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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一凡:留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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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一年八月,我被分到北京西城碳素厂当工人,差不多是最后一拨儿离开四中的老三届学生。多年后,我岳母惊奇地问我,你怎么就没上山下乡,留下来了?她老人家是老清华,周围那些大学附中留下来的本来就少,更甭提像我这样“泡病号”留下的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一些人带头儿去内蒙古牧区插队,四中有李南飞、刘力前等七人响应。此后上山下乡的浪潮接踵而至。最初红代会去内蒙古插队时还在天安门广场宣誓,让毛泽东主义的光芒照亮内蒙古草原、照亮全中国、照亮全世界……到了一九七〇年,内蒙古军垦兵团招工的口号已沦为:住砖房、吃白面、发工资了。
  四中学生上山下乡的高潮,始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黑龙江农场(当时还未改称“生产建设兵团”)的招募。老初三的牛硕儒(牛耕),高三(四)的老驴头(吕斌轩)属于这意气风发的第一批。可死水微澜,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那时节,躲在家中看书、装半导体的谓之“逍遥派”,赵振开还在顽强追求革命理想,他和我们班几个同学以“红卫兵六五一四部队”的名义半夜三更在西单路口贴标语“炮轰北京卫戍区司令李钟奇”,并穿越武斗的枪林弹雨,到白洋淀搞教育革命调查。振开和我自小学二年级起就没分开过,但本人出身旧官吏,碰到这等危险事,我退避三舍。
  一九六八年一月,兰州军区军马场招工;北京外文印刷厂招工;北海舰队招兵。二月中旬,青海乐都铸造厂招工,那可是杜甫“兵车行”的地界,初三的王祖荣和高三的周琨报名,他们是我三不老胡同一号的邻居。京郊招中小学教师。七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招募;陕西汽车制造厂等企业招工。九月,京西矿务局招煤矿工人;去内蒙土默特左旗插队。十二月,北海舰队第二次招兵;动员六七届毕业生去山西雁北地区山阴县插队。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发表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宣队要求每人表态,校园到处张贴着同学们响应的大字报。在校长室西边大字报主墙上,高一(六)班班主任刘永章贴出“忽如一夜东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正值此时,张育海在教研组小院对我说:“我被漏划了。”带着一丝仓皇的苦笑。公布的下乡名单没有他,等着他的却是传闻中隔离审查的命运。
  一九六九年一月,北京电机厂招工。二月,到陕北延安地区延长县插队的六八届毕业生动身。三月,北京第六建筑公司招工;去吉林白城大安县插队。四月,内蒙古军垦兵团动身。五月,云南瑞丽军垦兵团动身。八月,黑龙江兵团的六九届毕业生动身。
  风卷残云,校园里没剩什么人了。大规模动员转成由学校街道与父母单位相结合的方式,督促剩下的学生上山下乡。



  一九六八年末,大潮滚滚而来,北京实在待不下去了,史康成、徐金波和我决定结伴而行。我们仨去拜访师大女附中李燕翎,她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荣旗插队,传闻是张育海的女友。她暂住在东四十二条的叔叔家。李燕翎个儿不高,大眼睛,身材结实,脚蹬皮靴,头戴羊剪绒皮帽。没聊几句就说到张育海,一下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一〇一中的贾平在赴阿荣旗行前作诗,第一句“壮辞名园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草原本来就诱人,听说工分值高,能养活自己,我们决定一起去阿荣旗。
  西单商场设有“知青”专卖店,除了被面、大衣、皮帽、棉帽,还有木箱和手提包,上面印着林彪手书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挤得水泄不通,我们跟着排长队。
