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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宁:我所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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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侠客
1.文革爆发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官方定义是从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这段时间,也称作“十年文革”。我这里写的文革,仅仅只写从1966年6月到1968年3月这短短一年半左右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谈文革重点只谈这一年半左右的事情,我认为原因有二:第一,文革开始不久,就把各级领导机构都打倒了,全国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一段时间;第二,这段时间也是我们这些初中学生从满怀热情全身投入到消沉无聊沦为旁观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我对文革的基本认识。这以后,从1968年参军到后来退伍参加工作一直到1976年主席逝世,“四人帮”被粉粹,宣布文革结束的八年多的时间里,就完全是按组织的布置安排来参加运动,基本上没有个人的思考,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到文革后期对这场运动开始产生怀疑甚至抵触反感。所以对我来说,作为初中学生参加的文革经历及思想变化,是最有价值最能说明问题的一段经历,也是我认为最值得书写的一段经历。

1966年6月,初三毕业考试已完毕。就在我们升学自愿已填好,准备中考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全国所有的的升学考试全部暂停,正常的上课也停止了,师生们都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就开展了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猛烈批判,在国内则首先从彭德怀开刀,狠批“右倾机会主义”,作为造舆论的文学艺术界,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批判运动也如火如荼,国内的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就越来越浓。到1965年,毛泽东更直接提出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同年冬,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中央报刊上发表。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文章。像我们这样的中学生看来,国内的阶级敌人已经在蠢蠢欲动,正在和美帝、苏修遥相呼应。帝、修、反想在中国搞颠覆和复辟已不是警惕的问题,而是正在变为现实。报纸上的一篇篇重磅文章,都给大家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6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醒目标题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北京大学7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全文发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广播电台也进行了转播。听到广播,全校立刻沸腾起来。我们班旁边的教室里传出哭声一片,有人咬破手指,书写血书,表示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这种激动的情绪很快在全校蔓延开来。我们班的一些军队的干部子弟也站出来,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声泪俱下,他们也当场咬破手指,书写血书。

北京的学生由于在中央领导机关的身边,行动最快,他们派出先遣队到全国各地去播撒革命火种。北京批斗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消息一下子就在武汉市各学校中传开。我们学校的军队干部子弟也跟着行动起来,他们穿上父辈的黄军装,扎起武装带,十分威风。

到了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件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被他们篡夺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十六条》还提出要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要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坚决地、勇敢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进攻。

从上面发表的文件来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运动开始时,全国各地学校的斗争矛头对准的都是校长和老师。一位教外语的女老师被他们用胶布封住嘴,胸前挂着牌子,上写“美国特务”,并用红笔划上叉。他们挥舞着皮带,强迫她和另一些被揪出来的所谓“牛鬼蛇神”们围着操场跑步。谁的步子一慢,皮带就抽到他(她)的身上,还不许他们停下来。教政治的女老师李淑兰(改革开放后曾担任二中的党总支书记)被他们将头发剃成阴阳头,用字纸篓糊成高帽戴在头上,胸前挂一个大的牌子。学校的校长也成了他们折磨的对象。还有一位教历史的老师受到惊吓,突然一天晚上跑到学校后面的铁轨上卧轨自杀了。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由北师大附中学生宋彬彬给他带上“红卫兵”袖章后,一夜之间,学校的革干子弟们也都带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的队伍又逐渐扩大到那些出身工人、贫下中农、城市贫民家庭出身的同学中。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非劳动人民庭出身以及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同学,是被排除在“红卫兵”组织的大门之外的一群,随时准备接受他们的训斥。

在“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的“造反歌”歌声中,学校的批斗校领导和老师的情况越演越烈。

不久,上面宣布学校正式停课闹革命,学校开始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四大”活动,校园内顿时热闹起来。

首先是老师们行动起来,大字报一夜之间铺天盖地,走道里、教学楼外的墙上,到处都挂满了老师揭发学校领导和老师之间互相揭发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甚至从三楼一直拉到一楼,十分壮观。

我记得我们的班主任苏利生老师被他的女朋友、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肖小兰贴出揭发他的大字报,题目就叫《评苏利生》,马上,苏老师也贴出《谈肖小兰》的大字报进行回击。老师们的互相揭发让我们大开眼界,知道了老师们的一些平时不为人知的隐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位老师揭发另一位好像是负责生物实验室的老师,说他有一次穿着棉大衣在菜场偷猪蹄,把棉衣都弄油了。

