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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知青一员:江苏镇江文革时期见闻录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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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幕“游街示众”之街头闹剧
  (老知青一员)

  江苏镇江的工人造反派在1966年年底,就一举冲垮了保守势力的“赤卫队”,主导了镇江文化大革命的局势,但江苏全省文革运动形势的发展并不平衡,南京、无锡等地的“赤卫队”仍有相当大的势力。
  南京地区的造反派加紧围攻保守派的“赤卫队”,[1]于1967年1月3日在太平南路的江苏饭店爆发了自文革以来全国第一起大规模的武斗事件,由省、市当权派幕后操纵的“赤卫队”被打垮,造反派大获全胜。震惊中外的“一.三事件”发生后,在中央的强力干预下,中共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只得被迫接受了造反派的全部要求,并于1967年1月6日下午4时,与南京造反派“省红总”的代表签订了《九项问题的协议》。[2]
  《九项问题的协议》颁布后,全省各地保守派“赤卫队”的残余势力顿时彻底崩溃。据说,许多地方的“赤卫队”人员还遭到批斗、拘禁、拷打和“游街示众”,长期受到歧视。当年全省这股批斗“赤卫队”负责人和骨干人员的惊涛骇浪,以南京最为严重。
  镇江的“赤卫队”势力,年前就已基本上瘫痪瓦解。因此,全省的这股批斗浪潮,镇江虽然也遭波及,但并未形成风潮,仅有个别“赤卫队”人员被“游街示众”的案例,而整体上波澜不惊,影响不大。即使这个别案例,还被倔强和机智的当事人搅和演绎成一场极具闹剧性质的街头滑稽戏。
  这一幕“游街示众”的荒唐活闹剧,确巧被笔者亲眼所捕捉,印象极为深刻,铭记于心,即便时光流逝多年,但当时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言犹在耳,恍若昨日。在此,披露和还原当年的这一客观场景:
  大约是在1967年1月下旬的某日下午四五点钟,笔者从西区的三善巷走向大西路,欲去迎江路的天祥酱园买小菜,[3]未出巷口,马路上就传来一阵吵吵嚷嚷的嘈杂声、呵叱声、自行车铃铛声、汽车喇叭声!
  笔者不由得喑自思忖:前段时期工人造反派的“红司”和保守派的“赤卫队”那么对立,都没有发生什么街头冲突,现在“赤卫队”早就垮了,造反派内部虽有些争执,也只是写写大字报,口诛笔伐,绝不会发展至街头公开对垒;再说学生方面,保守派的“红卫兵镇江市总部”已不复存在,各校“三字兵”(老红卫兵)陷于瘫痪,风光不再。造反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镇江司令部”一家独大,也未听闻内部有何矛盾!哪还有什么人在叽叽喳喳的争吵不休呢?
  待笔者疾步走上马路,就看到道路中央人头攒动,有一大群人围拥在一起,堵塞了交通。呵叱声、叫骂声就从这群人中发出的,人群里还在不停地骚动着。他们似乎也觉察到影响了交通,分出了一些人来手拉着手地维持秩序,将人群压向一边,以疏通道路,但还是显得混乱不堪,车辆难以通行,心急火燎的司机穷按喇叭也无济于事,寸步难行,骑自行车的人也只得推车从人行道上艰难穿行。
  从外面看,这一大群人的中间有两顶二尺多高白纸糊成的尖顶“高帽子”不停地晃动,颇为显眼。既然有人戴“高帽子”,那就是有“地富反坏右”、“黑帮”、“反动权威”、“三反分子”、“走资派”等“牛鬼蛇神”在“游街示众”了。[4]
  当年这种践踏法制,侵犯人权的“游街示众”是司空见惯,俯拾皆是,见怪不怪了。“游街示众”的方式多种多样,其当事人有步行的,有低头弯腰不动的,有被捆绑的,有不捆绑的,有戴“高帽子”的,也有不戴“高帽子”的,像“架飞机”(亦称喷气式)式的头颅下倾,根本就无法戴任何“帽子”,除非事先将“帽子”扣牢。步行“游街示众”的方式也很多,有自己走的,有用绳束套在脖子上被押解人员当狗一样牵着走的,也有被押解人员“架飞机”走的,还有当事人边走边敲锣的,不一而足。低头弯腰不动的“游街示众”,有站在平地,有立于高台或汽车上。有些“游街示众”者的头发被胡乱剪成是阴阳头,有些当事人的身上甚至还挂着、披着、套着,或肩上扛着、手上拿着所谓“罪证”的器物。可谓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通常其胸前有悬挂的“罪名牌”。
  毋庸置疑,在当年“游街示众”是一种十分严肃的大批判形式的政治惩罚活动。被惩罚的对象,往往都是苦丧着脸,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被别人严厉训斥着,只能是老老实实,唯唯若若,战战兢兢,唾面自干,听凭宰割,绝对是不能讨价还价,更不敢争辩吵闹的。“游街示众”行走时,一个跟着一个,保持适当距离,排成一行或数行,听从押解人员的指令,低着头慢慢行走。而像这种人声嘈杂,乱哄哄的一片混乱场景,极为反常,有点匪夷所思了。
  笔者挤进人群走近一看,戴“高帽子”的竟是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还带有满脸不服气的愤怒情绪。一个身材较高,一个稍矮,稍矮的还穿着一身七成新的黄军装(当年的黄军装为最时尚的服装,年轻人则以穿黄军装为荣),脚蹬解放鞋,看着装很可能是才退伍不久的复员军人,这两人的胸前并没有通常的“罪名牌”。
  没有罪名怎么能将他们“游街示众”呢?再估摸他俩的年龄,笔者就更觉得奇怪不可思议了,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上,看过多少被批斗“游街示众”的人,都是年纪比较大,最起码也是三十岁以上,有的甚至已是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头老太了,但绝对没见过如此年轻的批斗对象(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身负“帮派分子”、“打砸抢分子”、“反军乱军分子”、“反军小爬虫”、“跳梁小丑”、“变色龙”、“坏头头”、“黑干将”、“黑爪牙”、“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敌对分子”、“变质分子”、“五一六分子”等罪名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加入此行列)。
  再想看看“高帽子”上标注的是何种罪名,哪知什么都没写,只是两人“高帽子”的顶端各套着一只脏兮兮、皱巴巴的红袖标,也看不清该袖标上的组织名称。瞬间,笔者就明白了,这两人肯定是刚失势的“赤卫队”,紧紧围绕着他们的人群,全是其所在单位的造反派人员。
  显然这两人也绝不是普通的“赤卫队”人员,当时的镇江,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仇视尚不算太严重,即使是“赤卫队”组织的头目或骨干分子,只要能够承认错误,或者反戈一击,一般就既往不咎,更不至于会被揪出来“游街示众”了。照此看来,他俩必定是坚守“赤卫队”的信念,不肯悔罪,才在单位被批斗,批斗后再由造反派押着出来“游街示众”的。
  这时有人送来两付铜锣和锣槌,每人一付交与这“游街示众”的两人手中。他俩开始拒不肯接拿,其中一人说:“要‘游街’就不敲锣,要敲锣,就不戴‘高帽子’,我们又不是‘牛鬼蛇神’,凭什么要像他们一样又敲锣,又要戴‘高帽子’呢?”
  押解的造反派人员声色俱厉地怒斥:“哪有‘游街示众’的人光敲锣,就可以不戴‘高帽子’,戴‘高帽子’就能免敲锣的呢?是你们说了算,还是由我们说了算?你们算什么东西!再说,谁叫你们当‘赤老保’(‘赤卫队’的蔑称,下同)做‘保皇派’,死心塌地保‘走资派’的呢?至今还执迷不悟,死不认罪哩!你们比‘牛鬼蛇神’还要坏!他们是老问题,你们是新罪行!”
  那人毫不犹豫立马理直气壮地大声反驳:“我们‘赤卫队’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 !保卫红色革命政权!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你们这么多人围攻我们两人算什么屌本事?”
  在旁一个身材魁梧的押解人员,他嗤之以鼻地哼了一下,盛气凌人地厉声说:“你这个‘保皇派’的臭嘴还不干不净的,你们保卫的不是党中央、不是毛 ,所保的实际上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你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亿万人民心中红太阳毛 亲手点燃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最高统帅的伟大战略部署!现在中央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已经被揪出来批斗了,他也是镇压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5] 我们当前就是要高举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对你们这些大大小小的‘保皇派’进行狠狠地批斗,彻底肃清其反动流毒!”这名造反派一边说着一边气愤地猛推那人一把,并严加警告:“你这臭小子,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此名造反派身高力大,且口才极佳,能言善辩,一口气不停顿地说了好多当时流行的革命辞藻。
  对方一点也不甘示弱地怒道:“你说归说,不要趁机打人喔!”
  这名造反派人员自持是“两条路线斗争”的胜利者、捍卫者、执法者。他怒目圆睁,有些蛮横地吼道:“他妈的!即使打了你们这些‘赤老保’,也算是活该!”骂完之后好像意犹未尽,接着又以揶揄的口气说:“因为你们是不听从毛 教导‘造反有理’的‘坏人’!”[6]
  这时,又有多名造反派威逼前来,硬将铜锣和锣槌强塞在这两人的手上。
  当年被批斗“游街示众”的人,除了头戴“高帽子”,胸挂“罪名牌”,有的还一手拎着铜锣,一手拿着锣槌,边走边敲,敲一下,喊一声,自报姓名、罪名。比如:铛(锣声)......“我是右派分子某某某,铛(锣声)......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路线,铛(锣声)......罪该万死!”铛(锣声)......;再如:铛(锣声)......“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某某,铛(锣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铛(锣声)......罪该万死!”铛(锣声)......
  这种强加于人,公然侮辱人格的一套方式,两位“游街示众”者自然是极不情愿的,但在众多押解人员半推半搡的强行高压下,才勉强拿着铜锣和锣槌终于开路了。
  他俩虽然走动了,可还是松松垮垮,磨磨蹭蹭,慢慢吞吞,走两步,停一步,退半步,走走停停退退,漫不经心,吊儿郎当,尤其是手中的铜锣一下也不敲,毫不当回事,一脸满不在乎,若无其事的样子,也根本没有一点“游街示众”者通常那种焉头耸脑,愁眉苦脸及苦兮兮、悲戚戚的黯然神情。他俩对押解人员的一再警告和训斥,始终置若罔闻,不理不睬,我行我素!
  他俩这种阳奉阴违的藐视对抗态度,使得一旁押解的造反派人员十分恼火,怒不可遏。他们的呵叱声更高了,推搡的力度更大了。两人中的那位矮个,被推搡得踉踉跄跄,险些跌倒。此人本来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不愿忍受凌辱,这下也更是气愤不过,趁机发难,他大声直嚷:“你们打人!你们打人!”干脆就完全停下来,赌气再也不肯向前迈一步了,非但如此,还将手中的铜锣和锣槌,气呼呼地统统扔在地上。押解的造反派围了上去,欲好好惩罚他,但在光天化日的众目睽睽之下,又不便施展拳脚,只是一味地威吓和不停地加力推搡。
  这时,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两位“游街示众”者中的另一位看此情形,觉得硬抗下去难免会吃亏,得改变策略,竟玩起了一场主动积极“游街示众”的小闹剧。由原先一脸的怒容,换成神情怡然,满脸笑容,将手中的铜锣平端抱在怀里,一手倒拿锣槌,铛铛铛!铛铛铛!轻快有节奏地敲了起来。一边敲着,身体也随着锣点的节奏感,左右摇摆,继而又不停地抬脚甩腿,摇头晃脑。
  看热闹的所有路人,顿时都被这等奇异的举动忍俊不禁地引得直笑。此人看到周围群众发笑的情景,颇为开心,有些得意忘形,也更加大幅度地摇摆抖动,扭胯摆臀,扮作戏台上“官老爷”出场的派头,好像是把头上戴的那顶白纸“高帽子”,当作戏剧中的“官帽子”一样荣耀。
  此人个头较高,一时肢体摇摆晃动幅度过大,头上的“官帽子”被晃歪,眼看就要倾倒掉下来,他反应迅速,眼疾手快,连忙腾出手来扶扶正。
  围观的人群指着他的滑稽模样哄笑不已。该人扶正“官帽子”后,铛铛铛!铛铛铛!有轻有重,有节奏地敲锣继续“表演”。他闪着狡黠的眼光,还不时向看热闹的众人,伸伸舌头,挤眉弄眼,龇牙咧嘴,作鬼脸。同时,他笑容可掬,满面春风,有板有眼,踩着锣点,不停地一步三摇。
  周围看热闹的群众,皆被这人惟妙惟肖的怪模样逗得捧腹大笑。有些小青年人更是乐不可支,竟情不自禁地拍手叫起好来!哄笑声、鼓掌声、敲锣声、喝彩声,混成一片,现场气氛形成一个互动的欢乐高潮。大家都眉开眼笑,乐哈哈的,好像看到的不是令人心悸,噤若寒蝉的“游街示众”,而是在兴趣盎然地观看和欣赏一场免费,且不可多得的精彩演出。马路上的人流随着这位滑稽剧演员的摇走,向前方涌动,原先严重的交通堵塞也自然疏解。
  前面那位一摇三摆的“官步”越走越远,而后面的这位仍然赖在原地不肯动弹。这帮押解的造反派又气又急,连忙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对停在原地坚决不肯走的这位,七手八脚地强行死拖硬拽向前推拉,就差整个抬起,所戴的白纸“高帽子”也在激烈拉扯中,滚落在地被踩破踏烂;一部分人员追赶前面哪位目中无人,敲锣自编自导自演独角戏的“官老爷”。他们亦被此人活灵活现的一番“表演”,搞得哭笑不得,束手无策,骑虎难下。
  “游街示众”本来是一场严肃阶级斗争大批判形式的政治活动,竟难以置信地被转化为一幕极为搞笑的街头闹剧所替代。
  冬日天短,夜幕降临,因社会动乱,略显萧条的街道两旁零星开张的店面里,陆续透出惨淡的灯光,稀稀落落昏暗的路灯也开启,聚集的人们慢慢散去,前面的一簇簇人影已沉浸在茫茫夜色之中,铛铛铛、铛铛铛的锣声也渐行渐远。
  大概是该单位的造反派原想搞个轰轰烈烈的“游街示众”活动,以此来惩罚和羞辱这两个“赤卫队”的死硬分子。哪知煞费心机却适得其反,并未达到搞臭这两人的预期目的,而他俩在“游街示众”中不同凡响的“另类”表现,反倒是押解的造反派人员,遭到无情的戏弄和嘲讽,被搞得狼狈不堪,难以收场,自取其辱。
  他两人一个是硬抗,死猪不怕开水烫,这种被推着拉着拖着拽着的“游街示众”方式,当年是绝无仅有的,笔者尚是第一次瞧见;另一个却是软顶,竟然耍起了花招,在大街上演了一出奇特无比令人叫绝的滑稽戏,更是前所未有的世间奇闻。
  笔者当晚躺在床上,一想起此事就哑然失笑,好笑之后又有些担忧,批斗“赤卫队”人员“游街示众”之事,倘若形成一股风潮,不知将有多少“赤卫队”人员遭此劫难。虽然笔者并不赞同保守派(即“赤卫队”)的观点,只是认为的他们思想理念,跟不上蓬勃发展“革命造反”的新形势、新时代,一时被“走资派”蒙蔽和利用,站错队而已,这些“赤卫队”人员本身并无反对文化大革命之意,应该说他们是无辜的,充其量不过是“两条路线斗争”中无谓的殉葬品、牺牲品。因此,对其遭遇抱有一些恻隐之心。
  须知,“游街示众”在当年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政治惩罚措施,不仅仅是当事人的政治身份和个人名誉完全坠入深渊外,而且当事人的整个家庭中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及亲朋好友,皆会受到严重的政治株连和社会歧视(后来“游街示众”的人多了,这种影响程度也有所稀释),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所幸,当年笔者并没有发现第二起“赤卫队”人员“游街示众”的案例,看来是杞人忧天了。至于镇江其他地方有无此类事件,那就不得而知了!
  这起别具一格“游街示众”的案例,是人神共愤,伤天害理,不堪回首的十年浩劫中的一个小小片段,犹如是当年翻江倒海,狂风恶浪所激起的一片怪异的浪花,从中也折射出这场空前绝后举国癫狂政治运动的荒诞不经、光怪陆离和滑稽可笑!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当年的那两位“游街示众”的“赤卫队”人员,至今都已是七十多奔八十岁的老人了,不知他俩如今康否、安在?在现场围观的数百名男女老少市民朋友们,若阅到本文,势必能唤醒尘封于脑海中的那幕像是闹剧又像是悲剧的梦幻回忆!
  注释:
  [1] “赤卫队”:全称是“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
  [2] 《九项问题的协议》:1967年1月6日下午4时,在中央强力干预的压力下,江苏省委、南京市委负责人和“省红总”代表达成“九项协议”(是经周恩来总理的同意)。内容如下:
  一、 立即追查一月三日在江苏饭店挑起武斗事件的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幕前、幕后的策划者,挑动者依法予以严惩。
  二、 凡参加工矿企业赤卫队的基层干部(党的支部书记、副书记、车间主任和副主任)。要立即一律退出。如果今后他们中间一小撮人在幕前、幕后挑动策划武斗要追查出来,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是干部的一律撤职,情节严重的依法严惩。
  三、 以省、市委名义发出通告,立即要外地赤卫队员迅速离开南京,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其中的基层干部拖延不走者按旷工论处。
  四、 省、市委对在江苏饭店发生的武斗事件没有能够制止,是有严重责任的,必须向全省革命造反派和其它革命群众公开检讨、认罪。今后坚决依靠革命造反派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作好工作,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五、 要动员离开生产岗位的工人立即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凡是中共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以后,干部策划破坏生产的要追查责任,坚决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要罢官,其中是党员的要给以党纪处分。
  六、 省委、市委组织慰问团对受伤者进行慰问。
  七、 省委、市委立即和革命造反派协商,固定办公地点。
  八、 认真解决外地来南京的革命造反派的吃、住生活问题。
  九、 在江苏饭店发生的武斗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应由省委、市委负全部责任。
  《周恩来与南京大学赴京代表团座谈纪要》附件,1967年1月6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
  [3] 天祥酱园:镇江著名的老店,坐落在迎江路的南端,现为西津渡景区的一部分。
  [4] “牛鬼蛇神”:泛指“地富反坏右”、“黑帮”、“反动权威”、“三反分子”、“走资派”等。
  [5] 陶铸:当时被列为全国最大的“保皇派”。文革初期,红极一时,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中共四号人物,也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因对文革的看法与毛泽东的观点有偏差,还无意中得罪了江青(陶铸欲给江青提升为文化部副部长,江青则认为陶铸太小瞧看低了她,是对她声望的贬损),1967年年初江青首先对其发难,很快被打倒,遭受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在合肥含冤去世,享年61岁。
  [6] 关于文革初期打人的问题,当年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文革旗手江青说过的一段名言:“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还有一种说法,此言最初是出于毛泽东之口,是被江青引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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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3-21

 “造反派”与“保守派”
  (老知青一员)