  我母亲单位的局长听说我要下乡,叫我去她家一趟。她和我母亲正在京郊南口农场改造,关在同一个牛棚,两个月可回家一次。局长的丈夫李琪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因著有《矛盾论浅说》而闻名。文革前顶撞江青,文革初为保护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而自杀。我走进万明路的偏僻院落中的一间低矮厢房,屋子很冷,局长盖被坐在床上,头戴北方妇女那种方格头巾,她话不多,除了勉励,还叮嘱我下乡要注意身体。她送我一床被面和三十块钱。那紫红色的被面光泽像缎子,但结实耐洗。想到她还要抚养四个孩子,心情甚是沉重。
  正当我们整装待发之际,工宣队把史康成抓起来,关在音乐教室小院。史康成要我们先走,他以后再加入。可他身陷囹圄,情况不明,怎能在此时此刻弃友而去?担任看守的都是就近入学的新生,对我们很客气,只要“军训团”和工宣队的人不在,我们可随时探视聊天。
  灾难使友情升华,我们赋诗应和。我写下“肝胆誓分兄弟难,头颅掷处血斑斑”,徐金波在绝句中信誓旦旦:“天涯海角陪小东”(小东是史康成的乳名)。史康成的妹妹史保嘉去内蒙古扎鲁特插队。我去找她的朋友,一个叫刘钢,一个叫鲍婉婉。刘钢拿出保嘉的诗词给我们看,冰雪聪明,令人神往。
  史康成隔壁关的是赵京兴,就在前不久,在同学们纷纷表态下乡的大字报中,赵京兴贴了张大字报“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光这题目就够吓人的。他还有理有据,引用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到的下乡的三种形式:走马观花、下马看花和下乡落户。而他的首要任务是要留在城里读书。
  阿荣旗之行就这样被搅黄了,徐金波和同班的朱之鑫、张友筑、罗超、赵岳伦、曹侠洲和周之穗去了吉林白城地区插队。



  史康成被放了出来,我们俩又改了主意,不想去插队了。眼看当兵的当兵,进厂的进厂,凭什么我们非得插队?史康成留下一句颇有哲理意味的话:“每个人都有上山下乡吃苦的义务,也都有留城进工厂的权利”,一时间成了我们自我激励的箴言。
  可要想留下来也要有点本事,工宣队毫不留情。他们的口号是“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工宣队的师傅苗小发管分配,颐指气使。高三(四)班的徐文连是海军大将徐海东之子,几次下乡都没走,苗小发专要拿这号人物开刀,顺便到大将家里喽一眼。他自知四中工宣队级别不高,特地先去开出指挥部的介绍信。徐海东家住东城,大门上有小门,小门上有小窗。苗小发按响门铃,小窗打开,解放军战士露头询问,苗小发要见徐海东,被回绝,他递上介绍信,大讲“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当兵的不为所动,最后留下句话:“实在要见,到总参换介绍信去!”把小窗哐地关上。苗小发回校破口大骂:妈的,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是总参领导一切!他把气撒在学生身上。高一(二)班姓白的同学被分到云南军垦兵团,但他患有严重的过敏症,申请能否去个不毛之地,代替那鲜花盛开的云南。苗小发破口大骂:“什么?青草过敏!我还窝头过敏呢!少废话!”那同学只好勉强去了云南瑞丽。
  一九六六年冬天我去井冈山和韶山步行串联,回来住在冰窖似的四中十三斋,曾得过风湿热,恰好用来作借口。一个积水潭医院大夫给我开了三天风湿病假条,逃过一劫。这大夫后来成了我姐夫。史康成曾患肺门淋巴结核,吃中药短时间内转氨酶增高。他把化验单往学校一交,工宣队拿他没办法。
  “各村都有很多高招”,比如蹬腿攥拳头血压准上去。我们班杨晓云赶上体检,照此办理怎么也不灵验,溜出来在新街口力生药店买了麻黄素,这药管用,忽悠一下升得太高了,医生直安慰他别紧张,坐了一个钟头看没危险才让他走。有人装肾炎,躲在厕所往尿里掺蛋清,这招我不看好,人体蛋白和鸡蛋白到底不一样。
  天不灭曹,我偶然获得重大发现:尿糖检验,各种医书化验书都讲比色法,用试纸、试剂,不同颜色对应着一到四个加号,到底这加号多少与糖的数量关系,没有哪个化验室的医生知道。全世界这核心机密被我探知!如果能对应着加号配制尿糖浓度颜色已无意义。而配制尿糖浓度用的滴管,连婴儿用品的柜台也能买到,每十四滴是一毫升。药店卖的葡萄糖注射液有两种浓度: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五十,你要再知道了加号对应的浓度,怎么干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装糖尿病的朋友们,欢迎带着试管和葡萄糖找我,本人乐于效劳:很简单,往试管的尿中滴葡萄糖,四个加号滴多少,一个加号滴多少。那年头儿医院设备少,一般只化验尿常规,够开假条就得了。如果大医院验血糖,甚至做糖耐量试验,本人均有对策。至于这浓度到底是多少,血糖化验怎样应对?在此不便泄露。