不久,学生们也开始对老师进行大字报攻击。并在学校不同教研室的房门两边贴出对联。贴在语文教研组门两边的对联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意在语文老师中有历史问题的人多;贴在理化教研室门两边的是“酸反应、碱反应、运动无反应,初速度、加速度、革命没速度。”就完全是玩套用物理、化学名词的游戏。

接着开始了“破四旧”运动。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对那些带有“封、资、修”色彩的招牌、路牌进行砸毁,换上充满革命意义的新牌子。地主、资本家的家庭被抄家,被认为属于“封、资、修”的东西统统被没收,有的就当街堆起来放火烧掉。我们跟着学校的高年级同学一起,到黄浦路附近的古德寺去“破四旧”。他们用很粗的绳子套住寺里的泥塑菩萨,用力拉倒。当菩萨倒地摔成碎块、尘土扬起时,同学中发出一片欢呼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阵线就十分鲜明。

“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特别是革干子弟一个个神气得不得了,成为的学校文革运动的领导者。他们根红苗壮、苦大仇深,父辈们为共和国的建立流过血、负过伤,是当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那些地方干部家庭的子女,有的人的父母在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冲击,他们在学校也成了革命的对象。我们同届不同班的一位女生的父亲当时是武汉市文化局的局长,革干子弟中的一人把她从同学中点名站起来,指着她的鼻子说,你父亲是三点五到四点零的干部,你要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他们还算客气,给她留了一条出路。平时温文尔雅、娇滴滴的军队干部家庭的女孩子,这时也开口一个“老娘”、闭口一个“老娘”地耍起泼来。
而像我这样出身非劳动人民庭,以及那些出身地主资本家家庭的同学,不管你过去在学习上或在政治上表现如何优秀,在运动一开始就全部归零了,现在则成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或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类低人一等的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想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都自觉地少说为佳,谨慎做人。

文革前的一次学校汇演时,我们班出了一个节目叫《不忘阶级苦》,就是根据那首有名的“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的歌曲编排的。班上分派我在其中扮演一位贫农老大爷,由另一个家庭出身地主的女同学扮演老大爷的女儿(我这个人天生缺乏文艺细胞,这也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在舞台上表演节目)。现在也被他们指责为“两个有家庭问题的人有什么资格来来扮演我们贫下中农?!”简直是义愤填膺。

我们班上的这批革干子弟还算是温和的,除个别人外绝大部分革干子弟没有对老师和同学动过手,最多也仅仅是有人在语言上稍有过火。造反派当权后,别的班上有殴打革干子弟的事情发生,我们班从来没有人这样做,也没有人参加武斗之类的事情。但同学之间原来那种和睦相处的关系顿时变得紧张陌生起来。

2.大串联

1966年9月,也许是毛主席发现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对准党内走资派,为了在全国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互相学习闹革命的经验,毛主席向全国的学生发出了大串联的号召。

开始,大串联还是有组织地进行,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发给每个班级一定数量专门印制的乘车、乘船票,每张票上都标明了时间和要到达的地点。像我这样出身不太好的人是不敢奢望能有出去串联的机会的。班上现在文革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是朱家平,文革前,他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我是班主席,一直是搭档,关系不错。当他将去重庆的船票给了我时,我真是大感意外,我算是有资格比较早参加革命大串联的同学,觉得十分荣幸。

我带上被子、洗漱用具等简单的行李和几块钱,乘船前往重庆串联。全国各地均设有接待串联同学的接待站,各地的政府机关、大专院校都腾出地方给我们吃、住,只要登个记,吃住免费。

到了重庆,接待站安排我到一所学校住下,教室的课桌拼在一起成了我们的临时床铺,每间教室都住得满满登登的。我一安顿好,就跑到大学去抄大字报,到重庆市中心最热闹的解放碑去收集传单,小报,解放碑的大街两旁,揭发批判当时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这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主要领导开始成为运动的对象。我还跑到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去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热情十分高涨。

重庆串联完毕,回到武汉不久,我和周诗僚、谭力嗣同学又得到去成都串联的火车票。这趟火车坐得十分辛苦,火车要过郑州,再过西安,还要翻秦岭,穿山洞,路程漫长而艰辛。沿途还有不少串联的学生要上车,每到一站,站台上黑压压的都是人。大家都背着行李,拼命往车上挤,有的人干脆从车窗往里翻,车厢里人挤得都不能动弹了,连坐椅下、行李架上、厕所里都是人。我们整整在火车的狭窄行李架上挤了两天两夜。到达成都时,脚肿得连鞋子脱掉后就穿不进去了。

