚徒。

  用不了多长时间,汽车就开进了一个火车站小广场,这个火车站小广场只有1个小门口进出,四面都被围墙和楼房围住,相当隐蔽,在外面还不容易发现。我不认识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大城里还有这样一个火车站场。(编者注:后来书生再次拜谒了这个伤心地)我们被押带到广场的中央,这时整个广场已经黑压压一片坐满了人,人人都把双手举过头顶抱住脑袋,在坚硬的水泥地板上盘腿而坐,好像受刑一样。我们也只能依样画葫芦,就地坐下。我偷偷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只见整个火车站广场戒备森严,周边的大楼里、围墙上站满了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人,在灰蒙蒙的太阳照耀下钢盔金光锃亮,和闪烁着寒光的刺刀交相辉映,使整个广场笼罩在死一样的恐怖之中。围墙的转角上都极其扎眼的架着机关枪,黑洞洞的枪口虎视眈眈地对准广场上的人群,仿佛向整个广场撒下1张死亡的大网,只要广场里的人群稍有骚动,机关枪一响,谁也逃不出这张交叉密集的火力网。我提心吊胆,内心充满恐惧,唯恐有人触网,到那时血染广场,白送了吾曹性命。围墙外面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站满了看热闹的群众,真乃是屋漏更遭连夜雨,我心中愈加恐惧,尽管广场内的当事者纹丝不动,围墙外有多事者故意捣乱,那遭殃的依然是广场内的我们。我既不知道前面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龙潭虎穴,又唯恐眼前围墙内外发生骚乱,无辜受戮。坐在坚硬的水泥地板上如坐针毡,加之双手抱头、双腿盘坐的姿态实在令人难捱(编者注:本地方言),虽然天色阴沉,太阳也并不狠毒,但是,豆粒大的汗珠还是从头顶滚滚而下,是因痛苦与恐惧而冒汗。


  书生日记(3—15)
 
  (接上文)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列铁罐车缓缓驶进了这个火车站,广场上的人才依次被押上了这列密封的铁罐车。这是铁路上用来运输货物的铁皮列车,车厢就像一个又大又黑的大铁柜,见到这样的火车,很容易就令人想起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那种运载兵器的火车。除了笨重的大铁门,也还有一些换气的小窗口。上车后依旧是席地而坐,不准乱说乱动,车厢内的各个角落和大门口依旧被持枪人把守,火车开动时大铁门被锁住了。

  我们屈着两条腿盘坐在车厢底板上,一动也不能动,好像寺庙里的和尚打坐一样,用不了多长时间,两腿就发麻了,跟着全身都麻木僵硬了,虽然这时手脚没有被捆绑住,可是时间一长那种感受也好不到了哪里去,而且无处大小便,只好憋住,那种苦楚真是有口难言。我感觉又重新回到了“7.13”那个灾难降临的日子,生命再一次遭受摧残,脑袋又是一片漆黑,我不知道这种残害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这样的残害还要经受多少次。为了争取自由,我们失去了自由,为了追求平等,我们失去了最起码的平等——对生命的平等,我们也是一个人,是一个生命,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就要受到这样的摧残。

  随着火车的轰鸣,时间在痛苦中消失,就像时间在死亡中消失了一样,又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奔驰的火车有如“专列”,最后在一个乡村小站停了下来,我们终于又一次经受住了痛苦的考验。从火车上下来再转乘汽车来到一个乡村地方,这才算到达了目的地。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在何处,也不知道他们把我们拉来这里干什么。总之,我们只知道我们走了很远的路程,离开了我们原来生活的那个大城,离开了那条牛屎河、离开了那条哺育过自己的母亲河,也离开了那条神秘的南京路。


  书生日记(3—16)
 
  (接上文)

  三、潼湖炼狱

  我和孟云飞被安排在同1个生产队,钟朝与敬军离开了我们,被带到哪里去了,我们不得而知,只有灵感告诉我,他们就在邻近的生产队,同来的几百名囚犯也大概全都分散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带着我和孟云飞去见队长的人没有佩戴武器,那些押送我们过来的武装人员一下子全都作鸟兽散了,也真是来无踪去无影。

  队长还是个年轻人,一身戎装,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好一个时代的宠儿。见我们2人进来,立刻板起面孔从腰间拔出1支锃亮的驳壳枪,顺手就往桌子上用力一拍,“啪”的一声,桌子上的茶杯都被震得跳了起来。好一个先声夺人的下马威,接着厉声吼道:“你们这些杀人、放火、强奸犯好好给我听着,你们是人民的敌人,现在来到这里要老老实实进行劳动改造,不准乱说乱动。”

  我和孟云飞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是自“7.13”以来第一次听到别人对自己的宣判,猝闻此言,犹如晴天霹雳,令人椎心。以前听人说,死刑犯一听到判决会吓得屁滚尿流瘫倒下去,如今我们也体会到这种滋味了。虽然还不至于瘫倒下去,但也足以心惊肉跳了。这下我们总算明白了,原来我们是被当作死囚押解到这里来劳动改造的,成了名副其实的“劳改犯”了。

  在营房(编者注:这是书生的判断。其实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甚至几十年后他们仍然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在地图上也找不到。)门口外面的过道边缘安下1块床板,就是我的栖息处了。孟云飞则住在另1座营房的过道上。


  书生日记(3—17)
 
  (接上文)

  这里地域辽阔,一马平川无边无际,一片片水稻田连绵不断,向着冥茫的天边一直延伸下去。除了相隔很远的一簇簇营房之外,方圆左近很难见到农民的村落,甚至连无关的过往行人也难得一见。这里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稻田的耕种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老一套,用水牛来犁田、耙田,用人手插秧,用镰刀来割禾(编者注:本地方言)。因此,养牛、种菜便成了水稻之外的主要副业。蔬菜是自给自足,稻米自己当然也吃不完。

  我们来到这里时正值夏收夏种大忙季节,因此,我们新来乍到立即投入紧张的劳作。安排给我的工作主要是插秧、运秧,对于我们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来说,这也的确是一个极好的锻炼。从早上开工,到晚上收工,一天干下来,真是腰酸腿痛、精疲力竭,不过几天下来就适应了,感觉得也没那么累了。


  书生日记(3—18)
 
  (接上文)

  这天,本队的秧苗用完了,但还有1块田未插完,要到邻近的生产队去借秧苗,我正好派上了用场。在看管人员带领下,顺着没有尽头的田埂走了出去,约莫走了1个钟头,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途,才到达人家的生产队。去时肩上挑的是1副空秧篮,走起路来还不觉得怎么样。我们的先民很聪明,所谓的秧篮其实极为简便,就由两片竹板构成,撑开就可把秧苗叠上去,叠满后1担秧苗少说也有一百来斤重。这样的担子如果放在久经磨炼的老农肩上,也许算不了什么,可是我的双肩几天来被磨得又红又肿,还布满了水泡,百来斤的担子压上去,有如千斤重担。我咬紧牙关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回走。烈日当空,骄阳似火,像要将人烤焦似的。空气极其沉闷,没有一丝微风,田埂两边水田里的水也被太阳晒得滚烫,汗水很快就浸透了全身。可是不久,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顷刻之间瓢泼大雨便疯狂地从天而降,豆粒大的雨点劈头盖脑地向我砸来,密集的雨线像1面大网将我紧紧地裹在里头,连气都透不过来。那些本是湿淋淋的秧苗,经雨水浸泡后,重量成倍增加。这些尚且算是小事,令我更觉难堪的是,深度近视的眼睛,既看不清脚下的田埂何处有坑、何处有洼,也不知道这些田埂哪里宽些、哪里窄了,跌跌撞撞,吃了不少苦头。一路经过的田埂宽的地方不过两个巴掌大小,窄的地方仅如1个巴掌,甚至更小。脚踩着窄小的田埂连站都站不稳,一不小心,身体失去平衡,连人带秧跌落水田,搞得满身都是泥浆,爬起来重新叠好秧苗继续走路。一路走来少说也跌倒三四次。总算把1担秧苗挑了回来,可我也几乎虚脱闭气了。


  书生日记(3—19)
 
  (接上文)

  这里的生活和工作是按照一种极其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行的。早上天蒙蒙亮,起床号就吹响了,爬起床就要像百米冲刺那样跑到水井边洗漱,然后列队集合进行早请示,每人将“红宝书”——毛 语录捧在胸前,集体背诵毛 语录,最后齐声“敬祝毛 万寿无疆!”仪式完毕,队伍开进食堂吃早餐。我和孟云飞也各自跟在所在队伍后面参与了这个仪式,虽然只是单独站在一旁,但也倍感荣幸了。

  早餐的品种通常有包子、馒头、稀饭和咸菜,香喷喷的肉包子,让人垂涎三尺。监管人员大概也知道我们饿得慌,因为劳动量太大,每每端上1大盆放到我们面前,任由我们吃,一般情况下一个早餐我可以吃下12个包子,外加1碗粥。比起“南京路”上那1勺子冬瓜饭和数得清饭粒的白粥,这里简直是天堂一样的生活了。午餐、晚餐多是大鱼、大肉、大米饭,同时也还有馒头、青菜。也不知道真是劳动强度过大,消耗过快,还是这里的炊事员烹饪技术高超,煮出的饭菜味道可口,搞得我们餐餐狼吞虎咽、大快朵颐,忘记了身在何处。


  书生日记(3—20)
 
  (接上文)

  晚上还要学习,别人是集体学习,我和孟云飞各自在自己的床铺上看书,他们给了我们每人1本毛 语录,1本“老三篇”,让我们自己阅读。大约在9点半钟左右,还要举行一次“晚汇报”的仪式,“仪式”就在宿舍里进行,面对毛 像大家起立合唱革命歌曲,通常是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依然是齐声“敬祝毛 万寿无疆!”“祝□副 身体永远健康!”我们站在宿舍外面的过道上跟随他们进行这个仪式。10点钟左右熄灯号吹响,大家才熄灯睡觉。我在过道上睡觉,门口外边还有人站岗放哨,不亦乐乎!间或有电影队来放电影,大家便搬个小板凳到操场上看电影。看来看去多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有时也有故事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来这里不久正赶上“八一”建军节,这里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食堂加菜,文艺汇演,还有慰问团来慰问,好一番热闹。我躲在蚊帐里学习“毛 语录”,有好心人还塞了1包花生到我的蚊帐里来。


  书生日记(3—21)
 
  (接上文)

  夏收夏种不久就结束了,这里的大部分人都转入了军事训练,我和孟云飞便从夏收夏种的前线转入后勤部门。

  整个营区大概有三四个牛圈,建筑得相当简陋,只不过是用一些木桩围成1个圈,上面用茅草(或稻草)盖1个顶,将就着遮遮太阳挡挡雨。再在牛圈里面铺上一些稻草,让晚上归圈的牛不在外面乱跑而在牛圈里面休养生息。时间长了,稻草也就踩烂了,和牛屎、牛尿搅合在一起,变成了屎浆。天晴时,空气干燥,这些屎浆板结成块,硬邦邦的,还不觉得怎么样,这时正值雨季,暴风骤雨随时光顾,雨水从四面八方泼进牛圈,坚硬的屎块遇水后立即溶化又变成稀里哗啦一片,又脏又臭,见到都作呕。于是,清理牛圈便成了我和孟云飞的首要工作。其实,这种状况由来已久,在我们到来之前,这种脏活累活是由他们自己干的,不过他们装备精良,是穿着高筒雨靴进去干的。现在可好了,他们不用那么辛苦了。


  书生日记(3—22)
 
  (接上文)

  大清早进军号就吹响了,我把裤脚卷得高高,光着脚丫子,拖着个四齿耙,硬着头皮跨入牛圈,踏进牛屎浆里,那股恶臭味迎面扑来,熏得我头昏脑涨,黏黏糊糊的屎浆几乎没过膝盖。我举起铁耙用力往下挖,有点像《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一锄下去,屎浆四处飞溅,溅得我满头满脸满身都是牛粪,甚至嘴巴都有了。铁耙挖下去之后,被牛屎浆下面的稻草勾住,提也提不起,扯也扯不动。原来,在这些稀巴烂的糊糊下面,早先板结的硬块并没有完全被水化解,腐烂的稻草和牛粪纠缠在一起,所以扯不开、拉不动。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逐渐将这些稻草牛粪从硕大的板块中扯开,再将其拖到牛圈外面的空地垒起来。就这样一锄一锄地挖下去,拖出来,垒起来,直至垒得比人头还高。垒建起来的粪堆,等到其中的水份流失殆尽并蒸发干,便成了一堆堆上等的有机肥。清理牛圈的工作又脏、又臭、又累,几十平方米的1个牛圈,1个人没命地干,1天最多也只能清出10余平方米。把牛粪清除干净之后,又要铺上干净的稻草。1个牛圈从头到尾足足要干好几天才能搞好。我和孟云飞各人负责清理2个牛圈,因此,搞完1个紧接着就要搞下1个。

  这段时间我们每天晚上都是带着牛粪的臭味一道上床睡觉的,整天光着脚在牛屎浆里浸泡,那些牛粪尿的毒素渗入脚趾甲缝里头,无论你如何搓洗,即便是洗的毫无痕迹,那股臭味依然无法消除,也许是臭分子已经侵入到肌肉里面进行了化学反应了。由于长时间在牛粪尿中浸泡,脚趾之间起初瘙痒难捱(注:方言),接着溃烂流脓,幸好这项工作很快就完成了,否则后果堪虞。


  书生日记(3—23)
 
  (接上文)

  清完牛圈就去种菜。这里的活计是永远也干不完的。种菜也是一门苦差事,除了挖地、平整菜地,最大量的工作是给成长中的蔬菜浇水、施肥。通常都是施有机肥,除了使用从牛圈里沤出的堆肥作基肥外,主要是淋人粪尿。每天早晨,伴随着冉冉升起的太阳,我们就要从菜地旁边的水渠里把水挑上来浇菜,等到把满园蔬菜叶子上的露珠冲刷干净之后,放下水桶,换上粪桶走去营区厕所,在粪池中装满粪便,再挑回菜地给蔬菜施肥。记得马克思说过,劳动是严酷的,但是可以把人锻炼成钢铁。经过前些日子担秧苗的磨练,如今百把斤重的大粪,挑在肩膀上也能挥洒自如了。只是那些未经发酵的粪便比牛圈里的牛粪更臭、更恶心。

  眼见着朝阳下菜叶子上的水珠晶莹闪亮,菜地一片绿油油生意盎然,我的心头有时也会闪过一丝成功的喜悦,然而,更多的时候心底都是在黑暗中呻吟。每天晚上只有在熄灯号吹响了之后,我躺在自己的床上,才会有一种身心获得解放的感觉,一种从身体的压迫和精神的束缚中获得解脱的感觉,好像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回到真正的自我。在这万籁俱寂的黑夜,我很想让自己的思绪自由驰骋,太多的困惑压得我透不过气了,从“南京路”一路走来,心头的困惑越积越多,压力越来越大,我以为趁着夜深人静正好解压减负,无奈超负荷的工作早已将我搞得精疲力尽,倒在床上立马就呼呼入睡了,醒过来又是新的一天了。日复一日,转眼就过去了两个多月,脑子里依然一片空白,随着时间的流失日益增添的却是忧虑。这里是什么地方?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当成杀人犯?这种日子还有完没完?苦难的日子何处才是尽头?从旁人的目光中我确切的看到自己是1个怙恶不悛的杀人犯,那些目光燃烧着仇恨的烈火,显而易见这些熊熊烈火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烧到我身上。我感到危机四伏,惶惶不可终日。我曾经企图在别人的眼中寻求一点微弱的同情与理解,可总是枉费心机。我知道这些人是受蒙骗的,他们的仇恨怒火是被别人点燃的,可是播火者是谁?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散播仇恨的种子?为什么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到我们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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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2楼 发表于: 04-03

  书生日记(3—3)

  我们被带进了大门口西侧的传达室。这是一间大屋子,里面灯火通明。见到耀眼的灯光我们方才意识到夜幕已经降临。屋子里面放着几张板凳,几个表情冷漠的人坐在那里,像是值班人员,我们走进来,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两个全副武装的人把住了门口。我们被撂到这里,也不见有人来过问,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面对眼前的情景,两个多月前的一次经历在我的脑际间油然升起。当时也是钟朝开着一辆汽车,满载着“瑞金公社”战士,路经沙河大街,被无故拦截,不让通行。他们的理由是车里有武器弹药。我作为组织代表单枪匹马走去和他们谈判,经过检查后汽车放行,而我却被扣留在那座大厦里面了。在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足足被羁押了十几个小时,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人过问。根本不知道他们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时我面对的人和现在是一样的,只不过那时他们手里还没有枪。后来,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们才打电话给107中学军训团,证实了我是该校的学生,这才将我放了出来。对于丧失十几个小时的自由权,在我的心里并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我以为自己用了十几个小时等待他们来与我谈判,他们失信了,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实属正常。

  如今是不是又要重演这样的闹剧了呢?我的大脑在迅速盘旋,企图找到最佳比照。那时,事发地点远离我们学校,情况难以搞清,人家确实也不知道我们是何方神圣,把我留下以待验明正身,也算合情合理。现在,事情就发生在自家门口,军训团就住在学校里,有什么事情随时都可以与他们联系、协商,有什么必要将我们关在这里等候处理呢!此时,铁门外围观的人群还没有散去,呼喊声不断传入我们的耳际:

  “革命无罪!”

  “不准抓人!”

  “赶快放人!”

  可是这里的人却置若罔闻。显然今非昔比了。虽然事隔两个来月,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两个来月形势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虽然也感受到形势相当严峻,可就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书生,你不是认识这里的人吗?前段时间你与他们搞‘拥军爱民’活动,大家不是都熟悉了吗?你怎么不找找他们呢?”

  孟云飞带着几分焦虑与恐惧提醒我。钟朝、敬军也向我投来期待的目光。

  年初,按照中央的部署,我和另外几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代表全校革命师生确实与这里的首长签订过‘拥军爱民’公约,与这里的人有过一面之交。事到如今,也只好碰碰运气了。

  我硬着头皮对把守门口的大汉说:“能不能请你们的刘政委来一下。”语气卑恭得几乎连我自己都忍受不了。

  那人先是惊愕地瞟了我一眼,旋即就把头转了过去,一句话也没说。显然,上头对他已作了交代。

  门岗的态度是个风向标,屋子里的空气立刻紧张了起来,在这极度惶恐的气氛中我们也不知度过了多长时间


 书生日记(3—4)

  突然,门打开了,十几个凶神恶煞、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像旋风似的冲了进来,他们像猛虎下山一样疯狂地向我们迎面扑过来。我还来不及看清来者的相貌,一个冲上前来的大个子伸手就向我的眉心抓过来,手法的凌厉及准确,令我大吃一惊。只听见“咔嚓”一声,眼镜在他手里轻易就被捏碎,然后顺手就将破碎的眼镜往墙角摔了过去。这是一副廉价的近视眼镜(600度),但对我来说却非同小可,离开了它,无异变成睁眼瞎子。显然,来者深通此道。我如堕五里云雾,什么也看不清楚了。紧接着,两名大汉走过来抓住我的两只手臂猛的向身后一扭,只听见咯吱咯吱直响,两条手臂好像脱离了我的身躯,我还来不及感受到疼痛,一条大拇指般粗的麻绳已经套进了我的脖子,接着猛的把绳子往我身后一拉。几个动作一气呵成,大约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动作之娴熟,显得是如此的训练有素,以至我的第一句话“你们要干……”还未喊完,脖子上的绳子已经被抽紧,我再也无法喊出声音了。顿时之间,眼珠好像从眼眶中凸了出去,整个眼睛爆裂般胀痛,舌头不由自主地从口腔往外伸了出去,眼泪、鼻涕、口水一起涌了出来。这种感觉也许只有上吊自杀的人在蹬掉脚下凳子那一瞬间才体会得到。勒过脖子根部的麻绳在颈项后面打了一个交叉分别在两条胳膊上绕了两圈,然后再向后拉去,将扭到背上的两只手臂紧紧地捆在一起,就像绑扎一头吃人的猛兽一样一点都不放松。绳子深深地勒入脖子、胳膊和手腕。我还来不及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被人从背后整个地提了起来,然后狠狠地往地上一掼,我脸朝下摔倒在坚硬的水泥地板上。我那几个同伴也和我一样遭此荼毒,几个人像捆扎得结结实实的粽子一样被扔到了一堆。紧接着拳头、皮靴、枪托像暴风骤雨似的往我们的头上、身上打来,一下子我们就被打得完全失去了知觉。他们疯狂地拳打脚踢,像踢足球似的,把我们从屋子的这头打到那头,又从那头打回这头,打得我们在地上滚来滚去。

  我只觉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脑壳好像已经被砸破,脑浆也迸发了出来,全身的骨头都被打碎,五脏六腑全被捣毁。真的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我以为自己已经被打死了,地球随之在我身后毁灭了,太阳爆炸了,宇宙坍塌了。然而,残酷的伤害并没有因此而止息。

  后来,我迷迷糊糊觉得自己被人从地上提了起来,像拖死狗似的从屋子里拽了出来,从魔窟般的传达室拖向大院深处。这里人声鼎沸,一片喧嚣。

  “打死这些坏蛋!”

