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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友杰:建国以来成都的政法工作(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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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成都的政法工作(上)
2007-2-27 来源:本站



政法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各级政法委员会是各级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建国以来成都的政法工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和反映。


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49~1966.5)


(一)成都政法体制的形成


成都政法体制的形成是与中央政法体制的建立紧密联系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辖政务院,除下设各部等专门行政部门之外,亦设立联系指导性的委员会,包括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人民监察四个委员会,指导相关各部门工作。政治法律委员会是指导各个政法部门工作的机构,当时的政法部门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司法部、法制委员会、公安部和民政部等部门。同时,各大区、省亦建立了相应的政法体制。1950年2月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下设政法、财政、文教、监察委员会及部、局等机构。下属的川西行政区等省级单位也设立了相应的机构,成都为川西行政公署驻地。成都解放初期政法体制的形成最早可追述到1949年10月,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中央公安部对成都解放后公安机关的设置,做出“一套机构人员、三块牌子”的决定,即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川西区公安厅、成都市公安局合署办公,以利于集中领导、统一行动。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1949年12月31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布命令:成都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该机构为全市军事管制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时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处和司法处相应成立,它是最初的成都市政法机构。同日,公安处副处长赵方等以军事代表的身份对国民党政府四川省会警察局进行接管。同年1月18日,公安处责令原省会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队向人民政府公安大队移交,警察编入公安大队照常服务。20日,旧警察机构停止行使职权。至此,全市治安工作由人民公安机关完全取代。3月28日,成都市公安局正式成立,取代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处,时任川西区公安厅副厅长的赵方兼任局长。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由新建立的司法处接管了原四川成都地方法院,成都市的一切司法事务均由司法处处置。同年9月26日,成都市人民法院正式成立,与军事管制委员会司法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职掌成都市的民事、刑事诉讼案件和司法行政事宜。1950年1月6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成立;4月12日,中共成都市委成立。11月1日,成都市人民政府为巩固人民政权,保障减租、退押、土改等中心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和川西人民行政公署的命令,正式成立了成都市第一个人民法庭,亦称为“镇反人民法庭”。该庭设审判委员会、审判组、秘书室,共45人。1950年12月25日,川西行政区人民检察署和成都市人民检察署正式成立并合署办公。检察长由川西公安厅副厅长、成都市公安局局长赵方兼任。各县也相继建立县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均由公安局长兼任。上述时期成都市的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的工作直接接受市委领导。


1953年,成立了成都市人民政府政法党组,由副市长米建书兼政法党组书记。当时的政法系统不仅包括公安、检察、法院、民政等部门,还包括市政府办公室、行政处、地政局等。所承担的工作任务除政法工作外还包括政权建设方面的一些工作。解放初期至1955年1月,是人民政权建设的初创阶段。这时的成都市人民政府,行使全部政权职能,作为审判机关的市人民法院和法律监督机关的市人民检察署,只是市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1955年1月8日至11日,成都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和中央关于人民政府改名为人民委员会的通知精神,成都市人民政府改称成都市人民委员会。会上,选举了成都市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根据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是独立的审判机关,院长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因此在这次会上选举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成都市人民法院更名为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新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成都市人民检察署更名为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它是在中共成都市委和检察院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长由省人大批准任命。从此,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从市政府的组织序列中分离出来,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1955年1月,经中共成都市委讨论决定:市人民委员会所属五个办公室均成立党组。其中第一办公室即政法办公室,负责掌管民政、公安、司法和监察等方面的业务。政法党组成员包括市政法办公室、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监察局的主要领导。1958年上半年,全国开展“紧缩机构,整顿组织,纯洁队伍,精简人员”的工作,1959年8月和1960年初,市司法局、市监察局被撤销,这时政法党组成员就只包括政法办公室、公安、检察、法院和民政5家单位。当时,政法党组的工作任务是组织领导政法各部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协调政法各部门间的关系;审批案件:属于十种人的逮捕案件、判刑五年以上的案件、转报市委审批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负责组织、领导政法系统的政治运动。50年代后期中共成都市委建立了市委政法小组,政法小组对全市的政法工作实施组织领导。市委政法小组组成人员与市政法党组、市政法办公室的组成人员为一套班子,从而形成了直至“文化大革命”前三块牌子一套人员的格局。