  七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北海公园聚会,有个同学的妹妹嚷嚷:“糖尿病的照一张!”呼啦啦,因糖尿病留京或返城的竟有七八个,我都傻了。我被“糖尿病患者”幸福地簇拥在中间,一起合影。



  等分配的日子还是挺美好的,我们多用来学习。北京图书馆的琉璃瓦殿堂自然是最佳去处,不过进门要凭单位介绍信,我等无业游民均被拒之门外。好在赵振开总有办法搞到介绍信,单位五花八门,包括六建公司和他父亲所在的“民进中央”。介绍信有时限,这就要看涂改技术了,比如把有效期从十天改成九十天,甚至改了又改。调制涂改液的配方,前人之述备矣,无非草酸、漂白粉之类,反正不是氧化就是还原。幸亏流行用钢笔,介绍信纸又好,修改比较容易,但赶上粗糙淡黄的信纸、外加渗入纸纤维深处的圆珠笔油,不留痕迹还真不易。有一天去北图,介绍信又换了单位,管理员老太太从眼镜片后面抬起眼睛,满脸狐疑,让我怦然心动。好在她研究了好半天,也没看出破绽。
  北图大阅览室快成同学聚会的场所了,多达十几号人,包括高一的潘鲁全(外号大狗)和高二的施以政。潘鲁全的姐姐专攻化学,开的是山西省山阴县化肥厂介绍信。施以政从我闻所未闻的嘌呤、嘧啶概念开讲,听得我云山雾罩。
  赵振开、史康成和我友情甚笃,人称“三剑客”。每人一门外语:振开学英语,史康成学德语,我学日语。人家二位一度靠外语为生,我日语上手最快,终未成气候。我在北图开始翻译一本日文书《可怕的公害》,由岩波书店出版。最初尚有一一〇中高三的张树人参与。日本人根据切肤之痛,提出“公害”的概念。谈到污染严重处,甚至引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批判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我和张树人每天早上来到北图,借出此书,査词典翻资料,直到关门。有次递进书单,紧盯着来自书库的绳拉小车,等了大半个钟头,被告之借走了,吓出一身冷汗。等了三天,那小车终于把《可怕的公害》拉了出来。后来张树人回了山西,我独自译完。
  外文资料只许在科技目类中借阅。要是谁煞费苦心,淘到可读的擦边踩线的书报,就成了大家的财富。有本杂志《科学技術の広場》逃过审查,这是日本共产党《赤旗报》办的刊物,有文章披露中朝两国边界纠纷:文革中金日成倒向苏联,中朝交恶,高音喇叭互骂,甚至筑起堤坝拦水冲击对方河岸。其中有段文字涉及长白山主峰和天池的归属争议。
  清华大学钱伟长教授的夫人在四川时是我母亲的同事,两家熟稔。我有时到钱先生家小坐,谈起这杂志和中朝边界。钱先生对政治有特殊的敏感,又是大杂家,对中朝边界问题门儿清。“知识分子就是讨厌,地图都有好几本。”他自言自语,取出两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一九五〇年版,天池和主峰明显都在中国境内;五十年代中期版,分界线把长白山一分为二。钱先生很生气:“改国界,是要全国人大批准的,连政府都没有权力!”他不敢再深说,怕我生事。对我翻译《可怕的公害》,他倒是很鼓励,介绍给来访的旅英女作家韩素音,后来又推荐到科学出版社争取出版。



  那时节我收集不少好书,甚至成套的经典,请楼下小京刻了个随形章“一凡藏书”,盖在书扉页上,得意地称之“用印”。很多书是在旧书店门口“守株待兔”,或是向收破烂儿的小贩争来的,这方面不乏好手,黄其煦、郎放均是也。
  有一次,在西单商场旧书店,一个高贵美丽的阿姨提着篮子卖书。书店按斤收购,每斤一毛三,跟烂纸价差不离。她摇摇头,倒空篮子,把书都送给我。算我走运,那些精装的好书中有《侯外庐选集》和《别林斯基选集》。还没来得及“用印”,高二(二)刘捷一伙来家串门,我正在里屋洗照片,出来时那几本书不翼而飞,不知哪位卷走了。当年这种书的流动方式很正常,到别人家看到如意的,顺手牵羊,没有偷与被偷的概念。
  我还有过几本世界美术全集,日文版,是同班的“狒狒”(大名张永和)从图书馆“顺”来送给我的。狒狒比我们早一年进四中,某校金质奖章保送生,结果进四中头一年就留了级,成了我的同班。自一九六八年起,北京打群架成风,狒狒是财政部红楼宿舍的头头儿。他平素骑锰钢车,套头帽翘得很高,军挎包装着菜刀。他常有些来历不明的物件:一个帆布行李箱卖我五块钱,正好我妹妹去黑龙江兵团用上了,还有件军用雨衣也五块钱,内襟有白漆手写的“总字129部队”。凡是书自然都是“顺”的,源源不断,且有时批量出货,有一本关于阐释《资本论》的“论著”,同学几乎人手一册,但没人看,都堆在宿舍床上。
  经过我手的有二十世纪上半叶王云五编的《万有文库》,还有一本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处的培训教材,纸黄字糙,内容包括跟踪与反跟踪、偷拆信件(或称“邮检”),其中又分熏蒸、信封角卷出、透亮等方式,以及购置常用信封信纸以备替代。读过此书,让我神情紧张,后落下毛病,收信先端详四角,再对亮照照。
