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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汉:重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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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reading 从 百花齐放 移动到本区(2020-03-22) —

【摘要】在国民党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情况下,为系统地表明中共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通过对近二十年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与提炼,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但为人们描绘了中国未来的蓝图,看到未来的希望,更重要的是为中共在抗日阶段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同年2月20日,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全文发表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期、第99期合刊上。这篇文章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一个伟大理论成果。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人民成功地找到了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今天重读《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对于我们认识理论武装的重要性,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都有重要现实启示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论》发表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自觉地承担着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历史重任。随着革命斗争的展开,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如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应当通过何种方式进行?在革命中有哪些同盟军可以争取?怎样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准确回答,以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曾作出了许多努力。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初步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从而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⑴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再次重申:“中国革命现在阶段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为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的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⑵

这些事实表明,中共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已初步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应该看到,这些理论问题的解决还是初步的。而且有的问题虽然提了出来,但并未很好地以之指导实践,如中共四大尽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而领导权如何去取得却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政权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也没有引起大会的足够注意。这不能不说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同样,中共六大虽然强调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为中国革命仍属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敌人,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和反动派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使得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存在的“城市中心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等错误认识并未纠正。20世纪30年代初,党内还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由此可见,要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道路和前途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总路线,形成一套完整的革命理论,并以此指导革命斗争的实践,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固然有其复杂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讲都是中共自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没有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主张,搬用的还是俄国革命的经验,举起的也是俄国革命所用过的“苏维埃革命”旗帜,所采取的方针政策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在当时的条件下,犯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它说明中国革命走自己的路的极端重要性。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标志着教条主义在中央统治的终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实际,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共从原来遭受国民党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作了重大政策调整,公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3),并且明确提出“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4)。这说明,中共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举起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旗。

中共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诚心维护的,但国民党内的顽固派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中共政治影响的扩大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壮大,基于其一党专政的理念,除了在军事上制造反共磨擦外,还不断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国民党所谓“理论家”叶青公开声称:“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5)蒋介石于1939年9月发表一篇题为《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文章,鼓吹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作为中间党派的国家社会党首领张君劢也在1938年12月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提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此,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6)。

在这种情况之下,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共必须对此系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39年底到1940年初,毛泽东在进一步总结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接连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它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不仅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系统地提出并阐明新民主主义理论,不是偶然的。遵义会议之前,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理论的不成熟,不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不懂得国情不同,革命的性质、对象、依靠力量和方式诸多方面也必不相同,而常常机械地套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教条地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来毛泽东在回顾中共的历史时,曾这样讲道:“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7)。他还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8)

到毛泽东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情况就已经完全不同了。这时的中共已经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十多年成功和失败的丰富经验,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了的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经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因而到了这时“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9)。所以,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共已经有了真正属于自己创造的理论体系,真正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它亦表明中共的理论源自于马列主义,但绝对不是马列主义的简单复制,而是创造性的发挥和发展。尽管新民主主义这个名词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发明的早在1920年代初,江亢虎在其《回国宣言》中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的概念。 ,但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无疑是中共的独创,是毛泽东对近二十年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与提炼。从此,中共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旗帜,再也不需要搬用苏维埃革命的旗帜,也不必借用三民主义的旗帜。

二《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尚未取得根本性胜利,革命仍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课题。因此,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道路、前途诸问题,无疑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讨论的重点内容。

在事关中国革命的各种理论问题中,首先必须搞清楚的是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10)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中期,中共之所以多次出现“左”右倾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中国的国情缺乏科学的分析,没有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从而也就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

毛泽东十分重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他曾说,我们在这里革命,就要先知道这里的情形,好像到台上去唱戏,不了解戏台上的情形就唱不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中国原本是一个封建社会,“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11)。正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然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激化,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这就是中国革命深刻的社会根源。近代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断爆发,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基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斗争极其尖锐化的结果。

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不仅成为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性质。那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内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民主。这两大任务又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既是反帝的民族革命,又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的统一。这种革命,从性质上讲,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为此,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解释:“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12)因为中国革命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所以资产阶级不能视为革命的对象,更不能像苏维埃革命时期那样,将民族资产阶级等所谓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而应当作为可争取的同盟者去团结。而具体政策的制定上,对于城镇的私人资本主义就应当采取允许与鼓励其发展的方针,对于农村的富农就不应当将之与地主同样看待,而应当允许富农经济存在。

但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以往的革命又有了根本的不同,它“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13)。以往的民族民主革命则可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这种性质特征,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即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决定了不能笼统地将本国的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而应当将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分,前者是帝国主义的附庸,是革命的对象之一,后者有参加革命的可能,又有妥协动摇的可能,因此对其必须采取慎重的政策;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还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由此进入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么,实现这样的前途需要怎样的步骤,能不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来一个“毕其功于一役”,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为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为此,他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并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14)。

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15)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已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能插入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而是当条件成熟时,必然自觉地将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些重要理论观点的提出,对中国共产党人当下的任务与未来的目标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大革命之所以失败,中共在国共关系破裂之时之所以处于被动地位,就在于从指导思想上没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主人看,而是当成了国民党的苦力,是为国民党打工与帮工的。因为在中共当时许多人的思想认识里,国民革命的结果,并不是建立一个中共起主导作用的政权,而是要建立国民党即资产阶级为领导地位的政权,这个新政权建立后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壮大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中共再领导工人一举发动一场十月革命那样的革命暴动,从国民党手中取得政权。在资产阶级革命没有成功之前,无产阶级应当从属和服从资产阶级,中共是为国民党作配角的,自然要迁就国民党而不能去刺激更不能得罪国民党。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提出,尽管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无产阶级即中国共产党应当在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由资产阶级占领导地位的政权。同时,当下的中国革命还是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不能将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即是说,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参与革命的各个阶级的联合政权。

