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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吴乃龙:北大文革回忆 – 7.12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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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革回忆 – 7.12大字报

发表于 2019 年 03 月 24 日 由 吴乃龙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1966年7月12日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5位同学贴出标题为“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一些有关的回忆和评论文章出现在书籍和互联网上。作为陈必陶的同班同学,我也来讲述事情的经过和发表自己的看法。(大字报的原文附在本文后面。)

一.大字报的产生

这5位同学中的4位,陈必陶,赵小康,贺玉芳,袁素云 与我同班。本班是地球物理系1964级2班(大气物理专业),共有25名同学,其中男生21人。文化革命中开会是在男生宿舍。由于宿舍空间大小的限制,一般情况下,全班同学分成两个小组,各组占用一个寝室。这4位同学中,后3位属于同一个小组,组长是贺同学。陈必陶则是属于另一个小组。

这5位同学中的最后一位赵玉亭,与我同年级不同班,来自1964级1班(地球物理专业与高空物理专业)。因为每个寝室住宿6人,本班21名男生中的3人(包括陈必陶)与1班的3位同学(包括赵玉亭)合住一个寝室(39楼505室)。因此,陈、赵两位同学彼此很熟悉。7月12日当天,写大字报的那个小组的会场正好在505室。

我与这后3位同班同学不属于同一个小组,7月12日那天不在505室,没有参与大字报的写作,没有在大字报上签名,但是大字报贴出后,我坚决支持这份大字报。

根据袁同学的回忆,7月10日星期天晚上,陈必陶和她一起坐公共汽车离家返校(两人家在北京,是邻居)。路上陈必陶说,周末他的几位在大学读书的朋友和他聊起当时的文化革命,大家都觉得有些压抑感,有些学校里甚至有学生质疑工作组的所作所为仍是老一套。袁同学当时心有同感,但是转念一想,那些人都是高干子第,天不怕地不怕,说什么话都不要紧,而自己是一介草民,不敢妄议朝政。

第二天7月11日星期一,全班同学照例分成两个小组开会。袁同学的组在505室。依照惯例,开始是读报,大家轮流,每人一段。接着是讨论,每人都得发言。上午完了,下午照样。6.18事件以后,天天如此,有时晚上也要开会。

这天晚上,这组正在505室开会时,赵同学回宿舍拿东西。他推门一看,发现里面正在开会,就连忙退了出去。过了不久,从楼道里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和脸盆的磕碰声,这说明就寝时间到了。女同学正准备离开会场,不料陈必陶拉着赵同学开门进来。袁同学听见陈必陶对赵同学说话,重述在星期天晚上返校路上对她说的事,即其他大学的学生对工作组有看法的事。大家一听此事,都来了精神,各抒己见,热烈讨论起来。直到熄灯时间,才各自回自己的宿舍。

7月12日星期二上午,505室。小组会一开始,组长贺同学就说,昨天大家讨论很热烈,都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文化大革命。他问大家,是否可以用大字报的形式把大家对当前运动的看法写出来,帮助工作组推动运动深入发展。 大家一致同意,把陈必陶从另一个小组请了过来,一起起草大字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把大字报写出来了。在场的同学中有5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一起去把大字报贴到宿舍楼(39楼)北面的学生第六食堂的西头的墙上(朝西)。

二.大字报贴出之后

7月12日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不少同学围观和议论。特别是午饭和晚饭时间,不少同学端着饭盆边吃边看大字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在原大字报(约2500字,大概有6、7张纸)周围贴了不少大字报,有支持的,有反对的。

本班、本年级和本系的同学立即分成支持和反对的两派。支持的同学认为大字报说的情况是事实,不认为大字报是反对工作组的。反对的人则认为,大字报是反对工作组的。在大字报贴出的几天内,工作组没有公开表态。当然,大字报的作者和支持者是承受着压力的。