  当时中学“红代会”作战部由“四三派”金坚掌控,办公室设在四中,主任是高三(四)秘增凯。他们派人去西单某地检查某“联动”分子的信件。据说为了保证邮检,所有本市信件一律四天以上才投递。“红代会”作战部还去搜查“联动”分子,我跟着去过女一中“联动”分子的家查抄。那家的妹妹叫李明冬,姐姐叫李小石,是北大学生。那是个不大的院落,有车房、锅炉房。其父是纺织部副部长。我没进正房,站在东厢房门口张望,那是她姐姐的房间,有个纸盒里除了叠得整齐的军装和皮带,还有一封信,姐姐执意不许看,说是她男朋友的信,检查者非看不可,于是发生了争执。最后说撤就撤了。
  在地下流传的内部书籍分几类:文学类的黄皮书,比如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卡夫卡的《变形记》、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政治类的白皮书,比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托洛斯基回忆录》;还有科技类的蓝皮书,比如关于美国原子弹研制过程的格罗夫斯将军的《现在可以说了》以及泰勒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等。
  我在文学上开窍晚。记得“红八月”,在音乐学院“对联”辩论会上,我们班季如讯居然抱着《安娜·卡列尼娜》,还边看边议论,音乐学院红卫兵大为不满,把我们赶了出来。大家几乎都是从《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开始扫盲,进而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狄更斯、巴尔扎克等大师挺进。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共有九十一部长篇,据说女附中姚宇红家有全套。有一天听她在电话中跟同学聊《驴皮记》,这书我没读过。跟她讨论尚可,要是想借书,没戏。
  史康成是个爱读书有思想的人,他也看小说,但不痴迷。特别喜欢的是杰克·伦敦,既喜欢带有资本主义向上时期野性进取的力量,也喜欢坦诚的狡猾和注重手段的人生态度。杰克·伦敦说过:“当名誉和金钱一起来的时候,我选择名誉;当两者分别到来时,我选择金钱。”这句话被史康成推崇备至。他最崇拜的还是卓别林,电影看不到,他读了传记《卓别林——不朽的流浪汉》,其中把卓别林描述成“一个晃来晃去的人”,让他触动很深,他本人外号也跟着改成“老晃”,直到今天。
  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斯宾塞的《进化论》,他不吃不睡,几乎到了发痴的程度。我俩痛感世道艰辛,一天议论时政:假如毛主席不在林彪接位,是抓经济还是对外出兵?记得天渐黑下来,没开灯,我俩坐在黑暗中说。他还讲了个当时要杀头的政治笑话。我一听不禁慌了,赶紧摸黑走人。
  有一次,高二(二)班陈捷牵头,把大家带到北大的郑昕家听他谈哲学。郑昕是第一个到德国攻读康德的中国学者,自一九三三年起在北京大学讲授康德,历时三十余年,国内研究康德的学者,或直接出自其门下,或间接受其教益。一九五七年“反右”,自然在其列。郑夫人与陈捷母亲是西南联大同学,闻孩子们好学,于是安排这次见面,我和史康成也混在其中。郑先生很谨慎,显然做了准备,先拿出几本《红旗》杂志,以署名唐晓文的《要读一点哲学》一文开场,让大家朗读,给讲课添点正统色彩。任志和蒋效愚发问,认识论是不是科学?如果是科学,将向什么方向发展?老实说,这类问题着实让郑先生为难。话题一转,谈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对立。认识过程,从感觉、直觉、表象到概念、判断和推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到表象为止还属于感性认识阶段,此后就是理性认识阶段,大家刨根问底儿,非要把感性怎么就变成理性说清楚不可。尽管郑先生谨慎,涉及真理时也正色说:由于思维的非直观和复杂性,到目前为止,“科学尚未彻底揭示思维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史康成不吐不快:“既然唯物主义者解释不了这种转化,我看还不如唯心主义。”郑夫人略显惊恐,招呼大家喝茶,把话岔开。



  史康成有个四中初中同学,叫于友泽(后笔名“江河”),也属待分配之列。有一天,他读辛弃疾有感,与我共享:“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他既写诗又画画。他画的月票足以乱真。月票底板和照片上盖“骑缝章”,每月更换的是底板下半部印有月份的彩图。仔细对比,还是能辨别真伪,可装在皮夹里上下车一晃,轻松地蒙混过关。
  有一天,于友泽来找我,神色慌张:“赵京兴被抓起来了!”“那怎么了?”“进局子身上还拿着我画的月票呢!”我安慰他说,赵京兴犯的是谋反罪,弄不好要掉脑袋的,警察才顾不上鉴定那月票真假呢!
