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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行国:牛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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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按语:这是一篇直接针对红卫兵言说而谈自己亲历的文革的文章。我在《记忆》看到,改变了认为这个刊物一边说话的印象。谢谢本坛一位研究者希望读到。

《记忆》按:本文作者王行国先生,1937年生于山东蓬莱。1956年于北京四中提前毕业,留校任团委书记。1958年中共中央发动以兴无灭资,改造思想,巩固党的领导为目的的“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被要求“向党交心”的作者,成为未戴“帽子”的打压对象,下放农场劳动改造。1959年12月回到北京四中做教育工作。1964年,学校开展四清运动,被下放校办工厂劳动。1966年文革中,被冠以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黑帮、大右派等罪名,遭受批斗殴打六十余次。运动初期被关进“牛鬼蛇神劳改队”;运动中期清队被“隔离审查”。

牛棚生涯
王行国

一、“八四武斗”

从1966年6月2日这天开始,北京四中校园里一下子贴满了大字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焰铺天盖地而来。

6月4日工作组进校。随之,掀起在群众中互相揭发的一场大混战,群众斗群众全面开花。抛档案,无限上纲,是这场混战中的两大“亮色”。这时处在纷乱时期,原有的学校领导机构及其机能,全都解体,礼崩乐坏。取代他们的是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及遍地生长的各种组织。这时的学校也可以说无人做主,无政府主义泛滥,武斗成风,乱抓、乱打、乱来。只要是红五类,谁都可以坐地称王,权力无边。

现在有一种说法,好像文化大革命在学校里就是学生斗老师。其实并不尽然。亲历其境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老师(包括干部)的背地操作,没有老师(包括干部)的推波助澜,挨整的人不会被搞得那样“深刻”和广泛。有些人见机而投,有些人为求保身,不惜抛出亲朋好友,不惜无限上纲,以至造谣诬蔑。不顾天良丧尽,不顾真理泯灭——这是文化大革命盛行的东风。谁大字报贴得最多,谁揭发的人最多,谁上纲最高,谁就最革命,谁就最突出。

《四中的四家店》大字报,直指学校排前4位的当权派——校长、书记杨滨,副书记刘铁岭,支部委员、副校长俞汝霖,支部委员、副教导主任屈大同。大字报署名作者是四中当权派中的“老五”——支部委员、副教导主任。《四中的十六个大坏蛋》大字报,则是“老五”又联合了人事干部、政工干部4人抛出的“牛鬼蛇神”名单和“罪行”。其中有为人所知的过去戴过帽子的“右派”,更有许多人所不知的惊人“猎物”——搞学生工作的王行国、教政治的史会仁、教历史的徐健竹、教语文的黄庆发……都榜上有名。大字报的轰动效应是必然的。由于大字报作者的“权威性”,使得前后所抛出的20人名单,成了群众运动指向的靶子。上揪下连,以这批大字报为序曲,无论运动初期的劳改队,后来清队的牛棚,都少不了这些人现身其中。

革命烈火烧灼着每个人的神经,以致不是少年也疯狂,理化教研组的大男大女6人联名贴出大字报,要求把“牛鬼蛇神”揪斗游街,“不这样不足以平民愤”。
1966年8月4日,是四中历史上的灾难日,这天发生了空前绝后的一场大规模的游斗——学生斗老师的恶剧,后人称之为“八四武斗”。其实这不是双方的“斗”,而是单方的“打”。全校有20多名教师被游校、挨打。这个人数占了当时教师总人数的近四分之一。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随后被关进了劳改队。我在其中。(上图:作者重返当年“八四武斗”的“主战场”——四中操场。)
从此打人之风更加风起云涌。

二、革命的热浪激发了人类的野蛮天性

“牛鬼蛇神”的日子是非人的。在四中这个“西纠”的基地、“联动”的摇篮里,对“牛鬼蛇神”的“专政水平”更是高人一筹。对监管的“牛鬼蛇神”,红卫兵有权力随时拷打。他们把劳改队当成是一种新颖的娱乐城,一天好几遍地跑到这里“游戏”。而玩的花样各不相同:用弹簧鞭把满屋子的人逐个抽打一遍,只是其中最普及的一种。捅房檐下的马蜂窝,蛰屋子里的“牛鬼蛇神”则玩出了新鲜。……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和行为上的野蛮,既是这场“革命”的“果实”,又是这场“革命”的悲剧。

