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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业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两次急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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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侠客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两次急转弯(上)


                ·刘建业·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两次急转弯——分别是1967年7—8月
从武汉“720事件”、“揪军内一小撮”到下令抓捕王关戚和1974年“批林批孔”
运动的突然爆发到戛然而止。谈谈这两次急转弯的背景,转弯的具体过程以及表象掩盖下
的真正原因。


◇ 我们先说第一个急转弯。


(一)武汉“720事件”的背景。


  第一小点:军队文革大的背景


  军队的文革,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16条”明文规定在总政治部统一安排下进行
。到了1966年10月1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造反派“红纵”某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
向林彪告状,说军队院校文革条条框框太多,林彪当即叫来总政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
长刘志坚,下令立即起草一个规定,让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法”。


  林彪交待:规定起草后直接送中央文革修改,定稿。这就是有关军队院校文革的“紧
急指示”,主要内容是两条:一是军事院校和地方院校一样搞法;二是要当众销毁工作组
时期整学生的“黑材料”。


  这个“紧急指示”一出台,全国立即掀起了一个查抄“黑材料”的高潮。军事院校造
反派不甘落后,频频为追查“黑材料”冲击领导机关,抢、砸档案室。问题是,档案室是
一个高度敏感的地方,不仅有很多机密文件,还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可造反派可不管
你那么多!这样,有人要冲、有人要保,制造了很多矛盾冲突。军队首脑机关的工作大受
干扰。


  1967年初,中央文革对刘志坚不满,改组全军文革。谁来接任组长呢?江青推荐
了徐向前元帅,并由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我个人认为,江青之所以推荐徐帅,是看重徐
帅不争权、不好事的性格——1949年以后,徐一直安于被边缘化的现状。按照江青的
“小九九”,徐帅还像以前那样挂个空名,她就可以借机在军队发号施令,扩大影响。孰
料徐帅接任后,却非常积极,江青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比如,在总后邱会作问题上就和叶剑英的意见相左。上面说到的上海二军医大“红纵
”,在京城那也是名震四方。他们把总后勤部搅得天昏地暗,把部长邱会作斗的半死。叶
帅知道后,把邱保护在西山。造反派找不到,就向全军文革告状。徐向前打电话让邱回总
后接受批判,邱问徐:你是用什么身份?如果个人身份,我拒绝;如果以军委副主席身份
,我服从。徐说,以军委副主席身份。邱只有服从。还有人劝阻,邱说,因为我,两个元
帅都闹意见了,我还能不去吗?


  结果邱回去以后,被打得半死。利用午休看管人不注意,在烟盒纸上写求救信,托人
送给他老婆胡敏。胡找到叶群。最后还是叶群拿着林彪的手令,才把邱会作救了出来。从
此邱把叶群的解救日视为再生之日,死心塌地为林家卖命。既给他带来了林彪提携的飞黄
腾达,也遭受了“913”之后的牢狱之灾。


  徐帅上任后还发现,军队各级首脑机关被造反派冲击得七零八落,这怎么行?


  得出台个规定,不能随意冲击军队领导机关。徐将这些意见报告林彪,林一直不答复
。后来徐帅急了,干脆闯宫,直接乘车到了林彪驻地。林不能不接待了。两个人就在林的
驻地,拟了个七条命令。又经周恩来、聂荣臻等修改润色,毛又加了一条,领导干部教育
好自己的子女。于是“军委八条命令”正式出台。


  此时各地军头对冲击军队首脑机关的反军派,正无可奈何呢,要求军队“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啊,“军委八条命令”犹如久旱逢甘霖。有了尚方宝剑,各地几乎是不约而同
,大抓反军派。各地造反派频频向中央文革告急。


  到了1967年4月,中央军委又出台了“10条命令”,这时几位老帅已经因“二
月逆流”靠边站了。“10条命令”规定军队“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不准
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
写检讨”……这下子再次把军队的手脚捆住了。


  第二小点:武汉军区的具体情况。


  武汉军区的具体情况是,“八条命令”下达后,他们抓了500多名“反军派”,解
散了武汉工人造反组织“工总”;“10条命令”下达后,造反派要求为工总平反,释放
被抓的群众。


  1967年3—4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参
加。陈再道在会上发牢骚,说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偏听偏信,听不进军区的反映,请示
也不回复。他建议,要么中央文革在各省派出大员,具体指导该省的文革运动;要么各地
派联络员到中央文革,建立一条互通的渠道。不知为什么毛和中央文革不予采纳。今天看
,如果真按陈再道的建议办,少发生多少冲突和武斗啊?武汉的“720事件”也就不会
发生。


  可能是受到了某种压力,中央文革4月19日开了一次联席会,听取武汉军区意见,
形成了几条“共识”。大意是: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武汉军区3月份逮捕50
0多人并非错误行动,但要逐一复查,确定无罪的应当释放;还有一条是工总不应当恢复
,因为是“10条命令”前解散的。中央文革决定4月21日由戚本禹接见武汉造反派,
做他们的工作,此前要保密。


  这是一个对军区十分有利的方案,陈、钟两位喜出望外。把江青叮嘱要保密的话丢在
脑后,立即打电话告诉了在武汉的其他军区领导。那些人又把这“北京来电”公开了出去
,大字报贴了满大街。中央文革的眼线遍布全国啊!都是打着某报记者站的名义,第二天
即20号,就把情况捅上来了。江青闻之大怒,收回了先前的承诺,责令陈、钟撕掉笔记
本上的有关记录。所以,没有等到戚本禹接见武汉的造反派,这几条“共识”就作废了,
仅生存了不到3天。


  陈、钟4月底回到武汉,形势与其走时已大为不同。保守派和东山再起的造反派都在
进行全市“大联合”,武斗日渐升级。67年6月底,我和另两位同学扒火车去东北,在
郑州一上车就碰到几个武汉的学生。他们说武斗死了不少人,用长矛直接捅,十分恐怖,
他们都是逃出来避难的。


