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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与反右]风雨流年——高恒往事回忆摘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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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流年——高恒往事回忆(1)


按:老友高恒写出了他的回忆录,看后感触良多。他长我两岁,84岁高龄,一笔一划写出了20万字的书,实属不易。他与我50年代曾在一个单位工作。但不熟悉。57年的一个运动,竟然把两个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的人,强拉在一起,说是“南高杨与北高杨联盟”。原因就是一张大字报。我说,整风不能讳疾忌医,党员要和群众一同鸣放。他说,不让党员发言不对。于是,我们就成了“联盟”。一起流放北大荒,积极劳动,一年零九个月摘了帽子,留在北大荒。整整18年。1976年以后,才陆续回来,我回了山西,他到了河北。他眼睛不好,不会打字,也上不了网。我只好遵嘱越俎代庖。把他的回忆录选发于此,以飨网友。


         <风雨流年>前言


由于年龄原因,用了几十天的时间终于写完了过去几十年的往事回忆。我认为用什么形式写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真实面貌写出来,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想要表达的感情表达出来,看了后让人感到这就是高恒的真实面貌和真实情感,也就达到目的了,我也就感到欣慰了。


写这些,我自己手头几乎没留下什么资料,一些资料几经搬迁早已遗失,完全凭记忆,好在我的脑袋还没糊涂,有的事件、人名、时间记得不准确的就打电话问当年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尽量搞清楚。


我的子女、我的孙儿辈及我的弟弟妹妹们早就盼望我能把自己的这一生写出来,作为遗产留给他们,这给我很大鼓舞,他们懂得父兄辈一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但懂得我半生坎坷,活这么大岁数也不容易。所以我有责任把我的一生写出来,这就是我要写我自己的根本原因。


                                  高恒         2009年10月10日于石家庄市家中


    在我幼年时,就经常听祖父讲:高家的祖籍在永平府迁安县高家庄(现河北省迁安市高各庄)。具体哪个年代高家先人来到我现在的出生地、故乡,活着的人都难以说清楚了。遗传下来的家谱被我老爷爷在文革中烧掉。


   我生于1930年1月16日。出生第二年发生“9、18”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很快我的家乡(现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被日本占领,我的幼年、童年、学年都是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生活的。





一、启蒙教育—念私塾


我七岁时到上学读书的年龄了,我盼望上离家很近的洋学堂,但家里却把我送到了离县城三十里外的乡下念私塾。


一天晚上我随着姚家的掌门人(我称呼大爷)骑着毛驴上路了,借着月光走了大半夜才到达目的地——喇嘛东梁姚家大院。姚家是当地大户,和我家是亲戚,他办了私塾学堂,请外地私塾先生。


第二天我被送进学堂,共有十几个学生,我在这里开始了读书生活。我在私塾念了一年,启蒙教育是三本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三本书念了四个月,完全靠死记硬背,直到会读、会默写。背不来先生就用竹板子抽手,再痛也不敢哭,我挨过无数次抽打,有时把手掌打肿了,夜里睡觉时偷着哭。有的学生告诉我上厕所时往手掌上撒尿减轻疼痛,我就照着办,多少管点事。经过痛苦的折磨,终于达到会读,会默写了。几十年后的今天,三本书我仍能背下一部分。


“三本书”念完了,开始念《大学》、《中庸》,先生的教学方法依然没有改变,还是读、背、默写,依然靠体罚。对《大学》《中庸》两本书的内容包含的意义先生没有开讲。长大成人后才逐渐懂得这两本书的含义。懂得了父亲把我送到乡下念私塾的目的。


在私塾还有一门课程就是练习毛笔字。是每天一个小时的必修课。先生先教毛笔字的基本知识,给每个人发一个仿影,开始练字就照此描写,一个月去掉仿影。我会写毛笔字就是念私塾时打下的基础。我回到县城洋学堂念书时全班我的毛笔字算是写得最好的。私塾还有一门课就是背古诗词。不是天天背,三天背一次古诗词,先生选出几首,他念学生跟着念,念三遍就叫学生背,背不下来也不打了,因为这不是私塾正课。我参加革命后没有专门学过诗词,不懂诗词格律,至今我能背诵一些诗词,有时也试着写,都是念私塾时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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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流年——高恒往事回忆(2)
二、在伪满洲国学校念书


一年后,家里不再让我念私塾了,新的学年开学后,我上了县城日本办的洋学堂。我要求上二年级,学校让我从一年级念起,原因是我在私塾没有学数学,数学基础差,必须从头学起。


我在洋学堂从一年级念到六年级,语文、毛笔字、钢笔字在全班处于领先地位,算术就比较差,处在中等,经常受到授课教师的批评,说我学语文、算术同一个人,两个不同的效果。


洋学堂还有一门课程,就是日语。因为我们县是日本占领区,学校校长是日本人。日语课抓的很紧。那时我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只知道是满州国人,不知道满州国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满州国有个皇上,皇宫在长春。


学校校规完全是日本的那一套。比如上体育课,体育教师用日语教课,学生用日语回答问话,上体育课时学生的着装完全是日本军人式的着装,为了训练学生的“武士道”精神,越是恶劣天气,体育教师便紧急集合上体育课,如下大雨、下大雪天,让学生笔直站在操场被雨淋,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日本学校还有一门课程就是每天上早操,早操内容一是校长宣读“昭书”,二是面向东方向日本天皇行遥拜礼,口里念着日语“仨一开来”,还要90度弯腰,以表示对天皇的忠心。


所有这些教学内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日本人想把我们这一代人教育成为忠于天皇的一代,巩固它在中国的统治,使东北成为他们的殖民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这一年是我从国民优级学校(6年)毕业。


日本投降后,社会秩序一度混乱,由当地一些头面人物组成“维持会”维持社会秩序。我所在学校开办了初中补习班,招收6年级毕业生入学,我参加了初中补习班。学校开设的课程比较齐全,除数学、语文、地理、历史,还有外语(俄语),音乐课不单是教唱歌,增加了乐理基本知识教学,我在初中补习学校共学了五个月。


这时八路军从关内开进东北,也开进我们县城,成立了当地政府。我抱着好奇之心观察开进县城的八路军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听到的,看到的和日本人那一套完全不一样了。八路军一个连长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冀东口音),我第一次听到我们是中国人的声音,感到很新奇,同学之间好奇地传递着这一消息,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是中国人。





三、参加革命


1946年2月我参加了革命。


我的家虽不是很富裕的家庭,但能吃饱穿暖,还养着几头牲畜,有六七间房屋,种着百十亩地,农忙时雇短工。1947年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富农。


