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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四人帮”兴亡》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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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天地干戈老,


  四海苍生痛哭深。”


  以明朝顾炎武的《海上》一诗,来形容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


  这创巨痛深的十年,是非常妥切的。


  “文革”十年,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哀鸿遍野,冤狱遍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正因为这样,“文化大革命”被人们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


  “文化大革命”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工作中一片荆棘丛生、暗雷四伏的处女地,一片忌讳甚多、禁规甚多的是非之地,一片浓雾迷茫、“透明度”甚差的“百慕大”,却又是泪流成河、尸骨如山的“重灾区”。它是中国的“特产”——因为这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发生,在中国进行的。


  1980年,我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为题材,写了十二万字的中篇小说《黑影》,于1981年春连载于《羊城晚报》。这篇小说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


  “真理终究会战胜强权,光明终究会战胜黑暗。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那黑暗的岁月终于过去,但是那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当小说正在《羊城晚报》上连载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开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每天晚上,我都坐在荧光屏前,聚精会神地收看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一边看,我一边作笔记。我发觉,审判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比任何虚构的小说更具有震慑力!于是,我萌发了写作反映“文革”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念头……


  我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悲剧、闹剧、惨剧、丑剧,早已降下大幕。沸沸扬扬、大灾大难的十年,已经凝固成为历史。然而,这段特殊的历史,迄今仍为海内外所瞩目。“文化大革命”大幕背后的一切,依然是千千万万读者关注的热点。


  我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的: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尖锐的鞭笞,给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


  巴金说:“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母亲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巴金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再来。”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四百八十五吨档案,花费五年半时间,写成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


  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


  “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绝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


  我作为上海作家,也从上海的历史及其相应的文学作品加以考虑:


  关于上海的开埠和“洋人”们进入上海,已经有了长篇小说《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有柯灵写的电影《不夜城》;


  关于上海的解放,有电影《战上海》;


  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有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


  我以为,内中有两个上海的重大历史题材,尚无相应的文学作品:


  一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却没有一部相应的长篇文学作品;


  二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1976年10月,“上海帮”(“四人帮”)的出现、发展以及覆灭,这一重大当代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


  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历程,我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红色的起点》。


  当我着手采写“四人帮”的兴亡史,不少人笑话我自不量力。因为这么一个浩大的写作工程,凭我单枪匹马,怎么能够完成。


  我这个人,一旦认定了目标,就要坚决干下去。


  关于“四人帮”的这部长篇,曾经数易其名:


  最初是从上海题材的角度,取名《上海风云》,分上、中、下三卷。


  后来觉得“风云”太平淡,没有火药味,于是改名《上海的拼搏》,仍分上、中、下三卷。


  然而,着手之后,很快就发觉题材太大,篇幅甚巨,一下子难以下笔。于是,我又改变了写作计划,即把这一“母题”分切为四个子题,分为四部长篇,即《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总书名也就相应改为《“四人帮”全传》。


  1986年10月,为了庆贺粉碎“四人帮”十周年,一家出版社得知我的写作计划,要我把已经完成的初稿,以《浩劫》为书名,作为“重中之重”,决定以一个月的速度出版(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出版速度)。


  在书稿付厂排印之后,我忽然接到出版社的电报,要我马上从上海乘飞机赶去,有要事商议。我匆匆赶去,方知《浩劫》因故停止排印。我拎着一大包手稿,怀着沉重的心情,飞回上海。


  后来我才知道,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所以对“文革”题材书籍严加控制。尽管在当时无法出书,我仍毫不灰心。我以为,这是一部重大题材的书,需要精心创作、精心修改。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埋头于修改、补充。


  终于,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从1988年初起,在半年的时间里,陆续出版了《“四人帮”全传》初稿。


  这四本书初版本的第一次印数,颇为耐人寻味:


  江青,二十万册;


  张春桥,十五万册;


  王洪文,十三万册;


  姚文元,五万册。


  这印数,其实从某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帮”四个人的不同的历史影响力,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他们不同的“兴趣度”。


  这四本书初版本的出版,引起各方注意。许多报纸加以转载或者发表报道、评论。198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倪平的报道《历史使命笔底波澜——访作家叶永烈》,披露了《“四人帮”全传》四本书的出版以及写作、采访的艰辛。