(二)政法机关开展的主要工作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政法机关的工作主要是围绕巩固政权、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开展工作。


一是公安机关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清剿盘踞成都平原和周边地区的匪特。1950年1月下旬,成都郊区零星发生土匪劫杀事件。2月初,集特务、土匪、恶霸、地主为一体的所谓“川西反共救国军”在成都东北郊龙潭寺、石板滩等地发动暴乱,杀害征粮干部和派往起义部队工作的解放军,其中被杀害的有人民解放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同志。2月中旬,邛崃、大邑、名山、彭山、温江、崇庆、郫县、新繁、崇宁、新津、双流、新都等县均被匪特袭扰,县城被围攻。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清剿匪特,公安机关积极派出侦察员深入匪乱地区搜集情报,及时送给剿匪部队。2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军区剿匪部队开始对成都平原匪特盘踞的地区展开重点清剿,至5月底共毙伤、俘、降匪特42万余人,在成都平原猖獗一时的匪特土崩瓦解。散匪及被威胁参加叛乱的分子纷纷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11月,成都市军管会发布布告,宣布“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党等均为反动组织,一律解散,一切人员停止活动,悔过自新”。布告发出后,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的特务达6700人,“游干班”分子705人。


二是人民法庭为巩固新生政权开展审判活动。1950年11月1日,成都市第一个人民法庭成立后,各县也相继成立了人民法庭。当月,成都市第一次公判大会在人民公园召开,数千群众参加了大会。会上公审判决了恶霸夏半枢、冷开泰、袁柏松、高元清死刑,宣判了刘义忠等10名匪特死刑,当天下午押赴刑场执行枪决。12月2日,成都市又依法处决被称为“西霸天”的地方黑恶势力头子、土匪徐子昌。徐子昌,原名徐德顺,郫县人,1896年生。解放前,曾任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督察长、成都市参议员、袍哥组织三五联合会董事长,长期在成都地区横行霸道,奸淫妇女,贩烟聚赌,无恶不作。成都解放后,徐子昌参与策划、组织川西地区国民党军警特务与地方封建势力相勾结从而妄图推翻人民政权的大暴乱。暴乱被击溃,徐子昌被抓获。成都各地也分别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三是开展取缔卖淫嫖娼、吸毒贩毒斗争。1950年上半年至1952年,在市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取缔卖淫嫖娼、吸毒贩毒斗争。解放前夕,成都市有正式妓院120余家,明娼、暗娼1000余人。1950年6月,成都市公安机关根据成都市二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收容改造妓女使之成为新人》的决议,采取统一行动收容明娼、暗娼、游娼338人,由市民政局、卫生局和市妇联分工负责,对其进行教育、治病及安置。查封了所有妓院财产,严厉处置妓院老板。1952年8月,再次开展收容妓女工作。至此,成都市嫖娼卖淫的丑恶社会现象基本绝迹。解放前,西南地区鸦片烟种植之广,群众吸毒人数之多,为全国之冠。根据解放初的不完全统计,成都市有烟毒犯6679个,占全市总人口的1.11%。成都市军管会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铲除种植鸦片烟的指示,1950年12月成立了禁烟肃毒委员会。1952年8月,大张旗鼓地开展禁烟肃毒工作,至1952年11月,全市登记毒犯5008人,其中逮捕重大毒犯分子1509人,判处无期徒刑3人,有期徒刑898人,劳动改造34人,管制27人。