  “打死这些狗崽子!”

  “那个戴眼镜的最坏,打死他!”



  书生日记(3—5)
 
  “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地方居然还有人认识我,他们又怎么知道‘那个戴眼镜的最坏’,我怎么会是最坏的呢?现在我已经没有眼镜了,不戴眼镜了,他们竟然还能认出我来,岂不是化成灰了还是跑不掉!”梦魇中的我,大脑里升起海市蜃楼般的幻觉。

  暴风雨来得比刚才更猛烈。这里的人心中充满着无名的仇恨,几乎达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出手都往死里打,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我们全都送进地狱。被打得恍恍惚惚的我眼前好像真的走来了意大利诗人但丁,与我们携手跨进地狱之门。空中缥缥缈缈传来去年七八月间107中学“老红卫兵”的高音喇叭声:“打死狗崽子李西泽!”“杀死书生!”这是哪里呀?这里是“老红卫兵”总部吗?“老红卫兵”总部不是在107中学生物楼吗?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了?我问但丁。可是他只顾拉着我们往地狱深处走去,毫不理会我们。这里明明是107中学对面的大院,什么时候变成了“老红卫兵”总部?这里的人和“老红卫兵”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喊出的口号与“老红卫兵”喊的一模一样?看来他们要替“老红卫兵”完成未竟之事了。

  不是说“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吗?4个小绵羊似的中学生既没动口,也未动手,为什么你们却要狠狠地把他们打进地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有一条“不虐待俘虏”吗?书生们充其量也不过是你们抓获的“俘虏”,虽然他们与你们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就被你们“俘获”了。可是,你们为什么还要将这些手无寸铁的“俘虏”摧残成这个样子!屈原有过“天问”,书生只好问天了。

  殴打并没有因为书生们被打得灵魂出窍而停息。造物不能不惊叹,人的生命力竟能如此的强大,以至书生们在这样惨无人道的暴虐下还能奇迹般活下来。

  “砰”的一声,我被人从背后提起扔进了汽车车厢,其余的3人也是这样,一个一个像牲畜一样被扔进了黑魆魆的车厢,像一堆烂泥滩在那里。不过,疯狂的殴打总算暂时停息。

  汽车开动了,我们不知道车子将要驶向何方,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离开这个魔窟般的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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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1楼 发表于: 04-03

  书生日记(3-1)


  第三部 挥之不去的梦魇



  一、人生中最长的一天



  墙上的日历不动声色的告诉人们,这一天是1968年7月13日,这是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谁也看不出这一天与过去的日子有什么不同,这一天天气格外明朗,晴空万里、骄阳似火,炎炎夏日早已光临这座大城。

  晚饭后,弥漫在天空中的暑气尚未消散,人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学校大门口小广场乘凉、小憩,呈现出一派静谧安详的景象。

  我也和自己组织的战友加入了这个休闲的队伍,在门口的阶梯上席地而坐,悠闲自在、谈笑风生,尽情享受着这美好的时光。由于天气炎热,大家的衣着都极其简便,下面一条西装短裤头,上面一件白色小背心,既凉爽,又方便,既体现出年轻人的朝气蓬勃,也显示出这个时代的特征。

  就在这个时候,何勇成不知从什么地方走过来对我们说:“32中学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他们明天要下乡农忙劳动,总部(编者注:铲平‘山头’后又重新拉起的‘山头’)的一些家当没人看管,想请我们帮他们拉过来代为保管一段时间。”

  我一听,立刻明白了是什么意思。之前我们商量好联合办一份小报,为此他们备置了纸张与印刷工具之类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求助于我们。

  坐在一旁的孟云飞,还未等我们反应过来,就立刻说:“刚好我们借了交通学校的一辆大卡车,现在就停在校门口,不然我们就用这辆车去把他们的东西运过来。”讲得何等轻松啊!事实上也是这样,只不过是一件简单的、轻而易举的小事。可是,我们同时也知道,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期,校园外面的形势极为严峻,各方势力剑拔弩张,平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就像平静的海面下边,不知什么时候会冲出一条吃人的大白鲨。这一出动恐怕是凶多吉少。

  在场的各位头领一时语塞,都不吱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到我身上。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差不多两年的患难与共,彼此之间心照不宣、不言自明。在这关键时刻他们等待着我拿主意,这已习惯成自然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特点是:群众组织的“司令”一定要冲锋陷阵,而且一定要冲在最前面,这是一个既不承认“权威”又笃信“权威”的革命。不管前面如何荆棘丛生、危机四伏,“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我没有更多的犹豫,立即站起来,向着孟云飞几个一挥手,果断地说:“走吧!”带着孟云飞、钟朝、敬军和何勇成义无反顾地跨出了校门口。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书生日记 (3—2)

  孟云飞、钟朝、敬军三个一头钻进汽车驾驶室,我和何勇成也迅速爬上车厢扶着栏杆站着。汽车很快就从校门口驶上了大马路。虽然这时已是下午五六点钟了,但是天空还相当明亮,街上空空荡荡,汽车和行人都寥若晨星,偶尔遇到迎面而来的汽车,也是呼啸而过,隐约感受到整座大城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简直再现了去年这个时候的场景。

  汽车像脱缰之马在大街上狂奔,小司机们的驾驶技术娴熟,一会儿就到达了目的地。32中学的朋友们早已等候在那里了。一眨眼工夫大家便把那些简单的家当装上了汽车,不外乎是一些床板、条凳、油印机、纸笔墨之类的东西,当然还有几根抬家具用的棍棒,东西并不多,所以很快就装好,不容怠慢立即返校。当汽车拐进学校门前那条马路的时候,坐在车厢里的我们心里好像放下了一块大石头,正想痛痛快快舒一口气。突然,“嘎”的一声,一个急刹车,汽车像钉子一样牢牢地停在了那里,我和何勇成差一点儿就撞到汽车前面的栏杆上。我们回过神后,立即站起身来,往前头看去,只见几个臂缠红袖章、手持自动步枪的大汉站在汽车前面,截停了我们的汽车。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即从车厢上跳了下去。这时,孟云飞他们都从驾驶室里走了出来,正与那几个拦截汽车的大汉论理。见此情形,我立即意识到大概要出事了。来不及仔细思索,当即便吩咐何勇成赶紧离开这里跑回学校去,把我们“瑞金公社”的头头脑脑都叫来协助解决问题。这里距离107中学校门口不过二三十米,来去也要不了多少时间。与此同时,我果断地走到孟云飞面前,介入了这一突发事件,并且很快就知道了,持枪拦截我们汽车的这些人来自校门口斜对面的那个大院。这是我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也许是我们一时疏忽,最初,汽车驶离学校经过这个大院门口时,这里静悄悄的,我们不知道这个看似与我们相安无事大门里会暗藏杀机,我们真是天真烂漫、书生气十足。

  我大气凛然地对这些荷枪实弹的人说:“我们是107中学的学生,我们的学校就在这里,你们为什么要拦截我们?”两年多“文革”的磨练学会了处变不惊。

  “我们是奉命检查过往车辆的。我们怀疑你们车上有武器、弹药。”显然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我们没有武器弹药,车上装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用品、文化用品。你们可以上去检查!”够自信的了。

  两个荷枪人把枪往肩膀一挂,就爬到车厢上面去了。不一会儿又从上面跳了下来,什么话也没说,显然一无所获。

  另外两个荷枪人不理不顾一头就爬进了汽车驾驶室,紧接着就将汽车发动,打算将其开走。这时闻讯赶来的群众已将汽车团团围住,人群中大部分是107中学的学生,包括我们“瑞金公社”众头领,以及“井冈山公社”的晁涪嵩、羿扬、李西泽等人。眼看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汽车根本无法开动,这时从大院里又冲出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人,他们用枪托把激动的人群推开,清出一条通道,让汽车从大门口开进他们的大院。随后,“咣当”一声,大铁门在汽车后面关上了。我和孟云飞、钟朝、敬军也被他们带进了大门里面。被隔截在大门外的人们群情激愤,高呼口号:“不许抓人!”“不许抢车!”然而,撤退至大门里面的武装人员,很快就消失在大院里面了,任由大门外人群在呼号。人群久久不肯散去,大院里头的武装人员也不再走出大门外拦截过往车辆了。看来我们的预感还是准确的,他们完全是冲着我们这辆车来的。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10楼 发表于: 04-03

 8月1日

  按照“新一司”司令部的指示,我们“瑞金公社”部分成员今天正式搬入司令部所在地“医学院”。晚上我依然回到107中学自己的总部。见我回来,李西泽便从“天桥”走过来与我交换情况,他说:“种种迹象表明,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可能会狗急跳墙,搞兵变。听说警司已把枪发给了‘1.25’总部,但是,后来又被‘老红卫兵’抢走了。昨晚市9中武斗时,‘老红卫兵’用步枪打伤了好些造反派学生。显然,武斗已经升级,上升为真枪实弹了。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红色造反司令部’(编者注:即‘红司’)也正在策划,准备进一步采取行动。”



  书生日记(8月2日)

  晚上10时左右,“井岗山公社”大队人马从学校开拔,跟随“红色造反司令部”去执行任务。按李西泽昨晚的说法是配合“铁路总司”从“老保”手中把“北站”抢回来。

  8月3日

  晚上8点多,“井岗山公社”的人马才回到学校。据说没有按原定计划去搞“北战”,而是去市技工学校搞保卫工作,“市技”造反派在校园里面制造武器,他们在外面站岗放哨。

  8月5日

  今天是毛 第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今日刊登了毛 的这张大字报,并发表了社论。
  为了庆祝毛 的大字报公开发表,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晚上“新一司”在“医学院”召开了一个军民联欢会。“新一司”战士和部队造反派联合演出了系列精彩节目,热情地歌颂了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
  晚会结束后,“新一司”中学部命令所属各造反派组织立即出动执行任务。全体与会中学生当即全副武装(无非是长矛、木棍之类的东西),分乘几辆大卡车,冲入黑夜笼罩住的大街。起初,我们并不知道汽车要开向何方,也不知道要去执行什么任务,因为局势相当紧张,有如军事行动,事先是不能泄露出来的。我们屏气敛息,不敢吱声,任由汽车把我们带到距离“医学院”不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纪念馆”。原来,在这个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使用过、现在已经锈迹斑斑的老式步枪、短铳。这次来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拉回去武装自己,以期应付即将到来的更残酷的武斗。总共装了2、3木箱,扛上车拉回医学院总部。谁也不知道这些老掉牙的东西还能不能打得响,有没有用,也许像打狗棍,拿在手里吓唬人罢了。因为去的人太多,这些东西最后落到谁手里,我们也不知道。我和彭得玺几个“瑞金公社”的人也只不过跟着去逛了一圈。


  书生日记(8月8日)

  听李西泽说,前天夜里他们“红司”也到市公安局执行过任务,有没有斩获他没说。
  昨日,我们“瑞金公社”的邬清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军用吉普车,车子虽然很旧了,但性能还挺好。今天他把车子开来医学院大操场,让我们大伙都过了把瘾。彭得玺似乎是天才的驾驶员,一把住方向盘,车子就顺顺当当地在大操场上转了;吴利新、孟云飞好像也是行家里手。只有我笨手笨脚,坐进驾驶室,有如老鼠拉龟,不知从何下手,在邬清源手把手的教导下,好不容易在大操场兜了两个圈,也算是人生中第一次尝试了驾车的滋味。

  8月9日

  今天,传来林学院爆发大规模武斗的消息。据说,从昨晚开始,“工人赤卫队总部”、“红色工人造反总部”、“老红卫兵”的几千人就围困住林学院造反派“东方红公社”。动用了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向“东方红公社”发起猛烈进攻,三座大楼已有两座被攻陷,“东方红公社”战士困守在最后一座大楼里,危在旦夕。“红司”的增援部队无法冲进去。
  晚间,在医学院果然出现一车车从林学院运过来的伤员,从他们的伤势看来,大多数是枪伤,甚至也有被炮弹炸伤的。显然,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只是我们弄不明白,他们的枪、炮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至今仍然是赤手空拳,若是真的打起来,就只好用血肉之躯去抵挡枪林弹雨了。


  书生日记(8月10日)

  连日来谣言四起,小道消息满天飞,说什么本省北部几个大监狱有不少劳改犯逃离监狱,正朝着我们这座大城奔来。闹得这里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为了抵御逃犯的侵袭,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构筑防御工事。大家用砖头在巷子口处砌上一堵墙,留下一个仅供一人通过的口子,然后再用木头搭建成山寨式大门,由街道派人把守,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居民住宅楼也用木头、大樑堵死,只留一条小小的通道进出,由本楼居民日夜轮流值班放哨,有时夜里干脆将小通道堵死。若有陌生人到来,值班的大叔大婶就会鸣锣报警,在家的居民就会闻风而动,从家里冲出来保卫自己的家园。来者若是被认定为逃犯或小偷,往往就会被捉住,甚至将其打死。今早回校路过岳秀桥,就见到路边那棵大榕树上吊着一个死人,情景相当吓人。都说打死吊在那里的是逃犯或小偷,实际上谁也说不清那是什么人,乱哄哄的有谁去查证。这就叫“联防”。
  已经是下半夜两点多钟了,医学院上空突然响起了阵阵急促的哨子声,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有情况,而且立刻联想到林学院,是不是林学院的战火燃烧到这里来了。我们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飞也似的冲向学院大操场。昏暗的灯光下许多人已经默默地站在那里等候了,主要是医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大学生。一个命令传来,“赶快上车!执行任务!”又是一个不容探听的“军事秘密”,我们跟着他们出发了。
  汽车在廓落的街道上疾驰,转了几个弯竟然来到我们熟悉的牛屎河畔,就在107中学对开的那个大院门口停了下来。大院的大门紧闭着,连站岗的人也消失了,大院里面一片漆黑。我心里觉得很纳闷,这是一个从来都不关闭的大门,门口的两边什么时候都有两位持枪的士兵在站岗,就在我们撤离学校那天晚上依然是这样。为什么今天晚上情况会变成这个样子?正在我们疑惑不解的时候,有人设法将大门弄开了,汽车立刻开了进去,在大院中间的空地上停了下来,车上的人迅速从车上跳了下来。
  就在这时,大楼里的灯突然全都亮了起来,从大楼里传出一阵阵整齐、响亮的口号声:“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显然他们是有充分准备的。
  这边从车上跳下来的人们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是一面高呼口号,一面像无头苍蝇似的乱冲乱闯,风风火火、寻寻觅觅,可是,整个大院到处都干干净净,连片落叶都难见踪迹。
  那些早已列队站在路旁的人们,人人手中都捧着一本红彤彤的毛 语录。他们既不阻挠来者的行动,也不给予来者任何帮助,只是站在那里不停地摇曳手中的红宝书,不断地高呼口号。显然,他们是早有预防的了。我们默默地搜寻了10来分钟,没有和队列中的任何人发生任何冲突,确认一无所获之后便又默默地爬上汽车,打道回府。
  当汽车开出大门口时,恰巧遇见李西泽带着“井冈山公社”大队人马赶了过来,知道我们毫无收获,转过身来就返回学校了。


  书生日记(8月11日) 血溅长街

  武斗的形势愈来愈紧张,整个城市的空气简直像凝固起来了。前几天下午5点钟左右街上才开始戒严,这两天,中午一过,繁华的街道立即鸦雀无声,车水马龙转瞬销声匿迹,一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好像突然停止了呼吸,没有了生命的气息。
  上午,听说那位当红长篇小说的作者要来我们这座城市宣讲小说主人公的英雄事迹,我们这些崇拜英雄的革命造反派都希望亲眼目睹一下作者的风采。于是,我们这些进驻医学院的“瑞金公社”战友,便搭乘医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大客车,和那些大学生一道去飞机场迎接这位仰慕已久的作家。在机场我们一直等待到下午,都不见这位贵客降临,估计心中的偶像不会现身了,我们只好开车返回医学院。
  稍事休息就吃晚饭了,刚刚端起饭碗,彭得玺神色慌张地跑进来说:“我校‘井冈山公社’遭人伏击,被打死打伤了许多人,现正在医学院急救室抢救。”
  像触电似的,我们赶紧撂下手中的饭碗,一个箭步冲了出去。自从武斗打响以来,这一个多月,我们的神经像拉紧了的弦,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一有风吹草动,迅速作出反应。只见医学院附属医院急救室门口停着一辆大客车,车身血迹斑斑、弹痕累累,被击穿的窟窿还有丝丝火药硝烟在升腾,整部汽车的外壳被鲜血染得花里胡哨,止不住的鲜血还在四处流淌。一群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在紧张、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从车厢里、车顶上把受伤的人一个一个地抬下来,送进急救室,也有许多热心的群众搀扶着受伤者走向急救室。我们赶到现场,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立即全力投入抢救工作。
  抢救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家长、亲属也都闻讯赶来了。死者的家属再也忍不住了,他们悲恸欲绝、呼天抢地、放声大哭;伤者的亲属则屏气凝神焦虑地守候在急救室外,等待着抢救的结果。整个抢救大厅充满着悲愤激昂的情绪,一些伤势较轻的低年级学生,一边包扎伤口一边激动地高呼口号,三番五次冲出医院大厅,要去找侩子手讨还血债。“井冈山公社”的几位头领伤势都不轻,李西泽屁股上打进了一颗子弹,使得他坐也不是,躺也不行;羿扬手臂上挨了一枪,子弹尚未取出来,只好用绷带缠住吊在脖子上,身心的痛苦令其脸色显得异常苍白,愤怒在眼中燃烧。他悲愤地向我们叙述了这场悲剧的经过。
  “昨日夜间我们知道你们‘新一司’的人参观学校对面的那个院子,正想过来助你们一臂之力,却见你们急急忙忙打道回府。当时我们便认准应该光顾大院后面岳秀山下的防空洞。今天中午我们便集结了自己组织的干将,乘坐一辆大客车开进岳秀山漫山搜寻,莽莽岳秀山我们犹如大海捞针,连防空洞的门都找不到。这时,我们接到‘红司’总部的通知,要我们立即赶往机场。据说中央文革派来我市作英雄事迹报告的人在机场被人围困,命令我们前往解救。我们调转车头便奔赴机场,可是,到了机场什么人也没见到,只见‘新一司’的大客车正驶离机场,我们估计他们也是为此事而来,便尾随其后返回学校。
  当我们的车子开过纪念堂,进入德星路段时,从路边大树后突然闪出两个鬼鬼祟祟的人,举着枪高声喝问我们:‘什么人?’我们还没有弄清什么意思,车上立即就有人反问他们:‘什么人?’谁知话音刚落,‘啪’、‘啪’两枪就朝我们车上打过来了。显然是我们没有对上他们的暗号,回答错了。可是,容不得我们有一秒钟的思索,密集的子弹就从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向着我们的车子倾泻下来,枪声像炒豆子似的,噼里啪啦炸开了锅。我坐在车厢里靠前面的位置上,只觉得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车厢里一片恐慌和骚乱。突然我感觉右胳膊像被折断似的一阵剧痛,后来才知道一颗子弹射进了我的右胳膊,鲜血很快就染红了我的白衬衫。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我们就被打成这个样子,可见火力之猛烈,射击之准确。如果不是小司机赵敏生沉着、机智、勇敢,加大油门冲出火力网,那么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突如其来的疯狂袭击把你们打得晕头转向,你们在什么地方遭受伏击的,你们现在搞清楚了吗?”我问羿扬。
  “我们刚一进入他们的伏击圈,子弹就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向我们射过来。在我们汽车前进方向的左面是省政府招待所的一座大楼,子弹主要是从这座大楼俯射下来的,因此,我们爬在车顶上的人被打得最惨,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挨子弹的。我们的勇士林志强就是在车顶上被打死的。子弹从他的下巴射进来,从头顶上飞出去,鲜血顺着弹道喷涌而出,当即就牺牲了,为了文化大革命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从车顶抬下来的时候已经是血肉模糊了。这也证明了还有子弹是从汽车前方的街道射出的。此外,在汽车前进方向的右面那座大楼也有人向我们开了枪。整个伏击圈构成了一个交叉重叠的火力网,想冲出这个严密的火力网,真是九死一生。”
  林志强是“井冈山公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李西泽、羿扬的亲密战友,他的牺牲确实令“老井”的头领们悲痛欲绝。
  为了证实羿扬的叙述,小司机赵敏生也凑了过来,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当时子弹从汽车前方像雨点般向我射过来,驾驶室前的挡风玻璃被打得粉碎,如果我不是及时蹲了下来,身上不知要被打穿多少个窟窿了,即便是蹲了下来,子弹还是不肯放过我,居然在我的头顶上犁出了一条沟。蹲下去以后,眼睛看不见前面的道路,我只好盯住道路两旁的树木,把住方向盘,加大油门冲了过去,带着几十号人逃离了鬼门关。”
  这时我们留意到,小司机裹着纱布的头顶依然还渗着鲜血。
  英雄小司机驾驶着伤痕累累的汽车没有转回学校大本营,而是以最快的速度驶到医学院附属医院,这又是他的明智之举。由于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当汽车驶进医院时,又有一位名叫时经理的学生撒手人寰,离开了大家。夜里12点,经抢救无效,又死了2个,后来还死了1个,一共夺去了5条鲜活的生命。
  眼看着这些与自己休戚与共的战友一个一个从身边消失,李西泽痛恨得咬牙切齿,他斩钉截铁地判断:“肯定是‘工人赤卫队总部’、‘红色工人造反总部’和‘老红卫兵’这帮匪徒干的,我们一定要向他们讨还血债!”
  我问羿扬知不知道凶手是谁,他说不知道!
  根据从伤者和死者身上取出的子弹判断,刽子手使用的武器有手枪、自动步枪和机关枪,而且都是新式武器。伏击部署得如此周密、无懈可击;射击的火力如此集中、准确、训练有素,远远超出了一般群众组织的水平和能力,显然,凶手大有来头,不能等闲视之。