三《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16)

毫无疑问,毛泽东所设想的新中国,首先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他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17)。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的正式提出。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他在1941年5月写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文中说:“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有些人以为只有实行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才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18)

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又说:“以前各国的那种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发动群众不彻底,生怕群众觉悟起来,超出资产阶级控制的范围。我们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的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破坏了封建秩序,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压迫,而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19)。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种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社会形态,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它最终的前途只能是走入社会主义。这些重要理论观点,不仅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也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未来的前途。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说:“在毛泽东作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时,我在延安已经生活了半年多。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与国民党统治区不一样的社会。但这是个什么性质的社会呢?叫什么名称,大家没有想过。毛泽东未讲之前糊里糊涂。”(20)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后,人们终于明白,延安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不但提出了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而且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和政权形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 (21)。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那么,各个革命阶级如何联合专政,这种联合专政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后,中共在自己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的原则,成为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具体形式。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正式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主张。所谓“三三制”,就是在各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和各级参议会中,共产党员(无产阶级)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占三分之一。

为什么要实行“三三制”这样的政策?毛泽东也曾作过这样的解释:“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22)

中共不但提出了“三三制”原则,而且模范执行这一原则。依据“三三制”原则,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共产党员高岗为参议会议长,绥德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共产党员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十八人中,中共党员人数有七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非中共人士递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出的九名常驻议员,共产党员也刚好为三名。在1941年乡级参议员的选举中,据陕甘宁边区安塞、绥德、吴堡、米脂、合水、镇原、环县、新宁等八个县的统计,共产党员所占比例最高者合水县为29.4%,最少者绥德为13.8%,八县平均为20%(23)。李鼎铭先生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边区的性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他还为边区的发展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如著名的精兵简政主张就是他提出来的。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主张,一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二是“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24)。

按照毛泽东当时的设想,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城市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农村允许富农经济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城乡都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其主要的着眼点,就在于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当城乡资本主义对中国生产力发展还有积极作用的时候,就不应当将之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而加以消灭。这样一来,共产党人就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剥削的问题。对此,张闻天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1942年10月,张闻天在对晋西北和陕北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文,其中指出:“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体贴农民疾苦,这是对的。但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合理分配别人的财富上,则是不对的。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达,工人生活比今天中国小地主好得多,可见落后国家的地主,日子过的不如先进国家的工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之下,只要资本主义发展了,工人生活一定会改善。”(25)

当然,新民主主义社会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并不是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前途,而是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壮大新民主主义的物质基础,并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创造条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区别于旧民主主义文化的地方,首先和主要的在于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是以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亦即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的。当然,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作指导,并不是要求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与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不加区别地等同起来。在这个阶段,“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26)。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又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文化”,就是从这种新文化的内容来讲,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这是一种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和解放,提倡民族自信心的文化。所谓“科学的文化”,“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27。这是一种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所谓“大众的文化”,是指这种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8)。这是一种“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29)。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是民主的文化。它是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主张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30)。

四余论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其《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说过,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意义和影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它的‘建国大纲’和政治纲领”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这个评价是比较贴切的。历史学家李平心在《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后,也曾说:“‘新民主主义’口号的提出,在今天显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上上月间看到了一则印刷模糊的通讯,其中刊出了当代一位大政治家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提要,不禁喜狂,因为在简短的提要中,已经闪耀了演讲者天才的光辉,发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真理”《平心文集》第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页。 。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理论的国民党文人叶青后来也说;“自从《论新阶段》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比较不同。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之提出,证明他懂得一些理论。那时他叫出‘学习’底口号,想‘认真学习一点东西’。两年以后,看见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两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民主主义”这样的概念,是经典作家的著作本身所没有的,这个理论所阐释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在其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答案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实现了中共思想上的真正解放和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信。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之前,毛泽东也曾在抗战爆发前后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理论文章,但那些文章基本上是对苏维埃革命后期经验教训的总结;抗战爆发后又发表了《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这些文章主要回答的是如何坚持长期抗战的问题。至于中共在抗战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在新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建国方略和方针政策,许多人还不是很清楚。新民主主义理论则十分清楚地回答了人们的关切,它告诉全国人民,中共现在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直接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就为人们描绘了一副清晰的革命路线图。这不但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划清了界限,也明确告诉世人,中共不主张苏联式的苏维埃革命,而是要走一条独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个革命的参加者十分广泛,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之外,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甚至还包括作为地主阶级一部分的开明绅士,这也使中共领导的革命从狭隘的工农革命中走出来,成为真正的民族民主革命,从而也使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

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但为人们描绘了中国未来的蓝图,看到未来的希望,更重要的是为中共在抗日阶段应当采取什么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抗日政权问题上的“三三制”原则,经济上的减租减租、合理负担和发展资本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都使中共在抗战时期所采取的政策与苏维埃革命时期有了极大转变。这些政策尽可能照顾到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有利于争取广泛的同盟者。与之相对照的是,国民党虽然高唱三民主义,高喊“抗战建国”,但其三民主义究竟与各阶级阶层有何关系,能体现各阶级阶层什么具体利益,人们无法感知到,三民主义仅仅成为一个口号,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图腾,根本起不到凝聚人心作用。至于抗战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人们更是不清楚,实际上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在许多人看来,抗战毕竟关系民族的存在,大家都有责任,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要建立的新国家,却不会带来更好的未来。这也是随着抗战的持久进行,中共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同情,国民党却日渐失去支持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8页。

(3)《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5)逄选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57页。

(6)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1938年第10期。

(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665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647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2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页。

(1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20)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809页。

(23)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选举》(1944年3月25日),《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课题组:《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25)《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29)《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

(3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来源: 《毛泽东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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