大字报贴出几天后(记不得准确日期,但是可以肯定,一定是在7月18日之前)的一个晚上,我听到学校广播台的高音喇叭广播,呼叫5位大字报作者的姓名,要他们立即去燕南园XX号。根据袁同学的回忆,她在听到广播呼叫后,心里嘀咕:事儿来了,不知是祸是福,但是心中无愧,也就毫不犹豫去了燕南园。到达后一看,已经有人先到了。除5位同学外,还有一位老师向他们介绍坐在她自己旁边的女士。由于当时头有点晕,袁同学没有听得很清楚,好像是李讷。散会后回想,袁同学觉得应该就是李讷,因为她的眉眼和面部与在大街上贴的毛主席像有些相似,而且讲话的语调和气度也不一般。会很快就开完了。主要是询问7.12大字报产生的前后情况。5位同学一一据实回答,说明就是想表达自己当时的观点。

7月18日晚上,即“6.18事件”一周月之际,校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在全校广播大会上,很不情愿地宣布,陈必陶等5同学的7.12大字报是“革命大字报”。我还记得当晚的情景。很多人聚集在学六食堂南面、38楼和39楼北面的马路和空地上听挂在一棵大树上的高音喇叭。当说到该大字报时,张承先停顿了几秒钟,才蹦出“革命大字报”这5个字。人群中立即发出一阵掌声。掌声并不响亮,说明原先支持大字报的人并不占多数。

大字报的作者和支持者都松了一口气,原因是,“反对工作组”的帽子没有了,而且被工作组承认为“革命大字报”。请注意,支持大字报的人不是认为,大字报反对工作组而且是反对对了。很多原先反对大字报的同学也转而支持大字报。没有人再说那张大字报是反对工作组的,至少没有人公开说。

7月25日、26日和8月4日三个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物在北大东操场召开所谓的“万人大会”。在7月26日的大会上,宣布撤销工作组和成立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在成立(正式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之前,先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每个系选举一名委员。地球物理系进行了相当激烈的“竞选”。两位候选人是:7.12大字报代表人物陈必陶和老牌学生干部、1960级学生王世一。竞选活动在学六食堂南面、38楼和39楼北面的马路和空地上进行。陈必陶本人没有出面竞选,只是他的一些支持者在热情鼓噪。王世一则亲自出马发表演说,加上她的支持者的呐喊。竞选结果,陈必陶当选为地球物理系的委员。当选后他只去参加过一次校文革筹委会会议。据他自己说,不再去开会的原因是(开这种会)“没意思”。后来在校文革筹备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校文革委员会,陈必陶不是地球物理系的委员。

1967年7月12日,由新北大公社16团(地球物理系)组织学校的7.12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纪念大会。其时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已经发生分裂。16团被“反聂派”主导。当晚纪念大会在五四操场举行,只有“反聂派”参加。主持大会的是地球物理系1962级学生王素菊。我在大会上代表本班(陈必陶所在的班)发言。陈必陶本人也在大会上作了简短发言。

三.讨论

(一) 7.12大字报的性质

1966年5月25日下午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在大饭厅东墙贴出后,引发了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辩论,但是没有影响到学校的教学秩序,第二天我们照常上课。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份大字报。第二天开始,学校停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随即进校,领导北大的文化革命,斗“黑帮”,包括开斗争会和强迫劳动。工作组也把学生分成“左、中、右”,准备整学生。6月18日,部分学生甩开工作组,“自发”斗“黑帮”。工作组把它定性为6.18反革命事件,运动从而进入冷清时期,引起一些同学的不满。这就是7.12大字报产生的背景。

张承先在他的文章“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1]中说,在陈必陶等五名同学贴出大字报后,“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通过这张大字报,进一步贯彻‘放’的方针,把运动搞活。” 仿佛他对大字报的态度是一贯肯定的。根据其他同学和我的回忆,张承先说的不是事实。