  编者注:
  如果说半个来月前发生的“七.二三”纪念堂武斗,书生们只是在远距离观战,“老红卫兵”的暴行大部分只是耳闻,而今日这一血腥场景书生却是近距离亲眼目睹了。眼看着血淋淋的伤者一个一个被抬进医院抢救室,又眼睁睁地看着被白布裹着死难学生一个个从抢救室抬了出来。虽然惨不忍睹,还是亲自见证了这一血案的发生和结果,千真万确!
  如果说“七.二三”流血事件还勉强沾上“武斗”的边,那么,今日的“8.11”死难事件就完全是名副其实的暗杀,而且是光天化日下的残杀,是古今中外都痛恨的“恐怖袭击”。枪声一响,所有勾动板机的人都成了杀人犯,都是永远受追捕的“纳粹分子”。
  人命关天,五条人命的惨案无论发生在何时何地都应该是一起大案了。然而,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极目望去,所有正规出版的“文革史”,包括各种地方志,全都没有记载这个案件,好像此事压根就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听说过有哪个凶手被抓捕归案。法律何在?正义何在?天理何在?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凶手是谁,这个案子也即将成为一个千古之谜了。


  书生日记(8月16日)

  经过几天的治疗,李西泽、羿阳等一众“井冈山公社”头领的伤势稍微好转了。今天下午他们在医学院大礼堂召开了“811”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本校各造反派组织的成员都参加了追悼会,全市许多造反派组织也派了代表来参加。那些亲历死亡险境、死里逃生的“井冈山公社”社员在会上讲述了惨案发生的经过,控诉了杀人凶手的罪行。整个会场笼罩在一种痛不欲生、悲恸欲绝的凄怆气氛之中,整个礼堂充满着嘤嘤哀泣,发言人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一位死难学生的母亲悲愤地说:“我的儿子牺牲的时候年仅16岁零10天,生命的花朵刚刚绽放,就被摧毁了。小小年纪有什么罪,难道保卫毛 的革命路线也有罪吗?”
  许多工人、外地造反派战士和解放军战士也上台发言,对死难学生表示哀悼,对杀人凶手表示谴责。
  会后还用汽车载着死难者遗体上街游行。


  书生日记(8月17日)

  武斗还在继续升级,常常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宁静的夜空总被呼啸而过的枪弹划破,有时也会传来密集的枪声和炮弹的爆炸声。卷烟厂还在酣战,总工会大楼也交上了火,港口码头的仓库发生了强烈爆炸,大火冲天,把母亲河都映红了大半边,火车站也在拼杀,枪声像放鞭炮似的,噼里啪啦。没过多久,一具一具尸体便运了过来,我们在医学院门口看着,贴在脑门上的白纸条,写着死者的姓名及所在组织。形势相当严峻,许多人想不通,离开所在组织,当逍遥派去了,我们的彭得玺也在今晚走了。
  今天,在医学院我们“瑞金公社”总部接待了两位不速之客,是两位中年人,当时他们把两个红本子递到我面前,纵使是我见多识广,也不认识眼前这些“劳什子”。原来是记者证,我觉得很蹊跷,还不等我回过神来,来者就发话了:“我们是新华社驻本地的记者。最近我军击落一架美制飞机,我们立即要赶往广西进行调查,如果没有车子,就无法完成任务了。”我一下子省悟过来,回过头来对邬清源说:“好一个邬清源呀,又说是在什么地方捡的一辆破车子,现在车主找上门来了,还不赶快把车子还给人家。千万不要误了人家的国家大事,我们可是担当不起啊!”邬清源尴尬地笑了笑,迅速将车子还给了人家。


 书生日记(8月19日)

  借助漆黑的夜色掩护,一艘满载造反派战士的内河轮船悄悄地驶离了码头,在这座大城的母亲河溯流而上。限载一二百人的轮船,如今足足挤上了五六百人。大家默默地站在船舱里、船舷上,神情严肃、不苟言笑。大江黑黢黢,江风凉嗖嗖,两岸点点灯光倒影在江水里,闪闪烁烁、江水粼粼、碧波荡漾,钢青色的天空显得那样深邃遥远。美丽的母亲河完全可以和我们想象中的塞纳河媲美。可是,这个时候又有谁有心情来欣赏如此美妙的大河风光。
  这次执行任务不像前两次,事先我们是明确的。不过,大船要驶向何方,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依然一无所知。这次行动由“八一战斗兵团”策划、领导,全市几乎所有的造反派组织都派代表参加了上午的决策会议。主持会议的“八一战斗兵团”头头,分析了当前的严峻形势,号召全市造反派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实行“文攻武卫”,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八一战斗兵团”是由复退军人组成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早先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后来平反了,现在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带领这班“秀才”往前冲。
  轮船在大江中静静地航行了1个来小时,最后在城市北郊的一个小码头靠岸停泊,几百人井然有序地就在这里离船上岸。沿着一条僻静的田间小路,队伍悄无声息地向前行进。借助晴朗的夜空透出的微弱光线,我们隐约看到道路两旁的农田、菜地、以及低矮的民房。脚下的道路崎岖不平、坑坑洼洼、弯弯曲曲、时宽时窄,有时简直就是长满青草的田埂。长蛇般的队伍就这样一脚高一脚低地摸黑走了1个多小时,当走到一座仓库大门口的时候,我们也走完了这一天。


  书生日记(8月20日)

  昏暗的路灯下,仓库门口几个站岗的士兵眼见造反派学生蜂拥而至,从容淡定、不慌不忙地举起右臂高呼口号:“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好像他们与我们早有约定,否则怎会显得如此的默契。就像半个月前医学院“东方红公社”组织的那次行动一样。不过这里不是牛屎河畔,不是营房,而是远离了市区的仓库,而且是一座规模庞大的仓库。
  仓库大门洞开,也不知道原来就是这样的,还是我们来了才打开的。几百人的队伍无声无息地从敞开的大门涌了进来,那些身穿海魂衫的士兵赤手空拳站在大门两边,注视着这些不速之客,既不表示欢迎,也不进行拦阻。只是有时涌入的人太多了、过于拥挤时才高呼几句口号,大概是作为劝阻的一种表示吧!
  蜂拥而至的人越来越多,全市大、中学校几大司令部的人都来了,工人造反派的人也来了,还有郊区贫下中农造反派的人,形形色色、泥沙俱下。一路走去,不时会遇见熟悉的面孔。本校“北京公社”的许世杰、何溪波也来了,相遇时大家只是默默地点头致意,真的是“此处无声胜有声”。
  仓库就像一个无底洞,大得摸不着边际,多少人进来都被吞噬掉。所有进来的人都缄默无言,唯恐不当的喧哗会泄露行动的秘密,以至功败垂成。我们走遍了仓库各个角落,几乎将整个仓库翻了个底朝天,两三个小时过去了,除了一些弹药,我们什么也没有看着。显然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弹药仓库,而且主要是存放重武器弹药的仓库,这些东西对眼前的武斗毫无意义,一点用处都没有。说明策划者的情报不准确,不过,话又说回来,也幸好是情报不准确,否则,这么多人进来,鱼龙混杂,后果不堪设想。时间就在我们的寻寻觅觅中过去,眼看就要天亮了,各个造反派组织的汽车陆陆续续开了进来,在这漫漫的车队里,我们见到了何勇成、孟云飞开来的两辆汽车:一辆公共汽车,一辆吉普车。之前我们已经约定,大部分人乘船从水路过来,先期到达后,把需要的东西找齐,他们驾驶汽车来接应,把东西运回去。结果我们找了半天,想要的东西找不到,派不上用场的东西满眼都是。然而,光灿灿的各种弹壳令大家爱不释手,年轻人终究抵挡不住这些宝贝的诱惑,七手八脚扛了10箱“金银财宝”放进公共汽车,然后立即启程回城。大家心中好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天亮以前,在太阳还未升起的时候必须离开这里,离开这座挖掘不尽的宝山,否则,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汽车沿着公路开了出去,起初行驶在狭窄的简易公路,后来才开上宽阔的市政大公路。孟云飞驾驶着吉普车在前面开路,钟朝、何勇成驾驶的公共汽车跟随在后头,一前一后遥相呼应。这时东方已泛出了鳞片状的晨曦,坐在公共汽车上的我正想松一口气,女战士也吱吱喳喳像百灵鸟一样开始歌唱了。突然一个急刹车,全车人都差点儿摔倒在车上。急忙往车窗外望去,透过灰蒙蒙的晨光,我们看到就在我们前进的方向,几根粗大的木栏栅把道路拦住了。车一停住,路旁就跳出几个凶神恶煞的彪形大汉对着我们大声喝问:“是干什么的?”仿佛就要重演“9.11”“井冈山公社”遭遇伏击的那一幕似的。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坐在公共汽车前头乘务员位置上的竺慧君急中生智,伸出一只手到车窗外面拍打着车身大声喊道:“让开!快让开!我们是公共汽车早班车,赶快把路障搬开让我们过去!”这是当今这个城市常见的一种情景,竺慧君学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拦路的人半信半疑,朦朦胧胧又看不清楚车上坐的是什么人,更是看不到车上载着什么东西,又怕耽误了公共汽车的行驶,很不情愿地迅速把路障搬开。刚一挪开,孟云飞毫不犹豫地加大了油门冲了过去,尾随其后的钟朝也驾驶着公共汽车跟着冲了过去。那些拦路的人好像大梦初醒,在后面大叫大嚷地追上来,可是两辆汽车早就绝尘而去了。好像打了个大胜仗,车厢里爆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女孩子们情不自禁拥抱着竺慧君欢呼雀跃。
  回到医学院驻地,大家正忙着把那10箱“战利品”卸下车来,这时,从城市的西北方向突然传来阵阵密集的枪声,我们立即停下手中的活计,竖起耳朵辨别枪响的地方。我们的心立刻被揪紧了,吓得头皮都感到有点发麻,我们刚才不是正好从枪响的地方过来吗?想起来都心有余悸。果然不出所料,没过多久,一辆辆被鲜血染红的汽车便开进了医学院附属医院。原来在我们的汽车冲出关卡之后,跟在我们后面的汽车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在那个路段遭到了伏击。枪声持续了1个来小时,死伤的人数远远超过“8.11”惨案。面对如此众多的死伤人员,我们胆战心惊,不知是天意还是侥幸,我们又一次与死神擦身而过。

  编者注:
  据当时各造反派组织的小报披露,这次流血惨案也许是本地区文化大革命中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死伤人数最终都无法准确统计出来,至今也无人正视与破解此事的真相,又不知有多少冤魂等待着超度。


  书生日记(9月9日)

  今天“新一司”举行交枪仪式,来了几辆大卡车,大学生们将他们手中掌握的武器弹药一股脑儿全都装上了汽车,我们也把那10箱劳什子装上了车。汽车在大街上转了一圈,就送到军队里去了。武斗似乎就此结束了。

  编者注:
  两本日记本都写完了,可是,“文革”并没有完结,“书生日记”也没有就此搁笔。当然,“武斗”也不是真的“结束”了。由于不言自明的原因,我们只好用另一种书写形式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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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9楼 发表于: 04-03

  书生日记(5月1日)
  军训团撤离学校已是铁板钉钉的事了,进校1个来月,说走就走,说心里话,总感到依依不舍。虽然他们只是按部就班对各个班级进行过几次军事训练,但是朝夕相处,还是建立了一定的感情。
  话别之际,征询了几位战士的意见,我问他们:“你们进校已有1个多月了,想必对学校的各个群众组织都有一定的了解吧!既然你们是来支左的,你们看我们学校哪些群众组织可以称得上是左派组织呢?”
  “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这间学校的各个群众组织都不是右派组织,至于哪个组织是左派组织,我们的看法和广大群众的看法是一致的,你看哪个组织是执行军委指示的,那个组织就是左派组织。”
  不能明言的观点,却用实际行动向人们昭示。甫一进校,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与“老红卫兵”一道去扫墓,紧接着他们的首长又在全校群众大会上公然宣称:批判“血统论”是一个阴谋。一路走来,他们为“老红卫兵”作学习毛 著作辅导报告,为他们解剖武器,直至昨晚,他们还单独与市“老红卫兵”总部派来的第三宣传队进行联欢。他们把从“老红卫兵”那里借来的房子如数交还给“老红卫兵”,而把从其他群众组织借来的房子交还给学校。孰亲孰疏,一目了然。


  书生日记(5月3日)
  有消息传来,今日凌晨以“红司”“大学红旗公社”、“大学八三一战斗兵团”为首的革命造反派在省公安厅静坐、绝食,要求为项明式的人平反。
  进驻我校的军训团于下午5时撤离我们学校。

  5月4日
  今天,“红司”“大学红旗公社”、“大学八三一战斗兵团”的静坐、绝食行动还在继续。为了扩大影响,不防碍公安厅的正常工作,静坐队伍转移到烈士陵园门前广场。
  几个公社战士竺慧君、黄小家、孟云飞回家吃晚饭,在返回学校时途经烈士陵园广场,目睹了那里的情景。回到公社总部绘声绘色地向大家描述了当时的场面,情绪激动地鼓动我们赶紧参与进去。他们说“我们要做革命派,不当旁观者。”恰好在这时,静坐现场指挥部给我们总部打来了电话,呼吁全市造反派组织支援他们的静坐斗争。
  我们二话没说,扛起“瑞金公社”大旗,拉起队伍立即从学校出发前去声援。这时,满街都是声援的队伍,就像汹涌的洪流向着烈士陵园广场奔腾。来到广场,街上的喧嚣在此嘎然而止。只见广场上静悄悄地坐着黑压压一大片学生,只有林立的红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真是名副其实的静坐啊!
  记得“大学红旗公社”曾经是不赞成“工学院红旗公社”用这种方式与《口口日报》军管小组进行斗争的,但是今天他们为什么又采取这一下策与公安厅较量呢?而且全市那么多造反派组织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他们这个队伍,内里乾坤我实在弄不明白,我只为眼前这些造反派的大无畏精神所鼓舞,奋不顾身投入战斗。和彭得玺商量后,决定让我和于为民、邾东晖三人融入这静谧的行列。
  “我们也要参加静坐绝食!”
  竺慧君、黄小家、连庆恳切地向彭得玺请求。
  “外面还有许多事要做,你们就暂时不参加了吧!”
  我婉转地劝止了她们。
  何勇成、孟云飞、钟朝也提出要参加。彭得玺一一说服了他们。
  我们仨在人群的边缘找了一方净土,然后席地而坐,正式开始了静坐绝食战斗,“公社”的大旗坚定地矗立在我们身边,陪伴、守护着我们。广场异常寂静,除了路灯的光芒,夜空也明净如洗,广场周边婆娑多姿的大榕树像坚强的卫士为我们站岗放哨。整夜都不断有新人来到我们身边,加入我们的队伍。大家都默默地相互鼓励,虽然彼此都不曾谋面、素不相识,但是大家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我以我血荐轩辕”①,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连死都不怕。