革命的热浪激发了人类的野蛮天性,文革为它提供了充分发挥的机遇。

一天,令我在院子干活,过来几个学生命令我说“我是大坏蛋,大王八蛋”,用以取乐;不说,便连遭毒打,先是用手,以后用皮带,再用树枝,最后找来木杠,再后来让跪下挨打。他们还边打边责问“服管不服”?说“让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一天,两个红卫兵说是干革命需要“借”我的自行车。拿走以后便踪影不见。当时我家中仅有的两人都正赶上患病,其中一人刚出院,便又有一人住了院,我正需要用车。过了些日子我找到他们家里索车。他们恼怒地追问,是谁告诉我他们家地址的,王修言还是丛俭滋(都是他们年级的老师)?
次日,他们又找了一个人一起到学校找我算账,开口便骂:“他妈的什么老婆孩子,狗崽子死了活该!”当我要找红卫兵革委会时,他们不许,说:“你没这个权利,革委会是保护我们的。”然后,三人把我逼进礼堂后面背人的夹道里,一齐动手打起了我。一个按头,一个搂腰,一个抄脚,把我撩倒在地上一通乱打。卡脖子,打脑袋,撅手指头,最后还是外地串联学生实在看不下去了,给调解才停下来,还得逼令我唱嚎歌请罪。我混身上下无处不是伤痕。我的嘴被打破了,衣服被撕碎了,身上的伤痛一星期也没好。

这种土匪抢劫行为为什么能在光天化日的校园里横行霸道,还不是文化大革命给了他们野蛮施暴的机会,这又何尝不是文革的一种“果实”!

革委会真的支持这三个红卫兵,管劳改队的委员××质问我,不愿借车给他们“是不是还想‘回去’”(指回劳改队)。

后来,借车的学生又把车转借别人,以后又辗转了几处,最后总算把车找了回来,已经破烂不堪了。
在一次去打饭的时候,跟上来一个学生,用弹簧鞭不断地抽我的头,还让我把头低了又低,骂我的脖子长得太硬,扬言要把我的脑袋揪下来。越是走到人多的地方他越是打得欢,越是周围有人称赞他的时候,越是打得狠。

比起那些惨死于野蛮毒手的人来说,这些折磨微不足道。

四中劳改队的房间一度改成“模范监狱”,在监狱里曾经活活打死2人。我们没看见,但是为了用以警示“牛鬼蛇神“,让我们逐个对此事表态——肯定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当时作为被专政的“牛鬼蛇神”,对此暴行内心一片恐惧,精神十分紧张,唯恐也遭此厄运;但又只能努力伪装和掩盖真实的心态,把内心的反感变成口头的拥护,心里明明白白这是法西斯血腥,却口头只能声声说是革命行动。

所谓的分别表态,其实说出来的都是一个声音,一种语言——“坚决拥护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而别无二致。这些被吓破了胆的可怜的“牛鬼蛇神”,在被失去人格的同时,也已被失去个人的语言。这是人间的悲剧,社会的悲哀,民族的悲情,令后人只能为之垂泪。。

三、嚎丧歌——对人精神的酷刑

逼令唱《牛鬼蛇神嚎丧歌》,是劳改队里最屈辱的制裁形式。歌词都是自侮的内容,逼令像天天读一样地天天嚎。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人民的罪人。
我有罪,我该死。
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早、中、晚三次,跪在校园里显眼的迎门影壁前请罪嚎歌;一日三餐要嚎歌,不嚎不得食;作息之间要嚎歌,而每次又都要嚎几遍。
嚎有合嚎、独嚎之分,有人不时地会被拉出单练。
嚎歌有体形姿式要求,或跪,或弯。弯腰又有“典型”式样,弯腰非超过90度不可。嚎歌一次,总是令人腰酸腿疼,气喘吁吁,心悸不止。
嚎歌又有自嚎和展示表演之别,后者是供参观拍照之用。
嚎歌令人心碎,令人涕泪泣血。日复一日嚎涕不止。总之,要把你侮辱到极致,使你人格的尊严丧失殆尽,只留下撕心裂肺的痛苦。
这种“红色荒谬”,是对人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