我出身这样的家庭为什么参加革命?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在日本办的学校,从学年时就受亡国奴教育,从教学内容、灌输的理念都是日本那一套。二是日本投降后,八路军很快就来了,由于国民党撕毁国共两党停战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1945年底八路军战略性转移,我家住过部队和地方干部,每天都能听到他们唱“狼牙山五壮士”和“王二小放牛郎”革命歌曲,我也学会唱这些革命歌曲,潜移默化受到些教育。我家住过一位姓阎的地方干部,他看见我字写的很好,又有文化,就动员我参加革命,当时并不懂革命是什么意思,就感到八路军也好,地方干部也好,这些人都是好人,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愿意参加革命。 1946年2月我自觉自愿的参加了革命,在城关区区政府工作,经常跟着区长温恒德(也是关内干部)下乡发动群众筹集粮草、鞋袜,支援解放军。当时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极其艰苦。极少在区政府机关,几乎每天都在群众中做宣传,解除群众对解放军的误解,宣传解放战争意义。当时我们县没有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但武装土匪很多,随时随地防备土匪袭击。温区长人高马大,又有一身功夫,跟着他心里挺踏实,革命热情很高。虽然对革命道理理解的很浮浅,但我不怕吃苦,也不怕死。每天都很乐观。


区委书记阎XX、区长温恒德认为我有培养前途,让我参加县委在贝子府(新惠县一个区距县城九十多里地)举办的党员干部培训班学习,学习三个月,党训班结束,我又回到县城关区政府。一天温区长找我谈话,说我参加革命后不怕苦,表现很勇敢,又有文化,准备发展我入党,说我入了党进步会更快。当时党还处在秘密状态,入党干什么并不十分清楚,和现在有什么区别也不清楚,我说,这事我得跟家里商量。他说,这事谁也都不能说,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只能自己知道。让我好好想想。第二天我跟温区长表示: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相信你。就这样,在他和区妇女主任刘素英介绍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9月我被调到新惠县政府秘书室,开始做文书工作。当时县长是陈自强,陈调走后李正平接任。秘书室主任李志民(唐山人)由他具体管我们。办公室工作人员三个人:除了我,还有张琦(当时名字叫张义)、刘静茹(女),我们的具体工作就是用钢版、腊纸刻印县政府的各种文件。当时县政府的文件都是由我和张琦手刻的,后来又增加一项刻印小学教材任务。


1946年和1947年县里环境很残酷,当时全县土匪如毛,不断听到有的区遭土匪偷袭、死伤人员的消息,县政府每天都备战、加固城墙以防土匪袭击。只要听到国民党军队进攻县城的消息,县政府立即向北边沙漠地带转移。


在县政府工作这段时间,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环境虽然残酷,甚至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人们革命热情极其高涨,都很乐观,人与人之间亲如兄弟,是真诚的革命友爱。


在县政府工作时,有一件事情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最大:1947年6月29日至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发起北票战役。此时,我正跟着县长李正平在距县城100里外的四家子区工作,为了支援北票战役积极筹集粮草、鞋袜共有10辆大车,李正平县长决定派我押送,并配有一个班武装战士。把这十车支前物资送到前线任务十分艰巨,途中如再遭遇土匪,更不堪设想。李县长再三叮嘱我“小高,这是党对你的信任,一定要完成这次任务。”当时我只有十七岁,虽是出生牛犊不怕虎,但我必须依靠一个班的武装战士。我和战士商量,为了免遭土匪袭击,只能晚上行动白天隐蔽休息,就这样走走停停,从四家子到北票整整走了两天两夜,这两天两夜基本上不敢合眼,终于把十车支前物资送到北票前线。我们到达北票时,南山战斗刚结束。这是我第一次经受的严峻考验。





四、调热辽《民声报》社


我在新惠县政府工作一年多时间,1947年10月我突然接到通知,调我到热辽《民声报》社工作。行前李正平县长找我谈话,他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很快就要进行土地改革,我们分析你家很可能是土改对象,上级党组织决定这样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采取回避政策,调出本县另行安排工作,你要经受住考验。抓紧做准备,尽早去报到。”谈话中他对我参加革命后的表现和在县政府工作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再三嘱咐我调走时不要回家,直接从县政府走。


遵照他的嘱咐,经过准备,带上党组织关系,没有与家人告别,背上简单行装我就上路了。热辽《民声报》在距县城70多里地的白塔子,我独自一个人整整走了一天,到达热辽《民声报》社,报到后分配给我的具体工作是“刻报”。因为当时条件艰苦,报纸出版是用钢板、腊纸、铁笔手刻,油印机印刷。报纸除有少量地方消息,大部分转发新华社的电讯稿。热辽《民声报》同时也是新华社热辽支社,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报社人员有张欣(报社负责人)、王辉、朱成、张雨林、冯孜、宋恩繁、周恒、程士杰、高恒。


为了保障报纸按时出版,除吃饭、睡觉时间,全都是在煤油灯下刻钢版,那时没有公休日之说。桌子用的是农村老乡家用的炕桌,坐在炕上盘上腿,从早到晚刻报。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报社在白塔子不到一年时间,大约1948年初就开进北票,报社被安排在“南山”。进城后工作环境,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用上了电灯,报纸由手刻改为石印,刻钢版的历史从此结束。我的工作随之变化,由刻报转到见习记者。编辑部人员记得有:周恒、赵连、王辉、林火、张洪茹、朱成等,社长是鲁蛮(广东人)。见习记者是学习阶段,还不能独立进行采访,经常跟随老记者下去边采访边学习,老记者手把手教,写出稿子反复修改,行话叫练笔。


后来报社又搬到台吉(热辽地委机关所在地),究竟为什么搬到台吉去我不知道原因。我记得时间大约是1948年8月,这时报纸已经停刊,停刊原因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报社的人员和地委办公室是一个党支部。印象最深的是党支部讨论斯热歌(蒙族姑娘)入党问题,我参加党支部讨论,在党的会议上第一次认识了斯热歌。报社住在台吉有两件事留下的印象最深,一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几乎每天都参加欢送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是,这时由于北平尚未解放,国民党飞机有时到北票侦察轰炸,每天十点左右,防空警报响起,人们开始疏散隐蔽,以防遭受轰炸扫射,飞机飞走后才能出来。


当时还有一件任务,就是侍候冯孜同志。冯孜是报社很有能力的记者,给我的印象很深:高高的个子,白净的脸,一说话头发向后一甩。由于患肺结核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甚至发展到严重吐血。我和冯孜同志住在一起,每天都为他打饭,他吃剩下的我吃,当时因为缺医少药病情很重,直到报社编辑部人员调到《群众日报》社,他留在原地养病,几十年音讯皆无,至今我仍很怀念他。后来身体检查发现我的肺上也有钙化点,医生问我什么时候得过肺病,我说不知道,医生告诉我,你肺上有钙化点,不要大意,要经常复查。