  编者注:
  ① 鲁迅诗


  书生日记(5月5日)
  不知不觉东方就露出了一线晨曦,蔚蓝的天空飘浮着片片鱼鳞般的云霞,迎着绚丽的朝霞,广场上的人们自觉地从草地上站了起来,举行庄严的仪式:我们首先向伟大领袖毛 致敬,接着唱《东方红》、《国际歌》。在广场四周负责保卫工作的学生也参加了这个仪式。
  伴随着歌声、语录朗读声,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越过广场东边鳞次栉比的楼房,跨过郁郁葱葱的大榕树,把金色的阳光倾泻到广场上,慷慨地沐浴着这群饥饿的生灵。有人站上广场中央临时搭建的讲坛,满怀激情地向全场提出倡议:“我们不仅要绝食,还应该绝水、绝盐,这样才能显示出我们血战到底的决心!”
  没过多长时间,简陋的宣讲坛便摞满了各式各样的水壶,人们用实际行动响应了倡议。不断有人走上讲坛表示决心:“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为了文化大革命牺牲算得了什么?”
  可是,骄阳却真是要和这群勇士进行较量了。虽然这时才刚刚踏入5月,但是,日上中天,骄阳似火,酷烈的阳光毫不留情地煎烤着这些倔强的生命。起初,汗水还能把身上的衣衫浸湿,不久,汗水被蒸发掉了,衣服被烤干了,身体排汗的速度比不上烈日烘烤的速度,汗水在体内干涸了。周边枝叶扶疏的大榕树不时向这些在烈日下煎熬的生灵发出强烈的诱惑,可是,没有一个人跑到那儿去寻求荫庇,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任由烈日的烤灸。
  两个最早参加绝食的学生被饥饿和烈日折磨得昏倒了,战友们立刻用担架将他们抬进了医院。一人倒下去,更多的人却站起来。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人们认识到,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决不能坐以待毙。广场上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怒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还我战友!”“血债要用血来还!”在大家强烈要求下,静坐绝食的队伍离开了广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我们顺着广场西边的道路向市中心进发。又渴又饿,连腰都直不起来,好似一群残兵败将,然而个个都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大家互相搀扶、手拉手坚定地向前进。可是,走没多远,就有人晕倒了。沿途群众见此光景,许多人都忍不住流下感动的泪水,纷纷加入游行的队列。游行队伍艰难地走过两个街口就折返回来了。直至返回广场为止,据统计共有50余人晕倒送进医院,但是,绝食队伍却从出发时的600余人增加到1200余人。
  这时,赶来声援的队伍也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广场来了,许多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带来了文艺宣传队,他们登上宣讲台向静坐学生宣传演出,让奄奄一息的战士振奋精神、忘却饥饿。解放军的宣传队也来了,还带来了开水和饼干,苦口婆心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我们诚恳地向他们说明绝食的道理,告诉他们,我们也是“逼上梁山”的,同时也谢绝了他们送来的水和饼干。
  凭着惊人的毅力,好不容易熬到太阳落到大榕树后面,可是,老天爷好象有意要和我们过不去,晴朗的天空骤然乌云密布,一场瓢泼大雨劈头盖脸地朝我们头顶浇下来,好象要把这群顽皮的生灵全都吞噬去。整个广场瞬息之间就成了汪洋大海。气势汹汹的大暴雨没有吓倒这些虔诚的殉道者,虽然附近的搂宇都可以遮风避雨,可是从始至终没有一个人离开过广场,离开过静坐绝食队伍。
  时间就这样在烈日与暴雨中逝去,夜幕又静悄悄地降临这个苦难的广场。我和我的2位战友已经整整24小时滴水不沾、粒米未进了,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从此我们明白了什么是饥饿。躺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渐渐地也感到有点支持不住了。在这漫长的1昼夜里,彭得玺、尤树林以及竺慧君、黄小家、连庆都轮流过来陪伴着我们度过这苦涩的时光,给我们带来信心和鼓励。可是,这时我的脑袋却像吹过大榕树的风一样空洞无物。我不知道这样的静坐绝食还要坚持多长时间,人的生命力是否有一个极限,在这个极限到来之前能不能取得胜利,准确地说,胜利又是怎么回事呢!所有这一切一概不清楚,脑袋一片空白。
  为了减少能量的消耗,我们只好静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书生日记(5月6日)
  时间就在我们半睡半醒的状态中悄然离去,直至远处传来高音喇叭的叫声,大家好象才从梦中惊醒,这时已是6日凌晨了。警司宣传车上的广播告诉我们,1个小时之前,中央文革向在这里参加静坐绝食的学生发来了3点指示,要求绝食学生立即停止绝食。广播一结束,广场上立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这些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造反派学生一致认为,中央文革的指示,表达了党中央、毛 对我们革命小将的极大关怀、爱护,昭示着绝食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至此我们应当无条件执行中央的指示,立即停止绝食。
  热情的解放军战士以及医学院“东方红公社”的造反派战友以最快的速度给我们送来水和食品,犹如久旱逢雨的禾苗,几杯水进口,立刻恢复了生机,顿时精神焕发。这时天已大亮,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黎明。为了向广大革命群众展示静坐绝食斗争的胜利,广场人再次举行游行示威,这时的游行队伍与昨日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昨日笼罩在人们头上的阴霾,如今一扫而光,队伍中洋溢着欢乐和喜悦,再也不会有人晕倒在路上了,我们像胜利者一样凯旋而归。
  在静坐绝食的72个小时全过程中,“老红卫兵”一直没有停止过干扰和捣乱,他们不断派出小分队试图冲击在广场静坐的人群,他们的宣传车围着广场团团转,高音喇叭刺耳的喧嚷一直没有停息过,他们的传单撒遍了广场周边的街道,极尽造谣中伤之能事,一时说我们在抢面包,一时又说我们在抢西瓜,总之绝食是假的。幸好“工人造反联合总部”的工人纠察队和大、中学校造反派纠察队一直守卫在广场四周,充当了静坐绝食学生的“守护神”,否则,在“老红卫兵”的野蛮冲击下,这些奄奄一息的静坐队伍早就溃不成军了。
  也不记得什么时候,我们的身旁出现了一面“八一中学红色造反团”的旗帜,我们好生奇怪。因为这段时间,我们的眼睛只是紧紧盯住自己的学校,对校外的情况疏于关注,更加没有留意对立派大本营的变化。我嗫嚅着问于为民“他们不会是‘老红卫兵’吧?”
  “也许是从‘老红卫兵’中造反出来的!”
  我感觉此事颇有趣味,值得一索究竟,便挪动身体,靠近他们,主动与他们攀谈。一位理平头戴眼镜的男生毫不掩饰的告诉我们:
  “我们‘八一中学’有点像北京的清华附中,是本地区最早成立红卫兵的中学,当时就有800多学生加入了这个组织,后来他们要改名为‘老红卫兵’,我们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便退出了他们的组织,建立1个新的组织——‘红色造反团’。现在我们的组织也有100多人了。”
  “据我们了解,‘八一中学’是‘老红卫兵’的大本营、策源地,估计也是他们的‘一统天下’,你们怎敢与他们分庭抗礼呢!”
  “确实如此,如今他们有700余人,人多势众,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①。而且他们根本不搞‘四大’,不屑于‘文斗’,一味热衷于‘武斗’。我们的大字报只要一贴出去,立刻就被他们撕掉,根本无法与他们讲道理。我们在学校毫无立足之地,百般无奈,我们只好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参与社会的文化大革命。”
  怪不得以往很少听闻他们的消息。为了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敬佩,我对他们说:“静坐绝食斗争结束后,我们一定到你们学校看看,向你们好好学习!”

  编者注:① 出自《庄子?盗跖》


  书生日记(5月9日)
  上午我和几位“瑞金公社”战友来到“八一中学”。这是一所崭新的、漂亮的学府,和107中学破旧的校舍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高大恢宏的学校大门矗立在一条宁静的林荫大道旁,显得格外庄严、高贵。一进校门,一股剑拔弩张的紧张空气迎面扑来,校园里到处都是被撕毁的大字报碎片,大字报栏上连象样的大标语都难得一见,一派凋零破败的景象与高大雄伟的建筑形成强烈的比照。
  我向迎面走来的一位小青年打听“红色造反团”总部所在的位置,这人一听我的询问,立刻板起面孔,稚嫩的脸上瞬时流露出一种丑陋的厌恶神情,他饱含讥讽地回答我:
  “哦,你们要找‘饭团’吗?我不知道!你们大概也是哪里来的‘饭团’吧!”
  说完哈哈一笑,扬长而去。无端被抢白,心中怒火起,正想反唇相讥,顶头又冲出几个一身戎装的“老红卫兵”,气势汹汹、凶神恶煞,拦住要检查我们的证件。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屈辱感顿时涌上心头,我真有点悔不该来,可是既然来了,就要探个究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几经周折,我们总算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这个“红色造反团”总部。所谓“总部”只有几张旧书桌,几条板凳,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用之物了。屋子里乱七八糟,报纸、传单散落满地,一派溃败逃亡前的景象,显然是常常遭受打砸所致。这时“总部”里还有几个“造反团”的人在忙碌,那位参加过静坐绝食的理平头的小伙子未见在这里,在场的这几位与我们素未谋面,无法细说。问起他们,才知道这所屋子已被“老红卫兵”打砸过几十次了,特别是近来,几乎天天都被砸,连他们自己盖的被子都被“老红卫兵”泼了墨汁。在校园里“老红卫兵”还经常用砖头、石块袭击“造反团”的人,他们实际上已无法再在学校呆下去了。
  我们很同情他们的遭遇,可是我们也没有力量去改变这种状况。

  书生日记(5月10日)
  有消息传来,5月8日晚间“铁中”、46中发生了武斗,城市上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今天中午我校“老红卫兵”突然将大量的桌椅板凳搬到他们总部上方,同时还运来大量砖头、石块,七手八脚抬上大楼的天台,还偷了学校的灭火筒一并搬了上去。安排就绪后,他们立即在学校刷出1条大标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总部门口则贴上“老红卫兵警备司令部”、“法院”的标识。
  此外他们还把“血债要用血来还!”“老红卫兵的血决不会白流!”之类的各式血腥标语贴得到处都是。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老红卫兵”正在准备武斗了。他们扬言称校外有人要来打他们,砸他们的总部,所以他们才这样做的。

  5月11日
  《十六条》明确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眼下这个城市的武斗风暴却愈演愈烈,46中、铁中、48中、32中、28中……都发生了武斗,我校也呈现一触即发的严峻局面。为了制止武斗发生,上午学校各革命群众组织召开了一个禁止武斗的大会,一致要求禁止在学校进行武斗。
  “老红卫兵”说市一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虐待46中受伤的“老红卫兵”。
  彭得玺立即前往调查。了解到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么回事,受伤的“老红卫兵”很快就转到陆军总医院去了,似乎还来不及遭受“虐待”。其余伤者还留在那里。晚上和“老红卫兵”辩论,激辩中,我们“瑞金公社”的成忠民险遭“老红卫兵”王宏生的老拳。



  书生日记(5月12日)
  一大早,我们一行几人就来到了46中学。这间坐落在大城郊外的普通中学当然无法与“八一中学”相比,可是,此时校园的场景和“八一中学”相比,那种凌乱、破败、萧飒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砖头、石块、木棒……甚至灭火筒遍布校园,教学楼的楼梯横七竖八地塞满了书桌、板凳,课室里也是这样。显然这里曾经有过一场恶斗,是一场异常激烈的恶战,大楼的墙壁都打出了裂痕。
  我们在校园里转悠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才遇到该校的1位学生,他告诉我们他不属于学校的两大派,算是中间派吧。他向我们描述了武斗当晚的情景:
  5月8日晚间,“三司”、“红司”以及一些中学“红旗”(注:指那些尚未加入上述全市性“司令部”的组织),大约六、七百人,来到46中学,和该校的“老红卫兵”打了起来。
  其实,武斗的导火索是由“老红卫兵”点燃的:5月3日“老红卫兵”刺伤了“三司”属下的46中“鹰击长空”的人,“三司”、“红司”要“老红卫兵”交出凶手和凶器,“老红卫兵”不肯,这样便打起来了。武斗的结果,双方都有人受伤,“老红卫兵”有5人住进了医院。
  我们还想进一步了解情况,希望能直接与当事的“老红卫兵”谈谈。偏巧一群“老红卫兵”向我们走过来,其中不乏受伤挂彩之人,有的额头缠着纱布,有的手脚被纱布裹住,看样子伤势都不会太重,大约是擦破了头皮,损伤了手足。我们和他们攀谈起来,这些残兵游勇一口咬定“三司”、“红司”来了1000多人,这些校外来人一进我们学校,二话没说,就动手打我们,我们猝不及防,被他们团团围住,终因寡不敌众,吃了眼前亏。我们的总部是1间平房,他们冲过来就用砖头、石块往屋里砸,有人还爬上屋顶,揭开瓦面,用标枪往里插。至于为什么会打起来,这些英勇的“老红卫兵”就避而不谈了。
  后来,我们了解到,他们还是有准备的,当外校的造反派一来,他们立刻砸开学校仓库,取出标枪向着来犯者乱捅、乱刺,打到后来,砖头、石块打完了,他们便锄开屋里的水泥地板,用水泥块继续战斗。他们也承认“三司”、“红司”受伤的人比“老红卫兵”的多。
  我们还了解到,“老红卫兵”原想血洗46中“红海燕”等造反派组织后,就冲火车上北京去。这事让“红海燕”的人觉察,抢先采取了行动,所以才发生了这场武斗。



  书生日记(5月17日)
  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云波诡谲,我们的头脑应接不暇。今天再去医学院“新一司”总部,请教这里的头头脑脑。他们告诉我们,有消息从北京传来,最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求毛 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解决他们的问题。为了配合他们的要求,北京“联动”也给毛 施加压力,公开提出要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平反。最近,这里的“老红卫兵”频频冲击火车站爬火车上北京,就是要和北京“联动”取得联系,共同为“平反”大业摇旗呐喊。46中“老红卫兵”也是为了上北京,铲除绊脚石,才引发了这次大规模武斗。据说我校的白见平带领一伙人,在10号那天冲击火车站强行爬上一趟去北京的货运列车,去了北京。铁路上有人“放水”,他们走得很顺利。
  “新一司”的这些头头是医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大学生,他们主张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做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主人,不要跟着大学生后面跑。可是,我们中学的造反派就是不争气。为此,他们曾2次为我们联络各中学造反派组织,试图发起成立全市性的中学造反派总部,可是都夭折了。百般无奈,只好成立一个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大中学校造反派总部——“新一司”,我们“瑞金公社”顺理成章地成了其一员。① 因此,这个总部也是我们的主要“消息部”。
  他们提供的消息还是令我困惑不解。许多事情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在军训团进驻学校的那段日子里,“老红卫兵”不止一次和军训团一道在学校召开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派大会,有一次还冒着倾盆大雨和军训团一起,到省体育场参加由军管会、驻军、“工人赤卫队总部”、“红色工人造反总部”、“老红卫兵”总部联合召开的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派的万人大会。对毛 制定的战略决策他们表现得那样坚信不移、忠贞不渝,对毛 制定战略部署他们也步步紧跟、坚定不移。如今,怎么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最重大的问题上与毛 唱反调。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么,这个“老红卫兵”大有来头,决不可等闲视之。

  编者注:
  ① 在此之前本校的“井岗山公社”加入了“红司”,“北京公社”加入了“三司”。


  书生日记(5月18日)
  上午和“井岗山公社”、“北京公社”、“东风公社”联合召开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控诉“三月黑风”对革命造反派的迫害。
  下午,我和本公社的战友一行9人来到“□□船厂”建在市内的专用码头,登上该厂交通船,前往这家造船厂了解那里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向工人阶级学习。
  风光旖旎的母亲河像一条宽阔的绿色飘带,向着这座大城的东边逶迤流去。在东边临近出海口处有一座巍峨的大港口,港口的码头连着两座巨大的造船厂。这些大港口、大工厂是这座城市的经济命脉,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的骄傲。1座船厂建在大江的北岸,另1座则建在一个苍葱翠绿的江心岛上,隔着浩瀚漂渺的江面,两座庞然大物遥相呼应,一座座伸展着钢筋铁臂的大吊塔在两岸眉目传情。两座造船厂都是历史悠久的大工厂,从这里驶出的万吨巨轮,早已漂洋过海。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坐落在大江北岸的这家“□□船厂”。船厂交通船在大江上航行了1个来小时方才到达工厂码头,码头就设在船厂生产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座巨大建筑物,硕大无朋的造船车间濒江而建,车间南面朝着宽阔的江面敞开,里面建有1个巨大的船坞,两条钢轨从地面一直向江水中延伸,钢轨上矗立着几层楼高的大船,许多工人在船上辛勤工作。到处都闪烁着电焊的火花,整个车间充满着机器的轰鸣以及钢铁碰撞、敲击的声音,生产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如果不是在高高的横梁上悬挂着巨幅标语:“抓革命,促生产”,很难想象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刮进了这里。
  上岸后,我们要穿越整个生产区才能走到工厂的办公区和生活区。1条市政主干道将这家船厂分成了2大区域,公路的南面是船厂的生产区,北面是办公区、生活区。我们在生活区安顿了下来,便开始我们的工作。


  书生日记(5月28日)
  掐指算去我们进厂已经10天了,虽然说不上“洞中方7日,世上已千年”,但是,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也的确瞬息万变、一日千里,留在总部的战友也三番五次催我们赶快回去。于是,我们决定明天就离开这里了。临别之际还需好好总结一下这10天的学习与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下工厂向工人阶级学习,和工人老大哥一起搞文化大革命。以往都是去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显然,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比农村开展得好得多,完全可以与学校相媲美。
  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像学校一样也是潮起潮落、几经起伏、波澜壮阔。去年八月,当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的时候,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迎来了第一个高潮,但旋即便被“四清工作队”打了下去。这里也曾经有过一次“八.三一斗争大会”,把一批革命闯将打成了“反革命”。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这些“反革命”平反,工作队随之撤离工厂。“一月风暴”刮进工厂的时候,革命群众也试图向“走资派”夺权,可是由于没有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夺权流产,军管小组进驻工厂。“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工厂的工人分成两大派,引发武斗。
  工厂的造反派和学校的红卫兵一样头脑中充斥着困惑,搞了快一年的文化大革命,始终没搞清楚到底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样的人才够得上“走资派”。不过,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依然高涨,他们相信党中央,相信毛 ,认为只要紧跟毛 的战略部署,一定能取得胜利。
  和学校现状不同的是,工厂一天都没有停止过生产,贴在墙上的生产进度表,红色的箭头总是向上蹿着,新制造的大船一艘接着一艘驶向大海。他们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从未因文化大革命而有所减少,相反,革命焕发出的热情转化为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创造出更大的物质财富。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工人阶级的本质吧!10天来我们受到的最大教育和鼓舞就在这点上。
  编者注:
  10天工厂日记从略。



  书生日记(6月25日) 农忙劳动
  经过几天的努力,一片诚心,感动了上苍,总算拉起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支农大军。上午8时从学校出发,前往郊县新塘公社小湴大队支援夏收夏种、农忙劳动。
  每年这个时候,学校都要放农忙假,组织师生到农村去支援夏收夏种,今年,党中央毛 也发出了号召,号召红卫兵和革命小将到农村去,帮助贫下中农搞好夏收夏种,为文化大革命做出贡献。可是,学校正处在无政府状态,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些革命群众组织身上了。昨日,“井岗山公社”的队伍已先我们启程了。“老红卫兵”的队伍也出发了,学校党支部的所有成员(除去2位当权派)全都加入了“老红卫兵”的队伍。
  我们这支队伍以我们“瑞金公社”的红卫兵战士为主,加上“北京公社”、“东风公社”、“延安公社”的战友,以及一些“逍遥派”学生。学校1分钱经费都没给我们,乘车的那几毛钱车票钱还是几位好心的教师凑给我们的。面对重重困难,我们信心十足,我们把这些看成是革命造反派自己解放自己的实践行动。


 书生日记(7月9日)
  中午我们从农忙劳动的小湴大队回到了学校,胜利完成了这次夏收夏种任务,以为学校会以鲜花和彩带迎接我们的凯旋,谁知眼前见到的校园却是一片狼籍,到处撒落着砖头、瓦砾,显然,这里已发生过武斗。我们不敢丝毫怠慢,大步流星地跑回自己的总部。果然不出所料,总部的大门已被砸开,里面的桌椅板凳被砸得支离破碎,各种办公用品撒满一地,再现了“八一中学”“红色造反团”总部的场景。
  “井岗山公社”的羿扬闻讯走过来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前两天才从农村回来的,一到学校就发现‘老红卫兵’在砸你们的总部,我们看不过眼,立刻冲了上去把他们撵了下来。为此,我们一位名叫李穗昆的‘井岗山’战士还被他们打肿了眼睛。”
  正说着,楼下传来阵阵嘈杂声,羿扬脸色骤变,意识到事态有变,紧张地说:“‘老红卫兵’又在打人了,赶快下去看看!”
  我们飞也似的一齐冲下楼来,只见一群“老红卫兵”象野兽般正围着李西泽撕打,他们一面疯狂地叫嚣“打死你这个狗崽仔!”一面挥舞着手中的木棍没头没脑地朝着李西泽打去。李西泽一只手护着脑袋,一只手阻挡着雨点般打来的木棍,眼看就要招架不住了;而另一位“井岗山”人莫栋良已被他们追打得跳下了“牛屎河”。正当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我们及时赶到。“老红卫兵”见对方来了救兵,而且人数超过己方,唿哨一声作鸟兽散,赶紧撤回自己的总部。整个行动轻车熟路、娴熟自如,说明他们不是第一次干这样的勾当了。
  “‘老红卫兵’决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肯定还会卷土重来,我们一定要做好防备!”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李西泽捂着受伤的面孔对我和羿扬说。
  “我们也要象他们那样构筑防御工事,防备他们的进攻!”羿扬说。
  我们“瑞金公社”总部在1号楼4楼,“井岗山”的总部在4号楼,4号楼也是4层,两座大楼紧紧相邻,构成一个直角。
  两个组织的人迅速将楼下课室里的桌椅板凳搬了出来,沿着楼梯垒起来,留下一条仅供一人通行的通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晚上睡觉前就将那狭小的通道用大门板堵死。同时还运了许多砖头、石块到天台上。

  编者注: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红五类”岂容“黑七类”觊觎他们手中的“神器”。这也许是“文革”武斗的最根本原因。