它剥夺人的尊严,荼毒人的灵魂,让人自虐、自污,让人自惭形秽,让人自甘羞辱,让人精神自焚,让人灵魂自缢,为的是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须改造的人。
我年轻的生命,就在这样的残暴中痛苦地熬煎。

这个时期,在我留有的文字记录里,最多的是革命导师的经典语录和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以从中寻求精神上的支撑——麻痹,去努力“树立斗争就是幸福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现实的痛楚和精神上的“幸福”,撞击着我这个“相信群众相信党”的青年。我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信念鼓励自己。更确切地说,糊弄自己。然而,革命的列车将开向何方,我却茫然。

四、满天血雨遍地腥风


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建立了红色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当年的食堂伙食管理员周春芳当了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则是一个过去管总务的副校长。周春芳小人得志,凡事左三分。掌控学校的军宣队当众宣布,有了他们执政,保证四中不会变修。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是革委会的第一场重头戏。运动“深入发展”,对“阶级敌人”的专政也深化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运动初期打人还是乱打的话,后来建立了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还是离不开打人,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批斗——挨打了。清队,就是有组织地往死里整人。我上学时的班主任刘承秀老师——一位性格刚烈的老太太,不忍屈辱偷生,在礼堂(左图)后的夹道,刎颈殉节。
令人愤然的是,周春芳连死人也不放过,立即在她殉难地旁边的礼堂里,召开群众批判大会,狠批刘承秀“死不改悔”。另一对殉难者——地理教师汪含英和她的丈夫、数学教师苏亭午,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同事。两口子静静地卧在香山的一片树林深处,告别了这个鬼蜮横行的世界。
外语老师刘约华,自杀未遂……在四中古老的校园里,演绎着一出出惨剧。

在清队中,“新账老账一齐算”,把我“揪出来”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我这个一直高举红旗跑步前进的青年人,哪里有什么老账?更何况那些当年被戴了“帽子”的人都安然无恙。问题在于我欠下了“新账”。
文革初期我遭受冲击,后来“新四中公社”一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了我。而后,我便投身运动:编辑文革小报,连续在教师中印发;搞干部问题调查,要求解放干部。
派性斗争贯彻文革始终,许多事物的成败发展,取决于派别力量的消长。
“新四中公社”的势头,在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便被压了下去。借清队之机揪出王行国,是整“新四中公社”一派“包庇坏人”、“包庇走资派”所必须的。我之所以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审查我的专案组也是重点专案组,皆缘于此。
清队揪斗有组织、有步骤地紧张进行着。一派肃杀气氛笼罩校园,笼罩在人们心头。原来的当权派检查是清队的序曲。实际上是要为清队引路。当权派×××在检查阶级路线“包庇坏人”问题中,就抛出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位教师。
不久,我便被揪了出来。这是继文革初期冲击监禁之后的“二进宫”。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经历了运动初期被原来的当权派在全校点为“坏蛋”,而后被红卫兵“群众专政”监禁到“牛棚”;运动中期被原来的当权派在全校点为“坏人”,而后被“红色权力机关”“隔离审查”的厄运。

五、“群众专政”的牢房生涯

这次监禁比之不久前的上一次,“监禁水平”更为“高级”。
监禁我的地方区别于其他人的集体大房间,我被特殊地囚在一个单间牢房里。家属要经过批准才得以探视。探视要经过搜身检查,谈话限时,且有人从旁监视。一次,我爱人探视被周春芳拦阻,她愤然抗议:监狱里还许探监!
监禁的日子里主要被逼令干两件事:检查交待“罪行”和接受批斗——挨打。
每天的批斗像表演节目一样,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像这样的批斗——挨打,在运动期间我经历了六十多次。
一个革命性强的教师领导的班,在触及“牛鬼蛇神”的皮肉时也最深刻——把我打得头破血流。就这样,他们还以“喷气式”的姿式,押着我在校园到处转了一遍,以向别人显示他们的战斗精神。
头上的血边走边流,我的鲜血滴遍了四中校园。
我所住的房间是一个“裸屋”,除了一副光板床和写检查用的笔之外,一无所有。屋里不能有硬东西,更不能有指甲刀、水果刀等物品,怕被关者自杀;屋里的吊灯被拴到绝对够不到的高高的顶棚上,让你寻死不能。
门口则值班人员手持器械全天候把守,即使打饭、上厕所也尾随不懈。
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特权待遇”。
每天等待我的是,像一条被锁链锁着的狗一样,被牵出去批斗:按课表排列,轮番到各班教室“接受教育”——连篇累牍的谎言和谩骂,连续不断的“触及皮肉”。对我的残酷整治,还有震慑别人的作用。40年后,当年另一个被“揪出来”的难友周继尧对我说,当年周春芳曾警告他:你要不老实,监禁王行国的屋子就是给你留的。
我被置于全封闭状态。我的牢房处在一个不到一米宽的夹道里,门窗的玻璃上都糊满了纸。整天不仅不会有人来说个话,就是连窗外的人影也见不到一个。不许阅读书报,不能听广播(更没有电视),连放风都没有,与周围世界是绝缘的——无异于信息窒息的刑讯。
日出日落,日复一日,困顿、屈辱的日子哪里是尽头?而明天等待着我的又将是什么样的命运?语言停顿,思维凝滞,我想了很多很多,却又不知道想了什么……