  “造反派”与“保守派”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组织造反时期相互博弈的两大群体,并由此演绎出了一系列惊心动魄,匪夷所思的事件,留下了许许多多令人深思,且回味无穷的故事。
  首先应该厘清“造反派”的概念。根据网络百度的解释:造反派是文革时期以“造反”自称、标榜的一种群众组织,及其与他们的政治实践相关连的一整套思想方法、行为特征、价值取向。该词当时仍按传统价值来阐释,含贬义。1966年秋冬,通过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学生为主体)造成的气候,造反派组织获得迅速发展,已占压倒优势;而党政领导和基层单位失去了运转、整合功能,陷入瘫痪状态。参加这类组织就成了时髦——进步、革命的标志。文革早期的保皇派纷纷转而加入造反派了。
  网络百度的这种诠释,照理来说是应具有权威性的,但叙说的比较含糊,并有所隐讳和掩饰,主要是没有说清和回避了当年“造反派”产生的动因,以及“造反”的指向等这样的关键问题。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确实是不太好理解“造反派”的涵义。
  在此,笔者换用一种较为通俗的语言和说法来解读什么是“造反派”。
  从广义上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参加群众组织的人都可称之为“造反派”。因为都是响应毛 、党中央的号召,才组织起来“造反”的。
  当年毛伟人关于这场运动,有过若干次很重要的最新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等等。
  读毛 的书,听毛 的话,紧跟毛 干革命,是当年要求和衡量所有人的政治思想行为准则。既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他老人家倡导并亲手点燃发动的,那当然人人都理所应当毫无保留积极响应参加了。
  再说,文革前人们的思想较为单纯,也没有太多的私心杂念,党叫干啥就干啥,毛 挥手我前进,毛 的指示我照办。组织起来“造反”的目的,就是为了响应毛 的号召,打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修反修”,“兴无灭资”,永葆革命江山不变色!
  在个人崇拜盛行的文革时期,全国各地还广泛流行这样的一条政治格言:忠不忠看行动。意思为光嘴说是不行的,应有实实在在具体的“革命行动”。也就是说,当年的“革命造反”并不是你想不想、要不要、愿意不愿意参加的问题,而是衡量你对毛 忠不忠、亲不亲、热爱不热爱的高度政治态度问题了。
  有些人即使没有参加群众组织,也要参加当时经常举行的诸如欢呼最新指示的报喜游行、庆祝中央权威舆论《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发表的集会游行、重要的批判大会等活动,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例如笔者的一位亲戚,因家庭成分不好,为避嫌没有加入任何群众组织,但作为“革命群众”也得要参加各种集会游行和批判大会(让你参加倒是好事,如果被列为“另类”,想参加都不行)。
  当年广大群众热火朝天,举国一致地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响应毛 、党中央、中央文革、中共中央文件(即十六条)的号召,造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那自然就是无尚光荣的“革命造反派”了。
  那时谁不积极参加运动,谁就是思想落后分子。谁都不愿落后也不能落后,这是绝对马虎不得的。因为当时的阶级斗争意识浓厚,各单位各部门通常总要不断揪出一些人来充当运动斗争的“活靶子”。以至人们都在提高警惕,绞尽脑汁,睁大眼睛,四处寻觅阶级异己分子和思想反动的人。谁落后谁就意味着是被“挖出”的潜在揪斗对象,只要被批斗,划入“阶级敌人”的范畴,那就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了。
  于是,人人都是谨小慎微,唯恐有稍不留神的一点口误、笔误,或是疏忽不经意间污损、坐压有伟人像的图片、报纸、资料等类似行为,因为一旦被揭发,容不得丝毫辩解,立马就成“现行反革命”而遭到灭顶之灾。当年,这种触目惊心,令人战栗的案例层出不穷,举不胜举,实在是太多太多啦!
  因此,在当年既满怀革命豪情,高唱造反战歌,但又令人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政治氛围中,八亿中国人没有一个不想革命,也没有一个不害怕成为革命的对象。谁都要积极踊跃地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不容置疑的。
  除非是有智障的人,可另当别论,但监护人也有责任看护好,避免其犯忌的胡言乱语和举动,否则将严厉追究其监护人的政治责任。
  须知,当年的国家政权稳固,专政威力强大,新闻控制滴水不漏,尤其是在政治宣传教育方面,更是全面思想禁锢,管控之严密,到了无孔不入,无所不至,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与时局稍有不符或不合拍的思想言论都要受到严厉追责和整肃。何况中共建政后,为了强化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钳制,经年累月连续不断地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改造的洗脑运动,在政治运动的威慑效应下,社会各界皆心有余悸,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整个社会除了当局的宣传舆论一枝独秀外,鸦雀无声,绝无其他杂音。
  试想,在这种严酷逼仄紧张的环境下,谁敢无事生非,以卵击石,擅议“政见”,奢谈“革命”,妄图“造反”,来推翻颠覆其红色政权呢?哪岂不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了!
  毋庸置疑,如果没有毛伟人的一再号召、鼓动和激励,没有中央“两报一刊”连篇累牍的推波助澜,以及不厌其烦,喋喋不休的教唆蛊惑,也就根本不可能掀起这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排山倒海,天翻地覆的所谓“革命造反”波滔滚滚的狂澜巨浪了。
  总而言之,当年所谓的“造反派”,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完全是响应毛伟人号召的“奉旨造反”。
  但具体到每个人起来“造反”的动因,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有革命理想主义的感召,有宣传舆论的煽情,有上面领导的鼓动,有大势所趋的裹挟。当然,也有一些是掺杂着为了改变个人的处境,或者是发泄对某些领导的不满而起来造反的。不过,这些人不是当年“造反派”的主流。
  因此,从广义上来看,当年只有“造反派”,而没有不响应伟人号召的“保守派”,更没有公开对文化大革命运动表示不满的“反对派”。
  需说明的是,被管制的所谓“阶级敌人”,以及被揪出的所谓“黑帮”、“反动权威”、“三反分子”、“走资派”等,他们是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行使“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自由的,只准其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再谈论狭义上的“造反派”与“保守派”(这里主要是指单位职工)。
  文革初期社会上各行各业积极响应毛 、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一哄而起所成立的各种群众组织,虽然五花八门,多如毛牛,犹如过江之鲫,但首当其冲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对本单位主要领导干部执行路线的正确与否,必须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当时大致上可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认为他们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属于名副其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广大革命群众应积极响应毛 、党中央的号召,消除思想顾虑,义不容辞地起来“造反”,狠狠批判坚决打倒这些“走资派”。
  如果要证明其理由的话,那也太容易了,罪名可信手拈来。光是套用当时报刊上经常批判的“唯生产力论”、“资产阶级旧规章制度的管卡压”、“用生产冲击政治压制革命”、“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等诸如此类中的任何一条罪状,就足以打倒所有的主管领导了。况且每个地方、每个单位,总有些不尽如人意或不够完善的地方,也总能找出或挑剔一些瑕疵、毛病和问题,将其无限放大或上纲上线,也足够能压倒一切的当权派了。当年要诋毁和打倒某位领导干部、某个当权派,就这么简单,就这么诡异,也就这么荒唐!
  于是,有不少单位的“造反派”甚至还提出了“踢开党委闹革命”这种大谬不然的狂妄口号。当年,在江苏镇江的街头,这样的耸人听闻的大标语比比皆是到处可见。“踢开党委闹革命”一词在动乱初期,竟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时尚用语。
  另一种观点则完全相反,认为这些领导是一贯忠于毛 ,坚持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的,绝不是“走资派”,不但不能打倒,而且还要继续支持、拥护和保护好这些领导干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强加于他们身上的种种罪名,完全是鸡蛋里挑骨头,捕风捉影,混淆是非,造谣诬蔑和栽赃陷害。
  因此,当时一般来说,将前者称呼为“造反派”;后者的思想观念似乎有些保守,跟不上当前的运动形势,故称之为“保守派”。
  被称为“造反派”的一方,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甚嚣尘上,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对于“造反派”的称号,当然是津津乐道,沾沾自喜,当仁不让。认为己方是响应号召,紧跟运动形势,对“走资派”造反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指责对方则是不听从号召,一心一意死保“走资派”,并嘲讽贬称他们为“老保”或“保皇派”。当时镇江“保守派”组织的名称大多是“赤卫队”,也因此被蔑称为“赤老保”!
  “造反派”同时也向“保守派”呼吁:要认清当前运动的大方向,不要继续受“走资派”的蒙蔽,不做其殉葬品,应回头是岸,反戈一击,尽快站到“造反派”的队伍中来,共同向“走资派”开火、开炮!
  笔者记得镇江当年街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中,有一条特别醒目就是:“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革命不分早晚,造反不分先后!”这也是“造反派”方面大张旗鼓地引用《两报一刊》社论中的口号,不遗余力地现炒现卖,以此来动摇、分化、瓦解“保守派”组织。
  “保守派”,顾名思义就是指墨守陈规,不能与时俱进,不求改革,甚至反对变革,是个贬义词。
  当然,被称之为“保守派”的一方,并不认可自己是“保守派”,更不是所谓的“保皇派”。他们认为己方所保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其权威不容侵犯,保护了党的基层政权,也就是以实际行动,保卫毛 、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文化大革命,不但不是“保守派”,而且还是光荣、正宗无产阶级的坚定革命派。
  “保守派”认为对方所谓的“造反派”,是一群成分不纯,人员复杂,对社会现实不满的乌合之众。指责他们曲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涵义,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瞎胡闹,甚至还认为其“革命造反”,实际上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动摇其根本制度,是心怀叵测,大逆不道,猖狂向党进攻!是右派翻天!是反攻倒算!而那些“造反派”的头目和骨干人员就是一些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野心家、阴谋家、反党分子。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揭露阴谋诡计,使其绳之以法!
  “保守派”方面也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不准‘牛鬼蛇神’反攻倒算!”等口号,并写成大标语、大字报,张贴于对方的标语旁,有的直接覆盖在“造反派”的大字报上。
  由此看出,“造反派”和“保守派”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政治态度和理念,都不尽相同。“造反派”是依照《两报一刊》所宣传的全新观念来理解;而“保守派”还是停留在过去“反右”、“反右倾”、“四清”等政治运动老一套的思维模式中。
  再来叙说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产生。在群众组织风起云涌成立的初始阶段,如果没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被大家所认可,一般的人是难以被推选到负责岗位上的,而且越往上层升,各方面的素质要求也越高、越严格。无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的领导人员莫不如此。借用毛伟人的一句名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因此,如果是劣迹斑斑,声誉不佳的人则很难会被推选上去,更不用说是担任群众组织的高层负责人了。就这一点来说,当前一般影剧中常将“造反派”人物一味妖魔化表演的形象,是不尊重历史背景,也是违背当年客观事实的。
  在此,笔者举一个范例。1967年的春季,镇江西郊的煤机厂(全称为“华东煤田地质勘探镇江机械厂”)多个群众组织实现了大联合,要选举新的负责人。选举是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民主方式进行,事先已规定好,按得票的多少决定其负责人,得票最多的当一把手。选举的结果,竟然是出差在外的中层干部、共产党员的浦凤根得票最多。因为大家都了解他的为人,廉洁奉公,忠于职守,做事稳重,有组织管理能力,威信也高,所以一致推选他。但浦凤根凡心于技术工作,不愿抛头露面当其头头,经驻厂支左军代表一再的施压,才只得应承下来。
  此公后来的命运多舛,大起大落,一会儿被推选为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全镇江地区十一个县市仅三人);一会儿被诬为参加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逼得以跳楼来自证清白(摔成重伤);平反后,一会儿被任命为镇江市总工会 ;文革后,一会儿又被认定为“三种人”,从干得风生水起的镇江液压件厂长的位置上拉下马。关于这位当年镇江家喻户晓公众人物的坎坷经历,笔者将以后择机专题介绍。
  早期“造反派”组织的筹建和成立,大多处于秘密状态,有的还需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他们是明确反对本单位当权派的,故会受其无情打压。如当年声名显赫,妇孺皆知的原镇江建筑公司“造反派”负责人赵玉宝老先生曾对笔者吐露,当初他们就是真诚地响应毛 的号召,赤胆忠心,不畏风险,利用休息日或下班后,避开领导,秘密开会,私下串联,待时机成熟,才毅然打出镇江建筑公司“革命造反兵团”的旗号,掀起了全公司和镇江建筑系统“革命造反”的浪潮。
  “保守派”组织的建立,一般略比“造反派”滞后,通常则是公开高调的,没有风险可言,大都是由本单位的当权派授意、指使、支持下成立的。因此,也是死保其当权派的。
  相对于“造反派”而言,“保守派”组织中的党、团员、劳模、积极分子较多,所享受的荣誉和既得利益也较多。
  “造反派”组织为了能更好地标榜自己,一般在“造反”的词组前面还要加上“红色”或“革命”等修饰语,以彰显自己是“红色造反”或“革命造反”。如上海的“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南京的“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无锡“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常州“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后字252部队“红色造反总司令部”,镇江也有个“红色造反司令部”,基层组织中称“红色造反”和“革命造反”的就更多了。
  有些“造反派”组织虽无“红色造反”或“革命造反”等字样,但署有东方红、红旗、井冈山、毛泽东思想等象征着革命的词组和短语。有的则用其“造反”活动的日期或该组织成立的日期来命名,如当年赫赫有名的镇江蚕桑工区“6.15战斗队”、镇江农药厂“11.30造反兵团”等。
  而相对于“造反派”方面名目繁多纷杂的组织名称,“保守派”方面就简洁多了。在江苏、上海“保守派”方面的组织基本统一命名为“赤卫队”。如镇江的“保守派”组织就称“赤卫队”,全市性的领导机构称为“镇江市工人赤卫队总部”。
  这些蜂拥而起的群众组织,除了在单位内部明争暗斗,唇枪舌剑,相互攻讦、抹黑外,很快就突破本单位的藩篱,纷纷走向社会,寻找支持,按照相同观点各自联合,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
  这两派的思想观点泾渭分明,对立情绪也日趋严重。广大人民群众受此影响,大多也分成两种观点,有些常常原本和睦的一家人,也因其观点不同而引起莫名的无穷辩论,有的争得面红耳赤,有的相互指责,有的因其观点分歧,甚至还造成恋人分手,夫妻反目,兄弟成仇……
  当时“造反派”所持的观点,与主流舆论《两报一刊》大肆鼓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宗旨相一致,符合文革运动形势发展的大方向。从总体来说,“造反派”的势力发展很快,人员众多,士气旺盛,远远超过并胜出了“保守派”。
  即使有些单位和部门的“造反派”,在其初始阶段受到当权派和“保守派”势力的联合压制,但他们的“革命造反”符合运动发展的趋势。因此,“造反派”也能很快扭转被动局面,扬眉吐气,占据上风。
  而“保守派”的思想观念主要就是支持、拥护当权派,保持原有的政治秩序和既得权益。这就与毛 、党中央关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派”的目的,完全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了。所以,不管他们当初保卫毛 、保卫党中央、保卫红色政权、保卫文化大革命的心情,是多么的无比虔诚、多么的忠心耿耿、多么的坦荡无私,然而他们的“大方向”开始就错了,其落败的可悲命运,已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了。
  当时运动发展形势的特征颇为明显:当权派就是“走资派”,“走资派”也就是当权派,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打倒,接受批斗。至于这些当权派究竟是好是坏?执行路线的正确与否?也根本无须甄别,以后再说。
  在这种日益现显不可逆转的趋势下,各级“走资派”先后纷纷垮台,越来越多的“保守派”人员也终于幡然醒悟,纷纷退出,有的还迷途知返转身加入了“造反派”。因此,“保守派”组织每况愈下,山穷水尽,往往以致不战自溃。剩下的一些“保守派”组织,在“造反派”的无情打压下也迅速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全军覆没。
  显而易见,广泛发动群众打倒各级“走资派”,是这场文化大革命初始阶段的即定目标,也是运动前期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年流行的最高指示是:要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换言之,就是要“造反”、“造反”,天下大乱,越乱越好,只有彻底打碎旧体制,才能脱胎换骨创建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红彤彤的“新时代”、“新社会”。这当然仅是一种想当然不切实际“乌托邦”式的虚渺幻想,一味强行只能造成一场旷古未有的时代大悲剧了。
  之所以运动初期借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将几乎所有的当权派先打倒,搁在“群众运动”的灼热炉火中熏烤一阵,敲打一番,然后再看其悔罪认错态度酌情处理。这大概就是毛老人家深思熟虑,运筹帷幄推进文革进程的“伟大战略部署”了。
  诚然,关于这场空前绝后,惊天动地,翻江倒海,超级折腾的文革运动是否必要?其出发点究竟如何评价?吾等草民是不可擅自僭越妄议的,但这把文革之火,竟演变成一场经久不息,越烧越旺“潘多拉”式熊熊漫天烈火,烧焦烤糊了整个社会,给中华民族带来前所未有,不堪回首,深重灾难的种种残酷事实,这也是任何人都无法掩饰、抵赖、篡改和否定得了的。
  文革初期,群众造反运动的第一阶段,是以“造反派”一方取得全面胜利,“保守派”完全溃败而告终的。
  当然也会有一些特殊的例外情况,比如有的单位规模较小,或是干群矛盾不突出,或是远离城市政治运动漩涡,群众组织往往出现的较晚,社会上“革命造反”的主流趋势已明朗。这时所成立的群众组织当然是以“革命造反派”的面貌为居。所以,有些单位在运动之初,并没有形成明显的两派相争互斗的情形,有的还是以一派群众组织为主。因此,各种情况都有不一而同。
  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广义狭义上的“造反派”,还是什么“保守派”,都是十年浩劫那场登峰造极的历史闹剧中被忽悠、蒙骗、愚弄、利用和受害的各种不同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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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03-21

 参观“高干招待所”
  (老知青一员)