这次我们住在成都体育学院。串联的学生太多,教室都住满了,我们被安排到学校的大礼堂。诺大的礼堂里密密麻麻地摆满了铺盖,就连椅子和椅子之间的狭窄空隙都打上了地铺。

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商量决定当晚步行去大邑县参观刘文彩地主庄园的《收租院》泥塑展览。大邑县离成都有七十多公里,我们估计到第二天早上可以到达。本来第二天早上是有大卡车送我们到大邑县去的,我们为了表示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虔诚态度,决定步行前往。

晚上6点钟左右,我们出发前往大邑县。走出城区,天黑下来,路上的人也越来越少,到后来就只剩我们三个人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开始,大家还有说有笑,我拿出口琴,一边吹,一边走。走了几个小时,大家就感到又累又饿,一个个变得无精打采、沉默不语了。

    天越来越黑,四周一片静悄悄,通向的前方道路淹没黑暗中,手电筒照在前方只有一道淡黄的光柱,天上的星星是那样遥远,天空显得特别的深邃而神秘,我只觉得天地是那样广阔无垠,那样深不可测,只听到我们三人“嚓、嚓”的脚步声在空旷的野地里回响,不时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深秋的夜晚,一阵阵寒气逼人。我的心一下紧张起来,警惕地竖起耳朵注意聆听周围的动静,生怕路边的庄稼地里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往前行走,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好不容易我们才看到天边露出了淡淡的一道灰白色,灰白色逐渐扩展,黑色的夜幕一点点消退。慢慢地,灰白色变成淡黄色而金黄色而金红色,天越来越亮,太阳终于露出来了。新的一天到来了,我们悬了一夜的心才放了下来。路上也开始有了行人,我们赶紧上前问路,得知到大邑还有十几公里后,顿时感到两腿发软,再也走不动了。这时,后面响起了汽车的轰鸣声,原来是送同学们去大邑县的卡车,我们赶快招手上了车。

大邑县的刘文彩地主庄园的泥塑规模宏大,栩栩如生,确实壮观。但在我脑海里印象更深刻的还是那一晚的夜路。黑暗中那样的田野,那样的星空,那样的寂静,那样的紧张,那样的疲劳,那样的晨曦……,在记忆中都变得格外的美,格外的难忘。

串联回到学校,校内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早的那一批红卫兵(后来被叫做“三字兵”)由于他们的父辈在运动中开始受到冲击,他们变为了“保爹、保妈”的保守派,并退出了学校这块阵地。社会上,工厂的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在“打倒还是保护省、市委“当权派”的问题上形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社会上各种组织也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学校也成为“造反派”的天地。各年级的同学中也纷纷建立组织,三两个人也可以拉个队伍,刻个印章,印面旗帜,就可以开张了。我这时才感到自己终于有资格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我先是参加了高年级同学组织成立的“挺进兵团”。所谓“兵团”,加上我仅仅只有三个人,每天的任务就是上街卖“井冈山”小报。这份小报是由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编印的,“井冈山兵团”的“司令”就是鼎鼎大名的蒯大富。这些小报是我们“挺进兵团”的头头不知从哪里搞到的,卖的钱好像也要交给提供小报的某个造反派组织。兵团中的另一位也是高中的同学叫王晏生,他的漫画画得很好,成天在那里不停地画。他将学校的老师们都画成漫画人物加以讽刺,所表现的就是这些老师们如何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如何只专不红等等。成天卖报纸很无聊,不久,我退出“挺进兵团”,和班上意气相投的十几个男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因为我们现在可已算是初四的学生,我们班是三班,就给自己的组织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四零三部队”。女同学们则参加了高年级同学的组织,起名叫“红灯照”。
“四零三部队”成立后,上没有领导,下没有基层,就我们十几个人无所事事,整天在学校里玩,有时跟着高年级的大同学们上街贴大字报、刷标语等等,晚上也不回家。

回想这段时间所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十分无聊的。如:趁着深夜无人,翻墙到隔壁的教师进修学院去偷该校造反组织“红教工”的打字机,第二天,该校“红教工”的高音喇叭就传出“强烈抗议、严重警告”的声明;也是一个晚上,我和另一个同学吴懋瑜在黑暗中,躲在三楼教室的窗户旁,吴懋瑜用弹弓向“红教工”亮着灯光的窗户射石子,引来对方的叫骂。我们仍不住手,使对方忍无可忍,向我们这边扔过来一把椅子,把我们这边的一扇窗户砸垮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新鲜感过去了,大家决定再到外地去玩玩。