(二)武汉“7·20事件”爆发


  第一小点:毛泽东亲自出马


  毛泽东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要到武汉去的。自从1966年7月毛回到北京,撤了工作
组,召开了“8届11中全会”、炮打了刘少奇的司令部,然后是批判“资反路线”,8
次接见红卫兵,号召全国夺权,击退了“二月逆流”……已经整整一年。可以说“坚冰已
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他可以放心的离开北京了。


  毛虽然声称要到武汉去“保陈再道”,但我认为毛还另有目的——就是把北京留给中
央文革,放手让康生、江青等人从肉体上折磨、摧残刘少奇,而他本人则“不在现场”。
甚至还可以装模作样批评几句,事实上他也真这么做了。因与今天的主题无关,不展开讲
了。


  但毛大大低估了解决武汉问题的难度。自以为以他至高无上的权威,“金口玉言”一
出,各方还不得“热烈拥护”、山呼万岁?毛的解决方案大体上有几点:


  一是武汉军区支左支错了,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做检讨;二是解散工总是错误的,
应为其平反;三是武汉“二司”、“三新”等是造反派;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等
等。这和4月份曾经达成的“共识”已经是天渊之别了。


  如此巨大的落差,陈再道根本不能接受,还和周恩来拍了桌子。无奈,周只有领陈、
钟去见毛。毛说得很轻巧:犯路线错误有什么了不起啊?现在到处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检
讨一下就完了嘛!一看这是毛的意见,陈、钟再不通也不行啊!没法子再往上打官司了嘛
。但心里还是不服气,弯子根本就转不过来。


  陈再道、钟汉华口服心不服,部队的中下级干部——由于支左和各企业的“百万雄师
”已经有很深的关系——心不服口也不服。


  第二小点:“720事件”爆发


  此时,武汉爆发危机的各项条件都已具备,只差一根导火索,而王力恰恰把导火索点
燃了。他做了两件事:一是送周恩来回京,从机场回来就直接到造反派中,透露了中央解
决武汉问题的精神。造反派如获至宝,把王力讲话的录音到处广播。二是王力在随后的武
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口出狂言:“你们这些师以上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
,像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ABC讲起……”


  说起来,王力讲的也不错,这些军人谁能知道毛为何要发动文革?目的是什么?问题
是,台下这些老军人都是一批久经沙场、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在他们眼里——你王力
算老几?不就是一个摇笔杆子的“秀才”吗?一丝战功未立,跑到这儿来教训起我们了?


  这些因素聚集在一起,直接导致了“720事件”的爆发——7月20号凌晨,部分
军人冲进王力所住的宾馆,要和王力“辩论”。王不敢出头,后来看谢富治、陈再道与那
些人谈得不错,就壮着胆子下来。恰逢又有一拨人冲进来,还错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上
去就是一枪托。陈捂着脑袋大骂:妈那个巴子,老子是陈再道!这拨人强行将王力架上汽
车,拉到军区等处“辩论”,实际上就是批斗。


  因为王力住处和毛相邻,群情激昂、冲进宾馆的军人让毛非常紧张,以为发生了兵变
。汪东兴下令随行的8341部队子弹上膛,架起机关枪,随时准备开火。实际上,除了
陈再道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没人知道毛就在武汉,更不知道毛就住在旁边。


  事情传到北京,引起一片慌乱。都认为武汉发生了“西安事变”。周恩来二话不说,
立即返回武汉。江青一度要模仿“西安事变”时的宋美龄,深入“虎穴”,但最后还是没
去,而是和林彪联名给毛写信,委托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为信使,“头在信在”,必须亲手
面交毛。毛泽东自己也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怀疑是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动的一场“
叛乱”。


  7月21日,在周恩来、杨成武等人的安排下,调动毛的专列故布疑阵,声东击西,
而毛本人则破戒乘飞机逃往上海。


(三)“720事件”后的极左狂潮


  第一小点:毛泽东的看法


  尽管“7·20事件”并不是“西安事变”——毛毫发无损,也没有人限制毛的自由
,但确实让毛丢了面子。周恩来在事件发生两天后说:“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
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徐海亮《720事件在文革中的位置
》)


  事件后,毛最初的看法是部队问题严重。他给江青的信中说“现在有百分之七十五以
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毛提出“大量武装左派”。江青也借“河南一个群众
组织”之口,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在这儿有必要提一下,这个口号的“专利权人
”就在我们群里——袁庾华先生。他多次说这个口号是他提出、后被江青采纳的。至今也
没有看到任何人来和他争抢,应该就是他的“专利”了吧?


  毛提“武装左派”,就没想到,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左派”。军队肯定认为自己支
持的是“左派”,或者直接发枪,或者明抢暗送;对立面也自认为自己是“左派”,你不
给我发,我就自己去抢!接下来的武斗就从棍棒、长矛迅速升级为步枪、冲锋枪、手榴弹
。江青鼓吹“文攻武卫”,谁都称自己是在“武卫”呀!每次和外国开战,不都是说“自
卫反击战”嘛。兵法上也说“以攻为守”、“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武装防卫”和
“武装进攻”在实际执行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区别。


  第二小点:大抓“军内一小撮”


  7月22号,周恩来营救出王力。北京举行盛大集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光荣回到北
京”。为了拔高规格,王力所乘飞机先到但不降落,在北京上空盘旋,等周恩来的飞机落
地,加入欢迎王力的队伍。王力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礼遇。


  7月25号,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
派,庆贺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原本不打算参加的林彪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在天安门城
楼上对蒯大富和韩爱晶说: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
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


  蒯大富还问王力:“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王力连连点头,点
名徐、叶两帅,点了南京、福州两个军区,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他们不满意。


  蒯大富、韩爱晶会后立即召开“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的联席会议,蒯
大富在会上说:“林副主席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
多,高级干部多。‘720’事件就是四方面军陈再道搞的,后台是徐向前。林副主席提
出的‘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这些人来的。林副主席对我说要做大文章,就是要揪‘军
内一小撮’,把反对他的力量全部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7月27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杨成武回忆道:“在
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
,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
(《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94页。)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
信中明确提出,“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8月1日,各报都转载了《红旗》杂志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
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
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红旗》杂志1967年
第12期。)