还有一件事:1948年初秋,冀热辽区党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时任热辽地委书记马戴参加会议,时任地委办公室副主任鲁杰同志跟随参加会议,抽调我与会服务,主要任务为马戴同志抄材料和保管会议材料。还有两名武装战士负责保卫工作,出发时乘坐一辆卡车(缴获国民党的),马戴书记坐在驾驶棚里,我和鲁杰、两名战士坐后面车厢里,到达半路一座小山上,国民党飞机迎面而来,司机见此情景便加大油门开足马力,想赶在飞机掉转回来时在前面树林隐蔽,结果,由于汽车过快,过一个一米多深小沟时便侧翻了,当时我和两名战士被甩出车厢外,没有受伤,鲁杰同志甩出车厢时头部撞在一堆石头上被摔昏过去,我们都吓出一身冷汗,过了半个多小时,才逐渐苏醒过来,使我们每个人都长舒了一口气。自那以后鲁杰同志被摔轻微脑震荡,留下后遗症。五十年代中期他从热河省委调到《群众日报》担任社长,我们又在一起共事,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有时候谈起那次事故时还说:“咱俩命真大”,否则,还不知道出现什么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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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1-28
风雨流年——高恒往事回忆(3)


五、在《群众日报》社成长

1948年9月份,领导宣布原热辽《民声报》编辑、记者调《群众日报》社。

当时《群众日报》社址在宁城县高杖子村。出发时一辆马车送行,主要是装行李,人员轮流坐。那时因为年轻不怕苦,更不怕走路。三年解放战争就是靠两条腿与土匪、国民党军队周旋,对走路习以为常。

《群众日报》原是冀察热辽分局机关报,1948年12月冀察热辽分局撤销,热河省委成立,《群众日报》改为中共热河省委机关报。据报社老同志介绍,《群众日报》是藏龙卧虎、人才聚集的地方。如华山、谢文清当时都是知名记者,东北解放战争中他们亲临前线,写了大量战地通讯,我都认真拜读过,从中得到很多写战地通讯的启发。又如李锐、黄纲、郭小川等都在《群众日报》担任过社级领导,建国后又都在党和政府担任重要职务。

当时报社各个部门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条件十分艰苦,在煤油灯下写稿、编稿,保障报纸按时出版。

随着东北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特别是锦州解放,驻承德国民党石觉部队不战而逃了。1948年11月11日承德市第二次解放,12日解放军入城。上级又宣布《群众日报》社第一批进入承德市,上上下下都紧张地忙着做搬家准备。承德市解放第三天,报社人员乘坐卡车从高杖子出发向承德市进发。关外的11月已是寒风劲吹,坐在卡车上冷风一吹浑身发抖,但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出胜利的喜悦。我们是黑夜进入承德市,由于石觉部队刚跑,市内一片狼藉。报社开始在小西沟,后被安排在日本投降后遗留下来的二层灰楼。从1948年至1956年五月,我在原热河省委机关报《群众日报》工作八年时间,在农村组担任过副组长(田果如同志为组长),在党的生活组和政法组当过组长,在热北记者站当过站长。经过长达八年的刻苦磨炼,我由对新闻工作一窍不通,成长为报社的业务骨干。有我自己的努力奋斗,更离不开报社几任领导的培养和教育。

我在《群众日报》经过三任领导,第一任是沈玉珂,后调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之后又调北京为朱德同志担任秘书;他有丰富办报经验,充满着活力,亲自动手写文章、写评论,没有领导架子,是群众最爱戴的人。第二任是鲁杰同志(原热河省委副秘书长),为人厚道,理论水平很高,看问题尖锐。在热辽地委时我们就是熟人。第三任是江村。从辽东大众报调到热河省《群众日报》,有深厚的理论和政策水平,作风扎实、稳重。三任领导各有各的优势,共同的特点是:都保持着我们党几十年形成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事事处处起表率作用。如:进城后,直到1955年长达八年时间编辑部一直在日本遗留的灰楼合署办公,每张办公桌能容纳八个人,报社领导和大家一样,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办公,人们没有半点怨言,而且把《群众日报》办得有声有色。一群二十几岁年轻编辑、记者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得到锻炼。三任领导作风都很民主、平等待人,和群众打成一片。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半点官僚习气。报社上下有百口子人,没有称他们的官衔,通常都叫他们老字,或直呼其名,客气一点加“某某同志”。工作之余他们和群众一齐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在领导人眼里,编辑、记者、勤务员、炊事员都一视同仁,无高低之分,使上下之间有一种亲如家人之感。三任领导都极为重视在实践中培养人。我个人体会最深刻。1948年9月份我调进《群众日报》,是新闻战线新兵,为了培养我独立工作能力,1950年3月派我和老记者王风到远离报社的丰宁县采访,报社为我们配备一部供发稿用的电台,专门配备有报务员、译电员,长途跋涉徒步到丰宁县灾情严重的上黄旗、下黄旗采访。吃住在农民家里,电台架设在农民的院子里,采访后写成稿子用电台发往报社。这里是省救灾重点,我们就和群众同甘共苦、吃糠咽菜,就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比较好地完成了采访任务。这是我从事新闻工作进步最快的一次经历。

《群众日报》社党的生活也值得留下一笔。每周一次党小组生活会、两周一次党支部生活会雷打不动。在党的生活会上严肃认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既使是对报社和编辑部领导有意见均敢于开诚布公进行批评,甚至不留情面,党的生活会上没有任何形式的评功摆好,更没有奉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党支部生活会指定我做记录,发言人我没有写真实姓名,而是用平时人们经常爱叫的别名或外号,我没有当回事,结果被会议主持人发现,对我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评,与会其他党员也都对我进行严肃批评。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使我这个年轻党员真正明白党的会议上任何一件事都是极其严肃认真的。在这样一种良好的政治环境中,人们都感到心情舒畅。至今我都留恋和怀念这种极其正常的党内生活,遗憾的是现在再也看不到了。

进城后报社编辑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十八至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多数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少数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只有极少数人从事过新闻工作,更没有新闻专业毕业的。摆在报社领导面前的现实是:报纸要办下去,还要办好,那时又没有专业学校送去培养,唯一的出路是抓在职学习,加快提高现有人员的文化、业务和理论水平。

关于文化学习,当时热河省省直机关开办多种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报社领导作为一项任务要求编辑部人员根据自己需要,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文化补习学校学习。编辑部百分之七十的人员都参加了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的学习,我自己根据爱好选择了中国历史补习班,主要学习中国古代史,不间断的学习了一年后,学校为每个学员发了结业证书。后来群众日报社印刷厂青年团支部开办职工业余讲座,聘我为兼职教师,讲授中国古代史。

编辑部业务学习我记得最深的是学习苏联真理报办报经验,从新闻要素开始学起,报社老记者介绍采访经验,介绍怎样选稿,怎样写通讯和人物特写,怎样写会议消息,怎样写评论,怎样拟标题,什么是眉题、什么是主题、什么是副题。业务学习都是很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用的上,没有长篇大论的说教,学了后立刻用得上,像我这样新闻战线上的新兵,又没进过专门学校,主要是在实践中学习,实践中提高的。