 书生日记(7月10日)
  已经是下半夜1点多钟了,万家灯火正渐渐消失在茫茫黑夜中,只有像我们这样的群众组织总部依然灯火通明,我们还在收拾被“老红卫兵”砸毁的家当。这时,窗外天台上突然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我们还来不及辨别清楚那是什么声音,“老红卫兵”总部大楼上的高音喇叭这时也突然发出高亢的喊叫:“打死狗崽子李西泽!”“砸烂书生的狗头!”“杀死李西泽!”“杀死书生!”尖厉的喊声像利剑划破了沉寂的夜空,把恐怖牢牢笼罩在“牛屎河”上空。
  “杀死李西泽!”的叫骂声已经耳熟能详、恬不为怪;“杀死书生!”的叫嚣却是破天荒第一次。正在兢兢业业工作着的“瑞金公社”战士被这突如其来的喊杀声吓了一跳,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老红卫兵”要“杀死”的不是彭得玺,不是晁涪嵩,不是羿扬①,而偏偏是这个文质彬彬的“书生”!一开始我也感到震惊,下意识地感到,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需要付出生命的关键时刻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转瞬间,我便释然了,反过来倒觉得“老红卫兵”抬举了我。
  形势如箭在弦上,容不得我们有片刻犹豫。我们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冲出总部大门,跑上天台。只见石块、砖头呼啸着像雨点似的向我们飞来,打在总部的墙壁上、楼顶上、天台地板上,有些窗玻璃已经被打碎,破碎的玻璃飞溅到各处,木板门也被砸出一个个窟窿。我们根本无法在天台上立足,借助昏暗的路灯和明朗的夜光,我们好不容易才辨别清楚那些从天而降的东西究竟出自何方。原来“老红卫兵”占据了比邻的一座教工宿舍顶楼,居高临下向我们发起了突然袭击。这座教工宿舍楼建在1号教学楼东边,之间被校园围墙隔开,咫尺之间相守相望,况且又是5层楼房,比我们总部所在的这座1号楼还高出1层。从那里向我们抛掷石块、砖头得心应手、易如反掌,我们反击难度很大,投鼠忌器,搞不好砸毁教师住宅,罪责就在我们了。为此,我们劝阻了李中朝、何勇成等小同学提出的反击要求。
  正当我们在天台观战之时,楼下又响起了攻楼的呐喊声。原来“老红卫兵”也懂得“孙子”的“声东击西”。他们一面从教工宿舍楼向我们总部发动“炮击”,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一面从楼下发起冲锋,攻打我们的大本营。他们使用了从学校体育室抢来的2支汽枪,已经打到4楼的楼梯口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了还击,从防御工事的通道,把石块、砖头砸下去,从而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他们不甘心失败转而攻打4号楼“井岗山公社”总部,结果同样败下阵来。回过头来他们又来冲击我们,如此来回折腾,把整个地区搞得鸡犬不宁。一直鼓捣到凌晨4点多钟,警司来了,才暂时平息。
  天亮之后,这些鏖战了一个通宵的“老红卫兵”勇士们余威犹存,他们一群群、一伙伙围坐在1号楼、4号楼门口,寻衅滋事、撩蜂剔蝎,对进出的造反派战士恶言相向,围攻谩骂,以期再次挑起武斗。我们也算忍辱负重了,对他们的挑衅置若罔闻,避免了无谓的冲突。

  编者注:
  ① 如此恶毒的叫嚣,用“派性”是解释不通的,这里发泄出来的是一种刻骨仇恨。“老红卫兵”凭直觉知道,“书生”反对“血统论”,锋芒所向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


  书生日记(7月13日)
  连日来“老红卫兵”不断挑起武斗,而且愈演愈烈,昨晚攻楼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今天早晨。天亮之后,他们一如既往,继续在大楼门口撩事斗非①,而且越发凶恶、张狂,进出的造反派战士,他们见到就打。
  教学楼里没有自来水,清早起来,竺慧君和连庆提着水桶到大楼外面的水龙头取水,一群在大楼门前游弋的“老红卫兵”男女好像猎豹窥伺到猎物,猛扑了过来,横行无忌抢夺她们的水桶。面对突然袭击,竺慧君、连庆奋起抗争,终究寡不敌众,打不过这些蛮佬②、悍妇。眼看自己的战友受人欺凌,岑本义愤填膺,单枪匹马冲入重围,要把被抢去的水桶夺回来。突然,“啪”的一声枪响,一颗罪恶的子弹射进了岑本的后脑勺,他强忍疼痛,扭回头来,看见“老红卫兵”桑岗风正对着他的汽枪枪眼还在冒着白烟,他情不自禁地用手摸了一下后脑勺,只觉得粘粘糊糊的,满手都是血。我和彭得玺听到枪声,立即飞也似的从楼上冲下来,只见岑本已经倒在地上,我们赶紧将他扶起,搀着他回到自己的总部,一面叫人请来校医,把血止住,把脑袋包扎好。
  此情此景是可忍孰不可忍,李西泽、羿扬走过来和我们共商对策,一致认为不能再姑息养奸、让暴徒继续逞凶了,应当给予他们足够的教训。于是,我们当即联合组织了二、三十个体魄健壮的同学,手持木棍一齐冲到那些正在作恶的凶徒面前,狠狠地把桑岗风等几个武斗分子教训了一顿,并把他们从1号楼门口赶回到他们自己的老巢。

  编者注:
  ①② 本地方言。


 书生日记(7月14日)
  下午,军训团一位姓巴的副团长带着几名军人来到学校,召集两派组织头头开会,要求停止武斗。两派签定了停止武斗的七条协议。“老红卫兵”象征性地拆除了他们总部天台的一些工事,交出了2枝汽枪。我们造反派这边除了一些砖头、石块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武斗工具,因此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交出的。军训团见状,即时就把“老红卫兵”交出的2枝汽枪返还给他们,以示公平。
  然而,从汽枪射出的那颗罪恶的子弹这时还埋藏在岑本头上,把汽枪发还给他们,是不是要鼓励他们继续作恶?一粒小小的铅弹令中弹者痛不欲生,而凶手却逍遥法外,不要说如何处理,甚至连道义上的谴责都不曾有过。我们不忍见战友被痛苦煎熬,再次请来校医,恳求他为岑本取出那粒子弹。就在我们“瑞金公社”总部用旧书桌拼成的“床”上,校医为岑本注射了麻醉药,动了一个小小的手术,割开头皮及薄薄的一层肌肉,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将那颗绿豆般大小的铅弹钳了出来。幸好岑本的头骨坚硬,子弹没有伤及骨头,如果子弹射入骨头,校医也无能为力了。子弹取出后,疼痛才渐渐消除。


 书生日记(7月20日)
  这几天,学校里的武斗似乎真的平息了,可是,学校外头却打得不亦乐乎,整座大城呈现出狼烟四起的景象。
  或者是本校那群“老红卫兵”打手总算领教了本校对立派的利害,不敢在校内恣意妄为了,加上停战协议墨迹未干,暂且收敛一下吧!可是,他们并没有停止在校外胡作非为。据传他们成立了一个暗杀队,目标首先对准本校造反派的几个头头,估计也少不了我。
  昨日,我们“瑞金公社”一位名叫刁剑杰的战士回家路过“工人赤卫队总部”大门口,被盘据在那里的我校“老红卫兵”的“小白脸”(外号)认了出来,这个恶棍立即纠合了10几个党羽将他打成重伤,并抢走他的书包。今日捎回口信,告知要在家养伤,我们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又有传说,前天晚上“老红卫兵”再次砸了“工联”①总部,和造反派工人大打了一场,把“工联”总部砸得支离破碎、满地玻璃、瓦砾。
  今天早上,华侨糖厂的两派工人组织也打了起来,据说还使用了步枪,打死了一名“工联”战士,打伤一位解放军战士。

  编者注:
  ① 本地区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书生日记(7月23日)
  鉴于当前日趋紧张的武斗局势,下午我们勤务组的几位成员聚集总部研究对策,大家才刚落座,何勇成、黄桀雄就神色慌张地冲进来报告:“纪念堂外面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武斗!”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何勇成情绪激动地说,“据说今天下午本市各造反派组织准备在市体育场召开追悼大会,悼念前天华侨糖厂死难的‘工联’总部工人,而‘老红卫兵’正好也准备下午在纪念堂召开市总部成立大会。中午12点多,各工人造反派组织的队伍开始向体育场方向进发,当队伍行进到纪念堂东侧的如意路时,遭到了早已集结在那儿的‘老红卫兵’的突然袭击。‘老红卫兵’占据了如意路周边的纪念堂、政府大楼和第20中学教学大楼的制高点,居高临下用砖头、石块猛烈地向着这些手无寸铁、毫无防备的工人砸下去,行进中的工人队伍顿时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这些还沉浸在哀思中的工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蒙头转向,被打倒在地了还不知道是祸从天降。一阵‘狂轰滥炸’之后,‘老红卫兵’手持长矛、匕首,以及削尖了一端的水管像猛虎下山似的扑向溃散了的工人队伍。”
  说到这里,黄桀雄抢过何勇成的话头接着说:“我们刚好路过那里,目睹了‘老红卫兵’的野蛮兽行。他们七、八个人围住一个工人肆无忌惮地殴打、杀戮。我就看到一个‘老红卫兵’用长矛径直刺向一位工人的腹部,然后拔出来,鲜血象喷泉一样随着拔出的长矛喷射了出来,顷刻就染红了整条马路,被刺工人应声倒下,另一个‘老红卫兵’还嫌不够,跟着冲上前,用匕首插入已经躺倒在地上的那位工人的胸膛,顺势往下一拉,把肚皮都划开,肠子都流出来了。如此残忍的场面,我都吓得不敢再看下去,真的是惨不忍睹啊!他们把纪念堂变成自己的据点、大本营,抓住造反派工人就拉进这个据点,听说抓进去的工人都被他们活活打死,有的是用绳子吊死。
  “后来,造反派工人的增援部队来了,‘老红卫兵’赶紧爬上纪念堂屋顶,揭起纪念堂屋顶的琉璃瓦继续往工人头上砸,许多工人试图冲进纪念堂里营救被抓进去的伙伴,结果被打了回来。”
  陆续从外面赶回来的钟朝、孟云飞证实了他们的说法,并补充说:
  “后来,军队来了很多人,拦住了企图冲进纪念堂的造反派工人,不让他们冲进去。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武斗还在继续。听说被打死、打伤的造反派工人不计其数。”
  突发信息令我们感到震惊、愤慨,我们不顾一切地奔赴出事地点。只见几百米的如意路,以及相邻的德星路、齐福路依然人潮如涌,石头、砖块从头顶飞过的呼啸声、厮杀声、呐喊声,以及呻吟声混合在一起,振震天动地,显然武斗仍在进行。大批手持木棍、臂缠“工人赤卫队总部”袖章的人冲到了纪念堂门前,和军队汇合在一起护送满身血污的“老红卫兵”迅速撤离纪念堂。“工联”总部的造反派工人眼巴巴地望着刽子手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并消失在暮霭之中,留下血迹斑斑一片狼籍的大街在夜色中呻吟。

  编者注:
  这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这座大城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这里的文字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也许失于片面,但至今尚未见过与此相左的记录。


 7月24日
  107中学的“老红卫兵”参加了昨日纪念堂大屠杀,据了解持刀杀人的凶手有梅光明、魏胜利、严厉、冯晋官等一大批人。今天,他们的家长纷纷来校认领自己的子女,把他们带回家。凡参加过昨日武斗的“老红卫兵”再不敢在学校露面了,一小部分没去武斗的人,回校时也要手持长矛、腰别匕首,全副武装,不久他们也在学校消失了。


  书生日记(7月25日)

  上午“井岗山公社”、“北京公社”、“瑞金公社”以及学校的其他造反派组织在学校大门口小广场举行了追悼大会,悼念“七二三”大屠杀死难的造反派工人。为了防范“七二三”惨案重演,参加集会的人再也不敢赤手空拳了,人人都手持木棍、铁棒,随时准备迎接“老红卫兵”的突然袭击。
  下午又在省体育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追悼大会,全市的造反派都全副武装赶赴会场。
  “工联”代表在会上悲愤地呼吁:“既然‘联动’式的‘老红卫兵’已经举起了屠刀,杀害我们造反派战士,我们再不能那样天真烂漫,任由他们宰割。这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流血的政治。我们要按中央文革首长指示的那样‘文攻武卫’,立即行动起来,才能保住已经取得的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才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誓死捍卫毛 的革命路线,捍卫中央文革。”
  悲愤的人群用震天动地的口号声回应了工人造反派的号召。
  下午5点钟以后,街上就自动戒严了,商店关门、食肆停业,公共汽车也不走了。十里长街静如鸦雀,一个行人都不见,偶尔之间会有1、2只老鼠从下水道里冲出来,冲过荒芜的街道,消失得无影无踪。偶然之间也会有1、2辆装备严整的吉普车呼啸而出,带着杀气,带着恐怖绝尘而去。位处中山路的医学院是造反派的大本营,医学院门前的整条马路便成了造反派的势力范围,一到这个时候,对立派就再也没有人敢打这里经过了,连一代枭雄似的“老红卫兵”也不敢轻易造访这些地方。在“工人赤卫队总部”、“老红卫兵”控制的路段同样是这样。整个大城都笼罩在武斗的恐怖之中。


  书生日记(7月26日)

  “老红卫兵”完全撤离了107中学,自此107中学以及附近路段完全成了造反派的天下。为了防备“老红卫兵”偷袭,“井岗山公社”和我们“瑞金公社”都加固了原有的防御工事,在1号楼和4号楼之间从天台上搭了1座人行天桥,将两座大楼从空中连接了起来,以便发生情况时互相支援和照应。晚上都安排人员值班放哨。“红旗公社”的几位干将还冲入生物楼,把“老红卫兵”的老窝给砸了。
  这几天军训团拼命拉中间派学生搞军训,(我们都没留意军训团是什么时候进驻学校的)他们还是希望按班级进行军事训练,他们也曾经来我们总部,做我们的工作。
  下午全市造反派在市体育场召开了1个欢迎谢□□副总理、王□同志胜利返京的群众大会,“老保”们也在省体育场召开了类似的大会。我们未参加。


  书生日记(7月27日)

  “新一司”正式批准我们“瑞金公社”成为其司令部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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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生日记(4月1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军训团牢记毛 的教导,不是下车伊始就发号施令,而是分头深入各个班级、各个革命群众组织,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今天,军训团两名战士来到我们“瑞金公社”向何勇成了解情况。何勇成兴致勃勃向他们介绍了这个红卫兵组织的基本情况,讲述了这个组织的成长历程、战斗经历,以及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为了宣传自己,少不了自吹自擂、虚张声势。但也是八九不离十,决不是“天方夜谭”。
  两位年轻的战士认真地听取了何勇成的介绍,还时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一点东西。他们只是听,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书生日记(4月3日)
  今天是星期一,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星期就要开始军训了。原来通知上午军训团要到各个班级调查研究,后来,据说要执行紧急任务,便改变了计划。
  中午,我们也接到紧急通知,初三级以上各年级民兵紧急集合前往市人民体育场开大会。
  体育场与我们学校不过一山之隔,转瞬之间我们就来到体育场大门口,眼前的情景令我们为之振奋,只见一排排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冒着倾盆大雨整齐有序地屹立在广阔的绿茵场上,身上的绿军装早已被雨水浸透,他们好像浑然不觉。
  出发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今天这里究竟要开什么会,只是如此气势却是未曾遇过。大会在大雨中正式开始,原来这里召开的是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解放军首长、工人、贫下中农的代表都发了言,红卫兵代表的发言更不用说是直接点出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名字,还说他是中国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激越、高亢的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激荡着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好像要与暴风雨的喧嚣一比高下。
  大会结束后在军队的带领下进行了示威游行。

  编者注:
  这次大会理所当然地载入了本地史册。
  从日记可以看出,“书生”是被卷入这个历史旋涡的,然而他是心不在焉的,语气中还流露着调侃的意味。



 书生日记(4月4日)
  今天军训团总算又分头下到各个教学班了。
  下到我们班的是两名战士,一位是参军3年的老兵,之前他来过我们“瑞金公社”总部,何勇成接待了他。另一位是刚入伍不久的新兵,据说这个新兵将派到我们班当排长(编者注:每1个教学班为军训的1个排)。苗仪桐、田家杰向他们介绍了班上的情况。这段时间以来他俩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转向了李西泽,并向着他的“红旗公社”靠拢。
  虔诚的苗、田2同学非常认真地向来访者讲述文革以来班上发生的事情,可是“言者有意,闻者无心”,这两位“钦差大臣”对我的这两位同学的讲话漫不经心、心不在焉,总是左顾右盼而言他,而且一直自说自话、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询问:
  “班上存在哪些主要矛盾?”
  “你们对‘老红卫兵’有什么看法?”
  “你们与‘老红卫兵’之间存在什么矛盾?”
  不言而喻,他们不过是上情下达、鹦鹉学舌。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军训团似乎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这间学校只有“老红卫兵”一个群众组织,或者说“老红卫兵”是这间学校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其他组织都是无足轻重、不值一提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虽然那位老兵去过我们“瑞金公社”,还进行过座谈,如今对我们的这个组织也视若无睹、犹如虚构。
  座谈会开得很别扭。


  书生日记(4月5日)
  本来答应今天继续开座谈会,刚巧今天是“清明节”,学校“老红卫兵”要参加其市里总部组织的扫墓活动,军训团便也临时改变了计划,取消了原定的座谈会,和“老红卫兵”一道扫墓去了。


  书生日记(4月6日)
  被耽搁的座谈会延续至今天上午进行,只不过是老调重弹、毫无新意。
  下午军训团召开了初中二年级以上的全校师生大会,这次是指导员作报告了。他在报告里进一步阐明军训团来校的目的与任务是:“响应毛 的号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帮助学校搞好大联合;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班子……”
  这位指导员继续说:“通过几天的座谈、调查、研究,我们知道了学校里哪些组织是要整顿、巩固和发展的,比如‘老红卫兵’,他们人数众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就属于这一类组织;而哪些组织要撤销、解散,相信大家也是心中有数、不言自明的。我们要学习延安中学的经验①,但也不一定照搬他们的具体做法。”
  最后他郑重其事地宣布:“反动血统论是早已批臭了的东西,现在再提出来批判,那是一个阴谋!”

