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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印章:我所知的海南“文革”一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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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的海南“文革”一二事
编辑日期:2014-10-16 10:09:10   
                                     ◎单印章/口述  陈立超/整理
                                      采访人:许达民、赖永生、覃偲、陈立超
                                      采访时间:2014年3月21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军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对此,我们是坚决执行的。不久,中央又下命令,指出:不是不介入的问题,而是支持革命派的问题。这个指示把“派”别的问题提出来了,也就是说存在革命派,也存在不革命派。按照上级的指示,海南军区被动的开始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当海南军区介入时,地方上的形势已经大混乱,到处造反,到处夺权,群众组织派性林立。群众组织造反派基本上都有北京的直接指示,联系点多得很,往往北京来个电话,海南造反派就行动起来了,夺权行为导致地方秩序一片混乱。当时,我是海南军区副政委,军区决定我负责介入地方“文革”,主持一线的日常工作。我们开会讨论研究形势,觉得地方一片混乱,工作难度比较大,我们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这种场面。但是,我们总要维持地方秩序的稳定,我们生活在海南,总要维护海南人民的利益。于是,我们联合了几个支持我们的群众组织,发布了一个通告,简称《二·一五紧急通告》。通告对造反派基本上没起什么作用,但对我们军区和对广大群众还是起了作用的。我们还派出宣传队,大约有上百人,在车站、码头、水厂、电厂、市场,宣传《二·一五紧急通告》的相关内容,让广大群众认识到,海南军区是管他们的,是反对社会秩序动乱的。对于我们来说,也让我们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说到“文革”中对区党委、区公署的领导人的保护问题。我想说的是魏南金当时不是海南区党委的主要领导,受“文革”的冲击相对不大。重点说说杨泽江的情况,我和杨泽江个人关系不错,他长期兼任海南军区政委,我们有工作上的往来。“文革”初期,我们都不想社会动乱,都对“打倒一切”的做法表示怀疑。因此,一开始我就调动一个班的战士保护杨泽江,我每天陪着他吃饭,这样大约持续了有一个星期左右。但是,后来斗争的矛头渐渐指向了杨泽江,他也挨斗了,而且斗的很厉害,他就对我说:“我有一个文件箱,里面保存了一些过去的材料、日记、笔记,希望你帮我保管。”我觉得一个文件箱放在军区保管完全没有问题,就答应了下来,造反派发现以后,就天天抓我批斗,要我交出来。后来我想:既然他是打倒对象,中央都不保,我怎么保得住?于是我就把箱子交还给他了。后来箱子很快就被造反派查抄走了,里面也确实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军区当时没有保护好他,也没有能力保护他,这个是事实。
    海口市的武斗,情况比较复杂。当时,海口群众组织众多,各有各的据点,各有各的计划,军区很难了解和掌握这些情况。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这么几点。一是,海南军区在武斗的问题上发生过一次流血事件,造反派绑架军区司令员孙干卿,十几名造反派人员冲进办公室要强行带走孙干卿,我们的战士就出面制止,这时不知道怎么回事爆炸了一颗手榴弹,炸伤了军区一名副司令员和几名战士,手榴弹是怎么来的,最后也查不清楚。二是,当时军区内部也有造反派,但是不公开,一般都是一些低级别的干部。军区造反派在地方造反派的唆使下,也在军区内部批斗我,要求我支持武斗,但是他们没有过多的过激行为。三是,地方造反派为了武斗方便,半夜会派人潜入部队的营房,窃取部队战士的武器,搞的乌烟瘴气。
    海南的群众组织从大方面来说,分为三派。其中逍遥派最好,逍遥派既不愿意造反,也不愿意太保守,一直持观望的态度,这派的名字叫做“工农兵”。“海联司”是保守派,“东方红”是造反派。对于三派群众组织,军区一开始很想一碗水端平。但是,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逼着我上台表态支持哪一边,我在台上说:“三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主要还是为了搞平衡。军区当时确实是想一碗水端平,但是实际上端不平。“海联司”由于拥护军队的主张和做法,军区还能反对它?反过来说,那些反对军队主张和做法的群众组织,军区也不能主动支持它。后来,全国形势发生变化,中央认为一些军区支“左”支错了,要求我们调头回来支持造反派,形势逼着海南军区做出必要的选择,我们也被迫按照中央的要求执行。这样一来,“海联司”也反起我们来了,局面很尴尬。为了保证对三派一碗水端平,我们对三派都派出了联络员进行联系,了解情况,加强沟通。但是意见反馈回来,我发现问题了,各说各派好,都说自己是左派,都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现在回想起来,也不能怪军区支“左”支错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大错误,海南军区怎么可能支“左”支得正确呢?当时军区支“左”,是大势所趋。现在看起来,无论支持哪一派都是不对的,部队只能支持“稳定派”。
    现在要我来看“文革”那段历史,我觉得谁也不能说自己都正确,只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才是最正确。毛泽东同志在“文革”后期时说“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我看,这两个错误已经足够了,还要多少呢?这样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不能再重演了。
  
(单印章,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苏鲁豫支队宣传队副队长,1940年任新四军第三师团教育股股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东北民主联军营教导员、师组织科科长,第四野战军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四平保卫战和辽沈、广东、海南岛等战役。1950年后,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海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2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后历任海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75年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第十二届中纪委委员。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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