  文革之初,广大群众积极响应毛 、党中央的号召,进行轰轰烈烈“革命造反”的过程中,除了揭发和批判“走资派”严重的官僚主义,还“抖露”了他们贪污、腐化、开后门、多吃多占、鸡鸣狗盗等诸多违法乱纪的事实。
  造反派在斗垮了为当权派保驾的“赤卫队”势力后,取得了话语权,更是将当权派的这些见不得人的龌龊糗事,以及徇私枉法,作奸犯科,欺男霸女等寡廉鲜耻的大量丑陋恶事,大挖特挖,內查外调,系统整理,公布于众,使其原形毕露,颜面尽失,声名狼藉,臭不可闻,一钱不值。此外,还把他们所享受的某种特权待遇及远远高于民间的生活水平,斥为修正主义分子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高度来看待。
  当年民众对所揭露出来部分当权派的纸醉金迷,骄奢淫逸,很是深恶痛绝,无比愤慨,其心情与如今国人对官场的腐败,权贵阶层的巧取豪夺,大肆敛财,过着一掷千金土豪生活的憎恨仇视,如出一辙,毫无二致。
  可见,历史总是惊人的极其相似与巧合。深为遗憾的是,数十年来官员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消弭,反而越演越烈,这也许是时代和社会的最大悲哀!看来,这种体制上的痼疾,不对症下药,是难以根除的。不过,此类敏感话题,笔者不便深入,更不敢妄议,请读者见谅!
  当时的群众组织按照最高统帅的战略部署,系统揭发和批判各级“走资派”是如何忠实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疯狂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由此抽丝剥茧地将他们原本极力掩饰鲜为人知的奢侈糜烂生活,赤裸裸地无所遁形于光天化日之下,令人发指,触目惊心,振聋发聩,彻底戳穿了其先前自我标榜宣称的为政清廉,克己奉公,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假象(当年用语,一切下同)。
  当年被揭发出来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轰动江苏全省的“省委书记大楼”豪华超标事件。在1967年元旦前后,镇江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报道“省委书记大楼”违规超标的大字报,大意是这栋坐落在南京山西路上的“省委书记大楼”,其建筑大大超标,是正常规定的数倍,楼内装饰也极其奢华豪丽,共计花费人民币数百万元,在当年这是笔令人咂舌的天文数字。
  当时在“省委书记大楼”事件中揭发出来的挥霍浪费违规超标的事例很多,数不胜数,其中有两项给笔者的印象尤为深刻,至今不忘!
  其一是,楼内的厕所(当年不叫卫生间)都配备了暖气。拿今天来说,这是再平常不过了,但在当年却是闻所未闻的大奇事。那时一般市民都是使用公厕,而公厕大多是半敞式的,在寒冷的季节如厕很是不便,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因此,在人们看来,在大楼内配有厕所就已是很完美的了,再配备暖气,岂不是匪夷所思,异想天开了吗?
  其二是,国家明文规定,除了医院外,所有的建筑物六层以下一律不准配置电梯。该大楼的主体部分只有三层,局部才四层,根本不符合运行电梯的标准。可设计施工时,却按照省委领导人的要求,违反规定,安装了电梯。当年的公信力很高,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没有讨价还价,打擦边球的余地。而这些官老爷养尊处优惯了,竟公然对抗国家的禁令。
  省城造反派将豪华超标的“省委书记大楼”,作为批判省委一小撮“走资派”搞资本主义复辟罪恶活动的一件活标本、一扇活窗口,一本活教材,提供给全南京市、全江苏省人民来参观和批判。
  镇江离南京很近,当天就可以来回。因此,镇江的许多单位皆组织了职工专程去宁参观“省委书记大楼”。笔者二哥的单位,是个不到百余人集体所有制的小厂,亦组织了职工去宁参观。
  有些人不由得浮想联翩,我们镇江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他们按图索骥,将当时政府部门现有的楼堂馆所排查了一遍,竟还果真寻觅到一处相似可供批判的典型案例,即位于紧邻著名风景区“天下第一泉”的金山“高干招待所”。[1]
  金山“高干招待所”的规模,是比不上南京的“省委书记大楼”,但从单位面积建筑造价的高昂和装设配置的豪华程度,却绝不亚于“省委书记大楼”,甚至还能更胜一筹。
  据当年揭发:此所是在1960年7月动工兴建,于1961年9月建成使用。这正是国民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各项基本建设都在缩减,而镇江地委“走资派”却不顾国家困难,大兴土木,花费巨资建起了这座为极少数人服务的“高干招待所”。其建筑和内部装饰,均是采取高标准、高要求,极尽奢华。地基是湖滩,就埋设了三米深的石块和水泥。一切家具从洋从新,全是在上海定做的。地毯则动用了出口的羊毛,到泰州地毯厂按照各房间的长短宽窄定制,仅此一项就耗费了三万多元。油漆技术采用了最新式的清喷漆(腊克),此技术在镇江首次运用。在施工过程中,任意加快施工进度,还跌死了工人马洪道。这个罪恶的招待所,是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灌注起来的呀(当年的大批判说辞)!
  某群众造反组织经过一番积极筹备,全方位揭露和批判“高干招待所”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现场展览批判会,很快在一派喧嚣声中开张了。他们事先大造舆论并贴出海报,欢迎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前往实地参观,来看一看这些修正主义的官老爷们是如何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顾民间疾苦,恣意享受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复辟资本主义的。
  当年学校“停课闹革命”,笔者无学可上,在街上闲逛时看了海报,心想一定要见识见识“高干招待所”究竟是怎么的豪华和奢靡?
  于1967年2月的某日下午,笔者兴致匆匆地来到了“高干招待所”,一进入园内,就好像是到了天上人间的世外桃源。当时也顾不得看其周围茂密的树丛和绿荫环绕的亭台楼阁,就跟随着参观的人流进入“高干招待所”的楼内。这里果然是一派的金碧辉煌,豪华至极,即使与如今的五星级宾馆相也毫不逊色。
  这时有位端庄的女讲解员,领着我们一处一处地参观和宣讲。据介绍,“高干招待所”的管理制度非常严格,只接待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因此,一年只接待四五次客人,使用时间仅一个多月,常年空着。其内部等级深严,悬殊极大,首长一人住四大间(卧室、会客室、休息室、书房),随从人员三人住一间,本所服务人员三人住半间。并规定,服务人员的家属不能进门。这里已接待过好多知名的国家领导人,如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等。当然,讲解员是用一种十分鄙夷的语气提到这些人的名字的。
  须知,当时的政治语境,刘少奇虽还未开除出党及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的三顶铁帽子,但已被列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派”,成为十恶不赦的打倒对象;关于朱德,“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反毛 的老手”等内容的大标语不仅贴满了北京街头,还贴到了中南海,被勒令交代“反毛罪行”;邓小平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核心人物,也是全国的“二号‘走资派’”;彭真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北京大搞“独立王国”,被毛伟人怒斥: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罗瑞卿是“篡军反党”,反对林副统帅,用大比武冲击政治学习的“野心家”、“阴谋家”,文革前就已被打倒;陆定一所任职掌控的中宣部,被红太阳认定:中宣部是“阎王殿”,并提出要“打到阎王,解放小鬼”。
  在这里,笔者真是大开眼界,彻底被豪华气派给震慑了,满处都是高档沙发、高档弹簧床、高档家具、高档地毯、高档灯具、高档浴缸、高档套房,这里的一切都是说不尽数不完的高档和豪华。这些设施、这样房间、这种神仙般的舒适生活,民间是根本看不到的,也是我们老百姓从不知晓,无法想象的。
  在笔者前面一位年纪较大的参观者,指着这些豪华的物件和设施,当场就不无感慨地长叹了一声:“哎!这些都是些民脂民膏,人民的血汗啊!”笔者当时少不更事,心智不成熟,一时还领会不了这句话的涵义,后来细细品味,才逐渐悟出其中的真谛。
  有一处房间里倾倒着一部砸坏了的电唱机,这部看来很是新颖高档的唱机,可机盖、机壳和唱机部件却完全分了家,唱机的机头也断裂。房间满地都是一堆堆摔坏砸碎了的78转黑色胶木唱片,这种胶木唱片的材质很脆,极易开裂,哪能经得起人为的摔、掼、砸呢!据讲解员说:地上这些“破四旧”时被砸毁的,全是社会上查禁的“封资修”内容的唱片。
  众所周知,1962年9月,毛伟人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后,相关方面就批判传统戏剧节目,认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了社会主义的戏剧舞台,而不宣传工农兵的光辉形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违反毛 革命文艺路线的,到了1965年各种传统戏剧节目就不再演出;宣传领域“兴无灭资”、“反修防修”的调门也越来越高,不断地批判这、声讨那!不但建国前的歌曲不准再唱,连一些后来创作的歌曲,文革前也遭批判,像电影“冰山上来客”的主题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电影“红霞”的主题曲“祝红军”等都在违禁之列;自中共中央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九评”,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及东欧的歌曲也遭禁止。民间如有人违反禁令,是要受到严厉处分的,极少有人敢以身试法。
  可见,同一样的唱片,在民间遭到查禁,碰不得,谁碰谁倒霉!怎么到了“高干招待所”,这些所谓“封资修”的毒草却成了香花,首长们可以公开地欣赏,享受和愉悦其中的乐趣,陶冶情操。这两种“意识形态观念”大谬不然的解读,实在是荒诞不经,难以置信。
  讲解员看到我们参观者十分惊讶,她说离奇的事情可多了,指着一处房间愤然说:“这是活动室,住在这里的客人可以下棋、玩扑克、打麻将。”听到这里,大家都目瞪口呆地愣住了。麻将不是赌具吗?政府不是早就明令禁止不准打麻将了吗?笔者长到这么大,除了在影片上看过打麻将的镜头外,还从未见过麻将的实物。有一观众口直心快地说:“这些高级干部能在这里打麻将,却不准民间的老百姓打麻将,一经发现就抓,轻者扛桌子、罚款,[1] 重者批斗、坐牢,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难道这里是法外之地吗?”
  讲解员说道:“还有更加令人气愤的呢!”随即领着我们到一处更大些富丽堂皇的房间(实际是两间相连),无比愤怒地说,“这里就是一帮“走资派”酒足饭饱后寻欢作乐的舞厅,有年轻貌美的女服务员作舞伴。”我们这些参观者听了,差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个都瞠目结舌!
  一位女参观者愤愤不平地说:“民间早就不准男女一对一的跳舞了,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情调,与当前工农兵的革命情操格格不入,而这些高官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外是马列主义,对内是自由主义者!”有一人接着话题嘲讽道:“这些‘大头头’虚伪得很,道貌岸然,口是心非,当面像人,背后是鬼,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肚子的男盗女娼!”
  讲解员继续说:“舞厅里共装了45支日光灯管,有红、绿、紫、白四种颜色,可随意调节灯光。在这里还经常放电影,叫剧团来演戏。有一次省委书记某某(隐去姓名)来时,地委头头投其所好,叫了两位评弹演员专为他一人唱评弹。演员涂脂抹粉,染指甲,擦口红,穿旗袍,与某某对面弹唱,实在是令人作呕。有一次中央的某一大人物来了,省、地、市的头头无比阿谀奉承,竟叫镇江有名的扬剧演员筱荣贵来唱‘拿手戏---小尼姑下山’”
  讲解员还声情并茂地讲道:“冬天‘高干招待所’的所有房间都有暖气供应,舒适宜人,但住在这里的修正主义分子对供暖还是很苛求。例如,修正主义分子、大坏蛋某某某(隐去这位身居副总理性格张扬高官的姓名),要求室温保持在摄氏24度,当他查看到温度计稍低了一些,顿时大发脾气,将服务员和所负责人叫来臭骂一通。”讲解员神情愤怒地说:“当时的室温只不过低了一度,一般人根本觉察体验不出来,某某某竟发这么大的脾气,哪当初他是怎么爬雪山、过草地的呢?他真是忘本忘过了头,修正主义修到了家!还有一位省长大人对暖气的要求很高,锅炉工人提前一天开炉,烧足了暖气,哪知道他才进门两步就退出去了,说:‘太冷,我是不能住。’因此,锅炉工受到了批评。”
  我们参观的一行人走到了雅致的餐厅,餐具全是精细光洁的高档瓷器,筷子是象牙筷。讲解员揶揄地说:“这里是由专门的高级厨师主厨,即使在前几年自然灾害极度困难时期,他们喝点、吃的也是天下的名酒名菜,山珍海味,大鱼大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特别是讲究新鲜、味道、精细,像镇江的鲥鱼、刀鱼、回鱼、鮰鱼肚、螃蟹等。为了追求味道,素菜都是用老母鸡汤来烧的,并且还要天天、顿顿不同样。”讲解员讲到这里略沉吟了片刻,深深叹了一口气,有些动情且悲愤地说:“而我们老百姓那时吃的是什么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也无需费口舌了!”
  现场顿时陷入一片莫名的沉寂,仿佛众人的思绪又回到那不堪回首的饥饿悲惨年代。有一人黯然神伤地缓缓说:“哎!我们是瓜菜代、飞机菜、豆腐渣、挖野菜,[3]大米的黑市价格暴涨,最贵时三元多钱一斤,我二级工的月薪只够买十斤,谁能买得起?”;有一位噙着眼泪低沉地说:“我奶奶就是在61年活活饿死的!前几日大字报批判陶铸私下讲过的一段黑话‘长征苦,三年自然灾害比长征还要苦,我虽然没有参加长征,但我有资格讲这种话,因为我老婆(曾志)参加过长征’看来此话不假”;还有一位哽咽悲切地说:“我山东老家,饿殍遍野,家家死人,如果不是出来当兵,我也难活呀!”那位说过民脂民膏的语重心长地轻轻道:“当时要少建这样一座豪华的招待所,可以救活多少条人命啊!”
  听到这里,笔者不由得五味杂陈,百感交集,思涛翻滚,悲凉彻骨,鼻腔发酸!当年饥荒严重,因缺乏营养,笔者与家母就曾患过浮肿病,小腿上一按一个坑,久久不能复原。这些亲身经历的切肤之痛,锥心记忆,忘却尤难!笔者至今吃饭从不挑食,也从不浪费一颗米粒、一片菜叶,也因此常常被晚辈取笑!
  这位讲解员全部介绍完了之后,稍停顿了一会,她情绪激动提高声调总结说:“革命群众们!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蜗藏在这里,过的是一套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更是违反毛泽东思想,这就是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正如伟大领袖毛 教导我们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应不应该受到批判?应不应该被打倒?”
  讲解员的这番激昂时尚的流行言辞和经常念叨的伟人圣谕,瞬间将我们悲凄梦魔的阴霾心情一扫而光,“革命”的情绪被煽动蛊惑激发起来,大家皆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群情激奋,连连挥臂义愤填膺地大声狂呼:“应该!应该!应该!”
  笔者前面的六七个人是一伙的,听完了讲解后,就七嘴八舌地纷纷议论开来了。有一人首先感慨万分地说:“过去各级领导都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要求我们,要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受压迫、受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还得靠我们拯救、解放。所以,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精神,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这种醉生梦死腐化堕落的生活,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有的说:“老干部过去革命有功劳,享受一些较高的待遇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待遇未免也太高太过分了,这几年虽然比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所好转,可粮食还远未过关,群众还在贫困线上挣扎,而他们却如此的大肆挥霍,穷奢极欲!这种反差太大了,也太不应该了!再说,如果革命的目的,是要个人过上荣华富贵高人一等的生活,这种革命还有什么进步意义?还有什么值得宣扬?”有一位说:“怪不得这些场所,往往都是戒备森严,原来他们是贪图享受,做贼心虚,怕人窥视,他们已经完全蜕化变质,不可救药,不管过去功劳多大、资格再老,都应该被打倒!”有的说:“以前即使知道他们的奢侈糜烂和胡作非为,也不敢讲,一旦透露,就诬陷你是心怀叵测,攻击共产党,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敌对分子’,牢狱之灾就等着你!”有的还说:“过去所吹嘘的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是一套骗人的假话、鬼话,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好处,就是无情揭开了社会的阴暗面,彻底暴露了这些当大官骄奢淫逸,为所欲为的真面貌,否则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些骇人听闻的黑幕呢......”
  笔者越听越憋屈,越听越茫然,干脆离开了。走出“高干招待所”的楼外,再仔细观察这座两层楼的洋房,的确很是美观、漂亮。大楼临近水面的地方还有一块伸入湖中的半圆形的露台,称为“钓鱼台”。“钓鱼台”有走廊与大楼连为一体,是专为入住的首长,满足其垂钓的需要而设置的,并且也配备了当时非常先进昂贵的各种钓鱼竿任其选用,可真是宾至如归,无微不至地服务到家了。
  此时虽说是隆冬季节,然而“高干招待所”园内高大的常绿树种像香樟、广玉兰、雪松、龙柏,与不太高的桂花、梅花、棕榈、紫竹,以及茶花、天竺、海桐、石楠等花木,加上路径两侧长势良好且精心修剪的黄杨绿篱,形成一幅高低搭配,错落有致,相映成趣,春意盎然,赏心悦目的风景画。这里环境幽静,林荫覆护,风景优雅,可谓不是天堂却胜似天堂!
  据了解,“高干招待所”不仅将人工湖(今金山湖的一部分)最好的一方地域占用,并且在湖上拦了铁丝网,划为水上禁区,以防群众游泳时进来,还将“天下第一泉”的部分景区、景点也用铁丝网圈围,据为己有。如古香古色历史悠久的“鉴亭”,是景区的重要景点,此亭为双层立柱,八角亭,直径七米,十分宽敞,取名鉴亭,以水为镜,以泉为鉴之意。亭中有石桌石凳,供游人小歇,十分静雅。当年,外面的游客只能隔着铁丝网目视这景点,无法踏入其半步。
  笔者回家的路上,经过长长的新河路(今已废弃),路南的一带,是大片低矮简陋且杂乱无章的棚户区,蜗居着密密麻麻的住家。笔者的两位同学位于其中,因此,也略知该区的状况。这里没有自来水,用水需到很远的水站挑水或用井水、湖水;有些住户没有电,还得用煤油灯照明;这里的树木极少,一旦风起,尘土飞扬,遮天盖地;这里也没有一条像样的下水道,只有大小深浅不一敞露的排水沟,平时污水不断,一到雨天,臭水横流,浊水泛滥。如果拿这里的居住环境和“高干招待所”相比较,称呼为“地狱”也绝不为过!
  注释:
  [1] “高干招待所”:镇江国宾馆的前身,该处紧邻驰名中外风景名胜的“天下第一泉”,实际上是占用了景区的一部分。
  [2] 扛桌子:是指当事人扛或搬着打过麻将的桌子和椅凳,徒步去公安机关接受处理,实际是让当事者沿途出丑、丢人现眼的一种惩罚形式。
  [3] 瓜菜代:意思为粮食紧张,不够吃,以瓜和菜代替粮食来充饥。
  飞机菜:包菜中最差的一种,生长时的菜芯开裂分叉,相似飞机的翅膀,故称为飞机菜,此菜是以粗大的菜梗为主,菜叶极少,涩嘴,很难吃,是当年困难时期,菜场供应市民的当家菜,该品种早已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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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03-21

  主流造反派的分裂
  (老知青一员)