根据北大学生陈焕仁的日记[2],7月17日他到大饭厅听了张承先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报告的内容是:“首先总结了前段运动,然后布置了今后的工作,点名批判了陈必陶等5人大字报,他用了很长时间,对陈必陶大字报罗列的工作组‘五大罪状’,一一地予以批驳,说陈必陶等人的大字报完全是别有用心,北大的运动只能在工作组的领导之下,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部署和要求进行,决不能让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去左右,从而走偏方向。”

我不记得张承先作过这样一个报告(可能这个报告根本就不是面向我们这样的普通群众)。但是我记得我们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正如北大学生古樟的看法[3],张承先态度发生过转变;这个转变是北京市委领导李雪峰和吴德一再做工作(批评)的结果。

总之,工作组(即组长张承先)对大字报的态度不是一贯不变的。由于上级(北京市委)的压力,由(自主的)否定变成(不自愿的)肯定。

让我们来看大字报的内容,根据当时流行的方法解读。大字报首先肯定工作组,说工作组领导北大文化革命取得很大成绩。然后,以地球物理系为例,列举运动中存在的四个问题,其间没有提到过工作组。接着,大字报提出进一步搞运动的两条建议,其间提到了工作组,给工作组出主意。最后表示,要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

以上是心怀好意,正面解读,得出大字报不是反对工作组的结论。对大字报也可以心怀恶意,负面解读,得出大字报是反对工作组的结论。大字报在开头对工作组抽象肯定,然后对工作组具体否定。大字报列举运动中存在的四个问题。虽然没有提到过工作组,但是运动是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的,所以,工作组必须负责,也就是说,这四个问题是由于工作组的错误造成的。大字报提出进一步搞运动的两条建议,趁机攻击工作组“包办代替”,“怕‘乱子’ ”。最后谎称“要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其实就是要抛开工作组,由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去左右运动,偏离大方向。

没有亲历文革的人很难欣赏当时那种能从鸡蛋里挑出鸡骨头,甚至挑出猪骨头的本事。

依我的看法,7.12大字报不是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顶多能算是对工作组不满的大字报;是工作组把它说成是“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从而可以给作者和支持者扣上“反工作组”这顶大帽子。须知,工作组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因此,“反工作组”就是“反党”。这种“反XXX”就是“反党”的逻辑,一直通行无阻。文革开始后,这是北大第一次出现的这类大字报。因此,工作组必须把它打压下去,才能维护工作组的权威。这顶帽子很好使。

在工作组一统天下的文革初期,写出和贴出这样的对工作组不满的大字报,签上自己的名字,需要很大的勇气。从前面的第一小节“大字报的产生”可以看到,是陈必陶把对运动现状不满的情绪和看法带到在505开会的小组。第二天,是组长贺同学提议写大字报,帮助工作组推动运动深入发展,得到大家的同意。在写大字报过程中,陈必陶起了关键作用,在大字报上第一个签名。根据全班分组方法推断,在场应有10几人,但最后只有5人签名。这说明过半的人不同意或部分不同意大字报的内容,或只是勇气不够。

有意思的是,在工作组表态之前,大字报的作者和支持者都辩称,大字报不是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反对者则说大字报是反对工作组的。在工作组表态、说大字报是革命大字报之后,作者和支持者的说法不变,而反对者则改变说法。总之,大家都说大字报不是反对工作组的。 后来,工作组撤出学校,大家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转而说那是北大第一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这不是有点滑稽可笑吗?