  在连篇累牍的舆论轰炸下,各地造反派都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
把“军内一小撮”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
后决战。因此更加无所顾忌地冲击军事机关,大肆抢夺武器弹药,全国范围内的流血武斗
进一步升级。


  外事口造反派也乘“720事件”后的乱局,组成千人“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口
“安营扎寨”。8月7日晚,戴着英雄光环的王力,约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
表,公然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大权。


  8月19日,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恩来的多次批评、警告,宣布“夺取”部党委大权
,将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关押在地下室,每天强制他们到王府井闹市卖造反派的小报。
这两个人大部分外国记者都认识啊,外电评述:外交部夺权,意味着周恩来政府的彻底垮
台。


  也就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文革即将进入“新阶段”——也就是大揪军内一小撮的阶段
,老造反派要立新功,以前揪地方干部落后的,也希望借此机会赶上之时,突然传来了王
力、关锋被抓的消息,传来了毛在王力“8·7”讲话上批“大大大毒草”和《红旗》杂
志12期社论上批“还我长城”的消息。当时我恰好在北京,以为是谣言。王力为文革立
下汗马功劳,又刚刚在“720事件”中获得殊荣,怎么可能会抓他?直到消息被证实,
还不敢相信。


(四)促使毛急转弯的背后因素


  第一小点:武斗急剧升级,全国几成武斗战场


  我们仔细品味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决策,发现与文革前绝然不同。毛惯于一般号召,缺
乏实施细则,不具操作性。比如号召解放军“支左”,却没有“左派”的标准;“军委八
条”,没防止军队滥抓;出个“10条”补救,却又导致各地造反派冲击军队首脑机关,
抢夺武器弹药等等。可能与文革前的刘少奇等人善于将毛的一般号召细化,使之具有操作
性。打倒刘邓后出现空缺——毛是“甩手掌柜”,林彪则奉行“毛主席划圈我划圈”,中
央文革一干人更缺乏实际的行政经验。


  在“武装左派”、“文攻武卫”口号下,全国各地硝烟滚滚,枪炮不断。广西抢夺援
越物资,连苏联过境的援越武器也不放过,屡屡引起苏、越抗议;四川“三线”兵工厂多
,不用抢军队的,直接去工厂仓库、甚至生产线上拿。


  毛的武汉之行非但没有抓出指导全国的“典型”,反而引发了武斗大升级,全面内战
开始。


  第二小点:政府失控,火烧英国代办处


  各部部长早就打倒得差不多了,周恩来都不得不替吕正操当铁道部长,亲自过问运输
、车皮这样具体的事项——事关国计民生、百姓生活。但,还总能勉强支撑下去。但外交
部被夺了权,影响就大了。


  中国的外交原本就左,文革开始夺权时,周就一再告诫,外交政策一直是毛主席掌控
的,外交大权不能夺,造反派只能监督。陈毅因“二月逆流”靠边后,造反派的发言权越
来越大,很多事情姬鹏飞、乔冠华不敢顶啊!驻外使馆也都夺了权,大使被打倒,工人或
级别很低的外交人员当权,使馆有活动都是他们出面,让外国元首感到受了侮辱——不对
等啊!至于随意拦截行人,强行发放“小红书”等荒唐事情就更多了。


  “720事件”之后,极左狂潮达到顶峰。外交事件频频发作,发生了冲砸印度、缅
甸、印度尼西亚三国驻华机构的行动,但以“火烧英国代办处”最为激烈,影响也最大。


  这件事的起因在香港:大概在67年的4 ̄5月份香港左派开始模仿大陆搞文革,遭
到港英当局的镇压,冲突日趋激烈。三家左派小报公开鼓吹自制武器或抢夺警察枪支,被
当局查封。一次未经批准的游行示威,遭香港警察阻止;中方民兵越界支援,也被港英警
察包围。中方边防军为援救民兵,开枪打死了数名英国警察。


  此事经新华社报道:港英当局打死打伤群众数百名(事后证明死一人,伤几个人),
《人民日报》冠以“血腥屠杀”字样,激起国内狂热反英风潮。造反派掌权的外交部直接
对英国政府下达“最后通牒”,要求48小时内释放被抓群众,解封被禁的左派报纸。港
英当局没有理睬“最后通牒”,派驻港英军进驻警署取代警察,早先还调来了航空母舰。


  8月22日,48小时到期,看英方没有答应条件,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造反
派,冲进英国驻华代办处大砸一通,还不过瘾,干脆放火烧了英代办处。周恩来闻讯大惊
,立即派卫戍区增援,并出动宣传车告诫好人撤离,留下的是坏人,但造反派根本不理睬
。倒是英国代办听到广播后,主动带领多名工作人员寻求卫戍区的保护,还有7、8名工
作人员翻墙逃出,到外交公寓和芬兰大使馆避难。


  第三小点:军队失控,有分裂的苗头


  文革开始后,已先后有北京军区司令杨勇、政委廖汉生被批斗关押;海军副司令、东
海舰队司令陶勇死得不明不白;武汉的陈再道、钟汉华又遭难。各地军头无不忧心忡忡。


  “720事件”之后,报上大肆鼓吹“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抓“军内一小撮”。
地方干部抓“党内一小撮”,已经让多少人家破人亡;现在轮到了抓“军内一小撮”,前
景不寒而栗。


  恰在这个时候,名满全国的造反派蒯大富、韩爱晶在林彪的暗示下,又挑起了一方面
军和四方面军的旧怨,要揪陈再道的后台徐向前元帅,还组织抄了徐帅的家。江青、叶群
合谋抄了四方面军另一重要将领徐海东大将的家,大有把四方面军将领悉数打倒的趋势。
出身于四方面军的将领更为紧张,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干脆擅离岗位,躲进大别山深处。


  一、四方面军原本就有很深的暗伤。毛虽然一再强调要搞“五湖四海”,其实最偏重
一方面军。49年以后,无论是海军司令、空军司令、总参谋长乃至国防部长,无不出自
一方面军。其他“山头”只能任副职。延安时期四方面军的丁武选曾在大会上痛诉所受不
公正待遇,引发会场上一片委屈的哭声,好不容易才压了下去。如果此时再撕开旧伤疤,
整个部队就不是去支持毛打倒刘少奇了,闹不好还引发一、四方面军火拼,这是毛泽东所
绝不能允许出现的。