  在1967年惊天动地“一月风暴”的浪潮中,江苏镇江的造反派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以上海《文汇报》造反组织“星火燎原”的夺权为榜样,掀起了一股狂热的夺权高潮,纷纷接管了本单位的领导大权。[1]夺权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时尚潮流。
  其实所谓的夺权,也仅是个形式而已,在造反派斗垮了为当权派保驾护航的“赤卫队”和“三字兵”(老红卫兵)等保守势力之后,各单位的当权派不是被打倒靠边站,就是对造反派唯命是从,实质上造反派在发号施令,已经掌权当家做主了。在此,列出当年镇江部分单位的夺权情况:
  红旗耐火器材厂于1966年12月23日被“革命工人管理委员会”接管;[2]
  《镇江日报》社于1967年1月11日被镇江市造反派组成的“接管委员会”接管;
  大东造纸厂于1967年1月12日被“红色造反总部”接管;
  镇江港务局于1967年1月14日被“八.二八红色造反团”接管;
  谏壁发电厂于1967年1月17日被“东方红公社”接管;
  镇江供电局于1967年1月17日被“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接管;
  镇江邮电局于1967年1月17日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接管;
  蚕桑工区于1967年1月22日被“六.一五红色造反队”接管;
  镇江农机学院(工农大学)于1967年1月26日被“东方红战斗队”接管;
  这段时期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下,造反派完全主导了局势。1967年1月20日《镇江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造反派的“脾气”》不成文的诗句,反映了当时造反派“老子天下第一”狂妄无比的得意心情,以及个人崇拜的浓厚氛围。笔者将其一字不漏抄录如下:
  造反派的“脾气”
  是革命就不能吞吞吐吐,
  什么温情呀,过火呀,
  什么折中呀,调和呀,
  统统滚蛋!
  我们就是要闯,就是要干!
  * * * *
  要造反就要敢于刺刀见红,
  我们不稀罕什么乌纱帽,
  拍马屁的在我们眼里最渺小。
  什么上司、朋友、亲戚,
  什么团长、队长、主任,
  统统见鬼去吧!
  资产阶级的那一套,
  我们怎么能要?
  * * * *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什么“假左派、真右派”,
  “什么反党分子”、“反革命”,
  任凭你帽子千万顶,
  任凭你迫害万斤重,
  “我自岿然不动”。
  我们照样大喊大叫,
  造反!造反!!造反!!!
  远大的理想,谁也不能动摇!
  * * * *
  为了保卫毛 ,
  为了保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洒尽热血心欢畅”。
  和混蛋们决一死战,
  迎来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普照全球!
  镇江红色野战军东方红战斗队
  镇江的各路造反派在与保守派组织相抗衡对峙期间,尚能够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休戚与共。随着保守派势力的落败,失去了共同的对立面,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有了一些松动和微妙变化。
  当时全市性的职工造反派组织,派系林立,除了“红司”以外,还有“临司”、“工革会”、“红色工农革命军总部”等组织。这些组织的规模虽不大,成员也不太多,但也都算是全市性的群众造反组织。
  这些造反组织是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狂飙喧嚣中,一哄而起仓促形成的,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时间一长,有些思想素质差的人逐渐本相毕露。
  因此,有些造反派组织的内部纷争不断,头头之间勾心斗角,拉帮结伙,争权夺利,甚至相互倾轧,水火不容,以致很快就四分五裂,顷刻瓦解。如“临司”的领导层首先分裂,孙智平(镇江衡器厂临时工)、丰洪金(镇江油脂化学厂临时工)等人,看不惯其主要负责人张荣发(镇江筑炉社临时工)的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拉出了一部分人马,另外成立了“镇江红色劳动者革命委员会”。
  全市性的临时工造反组织分裂后,在紧接着的所谓“反击资产阶级经济主义妖风”汹涌澎湃的冲击下,“临司”和“镇江红色劳动者革命委员会”均陷入困境,很快就分崩离析,不复存在,其成员大多被其他造反派组织所吸纳。
  是年1月下旬的某天,镇江市区的主要街道一夜之间出现了许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大幅标语,落款是工农大学“东方红”。大家对这些闻所未闻的口号一时都有些懵住了,为何提出这种耸人听闻的口号,不知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很快就搞清楚了,原来这口号的来头很大,是中央文革小组首先提出的,工农大学“东方红”有驻京联络站,他们将此信息及时传来。意思是当前的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动荡阶段,群众组织也将面临着分化重组的新形势。
  众所周知,中央文革小组是受伟大领袖直接领导,也是具体负责开展全国文革运动的领导机构,在当年具有无尚的权威。中央文革既然提出这种涵义丰富的口号,这就指明了下一阶段运动的发展方向,也预示着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但不会很快结束,而且还有一场惊涛骇浪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口号,则是毛伟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其具体实践过程中的现实反映。诚然,正是这种理论的践行,使得政治运动连绵不断,造成了全社会无休止的动荡和折腾。
  而就在此时,工农大学“东方红”与“红司”领导层的关系迅速恶化。工农大学“东方红”首先贴出大字报,直言不讳指名道姓地批判“红司”的领导人,认为他们是混进革命造反阵营中的蠹虫、投机分子和野心家,将其列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打倒对象,大加挞伐。
  由于工农大学“东方红”的能量极大,在镇江具有一呼百应的巨大号召力。况且在运动初期,他们就积极深入至本市的工矿企业,进行“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的串联活动,与基层造反派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因此,由工农大学“东方红”指挥的反“红司”领导层的大合唱,不仅所有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包括后来与其反目的三中“井冈山”、少年之家“刺刀见红”)都积极加入,连“红司”的不少基层组织也纷纷响应。一些全市影响较大的基层造反派组织,如大东纸厂“红色造反总部”、省船厂“联指部”、蚕桑工区“六一五”等,也都先后加入了激烈声讨“红司”领导人的行列。
  经过一波声势浩大反“红司”的浪潮,四面楚歌,基础不牢的“红司”领导层很快垮掉,整个“红司”也宣告解体。当然,有些“红司”的骨干人员心有不甘,成立了一个名为“红色造反司令部基层串联会”的组织,四处活动以图东山再起,但也仅是一时的回光返照,后来在触目惊心的“三月黑风”中,该组织被镇江军方以非法组织的名义所取缔。
  “工革会”、“红色工农革命军总部”等造反组织,在“红司”遭到围攻时并未施出援手,基本上是默不作声,隔岸观火,作壁上观。他们对于“红司”的垮掉,似乎还有些幸灾乐祸,大概是压在头上的“大哥”没有了,“小弟们”也可出出风头了。当时社会影响很大的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复辟罪行的金山“高干招待所”的现场展览会,就是由“红色工农革命军总部”一手主持操办的,若“红司”不垮的话,肯定是轮不到由其来出面主办的。
  就在“红司”陷于瘫痪瓦解之时,“镇江红色造反公社”简称“红社”,于1月29日轰轰烈烈地诞生了。“红社”的发起单位有三十多家,涵盖了工农学各领域,其中有不少赫赫有名的造反派组织,其声势很大。而“工革会”、“红色工农革命军总部”等组织则相形见绌,已呈现出日落西山之颓势,相继悄无声息地自动散伙了。
  可颇堪玩味的是,“红社”虽然人气旺盛,势力很大,但内部组织松散,也没有常设领导机构。所以存续时间并不长,仅在成立初期很是张扬喧闹了一阵子,不久就逐渐偃旗息鼓了。
  可能他们都已嗅觉到某种不详的政治气息迎面扑来,预感到局势将有所变化,其“革命造反”的气焰也大为收敛,大概是这些全市性造反组织停止活动的主因。因为军方已依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开始了严厉的“镇反”行动,[3]其锋芒直指当地曾经颇为活跃的造反派负责人。如原“临司”、“红司”,以及驻在市区的丹徒县“毛泽东思想闯将司令部”简称“闯司”、丹徒县“红色农民造反司令部”简称“农司”等造反派组织的一些主要头头先后均遭拘捕,有的还被游街示众。外地此类“镇反”的事件就更多了。
  这段时期镇江的运动形势像走马灯式的急遽变化,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不过,整个局势还算是平稳,即便有一波反“红司”的浪潮,所针对的仅仅是“红司”的几个主要头目,打击面不大,主流造反派基本尚能保持一致。因此,社会上虽有些动荡,但总体来说,波澜不惊,并无多大起伏。
  可是国家上层的政治气氛却日益紧张,中央陆续发出了一系列的通知和命令。如《公安六条》、《关于人民解放军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委八条命令》等。
  《公安六条》,即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内容分为六条,所以称其“公安六条”。这是中央为了保证文革全面夺权的顺利实现而制定的。这六项条款中,其中最重要的第二条明确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 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 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第4条也颇为严厉,将所有所谓有问题的各类人员及其家属等21种人,都列为专政对象,并规定:“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这些条款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就为不受任何约束地乱打、乱斗、乱杀,以及制造冤假错案大开方便之门,许多人因为读错、写错一个字就被打成“恶毒攻击”,加以逮捕、判刑。十年浩劫中,以此《公安六条》来定罪的受害者极多。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了《公安六条》。
  当年笔者是在原镇江博物馆(老英国领事馆,今为西津渡景区的一部分)的围墙上,匆匆看了群众组织转抄《公安六条》的大字报,从字面上来看,有些严厉用词,是自文革以来第一次出现。
  当时还有五六个人也在看大字报,他们一边看一边议论。其中有位长者说:“看来运动要收紧了,我打算要急流勇退了,省得以后遭麻烦!”另一人道:“莫非你是害怕了,当初面对着厂里那么嚣张猖狂的‘走资派’和‘赤卫队’,你都毫不畏惧,义无反顾,以‘十六条’为武器,积极领着我们起来‘革命造反’,现在我们造反派掌权了,你怎么反而害怕退缩了呢?”。“哎!我哪里是想出人头地?最初是厂里的头头把我作为运动的靶子抛出来,说我是漏网右派、是黑帮、是坏人,我也百口难辩,只有横下一条心,迫不得已才起来造反的,实在是被逼上梁山啊!也算是运气好,托毛 的福,我们造反派成了气候,夺了权,我退出让贤,以后就看你们的了”。“哪怎么行呢?你的功劳最大,是我们一致公认的头头,你不能走!”。有一人还耐心地劝说:“你威望高,阅历丰富,有文化、有能力,现在我们掌了权,正是你施展才华,大显身手的好时机,你怎么竟萌生退意呢,真是搞不懂?”。“喔!你们还年轻,我毕竟比你们多吃几年饭,多读几年书,如今社会太残酷了,动辄就讲阶级斗争,57年时我就因说了两句真话,差点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亏得我的人缘好。这次运动初期,‘走资派’找茬揪斗我,就是抓住档案中我有‘右派言论’的由头,这个致命的把柄,随时都会被别人利用。你们没有这些政治尾巴是不成问题,你们就好好干吧!”这人有些伤感地解释道。他们中一位久久未曾开口的瞄了笔者一眼,有些诡异地说:“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还是回去再从长计议吧!”
  笔者在一旁默默听了他们的对话,内心不以为然,那人也真是太过虑、太谨小慎微了,当前毛 、党中央信誓旦旦,言之凿凿,坚定不移地支持造反派,还一再号召鼓动夺权,那“走资派”和保守势力的“赤卫队”怎么能翻得了天呢?后来笔者捡到一份《公安六条》的传单,认真地看了两遍,细细咀嚼,感觉文中的确隐藏着诸多的杀气,这才领悟到那人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
  《关于人民解放军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967年1月23日联合颁布。该文件中列有毛伟人的最高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军委八条命令》,即中央军委于1967年1月28日颁布的《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八条)》。文件中也重点强调了军队的“支左”问题。如第一条: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这些中央文件,实际是授权军方可对当地的群众组织加以定性。无疑这种话语权和仲裁权是至关紧要的,决定着当地群众组织的命运。由此可见,各地群众组织的兴衰,全系军方对其认知的内心感情色彩和好恶亲疏的程度,而与群众组织所谓“革”和“保”的性质,并无关联。毋庸置疑,在当年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
  当时被造反派控制的《镇江日报》也紧跟形势,频频报道解放军应无条件坚决“支持左派”的文章和通讯。如1月29日的《镇江日报》,登载了驻镇部队某部《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及驻镇部队某分队《革命造反派做得对!做得好!》等文章,以表示镇江驻军积极响应毛 、党中央坚决“支持左派”的号召。
  中央的《两报一刊》,在宣传人民解放军要坚决“支持左派”的同时,还一如既往地号召造反派联合起来,坚决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各地很快就又掀起了新的一轮夺取省市级领导权的高潮!
  最早在基层单位成功夺权的上海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唆使下公开向政府夺权,于1967年2月5日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后来奉毛的旨意,2月23日将其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也是文革中各级权力机构,统统称为“革命委员会”的来历),由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等任副主任。上海的夺权活动,得到了伟大领袖的高度赞赏,他老人家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当年全国每个省市的造反派在庆贺夺权成功的大会上,都有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议程,即向毛 、党中央,发送庆贺大会的“致敬电”。意为夺权成功,向毛 、中央汇报,进行邀功请赏!
  江苏南京也发生了造反派的“一.二六夺权事件”。[4] 1月30日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30万人的庆贺夺权成功的群众大会上,也郑重其事,像模像样地宣读并发送了向毛 、党中央的“致敬电”。
  虽然各地造反派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纷纷夺取了省市级的领导权,但这些高层的夺权活动,并没有得到中央的全部认可。中央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的形式,只对其中部分省市的夺权行动,表明了赞同的态度。例如《人民日报》于1月25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指贵州);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指黑龙江);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一月革命”精神万岁!》(指上海)。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指山东)。
  显然,江苏南京的“一.二六夺权”不在中央的认可之列。原来同属于造反派阵营的“省红总”和 “八二七”,围绕由谁主导夺权以及夺权后的权力分享问题产生龃龉。被“省红总”掌控下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二六夺权”好得很!》的社论,很快以南京大学“八二七”为首的一部分造反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的口号来驳斥。因此,南京的造反派公开分裂为两大派。说“‘一.二六夺权’好得很!”的为“好派”,称“‘一.二六夺权’好个屁”的谓之“屁派”。这便是南京两派,“好派”和“屁派”相争的名称来历。
  此时已临近春节(1967年的2月9日为农历丁未年的正月初一),也是文革后的第一个春节,中央提出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季。1月29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决定1967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所谓革命化春节的说法一直持续到1979年。取消过年,消减了合家欢乐的气氛,也消减了中国人民对于传统文化及人伦秩序的敬重之心。
  南京造反派的分裂,对江苏全省的影响很大。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镇江的各造反派组织之间也出现了分歧叠出,[5]并且渐趋严重。为了防患于未然,避免出现像南京造反派之间兄弟阋墙同室操戈的悲剧,保持和统一全市造反派斗争的大方向。全市的各主要造反派组织商定,于3月5日下午在大东造纸厂的礼堂举行“公开辩论会”,辨明是非,消除分歧,统一认识,高举红旗,共同前进!
  是日下午,大东造纸厂礼堂的中央放着长条桌,各路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围坐一圈,发表意见,进行辩论。来聆听和看热闹的群众也很多,将宽敞的礼堂挤得满满,气氛十分热烈。在辩论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阐述各自的观点和理由,以图说服对方,求得一致。会议虽然是由东道主大东纸厂“红色造反总部”的负责人戴忠豪主持,但由于各方代表都急切想首先表明自己的态度,争先恐后地抢着要发言,会场秩序一度有些混乱。
  在这场“辩论会”上,有一个新来的造反派组织,颇为活跃,特别引人注目。他们人人头戴红五星的军帽,身穿红领章的军装,会议中积极发言,滔滔宏论,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后字252部队“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252红总”的代表。他们是第一次正式介入镇江地方文革运动,也正是由于“252红总”的积极卷入,加上其特殊地位,将镇江的造反运动搅得天翻地覆,使得镇江城一度成为名声远扬的“红色根据地”。笔者拟在后续的见闻录中,将“252红总”作为专题单列。
  理想虽是美好的,但现实却是残酷的。“3.5辩论会”的实际效果差强人意,事与愿违,非但未能消弥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原有分歧,反而进一步扩大加深了裂痕和隔阂,公开暴露了种种矛盾,基本形成了分别以工农大学“东方红”和大东造纸厂“红色造反总部”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观点。自此,镇江的主流造反派开始分裂,实际上也成为日后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三代会(筹)”与“联委会”的最初雏形。可以说,“3.5辩论会”,是镇江文革群众造反时期的一个重要事件。
  事后有人分析,其实这两种观点并无其实质区别,皆是捍卫毛 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坚决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镇江地市委的“走资派”!只是在表述上有些细微的差异,亦根本无关紧要。其真正关键的纠葛焦点,则是双方的互不服气,互不买账,都想崭露头角作一方的领军代表而已!
  注释:
  [1] 据《镇江市志》记载:1967年1月上旬 地、市机关及基层单位的“造反”组织,对“当权派”普遍采取“罢官撤职”的做法,并“开除”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的党籍,使地、市领导机关不能行使职权。
  1月中旬 镇江“造反派”组织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开始在基层单位夺权。由市一中“红旗战斗队”等4个单位的“造反”组织强行接管《镇江日报》,农机学院一派学生“造反”组织强占市有线广播站,大搞派性舆论,促使夺权之风迅速扩大。市总工会、供电局、港务局、邮电局等单位被“造反派”接管,不久,各单位普遍被夺权,干部被“罢官”,地、市领导机关及各级机构转入“地下”状态,陷于瘫痪。
  [2] 该厂的“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队”等三个造反派组织于1966年12月23日联合成立了“革命工人管理委员会”简称“革管会”,并于同日宣布接管工厂,比当时全国最有名的1967年1月4日上海《文汇报》造反组织“星火燎原”的“夺权”还要早12天。
  据《镇江市志》记载:1966年12月23日 镇江耐火器材厂成立“革命工人管理委员会”,为本市第一个“造反”组织接管的工厂。
  [3] “镇反”:顾名思义就是所谓的“镇压反革命”。
  [4] “一.二六夺权事件” 在1967年的“一月风暴”中,在造反派内部,以江苏“红总”为主的一派于1967年的1月26日夺了江苏省委的权,把江苏省政府及所辖的所有厅局的大印全部收去。
  [5] 据《镇江市志》记载:1967年2月8日 本市各“造反”组织在“夺权”中,因权欲膨胀,争夺席位,意见分歧,形成派性。由一派“造反”组织控制的《镇江日报》,发表“革命造反派就是要独揽大权”的评论员文章,导致派性斗争尖锐。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03-21

  关于“经济主义妖风”
  (老知青一员)