(二)7.12大字报对北大文革的影响

(1)7.12大字报贴出后,校园里出现不少支持或反对的大字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6.18事件后的冷清局面。但是,局面在短期(一周)内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迫使工作组承认7.12大字报是革命大字报,是因为外力迅速介入的作用。从表面上看,是北京市委(李雪峰、吴德)对张承先的批评。实际上,是更高层的力量在起作用。从逻辑上讲,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以及后期的工宣队),是共产党中央派的。因此,工作组的老虎屁股别人摸不得,只有党中央才能摸。只有党中央才能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才能命令他们撤出学校。说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不是党中央派的,那是狡辩。难道刘少奇是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以党中央名义派工作组到学校?何况,有人披露,向北大等单位派工作组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更可笑的是,在清算工作组的错误时,说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共产党中央派的工作组执行的路线,与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说工作组执行了“无产阶级反动路线”,还靠谱一些。

从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可以看出外力介入的迅速和巨大作用。7月12日大字报贴出,几天后李讷在燕南园会见大字报作者,7月18日张承先在广播大会上宣布7.12大字报为革命大字报,7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物在东操场召开“万人大会”,7月26日的大会上宣布撤销工作组和成立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前后只有两周的时间。有理由认为,要以工作组的问题为借口向异己发难,是毛泽东早就计谋好的。7.12大字报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启动批判工作组、撤销工作组、清算异己的过程。

(2)当时流行北大文革“先天不足”论,即:把工作组撤走后、北大文革的情况和清华相比较,北大文革不像清华那样轰轰烈烈,是因为北大文革“先天不足”。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先天不足”的原因有二。

“先天不足”的第一个原因是:北大有个聂元梓。在工作组撤出后,1966年7月28日成立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是聂元梓。9月11日成立(正式的)校文革委员会,主任还是聂元梓。由于聂元梓是毛泽东钦定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在北大无人可以挑战她的地位,无人可以代替她,因而北大“乱”不起来。而只有“乱”,才能“轰轰烈烈”。10月6日物理系学生路远、周闯在学六食堂东头墙上贴出大字报,标题为“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劝聂元梓自动退位。

“先天不足”的第二个原因是:7.12大字报的问题解决得过快,前后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时间不够长,打压烈度不够,反抗烈度不够,因而北大没有出现清华蒯大富式人物。不过,这里含有猜测成分。如果工作组来得及对7.12大字报作者和支持者进行猛烈打压,谁也不能预料其结果。

参考文献:
[1]张承先,《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百年潮》,1998年第5期。
[2]陈焕仁,《红卫兵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6年。
[3]古樟,浅析张承先的《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电子杂志《记忆》,第147期。

附录 1966年7月12日北大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5位同学的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引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网”。)

              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

  自从六月一日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了工作组,我校起了一个翻天复地的变化。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刻在我校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取得了很大成绩。革命形势大好,我系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和全校一样,发展很快,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运动的发展是有些问题的,尤其当前我们觉得问题比较突出。

  一、我们对当前的运动有以下几点估计与意见:

  (一)运动在当前发展较慢,几乎停止不前,斗苏士文的辩论会进展极慢,原计划搞两天的干部路线问题,结果搞了四天,收效不大。苏士文没有承认任何实质性问题,而是气焰嚣张,至今还负隅顽抗。敌人是不打不倒的。但为什么苏士文这个顽固分子,我们打了还不倒呢?是因为我们打的不狠,现在大字报质量不高,有许多更深层的材料还没有揭出来,大字报几乎千篇一律,大同小异,没有对立面,而是一边倒,难道大家的看法都如此一致吗?

  (二)陶铸同志说:“我建议大家串连,班与班串连,系与系串连,甚至可以到校外去,群众运动么,就是要运,就是要动,既不运也不动。几个人蹲在屋子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就是既不运也不动。每天早晨七点三十分至十一点三十分是坐在宿舍里,下午二点三十分至四点三十分是坐在宿舍里,晚上还是坐在宿舍里,几乎没有什么串连,班与班,年级与年级,系与系,学校与学校互不通气,甚至同层楼的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整天在宿舍里,东拉西扯,没有讨论出什么东西。交流经验,交流观点是太少太少了,也没有时间。早晚七点三十分、下午二点三十分到宿舍的规定,很多同学感到卡得死死的,憋得慌,满腔热情,一身干劲不能充分发挥。