  第四小点:周恩来的适时出击


  进入1967年,周恩来逐步有了危机感。2月下旬,江青抓住周一点疏忽,指责他
“目无林副主席”;“二月逆流”有人指称周是后台;中央文革戚本禹公然把周排除在毛
的司令部之外;江青也当面称周为“旧政府留用人员”。进入5月份,神秘组织“516
兵团”在中央文革默许或纵容下,宣讲周“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毛和刘之外)第
三司令部的人”。他们到处散发反周传单,张贴反周标语。


  此时,江青又抛出了“伍豪启事”,在周头顶悬上一把“达摩克勒斯之剑”。有人说
: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你不是叛徒,怕啥?说这话的人是对那时险恶的政治环
境太不了解了。看过一个资料: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曾在叶剑英面前发牢骚:说我是这,
说我是那,他们有证据吗?叶帅叹了一口气:如果需要证据,就不是文化大革命了。


  周恩来知道,某些造反派如“516兵团”把矛头对着自己,以及外事口造反派蓄意
打倒陈毅,背后都有中央文革的影子。“不停顿地打倒一切”,导致全国性的混乱已经无
以复加,总根子也是中央文革。而稳定北京乃至全国的局势,就必须对中央文革小组采取
某些措施,但没有毛的首肯显然不行。


  周恩来隐忍不发,他在等待。“火烧英国代办处”为周的反击提供了最佳时机。我甚
至都怀疑是周有意为之——听任夺了外交大权的造反派犯错。他知道,外交上的严重混乱
,是毛泽东决不允许的。眼看条件成熟,周抓住机会果断出击。


  8月25日凌晨,周恩来单独约见才从上海毛泽东处回京的代总长杨成武,谈了对近
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周特别指出王力的“八七”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
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
泄不通,宣传上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他愤慨地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周还把
一份王力“八七”讲话交给杨,要他转送毛泽东看。


  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周掌握的时机可以说恰到好处。毛泽东仅思考了一个晚上,即
做出了反应。他在王力的“八七”讲话上批了:“大、大、大毒草。”在《红旗》杂志1
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上批道:“还我长城”!


  第二天即8月26号,毛令杨成武立即飞返北京,直接向周恩来传达:抓捕王力、关
锋,(戚本禹暂且观察一段时间)追究“揪军内一小撮”的责任。周迅速召开“碰头会”
,传达毛的指示,现场对王、关采取措施。突如其来的打击,令中央文革措手不及。陈、
康、江一个个忙不迭地推卸责任,嚣张的气焰大为收敛。


(未完待续)


□ 来源:《文史讲堂》微信群


http://www.cnd.org/CR/ZK19/cr1007.gb.html

级别: 侠客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1-17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两次急转弯(下)

                ·刘建业·

〔上接zk1905c〕

  第五小点:毛究竟感受到了什么?

  毛泽东能够如此快速的做出反应,说明周恩来的反击仅仅是一个契机,毛自身应该也
有与周相似的感受。“720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但其表现出来的民心、军心却不能忽
视。他看到了军队对文革的疑惧、集体怠工和反抗,看到了对原四方面军将领的怀疑与攻
击——军队原本是要为毛“倒刘”保驾护航的,绝不能因军队山头之争的暗伤导致分裂。
他应该也感受到了外交危机,假如真的需要因香港问题与英国开战,军队还能打仗吗?像
许世友躲到大别山,找都找不着。

  此外,我本人1967年10月份还听到过“联省自治”的传言。我哥哥当时在华南
工学院上学,同学中广东人和华侨居多。他们听香港的广播,说许世友、韩先楚等人要搞
“联省自治”。这些广播如果被毛知晓,肯定会影响他的判断和决策。

  综合这些现象,我想,正在驾驭着文革这艘大船的毛泽东,一定是感受到了大船倾覆
的危险,不得不“急转弯”。让王关戚做为替罪羊,以换取军队的忠诚。王力后来喊冤:
说他的“8·7讲话”基本上都是毛泽东的原话、原意,这应该是事实。王力被抓以后,
毛规定不准任何人提审王力,正源于此。问题在于毛泽东本人的立场变了,一是要有个说
法,二是要找替罪羊,为前一段的混乱负责,就不得不对王关戚“挥泪斩马谡”了。有人
回忆,把王力、关锋关押后,看到江青哭了。有人评论:江青痛失车马炮,应该也是事实


  清华大学“414”的理论家也很敏感,他们提出:文革的航船转向了,毛泽东掌舵
绕过了暗礁。他们准确地看到了毛这次急转弯的原因——如果不绕一下,很可能就要触礁
了。

  毛泽东1967年9月下旬回到北京,王海容急忙前往打探。毛念了两句诗:“时来
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就把她打发走了。王与外交部的刘华秋弄清楚诗句典出
后,理解为王、关完蛋了。其实是毛自身心境的写照——不是他想抓王关戚,而是形势逼
迫不得不抓,即使是像他这样自负甚高的“英雄”,也有“运去不自由”的时候。

◇ 接下来是讲座的第二部分——“批林批孔”从突发到戛然而止

  1974年初突然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不仅普通百姓感到突然,连中共二把手
周恩来都感到意外。不久,大家都看出了苗头,原来“批林批孔”是“批周公”啊!然而
诡异的是,也就在运动热火朝天的进行之时,却又戛然而止,让人大惑不解。今天,我也
冒昧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我们首先还是先说背景。

  “913事件”之后,毛泽东虽然是庆幸躲过了林立果的刺杀,但也面临一个难题:
那就是如何向百姓解释他和林彪的关系。不是老说“英明”吗?为什么没能看出林彪是个
野心家、阴谋家呢?如果说你早就看出了林彪是坏人,可你又为什么把他立为接班人,还
破天荒写进党章?