六、批斗社会化

文革中盛行抄家之风。抄家多是“破四旧”,冲着财富和宝贝而去。我此时虽已参加工作10年有余,可是月工资仅有43元,家徒四壁,连糊口尚且紧缺,更无一点值钱的东西。可是我也经历了抄家之灾,这是另有目的。
文革实行的是先定罪后“取证”的整人方式,他们为抓不到我的“罪证”而恼怒,抄家搜查文字材料便成了他们希求的稻草。
要说这些人也真不容易,他们查遍了我家里几样不称职的家具,劳而无获。于是,他们便拆顶棚,挖地砖,上天入地地找寻;拆镜框,卸床板,挖空心思地勘察。结果还只能是是失望而归。
率领抄家的专案组的邵立功不死心,“誓与王行国战斗到底”。于是,他们不辞劳苦跑到我爱人的学校去搜查王行国“转移”的材料。我爱人远在房山工作,学校所在极为偏僻,坐火车在良乡下车后要再步行2小时(当时没有公交车)。他们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精神来到这里,再次失望而归。
为了把我“批倒批臭”,他们在我家住地的院门口贴上了“反革命分子王行国罪行”的大字报,并把我拉到街道上批斗。专案组的×××主持批斗,他不知怎样才能把我说得最坏,竟冒出了个“王行国比蒋介石还坏”的笑料。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最终没令“革命派”失望——王行国臭名远扬,立即“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连四五岁的小儿子走在街上,也会有小石子扔过来打“小反革命”。
一天,有个我爱人的学生从外地来我家看老师,是清早到的,当天晚上住在我家。午夜 12点,街道上盯着的人闯了进来,对来客一通审问,批判他和反革命划不清界限,还非说他是头天晚上来的,不老实。直到该学生把当天到达的火车票拿出来证明才算罢休。
我爱人在远郊区房山的乡下工作,平日回不来家,家里又别无他人,小儿子只能送幼儿园,可是当人家一知道是“反革命家属”,便不收留了。如此进了三家幼儿园,又被轰出三次,最后竟是无处安置。此时真像是走到绝路……
天不灭人。这时我幸运地遇上了好人。一个过去的学生杨家振把孩子接了去,由他父母给照料。
在当时的环境状况下,对你不落井下石就是好人。平时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把你视若路人,不敢直面,谁也不敢沾你,谁也不愿理你。杨家振工人出身,当过兵,到过越南打仗,腰杆硬。患难见真情,天底下不乏好人!

七、从“狠狠打击”到《勒令》释放

一天,出现了一件奇事。从关闭的门缝里捅进来一张报纸,是北京四中革委会主办的“机关报”——《新四中红卫兵》,上面刊登的是批斗我这个“阶级敌人”的报道。后来,又有类似的东西偷偷地传给我。
这位胆大妄为的“通敌”者,点燃了我生的希望。我将这些来自特殊渠道的材料,保存至今。小报里通篇的谩骂和上纲,是打击迫害我的历史证据——