四是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对镇反斗争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重点是打击罪大恶极的匪首、惯匪、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其主要的处理办法是杀、关、管、放四种方式。成都市镇压反革命运动在1951年形成高潮。1951年3月27日,成都实施大逮捕,捕获反革命分子1232名。6月至11月,取缔了反动组织“一贯道”和“圣母军”。“一贯道”是反革命分子所操纵利用的反动组织,在其道首把持下,一向与日寇、汉奸及美、蒋特务勾结,进行各种出卖祖国、危害人民的罪恶活动。解放以后,与潜伏的特务、反革命分子、不法地主、恶霸等势力继续勾结,意图破坏人民政府各种政策法令的实施。为了坚决执行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有关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的法令,6月1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取缔“一贯道”的布告。布告严令:自即日起,立即解散“一贯道”组织,取消其一切活动;其组织的骨干向本市公安分局办理登记,交出道中一切物品,并向人民悔过。“圣母军”又名“圣母御侍团”、“圣母慈爱祈祷会”,是天主教内部的国际性的秘密组织,于1947年底渗入中国,由各地天主教堂堂主或主教主持。成都第一个“圣母军”组织于1949年9月由爱尔兰神甫莫克勤与法籍主教尚惟尚成立。成都解放后,“圣母军”勾结土匪特务进行颠覆破坏活动,成都市军管会从1950年底开始对其清查。1951年6月17日,成都逮捕了“圣母军”的重要负责人西班牙人赫玛磊。赫对其罪行供认不讳,递交了悔过书。10月24日赫被驱逐出境。年内,外籍指导司铎亦均被驱逐出境。11月7日,成都市军管会发布取缔“圣母军”的布告,规定:“自布告之日起,所有‘圣母军’各级组织立即解散,不准再有任何活动;首要分子及其组织须迅速向本市公安局进行登记,一般‘团员’须申明退出,停止活动,不予追究。”从布告公布之日至1952年2月,登记退出的人员有474人;登记自新的职员以上人员64人;逮捕拒不登记自新者12人。


五是开展肃反运动。1955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共成都市委按照四川省的安排部署,在全市开展了肃反运动。除上层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机关、工商联、宗教团体、少数民族地区非党干部暂不进行外,凡党、政、群团机关,高等学校,干部学校及中小学教职工,国营、地方国营、合作社、公私合营的厂矿均无例外地参加肃反运动。运动的重点是在干部范围内进行。成都市的肃反运动分四批进行,参加人数达267262人,至1958年底,运动基本结束。1959年初,根据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又对县属以下工矿企业进行了肃反清理工作,参加人数达118833人,至4月10日全部清理结束。肃反运动中,全市共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1773人,其中特务878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244人,反动会道门头子20人,恶霸13人,土匪106人,汉奸12人,敌伪军政警宪中的反革命分子200人,敌对阶级中的反革命208人,政治骗子5人,叛变分子28人,流氓分子47人。对1773名反坏分子,除自杀和病死的9人外,其余1764人均分别作了处理。计依法逮捕213人,管制劳教144人,管制251人,剥夺政治权利12人,开除劳教105人,开除公职86人,行政处分307人,免于处分646人。肃反运动中,曾有过一些不实事求是的做法,特别是在清查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伤害了一些同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被整错的同志陆续予以纠正和平反。


作者:曹友杰 中共成都市委政法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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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9-12-24
建国以来成都的政法工作(下)
2007-2-27 来源:本站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5~1976.10)

1966年5月起,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整个社会处于大混乱状态,民主与法制荡然无存。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全盘否定政法机关的无产阶级性质,鼓吹从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彻底砸烂公检法”。运动中,政法机关被冲击和砸烂,政法工作受到严重破坏,但广大政法干警仍顶着各种压力投入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斗争,努力履行人民民主专政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

(一)“文革”初期政法机关被冲击,公检法机构被砸烂

1967年初,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下,成都也发生了层层夺权的运动。各级党、政机关被造反组织夺权。政法机关被夺权并受到严重冲击。