报社领导对理论学习抓的也很紧,每周安排三次理论学习,印象最深的是学习过联共(布)党史、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自己没有进过稍高一级党校系统学习理论,懂得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知识,懂得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都是在群众日报社时打下的基础。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不论学习什么自觉性都很高,用不着领导去督促检查,也不搞什么评比。我在群众日报社工作的几年时间,还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国内外文学作品,接触最早的是《高干大》和肖军的《八月的乡村》、肖红的《生死场》,至今肖军在《八月的乡村》中的诗句我仍能一字不拉的背诵下来。所有这些对我的成长进步都起了极其重要作用。

这些往事,对我,对每一个在《群众日报》工作过的同志都是一段最美好的回忆。



六、组建热北记者站

1950年6月报社决定在赤峰市建立热北记者站,并决定派我和于文堂赴热北记者站工作,由我担任记者站长,同时派一名报务员、一名译电员。平均年龄不满二十岁的四个年青人就是记者站的全部人员。

热北,即热河省北部六个市县,包括赤峰市、赤峰县、喀喇沁旗、乌丹县、新惠县、翁牛特旗(现均归内蒙自治区管辖)。当时交通极为不便,既无公交车更无火车,信息不畅,这是决定在赤峰市建立记者站的主要原因。

承德市到赤峰市相距500多公里,出发那天报社专派一辆马车为我们送行。马车主要是用来拉发稿用的电台和机器、简单行李,工作人员主要靠徒步行军,昼行夜宿,从承德市到达赤峰市走了七天,于旧历端午节到达赤峰市,大家饱饱吃了一餐赤峰市的传统小吃年糕。赤峰市委为我们安排了办公地点,负责电台报务的两同志紧张的埋杆架设天线,安装发稿机器,第二天记者站正式挂牌办公。我们的党组织关系暂时落在赤峰市委组织部,转组织关系时省委组织部在我的党组织关系上特别注明:高恒同志列席市委常委会议。我和于文堂用电话向各县县委宣传部通报成立记者站的信息,请各县大力发展通讯员,提供稿源,得到各县县委的大力支持,不仅很快为记者站报来了通讯员名单,而且提供了很多稿子,我和于文堂分工:他在家编稿我外出采访,我在家编稿时他外出采访。保障每天都有稿子发往报社,热北各县市的信息通过电波及时传到报社,又通过报纸传播到全省。

直到1950年底赤峰市至承德市的火车开通,热北记者站撤销。我记忆中,半年多时间,记者站为报社提供稿子和内参资料共40篇,同时为报社发展了一批优秀通讯员。

事实证明在当时情况下报社决定在赤峰市建立记者站的决策是正确的。这半年时间我们几个年青人远离报社独立作战,不仅较好的完成了报社给我们的任务,也在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之后我和于文堂都逐步成为《群众日报》社的业务骨干。

宣布记者站撤销后,一天赤峰市委组织部张部长找我谈话:市委准备把我留下当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我要同意,市委找省委肖部长(省委组织部部长)。我说“这事我做不了主,市委得跟报社商量”。他们后来找了肖部长,肖部长让他们跟报社商量,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估计是没有商量成。

在热北记者站期间,经赤峰市妇联主任寒金等同志的搭桥,认识了当时在电信局工作的我现在的老伴孙士贤,记者站撤销后我回到承德,我们只能靠通信交流感情,确定了关系。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报社派我随省公安厅工作组到赤峰市采访报道镇压反革命情况,经赤峰市委宣传部长黎烈炎等同志的帮助,我和孙士贤在市公安局一间办公室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从此,我们相随相伴走过了漫长的五十九年。经历过无数次风风雨雨,不离不弃,实属不易。我先后两次遭受政治劫难,是她用智慧和勤奋的双手,背着“右派”家属沉重的政治包袱,面对着无数投来的白眼,忍受着巨大压力,靠仅有的几十元钱的工资,苦苦支撑着这个家,才没有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

在我们结婚四十五周年时,我曾写诗一首作为纪念:

往昔峥嵘岁月稠  风雨结伴幸同舟 度艰历难茹甘苦 安贫乐道尝喜忧 半世劳顿终无悔 一家康乐复何求但祈桑榆晚景好 百年偕老共白头

1954年报社第二次派我到赤峰市建立热北记者站,我任站长,另外还配有三名记者。建站时购置了办公用品。但时间不久记者站就撤销了,为什么撤销当时并没有向我说明具体原因。

我从赤峰市返回承德后,报社领导通知我,作好准备,保送我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深造。对我这自然是个喜讯,这是我久已盼望的。于是,我开始作入学的准备。但过了很长时间,入学之事无声无息了。那时人都老实,事事听党安排,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不敢去问为什么还不通知我入学。至今回想起来仍感遗憾就是没有进过高等学府深造。我仅有的这点能力都是在工作实践中刻苦磨炼的。



七、奉调进京

1955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热河省建制撤销。

此前中共中央宣传部曾要求热河省委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推荐四名政治和业务能力都强的党员骨干。报社推荐四人:高恒、杨瑞、彭光玺、郭绍春。中宣部很快发来调令,我当时被省委抽调到省委肃反运动办公室材料组工作,他们几位接到调令后很快赴京报到。杨瑞分配到光明日报、彭光玺分配到俄文友好报、郭绍春分配大公报。我因为肃反办材料组工作未结束,直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才收拾行装赴京报到。

当时我并不愿去北京工作,主要原因留恋民风朴实的承德,更留恋培养我成长的群众报社。

进京报到前我曾向省委组织部提出不去北京的要求。组织部的一位同志说:“晚了,你的档案早就寄到中宣部了,我们想挽留你已经不可能了”。接待我的同志又说:“去报到吧,还是北京有发展。”

我怀着十分留恋复杂的心情,到省委组织部办了党员组织关系。报社给我开出行政和工资关系。开始做搬家进京的准备。

几天后,我和我的家人踏上了进京之路。

下了火车直奔中南海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报到。中宣部人事处一位负责人热情接待了我和我四口之家。他说:“原来派你去大公报,那里党员力量比较薄弱,因为你报到晚了,已派郭绍春同志到了大公报。另行考虑对你的安排。”他又很热情地说“你们先到中宣部招待所(记得是西单大磨盘院)住下,带着家人看看北京的名胜古迹,等我们研究新的分配方案再征求你的意见。”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住到了中宣部招待所,一住就是七天。一天,电话通知我到中南海中宣部人事处。还是这位同志接待我。他说“我们研究了关于你的工作安排,有两个分配方案供你选择,一是中宣部新建的卫生体育处,需要人,你可以留在中宣部;一是到出版社。现在不必马上表态,再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商量好了再通知我,给你办手续。”