百倍精神提高警惕 狠狠打击敌人
——我校革命师生向阶级敌人发起更猛烈的进攻
批斗漏网大右派王行国……
[本报讯] 在我校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革命师生22日又一次举行对敌斗争大会,以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为武器,狠狠批斗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漏网大右派王行国、曹会澄及其后台——走资派杨滨……
(王曹之流)这些家伙,1957年就散布了大量右派言论……恶毒攻击伟大的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在一小撮走资派包庇下,他们却逍遥法外,甚至窃取了一些重要职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那些走资派同他们自己一起揪了出来,打破了他们变天的梦想,他们怎能不时刻妄图翻案呢?早在去年二月逆流时起,王行国和曹会澄就配合着谭震林刮起的资本主义复辟妖风,粉墨登场了。……他们乔装打扮,把自己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搞起“控诉”来了。……王行国为了翻案更是不遗余力。他蒙骗群众,反对解放军,甚至与走资派串通一气,狼狈为奸。“走资派包庇坏人,坏人勾结走资派。”革命群众用大量事实揭发了杨滨包庇王行国,王拼命为杨滨翻案的罪恶活动。王行国不辞辛劳地搞了十四校的调查,得出了所谓“中学没有一小撮”的反动谬论。他千方百计为杨滨开脱罪责,认为杨是二类干部,企图把他塞进革命的三结合。(《新四中红卫兵》1968年6月24日,第35期)

《他们还要作最后挣扎》
辛思忠
在前一阶段斗争中,已经被我们揪出来、专了政的阶级敌人,并没有甘心。敌人用变换了的斗争形式,采用不同的手法,顽强地向我们进行斗争,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否定革命群众给他们定的性质,作的结论。……
拒不认罪,顽抗到底。这就是拒不认识自己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性质。走资派杨滨和漏网右派王行国采取的就是这种手法。他们……公开对抗革委会和革命群众对他们的结论。
我们必须发动群众继续对那些牛鬼蛇神进行批判、斗争,把他们彻底搞臭,让他们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新四中红卫兵》1968年7月15日,第39期)

把我关在“无产阶级群众专政”的牢狱中,不管是群众批斗的狂轰滥炸,还是专案组千辛万苦的内查外调,重点的、放大的审查,都不能造出我的历史的“肮脏”和犯下的“大量罪行”,只好无可奈何地放我出狱。1968年9月3日发布“解除隔离反省”(出狱监管)的《勒令》——

王行国在1957年向我们无产阶级发起猖狂的进攻,极其恶毒地攻击、咒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以后长时期地又进行了大量的翻案活动,尤其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混入群众组织,借批资为名大搞翻案活动,死保走资派,恶毒攻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网罗校内外牛鬼蛇神,四方串连,到处“忆诉”,猖狂已极,对党和人民犯下了大量罪行。在伟大的清理阶段队伍的运动中,很长一段时间,表现仍然非常顽固,非常嚣张,对抗运动,拒不低头认罪。
决定对王行国解除。……希望你能通过这次对你的释放,更进一步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彻底低头认罪。回家的时候不许乱说乱动,要老老实实接受革命居民的监督和批判。
我们以最明确的语言告诉你……如果顽固不化,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现在躺下装死,以图在适当时期反扑过来,我们一定与广大群众在一起,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压得你永世不得翻身,你只有死路一条。
你今年只有三十一岁,在你以前的肮脏的历史中,已经对人民犯下了那么大罪行,今后何去何从三思而择。
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群众专政万岁!