  (三)现在左中右还不分明,糊糊涂涂一锅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每个人都要在运动中受到考验,可现在大家几乎都是左派,按理说真正的左派是少数,然而学生中你是左派,我也是左派,中间派在哪里?右派在哪里?这真是奇怪,当然真正的左派在哪儿也就不清楚了。

  (四)现在各班的核心小组是核心吗?毛主席说:“凡属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又说:“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当群众还有种种习惯势力和框框的时候,所选出来的人就不一定能代表真正的革命力量。领导核心应是左派组成的。正如主席所说的是在群众斗争中形成的而不是勉强凑集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左派队伍也会分化,真假左派要靠斗争来检验,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来骨干中相形见绌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

  现在核心小组还未充分发挥作用,有些干部每天开会太多,脱离群众,核心小组是上头有什么布置就往下传,下头有什么情况就向上反映,一件事作完就要指示,不来就等,没有一点主动性,创造性。说难听点只起传声筒的作用。

  二、运动在当前怎样搞,我们认为:

  (一)要组织起来真正的左派队伍

  上面说过在学生中几乎都是左派,实际上左派队伍还没有真正组织起来,我们建议,真正的左派,要打破班与班的界限,打破级与级的界限,我们大家组织起来,组成革命的核心队伍,团结广大革命师生,向黑帮开火,向资产阶级权威开火。

  在教师中,我们认为情况更为严重!领导权是否在真正的左派手中?在斗争苏士文的辩论会上,什么人控制着会场?是什么人总发言,什么人不发言?犯了错误的干部洗手洗澡,轻装上阵了吗?为什么苏士文不倒吗?这难道和我们的“队伍”无关吗?红旗杂志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中说:“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人民群众,对牛鬼蛇神战斗得最好,他们瞄得最准,打得最狠。”而我们怎么斗得不够好呢?这个问题值得考虑。我们认为,现在的问题首先不是什么知情不知情的问题,而是敢不敢彻底革命的问题。

  (二)要放手发动群众

  我们认为,工作组要放手发动群众。就学生来说,广大革命师生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积极性,不要卡得太死,不要搞清规戒律,要让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

  红旗杂志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中说到:“我们党必须依靠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坚定的革命左派。不要受级别、资历、年龄等错误框框的束缚,把坚定的左派组织起来,作为运动的骨干,大胆放手地让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带头作用。”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毛主席又说:“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爱护的办法: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适时地给予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

  我们的工作组,就要“大胆放手”,让坚定地发挥带头作用。我们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服从工作组的领导。但领导不是包办代替。我们服从工作组领导是要让我们放手工作,同时又适时地给予指示,使我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创造性。

  我们希望,工作组不要怕“乱子”,搞运动吗,就得“乱”点,不“乱”才不是“正轨”。现在就有点松松散散,稀稀拉拉。比如有的人,游泳、打球,一玩就是一二小时,有的人一天游泳竟达二、三次之多,有的人读小说,科技书,爱不释手,试问这兴趣哪来的?他们一搞运动就象泄了气的皮球。我们提倡适当锻炼身体。问题是有的人竟达到了疯狂地步,这和对运动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在这里就反映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要搞运动就不要怕乱,不搞运动当然也就不“乱”。要在乱中求不乱,有点“乱子”才好呢,这样每个人都要接受检验,人们就会分化,各派队伍就会分明起来。左、中、右分明了,我们看,这就比“一锅粥”好搞。“六.一八”不是许多牛鬼蛇神登台表演了吗?一表演就暴露这岂不是好事。

  以上就是我们对当前运动的看法,同志们可以充分发表意见,进行辩论,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

  地球物理系二年级

  陈必陶 赵小康 贺玉芳

  袁素云 赵玉亭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

http://wu-nailong.hxwk.org/2019/03/24/%e5%8c%97%e5%a4%a7%e6%96%87%e9%9d%a9%e5%9b%9e%e5%bf%86-7-12%e5%a4%a7%e5%ad%97%e6%8a%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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