大串联使全国的交通运输秩序被打乱,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上面发出了停止串联的决定。虽然上面不再提倡大串联了,但仍在全国各地跑的学生为数不少。不让免费乘坐车船了,我们就采取扒货车、混票上车等方法自行组织外出。


3.两次见到毛主席

从1966年8月开始,毛主席已多次接见了红卫兵,为赶上毛主席的接见,1966年11月,我和几个同学在上面发出停止串联的通知后,扒货车到了北京。
虽然宣布了停止串联,但红卫兵接待站还没有撤销,毛主席仍然还在接见红卫兵。我们被安排到北京石油学院住下。现在大家都是串联的“老油条”了,不会像刚开始那样跑到大学去抄大字报,而是到处去看热闹。我们既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去看批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大会,也到北海公园去看白塔。那首少儿时就喜欢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曲,使我对北海公园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各地学生之间也经常为一些小事发生争执,甚至动手打架。一次排队吃饭,也是武汉去的一位小个子学生插队,后面一位大个子东北的同学要将他拉出来。当时这位武汉同学手里拿着个灌满开水的热水瓶,他举起热水瓶跳起来向大个子东北同学砸去,大个子一下子满身热气腾腾。幸亏是冬天,没有烫着。其他几个东北的学生冲上去要打他,小个子马上叫起来:“武汉的同学快来帮忙呀!”我们一帮武汉的学生马上围拢过去。由于武汉的学生人多势众,东北的同学立刻闪人。

由于要参加被毛主席的接见,各地来的同学被编成连、排、班,由军人负责管理。11月26日凌晨3点多钟,我们被急促的口哨声叫醒。部队的军人通知我们赶快集合排队,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们每人领到两个馒头、一砣咸大头菜、一个熟鸡蛋。队伍集合好立刻就出发了。

天墨黑墨黑的,走了不多时我们就走在农村的小路上。我们踉踉仓仓地往前一路小跑,只听前面“扑通”一声,立刻有人叫起来:“有人掉进水里了!”队伍一阵骚乱,又听见有军人喊道:“不要乱,继续走!”

清晨5点钟左右,我们来到一个空旷的场地,在我们之前已经到了不少的人,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声鼎沸。天还是黑沉沉的,天边微微露出一点点晨曦,我们问领队的军人这里是哪儿,军人告诉我们是西郊机场。

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发给的干粮也吃光了,毛主席还没有出现,大家都焦急不安。突然听见远处的人群中有人喊:“毛主席来了!”同学们立刻兴奋起来,拼命往前挤、往上跳。后面的同学因为看不见,大声地哭起来。站在前排的全是军人,他们手拉手,一边把同学们拦住,一边喊:“不要挤!不要挤!”远远看见从飞机跑道开过来一排吉普车,模模糊糊地看到第一辆敞篷吉普车上,毛主席穿着军大衣,向两边的人群挥动手臂。车辆开得较快,紧接着一阵吉普车带起的尘土漫卷过来,就什么也看不清了。队伍中只听见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叫和哭泣声,队伍乱作一团。尘土过去,车早已开远了。这时再看同学们,一个个衣冠不整,泪流满面。地上到处都是帽子、书包、鞋子、干粮等。更多的人迫不及待地掏出《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记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虽然没有看清毛主席,也和大家一样,在红宝书上写下这样的字句:“1966年11月26日某时某分,我见到了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后来,我才知道,本来西郊机场也就容纳20万人,顶多40万人,那天西郊机场足足容纳了200万人!红卫兵涌上去如海浪一般,将后面的警卫车挤坏了不说,还有两人受伤。这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1967年4月底,我和班上几个同学又跑到北京,这次主要是想观看北京的“五一”焰火晚会。

到了5月1号这天,我们下午3点多钟就往天安门广场赶去。因为听说5点钟天安门广场要戒严,不让人随便进入。在通往天安门广场的路上,我们发现很多路口已经开始戒严了。我们好不容易穿胡同走小路进入了天安门广场,时间已是5点钟左右了,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