在31岁这个人生最好的年华,我能庆幸的仅仅是能够活着回家。

八、覆巢

当时我家三口人,文革发动时,孩子3岁,妻子在房山乡下教书,每周只能回来一次,星期日就得返校。孩子跟我在城里,上幼儿园。
我工作十多年,工资只有43元,妻子还要低一个等级。我们双方从小没爹没娘,没有老人资助,夫妻两地生活,带着一个孩子,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还得寅吃卯粮——一个月的工资花不到头,月中向邻居拆借,下月发薪再还人家。
我被圏进牛棚(后期恩准晚上可以回家)。一次孩子生病,只好放在家里,白天请同院邻居照看一下,每天晚上回去带。孩子咳嗽、发烧。却不准我请假。孩子每天一到天黑就喊“爸爸还不回来!”孩子坐胎的时候,正值困难时期,营养不良,出生后体弱多病,1岁里3次重病住院,其中一次性命难保。从3岁开始就成了“反革命家属”,被幼儿园轰了出来;换一个幼儿园,没过几天,又被赶出;再找第三处,命运依然。世界之大,竟容不下一个无辜儿童!
天无情,人有义。我从前的学生杨家振把孩子接了去,由他当工人的父母照料。儿子长大一点,走在街上,便会有小石子掷过来打“小反革命”。孩子此生唯一的一顶由表哥处“继承”来的帽子,被邻居的男孩抢了去,我们哪敢去要,从此,儿子不管多寒冷的冬天,再没有戴过帽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孩子到六七岁的时候,便承担起看家做饭的责任。有一次蒸米饭,待打开锅盖准备吃饭时,锅里却是空的——忘了下米了。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妻子兴冲冲长途奔波回到家里。万万没有想到,打开家门眼前一片狼藉。桌子上有我留的字条,告诉她我被隔离审查。妻子奔到四中找我,周春芳不让见。妻子质问:“监狱还可以探监!”周春芳组织一屋子人对她围攻,让她交出王行国的反动日记。她对这些人说,王行国是从小在四中长大的,他是什么样的人四中领导、老师都知道,他是反革命跑不了,他不是反革命谁也冤枉不了!
四中革委会、专案组深入打击阶级敌人的斗争取得辉煌成果。他们抄我的家,把我拉到我所在的街道上批斗,把“反革命分子王行国罪行”的大字报贴到我的家门口,使我“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我的家时刻处于被严密监视之中。
一次周末,我妻子因为我被监禁,就带着幼小的孩子住到亲戚家去,这位亲戚所在的部队机关,在与四中联系后,半夜12点多把妻子和孩子押送到我们管界的福绥境派出所。
我属牛,过去我的身体也真像牛一样健壮。21岁,我被下放南郊农场劳动改造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的疯狂年月,每天顶星星戴月亮下地干活,不论劳动强度多大,我都没感到劳累。有点疲乏,睡上一觉,便都恢复过来了。劳改的人是被强迫劳动的,劳动分项计分评比是重要手段。我是这批人中最年轻的,仗着年轻力壮,每次劳动评比,我总是第一名。
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击垮了我健壮的身体,击毁了我上进的精神支柱,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肉体上的摧残,精神上的折磨,信仰上的垮塌,政治上的高压,前途上的无望:我的痛苦、冤屈,向谁诉说?我刚刚进入30岁的年华,明天会是什么样,一生又会是什么样?苍天不答,大地不应,四顾茫茫,找不到一点慰藉,找不到一点依托。
在那非人的日日月月,我没想倒下去,却也坚强不起来。常常神情恍惚。一次,在房顶安装电路的时候,迷迷糊糊地摔了下来,腰硌在一个小圆凳上,登时动弹不得,吴济民等人赶快把我送进医院。尔后尿出来的就不是尿液,而全是鲜血(不是尿液里有红血球指标的“血尿”),每次撒尿都疼痛不堪。最后尿血虽然止住了,但从此,我的身体垮了下来。
一开始是发烧。常常是38℃以上,头晕,乏力,浑身疲倦,有时甚至达到39℃多。曾3次住院,医生都找不出病因所在。看中医吃了几百付中药。刚刚退烧,下肢浮肿接踵而来,小腿肿胀得鼓鼓的,亮亮的,一按一个深坑,看着都可怕。走起路来像腿上绑了沙袋一样。中西医不知看了多少地方,又是吃了几百付中药,不见好转。
此后,病一个接着一个,肝脾肿大、血液病、高血压、房颤……
更可怕的是精神创伤——文革给我留下了恐惧和抑郁。我这个曾经是专门与人打交道的政工干部,现在却怕见人,特别是怕见生人,怕有矛盾,凡事有一种回避心理,在家里凡有与外界打交道的事,都让家人去接应。
有人敲门,有人吵嚷,就会感到精神紧张。经常做噩梦。有时我会莫名其妙地惶惶然,眼前闪现着恐怖场面,惊悸不安……

九、没有结论的“结论”

1969年4月16日,解除对我的隔离审查。又过了10年,学校党支部给我平反,而后又有了一个没有结论的“结论”。
什么叫没有结论的“结论”?就是:在档案里并没有什么结论性的文字(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而是应本人要求,单位给我开具一纸“结论”材料权当“身份证”。