  对我们来说,赵京兴可算得奇人了。他读古典哲学的速度跟我们读小说差不多。他住平安里,离我家不算远,有时来借报纸,有时访问振开顺便来坐坐。我很少主动打扰,怕影响他的时间。
  赵京兴思想的边际和轨迹,我是在批判会上才大致知道的。我曾试读哲学,怎么也看不懂。我问赵京兴,我怎么看不懂,甚至到弄不懂这段话最终是肯定还是否定。我用手指数着:肯定,否定,肯定,再否定。赵京兴并不笑我,但也没教给我什么“绝招”,他只说凭感觉,“一看就明白说的是什么,就像看小说”。
  我参加过三次赵京兴批判会。第一次在一斋宿舍,校方没什么准备,喊喊口号、平平淡淡过去了。第二次在生物实验室,由高一(一)班高中主持,他是“校革委会”委员,事先做好充足的准备。他一声喝道“把反革命分子赵京兴押上来”,赵京兴低头弯腰,眼镜掉下来。他把眼镜戴好,直起腰,嘟囔了一句,“摘了眼镜看不清东西。”惹得工宣队的师傅勃然大怒:这屋里是人,不是东西。紧跟着一串脏字。然后是一篇接一篇大批判稿,原来赵京兴还说过“批判毛泽东思想”,我都替他着急。可他振振有词:“批判并不是简单否定,这是普通的常识。”他还引经据典:马恩两卷集某页某行,批判就是否定,批判就是继承,总之批判就是革命。朋友们暗暗叫好。主持人高中质问他:狼子野心,你还敢说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你说说你到底怎么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赵京兴还真的阐明他在四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如今我只记得有哲学、农业和货币这三方面。私下见面时我从未和他谈过理论,倒是在批判会上听到了。赵京兴被押了下去,主持人高中做最后总结:革命师生把他批得体无完肤,表面他不认输,按他自己日记里的一句话,这叫“硬着头皮,高唱凯歌”。这时押到门口的赵京兴,挣着脖子喊了一句:“那是鲁迅先生说的!”全场哗然。
  第三次是斗争大会了。他戴着脚镣。由市公安局的警察从监狱押来的,在大操场举行。他的样子很憔悴,但依然镇定。会场旁还堆着轮胎。多年后赵京兴告诉我,白洋淀老乡托他从北京带的旧轮胎,成了投机倒把的罪证。赵京兴坚信马克思主义,一直到今天,他是真心的。



  四中待分配队伍中又添了新人。自一九六八年二月起,六九届、七〇届新生分别就近入校,四中开始有了女生。而六九届和七〇届分配待遇不同。六九届全锅端去军垦兵团,七〇届有不少进了工厂和服务业,下乡也只限于郊区。
  六九届的男生张文新,长得英俊,待人热情,遗憾的是小儿麻痹后遗症,腿有残疾,孩子们起了个很刻薄的外号“瘸美丽”,他并不介意。他借给我两本日汉字典,每本都有十多厘米厚。当时市场无货,有货我也买不起。这字典居然是原北京军区司令杨勇家的。杨勇的小儿子杨北北和张文新同班,离京托他看家。杨勇为贺龙的死党,因所谓“二月兵变”身陷囹圄多年,所谓家,不过是我家隔壁正觉胡同的小平房,堆放些东西,字典是杨北北哥哥的财物。几年后张文新找我要字典,原来杨家要回京了。听说杨勇病重无子女能出面,张文新挺身而出闯中南海,把材料交到周总理手上,才救了杨勇一命。他从不居功自傲,后来杨勇当新疆军区司令,小舅子是新疆驻京办事处主任,张文新在那儿找了个烧茶炉的差事,他告诉我轻省。他在京城高干圈儿里名声极好,万里外派去安徽,北京家也交他看管。我曾去北京邮局办事,把他找的推荐信递上,那局长看了诚惶诚恐:“是边涛推荐的,是边涛推荐的!”后来才知道边涛是万里夫人。他最熟的还是杨勇和胡耀邦这两家,他俩表兄弟,都是湖南文家市人。有一回,张文新坐着杨勇的“大红旗”来找我借五块钱,原来胡耀邦病了,他在看望途中发现钱不够,临时向我求助。这就是跟我一起等待分配的小兄弟。
  开科技先河的首属老初三“玛瑙”,还真不知道他的真名。“玛瑙”在家搞科学实验,用空气(准确说是二氧化碳)和水变成葡萄糖,我赶紧去学习。他家在四中对过儿的一条胡同里,院子大,满地桃核,烧得黑糊糊的。“玛瑙”介绍说这是活性炭,作为催化剂,物理特性越硬效果越好。实在让我佩服,相信他一定能成功。以后我设计过化肥厂,合成塔内压力三百二十公斤,于是想起“玛瑙”。把氮和氢合成氨,再撒在地上长庄稼多麻烦,既然氮和氢能合成,那么二氧化碳和水将来也一定能合成。
  大家时兴做万用表、攒半导体。连语文老师黄庆发都下场装了个收音机,放在耳边听着得意。做万用表,离不开波段开关和表头。我虽毫不入门,也跟着他们凑热闹。高二(五)班高光宇又拉提琴,又攒电视,但给他介绍女友时,这些特长好像还提不上。
  我们常去高三(四)班陆天育家。文革前,他在北海少年科技馆无线电组,他弟弟在少年宫车工组,哥儿俩动手能力极强,我们玩的相机、气枪、唱机、收音机、乐器几乎都是委托店的便宜货,时不时得送到他家修理。陆家有各种小机器:洗相片的曝光箱、放大机、裁纸刀、上光机;弄来个轧面机,配上齿轮,哥儿俩轮流上阵还轧出面条来。连自行车座都是自制的,比摩托车座还舒服。陆天育在朝阳门专买旧货的小市看中块电流表,顺手牵羊时被发现了,扭送派出所,警察哭笑不得:“拿什么不好,拿这破玩意儿。走!”