  我以为初稿还很粗糙,又继续进行修改、补充。在1993年,出版了《“四人帮”全传》修订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了《江青传》,认为此书“对重要史事的叙述,态度比较慎重,并纠正了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全书“史实基本上是准确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于《张春桥传》的审读意见则指出:“这本书对于揭露张春桥的丑恶面目有深度、有力度,对‘文革’的祸害有比较具体而生动的描绘,有助于加深读者否定‘文革’的认识。书稿文笔生动流畅,且多秘闻轶事,可读性强。”


  《“四人帮”全传》出版之后,成为遭受盗版的重灾户。光是我所收集到的《江青传》盗版本,竟然达十种之多!


  《“四人帮”全传》是四本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系列书。在写作《“四人帮”全传》的时候,我感到存在这样的难题:


  “四人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拿批判《海瑞罢官》来说,在《江青传》中要写到,在《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也要写到。如果都写,彼此有重复感。如果只在《江青传》中写到,《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不写,则又不行,因为批判《海瑞罢官》毕竟是张春桥、姚文元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在写作的时候,有一详略总体考虑:


  某一事件以某人为主,则在此人传记中详写,而他人传记中则略写。仍以批判《海瑞罢官》来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姚文元写的,在《姚文元传》详写,而在《江青传》、《张春桥传》中略写。采取这样详略有别的方法,大体上解决了王张江姚这四本长篇传记的互相重复问题。


  不过,王张江姚毕竟是一个“帮”,是一个整体。在完成《“四人帮”全传》之后,我又着手把四本书合并成一本书,把“子题”合并为“母题”,回归最初的创作设想,书名改为《“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中,把“四人帮”作为一个“帮”来写,不仅把“四人帮”的兴亡清楚地勾勒出来,而且完全解决了彼此的重复问题。


  经过前后二十年的努力,经过多次修改和不断补充,我终于完成了一百五十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出版之际,回顾漫长而又艰难的创作历程,感慨万千……


  历史的迷雾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渐渐看清。大量地收集各种“文革”资料也需要时间。


  我希望本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正因为这样,我在写作中十分尊重史实,以大量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前提。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史实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吨从纳粹手中缴来的机密档案。可是,我却与《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的处境大大不同。我是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参考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有关部门甚至明文规定,只有人事干部为了外调需要,开具党组织的外调专用介绍信,方可允许查看有关外调对象的那一小部分“文化大革命”档案。至于为了创作而去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只能吃“闭门羹”。我不得不把许多时间花费在办理各种手续上,花在向各级档案部门的负责人的“游说”上。差不多每去一处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都要花费很多口舌。


  为此,我向上海作家协会党组递交了创作报告,并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获得支持,使我得以进入种种“禁区”。


  我吃惊地发现,“文化大革命”档案处于相当混乱之中。比如,张春桥在“安亭事件”时给王洪文所签的“五项条件”手稿,是研究上海“一月革命”重要档案,竟在一个与此毫不相干的档案室里收藏着。又如,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档案,我在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里找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作为“防扩散”材料烧毁),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档案室里被我偶然翻到。因为姚蓬子曾经担任上海师范学院教师,而上海师范学院又一度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部分。


  上海第一医学院一个“造反兵团”头头的工作笔记本,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此人的笔头甚勤,看见街上贴了什么大字标语,都要记下来;出席“市革会”会议,谁发言他都记下来,所以他的十几本工作笔记本,成了研究上海“文化大革命”可供参考的资料之一。


  在“安亭事件”的档案中,我偶然找到一张纸:那是王洪文带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队员在安亭闹事,中共上海市委为了缩小事态,在当时派出许多卡车要接他们回上海,同时还带去许多面包。那张纸是分发面包的签收单,写着某某厂某某人领多少面包。签收者绝大部分是当时各厂造反派负责人。依照这张名单,便可查找那些当年的安亭事件闹事者。


  张春桥之妹张佩瑛在1954年所写的一份自传,其中有不少内容可供写作张春桥传参考。那时,张春桥尚未“青云直上”,内容大都真实可靠。


  同样,我在王秀珍所在的工厂里,查阅她的人事档案,见到内中有一份王秀珍1964年所写的自传,对于她如何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劳动模范,写得颇为真实,亦甚有参考价值。