  为此,毛不得不拿出文革之初写给江青的一封信,想向大家表明,早在文革初期,毛
就看出了林彪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个人相信原先确有这么一封信,不过发表
时根据需要做了大量的改动。除此之外,毛还公布了对他本人杀伤力极大的“571工程
纪要”。

  当时李德生、纪登奎都反对公布,把他们的意见反映给周恩来,周说:主席可能另有
考虑。在随后的一次接见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领导人时,周当着众人问毛:这个要不要
发?毛当即回答:必须下发。“571工程纪要”公布以后的效果大家想必都很清楚了。

  也就在毛泽东绞尽脑汁,致力于撇清与林彪关系之时,周恩来却借尼克松访华,在外
交上大放异彩。基辛格创造了一段话:“既然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此不持异议”,解决了当时中美联合公报最大的难题。但
我们大都不知道周恩来也创造了一个词,解决了很多西方大国与中国建交的障碍。

  以前西方大国为什么不能与中国建交?主要障碍是要求他们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原则。后来周恩来创造了一个词儿——“注意到”,只要对
方“注意到”中方这个立场即可。

  这种方式最早出现在与加拿大建交公报里。中方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
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加方“注意到中方的这一立场”。“公报”没有坚持要
加方一定承认、而只是“注意到”中方的立场。这个先例一开,澳大利亚、日本等等很多
西方大国都争先恐后与中国建交,国际上对此评价很高:称之“周恩来外交”。

  毛自己是灰头土脸,周却在内政外交上连连得分,大有功高盖主之势。但这还不是最
重要的。关键是“913事件”之后,周恩来主导批判林彪的“极左”。而实际上,毛、
林和文革极左是一个共同体,批林极左不可能不涉及到文革中的极左思潮、极左做法,这
些东西可不是林彪的专利,甚至可以说林不是这个专利的主要所有人。

  对此,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封杀了周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钦定林彪是“极
右”。可林彪原本是文革“左家店”的二掌柜,却硬要去批他的“极右实质”,实在是有
些生拉硬扯。尽管靠着毛的权威,硬是把批左压了下去,但毛也深知,在政治上难以让人
心服。而且周的主张在党内外大有市场,很可能会成为今后对文革秋后算账的旗帜。如果
不及早根除这股势力,非但文革迟早会被断送,毛本人最后也难逃脱被清算的命运。

  毛当年发动文革,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害怕有人在他身后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清算
他大跃进饿死数千万百姓的罪行。现在,刘少奇虽然已经从肉体上彻底消灭,再也不会死
灰复燃了;但保卫文革的“成果”又成了新问题。他别无选择,只有发动一场保卫文革“
成果”的圣战。而这一次,毛心目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非周莫属。

(二)毛周关系简单回顾

  毛周关系决不像官方史学所描绘的那么亲密,从毛泽东终其一生,从未踏入过西花厅
一步,即见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我们都知道,周曾经是毛的上级,而且两次将毛从领导
岗位上拿下来,尤其是后一次,宁都会议,撤掉了毛的红军总政委,由周取而代之,让毛
去做苏维埃主席。虽然并不完全是周主导的,但毛毕生耿耿于怀,不肯原谅。

  被共产国际确认为中共领袖不久,毛便开始了“延安整风”,整肃张国焘、王明、张
闻天等,接下来还要整肃周恩来,被前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制止(共产国际当时已宣
布解散)。毛写了9篇文章,赞扬刘少奇,讽刺挖苦周恩来,还没来得及发出来就“胎死
腹中”,这也让毛很郁闷。

  1958年的南宁会议,毛对周就毫不客气。指责他: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
反‘反冒进’”。“反冒进”不是马克思主义,“反‘反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毛拿
着上海的元旦社论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写得出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他几乎是指名道
姓地批评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毛有意用柯庆施取代周恩来。

  高压下,周提出自己是否适合再担任总理的问题,毛没有挽留,只是让中央书记处研
究。结果,中央书记处集体意见仍要周担任总理。整个1958年,周在各种会议上检讨
自己“右倾保守”达13次之多。

  我本人在1968年曾看到过一个原汁原味、没有修改润色的毛1959年庐山会议
上的讲话,其中提到:周恩来这次表现不错,没有跳出来。

  文革酝酿阶段,周也是毛要整肃的目标。据林彪《工作笔记》,1964年12月毛
的生日宴会,毛曾借着酒劲对林说: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都排斥姓毛的,把我逼
急了就闹个天翻地覆。林彪当时也认为,刘、邓、周都是毛要打倒的对象。周能够从被打
倒的对象,到后来跻身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且与毛缠斗一生,还最终能够得以善终
,可以说是奇迹。当然,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里不展开说了。

  特别让毛愤愤不平的是,周恩来却总是能够博得党内外的好感乃至国际上的盛誉。他
也曾几次动过整周的念头,但都被周的太极软功所化解,到头来总是不了了之。随着渐入
垂暮之年,毛深感安排后事之急切。而要根绝他生前身后否定文革的隐患,解决貌似恭顺
、实则心怀异见的周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三)毛悄然开始了“倒周”的布局

  毛要“倒周”,不仅有个人恩怨,更为重要的是要保卫的“文革成果”,尤其是身后
不会被颠覆。为此,他悄然启动了几个步骤:

  1,邓小平复出

  毛泽东驾驭群臣的策略,均是让其相互制约。“八大”之后,分别由刘(62年后)
邓主管党务、林彪(59年后)主管军队;周恩来主管政府,其实还有康生、谢富治主管
的秘密情报系统。相互制约、互不越界,最后都要到毛那里去汇总,毛始终是仲裁者。

  文革后,刘邓被废黜,林彪辅以江青仍然制约周恩来。但,“913”之后,周的威
望不降反升,而江青一干人份量太轻。左思右想,当时的中国政坛上只有邓小平有足够的
资历、威望和能力能够挟制或者进而取代周恩来。再加上邓原本属于毛派,在历次党内斗
争中都是站在毛一边。1958年曾按照毛的意思“叠床架屋”,以中央书记处挟制国务
院。只不过1959年之后开始刻意与毛拉开距离,对毛敬而远之,却和刘少奇配合默契
,令毛很是气恼。在文革的狂热中,邓小平被定为“第二号走资派”,但毛始终对他网开
一面,处处将其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重新启用邓小平是一部险棋,但也是一步高棋。毛对邓的重新启用分成两步:首先将
其从流放地江西接出来,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在随后的考
核中,令毛十分满意,一句话就升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掺进”周恩来主持的国务
院和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同时制衡周、叶二人。