  编者注:
  ① 所谓“延安中学的经验”,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等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关于天津市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给北京军区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
  三月七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写了批语: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250页

  猝闻此言,真是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我不禁打了个寒颤。还是在他们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就说过,要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反动血统论。这是我对当前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的看法,说到底也只是我个人的思想认识。如今,照此君的讲法,这种意见竟成了“一个阴谋”,这样一来我们岂不是成了“阴谋家”、反革命了!再说,把其他所有的群众组织全都解散,只留下一个“老红卫兵”,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真是不寒而栗。
  我本能地感觉到这是冲着我来的,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我愤然离开会场,茫然地走向大街。幸好街上的气氛与我的心情形成了强烈的反照。这里已一扫前段时间的沉闷空气,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全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辩论“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篇文章是香花还是毒草。说它是大毒草的主要有“大学红旗”、“工学院红旗”等群众组织,他们认为“颠倒”(编者注:指上述那篇文章)是指向中央文革的大毒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信号弹”。
  而“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红色工人造反总部”以及“老红卫兵”等组织的大字报、大标语则声称“颠倒”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香花”。
  大街上的热烈气氛暂时驱散了笼罩在我心中的阴霾,我把那位仁兄的讲话也暂且撇到“爪洼国”里去了。我看到街上有篇大字报写道:有人用军队的名义来压制群众运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北航红旗发表声明:“大学红旗”、“八三一战斗队”是革命左派;“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红色工人造反总部”、“老红卫兵”是大老保。我获得了同感,受到了鼓舞。看来是冲出学校的时候了。


 书生日记(4月10日)
  上午,军训团主持召开了一个全校师生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的动员大会,副营长作动员报告,号召全校师生行动起来,批判刘□□,批判黑《修养》。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到要和学校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我觉得这种讲法和《人民日报》的精神有出入,产生了怀疑。
  高三(3)班有许多男生在李金荣(曾经是校筹委会成员,主持过批判工作队执行的资反线大会)的带领下,造反,不参加动员大会。
  在广大革命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军训团和学校领导小组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安排下午时间让大家外出串联。
  市中心的大字报又是焕然一新,大字报的言辞尖锐、激烈,许多大字报直接对军管了的省、市机关报提出尖锐的疑问:“为什么‘省革联’被压下去之后,斗争的矛头没有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四大’不能很好地开展,而出现了‘红海洋’?”“为什么有许多革命的群众组织重新感受到强大的压力?”“为什么中学文化大革命出现夭折的征兆?”
  有人说,这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逆流。
  我觉得这些都说到我的心坎上了,只是由于形势发展得太快,还来不及认真思考。
  夜里12点多,有消息传来,在市中心中山五路、大东门、华侨补校发生大规模武斗。据说“老红卫兵”用木棍殴打“三司”的人,制造了流血事件。据传凶手打人后逃进了市军管委员会,而其他人则被挡在了大门之外。
  这是“老红卫兵”挑起大规模武斗的先声,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编者注:
  书生产生过怀疑,并留意李金荣的造反行动,说明他并没有盲从。



 书生日记(4月11日)
  我们天天都要阅读的那份《□□日报》,平时都是上午9点钟左右就来的,今天不知为何中午都过了,还不见报纸的踪影,我们好生纳闷。恰好这时有消息传来,这家报纸又被封闭了。为了探个究竟,我们立即赶往报社。
  沿街的大字报海洋中最引人注目要算“工学院红旗公社”对《□□日报》提出的四点要求:撤换《□□日报》军管小组;在《□□日报》上展开对“颠倒”①的批判。
  报社门口被潮涌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工学院红旗公社”的人紧紧地把守着报社的大门,阻断了汹涌的人流。保护了在大门里面静坐的学生,据说这些“工学院红旗公社”的学生从昨晚就开始在这里绝食静坐了。宣传车上高音喇叭的声音划破了整个大城的夜空,好像要唤醒这座沉睡的城市,他们反复告诉人们事件的原委:《□□日报》篡改《人民日报》的指示精神,放了许多毒,尤其是在报道昨日省体育场大会情况时,歪曲了大会的精神。为此,我们提出了4点要求,并于昨晚派出代表与报社军管小组进行协商谈判,至今尚未见到结果。
  我们总算多少了解到一点情况,感到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迅猛,我们决不能隔岸观火、置之度外,尽快投身到革命潮流中去。回来之后立即成立一个“义和团”战斗队,连夜走上街头,到中山五路贴大字报、刷大标语,支持“工学院红旗”的革命行动。

  编者注:
  ① 指上述那篇文章


  书生日记(4月12日)
  我们这个千年商都不愧为一座不夜城,凌晨时分正当我们在大街上干得热火朝天时候,街头的高音喇叭突然叫了起来,兴奋的播音员向着被霓虹灯辉映得通明的夜空播放了一个重大消息:中央文革小组对《□□日报》事件表态啦!中央文革来电指示:驻《□□日报》军管小组不能撤换,革命造反派要维护解放军的威望。如果革命群众有意见,可以让革命造反派代表参加报纸版面的工作;同时,中央文革也指出“颠倒”是错误的,应在报纸上展开讨论与批判。
  中央文革的这个指示是昨晚22时发过来的。
  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后,我们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拉起队伍向《□□日报》社挺进,加入了欢庆胜利的人流。
  天亮后,有消息传来,驻本地区最著名的那所大学的军管小组公开表态,支持“大学红旗公社”和“八三一战斗队”,称他们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是左派。
  晚上,彭得玺带着几个人走访了军区,那里的接待员对他们说:“省、市军管小组的负责人是由中央指定的,是真正的左派,不容怀疑。但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四点指示,我们不理解,不知道‘颠倒’错在什么地方,因为军区早先已肯定了这篇文章。对本地区那所著名大学的‘红旗公社’和‘八三一战斗队’的看法,我们与驻校军管小组不同。”


  书生日记(4月15日)

  下午和几位战友探访了“大学红旗公社”。这里的人旗帜鲜明的告诉我们:“‘工人赤卫队总部’、‘红色工人造反总部’和‘老红卫兵’是‘保字号’组织,‘颠倒’是毒草。但是,我们不大赞成‘工学院红旗公社’对《□□日报》采取的那些做法,应该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我们主张采取调查研究的方法和策略。当初我们整第三号走资派材料的时候就曾经采用过这种方法和策略,那个时候我们是提着脑袋去调查他的材料的,好是惊险啊!结果,在北京的批斗大会上,第一、第二个上台发言的就是我们的代表,第三个才是北京大学的聂□□。”
  他们在讲述自己走过的道路时,充满了自豪感。他们也坦诚地检讨了自己过错:“我们也犯过不少错误,例如在‘省革联’问题上就栽过了不小的跟头。当时,我们中了走资派的奸计,不知道他们耍的是一个假让权真反扑的花招,在还没有真正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进行夺权。而且,在‘1.22’夺权之后不是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带领革命群众对走资派进行斗争,而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群众,冲击了军区领导机关,冲击了广播电台。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惨痛的教训!”
  我们敬佩这些大学生的造反精神,也赞赏他们勇于自我批评的品格。总算对“省革联”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


 书生日记(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

  上午我们组织了一次“瑞金公社”红卫兵活动:走访省军管委员会。
  在军管会接待站,我们首先向接待我们的军管会工作人员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凝结在我们心中的困惑。这位老练的接待员听完我们讲述后,并没有急于为我们释疑解难,而是要我们先谈谈对形势的认识,以及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的看法。然后他才阐明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大好的,但是,由于本地区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阶级斗争异常复杂。当前,这里有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阴谋。
  对本省、市实行军管是中央的意思,黄永胜、陈德是中央信任的,这里没有谭震林式的人物,军管是好的。
  他认为“工人赤卫队总部”、“红色工人造反总部”、“老红卫兵”、“大学红旗公社”……都是革命造派组织,不能说哪个组织是什么“保守组织”。
  他还说,本地区取缔的那6个反动组织、非法组织(“八一战斗兵团”、“战士歌舞团千钧棒”、“中大红旗工人赤卫队”、“珠影东方红”、“五湖四海造反总部”)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是不能平反的。


 书生日记(4月17日)
  学校的军训正式开始了。上午高中部学生队列训练后,全部集中到1号楼5楼礼堂听课,由军训团高中部负责干部给大家讲课,内容是批判反动血统论。他根据元旦社论精神,以及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大意,从理论上对反动血统论进行了批判,然后号召我们从这个星期开始在全校掀起一个批判反动血统论的高潮。同时他也强调,批判血统论的矛头对上不对下,不能把批判的矛头对准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小将。
  对于这第一堂军训课,我们觉得好生奇怪。刚好在10天前,在这同一个地方,也就是这个礼堂,同是这个军训团,那位指导员站在讲坛前向全校师生员工庄严宣告:“现在提出批判反动血统论是一个阴谋!”大有摧枯拉朽的气势。为何今天又说要在全校掀起一个批判反动血统论的高潮!如此戏剧性的变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书生日记(4月18日)
  上午部队一首长来说,由于战备的需要,军训团可能要撤走。据说本市不少学校的军训团已经撤走了。

  4月19日
  下午和战友们前往医学院“东方红”公社听调查报告。街上贴了许多新大字报,传达了周总理昨日在本市作的指示内容。周总理说:本市的三面“红旗”(“大学红旗公社”、“工学院红旗公社”、“医学院红旗公社”)是左派组织;而“工人赤卫队总部”、“红色工人造反总部”、“老红卫兵”是接近保守组织。还说“八一”中学要解散,要分化瓦解“老红卫兵”。认为“第一声春雷”是闷雷,不响,不能提倡。
  我们看了感到欢欣鼓舞。
  但是,街上也出现了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说什么周总理下车伊始就乱下结论,随便就认定哪些组织是“左派”,哪些组织是“保守组织”。怎么能够说那些组织是“保守组织”呢!他们怀疑周总理有问题。我们看了极其气愤。立即返回学校写大字报、大标语进行反击。
  当我们重新走上街头刷大标语的时候,街上已贴出了许多新的大字报、大标语:“不准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攻击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书生日记(4月22日)
  上午学校又召开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大会。大会进行中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小插曲:“钢杆红旗”的李西泽提出要与“红教联”辩论,双方吵得不亦乐乎。后因正南进操控住扩音器,阻止了这场转移大方向的辩论,才使批判大会得以顺利进行。
  下午,“钢杆红旗”、“东方红大队”、“义务兵”、“井岗山红旗”、“金猴”……以及我们“瑞金公社”等十几个所谓造反精神较强的群众组织在以前的“牛栏”召开会议,提出要将全校的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会上“钢杆红旗”又提出要整“红教联”,我们表示反对,会议不了了之。
  据说晁涪嵩前天已从拘留所放了出来。
  晚上听说医学院“东方红公社”要传达总理的讲话精神,放下饭碗我们就急急前去。
  大约7点来钟,医学院大操场已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高音喇叭的呼喊声响彻大操场的上空,在整个大学校园回荡。赶来听传达报告的人早已填满了大操场的各个角落。就在这个时候,只见一支支打着“工人赤卫队总部”、“红色工人造反总部”大旗的队伍高唱着“造反有理”歌,像潮水一样涌进大操场,浩浩荡荡、势不可挡。面对这些倏然而至的不速之客,“东方红公社”的组织者无可奈何的说,看来今晚的传达报告大会是开不成了,少不了会有一场大辩论、大骚乱。既然如此,我们也不愿惹事生非,与彭得玺商量后,我们决定退出会场打道回府。殊不知这时大门口已被蜂拥而至的人流完全堵死了,汹涌的人潮像洪水一样漫溢到校门外的大街,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从何处冒出来的,交通早已中断,打道回府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只好顺其自然、静观其变了。
  人群中不断发生骚动,一群群工人围住一两个大学生,推搡拉扯、呼么喝六,气势汹汹,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①。
  我试着问一个挤到我身边的工人模样的人: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啊?”
  “不知道!”他坦率地回答我。
  “我们要和‘大学红旗公社’、‘八三一战斗队辩论!”
  另一位工人这样回答我。
  我们觉得莫名其妙,怀疑他们是否找错了门,这里是医学院,不是□□大学,简直是南辕北辙了②。可是,那些满载工人的汽车依然源源不断向这里驶来,还不知道何时方能终结。
  学院武装部办公室被密密匝匝的人群围困住了,里面不断传出拍桌子、打板凳的声音。“东方红公社”总部也被包围了,许多人挤拥着拼命往里冲,几个大学生把守着大门不让他们冲进去。于是,争吵便在门口进行。
  “你们为什么抢我们的宣传车?”
  “工人赤卫队总部”的人气冲冲地质问医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大学生。
  “你们的宣传车在哪里?”
  大学生反唇相讥地回敬他们。
  “医学院‘硬骨头兵’是我们‘工人赤卫队总部’属下的组织,他们的宣传车就是我们的宣传车!”
  “他们辩论不过我们,把车扔在街上就跑啦,车子是我们医学院的,我们将它推回学校,这也算抢吗?”
  “就是抢!你们立即把车交出来!”
  “为什么要将车交给你们,你们又不是我们医学院的人。”
  “你们再不交出来,有你们好看的!”
  双方越吵越激烈,空气中充满着火药味,随时都可能爆炸。一位戴眼镜的大学生无意中用手碰了一下对手的脑袋,大学生正想说声“对不起”,谁知话还没说出口,就听见“砰”的一声,一记响拳已经狠狠地打到他的脸上,眼镜被打飞了,眼镜片被打得粉碎。打人凶手是个理平头的大汉,他并没有就此放下屠刀,退出屠场,而是趁势带着一帮恶棍冲进了“东方红公社”总部。这群暴徒像出笼的猛兽,张牙舞爪,开始对“东方红公社”总部进行肆无忌惮的打砸抢。只见他们抡起椅子、板凳疯狂地砸向玻璃窗,砸向书柜、办公桌、油印机……屋子里所有的东西好像都与他们结下了深仇大恨,都成了他们泄恨、摧毁的对象。大学生们奋不顾身地阻止他们的暴行,终归寡不敌众,眼巴巴看着国家财产毁于一旦。一个“娄阿鼠”③似的家伙,企图趁火打劫,乘乱扯断电话线,抱起电话机就往外逃,几名大学生见状追了上去,跑过几座楼才将电话机夺回来。
  旗开得胜之后,这群匪徒乘胜前进,跟着又去砸“东方红公社”总部属下的“115师”战斗队队部。幸好“115师”队部是钢窗,他们的威风难以得逞。砸碎了玻璃却划伤了自己的手,这又给他们挑起更大规模武斗找到了借口,他们硬说是“115师”的人用刀砍伤了他们,武斗随之升级。混战一直持续到下半夜一点来钟,警司来了十几卡车的人,才平息了这场武斗。许多大学生被打伤了,两名工人也流了血——被玻璃划破的。
  我们从头到尾目睹了这场大规模的武斗,据称“工人赤卫队总部”、“红色工人造反总部”足足来了1万多人。由于事件发生得太突然、太迅猛,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只能当旁观者。

  编者注:
  ① 引自《红楼梦》第三十回。
  ② 也许他们预见到34年后发生的事情。2001年后这里真的称为“□□大学”。
  ③ “娄阿鼠”是昆曲代表性作品《十五贯》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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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生日记(3月1日)
  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复课闹革命的指示,紧跟毛 的战略部署,学校教师组织“东风战斗队”向全校各个群众组织发出邀请,希望大家相聚一堂,共商复课闹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多数群众组织都派出代表出席了他们召集的会议,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明日召开一个全校性的群众大会,批判学校党支部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通过这种形式把全校师生吸引回校,进行复课闹革命。
  正当与会代表们全情投入、热烈讨论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闯进了会场,高声报告:
  “我校‘老红卫兵’带着一帮校外人马,手持铁棒、水管、铁钳等凶器冲进了校园,要去砸李西泽的‘红旗公社’总部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喧嚷的会场戛然而止,与会代表愤然冲出会场,挡在了暴徒们面前。
  “你们想干什么?”
  面对杀气腾腾的暴徒,各群众组织代表义正词严、厉声喝问。
  “我们要砸烂李西泽的‘红旗公社’总部!”
  “你们凭什么砸革命群众组织的总部?”
  “李西泽支持‘省革联’,带领‘红旗公社’的人冲击军区,他们是一群‘黑七类’、‘狗崽子’。李西泽的父亲又是电影制片厂‘东方红公社’的头目,在电影制片厂里横行霸道,欺压我们‘红五类’。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砸他的总部!”
  一位头戴绿军帽,腰扎武装带的“老红卫兵”如此狂妄地叫嚣。
  显然,他们要把社会上派别斗争的烈火烧进我们学校,看来学校再也不会是平静的世外桃源了。
  “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坚决反对你们到我们学校来进行武斗!”
  闻讯赶来的革命师生将这伙凶徒团团围住,眼看寡不敌众,这一小撮暴徒只好灰溜溜地退出了学校大门,一场一触即发的武斗在正义面前止息了。
  然而,这事留在我心中的却是串串纳闷:“老红卫兵”是一个全市性的组织,据说还与北京的相关组织丝来线去、关系密切,照理他们的消息是通天的,他们的神经也是异常敏锐的。当初他们和“省革联”几乎是同时在这个大城、在各间学校发动夺权,大家都号称自己是造反派,把不同观点的其他群众组织都打成“保皇派”。他们彼此好似同一战壕的战友,又像同一条藤上的两个瓜。怎么倏然之间就反目成仇、兵戎相见、拳脚相加,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把这个昔日的盟友吃进肚里。并以一贯正确、唯我独尊的面貌成为打击“省革联”的急先锋,而且还如此的凶狠、刻毒。
  还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更大的事情又降临了这个大城。
  中午时分,有消息传来,上午,飞机在这个大城的上空撒传单了,我们都感到震惊。不久,我们“瑞金公社”的战友便把从街上捡到的传单带回了总部。这是一份省军区的“布告”。“布告”向全市人民宣布“□□战斗兵团”是一个反动组织,立即给予取缔。
  “布告”罗列了“□□战斗兵团”的各项罪状:这是一个由地富反坏右分子为基本骨干组成的反动组织;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到处抢劫、行凶、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他们以夺权为名包围了□□区党委办公楼,夺取了□□区政府的权;在他们掌握了权力的□□区里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还盗窃党和国家机密,与境外的特务组织取得联系,干尽了坏事。因此要坚决取缔这个反动组织。
  据了解,我校教师老洪井就是这个“□□战斗兵团”的成员,他还在学校成立了“□□战斗兵团107中学战斗队”,并以这个组织的名义写过一些大字报。
  我们感到事关重大,为了弄清情况我便和于为民、古铁军、梁苏华走访了省军区。在那里证实了传单中的内容,我们对军队的说法深信不疑,觉得对这种干尽坏事的组织确实应当取缔。我们表示坚决拥护省军区取缔“□□战斗兵团”的行动。


 书生日记(3月2日)
  全校师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今天上午如期在学校大操场召开,大多数群众组织都拉着队伍进入会场,许多不常见的“逍遥派”面孔也浮现在人群中,从而给会场增添了几多热烈的气氛。
  许多受过迫害的教师都走上台来控诉这条罪恶的“资反线”,批判学校党支部执行“资反线”的错误。出人意料的是今天的大会,“老红卫兵”的几位头目竟成了耀眼的明星,他们跃跃欲试、轮番上台,揭露学校党支部书记申震东在和他们一起担任学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职务时如何搞“经济主义”,如何用经济收买的手段腐蚀他们这些革命青年,篡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这些鲜为人知的内部情况确实起到了哗众取宠的效果,全场听众为之哗然。
  然而,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揭露、批判申震东的罪状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他们真实的打击目标却是我们“瑞金公社”。见不得人的丑闻尚未完全曝光,他们就迫不及待将话锋转向我们,倾尽所有的恶毒言语对准我们,把我们“瑞金公社”说成是死保党支部的“保皇派”,将所有的污泥浊水泼向我们头上,企图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变成群众斗群众的派性大会,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断送刚刚有点起色的大好形势,从而报昨日的一箭之仇。
  我们识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为了顾全大局,我们对他们的无耻挑衅没有当即给予回击,拉起队伍退出了会场。
  下午,又有好消息传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今日接管了省公安厅、市公安局。
  我们知道公安厅、公安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省革联”制造的“1.25事件”,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对公安部门实行军事管制是非常必要的、十分及时的,我们坚决拥护解放军接管公安厅、公安局的革命行动。
  街上的报喜队伍又敲响了锣鼓。