关于王行国同志的政治结论
  王行国同志在1958年双反运动中,响应党的号召,向党交心,谈了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思想活动。这本来是好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四人帮”反动路线的影响下,却把该同志在1958年的思想汇报,作为问题进行批斗,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实属打击迫害。现予以平反。王行国同志没有政治历史问题。
中共北京四中支部(盖章) 1979年3月20日

此前,在1978年12月28日的全校落实政策大会上,宣读了这样一份材料:在文革这场历史灾难中,在四中教工159人之中,有45人受到冲击和审查,18人进了劳改队,16人被抄家,25人遭殴打,4人被迫害致死。很多人有肉体摧残,人身侮辱,精神打击的经历。

十、文革余音:希望在人间

1999年新年,我收到了一件特别的年礼——一封令人动情的来信。

王老师,您好!
首先祝您新年好!
寄上1997年四中校庆时您与我们67届初二(四)班同学合影。您还是当年的样子,而我们则已经从十几岁的孩子变成了中年汉子。然而,看到这些照片,又使人想到30多年前的一幕幕场景。
这几年我一直在打听您的地址,想给您写信,但真正提笔,又觉得很沉重,因为我要为自己三十多年前的过错向您表示深深的歉意。
您一定不会忘记文革之初,1966年8月初的一天。那天在四中发生了学生打老师的武斗,很多老师,包括校长杨滨被押着“游街”,继而被打。我也卷入了那次活动。
记得那天我正与同学在操场边闲聊,忽然见有不少学生押着被打成“黑帮”、“牛鬼蛇神”的校长和老师们沿着操场跑道“游街示众”。
有人说其中有您,我只见到被押着的人,一个个低着头,不知是哪位。
一会儿,这支队伍走到我们跟前,不少学生跑过去喊口号,打人。我也跟着过去,随着打了几下。
回忆起来,我当时很紧张,心里很乱。我因为出身不够“革命”,不能加入红卫兵,又有人说我是您的“红人”,因而怕别人说我没有“阶级感情”,可是打人又不是我的性格所能做的。当时我是比较文静的学生。我的这一行为显然是为表白自己,做给人看的,甚至我都不知道拳头落在谁身上。……
三十二年过去了,我每想到这一幕就感到悔恨和自疚,我应当向老师们道歉。……我一直在寻找您的下落,希望向您致歉。请您接受我发自内心的道歉和忏悔。
近十年我在做文革的研究。我深深感到,文革所以造成那样巨大的灾难,有领袖们的错误和责任(这是主要的),也有民众的错误。“老三届”应当为自己在“红卫兵”时代的错误而忏悔。现在大家做得很不够,而我要从自己做起。
祝您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事业发达!
学生 y××
1998.12.31

文革过去以后,不时地总会听到一些当年受迫害者的回忆。即使当年害人者也这样装扮自己。然而,绝少听到忏悔的声音,更少见到道歉的行为。当年的残暴固然是社会的悲剧,今天的隐匿何尝不是民族的悲哀。
因此,这是一封足可“载入史册”的信件。
从y××(他并非是当年的施暴者)的来信,使我看到了一代人的良知未灭。
我为此而激动不已。
我写过一本书《吟啸行》,记述我的经历,其中当然有我文革挨整的经历。
2008年我在美国期间,一位四中老师在电话里说了一件事:一个叫Z××的四中学生看到了这本书,很有感触。书中写到的一些坏事,虽然没有点名,却也看出是当年的他自己干的。他表示,感谢王老师笔下留情。他要向王老师道歉。
听后我为之一动,随后也就忘记了。
Z××是高干子弟,事隔几十年,当年他这个初中一年级的毛孩子,现在已是50多岁的公司大老总,能这样说说也就不错了。
2009年4月中我回到北京。没想到,他5月初便携夫人,带重礼,赴远道,专程登门道歉。
Z××在饭前举起酒杯,以当年施暴者身份,郑重其事地致辞道歉。
高干子弟是文革的火车头,作为高干子弟成堆的四中,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四中革命浪潮的风起云涌,四中革命小将的英姿飒爽,多少精彩纷呈的镜头还历历在目,惟独不见有人反思和检讨。
人性的回归,道德的重建,文明的复元,社会的进步是未来的希望。
Z××带给我的正是这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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