  2,把王洪文提拔为“准接班人”

  “913”之后,毛泽东内心深处最理想的权力架构应该是江青任党主席(或者是选
一个傀儡,由江青掌舵),张春桥任总理。但江青志大才疏,经常依仗特殊身份撒泼耍赖
,积怨甚深。再说,江青成也身份、败也身份,身份固然可以令其颐指气使,别人不便计
较;但身份也注定她不便名正言顺的就任中共主席。而张春桥则因1970年的庐山会议
几成公敌,让他担任总理,阻力太大。

  不得已,只有退而求其次,毛看中了曾任上海“工总司”头头的王洪文。既是造反派
头子,能与文革荣辱与共。王又是张春桥一手扶植起来的,对张言听计从,也意味着对江
青言听计从。既可以做江、张的傀儡,有没有江、张面前那么大的阻力。

  主意已定,毛借汉高祖刘邦“非刘姓为王,天下共击之”的典故,说:我们是无产阶
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能推出一个姓“工”的?“十大”之前,特意将其从上海召到北
京考察;“十大”上推荐其做中央副主席,位列毛周之后第三。毛泽东的用意很明显,就
是要昭告全国,将来我的接班人是王洪文,而不是很多人认为顺理成章的周恩来。

  3,政治局开会批周

  这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却极少见诸媒体。官方史学往往闪烁其词,所以有必要多说
几句。

  1973年11月13日,周恩来和来访的基辛格结束了最后一次会谈,14日凌晨
基辛格就要飞返美国。晚宴后,基辛格突然提出,临时再加一次会谈。请示毛来不及,拒
绝了也不礼貌,周就与基辛格临时增加了一次会谈。

  会谈中基辛格提出了中美军事合作,美国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按说这是一件多好的
事儿啊!看看日本、看看韩国,省下大笔军费开支,把钱用于国计民生。但,周恩来不敢
当家,需要请示中央,实际就是请示毛,承诺基辛格登机前答复。这次会谈中方由唐闻生
做翻译。

  然而,当周想向毛请示时,却被告知毛睡觉了。周知道,睡觉对毛是一件大事,经常
会因被打搅而发火。再加上毛刚刚经历了一次休克,身体还没能完全恢复,周也不便贸然
去把毛叫醒。一时间急得团团转,直到基辛格要走了,周才不得不答复,但话说得很活:
双方各指定—个人继续交换意见。应该说,并没有超出他的权限。

  毛泽东似乎正在等待着周恩来迈出这一步。基辛格14日凌晨走,当晚毛便召集唐闻
生、王海容核对周与基辛格会谈的记录。反应如此之快,不能不让人怀疑是事先设下的圈
套。随后,王、唐二位“小姐”又秉承毛意,不动声色找周进行了核实。接下来,王、唐
开始四处放风,说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
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

  11月17日,毛泽东亲自出马,为蓄意已久的批周敲响了开场锣鼓。他严厉批评这
次中美会谈“并不怎么样”,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
核保护伞。根据毛的决定,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主要是批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

  后来自称是毛一条狗的江青,一马当先向周开炮。一会儿说周“左”了,“主张两个
拳头打人”,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一会儿又逼周交待,与美国人的会谈中干了什
么见不得人的事。后来江青上纲越来越高,指责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
给美国人下跪”,逼迫他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周恩来忍无可忍,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
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看周恩来不服气,毛泽东随即下令扩大批周会议的规
模,并亲自拟订了列席会议的人员名单,除了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
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外,又专门钦点邓小平出席。地点也由
钓鱼台改到人民大会堂,由王洪文主持,王海容、唐闻生担任联络员,每天向毛汇报会议
情况。

  11月25日至12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进行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开场由
唐闻生原原本本传达毛泽东批周的最新指示和近期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足足讲了八个钟头
,调门非常之高,许多用语与毛对刘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样。如毛泽东宣称:周恩
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原本是批周擅自接受
美国的核保护伞对付苏联;这会儿又变成了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真是不知其中是什么样
的逻辑关系。

  会上对周无限上纲、围攻批斗的场面,特别是江青指着周的鼻子大骂的阵势,让一些
刚刚进入政治局的工农代表如陈永贵、吴桂贤等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往日谁见了周恩
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如今几乎所有人都对周尽力回避,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现冷淡。


  据目前披露出来的资料,江青称“这是第11次路线斗争”(第9次刘少奇;第10
次林彪),还把毛1972年初病重时向周交权之事诬周要“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乔冠华、章含之夫妇为解脱自己,对周落井下石;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动辄呵斥
,疾言厉色;最后是邓小平为了获得毛的信任,对周讲了几句重话: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
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
警惕这一点。邓由此重获毛的信任,很快跻身于核心领导层。

  江青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出检讨,其它任何人都不能
插手。周在没有秘书帮助,没有任何其他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只有俯首认罪,对会议上各
种责难和捕风捉影的诬陷“照单全收”,强迫自己喝下种种难以下咽的污水。为了打消毛
的疑心,周在检讨的末尾还明确提出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

  在周恩来把各种各样的“屎盆子”、“尿盆子”统统扣在自己头上之后,终于换得了
伟大领袖高抬贵手。毛发话会议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
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
自己(指江青——作者注)才是迫不及待。”

  这次“批周”会议的记录,文革后邓颖超和叶剑英联名打报告,由胡耀邦销毁。因周
临终前对邓颖超有过交代。我想,周恩来夫妇担忧可能因为“批周”会议上纲上线太高,
且大多不实,而周为了过关,在检讨中“照单全收”。容易引起不知底细的后人的误判。

  后来的事情更具戏剧性——毛对周说:总理,你受苦了。并指着王海容、唐闻生说:
就是她们两个,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让王、唐
二人为其背黑锅。王、唐二人私下说:“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去批总理,
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

  4,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发生在“批周”会议结束后不久,震动了整个中国。为确
保无人敢于抗命,毛把闲置多年的“总司令”朱德请出来,故作姿态地称朱德是“红司令
”。此外,还加上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共同助威。各种资料对此都描述得很多,也很
详细,不再赘述。