  陆天育住东城,街面高过院子,进院下台阶,家小,仅一间。他母亲是河北北京中学的英语老师,见我们来总是很高兴。那年头儿,人们去干校下乡,家具电器半卖半送处理掉。那天伯母碰上架小尺寸钢琴。他们那间小屋并排只能放两张单人床,而这琴长度窄,刚好塞在两床中间。她兴奋地比画着,琴凳转过来,两头接上椅子就能睡在上面,用不着俩孩子挤一张床了。可从来没见过他父亲,我们都没问过。大家嘻嘻哈哈拆卸气枪,伯母坐在一旁默默看着,脸上浮出微笑,一种隐忍的微笑。
  我们常到各家委托店“淘宝”,东单的那家叫三洋,西单路南的叫中昌,护国寺的叫益民,隆福寺那家是委托店第三门市部,索性叫“当三门”。黄其煦亲眼所见,有人只花了三百块就从东单委托店,前呼后拥推走一架三角钢琴。
  留在北京,相当于驻京留守人员,尤其冬天,接待任务繁忙。一到农闲,插队的同学云集北京,开春再带足挂面和酱油膏回乡下。而军垦的同学每两年才能回京探亲,每次也只有十二天假,远不如插队自在。同学相聚,嘻嘻哈哈,争先恐后说话,我不禁诧异,看来插队生活挺有意思的。一个插队的同学回答:“有意思?一年里有意思的事一个钟头都跟你说了!”
  一九六九年底,以高二(二)班同学为主,在四中教室追悼张育海,我家离得近,用自行车搬去电子管收音机,接上唱机怎么都不响,十分狼狈。没有灵堂,没有鲜花,由蒋效愚和任志主持,最后大家低沉地合唱阿尔巴尼亚的《献给游击队的战友》:“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我和你生活战斗在一起,唱起战歌冲锋杀敌,我们的歌声就是武器,唱起那游击队之歌,就想起你啊亲爱的战友,在暴风雨中唱一首歌曲,献给你啊亲爱的兄弟!”这是一首大家喜爱的歌,谁想到竟成了悼亡曲。



  音乐是文革中学生生活的重要部分,同学们私下流传唱片,自学乐器,早就突破了八个“样板戏”的禁锢。最流行的是《外国名歌二百首》,这是文革前出版的外国歌曲集,简谱袖珍本,被大家奉为经典。第一首是国际歌。依照《外国名歌二百首》,史康成咿咿呀呀地学唱,一板一眼,比如印度的电影插曲《拉兹之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学唱此歌的过程想必很痛苦,切分、符点、连线、装饰音俱全,有的音符下画三道横线,还有可怕的升降号。
  史康成的音准,赵振开的小钢声,郎放的纯正音色,还有徐金波和刘志鹏的假高音(被戏称“鸡婆”)。我不唱歌——走调,别人走调听得出来,自己走调却浑然不知。是张育海救我于水火之中。有一天,他带黄其煦来找我,育海胳肢窝下夹着提琴盒,黄其煦规规矩矩提着黑管盒。黄其煦现身说法,指出吹笛子的害处及改吹黑管的好处。还告诉我个秘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北京管乐器厂出了不少处理品,新的黑管才二十八块。于是我改学吹黑管。哥们儿中吹黑管的还有杨百朋。
  在学校混过政治学习,结伴而行,到某人家听唱片去。骑车到叶林宗家,两个弟弟叶林江和叶林辉,都上四中,其父是师大教授,文革中改住筒子楼,楼道堆满杂物,不侧身过不去。叶林宗捧出唱片,七十八转,《天鹅湖》的“拿波里舞曲”最吸引人,那小号清澈流畅,听了一遍又一遍,如醉如痴。
  叶林辉很活跃,他和孙沛蹭火车去广州玩,事先配好列车员用的三角钥匙,回程时钻进火车厕所的阁楼,睡到终点没下车,在车库被发现,一顿臭揍。一起听唱片时,他脸上还带着伤。
  文艺宣传队出了不少人才,高一(四)班小提琴手刘克希,先分到六建,后考上中央广播文工团。高二(二)班赵颐庚拉手风琴近乎痴迷,不知疲倦地练习指法,一个指头动时另几个指头闲着,左手和右手配合得像两个杂技演员,甚妙。有一次在东单委托商店见到牟志京,他在等着买一台意大利手风琴,在身上不停地做分指练习,好像在寻找穴位。那天,北边柜台地上立着一架电子琴,上面用红漆写着“马国光”的繁体字。马国光受迫害,前不久被抓,他的琴竟流落此处。
  我手上有不少唱片,都是四处“淘”来的,更多的是赵振开家劫后余生的。除了七十八转老唱片,还有四十五转、三十三转密纹的。七十八转多是古典,密纹的往往比较新。史康成父母有文化,他家的唱片有陈刚、何占豪的提琴曲《烈士日记》和《红旗颂》。振开从中央乐团的姑父那儿,借来一张帕格尼尼的第四小提琴协奏曲,是“德意志唱片公司”的三十三转密纹唱片,我们如获至宝。另一个圈子干部子女也有这么一张,后来丢了,认定是史康成偷走(有人听说他家有),于是打上门来,被警察拘留,写了检查才放人。