  大约是在1967年的1月中旬起,从中央到地方,社会上突然掀起了一场批判“经济主义妖风”的高潮。这个运动来势迅猛,各省、市地方上的大小群众组织,无不随之中央的宣传口径,纷纷集会游行,大张旗鼓地愤怒声讨和严厉批判“走资派’刮起的“经济主义妖风”。
  当年,在江苏镇江“坚决打退经济主义妖风!”、“痛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大标语,一时间铺天盖地,贴满大批判专栏和街头巷尾。
  这股批判“经济主义妖风”的活动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也是十年浩劫文革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那当年所狠批的“经济主义妖风”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了正本清源,厘清真相,笔者还得需从事物的根本源头上谈起:
  众所周知,中共取得全国胜利后,为了巩固政权,除了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停顿地开展了思想改造的洗脑运动外,还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管理措施,如统购统销、合作化、公私合营,尤其是强化了全国的户籍管理制度。
  从1958年起,将户籍制度变为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体系,城乡户口终身制,两者是不可以流动的,就此割裂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民间可以自由迁徙流动的传统历史。
  农村户口在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下,只能在户籍所在地生活、劳动,即使拥有专长或身怀绝艺的人,也不能外出施展才艺,一般人就更谈不上能进城找工作、做生意和安家落户了。如有城乡人员通婚,户口也不能迁移和合并,所生小孩归属女方户籍,随户口伴生的粮油等配给物资分成两地,当年在镇江称其为亦工亦农户或半家户。农民身份的人,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
  城市里的人员要流动,也要得到“组织”的允许。城市职工有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全民所有制可分地方国营和高于地方的省属和部属单位(类似于如今的央企)。集体所有制还有大集体和小集体之别。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群体。所以说,当年城市户口的职工身份,也分为三六九等。
  在这些身份差别的背后,便是个人政治、经济待遇的天壤之别。全民所有制的待遇高于集体所有制,特别是部属大企业、大单位,其正式工堪称为“工人贵族”,他们不仅工资高、铁饭碗,还享有医疗、住房、养老、子女教育等全方位令人羡慕的福利保障;集体所有制单位中,大集体和小集体的工资福利待遇也有相当差距;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群体的待遇就更差了,不仅没有什么劳动福利、社会保障,工资水平也极低,大多实行按日或计件、提成工资制,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上不能入党、不能参加工会,很难取得向上流动的机会,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体制外弱势群体。
  当年镇江的许多单位都有相当数量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人数达到上万人,四个城市公社(红旗、北固、迎江、云台)劳动力调配站全部都是此类人员,有些单位的用工则以他们为主,其待遇也明显低于同单位的正式工。这些人员一旦生病不能上班,往往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因此,实际上文革前社会上就存在着各种经济待遇不同的劳动群体。不过,当年所标榜生活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平等,家家幸福,根本就不承认存在着弱势群体,还有贫困和失业现象。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大批判”、“破四旧”、“革命造反”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局面,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严重弱化,使得一些群众不再那么畏惧当局的权威了。
  在红卫兵造反运动的鼓舞下,以及中央《两报一刊》喋喋不休地宣传“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捍卫以毛 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废除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社论和口号的煽动教唆下,城市里广大的工人阶级也卷入“革命造反”的滚滚洪流。
  当时深受用工歧视,工资福利待遇不平等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底层劳动群体,首先站出来“革命造反”。他们强烈反对特权阶层和社会不公现象,认为同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体制下,为什么有的职工能领取很高的工资和享受极好的福利待遇,而他们却处在最糟糕的境地?因此,他们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废除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名,公开向地方当局提出与本单位正式工平等待遇的抗争要求。这与当时的红卫兵“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不同,他们的造反行动主要反映的是改变身份,实现同工同酬等经济方面的诉求。
  在群众造反时期,造反派和保守派(有的地方称为保皇派,下同)两大派别的博弈对抗中,所有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弱势群体,出于利益渴望的驱动本能,都是倾向于造反派,站在造反派阵营与保守派作坚决的斗争。
  当年,这些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群体,他们有的是参加所在单位造反派的组织,但更多的是单独组建了自己的造反组织,特别是这些弱势群体的人员较多、较集中的单位。许多地方还成立了全市性、全省性的组织。如江苏镇江就有“镇江市临时工合同工造反司令部”,简称“临司”(后来“临司”的领导层发生分裂,部分人员退出,如孙智平,系镇江市衡器厂临时工,丰洪金,系镇江市油脂化学厂临时工,另外成立了“镇江市红色劳动者革命委员会”)。
  在此,简单介绍一下“临司”的情况。“临司”是镇江全市性最早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之一,有众多的下属基层组织,也是以“红司”为首的镇江造反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响应中央号召,积极开展大批判,组织集会游行,强烈要求身份转正,享有与正式工同工同酬的一切权利。这些底层群体“革命造反”的精神最强、态度也最为坚决!他们积极批斗“走资派”,与保守派的“赤卫队”作坚决斗争。在“革命造反”的各项活动中,他们一直是冲锋陷阵,勇往直前!
  据无锡市有关文献记载:1966年10月24日,无锡市工厂企业临时工500多人集会成立“无锡市临时工革命筹委会”要求固定工作,提高工资。11月以后,该市手工业系统集体所有制的厂、社、组的职工、临时工、学徒工,以及调整时期精简回家的工人,也组织起来,要求转正、复工和提高待遇。他们组织或参加了各种“造反”组织,“活动非常积极”。
  在全国一片“革命造反”的狂潮中,于1966年11月8日若干跨省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造反组织,在北京还成立了全国性的造反组织,即“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也是整个文革期间唯一的全国性群众组织。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在“革命造反”的高潮中,于1966年11月19日成立了“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后来改称为“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人员众多,号称四十万人,所发表的成立宣言,比同月9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宣言的语气更“左”、更“红”!
  文革初期,伟大领袖为了实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战略部署的政治需要,最初是支持他们起来造反的。1966年12月4日,国家建委主任、协助周总理负责经济工作的谷牧向政治局汇报,工业生产下滑,经济风潮已经出现,形势危急。毛泽东将谷牧代表国务院向政治局的汇报视为要挟,怒称:“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谷牧的本意是提请毛泽东重视和警惕经济主义风潮的苗头。然而,事与愿违,好心当恶意,他自己却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而打倒。
  当年经济主义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因“大跃进”失败,经济下马而大批被“精简”回乡人员复工、复职的诉求问题。趁着群众造反运动的巨澜狂飙,各地“精简”的回乡人员纷纷组织起来,也举起了“革命造反”的大旗,向当政者提出质问和抗议。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责令政府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让他们复工、复职。因为当局动员他们离城回乡时,曾向他们信誓旦旦地承诺,待经济形势一旦好转,其“精简”人员将会优先复工、复职,但在1963年国民经济情况全面好转后,让他们回厂复工的许诺并未兑现,也不作任何解释。在“精简”回乡人员看来,政府单方面完全食言失信,霸道无理,自己则是一群被蒙骗上当的无辜受害者。
  这种情况在全国的许多城市普遍存在,而以上海最为突出。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上海曾有18.3万职工被动员回乡,为“国家分担暂时困难”,将城市户口转成了农村户口。他们成立的造反组织有“上海精简去外地农村下放工人司令部”、“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还有大批的支内人员,也组织了“上海支内返沪造反总司令部”。
  镇江地区各县的农村中均有大量的此类被“精简”回乡人员,他们也都有着回城复工、复职的强烈渴望和诉求。文革初期,这些“精简”回乡人员积极串联,成立其造反组织,提出回城复工、复职的强烈要求。他们贴出的大幅标语和多份大字报,一度覆盖了镇江地区行政公署门前及很长的一段围墙。他们的不幸遭遇,也获得了民众的广泛同情和声援。
  这些人员复工、复职的诉求虽然最终未能达到目的,但还是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每到春节前,就有不少原“精简”回乡人员单位的工会,派出专人下乡对这些被“精简”回乡人员巡回慰问,并发放一定的救济补助款。当年笔者下放插队于镇江地区属县农村,在每年春节前的一段时期,经常遇见这些由原单位派来慰问“精简”回乡的专职人员。当然,能够定期派人下乡巡回慰问,发放救济补助款的也仅限于一些大型厂矿企业单位,并未惠及所有的“精简”回乡人员。
  文革前“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在农村、农场的处境,普遍不佳,有的甚至难以养活自己,为了切身利益,这时他们也积极成立了造反组织,以借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上山下乡”安置工作的错误为由,纷纷杀回老家来“回城闹革命”。他们提出的诉求,是要将户口从农村迁出回归城市生活。
  在镇江,趁造反之风“回城闹革命”的知识青年,大致分为下放新疆、农村插队和省内农场的三种类型,他们都各自成立了造反组织,相互联系,统一行动,将“革命造反”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他们还占据了镇江地委大楼的几处房间,以及地委招待所的部分房间作为其造反组织的“总部”或“司令部”。
  某些劳动群体的人,从“革命造反”活动中查到的文件中所获知,本群体被主管部门有意压低工薪等级和福利待遇,他们感到遭受了欺骗和剥削,这时也强烈要求追补薪酬及应有的福利待遇。
  这是自中共建政以来,被压制的民间群体力量就政府失信和社会不公,破天荒地第一次向当局发出的公开质疑和挑战。石破天惊,振聋发聩,震动朝野,也使得各级为政者如芒在背,惊慌失措,首鼠两端。
  1966年11月22日,“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迫使中共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及上海市劳动局的代表签字同意他们的六条要求,其内容在政治之外,涉及到用工制度改革等经济诉求。
  这些现象是全国性的,不止发生在上海一地,据有关资料,当时北京等地也闹得很凶,各地还有大批群众为各种经济诉求到国务院和中央机构来上访。中央一时也拿不出有效的应对办法和处理措施。
  1966年12月初,北京和外地的一部分临时工来到全国总工会,要求支持他们造合同工、临时工等用工制度的反。经过7天协商,全国总工会起草了6条意见,其中提到,“文革”中不得无故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并涉及到合同工制度改革的问题。(1966年12月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发放“支持合同工、临时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的涵》)
  当时要全部处理解决这些长期积留的各种问题,的确是很棘手,难以周全,还会引起更大范围的连锁反应和波动。但文革旗手的江青却借题发挥,将其社会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说成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劳苦人民大众的残酷压榨,因而大大推波助澜了这场倏起的经济主义的风暴。
  据报道:1966年12月26日晚,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红总”的部分代表和上海临时工组织的代表戴立清(戴当时在上海标准件材料厂当临时工,也是紧跟王洪文造反的“小兄弟”)等人。江青首先说:“毛 是支持你们的!”代表们齐声高呼:“毛 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毛 万寿无疆!感谢毛 !”江青、陈伯达在听了工人的控诉后,还流下了眼泪。江青当着这些造反派的面,当即叫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到会,训斥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 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服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么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是像包身工!”她又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名义发个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康生说:“制定合同工制度的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
  由于中央文革的鼓动、纵容,社会中原本长期积累被压抑被控制的各种矛盾暴露和激化,各式各样的诉求一下猛然爆发,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强烈要求改变某些不合理、不公平状况的的经济风潮。1966年底至1967年初,无政府主义和经济主义之风大盛,像似荒原上的雪团,越滚越大,犹如草原烈火如火如荼,越烧越旺!
  客观地说,提高待遇的“经济主义”是底层劳动群体很正当的要求,但在当时,经济主义的风潮加剧了国家经济上的负担和社会的动荡。更为严重的是,有些诉求已超出了经济范畴,不少地方还出现了要求对建国以来各种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和平反的呼声,这种呐喊声也越来越高涨、越来越强烈!
  文化大革命发起者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天下大乱”即某种类似无政府主义的局面来发动群众,造各级“走资派”的反,将“资反路线”的军,其结果却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放出许多未曾料到防不胜防的“新生事物”。如果照其发展下去,群众性的造反运动会走向了经济主义的偏路。尤其是各地层出不穷的政治案件平反昭雪,还清历史真相的诉求风波,完全超出当初的“顶层设计”,势必会与所既定的文革战略部署发生严重冲突,甚至对抗,动摇社会根基。这自然是最高统帅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更是他老人家所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按照毛伟人的战略部署,文革分为“斗批改”三个阶段。因此,为缓和群众各类诉求高涨的局势,当时上面给予的答复和解释,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的“斗”和“批”的阶段,临时工、合同工等身份转换、提高待遇,以及其他群体的各种诉求,应该等到文革运动进入“改”的阶段时一并解决;不能干扰和影响毛 的战略部署,转移当前对敌斗争,即打倒、斗垮“走资派”的大方向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在1967年元旦前后,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镇江市的部分运输职工竟搁置本职工作,“闹革命”去了,使得市区部分粮店、煤球店的运输一度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供应纷纷告急。这时学生造反派组织的镇江一中“红旗”,立即动员组织了大批学生,拉起了人力板车,穿街过巷,用辛勤的汗水,主动填补了运力的不足,保障了市区粮食和燃煤的正常供应,他们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得到了广大市民由衷的赞许。笔者认为,在那不理性的特殊年代,一中“红旗”有这种高尚的“义举”,可应当在“镇江市志”和市一中的“校史”中留下一段宝贵的记忆。
  1967年初,正当经济主义风潮越刮越猛的时候,上海的主流造反派“工总司”等35个组织,先后联合发表了两个反经济主义的重要文件,一个是1月5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另一个是1月9日发表的《紧急通告》,也在《文汇报》上全文刊载,并将这场经济主义风称为“资产阶级经济主义妖风”。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上了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编者按”。两天后的1月11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1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至此,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经济主义妖风的高潮。
  以上海“工总司”领衔适时发布的这两个重要文件,有效遏制了这场经济主义风潮的蔓延,消除了可能引发的重大经济和政治危机,将群众造反运动完全纳入文革战略部署的轨道,这大概也是日后毛伟人对上海“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高看和欣赏,以致培养为自己接班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度声势浩大的社会底层群体的诉求风波,判定为“经济主义妖风”,甚至说成是“‘走资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阴谋”,被中央彻底所否定。江青、康生等人这时自然也见风使舵,装聋作哑,矢口否认,撇清干系,不再眼泪鼻涕义愤填膺地为弱势劳动群体大声疾呼声张正义了,充分暴露了这些政治投机分子的本质和极左领军人物的丑恶嘴脸。
  到1967年的春夏,经济主义风潮在当局疾风暴雨的全力打压下,烟消云散。各种以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造反组织解体。2月24日,全国性的临时工组织“全红总”被中共中央明令取缔;各地“精简”回乡人员和“上山下乡”知青的造反组织,也被压垮瓦解,驱赶出城。
  镇江的临时工造反组织解散后,其人员大多又加入了新组建的全市性造反组织镇江市“工代会(筹)”,仍然积极参加全市的各项造反活动,站在“革命造反”的第一线。
  镇江知青们的造反组织在高压下自动散伙,回城希望破灭。有些知青为发泄心头愤懑,一气之下,竟将当初“积极动员”他们“上山下乡”的居民主任家的衣物家什等点火烧得精光,接着市区又发生了多起类似焚烧事件。对当年的这一奇闻,笔者将在后续的见闻录中作专题叙说。
  底层劳动群体在“革命造反”中掀起的经济主义诉求之风,就此以失败而告终。既然定性为“经济主义妖风”、“‘走资派’的阴谋”,所谓待运动进入“斗批改”的“改”的阶段时一并解决的承诺,自然也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而且连他们通过不懈抗争所得到的一些权益也统统被无情取消和追缴。
  文革时期,根据党中央“革命造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破旧立新”的战略部署,不知砸毁了多少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也不知铲除了多少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后来还大肆叫嚷“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但是对底层劳动群体的合理诉求,却绝不退让,最后还将他们的诉求扣上“经济主义妖风”的帽子,动用“大批判”的武器,彻底批倒、批臭,以儆效尤。
  据《镇江市志》记载:1966年 本年末 本市各基层“造反”组织强迫“当权派”发给“革命经费”,并刮起一股经济主义风,增发、补发工资,增发各种补贴,增发、滥发各种奖金等。据次年一季度统计,全市共发177.3万元,后经市军管会发出通告,才逐步制止。
  显而易见,根据当年的种种客观事实来看,《镇江市志》所记叙的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皮毛表像,好比似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完全是避重就轻,根本就未触及其当年“经济主义风”的实质,也无涉及本地群众组织“临司”活动的任何记载,相比无锡、上海等地的同类记载相距甚远。
  文革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也很有感染力。其实,此工人非彼工人,工人不都属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代表与工人无关。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拖延很久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问题,部分地区才予以解决(各地情况不一,镇江市规定1966年以前的临时工等可以转正)。
  文革结束时,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一切照旧,泾渭分明,直至改革开放,这种体制固有坚冰才部分有所打破,仍然是迷途漫漫,任重道远。
  由此可见,当下一直困扰国人种种不合理的状况,如社会分配不公,体制内外待遇异同,政府公信力不高等现象,是有其历史渊源,也是长期客观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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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03-21

  本人于今日9时发的文章《江苏镇江文革时期见闻录之十 --“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通过审核,文章内容和前几篇相同,如《江苏镇江文革时期见闻录之八 --“血统论”与“红卫兵”》《江苏镇江文革时期见闻录之九--谭力夫讲话与出身论》并无违规之处。请于回音。谢谢!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6楼 发表于: 03-21

在大批判声浪中文革运动开始  
                                     (老知青一员)