  奇怪的是,毛泽东当众又说了些貌似无的放矢的话:“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
注意呀!”——文革发动前夕他曾屡屡这样说过,那时暗指刘少奇,现在说又是针对谁呢
?毛还话里有话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
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上述4点——邓小平复出并重握大权,王洪文成为准接班人,政治局批周会议和八大
军区司令员对调,是“批林批孔”运动前的中国政治生态,也是毛暗中所进行的“倒周”
部署。接下来,“批林批孔”就要开场了。

(四)“批林批孔”爆发

  1974年1月24日大年初二,江青突然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由
迟群、谢静宜宣讲早在1月18日已经备好、24日周恩来尚不知情的中共中央74年1
号文件,并对周、叶(剑英)进行不指名的攻击。次日又召开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
林批孔”动员大会,如法炮制前一天的进程。

  我当年就在北京当兵,虽然不知内幕,但深感来者不善。尤其是周恩来在会议上所做
的检讨: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不知道”,中央和国务院系统“抓晚了”,“落后了”,
更让人不解——难道要开展这么大的一个运动,身为中共二把手的总理都不知道?这太不
正常了吧?

  与江青召开“动员会”同时,报刊上开始了铺天盖地般的“批林批孔”宣传,充满着
火药味。堂堂《人民日报》居然出现“屁话”这类极为粗鲁的语言。《解放军报》被剥夺
自己的内容,“照排”《人民日报》长达178天之久。

  江青俨然以批林批孔运动的负责人自居,对政治局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她到处以个
人名义写信,送材料,指派亲信党羽四处点火发难。各地文革中的造反派——主要是未能
从文革造反中获益,或最初曾经获益、后又被拿下去的人物——闻风而动,重新拉起山头
,纷纷起来揪斗当地“翻案复辟”的代表人物。这些造反派虽然人数不多,能量不小,闹
得生产下降,人心惶惶,大有第二次文革爆发之势。

  “郑州思想沙龙”创办人邵晟东老师曾经谈过他个人的一段经历。“批林批孔”开始
时,也曾有人动员他:这次运动矛头是对着周的,如周下台,得跟着下一大批,会空出许
多位置,是个好机会,怂恿他积极参与。已经看透了这次运动的邵断然拒绝了那人的说项


  这个期间,江青等人又挑起了一系列“事件”,件件都是射向周恩来的暗箭。

  如“黑画展览”,鉴于文革极左——即使是对外交往的窗口也都是“红色海洋”,全
是毛像啊语录牌啊,不适于尼克松访华后逐步活跃的对外交往。周恩来要求创作一批供国
内各大宾馆装饰的中国画,还可以将部分用于出口。结果被江青批为“美术界的复辟逆流
”的典型,还举办了“黑画展览”。

  “蜗牛事件”则是四机部派人去美国考察、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时,接受了美方赠
送的一个小礼品——玻璃蜗牛。江青等人认定是美方讥讽中国电子工业“爬行”,接受了
礼品就意味着“丧权辱国”。后经调查,就是人家的一个风俗习惯。但江青这么一骂,不
得不照顾她的面子,取消了与美方签订的合同。让中国人晚了好些年才看上彩电。

  电视片《中国》是意大利著名左派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因为介绍中国比较客观,
有一些“落后面”。江青在政治局观看影片时边看边骂:这是与帝国主义开办的合股公司
,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外交路线上出了大问题,出了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坏人自然都
进来了。

  周恩来接受杨振宁、李政道等人建议,指示物理学家周培源写了一篇关于基础研究的
文章,被张春桥等人诬为复辟,直称要揪其后台,不管是谁,不管多高的职务,虽然他们
明知是周。

  此外还有批判“无标题音乐”、晋剧《三上桃峰》以及湘剧《园丁之歌》。说起《园
丁之歌》也有点故事:

  江青对其持否定态度,理由是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师、知识分
子呢?剧中还有一句唱词:“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江认为这是对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的污蔑中伤,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逼着湖南省委批判这个戏。

  这帮湖南人也挺坏的。等毛泽东来湖南休息时,他们让毛看。毛一看,不错啊,还鼓
了掌。借着毛的权威压江青。到了1976年2月,江青“擅自招开12省市打招呼会议
”,还不忘大骂湖南省的有关人员。

  这段时间内,还爆出了河南的“马振扶事件”,北京“小学生日记”以及张铁生“白
卷事件”等等。

  除了有意寻衅,制造出这一系列事件外,江青还指挥她的一班人马利用手中所掌握的
舆论宣传工具,连篇累牍地刊载所谓“评法批儒”的文章。以“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
谐音)与上海的“罗思鼎”最为有名。他们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大搞影射,批“周公”
,批“大儒”,批“宰相”,蓄意将矛头指向周氏。

  因为不便在党报上做得太露骨,上海专门创办《学习与批判》杂志,由张春桥、姚文
元一手操控,在文字上更加赤裸裸。例如“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最
后各方面都不得罪”甚至有“端着胳膊”这样直白影射周恩来的文字,生怕老百姓不知其
所指为何人。江青在天津小靳庄为一周姓妇女改名字“周克周”,同时露骨的说:“要用
你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老百姓都看明白了,“批林批孔”就是“批周公”。

(五)“临门一脚”,突然生变

  1974年7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先后赴武昌、长沙等地,用《晚年周恩来》的作
者高文谦的话说,他要“离开京城这块喧嚣之地”“—个人静下心来认真考虑一下”“倒
周”的成败得失,衡量一下风险与收益。这也是毛在政治上作出重大决定前的习惯。

  至此,毛已经做好了“倒周”的一切准备:组织人事方面有王洪文、邓小平取代;批
周会议后周恩来的问题已经半公开化;八大军区司令对调造成军队混乱,不可能“干政”
;舆论上更是铺天盖地的宣传,此时只需把“孔老二”、“投降派”等任一标签与周恩来
划等号,周就要步刘少奇的后尘了。