1967年1月29日,成都首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冲击市公安局的“一·二九”事件。29日上午11时许,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为主的千余人,冲进市公安局,砸烂电话室门窗,控制电话总机,砸抄办公室和保管室,抢走文件、档案材料以及公章、空白介绍信、逮捕证、拘留证、搜查证、手铐、枪支子弹等,抄砸抢行动持续3小时,至下午2时撤出,还架走干警21人。当天,已在公安局夺权的“成都公安革命造反司令部”将这一严重事件报告公安部,根据当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指示,向成都军区求援。1月30日凌晨6时40分,成都军区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派出部队,在公安干警的配合下,对设在古中市街“少年之家”内的“街道工业分团”住地实施戒严,搜捕了“一·二九”事件为首的抢劫公安局的宋立本、黄全章等7人(均系曾被劳教、拘留的违法犯罪人员),查获被抢走的所有文件档案资料和各种物资,同时救出被劫持的干警。当晚,约2万多人在人民南路广场聚集,“抗议”公安机关捕人,要求承认“一·二九”抢劫公安局是“革命行动”并交出被捕的罪犯。随后,与会者“游行”至文武路围攻市公安局,先后三次冲进局机关内架走7名公安干警作人质。31日凌晨1时,解放军成都部队宣布:军队已进驻市公安局进行警卫,任何组织、个人不准冲击公安机关。6时,部队宣布实施戒严,并出动宣传车宣讲政策、说明真相,要求立即放回架去的7名公安干警(后放回)。6时40分,部队决定解除戒严,当他们撤至成都剧场至成都旅馆一带时,被无数道人墙包围,使部队无法撤出。2月1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在市内散发传单,诬称成都市公安局1月30日收缴“一·二九”事件中被抢劫物品,“是市公安局、成都军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栽赃陷害的罪恶阴谋”。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围堵当时唯一能行使职能的成都军区,同时组织“造反队伍”并出动宣传车围堵、冲击市公安局达17天之久。2月11日,成都“一·二九”事件发生后,成都地区军内“造反派”对地方“造反派”冲击市公安局的行动,表示声援并抗议军区“镇压造反派”。当日,军区逮捕军内“造反派”50余人。当天下午,地方“造反派”组织大规模游行,抗议军区“无理逮捕革命造反派战士”,并在军区北较场营门口静坐示威。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发布紧急通告,宣布不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借口冲击军事机关,外来人员必须迅速离开。但是“造反派”组织不听劝阻,静坐持续了7天7夜。2月17日,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批发了《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后称《二一七信件》)。中央军委在信中肯定了军区派出部队捕捉抢劫成都市公安局几名首犯及对严重违反中央军委命令的少数军内人员采取措施是完全正确的,警告“造反派”组织头头,如果不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而继续煽动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冲击军区机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他们全部负责。2月18日凌晨,成都军区在广播电台广播了《二一七信件》。下午,又派出直升飞机在成都地区,其后又在全川散发了这封信。中央军委的公开信广播不久,围困军区的“造反派”开始撤离。“八二六战斗团”则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全团“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血战到底,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反扑,不达胜利,死不瞑目”。以此为契机开展的“二月镇反”,迅速波及全国。林彪、“四人帮”则别有用心地将这一行动诬称为“二月逆流”,随之掀起“粉碎二月逆流”的运动,把矛头对准与之斗争的老帅们。全国公安干警因此受到更严重的迫害、摧残。整个“文革”期间,成都市公安局半数以上的干警被揪斗,其中相当部分被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坏分子,数十人被殴打致残,多人被迫害致死。

1967年1月,成都市人民检察院被“造反派”夺权。9月,成都市人民检察院被砸抢,部分社会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响应江青、谢富治的号召,冲击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打伤检察干警5人,公章散失,检察院陷于瘫痪,检察工作被迫停止。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于1967年1月被“造反派”夺权,全市两级人民法院受到严重冲击,机构被“砸烂”,有的干部被关押、揪斗、赶走,致使法院的审判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1967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对成都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5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取代了成都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的职能作用。

(二)社会治安混乱、犯罪案件突出

“文化大革命”初期,政法机构被砸烂,社会出现了无政府状态,血雨腥风的武斗事件和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犯罪竟然被粉饰为造反有理的“革命行动”,致使社会治安失控,刑事犯罪突出。