  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王洪文青云直上的时候,曾叫人捉刀,写了一本三四万字的“大事记”,详述王洪文造反之初的历史。这份“大事记”在王洪文被捕后,他的小兄弟曾打算塞进一段铁管里,两头焊死,埋于黄浦江江堤之中。我得知有这么一份重要档案,追踪寻找,终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查到。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我要斜穿整个上海市区,换乘好几辆公共汽车。往往清早六时离家,八时多才能到达国棉十七厂。在这家工厂的人事科,一边阅读,一边抄录,花费了几天时间。这份“大事记”成为我写作《王洪文传》很重要的参考材料。尽管这份“大事记”吹嘘王洪文的“光荣史”,但所载事件的日期基本准确,而且内中提到的事件发生的地点、人名,都成了我作进一步采访弄清真相的线索。


  同样,我查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也为我写《姚文元传》提供了很多方便。


  有一回,我在某档案室查到一箱重要档案,花了一个星期,天天前去摘抄,虽然抄得非常吃力,但收获颇大,使我非常高兴。


  图书馆是我创作的另一“方面军”。


  张春桥、姚文元、姚蓬子是作家,我必须查阅他们的全部作品。


  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时,也写了不少文章,大报、小报关于她的报道多达二百二十一篇,也必须逐一查阅、复印。


  去图书馆查阅“文化大革命”资料,手续也够麻烦的。幸亏我已经有了与档案部门打交道的经验,何况图书馆终究是文化部门,比之组织部门更能与我接近,终于逐一打开大门,让我查阅、复印。


  当年的各种“文化大革命”小报、传单,虽然有的不甚准确,有的甚至掺假,但只要加以鉴别,仍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例如,那各种不同版本的《林彪选集》、《江青文选》、《中央首长讲话集》,都有一定参考价值。“武汉三司革联司令部秘书组编”的《庐山会议文件集》,内中收入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讲话,很有参考价值。那本在“文化大革命”中用红塑料封皮精装的《两报一刊社论选》,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我节省了查阅社论的时间。


  说来也有趣,当年几乎能一口背诵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我要用时却查不到。为什么呢?自从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从每一本《毛主席语录》中撕去《再版前言》。我翻了一本又一本“红宝书”,都不见《再版前言》。幸亏找到一本“漏网的”,上面居然还保存着《再版前言》!


  当年的《工人造反报》、《井冈山报》、《新北大》、《红卫战报》、《文艺战报》等等,我都逐一查阅。我偶然发觉,当年上海的《支部生活》杂志,刊载一系列“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文件,当即复印。


  我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获得当年上海向中央专案组有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上报资料……


  后来,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问题研究所,查阅了《新编红卫兵资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共二十大本,内中收入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又称“文革小报”)。有《井冈山》、《农奴戟》、《六月天兵》、《北京公社》、《赤卫军》、《民院东方红》、《长缨》、《长江风云》、《常州工人》、《八、八战报》、《安徽八·二七》等等。还有香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卷大画册、《中共“文革”运动中的组织与人事问题》等等。他们也收藏上海“文革”史料整理小组编辑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一至三卷以及北京国防大学内部出版的三大卷《“文化大革命”研究》。


  我对他们收藏的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年报》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套书,一年一厚册。我多次到那里,逐年细细查阅。虽然是台湾出版物,带有明显的国民党的政治倾向,但是其中一些文章和资料,还是颇有参考价值。比如,在1969年出版的《中共年报》中,对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详细介绍。内中关于江青的介绍,大约有五千字,详细记述江青的身世、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影剧活动、进入延安的情况、“文革”中的崛起等。内中写及与江青十分熟悉的姚克(电影《清宫秘史》编剧)对江青的评价:“不结人缘,落落寡言”,“为人器量狭小,心狠手辣;得意时高视阔步,睥睨一切”,“野心甚大,睚眦必报”。《中共年报》中关于张春桥的介绍更为详尽,长达万字。文中说:“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等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我们可以称他为‘文革派’。”台湾在1969年对于正红得发紫的“文革派”人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评述,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就在我大量查阅“文革”档案、资料之际,曾经深受张春桥迫害的葛正慧老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莫大的启示。葛老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多年,首先查明“狄克”是张春桥的就是他,为此他被张春桥投入秘密监狱。葛老先生向我指出:《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有很大缺陷,即作者重“文”不重“献”。“文”,即档案,文字材料,是“死材料”;“献”,指“活口”,即当事人,熟悉情况的人。只有“文”、“献”并重,才能写好纪实长卷。