                             前 言
       “十年浩劫”给我们这代人的伤害和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记忆太深了,真是刻骨铭心,永难忘怀。随着当年“文革”重要事件经历者和当事人的陆续谢世,“文革”的真相离世人也渐行渐远。为了抢救这一段十分特殊而又惨痛的历史,以昭示警悟后辈。笔者不惜耗时费力,四处奔波,查阅资料,多方采访,将过去深藏在脑海中的记忆,加上人脉信息资源的挖掘,力求把“文革”时期家乡江苏镇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一一原汁原味地记录归纳整理成文,使后人能够较为全面客观地了解和研究这一段厚重的历史,避免日后以假乱真、凭空臆想、肆意粉饰。当然需说明的是,由于笔者的视角和认知有限,所回忆的也仅为个人的所见所闻,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好在文章中的许多重要当事人尚健在,如有讹误,均欢迎指正!
       “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据网络百度的解释: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一场号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是从所谓“大批判”开始,后来也是以对“四人帮”的“大批判”而结束的。“文革运动”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与之所相应的批判对象。从初期的批判“三家村”,批判“彭、罗、陆、杨”,批判“刘、邓、陶”,批判“二月逆流”,批判“带枪刘邓路线”,批判“王、关、戚”,批判“杨、余、付”;到中期的“批陈整风”“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法批儒”;再至后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等。
    何为“大批判”?据网络百度的解释:批判,本是哲学上常用的语言,意指对一种理论进行分析,肯定其正确的部分;系统指出其错误部分,加以否定。其主要特点是讲理。正确的批判。无论过去、今天都需要。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大批判”,已经完全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成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大规模地、不间断地以势压人、以权整人的一种特定的错误手段。用当时的说法,叫“革命大批判开路”。
    实际上,整个所谓史无前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就是一场又一场连绵不断的“大批判”和社会各阶层的反复折腾运动的过程。当然,这种全国各地步调一致整齐划一的“大批判”,均是紧随着上层钦定的旨意来进行的,当年称之为“伟大战略部署”。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这场“大批判”的序幕,为伟大领袖发起“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姚文元的文章,其实质是以批判“三家村”为切入口,目标就是要揪出其身后的“大人物”和“黑后台。
    1966年4月9日、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判彭真等人的“一系列罪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了《中国GCD中央委员会通知》。4月16日,《北京日报》开始批判“三家村”。同年5月,邓拓、吴晗、廖沫沙因撰写《三家村礼记》《燕山夜话》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1]接着,全国各地的文化界陆续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和批判“三家村”的高潮。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GCD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2]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并规定它负责“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工作。由此,吹响了这场疾风暴雨,天翻地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据《镇江市志》记载:1966年 5月29日 中共镇江市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中共江苏省委、镇江地委会议精神。研究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并宣布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
      此后,在镇江从市一级领导机关到基层企事业单位都纷纷效仿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这种机构表面上是由群众代表组成,但其成员均由相关单位的领导所指定,实际上为各级党组织所控制,其矛头是对准基层群众的。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重要社论。同日晚8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揭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引起了全国的极大震动。这份大字报被毛泽东赞誉为:“20世纪60年代中国北京公社宣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3]之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多篇社论,把《五·一六通知》的内容捅向全国。从此,一场历时十年之久,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全国按部就班,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
    其实,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及内容,当初仅在高层传达执行,普通民众根本不知情,直到一年后“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垮台早已定局的1967年5月17日,该文件才公开见报曝光,大家也才知道党中央内部早就开始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暗斗、互斗!
       据《镇江市志》记载:1966年6月5日 市各大中学校有组织地贴出揭发“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此后,各校对部分教职员进行批斗,揭发镇江“三家村”、“反动学术权威”,学校秩序开始混乱。
    6月14日 市级机关干部连夜赶写大字报,点名批判《镇江日报》社和市文化处等单位负责人。此后,本市文教界及社会的知名人士普遍遭到错误批判和斗争。
    6月中旬 中共镇江地委向镇江农机学院派出工作组,领导学院“文化大革命”。该校“造反”的学生从贴大字报、大鸣大放发展到“停课闹革命”,围攻、批斗学院领导和教师。
       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公开点名批判了“压制学生”的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中共江苏省委随即宣布撤销匡亚明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以致全省、全镇江市整个教育界很快就沸腾起来,从大学到中学,直至小学,纷纷停课闹起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中下旬,镇江农业机械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陈云阁首当其冲遭到批判,留英学者、著名水泵专家戴桂芯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知青较集中的镇江象山园艺场蚕桑工区发生了闻名全国的“六.一五批斗会”;接着镇江市的各中、小学也“停课闹革命”开展了“大批判”。
    笔者所在的中学,这时也开始开始全面“停课闹革命”,教师停止授课,校方要求全体师生写大字报,口诛笔伐,进行揭批本校“三家村”反动罪行的文化革命运动。
    同样,就从这一天起,正当处于学习吸收能力最强、求知欲正旺盛的笔者,年纪轻轻的就中断荒废了学业(整整一代人皆是如此),也永远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再等笔者好不容易争取到机遇(需征得单位领导同意),拿起生疏的电大学习教材的时候,已是近二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当时的中共镇江地、市委为了加强对这场运动的领导,按照上级党委指示,开始向各学校派出工作组,以指导运动的“有序开展”。不久,就根据上面的指示精神又将工作组全部撤销。非但如此,工作组的负责人还得来学校作“深刻检讨”,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实际上,这些工作组在学校的时间还不足二十天,他们也只是上级指示的执行者、传声筒。
    据《镇江市志》记载:1966年7月19日 中共镇江地委、中共镇江市委从各单位抽调300余人,组成“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组),分两批进驻文化、教育等部门,以加强党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
     8月6日,在收听中央领导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录音报告后,地、市委宣布工作组撤销。后根据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人民日报》有关社论精神,又向学校派了联络员。
     9月中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工作队(组)回各校接受批判。
    10月底,各校联络员也全部撤回。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在8月5日的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言辞的激烈程度,震惊了中共高层。全会于8月8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发布后,所有的舆论机构都积极加以铺天盖地的宣传和报道,一场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在全国的各行各业大张旗鼓的全面铺展开来。
    当年,中共镇江地、市委根据这场运动形势的政治需要,揪出了一个所谓的“三家村”,以作为“大批判”运动的斗争对象。
    据《镇江市志》记载:1966年9月14日 《镇江日报》第一次点名批判市文化处副处长郭维庚。21日,原市委书记高俊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镇江日报》总编刘仆、《镇江日报》副刊编辑组组长张凤(三人写作小组笔名“高仆风”)也被点名批判,蔑称为镇江的“三家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市里搞出了一个“三家村”,许多企事单位也要照葫芦画瓢如法炮制出本单位的“三家村”,即不多不少揪出三个“有问题”的人。在拼凑而成的三人组合中,名望较大的称为“黑掌柜”,经常抛头露面的称之为“急先锋”,平时言语含蓄的则称为“狗头军师”,给他们强加上反党“三家村”的罪名,作为这场倏然而起的政治运动的“活靶子”,以供广大革命群众来进行批斗。这三个人便成了一群反动透顶,罪该万死,不可饶恕的“黑帮分子”“反动分子”等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在全民声讨批判“三家村”的阶段,一般情况下并不渉及其单位的主要领导人,除非是已被更上一级的领导所抛弃,如匡亚明、陈云阁等人。
    运动初期,各级当权派为顺应“大批判”的形势,都在其管辖范围内筛选出一批供革命群众批判的斗争对象,并不在乎这些人是否发泄过对社会不满的“反动言论”。即使他们没有任何现行的“反动言论”,也可以说其是隐藏极深,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阶级异己分子”,照样能把他们定为“三家村”中的“黑帮”人物。这与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期,一般要针对批判对象的“引蛇出洞”,挖空心思地套出其“反党言论”的情况有所不同。
    因此,这些大大小小所谓的“三家村”,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初,被各单位领导经通盘考虑权衡后,主动抛出的挡箭牌、替罪羊,也是“十年浩劫”中最早的一批殉葬品、牺牲者。他们无辜蒙冤受屈长达十多年,好多人是在“四人帮”粉碎后的“拨乱反正”中,才得以洗刷被长期无理强加的种种诬陷罪名。
    然而,这些无辜受难者中的相当部分,因不堪忍受当时种种非人的折磨、百般的凌辱,已熬不到昭雪平反之日,早就不幸含冤悲惨地离开人世了!
    笔者简单介绍当年所在中学批判“三家村”的情况。“三家村”是由两位资深老教师和一名三十多岁的教师组成。这两位颇有名气的资深教师都是中教一级,也是当年中学教师中的最高级别,全校数十名教师里也仅有他俩是,三十多岁的教师大概曾是右派分子或是摘帽右派。
    他们被列为“大批判”声讨的对象,即“三家村”后,不仅仅是遭到无数次大会小会的残酷批斗,而且在学校里还经常被我们学生们辱骂、推搡、打冷拳、刮耳光、吐唾液、揪头发等恶意捉弄和折磨,受尽了种种羞辱,他们也只得忍声吞气,逆来顺受,唾面自干,真正是苟延残喘,度日如年!笔者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当年这些不堪回首的情形。当时,也只有教师们义愤填膺地揭发这“三家村”的种种“罪行”,我们学生哪里知道他们以前的“反动活动”,以及私下所讲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话’”呢?不过,他们所揭发出来的也尽是一些捕风捉影,或是鸡毛蒜皮的琐碎之事,而我们学生们仅是跟在后面瞎起哄、乱鼓噪。大家也根本说不清道不明,这三个人究竟是犯有什么具体的罪状?
    笔者记忆犹新的是在全校“停课闹革命”的第一天上午,学校里到处张贴了大字报,热闹非凡。不用规规矩矩坐在教室里上课了,不明事理的同学们沉浸在一片惊奇和兴奋之中,但又有些莫名其妙,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笔者在校园四处溜达看着大字报,有一同班同学说,快去看看戴老师,[4]他那模样滑稽的很哩!在外语教研室的办公室里,只见戴老师双手紧紧抱住脑袋,上身紧缩,一动不动地瘫坐在办公桌前的藤椅上,完全没有了往日的老成稳重,为人师表,气定神闲的仪态,好像外部世界不存在一样,任凭周围我们学生的哄笑、吵闹、侮辱。有人指戳他,有人击打他,有人推搡他,还有人摸捋他头部稀少的头发,或是抚弄拍打,或是用手指使劲弹击其头顶处光溜溜、油亮亮的头皮。更有甚者,有些人轮流对着他耳朵大喊或作尖叫、鬼嚎。他均默不作声,也不避让,似乎失聪,面无表情,目光痴呆,镜片后豆大的眼珠纹丝不动,全无生理知觉反映,像似一具没有了生命特征的木头人。一批批无知的同学们看够了,闹厌了,喊哑了,玩腻了,也就自然离去。  
    戴老师是笔者的英语任课老师,他教学认真负责,对学生的学习要求严格,这自然也是教师的职责所在。笔者从内心来说是很敬重他的,当看到其遭受如此的折磨,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也不敢有任何亲近的表示,只是默默地站在一旁,待了一会,不忍心再看下去便悄悄走开了。
    可以想象,戴老师是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已是“身经百战”的“老运动员”,怀有一套沉着应对的“战场经验”了,在如此乱糟糟且无可奈何的状态之下,只得调整好自己挨整的心态,采用这种“哀兵战术”,以不变应万变,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少受伤害。诚然,这就是当年社会老一代知识分子政治境遇的真实写照,也算是一种时代的悲哀吧!
    随着“革命大批判”运动的发展,每个单位的批斗对象,已不再仅局限于“三家村”的三人了。被批判揪斗的范围不断扩大,涉及的人员也越来越多,诸如有“黑帮分子”“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技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资本家”“修正主义分子”“修正主义黑苗子”“白专典型”“牛鬼蛇神”“漏网右派分子”“五类分子”“黑五类”“黑七类”等。[5][6][7][8][9]
    不久,随着运动形势的不断深入,罪名也有了新的含义和扩展,例如“坏头头”“黑干将”“帮派分子”“打砸抢分子”“反军乱军分子”“黑高参”“黑军师”等。
    再到后来,各种罪名包罗万象,含义更加通用和广泛。如“现行反革命分子”“五一六分子”“黑线人物”“敌对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还在走的‘走资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还乡团”等。各单位受批斗人员的占比,也越来越高,有的占比之高,竟令人乍舌!
    尤其是“走资派”的罪名,后来也越来越变得可以随意套用,只要是干部就可以加上“走资派”的罪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大干部是“大走资派”,小干部是“小走资派”,除非你能及时“反戈一击”,大胆揭发同级和上级领导的问题,有了“重大立功”的特出表现,才有可能暂时免除其被“抄家”“戴高帽”“挂牌子”“架飞机”“游街示众”等等的厄运。
    当年笔者学校里的荒唐程度也愈演愈烈,教师队伍中有“复兴社特务”“反动军官”“地主分子”“小地主”“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敌伪人员”“资本家”等等。校领导则全成了“走资派”。以致在运动初期,中老年教师中几乎就无一好人。而年轻教师们一度也互掐对咬,有的是拉帮结派打击别人,保护自己,有的是教唆操纵学生讨伐某一教师,使祸水它流,形成了大混战。不过,这些青年教师们后来皆难逃“帮派分子”“反军分子”“坏头头”“黑干将”“五一六分子”等罪名的法网。整个运动中学校教职员工的绝大多数,都有被打入另册沦为政治“贱民”的可悲经历,未受迫害遭罪的寥寥无几。
    社会上,“文革”一开始,先是打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的旗号批斗群众。当年为数不少所谓“出身不好”的平民百姓被贴大学报,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无辜的“剃花头”,[10]被“游街示众”。他们通常胸前挂着“罪名牌”,头上戴着奇形怪状的“高帽子”,有的手上捧着所谓“封、资、修、反”的物件。
当时社会影响较大的是,两位五十多岁在市二中任职的知名女教育家洪达瑛、方令完,[11]也被揪出示众。她们低头站在校门口,剃着“花头”,脖子上用细铁丝挂着又大又重的“罪名牌”,其“罪状”是“封资修的孝子贤孙”。      
    笔者还见到被“游街示众”的人当中,有的脖子上挂着用几十个乒乓球穿起来的“佛珠”,有的挂着一双尖头皮鞋,有的头上戴着有牛角的帽子,有的嘴里含着稻草,还有的身上披着草包,其批斗所挂牌子上的名称也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例如“牛鬼蛇神”“捞稻草”“大草包”等等。
    当年,很多人还被非法“抄家”。例如镇江供电局总工程师周念泰的夫人谢宛蓉,被扣上“资产阶级大小姐”的罪名,在赤日炎炎的夏天,把从她家中“抄家”抄出来的几十年前结婚时穿的婚纱,竟强行套在她身上来“游街示众”!这些荒诞不经,侮辱人格的不堪场景,在当年则是司空见惯,举不胜举,层出不穷。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发布后,“大批判”的矛头便转向了当权派,即各级领导干部。此间,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头戴“高帽子”身挂“罪牌子”来“游街示众”的当权派,比比皆是,随处可见。往往许多单位的领导班子因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因“压制群众起来革命”“整理和转移‘黑材料’”,而被冠以“走资派”或“黑党委”“黑工作组”“黑班子”的罪名,统统被打倒,全部靠边站,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批斗。
    通常级别越高、职位越大的领导干部,被批斗的场面就越大,被惩罚、被羞辱的次数也就更加频繁。因为各下属单位都要来对其进行批斗游街,而又不敢不接受。否则,就是对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领导亲手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心怀不满,阳奉阴违,对抗群众运动,那就要罪加一等,严厉惩罚!
    上述种种现象,显示了当年全社会阶级斗争的浓烈氛围和严酷逼仄的政治环境,任何人一旦沦落为“大批判”的靶标,那就毫无人身安全保障,也便完全丧失了做人的一切尊严。镇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这种所谓的“革命大批判”,残酷无情地斗来斗去一片肆谑喧嚣的声浪中,轰轰烈烈地鸣锣开场了!
    注释:
    [1]  邓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吴晗时任北京副市长;廖沫沙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
    [2]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康生;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成员:谢镗忠、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文革”结束前,只剩下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其余的先后全被打倒。后来有好多资料和文章中都不提陶铸也曾是中央文革的顾问,这是不客观,也是不符合当年实际情况的。
    [3]  当年很长一段时期,几乎所有的刊物把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原话都用粗红字体突出标注,以示尊崇,本见闻录系列也将再现当年的这一做法。
    [4]  戴老师:姓名戴步云,又名戴长洲,兴化人,毕业于抗战时期著名的西南联大,英语教师,1965年从省镇中调来,是笔者学校“文革”初期最早的被批判对象,即所谓的“三家村”之一。
    [5] “三反分子”:即是指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6] “白专典型”:是指只顾学习专研业务知识,不积极要求政治进步,不主动向GCD组织靠拢、示好,当年也是属于批判的对象。
    [7] “五类分子”:是指所谓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
    [8] “黑五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等五类人员的家属及子女。
    [9] “黑七类”:在“黑五类”的基础上,再加上“资产家”“黑帮”,称“黑七类”。
    [10] “剃花头”:即强行将被害人的头发有意乱剪一气,或半边剪光,留半边,亦称为“阴阳头”,皆是一种极其侮辱人格的行为。
    [11]  洪达瑛 时任二中校长。
          方令完 时任二中教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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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楼 发表于: 03-21

“红司”等组织之瓦解

(老知青一员)

1967年初,江苏镇江的群众造反派组织一举冲垮了曾经飞扬跋扈保守势力的“赤卫队”和“三字兵”(老红卫兵)后,各基层单位以造反派为主导纷纷夺权,全市各级党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1]

当时的职工造反派组织中,以“红司”的势力最大,除了“红司”外,有“临司”、“工革会”,郊区还有“农司”等一些全市性的群众组织。

“红司”是在革命造反的浪潮中,为摧垮保守势力的“赤卫队”,由各路造反派一哄而起自发成立起来的组织,仓促形成的领导层,大多是些年轻职工,他们缺乏政治头脑和管理经验,热情有余,冷静不足,面对夺权后扑朔迷离的形势,应变能力不强,遇到许多复杂纷乱的问题,处理方法不力,自身能力不足等问题便逐步暴露了出来。

由于“红司”的领导层人员,未经过基层推荐和认真的筛选, 因此,许多人多势众的基层“造反派”组织,对“红司”的头头部不屑一顾,使得“红司”有些头重脚轻根基浅,群众基础不太牢固。

文革初期群众组织的领导层的名称为“勤务组”,其成员的称谓是“勤务员”,意思是为群众组织服务的勤务员,一把手称“一号勤务员”或“勤务组组长”。但时间不长,这种称呼却普遍改变了,一把手成为“司令员”了。

“红司”的“一号勤务员”,姓名为乐彪,男,是年28岁,泰州人,复员军人,高中文化程度,系镇江电讯变压器厂(后厂名改为镇江有线电厂)供销科的业务员。据知情人介绍,乐彪中等身材,待人谦和,口才不错,讲话条理清楚,但个性较强,处事果断,有主见和魄力。平心而论,乐彪具有相当的能力和较好的素质,否则,当初他不会成为“红司”的一把手。“红司”解体后,他即淡出镇江文革运动,调回老家泰州。“红司”的副司令姓名为王震,是年22岁,系江苏省镇江船厂船体车间的冷作工。船厂人员介绍:王震原名王金铃,文革初改名为王震,这小伙子身强力壮,工作有干劲,技能水平也不错。“红司”解体后,王震回厂上班,仍干老本行,后来王震成为省船厂群众造反组织“联指部”的普通一员。

笔者在采访中,找到“乐司令”、“王司令”当年所在单位的不少同事,他们都能回忆起乐彪与王震这两位名躁一时的同事,但却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当上“红司”司令和副司令的。

这时,全市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只有“毛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镇江司令部)一家,别无其他分店。

当年的学生造反派组织的成立比工人造反组织早得多,组织结构也较为健全,其勤务组成员均为下属各造反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工农大学“东方红”是全市成立最早的造反组织,能量很大,在镇江文革初期,起到了巨大的引领带头作用。由于工农大学“东方红”的声望极高,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各校学生造反派组织大多唯其马首是瞻,紧跟其后亦步亦趋积极呼应。

1966年11月某日下午3时许,在工农大学“东方红”苏华山(红司”的主要顾问)等学生的协助和指导下,“红司”举行了第一场大型活动——召开成立大会,会址在当年的阴雨球场,到会者有五、六千人。时任市委副书记兼市长卢春仲、市委副书记丁仁富也被“请”来参加大会。据多位与会者回忆,大会由乐彪主持,苏华山等学生也在主席台上,会场上语录歌此起彼伏。起先卢春仲、丁仁富端坐在主席台上,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大会开始后,先是有人带领大家呼喊口号,当喊到“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口号时,卢春仲、丁仁富也举起手来跟着一起喊,当喊到“舍得一身剐,敢把地市委的‘走资派’拉下马!”、“打倒地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类口号时,卢春仲、丁仁富不肯跟着喊。为此,台下许多群众起哄,要卢春仲、丁仁富站起来,向大家解释为什么不喊口号?是不是心中有鬼?卢春仲、丁仁富站了起来,但一言不发。苏华山带领大家读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后,由乐彪发表讲话,他首先宣布“镇江市红色造反司令部”正式成立,要求市委、市府表态批准。卢春仲、丁仁富站在那里互相对视,仍一言不发。这时会场上群情激奋,爆发出了“打倒卢春仲!”、“打倒丁仁富!”的口号。会场上开始有些混乱,王震要求大家保持冷静,由乐彪和卢春仲、丁仁富进行谈判对话,在问道市委是否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否支持革命造反派?这些问题时,卢春仲、丁仁富分别用山东话、涟水腔作了肯定的回答,丁仁富还说:我们坚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乐彪要卢春仲、丁仁富正面回答提问,对“红司”的成立进行表态。卢春仲回答:市委、市府是集体领导,现在不好回答。乐彪提出要市委、市府提供办公场所,提供活动经费。卢春仲、丁仁富对“红司”提出的要求,既不愿明确表态同意,但又不敢直截了当地反对,一味顾左右而言他敷衍应付。卢、丁二位怕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磨磨蹭蹭,始终不主动提出先离开会场。同样,“红司”人员也有思想准备,耐住性子奉陪到底。双方都打起了疲劳战,谈判对话陷入了僵持,一般群众大多也陆续散去。

会议拖延到晚上八点多钟,卢春仲对大家说:现在我提议今天会议到此结束,明天你们派代表到市政府来继续谈。这时大家纷纷表态,不同意明天谈。王震半开玩笑的对卢、丁二人说:你们吃得好,肚子里有老板油,我们可饿了。丁仁富说:我的计划粮可能还没有你多,计划油和大家一个样,我肚子早就饿了,大家不肯散会,是否请卢市长调点吃的来让大家点个饥。在一片掌声中由卢春仲写了一张字条并签署自己的大名,吩咐随行的工作人员去镇江新生食品厂领取饼干,等饼干拿来发到大家手中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卢春仲边吃饼干边说:市委、市府只能按上面下达的文件办事,群众组织可以自行成立,市委、市府不好批准,也不能反对。最后终于双方让步,不谈批准,但由市委、市府安排一个办公地点。会议结束后,乐彪便多了个头衔:“饼干司令”。

镇江的造反派组织冲垮保守派的势力掌控局面后,局势较为平静,市面上的物资供应尚算正常,市民们也都松了一口气。但权威舆论的《两报一刊》,仍是连篇累牍地发出一系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相关社论。这说明党中央并没有马上要结束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意思,人们也都关注着运动形势向何处发展。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运动形势变幻莫测的时候,工农大学“东方红”竟领衔大肆抹黑攻击起“红司”的领导层人员来,不仅乐彪被妖魔化,称之为“饼干司令”,连“红司”的宣传部长张某某也被称为“饼干部长”。丑化“红司”的大字报,一时间铺天盖地,满城皆是。有些原“赤卫队”方面的残余势力也趁机推波助澜,大喊:“‘红司’头头部无好人!”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红司”的声浪。

面对着这种不利情况,“红司”的反驳声音十分软弱,外界几乎听不到“红司”对“饼干”问题的任何解释。在反“红司”呼声最高的一段时期,笔者想看看“红司”是如何为自己辩解的,特地在市区几条主要街道逛了一大圈,感到十分诧异的是,满街全是反“红司”一边倒的舆论,却见不到“红司”方面一张反驳的大字报。可能此时“红司”的领导层已陷入混乱和瘫痪状态,无力发声了。

这时,越来越多的基层造反派组织,竟发表声明,或表示脱离“红司”的领导,或表示与“红司”没有任何组织关系,纷纷进行撇清和切割。而其他的基层造反组织对此则不发声、不表态,静观其变。

笔者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在“红司”摇摇欲坠的艰难时刻,大约是在1967年1月下旬的某日晚上,笔者有幸搞到一张新华剧院的文娱晚会入场券,主演是谏壁电厂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就在准点时刻舞台灯光亮起的正式开演前,一位身穿崭新草绿色军装气宇轩昂的男报幕员健步走到舞台前,对着麦克风不是预报演出的节目,而首先竟然是郑重其事、字正腔圆地发布了谏壁发电厂“东方红公社”的“紧急声明”,他将“紧急声明”的内容重复了两遍,其大意是:近来发现社会上有传言说谏壁发电厂“东方红”支持“红司”,现在郑重宣布,这传言与我谏壁发电厂“东方红公社”无关。特此声明!某年某月某日。

谏壁发电厂当时是我国最大的发电厂,也是镇江地区最大的企业单位,在镇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红司”领导层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谏壁发电厂“东方红公社”发表的“紧急声明”,无非是在“红司”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四面楚歌的“红司”领导层,面对着社会上各种势力的联合围攻,难以招架,结果很快就无声无息了。造反最早,规模最大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红司”就此瓦解,烟消云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依附于“红司”的“临司”、“农司”等造反组织也接踵瘫痪、瓦解。当时“临司”的负责人是王平东、山岳伏;“农司”负责人是巫安镇。乐彪从此退出了镇江的政治舞台,成为闪亮一时,过眼烟云的匆匆时代过客。“饼干司令”的称谓,也成为世人茶余饭后谈资的一大笑料。

后来人们对乐彪的评价见仁见智,不一而足。有人将他说成是一文不值的莽汉大草包,“乌合之众”的“红司”怎能不垮台呢!也有人夸其是有魄力、有胆略的群众造反派领袖。

据一原“红代会”骨干人员认为,乐彪处事十分鲁莽。据他回忆,有一次“红司”和“毛红”的人共同赴南京去江苏省委“告状”。一大群人到南京某一接待处办理住宿手续,需要其组织证明时,这时乐彪竟随手从衣服口袋里掏了“红司”的公章出来。这样的轻率举动,令在场的“毛红”人员大吃一惊。他们心想,这么重要的“红司”公章,怎么能由个人随身携带呢?这也太马虎、太随意了吧?看来此人的素质是很成问题的!