天色渐渐暗下来,路灯柱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革命歌曲,不时还有活动主持人员在宣布会场纪律,布置解放军维持秩序。7点钟左右,天完全黑了下来,广场的路灯、彩灯齐放光明,整个广场亮如白昼。广场上几个发射焰火的地方,解放军战士戴上防毒面具、穿好防护服装,做好了发射准备。这时,高音喇叭中传出活动组织领导的讲话,宣布“五一”庆祝活动开始。只听见广场上及更远的地方,几乎同时响起雷鸣般的礼炮声,同时天空出现了无数耀眼而绚丽的礼花。我们站在离放礼花的地方很近,放礼花的响声把耳朵都快震聋了,火药的烟雾呛得人睁不开眼,爆炸后礼花纸筒的碎屑也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落得满头满身都是。突然,高音喇叭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同时传出主持人的讲话声“请解放军同志维持好秩序,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到广场看望革命群众!”人群立刻涌动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只见几辆吉普车沿着解放军维持好的通道,从人民大会堂方向开过来,绕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缓缓向天安门方向驶去。我清楚地看到毛主席身穿军装,面向周围的人群挥动手臂,后面跟着的几辆车上,分别还有林彪、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其他一些领导人,都穿着军装,向大家挥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整个广场。


4.造反派、保守派

文革中,派性林立,各种组织多如牛毛。但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造反派”和“保守派”。

武汉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是“工人总部”,保守派的最大组织是“百万雄师”。这两大组织后来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两大群众组织。在造反派内部,又分为好多派系,主要有“三钢”(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三新”(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和“三联”(中学红联、公安联司、文艺革联),还有“工造总司”。“三钢”是造反派中的激进派,“三新”是大学造反派中较温和的一派,“三联”则是观点倾向于“三新”的势力较小的几个造反派组织。“工造总司”则是跟“钢工总”摩擦不断的另一大工人造反派组织。造反派组织在跟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同时,内部也互相攻击,闹得个一塌糊涂。

我们学校的各个造反派组织都成为“中学红联”的一部分。到了1967年初,以“工人总部”为首的造反派开始夺省、市委的权,以“百万雄师”为首的保守派开始反夺权。为了夺权中的利益分配,各造反派组织之间也开始了内斗。文革运动现在已经成为大人们的争夺权力的运动,大学生们还有一点能量,学校的高中同学只能跟着起点哄,我们这样的初中学生连起哄的资格都没有,只有跟着后面看热闹的份。

我们“四零三部队”的成员曾跟着高中同学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到一元路江边的市政府静坐(静坐好像是抗议武汉军区取缔了“工人总部”并抓了工人总部的头头朱洪霞等人),最后静坐演变为绝食斗争。我们绝食了两天还是三天,大家饿得实在撑不住了,绝食的人群中不时有人喊:“晕倒了一个!”“又晕倒一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连忙赶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活动的组织者通知大家转移到旁边的市人委礼堂继续绝食。在礼堂里,同学们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那个悲壮,那个凄凉,哭声混合着歌声在礼堂上空回荡。

不久,传来绝食斗争胜利的消息,礼堂内又是一片欢呼。前来支援的工人造反派给我们送来水和食品,“文艺革联”的造反派还到现场慰问,其中有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有人说他就是吴雁泽。可见当时他已经小有名气了。文艺界的造反派在台上给我们表演了节目。看完演出,吃完东西,我们就各自回家了。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造反派的集体活动。

“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派系斗争逐步由文斗升级到武斗,百万雄师在武斗方面显得更正规、更有组织,更有实力。他们头戴一色的藤条安全帽,手拿大刀、长矛,坐着清一色的解放牌大卡车,像一支经过训练的准军事化组织,传言在“百万雄师”背后有武汉军区的支持,这一点在7.20事件中得到证实。
我两次亲眼看到“百万雄师”围攻造反派住地的大型武斗场面,一次在汉口最热闹的六渡桥,一次在汉口车站路附近的“工造总司”总部。

六渡桥的武斗是1967年6月17日进行的。当时位于六渡桥民族路口的中南旅社是造反派的一个据点,“百万雄师”这次就是要把这个据点消灭掉。武斗前,“百万雄师”的队伍把通往六渡桥方向的各条道路都堵死了了。听到消息我赶到江汉路水塔附近,离六渡桥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围观的群众在马路两边挤得密密麻麻,人群中不断有人叫骂“百万雄师”。只见“百万雄师”中有人拿着长矛就向人群冲过去,人群马上如鸟散状,过一会又聚拢过来。