  确实,那些“死材料”几十年后以至几百、几千年后,后人仍可查到。他们甚至可以比我更方便地查阅这些“死材料”,诚如姚雪垠写《李自成》可以查阅各种明史档案,大可不必持党组织介绍信!可是,后人无法得到“活材料”——当事人的口碑。挖掘“活材料”以至抢救“活材料”,是一项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工作。“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当事人尚在,必须赶紧做好采访工作。


  “死材料”往往是平面的,只记载某年某月什么事,什么人讲什么话。“活材料”却常常是立体的,可以采访到各种细节,使作品变得非常丰满。不过,人的记忆力毕竟有时不甚准确,“活材料”又必须用“死材料”加以核实、校正。


  于是,我着手拟订了一份长长的名单,逐一采访。我以为,进行“文化大革命”史的采访,既要广泛访问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屈者,同时也应访问那些“文化大革命大员”。1986年10月9日《社会科学报》发表报道《叶永烈谈要研究“文化大革命”》一文,我对该报记者说过:“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十年,可是‘文化大革命’材料分散各处,很多饱经风霜的老同志要请他们留下口碑,那些‘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也应让他们留下史料,这些都有待人们赶着去做。”


  在采访时,我一般尽量争取被采访者的同意,进行录音。这些录音磁带,我作为史料永久保存,并拟在若干年后捐赠给历史学家或者我在1986年曾建议成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所(当时许多报刊刊登了我的关于成立“文化大革命”研究所的建议)。因为录音远比笔记准确、详细,而且所作速记往往只有我自己看得懂,后人难以看懂。


  这些年来,我走南闯北,走访了众多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记下中国历史上那苦难的一页。


  北京大学原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是“文革”的“重灾户”。“文革”第一炮,打的就是他。他很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苦难经历。


  在北京陆定一家中,我与严慰冰胞妹严昭多次长谈。“严慰冰案件”(简称“严案”)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严昭痛诉林彪、叶群对严慰冰的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她还由“文化大革命”回溯到延安时代,谈到那时的严慰冰与叶群的冲突,谈到那时陆定一与严慰冰的恋爱、结婚,谈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戎马生涯等等。


  贺绿汀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死对头”。在“文化大革命”中,贺绿汀坚强不屈,人称“硬骨头”。我多次访问贺绿汀,请他详细地叙述他与姚文元关于德彪西的论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张、姚的斗争。


  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之死,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为了探明陶勇之死,我一次次访问东海舰队司令部,走访他的几位老秘书、他的家属以及有关当事人,甚至访问了当年解剖陶勇尸体的医生。


  秦桂贞是江青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时借住的那家的女佣,深知江青底细,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骗往北京,投入秦城监狱。寻访秦桂贞颇费周折,因为她早已退休,很难寻找。经过友人帮助,这才在一鲜为人知的地方找到了她。然而,她却又不愿接受采访,因为有关部门已对她作了一些规定,务必办妥必要的手续,才予接待。于是,我只得再奔走,办妥手续,秦桂贞给予接待。她一打开话匣子,我才发现,她是一位非常热忱的老人。虽然文化粗浅,但记忆力甚好,叙事也有条有理。说到江青恩将仇报,她咬牙切齿,潸然泪下。她的四小时谈话,为我写江青提供了翔实而丰富的“活材料”。此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常去看望她。她甚至带我到江青当年在上海的住处。直到她离开人世,我还参加了她的追悼会。


  在最高法庭审讯江青时,与秦桂贞同去北京、出庭作证的是郑君里夫人黄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叫江青“阿蓝”,江青叫她“阿黄”。买了一块料子,她俩往往同做一色上衣。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知情甚深的郑君里、黄晨进行残酷迫害。黄晨的回忆,清楚地刻画出当年江青的形象。我庆幸及时采访了黄晨。不久之后,她便病逝了。