有一位担任过原“红司”领导层成员的老先生,也曾向笔者津津有味地讲述了当年这样的一件轶事。

1966年12月的一天下午,天气晴好,风和日丽,“红司”领导层一行七八个人,其中也有乐彪,相约外出看看大字报,了解了解市面上宣传舆论的情况。他们人人戴着大口罩,身穿棉大衣,从“红司”的驻地(文革前的老市委)出来,晃悠悠地经市政路到中山路,从中山路向西至双井路向北直达大西路,由大西路向西经过老西门桥、电力路、宝塔路,一路看大字报,当走到山巷路口时。有人提议,这里离市总工会已不远了,我们干脆进去看一看。

这个建议颇为大胆、特殊。须知,当时的市总工会就是“红司”的对立面“镇江市赤卫队总部”的驻所。而双方正在针锋相对,虎视眈眈,冲突一触即发,这时就他们数人贸然进入对方的“大本营”,又没有安排人员前来接应,岂不是自投罗网吗?于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着乐彪,等着他的表态和发话。乐彪不置可否,并没有任何表示。他也望望在场的人,意为征求众人的意见。想不到的是,这个大胆的临时动议竟没有人提出异议,便是无声默认通过了。

结果,一行人继续西行,经书坊巷向北穿过戥儿巷转入镇屏街走向总工会。哪知总工会门前虽有“镇江市赤卫队总部”的大招牌挂在墙上,但大门敞开,无人员执勤,任人随意进出,他们不慌不忙地跨入其大门。

总工会内部范围很大,有大厅、有众多房屋、有小山坡,还有一处操场。里面已聚集了不少的人群,热闹哄哄,吵吵嚷嚷,像一个大市场。有些人拥簇在一起呼喊口号,有些人在相互辩论,有些人在屋内写大字报,还有些人无所事事地闲逛看热闹。

那拥簇在一起的人群喊的是什么口号呢?他们仔细一听,叫喊的竟是“赤卫队必胜!”、“红司必败!”、“打倒乐彪!”、“活捉乐彪!”这几句十分流行而又典型的派性口号。不过,谁也不曾注意到这几位刚进门的人。

这一行不速之客的神情坦然,落落大方,在总工会的大厅、操场、楼上楼下、山上山下、里里外外,慢悠悠地走了一大圈。他们在辩论的人群前略作停留,默默地旁听其辩论内容。一方说:“赤卫队”不响应伟大领袖“革命造反”的号召,就是“赤老保”、就是“保皇派”;另一方随即反驳说:“我们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镇江地市委!”,“你们向谁造反?你们是胡闹!是右派分子的反攻倒算!是牛鬼蛇神闹翻案!”双方争辩的面红耳赤,互不相让!

这行人还有意识地从呼叫“红司必败!”、“活捉乐彪!”口号的人群面前缓缓擦过。当时乐彪身穿着军大衣,双手抄在大衣口袋里,脸上戴着大口罩,悠闲地走来走去,谁也认不出来,更是谁都未曾想到的!

他们在“镇江市赤卫队总部”里面优哉游哉溜达了約一刻多钟才离去。出门后,大家颔首相视,微微一笑,尽在不言中。这位老先生讲述这件事的意思是,乐彪有大将风度颇有胆识的。

在“红司”成立大会吃过饼干以后,凡有因公的就餐需求,便去请市委写批条去新生食品厂领取饼干。虽然领取的是一种非常低档的饼干,手续还是较为严格的,并不能轻易吃到。据熟悉内情人士说,如“红司”需有人员在其总部值夜班,就领些饼干当夜宵吃;当年经常召开群众集会,市郊路途太远的群众,有时也会领到一点饼干以充饥;还有一次,南京的“一.三事件”发生后,据南京造反派传来通报称,无锡、常州等地保守派的“赤卫队”,携带凶器乘卡车要来南京“闹事”,要求镇江造反派方面务必在镇江境内拦截。“红司”接报后,立即调集人员,在东郊的公路守候堵截。市委副书记丁仁富那天也在现场,中午时分是由丁写了批条领取饼干,发给拦截人员充当午餐。参加拦阻的不但有工人和农民,也有大批的工农大学“东方红战斗队”人员,他们同样也都吃到了饼干。

可是,在人们的印象中,说起乐彪就是“饼干司令”,“饼干司令”也就是乐彪,其“饼干司令”的烙印太深了。

笔者也了解到,即使在“红司”瓦解后,有些单位的群众因举办“大批判”活动而误餐,还是能领到饼干当餐点的。

“红司”领导层解散后,其基层组织也各奔东西。有些“红司”的基层组织,则转身加入了另一个群众造反组织的“工革会”。这时原本规模比“红司”稍逊一筹的“工革会”,也自然成为最大的全市性造反派组织,承接了群众造反运动的大旗,其领导人为万俊等人。万为镇江大东造纸厂的科室干部。“工革会”的威望远不及“红司”,有名气的基层组织也不多,其组织形式也不够严密。“工革会”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渐陷于沉寂,不再活动。

对于“红司”的瓦解,一般人认为除了自身存在的客观原因外,与工农大学“东方红”的攻击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红司”最初是由工农大学“东方红”一手扶持成立起来的,后来却又竭力地反对“红司”直至将其搞垮。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工农大学“东方红”的这种做法,当时就有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为之感到困惑。这也是当年的运动形势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令人费解之处。

笔者为此询问过不少相关人士,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有以下两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保守派势力未垮时,大敌当前,造反派尚能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当保守派势力垮台后,造反派内部的关系有些微妙了,原先不成问题的事情也变得敏感起来了,特别是在工人和学生之间。工农大学“东方红”对“红司”的负责人乐彪有了看法,觉得乐彪不像过去言听计从了。据“红司”人员分析,乐彪的个性较强,不愿受别人摆布,看不惯工农大学“东方红”的人一直对他指手划脚。乐彪认为,我们工人阶级才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主力军,“红司”中也有一些文化水平很高的人员,为什么要由你们大学生来越俎代庖说三道四呢?以致两者的矛盾日积月累,积隙成怨,最终爆发。

还有一种说法,可能是当时的工农大学“东方红”,太迷信中央的《两报一刊》发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有关社论了。“继续革命”其论点即是,在革命阵营内部要进行大浪淘沙,不断地清洗和淘汰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动摇分子、不良分子、变质分子,以始终保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纯洁性、坚决性、战斗性。既然是革命运动总要有一个目标,而他们认为,像乐彪这种人就是革命造反派内部亟需要清除的革命对象。

一般民间舆论对工农大学“东方红”搞垮“红司”之事,则负面评价较多,原“红司”人员对此更是抱有非议和怨言。不过,随着后来运动形势的演变,工农大学“东方红”还是和众多的原“红司”观点一致的组织搅合在一起,组成“三代会(筹)”重新融为一体,休戚与共。

数月后,在“工代会(筹)”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为了冰释前嫌,工农大学“东方红”的代表苏华山等人,对当初反“红司”之事,特地主动向大家作了解释和检讨。他们承认:当时批“红司”领导人一事,的确是做过了头,无形中也伤害了广大“红司”人员的感情,犯了亲者痛、仇者快的很大错误,这个教训是非常痛心和深刻的。工农大学“东方红”的诚恳认错态度,也取得了与会人员的谅解和好评,于是双方也都解开了心结,无须再为此事耿耿于怀了。

在“红司”领导层陷于瘫痪瓦解之时,全市一批有较大影响的基层造反派组织,如大东“总部”、船厂“联指部”、桥梁厂“红海”、染织厂“联指部”、油脂化学厂“联指部”、耐火器材厂“革管会”、蚕桑工区“6.15”、长航“8.28”、市三中“井岗山”、会计学校“红管家”、市卫校“东方红”等,另外组建了“镇江市红色造反公社”简称“红社”,其声势一度很大,其成员都是全市赫赫有名的造反派组织。

“红社”的组织形式极为松散,仅在位于北固山下的镇江市会计学校内设立了一个联络站,并无常设人员,更无实际领导人,由各单位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兼任联络员。“红社”组建初期,例如蚕桑工区“6.15”的周赤兵、束金辉,大东“总部”的戴忠豪、张贵邦,船厂“联指部”的周洋、靳云昆,桥梁厂“红海”的史步云、陈正余,染织厂“联指部”的谢培芝,耐火器材厂“革管会”的吉玉林,油脂化学厂“联指部”的王长余,三中“井岗山”的童本智等,都常常在此相互交流信息,协调行动。但到了1967年2月下旬,似乎有一股“冷风”吹来,来“红社”进行联络的人日渐减少,到3月上旬,“红社”已名存实亡,可说是典型的虎头蛇尾。

有趣的是,几个月之后,“红社”中的战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头,周洋、吉玉林和戴忠豪、陈正余、束金辉、童本智,竟分别成为镇江市两大派群众组织“三代会”和“联委会”的赴京代表,在周恩来总理面前进行了互不相让的较量。

1967年的秋季,突然有些人打着“红司”的旗号复出。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几次游行,为首的手持“红司”大旗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彪形大汉,扛着“镇江市红色造反司令部”的大旗,在闹市区游行出彩了几次,虽然吹吹打打,热热闹闹,但人数不算多。此时的“红司”复出明显的意图是为因“7.25事件”失利已奄奄一息的“联委会”张目。“联委会”和此“红司”写大字报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其大字报下方署名为“镇江‘联司’”,即意为“联委会”和“红司”。不久,此“红司”就偃旗息鼓了,其人马完全并入“联委会”。当然,也多少恢复了“联委会”方面的一些人气。

原“红司”等组织的瓦解,基层造反组织也随之四分五裂,分道扬镳,镇江又逐渐形成了泾渭分明、严重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并演绎了两者之间一番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相互博杀的恩恩怨怨。

注释:

[1] 据《镇江市志》记载: 1月上旬 地、市机关及基层单位的“造反”组织,对“当权派”普遍采取“罢官撤职”的做法,并“开除”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的党籍,使地、市领导机关不能行使职权。

1月中旬 镇江“造反派”组织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开始在基层单位夺权。由市一中“红旗战斗队”等4个单位的“造反”组织强行接管《镇江日报》,农机学院一派学生“造反”组织强占市有线广播站,大搞派性舆论,促使夺权之风迅速扩大。市总工会、供电局、港务局、邮电局等单位被“造反派”接管,不久,各单位普遍被夺权,干部被“罢官”,地、市领导机关及各级机构转入“地下”状态,陷于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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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楼 发表于: 03-21

触目惊心的“三月黑风”
(老知青一员)