  书生日记(3月3日)
  清晨,习惯早起的彭得玺像往常一样打开总部大门,眼前的情景令其大惊失色,只见两条触目惊心的大标语贴在总部大门两侧:1条是“打倒申震东!”,另一条是“打倒保皇派!”。门口通道的地面上也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大标语:“保皇有罪,罪该万死!”、“保皇派死无葬身之地!”……整个楼道几乎都被这些恐怖的大标语封死。
  如此密集、猛烈的炮火显然发自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摸摸、无声无息、神不知鬼不觉,以致我们惊醒之后都觉得蒙头转向、不知所措。
  就像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昨日群众大会上“老红卫兵”的疯狂形象立即浮现在我们眼前。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已经忍辱负重、退避三舍,他们为什么还要紧追不舍,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事。这时,沉寂已久的楼下校门口小广场忽然间沸沸扬扬、吵吵嚷嚷。我们从窗口往下一看,只见一大群人正围着观看1张大字报,除了这张大字报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大标语。人们边看边高谈阔论、拍案称奇。
  大字报用了怵目惊心的标题:
  “揭开《瑞金公社》死保申震东的内幕”
  并列举了4大罪状:
  1、《瑞金公社》的主要头目彭得玺、来国强、高锋等3人去北京串连是党支部给开的证明。
  2、彭、高等人经常到申震东家接受黑指示。
  3、申震东对彭、高封官许愿,答应日后让他们上大学、高中,介绍他们入党。
  4、彭手中抓着申震东的揭发材料,但就是不肯交出来。
  大字报甫一贴出,“老红卫兵”、“红旗公社”就如逐臭之夫桴鼓相应,纷纷刷出大标语、贴出大字报,为之鼓噪,为之呐喊,投井下石、助纣为虐,欲将我们“瑞金公社”置于死地而后快。
  暴风骤雨似的袭击把我们大家都搞得懵头转向、惊慌失措。我们知道“老红卫兵”亡我之心不死,一直都把我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昨日还在大庭广众羞辱我们。可是,今天这些事,显然不是他们一手挑起。李西泽和他的“红旗公社”也算是见利忘义、恩将仇报了。前天,为了保护他们的总部免遭“老红卫兵”暴徒打砸,我们奋不顾身、仗义执言。想不到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痛,才过了两天就翻脸不认人了。当然,看上去他们也不像是始作俑者。那么,此事究竟是何人所为?痛定思痛,彭得玺搜索枯肠在冥冥中寻找这个冤家债主。因为大字报抖出的是他的私密,我不知内情,爱莫能助,无法帮他排忧解难。虽然当初外出串连,包括我在内,都是经申震东首肯,由党支部开出证明。可是,大字报并没有把我列入它的黑名单。显然,此人与他们3人关系密切,是与他们3人都过从甚密的朋友,如今这个丧门星“食碗面反碗底”①了。他把高锋抬举成这个组织的头目,说明他并不真正了解这个组织,只是高锋的哥们,在这一点上他露出了马脚。彭得玺稍事排查,就把这个晦气包揪了出来。
  原来,这出恶作剧真是彭得玺、高锋的哥们谈德昇一手炮制的。这位谈德昇是高锋初三(2)班的同窗好友,他们臭味相投、无话不说、堪称莫逆。平时读了一些中国古典书籍,只是一知半解,大有怀才不遇之感,也不屑于文革,梦想一日“隆中对”。瞅着彭得玺、高锋稍有闲暇,便拉着他们谈古论今、评头品足,俨然一个不吃人间烟火的化外之人。彭、高又毫无城府,毫不设防,谈到兴时,天花乱坠,什么东西都倾囊而出。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眼见着彭、高们搞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而自己却沦落江湖无所事事,心中油然升起一种说不清、道不尽的失落感,思前想后,想出这一损招,以期一夜窜红全校。

  编者注:
  ① 粤语俗话
  我尾随彭得玺、高锋前往探视这位世外高人。在一个偏僻的楼梯间,我们见到了蛰居在这里的谈德昇。想不到如此窘迫之地,竟然藏龙卧虎,真所谓“大隐隐于市”啊!
  这时,他正在那儿与他的那班损友弹冠相庆,梦想着“天将降大任于斯”。见到我们他还嘻皮笑脸套近乎,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彭得玺强压怒火冲着他喊道:
  “谈德昇,你给我出来!”
  只见他讪笑着慢悠悠地走了出来,一边走一边还漫不经心地用手摸着脑袋瓜子。彭得玺把他拽到一个角落,压低嗓门厉声质问他: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
  “是的。我只不过是想开开玩笑而已,何必那么认真!”
  “你说得倒轻松,老弟,这是政治斗争啊!不是小孩子玩泥沙,能开玩笑吗?我被你害得好惨啊,亏你还笑得出来。”
  “这样一来你不是更出名了吗?”
  “我本来就已经很出名了,不需要你再给我造成这样的名声。你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自己出名。现在可好了,你谈德昇的大名响彻云霄了,你还想怎么样!”
  “我是化外之民,对你们的这些什么政治斗争根本就不感兴趣,出不出名对我又有什么区别!”
  这位狂人狷士眼前虽然蜗居一隅,但他并没有远离硝烟弥漫的战场去做“逍遥派”,他只不过是在陋室观天,等待时机。“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①。如今,他以为时机已到,要出山了。这里他说的不过是违心之言。
  “我不想听你的废话,你必须为我挽回名誉损失!”
  知己知彼的彭得玺容不得他为自己狡辩。
  “那你要我怎么办?”
  “你必须立即写出新的大字报,郑重声明,你之前写的那些东西全都是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翻,并对受害之人表示赔礼道歉。同时,另外写出公开申请书,申请加入‘瑞金公社’红卫兵,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澄清事实。”
  谈德昇如释重负,满口答应彭得玺提出的要求。

  编者注:
  ① 《红楼梦》第一回



  书生日记(3月5日)
  谈德昇不折不扣地按照彭得玺的要求去做了,彭得玺也信守诺言,跟着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开宣布,将谈德昇及其伙伴全都吸收进“瑞金公社”,从而迅速平息了这场熙熙攘攘的闹剧。谈德昇也适得其所,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了彭得玺的高参与智囊,如鱼得水,尽展才华,不再怨天尤人了。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开过了,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申震东本来也想站到前台,联络各群众组织实现复课闹革命,可是,她刚一出声,就被这样的批判大会吓了回去。“老红卫兵”又有意转移斗争大方向,挑起群众斗群众;没料到半路还杀出个程咬金,谈德昇跳出来胡搅蛮缠,纷纷扰扰折腾了几日光阴,如今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趁着这难得的间隙,昨晚回家换洗衣服、取些生活费,我已10多天未回过家了。
  今天一早回校,立即约了几个同伴前去走访军区司令部。一路上看到许多大字报,有1份是刚刚贴出的警备区司令部“布告”,“布告”宣布解散“电影制片厂东方红公社”。“布告”称它是一个不合法的组织。由于它冲击电台、冲击军区,干尽了坏事,所以要对这个组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还看到另1份“公告”,宣布对“大学红旗公社”的几位首恶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军区司令部大院围墙的外墙上,“省革联”冲击军区时留下的大字报、大标语还依稀可见。诚然,当时贴上去的那些东西,如今大部分都被洗刷去了,有的则被新的东西覆盖住了。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请罪书”、“悔过书”。在“向毛 请罪”的大标题下,有“□□大学东方红公社”、“电影制片厂东方红公社”……的“请罪书”,所有这些都是“省革联”所属的骨干组织所作所为。这些懊丧的忏悔与隐约可见的豪言壮语在这堵斑驳陆离的围墙上相映成趣、妙趣天成。
  在“电影制片厂东方红公社”的“请罪书”里,这些昔日的勇士信誓旦旦地承认“冲击军区”、“冲击电台”是错误的,自己犯了方向性错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错误的根源是由于自己没有学习好毛 著作,满足于过去取得的成绩和立下的功劳,躺在以往的功绩上睡大觉。他们也表示决心改正错误,重新回到毛 的革命路线上来。
  我们觉得这不是在承认错误,而是在评功摆好。然而,不管他们是自怨自艾也好,自不量力也罢,他们确实是噬脐无及了。就在他们昨天贴出的这份“请罪书”旁边,宣布其灭亡的警备区司令部的“布告”赫然在目。“布告”是今天刚贴上去的。至此,我们明白“省革联”没戏了。
  路过省委机关大院,我们了解到从今天开始这里也实行了军事管制,外界人士不得进去串连、看大字报了。


  书生日记(3月10日)
  “省革联”在不知不觉之中销声匿迹了,喧嚣一时的大街也归于沉寂,关于“省革联”的大字报、大标语再也难觅踪迹。我们本也拥护对“省革联”采取的行动,可是,今天当“省革联”真的消失了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却反而觉得愈加沉闷。我们看到,已经敛迹潜踪多时的“鬼见愁”,像不散的阴魂重返街头倘佯,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原先我们以为“省革联”与“老红卫兵”同穿一条裤子,是一丘之貉,当会一损俱损,如今却彼消此长,确实不可思议。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不失时机堂而皇之又登上了学校大字报栏。霎时间天空仿佛乌云密布,大地飞砂走石、黑风飕飕,千钧巨石从天而降压在了我们的心头。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此时此刻我们多么希望伟大领袖毛 拨开乌云,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


  书生日记(3月11日)
  上午,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校作报告,向全校师生讲述“二、八事件”①前后经过,阐明他们对“省革联”的8点看法,分析了本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以及关于复课闹革命的问题。

  编者注:
  ① “省革联”冲击军区。

  3月15日
  下午,我们“瑞金公社”组织全体成员开会讨论关于建立学校文化大革命领导机构的问题,解放军、市复课闹革命指挥部派代表参加了我们的讨论会。
  鉴于目前学校文化大革命发展的状况,我们认为还不具备成立学校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为使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健康发展,还是要建立一个临时的领导机构,否则很难将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继续进行下去。本应3月1日开始的复课闹革命,如今半个月过去了,竟然是“泥牛入海杳无消息”。我们不能不记取这个教训。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像中央指示的那样,在条件不成熟的地方,通过各群众组织协商,先成立临时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俟条件成熟后再建立革命委员会。
  然而,由于这个“临时领导小组”不是通过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的,而仅仅只是几个群众组织协商成立的,它无法代表全校广大师生员工的利益和意见,因此,这个“临时领导小组”不能成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它的主要职责是筹备成立学校革命委员会。
  参加会议的解放军代表也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
  有消息说,晚上文昌路派出所要组织召开批斗晁涪嵩的群众大会,我们立即前往参加。
  赶到会场我们才知道,是我们搞错了,这里批斗的不是晁涪嵩,而是“□□战斗兵团”的另一个头目。这家伙也显得非常顽固,对群众的批斗,他不屑一顾,当别人揭发他的罪行时,他只是轻蔑地冷笑。可见,敌人是不打不倒的。后来我们又听说,下星期才批斗晁涪嵩。
  今夜看来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整个大城早已沉浸在锣鼓喧天之中。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时在今天成立了。


  书生日记(3月18日)
  大清早就有人打电话通知我们,今天上午八点钟在文化公园召开斗争反革命分子晁涪嵩大会。
  还不到八点钟,我们就赶到了文化公园,这时,文化公园大门口早已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中大部分都是晁涪嵩所在学校107中学的学生,足有二、三百人之多。隔着严实的大铁门,这些中学生踮着脚尖跷首以望,对校友的关切全写在了脸上。
  “为什么不让进去?”
  人群中有人提出质问。
  “他们说只能让教师和职工进去,学生不能进去。”
  大门外不知是谁这样回答。
  “为什么?”
  学生们不满意这样的答复。
  “上级指示,今天大会的对象不是学生。因此学生不能进去。”
  大门里面传出这样的声音。
  “有什么道理要这样做!我们派两位代表去和你们谈判如何?”
  大门外的学生提出这样的建议。
  “不行!”
  大门里头的人断然回绝了学生的合理请求。
  “不讲道理!”
  不满的人群开始骚动,朝着大铁门推挤,时而将大铁门冲开,但立即就被里头的人顶了回去,将门重新关上。
  “你们不要挤,再挤就把你们抓起来!”
  里头的人威胁说。
  可是,外面的学生对这样的恐吓根本不当一回事,反而挤得越发厉害。这时从大门里面冲出两员彪形大汉,象老鹰抓小鸡似的将挤在最前面的我们“瑞金公社”红卫兵战士何勇成抓了进去。
  “不准抓人,赶快放人!”
  挤在人群中间的我见到自己的人被抓了进去,愤怒地提出抗议。人群中随之也响起一片宏亮的抗议声。过了一会儿,他们只好将何勇成放了出来。但是,接着他们又将挤在前头的另一名“瑞金公社”红卫兵战士黄桀雄拖了进去。大门外的人真的被激怒了,他们齐声高呼:
  “不准抓人,立刻放人!”
  守门人干脆将大门的铁锁锁上,任由大门外的人声嘶力竭,他们充耳不闻,无动于衷。时间就在呼叫声中慢慢淌过,许多人嗓子都喊哑了,眼看进去参加会议无望了,人们开始逐渐散去,大门外也渐渐沉静下来了。可是我们却怎能跟着离去呢,我们还有战友被抓了进去。也许是见到人群逐渐散去的缘故,守门口的人答应我们再派一名代表进去和他们交涉,于是,何勇成再度踏进公园的大门。
  他们把何勇成带到公园北部边缘的公园派出所,之前被他们抓进来的黄桀雄也在这里。
  一位派出所领导模样的人对何勇成、黄桀雄说:“我们召开斗争反革命分子大会,你们却企图冲击会场,扰乱会场秩序,这是非常错误的行为。你们只有好好认识错误,写出检讨,我们才放你们出去。”
  “你们斗争的人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们也不过是来了解一下情况,才要求参加会议,你们却不让我们进来,还抓我们的人,这不是我们的错,而是你们的错,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检讨。”
  何勇成很不服气地回答他们。
  “你们既然不承认错误,那就在这里呆着吧!”
  “你们无权扣留我们,请你们立即放我们出去!”
  “砰”的一声,何勇成的话未讲完,门就被猛的一下关上了。何勇成、黄桀雄被关在派出所里出不来了。
  我们站在大门外等来等去都不见他们出来,心里非常焦急,但又想不出什么可行的法子。孟云飞说:“附近派出所,我有一个熟人,不如请他来帮帮忙。”
  于是,他迅即把这位朋友请来,带着我俩来到公园派出所。
  这里的人见是同行,只好摆出友好的恣态说:
  “今天斗争的是‘□□战斗兵团’的重要头目,根据警备司令部侦察到的情报,今天会有‘□□战斗兵团’的妄命之徒冲击会场,劫走罪犯。因此我们做了充分准备,防范于未然。后来,看见真的有好几百人围住了公园大门口,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怀疑是‘□□战斗兵团’的人来劫场了,立即向警司作了报告,他们指示我们不能让大门外的人进来。我们当然就不放你们进来啦!而你们又在大门外吵吵嚷嚷,你推我挤,乱烘烘的,我们怕事态发展下去不可收拾,才把你们的两个人抓了进来。现在既然讲清了情况,你们就把他俩领回去吧!”
  我们见他们的态度还算是诚恳而且答应放人,也就作了简单的自我批评,承认自己不了解情况,乱冲乱撞,也有不对的地方。
  这时斗争大会早已结束,参加斗争会的人也早已散去,我们只好向派出所的人打听晁涪嵩到底犯了什么事。
  “晁涪嵩的问题是偷和抢,不过他不承认,非常顽固,现正在公安局九处劳改。”
  派出所的人这样回答了我的询问。


 书生日记(3月19日)
  随着警备区司令部的2份通告上街,我们似乎又嗅到了阶级斗争硝烟弥漫,真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第1份通告宣布:“五湖四海”红色造反团是一个全国性的非法组织,应该立即解散。
  通告说:这个“五湖四海”红色造反团是由一些在外地串连的中学生组成的,其总指挥部就设在我们这个城市,同时在全国许多省、市都设有分部。他们在本市和各地对抗中央指示,干尽了坏事,因此应予立即取缔。
  第二份通告则宣布:“老□军”总部是非法组织,应该立即解散。
  通告说:所谓“老□军”,实际上是一些蜕化变质分子和被赶下台的干部,他们纠合在一起成立了这个组织。他们对党不满,干了许多坏事,因此宣布立即解散这个组织。
  这两份布告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书生日记(3月20日)
  为了响应党中央、毛 关于大联合、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全校师生纷纷返回学校,走进自己的班级课室,共同商讨复课闹革命的事情。
  我们班也不例外,有20余人回到了课室。大家坐在一起交换意见,交流思想,认识到“大联合、复课闹革命”是大势所趋,是文化革命的大方向。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临时的领导小组,领导全班同学搞好自己班里的复课闹革命。经过酝酿、磋商很快就选出了一个“临时召集小组”,这个“临时召集小组”由石晨曦、黄建文、红桂云、肇汝谦(班主任)4人组成。蔡淳一提出把白见平也选进这个小组,我立即表示反对。
  据了解,其他各班都不约而同这样做了。
  整个学校同样也要选出这样的临时领导小组,领导全校的复课闹革命。
  下午在4楼礼堂各个群众组织的代表和军队代表召开了一个会议,进行了“临时领导小组”组成人选的提名。“北京公社”提了何溪波的名,我们表示反对,而我们提的成忠民也遭到何溪波的反对。这样,我们“瑞金公社”就没有一个人能选上。仝芝全提出无论如何也要留给“瑞金公社”1、2个名额。
  会议不了了之。


  书生日记(3月21日)
  上午,我们“瑞金公社”进行了整风运动总结,选出了新的“勤务组”,为了培养接班人,这次选出的人都是非高三年级的学生。
  下午将学校领导小组的缺额补齐了。学校的3个红卫兵组织宣告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实现了形式上的大联合。
  晚上,在市三十六中学召开批斗晁涪嵩的群众大会。这次的大会不再像上次文化公园那样戒备森严了。也许是觉得“□□战斗兵团”已经分崩离析,再也没有力量前来劫场了吧!或者认为在他的总部所在地开批斗会比在其他地方更安全。
  久违了的晁涪嵩被带到台前,看上去他脸色苍白、精神憔悴,头发也乱蓬蓬的,似乎很邋遢,但是,两只眼睛却炯炯有神,放射出一种桀骜不驯的光芒。
  批斗会主要由其总部人员上台揭发批判他的罪行。其罪行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条:
  1.使用非法的手段,偷、骗、抢,攫取了许多不义之财,如自行车、油印机、钉书机、纸、笔、墨……等等;
  2.强行霸占学校接待站变作自己组织的总部。
  3.为其地主分子的父亲翻案。
  4.加入了反动组织“□□战斗兵团”,干了许多坏事。
  “这样也算罪行,那么我们早也‘十恶不赦’了。试问有哪一个造反派组织不是这样起家的,如果这样干了就要被批判、斗争,岂不是人人都跑不掉!”
  坐在前排的孟云飞低声对着邻坐的何勇成说。上次在文化公园,他们吃了亏,这次他们很乖巧地在这里找到了位置。
  “也不知道他父亲是不是地主分子,就硬说他为地主分子翻案。”
  何勇成也表示出不满。
  “仅凭这样的所谓‘罪行’,就将其打成‘反革命’、取缔其组织,真是莫名其妙。”
  “也许‘□□战斗兵团’的其他组成人员都是地、富、反、坏、右吧!”
  “其他人我不知道,至少晁涪嵩不是吧!他只不过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中学生。”
  会场下面都在这样的窃窃私语,谁也不去理会台上人在讲什么,只是时不时响起几句干巴巴的口号声。

  书生日记(3月22日)
  上午回自己班商讨文化大革命问题,一位“十一红旗战斗队”的同学提出一个新问题: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要实现大联合了,原来的“山头”是否要铲平,各个群众组织是否要解散?
  我说:
  为了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群峰对峙的山头当然要铲平,各自为政的群众组织也要解散。但是,由于阶级斗争极其复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远未结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们学校至今尚未进行过认真的批判,反动的血统论随时都会卷土重来,革命造反派任重道远,决不能匆匆忙忙偃旗息鼓。解散革命群众组织的时机尚未到来,只能等待瓜熟蒂落、让其自行消亡。
  晚间,批斗晁涪嵩的大会移师我们107中学,平静的校园再次上演了昨晚市36中学的闹剧。
  本校学生没有一个人上台揭发批判,台下的骚动比昨晚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窃窃私语,还有嗤嗤笑声。也许是我们没有阶级感情,路线觉悟不高,对“敌人”恨不起来。


  书生日记(3月25日)
  中午时分,有30多名解放军同志来到我们学校,他们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听说是准备来搞军训的。消息传出,大家都非常兴奋,感到这下复课闹革命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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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日记

  第二部 1967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①像一声春雷唤醒了沉睡的大地,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军的号角,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今天,我和战友们一起极其认真地学习了这篇“社论”,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
  通过学习“社论”,我懂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就是要“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跟他们同流合污,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跟革命群众作对,归根到底,是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复辟。”②
  通过学习明白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所以广泛流传的原因,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主要是资产阶级,还有一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也有一定的市场,这就是一些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干部。”
  “社论”长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老爷及其孝子贤孙的威风。
  “社论”还指明了今后运动的方向,那就是下厂下乡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完成本单位斗、批、改任务的重要条件。
  “社论”充分体现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紧跟毛 的伟大战略部署,将文化大革命继续推向前进。

  编者注:
  ①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② 转引社论文字

  1月2日
  今天下午,几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外国朋友到我们学校参观访问。我们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冲着文化大革命而来的。他们听到了一些风声,但不知道我们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一定要亲自来看看。如今,面对学校的情景,他们“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①。尤其是对我们的停课闹革命,更是困惑不解。他们通过翻译对我们说:
  “知识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钱,而你们现在却不上课了,学不到知识怎么为人民服务呢!”
  我对他们说:
  “我们从文化大革命学习的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是真正的知识,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而且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我们从革命斗争中学到的知识比起以往十几年课堂上学到的还要更多。”
  外国朋友不理解我的讲法,也不同意我的观点。然而,为了友好起见,我也不便与他们争辩。