我当然愿意留在中宣部,但卫生体育我是个外行,怕干不了,终于拿定主意,去出版社搞业务。中宣部尊重我的选择,拿上有关手续到文化部人事处报到。一位高个女同志接待我们,她说“我们商量的意见是派你到通俗读物出版社,这个单位组建时间不长,很需要党员骨干。”

我带上文化部人事处开出的各种关系到通俗读物出版社报到。通俗读物出版社又把我分配到该社所属《政治学习》杂志社,这是一本面向广大基层干部通俗期刊。当时,发行量已突破五十万大关。

这下总算稳定下来了,该开始业务工作了。

三个月后,我的业务工作还没有完全进入角色,出版社党总支又抽调我参与审干工作,半年后审干工作结束,终于回到了《政治学习》编辑室,重新开始编辑业务工作。不久中国共产党整风反右派运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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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流年——高恒往事回忆(4)  



八、风云突变灾祸降临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在全国展开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热潮。接着中共中央针对国际斗争复杂形势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顿“三风”运动,号召党内外同志积极参加整风,运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三风”。

通俗读物出版社党总支决定在整风中只准党外同志发言提意见,不准共产党员发表意见。直到如今,我也没有弄清楚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什么。

党外同志对这一决定不理解、有顾虑:既然是共产党整风,是全党的大事,为什么不允许中共党员发言,人们心存疑虑。此时,香耳胡同政治理论编辑室高泓范同志贴一张大字报“铁树为什么不开花(指问为什么不允许党员发言),杨锡九同志此时也贴出一张大字报《不能这样求医》,希望中共党员同群众一起参加整风带头鸣放”。无疑这些意见在当时都是正确的。汪芝麻胡同(《政治学习》编辑室、《时事手册》编辑室、《农村文库》编辑室为一个党支部)三个委员(杨振基为书记、我和刘沉弓为委员),党支部曾讨论过这件事,觉得只让群众提意见,党员一言不发,会增加群众不必要的顾虑,影响群众参加整风积极性。这是党支部的共识。以我个人名义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整风运动是全党的大事,党内外同志都应积极参加,对党员不应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否则,会增加党外同志不必要的思想顾虑,我们党是正大光明的,没有什么家丑不可外扬。”

《政治学习》编辑室开整风会议时,我作为党员出于良好愿望,在会上带头发言,针对本社党内领导存在“三风”提了些意见,特别是对主管《政治学习》编辑室的副总编孟奚存在的官僚主义提了些意见,提意见后我发现孟奚对我极度不满。

就在这时,《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纸均连篇累牍地登载各地“鸣放”的形势,大篇幅刊登民主人士的鸣放发言。但出乎善良人们善良愿望,以整顿共产党内“三风”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生了逆转,用人们常说的“毛泽东引蛇出洞”策略大功告成。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接着发表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评论员文章和广大工人阶级愤怒声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来信和文章。共产党整顿三风停止了,转向了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我写的那张大字报和给孟奚提的意见惹了祸,成了抓我右派的根据。

通俗读物出版社党总支紧跟形势,向本社的“右派”分子开展猛烈批判斗争,揭露“右派”分子大字报、漫画铺天盖地。

七月中旬批判“右派”分子的斗争进入高潮。一天党总支在香耳胡同院内开批判大会,许多人在会上发言,慷慨激昂围剿“右派”分子。至今,我对这次大会情景依然记忆犹新:辛拓(《政治学习》杂志秘书)说我是党内投机分子;孟奚(时任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党总支书记)说我举着白旗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投降与社会上右派分子遥相呼应。朱中文(政治理论编辑室秘书)竟然在批判中臆造出两个反党联盟:杨锡九写大字报曾支持我的意见,于是便成了南高杨与北高杨联盟反党。杨锡九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其实我与他们(指高恒、杨振基)虽是一个单位,连一句话都没说过,谈何联盟。”

抓我右派还有一条“理由”,整风反右之前,《政治学习》编辑室李克明调出不久,整风开始后他给党支部写来一封信,要求回来参加整风,党支部曾开会研究了李克明来信所提要求,党支部认为李克明刚调出,他对政治学习领导有意见,同意他回来参加整风,这本来是件很正常的组织程序,反右开始后这样一件正常的组织活动也当成“煽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罪证。

经过半年斗争,通俗读物出版社共抓右派21人,其中总编、副总编各1人、政治理论编辑室2人、文化科学编辑室1人,通俗文艺编辑室1人、农村文库2人、政治学习4人(丁安义、何大堪、李克明和高恒)、时事手册编辑室7人(主任于干、编辑邓蜀生、庄浦明、梁明、王志民、刘沉弓、曹流),总务科也抓了两名右派,史毓华在旧社会是讨过饭的穷孩子,也被抓右派。由孟奚直接领导的《时事手册》、《政治学习》两个编辑室28个人,共抓11个右派,占百分之四十,而且全部是业务骨干。孟奚领导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辉煌胜利”。

抓我右派我当时有三个想不通:第一想不通的是:我十六岁参加革命,正是解放战争最残酷的时候,参加革命就意味着牺牲。当时我虽然不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但我从八路军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懂得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第二,在整风中我所提意见都没有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是大非问题,怎么成为右派言论?第三,我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业务骨干调进北京的。用当时的话说是响当当的左派,最忠于中国共产党,只因提了几条不疼不痒的意见就成了右派分子。昨天的“左派”一夜之间成为右派,我自己甚至稍有正义感的朋友都难以理解和接受。我曾经想过: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把我这个忠于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打成右派?打我右派的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究竟是左派还是右派?

我把打我右派这笔账只记在了孟奚的头上,当时因为年轻幼稚,还不真正懂得发动整风和反右斗争的真正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习,我才逐渐懂得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七年整风和反右派运动的真正原因和目的:党的左倾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个人崇拜膨胀的必然结果。手段是整风,目的是抓持不同政见者、打击不同政见者。只把这笔账算在孟奚的头上就不那么公平了!