“二月镇反”被否定后,在“镇反”中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被释放,“造反派”组织很快恢复了活动,并与支持“二月镇反”的群众组织“产业军”尖锐对立,不断发生摩擦,于1967年5月初升级为武装械斗。4日,川棉一厂发生成都地区首次大规模武斗,双方各从厂外调来数千人增援,造成2人死亡,260余人受伤,一幢楼房及大批布匹、毛毯被烧毁。5月6日,成都两派群众数万人在132厂进行武斗,造成重大流血事件,共死亡48人,伤629人,因伤致残40余人。1968年2月17日,成都两大群众组织“八二六”派和“红成”派在市中心人民南路各自抢占楼房作为据点,调集武斗人员开展大规模枪战,历时近一月,共打死40人,伤102人,并放火烧毁成都市第一门诊部大楼,造成市内一片恐怖。更为严重的是,1968年1月22日晚,四川省军区独立师师长杜灵、副师长李文,在执行公务乘车经过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时,遭到封锁路口的“造反派”武斗人员的枪击,致使杜灵师长当场死亡,李文副师长受重伤。自称“李向阳部队”的犯罪集团,仅在1969年9个月中,就在市区中心街道、繁华场所及成都附近专县持枪抢劫76次,杀伤群众17人,抢走汽车5辆、自行车17辆,以及大量现金、票证和实物,并多次密谋抢劫机关、银行巨款。1970年,还发生了至今未破案的“10·16”银行抢劫案。10月16日10时40分,罪犯闯入市人民银行东城根街储蓄所,用砖头砸死庞纪珍、肖君华两名女营业员后,劫走1900多元储蓄款和肖君华腕上的上海牌手表。据统计,仅1968年,成都就发生杀人案67起,比“文革”前的1964年增加8倍多;抢劫案239起,增加近80倍;强奸案209起,增加3倍多;扒窃案1847件,比1965年增加近一倍。

(三)人民保卫组(部)建立并发挥作用

1968年5月,成都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设立了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和人民保卫组“四大组”,取代了原市人民委员会各工作部门职能。人民保卫组取代了市委政法小组、市政法党组和市政法办公室的工作,1972年9月以前,还行使了公安、法院和检察院的职能。

1972年9月1日,人民保卫组改称人民保卫部,并恢复成都市公安局、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使“文革”初期社会治安混乱的局面逐步好转。公安机关恢复职能后,连续破获东郊体育场抢劫轮奸集团案、市一医院抢劫行凶案、红旗橡胶厂沙河水泵厂老工人孙传武被害案、黄建禄吴辉松盗窃集团案、张树生杀人碎尸案、周全万杀人案、和平公社陈道全杀人奸尸案、流氓团伙青龙巷摧残女学生案、132厂邓安有破坏军工生产案、曹家巷流氓团伙侮辱妇女案、白丝街粮店王桂英内外勾结盗窃粮食案、刘时俊诈骗集团案、吴文华等盗窃军车劫持轮奸妇女案、杨仲池盗枪案、胡温雄杀害少女周青案等一大批重特大案件。“文革”期间,成都地区武斗严重,军队和公安机关的大量枪支被“造反派”掠抢,流散在社会上。1972年恢复市公安局后,为消除隐患,在成都警备区的配合下,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示,建立专门机构,在全市开展了收缴散存在社会上的武器弹药的工作,到1974年底流散枪支基本收回,并恢复了枪支管理制度。从1972年9月全市两级人民法院相继恢复至1976年底,虽然仍受到“四人帮”的干扰,还是审结各类案件23356件,有效地打击了各种刑事、经济犯罪,对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法机关按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令,大搞“群众专政”,处理案件实行侦察、起诉、审判“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最突出的是屠德雍反“文革”案。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教师、中共党员屠德雍,于1973年3月23日匿名向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黑龙江、广西、河北一些县级革委会投寄《文化大革命十大罪状》的文稿,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我党历史上最大一次‘左’倾路线的产物,给全党和全国人民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和痛苦”。以后,屠又连续投书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团发动“批林批孔”的阴谋。上级命令市公安局将此案作为“重大反革命案件”进行侦破,于1975年11月3日将屠德雍逮捕入狱,1976年5月23日,屠德雍被判处无期徒刑。1978年11月28日,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予以平反。据统计,粉碎“四人帮”后,公安机关对“文革”反革命案件进行清理、复查工作,截至1981年9月底,共复查处理反革命案件3316件,平反纠正2184件,纠正面达65.86%。

(作者:曹友杰  中共成都市委政法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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