  编者注:
  ① 王国维《人间词话》

  1月3日
  在校园里,我和“北京公社”的何溪波交换了对“元旦社论”的看法。“英雄”所见略同,大家都感觉到像这样纸上谈兵似的学习,根本无法理解“社论”中提到的“下厂”、“下乡”的真实涵义。看来我们是该采取实际行动了。
  我提出向于为民、顾铁军他们学习,走红军长征走过的路,到农村去,到全国各地去看看。于为民他们至今还在长征路上艰难跋涉,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何溪波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主张到农村去找一个地方“蹲点”,扎下根来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知灼见,才能理解“社论”的真谛。
  我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对他说,下乡蹲点,解剖麻雀,进行社会调查,固然很好,然而,这种做法日后还会有机会。而长征串连这样的行动却不是时时都可以的,趁着中央还在号召红卫兵学习红军“不怕远征难”,我们赶快出去走走,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长征虽然不如“蹲点”那样深入了解情况,但是,长征能广泛接触社会,了解更多的人、更多的阶级、更多的群众。况且,艰苦的步行串连对我们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锻练,在困难中磨练我们的意志,坚定我们的信念。
  何溪波最终被我说服了。于是,我们分头组织长征队伍、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书生日记(1月4日)
  对于前段时间争夺“黑材料”的纠结,“红旗公社”的李西泽至今还耿耿于怀,虽然他们的“革命行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指责、谩骂也未曾中断过,今天他又以“红旗公社呐喊评论员”的称号贴出1张大字报,颠倒黑白对我们大肆攻击。
  我总想息事宁人,便与邹纪能再次上门向他解释,可是他硬是不依不饶。一气之下我还是写了1张大字报回敬了他。不过,我提醒自己,不要被这些细枝末节扰乱了大局,因为学校外面发生的事情正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
  今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告读者书》,宣布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与上海及外地驻沪革命造反派联合一致,夺得了文汇报社的领导权。并在《告读者书》中表示:“一定要把《文汇报》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派报纸。”
  我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觉得好像从东方传来了一声闷雷。

  1月6日
  为了紧跟形势,上午我们勤务组立即组织全“公社”红卫兵进行学习。
  我回应李西泽的大字报不知什么地方触犯了我们班的“老红卫兵”柳艳青、麻莉芬,她们像发出最后通牒似的,要我立即回班辩论。文化大革命都已爆发半年多了,这些“自来红”们依然浸泡在“红海洋”之中,浑然不知文化大革命潮起潮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①。和她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辩论的了。我向她们指出:运动之初你们利用反动的血统论伤害了一些家庭成份比较高的同学,今天应该向这些同学赔礼道歉,首先要向邓晔珊、慕容娟表示道歉。柳艳青有恃无恐地说:“我们永远不会向她们道歉!”
  这边厢彭得玺又要拉我一道去13中商讨组建联络委员会之事。真是要三头六臂方能应付得了了。
  然而,我真正关注的是,今天,上海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在该报发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解放日报》。又一声报春的雷鸣。
  昨日,《文汇报》第1版刊登了上海11个群众团体②联合发表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显示了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向。

  编者注:
  ① 陶渊明《桃花源记》
  ②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38页


  书生日记(1月11日)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广播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以及上海“工总司”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在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
  贺电“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 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早在1月6日《文汇报》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就把“革命造反派”的大名推上了报纸的头条,如今,这个称号又堂而皇之出现在党中央的贺电中。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贺电对上海“工总司”的支持,意味着工人阶级从此正式登上了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
  又一个革命风暴眼看就要席卷全国了。
  然而,筹划已久的长征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个风暴中心了。
  这是一支由12人组成的小型长征队,以何溪波的同班同学为主要骨干,包括了邹纪能、吕小平在内。

  2月13日
  长征归来①,立即赶回学校。离别一月有余,学校的一切变得异样生疏,举目四顾,心中顿发“洞中七日,世上千年”之感。
  刚在校园驻足,就被同班同学邓晔珊、慕容娟拉回本班课室。还未等我坐下,她们就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倾箱倒箧向我叙说起这段时间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她们说:
  从上海刮起的“一月革命风暴”,不久就席卷了我们这座大城,全城上下纷纷掀起了“夺权”的热潮。我们学校也毫无例外地被卷了进去。“红旗公社”的李西泽联络了“老红卫兵”首先发出“夺权”的信号。可是,还没等到他们的计划付诸实施,“老红卫兵”就在1月20日秉承其市总部的意旨,率先独自夺了学校党支部的权,背弃了和李西泽签定的盟约。恼羞成怒的李西泽立马跟进,他迅速联合了教师组织“东风战斗队”,还有几个与他们观点相同的学生组织,组成了一个什么“联委会”,把原来的老搭档“老红卫兵”清除出原有的联盟,号称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一举夺了学校的大权。
  如今,学校党支部的大印掌握在以白见平等人为首的“老红卫兵”手中;而学校的大印却装进了“东风战斗队”头目张壮新的背囊里。
  然而,“夺权”之后,他们不是带领革命群众沿着毛 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下去。而是把那些与他们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当成了斗争对象,诸如教师组织“红教联战斗队”、“澄清小组”、“瑞金公社”、高三(4)班的“红尖兵”等等,把这些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全都被打成了保皇派,挑起了群众斗群众,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
  讲完了学校的情况之后,邓晔珊贴着我的耳根悄悄地告诉我:
  “听说‘老红卫兵’与北京的‘联动’有关系。白见平还亲自上北京去联络他们。”
  而后,她们还讲述了这个城市发生的事情。眼前,全市都在争论“省革联”问题,而她们是反“省革联”的。

  编者注:
  ① 这是书生在“文革”中第三次离开这个城市,虽然他的“长征日记”写得也十分精彩、翔实,只是此前已有过于为民、顾铁军的“长征来信”,这里的“长征日记”也只好隐去不表了。


  书生日记(2月14日)
  听说我回来了,“红教联战斗队”的沈耀程约了几个人下午就来登门拜访。在我们的“瑞金公社”总部,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和他们座谈了两个钟。
  沈耀程首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认为学校没有什么权可夺。”
  显然,他们对“一月风暴”还持保留态度。
  我说:“《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说得很清楚,当前的大方向就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我们学校当然也不能例外。”
  沈耀程听出我是赞成“夺权”的,他便又说:
  “我们‘红教联’是受排斥的群众组织,没有机会参加‘夺权’。但是,你们‘瑞金公社’为什么也不参加他们的‘夺权’呢?”
  “其实,我们‘瑞金公社’与你们的‘红教联’是一根藤上结的瓜,我们同样是被排斥的。然而,把这么多革命群众组织排除在外,可见他们的‘夺权’并不是中央所指的那种‘夺权’,充其量也不过是‘夺印’而已。”
  “‘夺印’是‘夺权’的象征,要不学校还有什么权可夺呢?”
  “根据我的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学校的权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这个领导权曾经掌握在党支部手里,后来转到了‘筹委会’、工作队。现在,工作队走了,‘筹委会’瘫了,党支部也撒手不管了。因此,今天就要把这个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过来。确实也应该把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你说的这种‘夺权’就像海市蜃楼一样虚无缥缈,太抽象了,简直无从下手。”
  沈耀程是一位青年教师,专职的学校团委书记,曾经是彭得玺的老搭档,从一个校门走进另一个校门,默默地、规规矩矩地走着一条笔直的人生道路,时至今日也不曾遭遇过任何挫折与磨难,虽然年纪比我长了几岁,思想甚至比我还更单纯、幼稚。
  我只好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
  “夺权的关键是大联合,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正如《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前,我们只有联合所有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建立一个像‘巴黎公社’那样的权力机构,才能领导革命群众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
  “我们学校‘老红卫兵’和‘红旗公社’的这次‘夺权’,就是因为没有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没有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巴黎公社’那样的权力机构,他们的‘夺权’得不到绝大多数革命群众的认可,没有人听从他们的使唤。因此,他们‘夺权’之后无法担负起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任,使他们的‘夺权’流于形式。更为错误的是‘夺权’之后,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也使你们产生了海市蜃楼似的幻觉。”
  “你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你的这个愿望很难实现。”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①。这个理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省革联’夺了省里的权,你又有什么看法?你们准备怎么干?”
  沈耀程把话锋一下子转到了校外。
  “我们没有参加社会上的群众组织,我们曾经两次试图组织一个全市性的群众组织联合体,但是都没有成功。因此,我们无法直接介入社会上的运动,再加上前段时间我又刚好‘长征’在外,对这里的情况不大了解,我们打算先把情况弄清楚了再说。据说过两天在省体育场有1个关于‘省革联’夺权的辩论会,你们参加不参加,我们准备去听一下。”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们继续把学校的‘平反’工作进行下去,不要半途而废。”

  编者注:
  ① 清?徐锡麟《出塞诗》



  书生日记(2月17日)
  本以为在我离开学校的这段时间,学校的“平反”工作亦当行满功圆了。为了帮助那些被侮辱、受损害的无辜教师冲破藩篱,走向新生,我也算竭尽全力、鞠躬尽瘁了。可是,尽管我碰得焦头烂额、身心疲惫,到头来依然是徒劳无功,于事无补,毫无成效。本想借“长征”之机,出外缓过这口气来。想不到刚一回来,他们就追上门来了,好像这事是我的本份,非我莫属。原来,在我走了之后,学校的“平反”工作就完全停顿了下来,不再有人提起。人们都忙于“夺权”,热衷于“内战”,任由那些“可怜虫”在那里暗自伤神、以泪洗面。那些始作俑者也算是“推倒油瓶不扶”了。
  禁不起沈耀诚们的恳请,我尝试着又组织召开了几次各群众组织代表的会议,终究是回天乏术。
  这个时候,学校外头正热火朝天,我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了外面的大社会。
  今天,本地区的那份报纸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有一句话,我们读起来觉得很别扭,有人甚至认为那是一句反动言论。为了提高认识,晚饭后,我和来国强带着几个人前往军区群众接待站,请教解放军。顺便也想了解一下部队对“省革联”的态度。显然,他们是不支持“省革联”的。

  2月24日 “省革联”
  晚间,我们“瑞金公社”大队人马齐集市体育场,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关于“省革联”的辩论会。这是由“省革联”方面发起召开的辩论会,支持“省革联”和反对“省革联”的两派群众组织都涌了来。
  这个建造在山窝窝里的体育场别具一格,依着山势设置的观众席位足可坐下数万人,今晚这里座无虚席,连足球场草坪也几乎坐满了人。
  “省革联”的人主持了大会。双方正式“开战”前,主持人先行约法三章:辩论会采取一对一的形式;不能起哄、不能打断别人的讲话;每次发言不能超过15分钟。
  “省革联”的代表率先发言。他说:
  “‘省革联’的‘1.22’夺权是按照中央的部署进行的,参加‘省革联’的各个群众组织都是革命造反派组织,因此‘1.22’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可是,通篇讲话没有讲明“1.22”夺权的详细经过、具体细节,也没有告诉大家他们夺权之后都干了些什么事情,没有为“大方向正确”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
  接着是“反对派”发言:
  “‘省革联’没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急急忙忙就夺权了。参加夺权的只有15个单位,其中7个还是外地群众组织驻本地的办事处,本地区仅有8个群众组织参加,没有解放军的代表,没有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整个‘夺权’过程只用了20来个钟头,跑马点荒,极为草率。
  “‘夺权’之后,他们不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群众,指向持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制造了一个‘1.25’事件,把3000多公安干警打成了反革命;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省、市人民广播电台,冲击军区。公然对抗中央军委的命令,违背了最高指示。‘省革联’的所作所为证明它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必须打倒!”
  尽管“省革联”的代表再次发言,甚至不止一次打断对方的讲话,不惜践踏自己定下的“约法三章”。但是,他们始终无法驳倒对方向他们提出的指控,无法否定对方摆出的事实。使自己陷入不尴不尬境地。
  凭着会场的唇枪舌剑,我们很容易就得出了一个结论:“省革联”的夺权与我们107中学“老红卫兵”、“红旗公社”的夺权如出一辙。虽然我们不属于“夺权”或“反夺权”的任何一方,但是,我们很快就不由自主地滑到了“反对派”一边。这也难怪别人要把我们“瑞金公社”打入“保字号”冷宫。
  “省革联”啊,想支持你都很难!
  我的心不由得漫出丝丝苦涩。我知道,“夺权”是毛 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我们怎能不紧跟呢!


 书生日记(2月25日) “1.25”事件
  上午,学校党支部召开了一个关于复课闹革命的协商会议,各个群众组织都派出了代表参加。代表们建议成立一个临时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学校复课闹革命。
  下午,在省人民体育场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纪念“1.25”夺权1周月。我们“瑞金公社”红卫兵怀着“补课”的心态依时到会。
  那些曾经被“省革联”打成“反革命”的公安干警向大会报告了“1.25”事件的有关情况:
  “上个月25日,我们市公安局内的革命造反派向‘省革联’派驻公安局的监督小组采取了革命行动,从他们手里把权夺了回来。‘省革联’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们发起围攻,挑起武斗。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手挽着手,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守护着公安局的大门,阻挡住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冲击,为此,我们不少公安干警被他们打伤了。其中有3位同志被他们戴上高帽,挂了黑牌,并准备拉去游街示众。幸亏进驻公安局的解放军代表不同意他们的这种做法,他们的企图才没有得逞。可是,他们不肯善罢甘休,仍然把这3位干警同志非法扣留了起来。从26日至29日,3位干警连吃饭、大小便都受到监视,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他们通过控制在自己手中的那份《口口日报》歪曲事实、大肆宣传,公然把我们的‘1.25’反夺权行动说成是反革命行动,把我们几千公安干警打成反革命,致使我们受伤的同志在医院里都得不到好好的治疗。”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1.25”事件的大致情况。
  大会结束之后,他们还上街游行。

  2月26日
  古语有讲“来而不往非礼也”。为了回应“省革联”,那些反“省革联”的群众组织今晚也在市人民体育场召开了一个万人辩论大会。据说会议之前已向“省革联”的各个群众组织发出了邀请,可是“省革联”只派了1位武汉驻本地联络站的代表来参加今晚的辩论会。我们“瑞金公社”红卫兵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学习机会。
  不言而喻,辩论会肯定是一边倒的了。
  市公安局的代表首先向大会详细介绍“1.25”事件的经过,他说:
  “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市公安局内的群众组织分成了一、二、三等3个总部,‘一总’是造反派;‘二总’、‘三总’是保皇派。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之后,‘二’、‘三’总部提出要夺公安局的权,‘一总’认为要夺权,先要造舆论准备,召开全系统各单位的群众大会,掀起大字报的高潮,然后再夺权。1月22日,‘省革联’的人来到公安局,要求公安局夺权。‘一总’为了顾全大局便同意了夺权,并由‘一总’掌权(掌印)。23日,‘省革联’又来了1个名叫张国恩的人,叫‘一总’交出大印。24日,又叫‘一总’退出‘监督小组’(‘一总’有4个人在‘监督小组’,组长也是‘一总’的人),理由是‘省革联’还弄不清楚公安局里谁是真正的造反派,因此,要由‘省革联’来夺权。后来,公安局的干警不同意由‘省革联’掌权(印),于是,在25日又把权(印)从‘省革联’手中夺了回来。”
  于是,便发生了昨天他们在省人民体育场纪念大会上所讲的那些情况。
  我们“瑞金公社”红卫兵第1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了这个扑朔迷离的惊天大事,实际上,我们仍然无法分清到底谁是谁非,遗憾的是,“省革联”的代表没有站出来为自己洗雪。
  接着电台军管小组的代表走上台来发言。会场顿时欢腾了起来,从会场的各个方向传来了“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坚决支持解放军的革命行动!”的口号声。
  电台军代表说:
  “1月22日晚,‘省革联’派了接管小组到省、市电台来,要求接管省、市电台。可是,还在1月22日下午我们解放军代表就按照中央的指示,接管了省、市电台。他们来迟了一步,坐失了良机。他们心有不甘,于是,便勾结电台内的‘东方红公社’、‘红色广播兵’等反动组织丧心病狂地冲击电台军管小组、抢占广播大楼、电话总机,还非法绑架军管小组代表,挑起武斗,制造流血事件。”
  电台军管小组代表讲完后,“红旗工人总部”的代表也走上台来揭发“省革联”冲击军区的违法行为。
  整个辩论会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反对“省革联”,完全听不到为“省革联”辩解的声音。


  书生日记(2月27日)
  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①听不到支持“省革联”方面的意见,我们只好迈开双脚走出去,寻找那些消失了的声音。
  这里的广播电台位于宏伟的东风大厦背后,我们今天走访了这里。这是一个有军人站岗的大门口,在这里我们看到附近的围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字报,显而易见,这里才刚刚结束了一场鏖战,战场的硝烟尚未散尽。警备区司令部的布告还赫然在目地贴在传达室旁边,这是解放军接管广播电台的命令。布告上写满了清晰可辨的钢笔字,“这是毒草”、“反动文件”的字句随处可见。和警备区司令部布告贴在一起的是关于电台问题的中央文件,上面也尽是钢笔字迹,其中也不乏“反动文件”的字样。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是22日晚间冲击电台的那些人所为。
  电台军代表在礼堂接待了我们,向我们介绍了当日的情形,他们说的与昨晚在市人民体育场辩论会上说的大同小异。只不过今天他们进一步强调:当晚之后“省革联”的人并没有就此停止冲击广播电台、挑动武斗。
  我们还走访了广播电台内的造反派组织。他们则告诉我们:“电台东方红公社”和“红色广播兵”都属保皇派组织,这两个组织都是以地富反坏右分子的亲属为骨干的反动组织,其组成人员大多也是电台内外的‘四类分子’的亲属。当日抢占电台电话总机的那4个头目,就全都是‘四类分子’的亲属。
  “你相信他们说的吗?
  回来的路上,竺慧君若有所思的问我。
  我深有感触地回答:
  “显然,广播电台是不允许冲击的,广播电台的权也不是可以随便去夺的。无论是外来的‘省革联’,还是广播电台内部的群众组织都不能去夺电台的权。中央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吧,否则为什么一下子就军管了呢?不过,像广播电台这样的要害部门,真的有那么多‘四类分子’亲属吗?你相信不相信?”
  不管怎样,“省革联”在这个问题上是错了,错就错在他们不明白毛 的战略部署,不明白“一月革命”的真实含义。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编者注:
  ① 《资治通鉴》

  2月28日
  昨日走访归来我们已清醒认识,广播电台是不允许群众组织夺权的,“一月革命”的风暴也没有给我们带来“夺取广播电台权力”的消息。“省革联”的人也算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夺得广播电台的权。“狐狸没打着,反惹一身骚”。
  但是,同样是宣传工具的报纸却有所不同了。因此,嗅觉敏锐的“省革联”一开始就夺取了市委机关报的大权,把这份全市规模最大的报纸掌握在自己手中,变作他们的宣传工具和摇旗呐喊的喉舌。当初,把市公安局“1.25”反夺权的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就是通过这份报纸实现的。
  可是,好景不长,风云瞬息万变。今天这份报纸突然抛出1篇“紧急告全市人民书”,宣称由于反“省革联”的人搞变相罢工,报纸无法办下去了。
  就在这份刊登着“紧急告全市人民书”的报纸上街后的中午1时40分,警备区司令部的布告也贴上了街头,宣布从这一时刻起军队接管了这份报纸,奄奄一息的《□□日报》起死回生。
  军队的布告一上街,报社大院立刻沸腾起来了。全市革命造反派敲锣打鼓、奔走相告、踊上街头,簇拥着来到报社报喜。
  晚饭后,我们“瑞金公社”红卫兵也拉起队伍浩浩荡荡前往报社报喜。大街上报喜的队伍依然川流不息,报社大院里灯火辉煌、鞭炮齐鸣、锣鼓喧天,革命造反派载歌载舞、欢天喜地,欢呼解放军接管《□□日报》,庆祝《□□日报》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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