武斗结束,“百万雄师”的人立马撤退。我跑到六渡桥去看时,只见从中南旅社到铜人像一带房顶上的瓦全部被揭得一干二净,它们被造反派们作为还击“百万雄师”的武器。这样的武器肯定敌不过“百万雄师”的大刀、长矛, 被刺死的造反派的一具尸体就躺在离民众乐园不远的马路上,一连几天没有人来收拾。一场雨过后,尸体发胀流水,就像充满气的橡皮人躺在那里。

汉口车站路附近的战斗是1967年6月24日,也是六渡桥武斗的一个星期以后。“百万雄师”这次的目的是攻打设在文化局的大楼内的“工造总司”总部。

攻打“工造总司”总部的那天早上,听到消息,我们一帮同学赶到离文化局大楼不远的同学查家铭的家里。这次武斗的方式同上次六渡桥武斗一样,“百万雄师”的人把通往文化局大楼的各条路口堵死,不让外面的人进去也不让“工造总司”的人有机会逃脱。我们从远处可以见到大楼外的街道上满是头戴藤条帽、手握长矛的“百万雄师”的人在走动。平静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听到大楼顶的高音喇叭中传出“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声,接着就听见一位女广播员急促的声音:“强烈抗议百万雄师围攻我工造总司!”不一会,广播声停止,就看见有人从顶楼窗口纵身跳下。

战斗进行了几个小时,快到中午战斗结束,“百万雄师”很快就撤退了。我们赶快下楼跑到“工造总司”的总部里去看,只见院子里、走道上、楼梯旁都有被刺死的人躺在地上,少说也有七、八个人,他们身上戳得到处是伤口,地上还有一滩滩鲜血。

“百万雄师”的每一场战斗都进行得十分干净利落,有章有法。战斗前首先用大卡车把进入的各路口堵死,不让人进入,战斗一结束,立即撤退。

“百万雄师”武斗时的凶残,人们心里留下十分恶劣的印象。“百万雄师”的确是很不得人心的,他们每次游行,几乎都遭到围观群众的唾骂。

又过了近一个月,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 “7.20”事件。起因是“百万雄师”针对当时中央文革派到武汉来处理造反派、保守派矛盾的谢富治、王力等人,认为他们偏袒造反派,“百万雄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次事发地在武昌谢富治、王力等人所住的省委招待所----东湖客舍。汉口这边只看见“百万雄师”的大队人马坐着一辆辆大卡车,头戴藤条安全帽,手拿大刀、长矛,从7月19日起,连续数天上街游行,高呼:“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王力!”“江青靠边站!”“谢富治、王力从武汉滚出去!”等口号。“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据说出动了近千辆大卡车。他们在东湖客舍围攻、殴打、绑架中央文革的代表的情况都是事后从各种报道中得知的,并且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也住在东湖客舍。“7.20”事件事后被认定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发动的一次针对毛主席的兵变,这样,问题的性质就严重了。

“7.20”事件发生后,中央在北京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从7月23日早5:30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出“中央代表团胜利返回北京”的重大新闻,并连续20天发表社论,武汉“7.20事件” 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 定性为保守组织,百万雄师的几个头头也被抓起来了。

但1968年以后,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造反派几乎全面遭到整肃,保守派又翻过身来。“四人帮”垮台后,造反派的头头们更是大多被判刑关进监狱,而保守派的头头几乎都当了官。

5.逍遥派

夺权斗争的反复无常、“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残酷武斗,以及“造反派”内部的互相攻击让我们感到了厌倦。

1967年,武汉军区将“工人总部”取缔,保守派占了上风。学校原来的“三字兵”纠集其他学校的一批革干子弟又杀回学校,见人就打。高年级的一位叫王武军的同学被打死。他们班的同学后来将王武军的遗体埋在学校操场后的土坡上,还将他们成立的造反组织改名为“王武军连”。后来造反派又得势,高年级的同学他们不知从哪儿抓了一个人回来,据说是曾参与打死高中同学王武军的成员之一,在学校内被一顿暴打,打得奄奄一息,用板车拖到161医院门口,扔下就跑了。后来听说这个人死掉了。

在这样的混乱的局面下,我们从学校撤出来,“四零三部队”也自行消亡,大家都成了“逍遥派”。

呆在家里无聊,天气又热,我和同学及邻居小孩们就到处找地方去游泳。武汉的东湖是游泳的好去处,沿湖大学不少,如武汉大学、武汉水利工程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华中工学院等等,每个学院沿湖都有天然游泳池。