  像我这种不下乡且交往杂的人,早就被四中和街道盯上了,尤其我夜里开红灯冲洗胶卷照片,被当成从事特务活动。一天下午,先是街道积极分子敲门查卫生,紧接着警察就冲进来,把抽屉柜子翻了个遍。抽屉里有个大牛皮纸公文信封,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字样,警察眼睛都亮了,可惜不是军事机密,而是一张人腿骨的X光片。警察宣布没收全部唱片。我拿出《烈士日记》求情,警察怒喝道:少废话!他们命令我用自行车驮着一口袋唱片,把我押送到厂桥派出所。审讯者有“片儿警”也有西城分局的。问不出所以然,最后要我写检查。至今都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学校事先知情。第二天我回校汇报,分配组黄立环老师脱口而出:“他们已经去了?真快。”



  留在北京的压力越来越大,学校、街道、父母单位,甚至与公安部门相结合共同管理我们,批斗会、下厂劳动、政治学习都是必须参加的,再加上一波波的下乡动员。我告病躲到清华大学亲戚家,陪伴孤老太太,实在寂寞。有一天被召进城,原来是我母亲的机关让她动员我上山下乡,办不成就别上班。没辙,我和母亲拉着手,来到学校报名去内蒙古兵团,她一路安慰我,只要妈还有工资,一定会支援你。内蒙古兵团负责招工的头头儿,拖长声调打官腔: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没走,愿不愿去啊?“不愿意”,我坦言道。他一下愣住了:你不愿意,我们还不愿收你呢!
  四中安排我参加了三次下厂劳动。头一次是第三轧钢厂,分在仓库。第一天上班怕迟到,进了厂门猛跑,被工人师傅拽回来。原来厂门口立着毛主席画像,必须先鞠躬,敬祝万寿无疆。仓库也按军事编制,开工前对着仓库里的毛主席像“早请示”:“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三轧钢某连某排向您请示,今天我们的任务是……”每人每天的工作安排,在说给毛主席的同时,我们也就听见了。晚上下班时“晚汇报”,表扬谁批评谁都是冲着毛主席说的。
  一旦中央电台播出毛主席最新指示,工人们当晚就得赶到工厂,连夜敲锣打鼓上街庆贺,我们没跟着去。第二天“早请示”,每个人背诵最新指示,轮到我们四中同学,张口结舌。
  第二次是到朝阳区汽缸垫厂干活。工序很简单,两层铜箔夹着石棉,下片套上片,用木槌砸扁就成。这是个典型的街道工厂,一个小院三间平房,远比不上“三轧钢”,人家号称产业工人,毛主席还送了芒果,泡在装有福尔马林的瓶子里。而这里静悄悄的,只有女工们聊天,家长里短。
  最后一次是发配到北京灯泡厂,佟玉馥老师负责,带队是高(六)班吴泽林,一起参加劳动的还有六九届“泡”下来不走的孩子们。北京灯泡厂在关东店,满街的京字牌灯泡就出自这里。有个吹高压汞灯泡车间,大火喷燃,师傅手持一人多高的金属管,蘸上玻璃熔料,对着火边吹边转,像吹泡泡糖,再放在模子里边转边吹,最后成型。师傅们不停行走,交错站位,数根金属管一边旋转一边随着身体摆动,犹如舞蹈一般,煞是好看。白炽灯车间最壮观,每条生产线都有几十米长,灯头密密排列,很像纺织厂。排列的灯头在火焰中旋转,远远看去是一排排火球,再加煤气、压缩空气和氧气发出啸声,令人震惊。
  我和几个六九届的孩子被分到设备维修车间,我当上了管工,很得意。第一课就是锯管子,从六分、一英才开始,张师傅示范,上锯条,拧紧,两三下就把钢管锯开。我刚上手锯条就断了,张师傅说:“再来!”在他充满信任的目光下,我拉开弓箭步,把身体重量转移在锯上,双手前后移动划出弧线,终于成功了。接着学套扣,就是在管口套上螺纹。再往下是缠麻刀、抹油灰、接管子。我学得用心,张师傅对我很满意,连接煤气管这样的活也放手让我干。有时,我爬到大车间房顶维修,四下张望,黄色是氮气,蓝色是氧气,红色是煤气,还有压缩空气和惰性气体,各种颜色的巨龙般粗管子到处延伸,加上火球飞舞的绵延不绝的灯泡生产线,蔚为壮观。手上是沉甸甸的管钳,不由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很久很久没这么痛快舒畅了。