  然而,彷佛是天降奇迹,毛泽东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1974年10月
20日,毛泽东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
文一起管。毛不仅骤然中断了已经箭在弦上的“倒周”之举,还把“四届人大”的主导权
直接交给了周恩来。这有点像一场足球赛,好不容易把球带到对方球门附近,马上就要射
门了,却突然中止了!不管是国内关心时政的百姓还是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真是一
头雾水。

(六)毛泽东突然察觉到了危险

  在45年后的今天,在获得了大量资料之后,我个人推测,是毛泽东突然察觉到了危
险:一个潜在的危机可能正在北京酝酿。尽管毛并没有证据,但他敏感地觉察到了风险。
他只能果断采取措施,将“批林批孔”运动刹车,安抚潜在的对手,化解尚在萌芽之中的
危机。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毛的这次转变呢?个人认为有两点:

  1,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招待会。当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
国庆招待会上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不断地呼喊:“周总理!周总理!”全场
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前排的争相上前握手,后排的也都破例站在椅子上,招手、
打招呼……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简短的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

  我个人当年看过周主持国庆招待会的新闻纪录片:周连续做了五、六次手势,都压不
下去那热烈掌声,我当时就感到非常震撼!

  国庆招待会强烈的拥周场面,让毛泽东心中很不是滋味。他太明白招待会所透露出来
的“拥周”信息了。此时如果还罔顾党心民意,执意“倒周”,极有可能激起强烈的反弹
——后来发生“4·5运动”证明了他的预见——他已进入垂暮之年,再也没有胆略去冒
如此大的风险了。他不能不暂且把“倒周”搁置起来。

  四天以后----74年10月4日,毛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
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至于谁任总理,或者说周恩来怎么安排,毛都没有表态


  此时的毛泽东,或许仅仅意识到“倒周”之事还需从长计议。非但没有决定再次由周
担任总理,而是恰恰相反。他心目中认为最急迫的还是:抓紧提升邓小平的权柄,加快“
以邓代周”的步伐。

  2,王洪文秘密的长沙告状

  如果说,国庆招待会上所出现的强烈拥周场面,令毛非常震撼,不得不中止“倒周”
计划;那么,王洪文的秘密长沙告状之举,倒是让毛突然间警醒——一个潜在的危机或许
正在形成!

  按照官方说法: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在与江青等人密谋一夜后,背着中
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秘密飞到长沙毛泽东处告状。王洪文称当时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
味道”,周恩来“住在医院里,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
剑英、李先念等人”。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要他回去后要多找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谈
……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对这段“官方说法”,长期以来似乎无人深究。然而,事情果真这么简单吗?

  个人认为,在这貌似平和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那就是,正是王洪文
的长沙告状,让毛泽东突然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王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庐山会议,就是林彪企图将自己的意志,借
会议被煽动起来的气势,强加给毛的一场“未遂政变”。好在毛当时就在庐山,可以及时
采取对策。然而这一次,他身在外地,鞭长莫及,一旦北京事发,那后果难以想象!

(七)危机真的存在吗?

  或许有人会问:你说的那么玄乎,真有那么严重吗?

  这是个好问题。在一个口口声声要“依法治国”,却连自己制定的“档案法”都不遵
守,应该开放的档案依旧做为“国家机密”,想获得相关证据是很困难的。但也不是没有
任何蛛丝马迹可寻。下面几条可作参考:

  1,王洪文“长沙告状”之后,“批林批孔”即戛然而止,与其来势汹汹的开端形成
鲜明的对照。“批林批孔”的实质就是要改变“913事件”后的权力格局,但事实是,
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能说得上改变的话,邓小平权力更大、“四人帮”的权力更小了
。这显然与运动发起者的初衷完全不同。

  2,毛泽东刻意加强了对“嫌疑对象”叶剑英等人的笼络。

  例如,毛泽东让王海蓉、唐闻生将他“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的意见带回北京时,特
意说:“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

  11月6日,李先念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工作时说到,“小平的问题解决了,
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却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

  这和一年前政治局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态度已经明显不同。

  3,鲜为人知的是,在王洪文、周恩来去了长沙之后,毛还秘密召见江青去长沙。但
官方至今对此缄口不言,媒体也鲜见有披露。

  毛为什么在召见周、王之后,又特意召江青到长沙?毛和江都谈了些什么?我们至今
一无所知。但从江青此后采取了比较合作的态度,不再处处寻衅,我个人推测,毛很可能
会告诉她前一段的风险,以及眼下暂退一步、将来再找机会反击的战略。

  4,陈永贵回忆,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
,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
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
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

  凡此种种,如果不是因为毛意识到了某种潜在的危险而暂退一步,又能用什么理由解
释呢?1975年底,毛又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一定意义上说,不就是
要把当年“四届人大”上被迫交出的权力再夺回来吗?

  去年11月,我赴京采访了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先生,谈及这段历史,他说了一句话
:邓小平复出,(公安部长)李震之死,政治局“批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批林
批孔”,五件事其实是一件事。什么事?你自己去琢磨。他的意思实际上和我的思路不谋
而合,这一件事就是“倒周”,也可以说是要改变“913”之后的权力格局。

  这五件事中,我唯一没有提的是李震之死。身为公安部长,掌管着“刀把子”的人,
竟然死在戒备森严的公安部大院内!说“他杀”,用了顶尖的技侦手段、顶尖的技侦人才
,都无法获得任何证据予以支持;说“自杀”,又找不到自杀动机。用周恩来的话说:李
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他没有任何自杀的
动机。

  李震之死,有太多谜团难以解释,当年在北京城也是轰动一时。我个人看法,自杀是
肯定的,动机则是至今还没能为我们所知因素——假如真像纪先生所言,五件事是一件事
的话,李震之死一定与高层的权力斗争有关。那就太敏感、太黑暗,不便在这儿讲了。

  至此,毛泽东在文革中两次急转弯已经讲完了。热切希望网友们质疑并提出宝贵意见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在两个转弯中,第一个主要参考资料:王绍光的《超凡领袖的挫败
》和徐海亮《720事件在文革中的位置》;第二个主要参考资料:高文谦的《晚年周恩
来》。

□ 来源:《文史讲堂》微信群

http://www.cnd.org/CR/ZK19/cr1008.g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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