“3.5辩论会”后,江苏镇江的造反派虽已分裂,但在初始阶段,阵线不太分明,不少群众组织还在观望。因此,对立情绪不算严重,气氛也较为平和,只是写写大字报,贴贴标语,发表些不同见解而已,并无实际行动,更无冲突事件发生。
省城南京的形势却大不一样了,造反派公开分裂后,不但对立日趋严重,而且火药味渐浓,以致武斗频发,处于失控之势。由于矛盾双方又都是中央曾肯定过的造反派组织,中央也不便明确表态,谁是谁非。无奈之下,周恩来总理于1967年3月5日在北京接见南京两派代表时,代表中央宣布对江苏全省实行军事管制。3月10日江苏省军管会宣告成立,由南京军区政委杜平担任主任。
3月15日镇江专区暨镇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也宣告成立,[1]由江苏省军区副政委王荣光担任主任,军管会成员来自江苏省军区、镇江军分区、镇江市人武部、后字252部队、520部队、6323部队等驻镇军事单位。镇江军管会成立的当天,就向规模较大或认为问题严重的单位派驻军代表,对其实行军事管制。
各级军管会的成立,标志着所有的权力均归于军管会,实质上是变相否决了南京的“一.二六夺权”,同样也是否定了镇江各有关单位“一月风暴”的夺权。
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各地军方都要介入地方,坚决“支持左派”。可是,在当年造反期间先后成立的大大小小,名目繁多,层出不穷的群众组织,谁不认为自己是最最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坚决打倒“刘邓陶”及各级“走资派”,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左派组织呢?
实际上运动开始后,在地方党政机关受冲击,当权派遭批斗,造反派与保守派的争斗中,各地驻军墨守成规的习惯思维,以及与地方上难以割舍和无法理清的各种关系,在感情上大都是倾向于保守派,厌恶造反派的。只是囿于当时的规定,不便干预地方事务。固有的习惯思维和感情基础,这时又有了中央所授予的仲裁权,军方就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思想观念标准,来衡量所在地方群众组织的性质,划定谁是左派谁是右派,采取相应的支持或专政措施了。
因此,各地军方(少数外)一旦获得对群众组织定性的裁判权后,就磨刀霍霍地向造反派痛下杀手,以“镇反”冠冕堂皇的名义,毫不留情地打击和镇压造反派。
当年在镇江的造反派中,最早被抓捕的是“临司”的头头张荣发,他在1967年1月下旬就被拘捕;2月5日“红司”的西区负责人王春山被拘捕;2月12日“红司”的纠察大队长徐道良被拘捕;2月13日丹徒县“农司”的巫安镇被拘捕;2月14日丹徒县“闯司”的彭孟根被拘捕。“红司”的其他一些负责人在通缉后也陆续被拘捕。
当年围绕镇江市的丹徒县有不少单位就设在市区。因此,丹徒县的造反活动和镇江市密不可分。1967年初轰动全国的南京“一、三事件”中,镇江造反派在东郊大规模的堵路行动,丹徒县的“闯司”、“农司”就曾调集大批人员积极参与其中。
2月25日丹徒县公安局发布公告,宣布取缔非法组织丹徒县“闯司”和“农司”,其负责人彭孟根、巫安镇两人定为现行反革命罪,正式逮捕。同日上午在镇江市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声讨非法组织丹徒县“闯司”和“农司”,以及彭孟根、巫安镇的现行反革命罪行。会后还将彭孟根、巫安镇两人押上汽车“游街示众”。
镇江市第一家被军方祭刀的就是红旗耐火器材厂的“革命工人管理委员会”,它是全镇江地区最早“夺权”的造反派组织,自然也成了军方的眼中钉、肉中刺。其实该厂不过是红旗公社所属的小厂,职工中还有相当部分的残疾人员。
3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卫戍区发布公告:宣布取缔反革命组织镇江红旗耐火器材厂“革命工人管理委员会”。当日下午镇江卫戍区主持了“镇江红旗耐火器材厂控诉反革命分子吉玉林罪行大会”,当场拘捕现行反革命组织“革命工人管理委员会”的首恶分子吉玉林、杨得超(吉的副手),会后并将他俩“游街示众”。
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卫戍区又于3月12日、3月18日、3月27日等分别发布公告,宣布取缔一批基层造反派组织。
为了营造威慑气氛,3月19日镇江军方进行了一场武装示威大游行。上午9时整,由头戴钢盔的军人驾驶了二十多辆军用摩托车开路,紧跟着是由数十辆满载着全副武装解放军战士的车队,从市体育场出发,徐徐开进市区大街,进行了盛大的武装示威游行。军车上贴着“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坚决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鲜明夺目的标语。车上的解放军指战员个个精神抖擞,一手紧握钢枪,一手挥动着《毛主席语录》,不断唱语录歌和高呼口号。途中,军机飞临上空,并撒下雪片似的传单,上面印有镇江卫戍区取缔镇江市制材厂“革命生产委员会”等反革命组织的消息。这场两个多小时气势磅礴,威武雄壮的军车大游行,充分展示了军方无比强大的实力和至高无上的权威!
数天后,当局举行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残酷、最触目惊心的“游街示众”活动。笔者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的是当年3月27日早晨,街邻纷纷相传,一些被取缔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今天上午将“游街示众”,大家相约去看热闹。那天马路两侧早早就挤满了人群,笔者刚刚站定,就远远传来了高音喇叭的严厉口号声。不过这种口号声逐渐由远而近的时间特别长,原来是久等不至的游行车队速度特别慢,好不容易才姗姗来临。
首先是一辆军管会的毛泽东思想宣传车缓缓驶来,严厉的口号声就是从其车顶的高音喇叭发出的。随后是多辆站满荷枪实弹解放军战士的军车,军车驶过后,展现在人们眼前的竟是一幕令人惊骇不已,惨不忍睹的恐怖场景!
只见一长溜的步行队伍,每两名军警架着一名反铐的“游街示众”者。这些“游街示众”者的双手铐在背后,细细的麻绳勒住其颈脖子,面部朝下,大幅度地躬着腰,臀部比头高,带着手铐的双手高高往上翘。两旁的军警表情严肃,各用一只手抄进被反铐者的内臂,45度的伸直按住其臂膀,牢牢控制住“游街示众”者。这种“架飞机”(亦称“喷气式”)的独特形状,不但有“翅膀”(两侧执法者的手臂),还有高高竖起的“尾翼”(示众者上翘的手腕)。
据知情者说,勒住颈脖子的细麻绳,是专门用来防止示众者发出声音的,只要稍一收紧细麻绳,气都喘不过来。
这种极其残忍“架飞机”式的独特姿态,苦不堪言的“游街示众”者只能半步半步的慢慢挪动,而且每移动一下都十分艰难,真正是名副其实的举步维艰,蹒跚而行。他们很快就被折磨得疲惫不堪,体力不支,全身瘫痪,再也迈不动沉重的双腿了。虽然“游街示众”者大多已精疲力尽,神志不请,无法正常行走了,但前面宣传车的高音喇叭还在声嘶力竭不停地吼叫,这场“大灭阶级敌人威风,大长无产阶级革命派志气”的“示众游街”仍在惊心动魄的继续进行着。这些备受摧残早已瘫软失去知觉的可伶受难者,实际上完全是由两旁的执行军警用力的架着、拖着,他们的脚尖不由自主的在地面上滑行游动,才完成了“游街示众”的整个艰难行程。
据受害人说:他们从上午8时许,就以这种痛苦不堪的姿态被架着“游街示众”,绕行了市区的几条主要马路,一直至下午1时多才结束。押回看守所时,人人都被这非人的折磨昏死了过去,整个身体脱虚散了架,臂膀胳膊全麻木了,长时间的躬腰,腰部像被折断了似的,不能动也不能伸直。那些架着我们的军警,走一段路还有人来轮换,而我们这种人间炼狱般的惨状,竟被连拖带拽不停顿地整整折磨了五个多小时。
笔者需加以说明的是,这种带铐“架飞机”的形式,与批斗会上常见的“架飞机”有些区别。通常的“架飞机”,是由被斗者两旁的“革命积极分子”(往往是丧失人性的暴戾打手),各扭住挨斗者一只手臂,强行将肩膀往下按,把手腕往上抬,以强行把被斗者的腰弯下来,使其面朝地,头顶向前,这时两手臂上翘就像飞机的两个翅膀一样,故称“架飞机”。通常这种被“架飞机”者的颈部挂着罪名牌,站立于高台、卡车、桌椅上,也有的站在平地上,一般是无需走动。若被“架飞机”者还要被强制行走,那就不是简单的酷刑了。
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这种侮辱人格,践踏人性,滥施酷刑,肆意摧残,丧心病狂的带铐“架飞机”的“游街示众”残忍场面,实在是令人心惊肉跳,头皮发麻,毛骨悚然。使得马路两侧原想来看热闹的人群,瞬间停止了嘈杂和拥挤,全都定格在寂静无声的恐惧之中。大家都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不寒而栗,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没有人争挤,也没有人议论,现场一片萧杀,只有宣传车顶的高音喇叭男女声交换播出的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尖厉的狂叫声在空中来回飘荡!
这一长串的“游街示众”者前后都相隔两三公尺,几十个“游街示众”的队列就拖拉的很长很长,行走的速度又极其缓慢,好久才全部走完。后面压阵的是几辆卡车,上面站满套着红袖标的学生群众组织成员。
笔者留心观察了车上的人,他们大多面无表情,不喊口号、也不举拳头,缺乏通常游行活动时应有的“革命激情”。大概此时他们的心情也很复杂和纠结。前面那些被“游街示众”的敌对分子,不久前还是同一战壕,并肩作战,相互支援,亲密无间的工人造反派战友,而顷刻之间却成了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不可饶恕的阶级敌人!
镇江军管会精心组织的这一场声势浩大,且惊世骇俗的游街宣传活动,在广大市民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撼,的确起到了以儆效尤的威慑作用。同样,在年少笔者的脑海里,也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深刻记忆,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此酷烈惨景,都不由得心里打颤!当年的这种极其残酷,令人发指,不堪回首的恐怖场面,当事者和观看者必定是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军方在取缔一批批造反派组织的同时,还在不断地搜集整理材料,为研究和制定下一批取缔名单作准备。
据了解,军方在各进驻单位,主要是发动群众揭发和原领导干部的定调。例如,进驻江苏省镇江船厂(省船厂)的军管负责人是6323部队的团级干部吕英声,他来自27军,这是在苏南地区镇压造反派(主力军)出了名的部队。吕代表的进驻,使该厂的造反派心惊胆战。原本要整肃的主要对象是该厂造反组织“联指部”主要负责人周洋和黄宪成,当时周洋在生产科当技术员,黄宪成在质检科当化验员。吕代表派人到这两个科室调查,要大家检举揭发二人的“反动言行”。生产科有十多位工程技术人员,都是“联指部”成员,异口同声地为周洋评功摆好,说这个小青年工作出色,还被评为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怎么会有反动言行? 质检科十来位同事也都是“联指部”成员,说黄宪成从部队复员来厂后,工作负责,思想积极,是读毛主席语录的带头人,和反动言行沾不上半点边。吕代表又亲自找厂党委领导了解情况,竟然和党委副书记曲令学叙上了友谊,原来曲和吕都是八路军出身,曲的资格远比吕高,弄得吕一口一声称曲是首长。既然如此,曲便向吕发话说,省船厂“联指部”是革命左派组织,厂党委全体委员中只有厂长顾吉祥有个皖南事变突围的情节待查,其余委员全部是“联指部”的成员,目前厂党委暂缺书记,由我主持党委工作,负责全厂的革命和生产,军管会要在厂里抓反革命,应当先来征求我们党委的意见。这使吕代表感到十分为难,不好向军管会和所在部队交待,只有先到军管会汇报请示。
吕英声向军管会汇报之后,约曲令学、周洋、黄宪成谈话,说造反、夺权都是错误行为,因为省船厂的情况特殊,军管会要求“联指部”宣布解散,停止一切活动。
曲令学等三人和“联指部”其他几位负责人研究后,于3月21日贴出一张声明,现择抄如下: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中,“联指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厂党委已完全站在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联指部”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即日起“联指部”宣布自动解散,希望“毛泽东思想3.18联合兵团”(简称“3.18”是“联指部”的对立面)也同时停止活动,全厂职工团结一致,更好地集中精力抓革命促生产,夺取新的胜利!
这则声明发表后,“3.18”方面并没有响应。他们认为这是耍花招,因为“联指部”的解散与否,没有实际意义,掌权的还是厂党委那一班人。事后吕代表和“联指部”成员打得火热,不大理睬“3.18”人员。吕英声回忆说,他在省船厂的“支左”态度,是一年后在打倒“赵陈刘方”时,他莫名其妙地被打成“‘赵陈刘方’的黑干将”,被揪斗得七死八活的原因。
在军方的严厉打击下,社会上所剩下的造反派组织大多风声鹤鸣,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像省船厂“联指部”能这样侥幸体面过关的不多。所幸的是,后来的政策面似乎有了些变化,军方紧锣密鼓的“镇反”行动也戛然而止不再进行。否则,不知还有多少造反派组织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呢!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造反派组织还是为军管会所倚重,仍然一直保持活跃,始终高调行事,这主要是一些学生造反派组织。如:工农大学 “东方红”、镇中“红旗”、一中“红旗”等。
据不完全统计,在镇江被取缔的造反派组织类型有:
一、反革命组织。如镇江红旗耐火器材厂“革命工人管理委员会”,镇江豆食制品厂“革命生产委员会”,镇江港务局“八.二八红色造反团”,镇江市制材厂“革命生产委员会”,镇江建筑三站“毛泽东思想义勇军”等。
二、反动组织。如镇江市友谊服装厂“联合指挥部”,镇江市回联“红色革命委员会”,镇江火车站“毛泽东思想火车头战斗队”等。
三、右派组织。如镇江“红色造反第三司令部”等。
四、非法组织。如镇江市“毛泽东思想工交物资系统革命造反团镇江总部”,镇江专区“交通系统红色造反司令部”,“红色造反司令部基层串联会”等。
被取缔的造反派组织除了负责人被逮捕外,从重要骨干到一般成员,都要进行登记、清查,记录在案。须知,在阶级斗争氛围浓厚的年代,有过政治污点的人不光自己终生受其所害,而且也会株连拖累影响家人亲友及后代,这一点在当年是最关键、最要命的了。
据《镇江市志》记载:1967年3月中旬 镇江卫戍区、市公安局分别发布公告,宣布红色造反第三司令部等23个造反组织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并逮捕56人。5月份,镇江卫戍区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宣布对这些组织予以平反,释放拘捕人员。
此处的记载有些差误,撇开2月25日被取缔的丹徒县“闯司”和“农司”不谈。事实上,镇江市在3月上旬、中旬、下旬都有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而不全集中于中旬,如大东造纸厂“红色造反总部”、小教(小学教师)“红色造反总部”、建筑工程处“红色造反兵团”、运输一站、运输四站等一批造反派组织(定性不详)就是在3月下旬被取缔的;被取缔的有四种类型,并不笼统归于“反动组织”;被拘捕人员大部分4月下旬就平反释放了,只有少数人是5月初出去的。
这段时期,各地军方的“镇反”风暴席卷全国,其实质是当年所谓“二月逆流”在各地的表现,反映了军方对造反派(指狭义)的强烈敌视和报复。江苏较早进行“镇反”的是无锡,[2]省城南京的“镇反”也很严厉,[3]全国“镇反”规模最大的是四川,[4]“镇反”最惨烈的是青海西宁。[5]
在镇江看守所里,监管严厉,空气浑浊,阴暗潮湿,狭小拥挤,一天三顿稀粥的囚徒待遇,从牛气哄哄猝然跌落至如此可悲的阶下囚,使得这些被拘捕的造反派头头,很是憋屈、郁闷,悲愤难当。有的人感到心灰意冷,自怨自艾,但大多数人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的,当初就是为了积极响应伟大领袖发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号召,才满怀激情义无反顾地向“走资派”造反和夺权的,其每一个行动步骤都是遵照中央的号令来进行的,这些都有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的社论为事实证据,是有目共睹也都是有案可查的。试想,如果没有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再号召、鼓动和激励,谁会平白无故异想天开地起来造反呢?可这些响应号召而进行“革命造反”的所作所为,转眼间却被当局指控为蓄谋已久作恶多端的反动行为和反革命夺权事件,并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向他们身上。对领袖的一片忠心耿耿和满腔热血,换来的竟然是未来暗无天日的囚禁生活,这是他们做梦都未曾想到的。所以,这些被拘捕人员在看守所里不服气、不认罪,也不安分,采取了各种形式和手段进行抗争。他们以唱语录歌、东方红、国际歌、样板戏等来抒发情感,排解忧愁,激励自己!后来甚至还以绝食这种悲壮的方式,来强烈表达对当局迫害的抗议和愤慨!
据被拘捕人员镇江港务局“八.二八红色造反团”的严家庭说:他与吉玉林作为“要犯”,分别囚禁在10号、11号阴暗潮湿环境极差的小监房。他和吉玉林秘密联络,发动大家进行破釜沉舟的绝食抗争。绝食斗争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其中以大东造纸厂“红色造反总部”的戴忠豪最为积极。他们事前预计,不出三天上面就非来人过问不可。果不其然,绝食行动引起了当局的高度惊恐,当天晚上,就派人来劝说。绝食者意志坚定,严词拒绝,说客悻悻离去。绝食坚持了四五天,基本达到了目的后才开始进食。
这场绝食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其代价也是十分悲催和惨痛的,参加绝食人员的身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本来监房条件就差,他们不吃不喝,不到三天,好多人就饿得处于昏迷状态。尤其是吉玉林的绝食时间坚持得最长,身体受到的伤害也最为严重,他原来就患有肺结核病,绝食不久便进入昏迷状态,被看守所的军警抬出监房,用饲管插进鼻子强行灌食。之后吉玉林的身体一直不大好,长期住院,去世较早,恐怕与此绝食所受的伤害,有极大关联。严家庭说,自己就因当年的绝食,而患下了严重的胃病,一直困扰了他数十年。
后来镇江军分区政委童星降尊纡贵亲自来到看守所,对他们进行安抚。童政委进入监房,主动与严家庭亲切招呼并握手说,严家庭同志啊!你们怎么成了这样?严家庭嘲讽道,哈哈!我们不是定为反革命分子吗?你说我们是同志还来握手,这时候怎么才想起来称呼我们是同志了?童星是五十多岁的老干部了,很有涵养。他和蔼地说,这事我们错了!严家庭立即道:是你们错,我们可没有错,我们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才起来革命造反的,所以我们肯定没有错。严家庭看到童星的态度很是诚恳,也就不再计较了。在童星看望之后,监房生活条件有了些改善,添置了暖壶。
他们的不懈抗争行为,很快传到了外面。当年与看守所一墙之隔的就是镇江市第三中学的校园,三中“井冈山造反兵团”是全市赫赫有名的造反派组织。他们将高音喇叭对准看守所,播放支持被拘捕造反派人员的口号,并指名道姓地赞扬其抗争行动。高音喇叭曾大喊:严家庭好样的!你够英雄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此时的运动形势已有了新的转变,否则,任何群众组织都不敢如此放肆地公开与军方对抗,为拘捕人员鸣冤叫屈的!
在被拘捕造反派人员的整个抗争过程中,要算严家庭的抗争最突出、最勇敢,劲头也最足!因为他是刚刚从部队转业不久的共产党员,没有任何的思想包袱和家庭牵挂。
后来严家庭和吉玉林等人也知道外面的形势有变,更有底气了。即使当局无条件的释放,他们也不愿就这么轻易走出去,好进还不好出呢!认为当初被拘捕时,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游街示众”,受尽了折磨,百般丑化,搞得满城风雨,现在平反释放,也要有个相应的形式和规模,来消除其恶劣影响。
他们提出了六条要求:召开全市性的万人大会宣布彻底平反,胸前戴上大红花,市有线广播站要同步转播,会后敲锣打鼓坐汽车按上次“游街示众”的路线绕行市区,天上要有飞机撒下宣布他们平反的传单,各人单位召开欢迎会,工资全额补发等。整个平反活动要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们才肯出去。
军管会无法同意他们的全部要求,释放他们,请他们走出牢房,竟成了一件颇为棘手的大难题。因为当时运动形势的倏然转向,军管会亟需尽快走出所犯“镇压造反派的方向性错误”的阴影,而这些被错捕的造反派人员越迟释放,军管会的处境就越显得尴尬,社会舆论不满的反响也越来越大。当局为放人之事,一筹莫展,伤透脑筋。最后还是耍了计谋,将他们一个个诱骗出看守所,当他们觉察有诈要求返回时,岂能再“放虎归山”,则紧闭看守所大门,坚决不让回去,硬是一推了事。严家庭和吉玉林等人戏称,他们不是正常放出去的,而是不折不扣地被“蒙骗”出去的。
这种被诱骗推出牢门,天方夜谭式的戏剧性情节,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可算是古今中外监狱史上匪夷所思的一大奇闻,也诠释了当年波谲云诡,变化无常的政治生态,以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狡诈和荒唐!
大东造纸厂的张贵邦,生前与笔者聊天时曾谈过他拘捕的情况。被捕的前一天晚上9时左右,辖区的居民主任突然进了他家,望了他一眼,寒暄了一句就马上离开了。他们一家人都觉得有些奇怪,但也没有多想,就关门睡觉了。半夜来了一帮军警就把他铐走了,当时他心里很害怕,七上八下,不知是犯了什么重罪?押进了看守所,里面全是造反派头头,他这才明白,倒也放了心。看守所开始对他们这些“政治犯”极为严厉,不久就有了些松动,看守的军警不再是那么恶狠狠、凶巴巴的了,也准许家里送些吃的食物了,三中“井冈山”的广播也向他们大量播放外界的信息。有一天,一位军警像是漫不经心地走近他身边,悄悄说:“大个子,你们才是真正的造反派!”边说便向他举了举大拇指。张贵邦的个头较高,军警不知他的名字,称他为大个子。要知道,“造反派”这个词汇,在当年可是十足响亮的褒义词啊!张贵邦还说,那天半夜被抓走后,他家里人吓得魂飞魄散,惊魂甫定的妻子一直哭到了天亮,早晨两眼泡肿得红通通的。
据大东造纸厂另一被拘捕人员说:他们3月27日无故被抓,4月4日还曾被押到厂里“批斗”,批斗会上强加的“罪状”,全是一些子虚乌有,颠倒黑白,经不起推敲的胡言乱语。
此时虽已是万物萌动的初春季节,但春寒料峭,阵阵凛冽寒风还不时袭来。在军方严厉打击下,镇江文革运动的走势宛如万马齐闇,进入低潮。然而,暗流涌动的运动形势很快就风云突变,峰回路转。在北京大闹怀仁堂的老帅及副总理们反对中央文革的言行,遭到了伟大领袖的怒斥,并被定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一时间各种小道消息纷至沓来,传播着各地被镇压的造反派即将获得平反的信息。
文革的发起者原以为军方可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坚定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为文革保驾护航,使之能够有序健康开展下去。哪知天高皇帝远,军方手握尚方宝剑后,其锋芒却指向造反派,进行了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镇反”,造反派遭到了无情整肃,使文革面临着夭折的危险。这显然是违背了最高统帅的真实意图,也严重影响了“伟大战略部署”的实施。为了扭转形势,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4月6日,中央军委又颁布了《十条命令》。[6]由此可见,当时在对待造反派的问题上,各地军方领导人的思想认识和毛伟人是有错位的。
在这种大气候下,已取缔的造反派组织被镇江市军管会陆续平反,所拘捕的人员也又都先后释放并恢复其名誉。这些造反派组织的取缔时间,是在当年的3月份,镇江人称之为“3月黑风”。
当年社会上曾经广泛流传过一些经典的“至理名言”,其中有一句:取缔你是无比正确,给你平反也是无比正确。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年响应伟人号召起来“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是需要撞运气的。同一群众组织,有时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当局取缔,其头头列为“反革命罪犯”,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不久,同一群众组织不仅被当局所平反,并且誉为是经得起阶级斗争烈火考验,立场坚定的革命左派团体,因而又被吹捧上了天。当然,最终还是一个不漏地统统打翻在地,被清算追责,成了时代的匆匆过客,落下了无尽的历史谜雾和笑料,真可谓是三个月河东,三个月河西。
说到底,在那没有一点法制意识和人权概念的非理性年代,任何群众组织的命运均不是自己所能掌控的,任何人都是不安全的,厄运也可能会随时落到头上,无论你是多么的坦荡无私,多么的问心无愧,多么的赤胆忠心,一切都无济于事,这的确是令人无限感慨和哀叹的!
注释:
[1] 据《镇江市志》记载:1967年3月15日 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成立镇江专区暨镇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镇江专区所辖各县也先后由各县驻军和县人民武装部派出干部组成军管会,实行军管。
[2] 1967年2月8日无锡“支左”部队取缔无锡无线电厂“1022”主力军基层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逮捕其头头。接着又宣布湖光仪器厂主力军和建材仪器厂的主力军为“反动组织”,逮捕其头头。2月28日将无锡最大的造反组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作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逮捕三位主要头头,数十名工作人员被公安局集中审查。
[3] 1967年3月9日南京军方宣佈取缔金陵造船厂“红纵”等五个“反革命组织”。3月13日宣佈取缔“省红总朝阳区总部”、新华玻璃纤维厂“红色造反队”等。3月14日又宣佈取缔“南京铁路工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铁道兵)”和南京铁道医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红卫军)”。
[4] 在军区的支持下,四川省公安厅于1967年2月28日发布了《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在全省开展了“镇反”活动。据当时的材料,2、3月间四川在“镇反”中扣押了近10万人,包括不少造反组织的大小头目。(《当代四川简史》第19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5] 1967年2月23日青海西宁发生了军方残酷镇压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当年3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亲自宣读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其中有一条提到:赵永夫(军方负责人)对西宁“八一八”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血腥镇压,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多人(死169人、伤178人),逮捕群众近万人。
[6] 《十条命令》:一、对任何群众组织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予取缔;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先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活动;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八、派到地方上去支左干部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和思想很右的干部;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去工作;十、违反上述诸条的做法要立即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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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9楼 发表于: 03-21

五十年前的镇江国庆回忆

                                    (老知青一员)

    1967年9月下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的最高指示后,江苏镇江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三代会”和“联委会”在市军管会的努力撮合下,也达成在市体育场联合召开庆祝国庆十八周年大会,可实际上双方都缺乏和解的诚意。

    10月1日上午,开会人员刚刚进场,庆祝国庆大会还未正式召开,主席台上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就为谁先谁后发言的顺序问题发生争吵,互不相让。结果“联委会”方面借故宣布退出会场,并将其数千人的队伍拉出会场抢先进行了庆祝游行。这也是镇江《7.25流血事件》后,“联委会”的游行队伍第一次公开出现在镇江市区的干道上。参加游行的“联委会”人员都精神抖擞,昂首阔步,兴奋不已。夹道旁观的市民密密麻麻,层层叠叠,不少倾向“联委会”观点的群众纷纷拍手,表示欢迎。游行队伍的“联委会”人员更是开心,也更是雄赳赳、气昂昂。

    “联委会”的游行队伍开始还较为顺利,不过,当游行队伍的后部经过大西路迎江路交叉口时,赶来旁观的一群“工代会”煅焊厂“东方红”人员,向“联委会”的游行队伍发出挑衅性举动和言词。在游行队伍尾部的“联委会”纠察人员与挑衅者发生了激烈冲突,纠察人员将其中一人抓住当作破坏国庆游行的“人质”,并强行扭住急奔至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游行队伍从后到前全部闪开让路,顿时队伍大乱,不成建制。又有人以为“工代会”人员定会尾追而来抢夺其人质,或抓“联委会”人员。因此,后面的人不顾一切地向前跑,人们很是茫然惊慌,队伍也更加混乱不堪。这时乱军中由前向后传话:向小裔庄进发。结果“联委会”的一大群人慌张地沿着伯先路、京几路、牌湾、镇句路向数十里外的小裔庄方向涌去,以寻求6323部队的保护......

    实际上,“工代会”并未派人来追赶,这完全是虚惊一场。当时“三代会”方面不受“联委会”退场的干挠,数万人坚持开完庆祝会后,仍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游行活动。事后“工代会”仅发表了一个严重抗议“‘联委会’方面破坏联合庆祝大会并抓走我一名‘工代会’战士”的严正声明。然而,此次冲突事件发生后,使镇江一度有所缓和的派性争斗,又再度恶性膨胀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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