对我的处理结果是:定为四类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连降四级,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当时我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但还是没有想到对我的处理如此之重。

一天刘子言(原通俗读物出版社人事科副科长)找我谈话,他说“经组织决定送你去黑龙江省北大荒劳动改造,你有什么意见?”右派分子帽子都戴上了,党籍也开除了,我知道此时此刻,我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余地,我即表示“我去黑龙江北大荒劳动改造,但是定我右派分子,我一百个想不通,持保留态度”。他说:“那就保留吧,说明你对自己错误还没有深刻认识”。

从此,我开始了右派分子帽子下的另类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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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流年——高恒往事回忆(完)

十一、中央考察团的到来

1959年11月中旬,北大荒迎来了中央考察团。考察团由中央有关部门的人事保卫干部组成,由国务院人事局负责领头。

据传说,中央考察团此行任务是为一批改造好了的“右派”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对于劳累中煎熬的“右派”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可以早日脱离“劳改”的“苦海”,因此中央考察团的到来在难友中还是引起来震动,激起了许多人的希望。

在中央考察团来到农场但尚未与大家见面的几天里,窝棚里的气氛骤然凝重起来。谁都不公开议论,但谁都幻想着有幸能纳入摘帽子的名单。

人民出版社邢显廷作为考察团成员到我们的驻地与人民出版社的“右派”见了面,虽然没有任何“消息”告诉我们,但表面上还算“客气”,脸上带着一点点笑容,和我们握了握手,我们只能表示“感谢组织上的关怀”。

11月23日,云山畜牧场各队的“右派”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到大饭堂,参加第一次摘帽大会。主持人宣布摘帽大会开始,中央考察团代表宣布为右派摘帽结果,人数不超过“右派”总数的10%,被宣布第一批摘帽的“右派”都是在劳动改造中表现最好的。人民出版社当场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有高恒、杨锡九、王书贵。

原来传说凡已摘掉“右派”帽子的右派一律回原单位安排工作,只有军队系统的留在原地。

我和杨锡九都在做回单位的准备,但没过几天宣布我和杨锡九留在原地安排,只有王书贵回北京人民出版社。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晴天劈雷,惊得我俩目瞪口呆。难道真的要流放北大荒一生吗!

这个结果我们终于明白了,王书贵并非业务干部,他之所以回原单位,是因为他是原人民出版社的人,我和杨锡九都是专业干部,是原通俗读物出版社合并到人民出版社的,自然不会受到同等待遇。

我们只能面对现实等待第二次发配。终于等来了结果,我与杨锡九分配到牡丹江农垦局《农垦报》社工作。地址在虎林县城。理由是:报社新建需要编辑、记者。

无可奈何只能去。我们身背行李,冒着纷飞大雪,顶着寒风,去《农垦报》社报到了。从此开始了“摘帽右派”的发配生活。

我和杨锡九在北京的家人,此时都在眼巴巴地盼望着我们早日回家团圆。第二次发配结果,对我们两家的老人、妻子孩子都是当头一棒——他们彻底失望了。

我和杨锡九于1959年11月下旬到牡丹江农垦局(即虎林县所在地)报到,由农垦局直接分配到《农垦报》社。到报社报到后才知道,分派来的摘帽右派还有几位,中监委的舒新啓、交通部的苏明、中国青年报的昌沧、北京新闻纪录片电影厂的杨吉昆。接着又调进一位铁道兵报的总编辑王学俭。小小的《农垦报》一下子调进这么多的摘帽右派,令人吃惊。是福是祸,一年后就大白于天下了。

《农垦报》是农垦部牡丹江农垦局的机关报,当时农垦局和黑龙江省虎林县、饶河县两县合一,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因此也称虎饶县。

报社原有14人。总编夏威一、副总编李立华、采通室主任高绍光、编辑王觉、张振华、程仁韶、美编李亿平、张家善、记者王尚全、赵安昌、摄影记者郭沫水、通联栗公奎、会计任素梅、文书麦继承。

我们七人分来后,编辑部分了三人:王学俭、舒新啓、杨吉昆,采通室四人,我被分配做记者、杨锡九搞通联。

当时天真地想,既然领导上这么重视这批人,工作热情都很高,就我而言,工作很积极,时常到农场采访,农垦局所辖12个国营农场,除852、859农场,其他10个农场我都采访过,写过很多报道,稿子在报上发表时都属上“本报记者高恒”的名字。当时天真地想是和戴帽时不一样了。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转眼到了1960年,这年春播时,由于雨水大机器不能下地,完全靠人工播种,农垦局机关全体人员全部下场劳动。报社人员到8511农场三八养鸡队,据说这个队是红旗生产队。可惜当时传染鸡瘟,成批的鸡都死掉了。帮助队里播种全靠人工用小木棍扎眼,往地里点豆。稍干的地就用大镰刀头绑个架子,一人前面拉,一人扶犁点豆。快到端午节了,队里想改善生活,就发动大家去拣野鸭蛋。每人带上一件单衣,到大草甸子后分散到草甸子四周,一面晃动衣服,一面大喊大叫,逐渐收拢队伍,此时野鸭受惊,从各自窝里飞出,认准起飞地点,跑过去一找,就能找出一窝蛋。除了野鸭、野鸡蛋,生产队又搞来一些死鸡死鸭当菜,吃的大米饭。又和“北大荒文艺”部的人搞一次联欢会。

此时的生活是平静的,但每个人心里却是郁闷的。

1961年初,“农垦报”在转载中央一篇重要文章时,由于一版编辑王学俭校对的疏忽,漏了两个字,意义完全相反,报纸印发下去后被读者发现,反映到上层,上层认为是严重政治事件,追查下来,不仅要求必须把报纸全部收回,还批评农垦局,把摘帽右派调到党委机关报。说报纸是党的喉舌,怎么能让这些“右派”来呢。按说这本来是件校对责任事故。据王学俭说,当时赵安昌(报社支部书记)找他谈话,非要他承认是修正主义错误,王学俭当然不予接受。60年代正是大讲阶级斗争的时候,报社抓住这种事件,无限上纲,遭殃的自然是我们这些摘帽右派。

于是,农垦报决定把我们这些另类人统统调出报社。6月末,报社正式通知我和杨锡九,北京人民出版社来函,我爱人和杨锡九的爱人都要调来,这时的我们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据说这是国务院统一命令,不走不行。准确地说是受我们株连的结果。在此之前我收到了士贤的来信,告知我正在做来北大荒的准备。我开始等待全家人从北京出发时间和预计到达密山的时间。1961年8月我和杨锡九到密山火车站接人。当时农垦局的小火车只能通到密山,再换车到达虎林。卸下搬家东西后,就在火车站附近招待所租了一间房栖身,一家老少三代挤在一间房里凑合一夜,第二天又装上东西乘小火车到虎林。

一天,报社正式通知我:我爱人孙士贤因是中共党员留农垦报社工作,我被分配到虎林县文教局工作。

杨锡九、杨吉昆、舒新啓被分配到8510农场。杨锡九又把搬家东西搬到小火车上,到密山再搬到大火车上拉到东海(即8510农场驻地),来回搬了四次。

我们全家人到达虎林后,报社让我们住在当年日本时期盖的仓库里。我们一家住在外边,没有床,老人、妻子和孩子住在乒乓球板子上,我另找住处。另一家住在里边,不大的仓库里住了两家。从此全家人在黑龙江省虎林县开始了长达18年的发配生活。