  毛泽东的儿媳刘松林、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陈云夫人于若木,在“文革”中深受江青迫害。我采访了她们。


  王观澜夫人徐明清,是江青当年在沪时的团支部书记,江青进入延安又是她介绍的,是极为重要的知情人。我在北京对她进行了多次采访。


  在北京,我还采访了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将军,江青前夫黄敬(即俞启威)之胞妹俞瑾;采访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江青秘传》作者,曾经为毛泽东、江青看病),曾经为毛泽东侍读的芦荻教授,她向我讲述了“批《水浒》运动”的来历……


  在四川,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将军,接受了我的采访,第一次详细透露了亲手拘捕江青的全过程。


  在美国,我采访了红卫兵领袖、当年清华附中学生骆小海。他是红卫兵的倡议者之一,也是所谓红卫兵“三论”,即《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起草者。


  在上海,《解放日报》原总编王维,《解放日报》原副总编夏其言;《文汇报》原总编陈虞孙,《文汇报》原办公室主任全一毛;原上海出版局局长、著名杂文作家罗竹凤;原上海图书馆参考书目部主任葛正慧;原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部长常溪萍的夫人陈波浪……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发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劣迹。


  为了弄清姚文元解放前入党的经过,当年他的入党介绍人、支部书记、支委给我诸多帮助。他们和我一起聚会,共同回忆。这样相互启发,你一言,我一语,使回忆变得更为准确、丰富。


  老作家楼适夷则向我长谈了他所知道的姚蓬子。他还介绍我去采访了姚蓬子的胞妹,使我对姚家的身世有了第一手的了解。我前往姚文元故乡——浙江诸暨采访,姚公埠的老邻居以及诸暨县档案馆给予热情接待;关于姚蓬子在南京狱中的情况,我访问了当年国民党中将汤静逸先生。很可惜的是,我曾向丁玲谈了我写姚蓬子,当时她太忙,说过些日子约我细谈,不料她竟与世长辞……


  当年在“反右派”时挨过张、姚之棍的老作家施蛰存,熟知张、姚的底细。十八岁的张春桥刚从山东来到上海滩,便在施蛰存手下干活。张春桥不懂装懂,乱标古书,正是被施蛰存发觉,停了他的工作。当时的《小晨报》,曾详细对十八岁张春桥的劣行作了报道。施蛰存也与姚蓬子相熟。丁玲第一次结识姚蓬子,便是在施蛰存的婚礼上……


  这些年,我奔走于“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家庭,访问了众多的“重灾户”。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激励着我前进——尽管这是一项工程量大、头绪繁多的工作,我仍坚持去做。他们赋予我一种历史的使命感。这样,我的调查,我的研究,我的写作,不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对历史负责,对党和人民负责。我深感遗憾的是,电影《东进序曲》中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的原型、上海市委前统战部部长陈同生之死,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我曾访问过陈同生夫人,只粗粗谈一下,原拟过些日子再访,她却突然病逝,我迟了一步……


  我还采访了当年的“文革”大员们:


  我多次采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回忆了《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起草经过,回忆了他奉命前往《人民日报》社“夺权”的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经过,他与“第一副组长”江青的矛盾,他如何倒向林彪以及在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毛泽东痛斥的经过……


  我多次采访“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他的回忆提供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重要第一手资料。他还把诸多手稿交给了我。


  我还多次采访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和戚本禹。


  我访问了当年《红旗》杂志编辑、“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起草者林杰。


  我实地走访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当年在上海的住处,走访了江青进入延安时所去的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江青生活或者学习过的延安凤凰山、杨家岭、王家坪、枣园以及中共中央党校旧址、鲁迅艺术学院旧址,走访了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江青住处。


  虽然我终于完成了长卷《“四人帮”兴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写作已经画上了句号。我仍将继续采访、补充、修改,以求写出更加丰富、充实的《“四人帮”兴亡》。


  叶永烈


  2002年4月22日初稿


  2004年9月10日二稿


  2005年6月6日三稿


  2008年7月5日改定


  于上海“沉思斋”


  [1]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8页。


  [2]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811页。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199250/241321/175346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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