  好景不长,我惹了麻烦。有一天学《毛选》,有几个六九届的孩子打瞌睡,我替他们辩护了两句,说管工在户外干活儿冷,进屋暖和犯困是正常生理现象,结果被汇报到学校,上纲上线说我扬言学《毛选》犯困是正常生理现象;还有一次闯祸与波兰有关。瓦文萨闹罢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意是苏联坦克压不垮波兰人民,我就顺着为波兰人民说了两句,又犯大忌。批判会在维修车间举行,带队的同学立场坚定,佟玉馥老师也来参加,工人师傅们坐在另一边观看。学生逐一发言,我曾为之打抱不平的男孩是贫民子弟,为人仗义,死活就是不发言。我越是解释,就有越多的质问,而沉默又是对抗。只见张师傅突然起身,走向锻床,用大钳子夹住烧红的生铁,用气锤狂打,伴着一声声巨响,火星四溅。他大声吼道:“干活了,干活了……”



  张幼声的母亲在新华社工作,总能带点内部材料与大家分享。那阵子党中央开“九大”,严格保密,张幼声居然搞到会议抄件。比如中央委员会选举,江青缺了几票,引起我们的极度兴奋。更甭提选政治局,由周总理主持,统一计票时,总理问:这张选票是谁的?是空白票!后面一人慌忙举手站起来,“是我的,我弄错了”。于是补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自然是全票。这材料传到工宣队手上,追查到我这里。我信口开河,那时碰上追查“反革命谣言”,就说要么公共汽车上听的,要么厕所蹲坑听的,信口胡编。工宣队追查了一阵不得要领,就捂住不敢再追了,这事太邪乎,弄不好自身难保。
  四中经常组织“老泡”们学习,没固定地点,有时在教研室,有时端小凳坐在院子里。交流病情,议论时事。老初二的刘学煌见多识广,他知道NBA,说那球打得像杂技,过半场一扔球准进。高二(五)班王伟擅长丹青,在生物实验室随便画两笔,就是虾米,一抹一挑,青蛙跃然纸上。
  李宝臣是个人物,祖上是清朝提督,人家不说满族,在那时代坦然说“在旗”。宝臣潜心清史,为了研究清朝宫廷礼仪,热衷于参加“首都革命人民砸烂旧颐和园联络站”的活动。他常坐十二路郊区车去颐和园。蹭车的都知道,到终点站查票最难办,不像中途,临关车门皮夹一晃跳下,心理压力最小。有一次,售票员一路喊着“查票”过来,宝臣纹丝不动,“你的票呢?”“月票”,他坦然答道。“拿出来。”宝臣掏出皮夹给她看,“打开!”售票员失去耐心。宝臣沉着地打开皮夹,里面是个购货本,其实根本没有月票,可还没等抬头,售票员已经走远了。那年头儿,慈禧太后的宫廷女官容龄公主还在世,门前冷落车马稀,家人都唯恐躲之不及,宝臣却上门嘘寒问暖。老人作古后,宝臣的脑袋也就成了孤本。
  一日,听说李宝臣和分配组长罗炳康顶嘴,互相揪着脖领子找工宣队评理去了。我赶紧跑到教研组小院东边的工宣队办公室门口观望。少顷,宝臣出来,气定神闲地说:“我不吃亏,国家给他发工资,让他管学生,管不了还找工宣队,无能,干吗吃的?!”他补充道:“我没揪他脖领子,我从不干这等事儿……不怕,到时候他还得给我分工作,气死他!”
  这事真还让宝臣说中了。
  一九七一年七月,北京四中紧急召集我们开会,在大阶梯教室。果然出了大事:美国派基辛格秘密来华,为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做准备。首先要铲除所有社会不安定因素,其中一条就是安置我等闲杂人员。
  我们的命运和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连在一起。真快,一个月后,韦振邦、徐宝平、沈龙飞、王焱和我被分到西城碳素厂(又称“展览路电碳厂”),史康成、张幼声去了拔丝厂。最后只剩下住宿舍的老初三的王文光。他有小儿麻痹症,走路艰难,坚持练小提琴,自强不息。我们走了,他的分配还没着落。行前去告别,我说,“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以后我可就不是四中人了,可别不认识我这烧火工啊。他强忍眼泪,还跟我开了个玩笑。
  离开宿舍,身后传来王文光的提琴声,那是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主题曲,乐曲起伏激越,应和着我们的迷惘与惆怅。头上阴霾聚散,忽明忽暗,回望那进出六年的校门,显得分外肃穆,古色苍然。
  别了,我们的学生时代;别了,北京四中。

  本文选自《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曹一凡、维一/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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