说心里话,我还是很感谢农垦报社留下孙士贤的决定,否则,情况可能会是另个样子。

北大荒的冬天漫长而又寒冷。五、六十年代时人烟稀少,冬季最冷时达到零下35摄氏度。日本时期留下的仓库墙厚只有27公分,当地居民造房时墙厚却在50公分。住在只有27公分墙厚的房子靠一个暖墙取暖,到了冬季室内温度最低时到了零下,白天把暖墙烧得热热的,也只有7度的温度。每年光取暖用煤至少要拉三吨。我的全家老小在这样的条件住房里一住就是十三年。1972年县文教局才将这个仓库拆除,在原地重新盖了一栋砖瓦平房分给我一间半。房间不大,但比起原来住房条件已有了很大改善,冬天室内温度稍有好转。房前屋后有很大空地,可以种些蔬菜补充家用,到了春天,每天起早贪黑侍弄园子,别有一番情趣。

我的大儿子高智军,女儿高丽军到北大荒时,一个刚满七岁,到了上学年龄,一个刚满四岁,是进幼儿园的年龄。智军到北大荒后即上了小学。丽军上了幼儿园。

北大荒的冬天漫天风雪,气温一下子就降到了零下三十几度,在这样奇寒的天气里,刚到北大荒还不到一年的智军便冒着刺骨寒风到虎林第一小学上学,经受北大荒冬季暴风雪的考验。孩子们从小学、初中到高中都在经受着这种考验。

从1961年7月到1978年底,我在虎林县文教局工作了整整17个年头。主要负责业余教育。前后换了七任局长,我算是七朝元老。都承认我有能力、踏实、人缘好,但我在县文教局是一个普通干事。只有老老实实工作,与事无争,与人无争,长工资,提升都轮不到我,我也从不敢与别人争待遇,争是非,因此,与周边的人关系比较融洽。我对周围人的升迁都构不成威胁,就这样一直工作了17年。



十二、文革中再次遭迫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县文教局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很快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运动一开始受北京揪出“三家村”的影响,文教局一夜之间揪出“四家村”:局长于连永主帅、副局长马大刚干将、李兰“左膀”、高恒“右臂”,到处贴有揭发文教局“四家村”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给我的大字报除了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罪行外,还有所谓为右派翻案的“罪行”。这个罪名的起因是:1962年我曾向党组织正式写过一份材料,要求转给人民出版社,要求对我的右派问题进行甄别予以平反,造反派们在文革中把此事当成我翻右派案的罪名“揭发”出来。

给我的大字报写的最多的是肖作林。肖作林在业教组工作,是个年青人,缺少机关工作经验,他把我当作师傅,我把他当作徒弟,手把手的教他如何写材料,如何搞调查研究,等等,俩人关系比较密切,文革开始后他为了与我划清界线,首先站出来贴我的大字报,采取无中生有、无线上纲的手段,表明自己立场坚定与摘帽右派高恒划清界限。当时,稍有点正义感的人对肖作林的行为表示不满,认为肖作林是在出卖良心。在那种年月为了自己出卖良心的人何止肖作林一人,许多的人就是靠出卖别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离开虎林县15年后,1996年我应虎林县文教局时任局长王忠伟和教师进修学校校长欧阳晖邀请重返虎林县。返回时途经牡丹江停留,肖作林已是牡丹江市政府办公室主任,这是我1980年离开虎林后第一次与他会面,我对他的积怨早已荡然无存,文革中的事情想都不想了。然而此时肖作林却表示了对不起我,他说:“我是你培养出来的,文革中我不该对你那样,请你原谅我。”这是他第一次诚恳地对我作出的道歉表示。一年后肖作林就去世了,他还不满六十岁,太可惜了。但他没有把遗憾带走。如果他在地下有知,我早已原谅了他。

虎林县文教局的干部趁文革之风起来造反比县直其他单位要早一步,加上揪出个“四家村”轰动全县,也起了恶劣的带头作用,各单位造反派纷纷到文教局参观大字报。

文教局的文革之风为什么刮的这样早,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及。这个人就是时任文教局副局长的郭志强。按文革的宗旨郭应是当权派,属文革的对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列。他首先带头造了一把手的反,而且抓出个“四家村”,他就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扛起了造反大旗,其他人也就跟着他造反,他不仅没有受到任何触动,而且起来领导运动了。也是最早被领导班子结合的领导干部。当各方面政策逐步得到落实时,他感到文革中得罪人太多,不能在文教局干下去了,于是调到了佳木斯,不久就死了。

为了便于深入揭发“四家村”的罪恶,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四家村”成员被关进了“牛棚”。文革开始后我被第一次关进“牛棚”,在“牛棚”里交代“罪行”,还要求揭发“四家村”成员其他人的“罪行”,虽无专人看管,但不让回家,每天是岳母和女儿给送饭。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混乱,虎林县的“造反派”已分成两派,即所谓的造反派与保皇派。两派的名称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简称“无联”)、“红色造反派”(简称“红联”)。一个单位照此办理也分成两派。两派形成后开始了派性斗争,各有各的宣传阵地,每天都在互相攻击,打派仗。这时我们这些被关进牛棚的“牛鬼蛇神”获得暂时的“自由”,没有人看管了。可以上街看大字报了。

到了1968年造反派组织根据毛泽东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又开始抓“坏人”,把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又第二次关进牛棚,白天劳动,晚上写交待“罪行”材料。

在此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多写几笔刘怀远同志。他是四川人,个不高,有鲜明的四川人特点,1950年第一批赴朝鲜抗美援朝。1958年从部队转业到北大荒,在县文教科(局)我们一直共事。清理阶级队伍时,不知何因,他也被关进牛棚。看管我们的“红卫兵”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我们这些“牛棚人”,刘怀远却敢于仗义执言进行抵制,维护人的尊严。1980年我们各奔东西后一直没有见面,但却保持通信往来。

虎林县造反派为了制造声势,用他们话说为了震慑敌人,组织一次全县牛鬼蛇神大游行,我的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板,上写“牛鬼蛇神”,有两个红卫兵将我双手扭到后面,使劲按头,稍有不服便用棍棒打腿和头。游行完了我的脖子被木板、铁丝勒的青紫。

1968年秋,虎林县根据毛泽东落实干部政策指示,县里开始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文教局要我们关在牛棚的人写检查材料,逐一进行认罪检查,造反派进行批判,等待处理结果。一直到新年前正式宣布我被“解放”,此时,第二次关进牛棚整一年时间。

宣布“解放”后,我从牛棚搬回到家住,继续留在文教局工作。不久又刮起一股插队落户之风,文教局已开始行动,刘怀远第一个被插队落户到了伟光公社某生产队,一次因公我去伟光工作,专门到他插队落户的生产队拜访他。家里已安置完,看的出来他没有悲观失望情绪。

怀远是从部队转业的干部都插队落户了。我这个摘帽右派是在劫难逃,从思想到行动积极作插队落户准备。林业局也认为我肯定要插队落户,让我爱人在会上表态插队。结果,过了很长时间仍没有叫我插队,便想,摘帽右派肯定是没有插队落户的资格,所以也就不想了,但准备工作没有放松。之后听小道消息,说县里有关领导有话,高恒不要去插队落户,并不是因为我是摘帽右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至今在我头脑中仍是个问号?