从汉口到武昌去游泳,路程实在太远了。为了乘车不花钱,我又发挥了绘画的特长:画乘车学生月票。当时的学生月票的图案实在简单,多是红旗呀、工农兵呀、天安门呀什么的,主色调是大红色,十分好画。只要有一张真月票,我就能“克隆”出一大批来。月票画好后,再用墨水瓶盖当印章,蘸上印泥盖在月票票签边沿上,将月票夹在塑料已经发黄的旧月票夹里就大功告成了。每个月我都要画几十张这样的月票,好多同学和我们宿舍的邻居小孩都用过我画的月票。一个夏天,大家都是用我画的月票乘车,一次也没有被抓住过。

在东湖游泳游得不过瘾了,我们又决定去横渡长江。长江江面的直线距离有1000多米,从武昌中华门到汉口滨江公园的斜线距离有6000多米,中间还要抢过汉水入长江口的激流,抢不好,会被汉水冲到江心,就不可能在滨江公园上岸。

在长江游泳十分刺激,长江水流湍急,轮船一过,波涛起伏,在浪中一上一下的感觉真好。我们几个水性较好、胆子较大的同学只穿一条游泳裤,打伙共用一、两个篮球当救生圈,翻过汉口轮渡码头的江堤外爬上跳板混上船,船快到武昌中华门码头时,我们一个个就从船上往江里跳,再从武昌游回汉口来。一个夏天,我们隔三岔五地用这样的方发横渡长江,从来没有想过会不会有危险,也确实没有发生过任何危险。

最刺激的一次横渡长江是1967年8月2日。

“7.20事件”广播后,我和隔壁的邻居小孩朱伟新、周厚学、黑子四个人又趁机跑到上海玩了几天,8月1号下午才回到家。当我们听到上午武汉市举行了盛大的横渡长江活动,由于组织不好,从武昌靠近大桥桥墩处下水时因拥挤踩踏淹死了很多人的消息后,我和朱伟新觉得错过了这次活动感到很遗憾,决定第二天早上再补一次横渡长江。

8月2日上午9点钟左右,我们两人就到达了武昌中华门码头。往桥头堡方向走去时,只见长江大桥桥墩旁边的阶梯旁有一大帮人正在忙碌,岸边的堤上摆放着一大排打捞上来的尸体。我们两人从打捞尸体的人群中穿过,从容不迫地走进江水里,向汉口方向游去。

下水后才感到江面上的风浪特别大,天也特别的阴沉。江中几乎看不到有船在开,整个江面显得格外开阔,布满乌云的天空也显得格外的低,就像要压到江面上来似的。

我们困难地向汉口方向游着,一尺来高的乱浪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打来,使我们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浩淼的江面上就只我们两人,真正体会到“极目楚天舒”的感觉。我们加快了速度,奋力向汉口滨江公园方向游去。上岸后,才感到两腿发软,路都走不动了。
这是我横渡长江的历史中最困难、最刺激的一次。

6.复课闹革命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 “停课闹革命”又倒过来变为“复课闹革命”了。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

所谓“复课闹革命”,其实也没有什么课可以上,特别像我们这样的初中已经毕业的同学,可以不算学校的人了,更没有课可以复。只是把大家都召回到学校,不要再在家里和社会上去混。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年多,很多同学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见过面,特别是那些干部子弟们,他们一年多几乎是销声匿迹。大家见了面,都有几分亲热、几分惊喜和几分尴尬。

从1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到1967年11月的“复课闹革命”,作为初中学生的我所参与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就算划了一个句号。

现在回想起来,在这一年多的文革运动中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既没有参加揪斗校领导,也没有参加打倒省市委“走资派”的活动,更没有搞什么“打砸抢”,我所经历的就是抄看大字报、卖造反派小报、刷刷标语、看看热闹……,再就是扒火车到处去玩、游泳打球偷看禁书……我想大多数中学生都是像我这样度过的,这纯粹是无聊和浪费时间。当然,实际上的文革,跟我这样的中学生经历的文革是不一样的。文革中批斗了那么多人,打死打伤打残了那么多人,摧毁了那么多文物,这些也是有人干出来的。同时停工停产停课给国家和人民带了那么大的灾难。除此以外,我实在看不出文革还有什么正面的积极的意义。文革的历史千万不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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