十三、赴京落实政策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1977年“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10月中共中央发了“55”号文件,既为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对于确实划错了的要予以改正。“55”号文件对所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来说都是件喜事。

正在这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电化教学会议,县教育局领导决定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参加。并嘱咐我会议结束后不要立即赶回来,按“55”号文件精神回原单位人民出版社要求落实政策。申明大义的教育局领导如此照顾我,深受感动。

教育部电化教学会议一结束,我即找到人民出版社要求为我错划右派落实政策。有关人员答复说,你回东北等候吧,有了结果会通知你的。我即表示:我是来京参加会议的,我所在单位要我开完会留下来,回原单位人民出版社落实政策,什么时候落实就什么时候回去。

听我这么一说,有关人员才表示:“那好吧,你就住到社里招待所,不过,不会很快有结果。”我回答:“什么时候有了结果我什么时候回东北”。既然人民出版社为我提供了住宿条件,解除了后顾之忧,我于是安心的住了下来。

虽然有中央55号文件,但由于人们长期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为右派落实政策并非一帆风顺,仍有许多阻力。北京中直机关也不例外。赵子文同志(时事手册编辑室主任,我老伴孙士贤的顶头上司)出于对我的同情,他建议我见见孟奚同志(当初主持反右斗争领导者)。一天我和赵子文同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孟奚办公室见了面(时任该社副总编)。我以为几十年未见面了,当初他又是我的顶头上司,肯定会很热情,然而出乎我的想象,孟奚对我表现很冷淡,他当然知道赵子文同志陪我去见他的目的。没坐几分钟从他办公室就出来了。我问赵子文同志“孟奚为什么对我如此冷淡?”赵答“他思想根本就没有转过来,仍认为他没有错,他能对你热情吗?找机会我陪你再去找他谈。”我说“我感谢你对我的关照,我不愿再去求他,我相信我的右派问题会得到改正”。自此以后,我在人民出版社招待所住了将近两个月,再也没找过孟奚。

人民出版社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知道我住在这里就是为了等待落实政策,因此,负责我个人专案的李蓬茵同志,出于对我的同情,加紧工作,终于赶在1978年年关之前,写出了对我审查结论,在没有提交党委讨论之前,征求了我个人对审查结论的意见。

人民出版社最终的改正结论是:

“高恒,男,1931年生,内蒙古敖汉旗人,家庭出身富农,个人成分学生,1946年入党,1958年2月在通俗读物出版社划为右派分子,按四类处理。由编辑八级降为编辑11级,开除党籍,1959年11月摘掉右派帽子,现在黑龙江省虎林县文教局工作。

经调查核实,高恒同志在1957年整风鸣放中,没有右派言行,根据中央1978年第“55”号文件精神,决定对高恒同志右派问题予以改正,撤销1958年《右派分子高恒的处理结论》,撤销开除党籍的处分结论,恢复党籍,恢复其原工资待遇。”落款是“中共人民出版社委员会”,时间1979年1月19日。

1978年12月末,我从北京返回虎林前,在此结论上签字。

同时,我提出两点要求:

1、我自己不带此结论回东北,由人民出版社直接将结论寄到我所在地虎林县县委,由当地组织部门正式通知我。

2、我因为被错划右派,我爱人孙士贤曾为此受到株连,并被延长中共党员预备期,应予以落实政策,我原籍的亲属均受我的株连,人民出版社应正式发文给当地党组织,以消除其影响,因我而受到处理的均应落实政策。

人民出版社同意我提出的上述两点要求,并由我列出受株连亲属的姓名,所在地及受株连的情况报告。

此时已到了1978年新年年关,我怀着喜悦和告别政治上遭受苦难的心情,匆匆在1978年年底赶回了虎林,卸掉背了几十年的政治包袱,重见天日,我的精神上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

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社会不仅把我当作另类,就连我的妻子也非常孤立,见人抬不起头,往日非常要好的朋友,就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家里有困难也无人帮助,我们与许多亲友相继断绝20多年的联系。因我受到株连的妻子、老人、孩子全部从北京流放到遥远的北大荒。在北大荒期间,大儿子高智军因在学校表现优秀,被学校推荐保送牡丹江师范学校,当学校推荐上报到虎林县东方红林业局时,就因为我当时是“摘帽右派”而未获批准。为此事我爱人找到东方红林业局局长王占山,问我儿子未获批准的原因,这位局长答复说,“因为他父亲是摘帽右派”。我爱人说他父亲右派帽子早已摘掉了,这位局长竟说:“摘掉的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都可以给他戴上”。这就是掌管东方红林业局大权的局长的嘴脸,我爱人为此大哭一场。也因受我的株连,孩子们在文革中被骂成狗崽子,受到歧视和污辱。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大儿子和女儿都考上了大学,大儿子上了东北师范大学,女儿上了阜新矿业学院。

我因长期受党的教育,正统观念很深,这些事实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标榜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怎么如同封建王朝也搞株连九族?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是不是变了?在当时我找不到准确答案。

历史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往事不堪回首。建国后,我这一代人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经历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吃尽了我们党左倾路线错误的苦头,身心都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妻子、老人和孩子受到株连,特别是对子女的健康成长,都留下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虽历经政治迫害和磨难,但我活了下来,没有造成家破人亡和妻离子散的悲惨结局。有许多人被折磨而死,有人因经受不住折磨或看不见有出头之日,悲观失望自杀了。我亲眼所见和我同在一个伐木队的难友,有的就是在伐木中被砸死的,就地埋葬在完达山上,至今连尸骨都找不到了,和他们比我是幸运的。



十四、借调筹备新农民报

1979年,当时北京知名人士苗培时要为几亿农民创办一张报纸,召集这方面人才,我经人推荐到北京参与此项工作。人民出版社刘毅然、原中国青年报记者王亚生、解放军总政创作室徐孔等都积极参与了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报纸很快试刊,试刊时报纸名称为《新农民报》(现为中国农民报),我受报社委派在承德日报两名记者陪同下曾到平泉县农村进行采访,报纸曾刊登我写的平泉县农村推行养畜生产责任制的通讯。

工作一段时间后,《新农民报》当时领导要调我到报社工作,但只能调我一人,家属无法调进北京。鉴于这种情况我便产生了尽快离开《新农民报》的想法。因为,把老人、妻子和孩子扔在几千里外的黑龙江省虎林县我实在不放心,只要全家尽快团聚为什么非要死守北京!因此还是决定回到了虎林县。

   不久就调往石家庄,到河北省政府工作,直到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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