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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龙回忆录《燕园往时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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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计算机张世龙回忆录《燕园往时絮语》1


燕园往时絮语




我既未经历过什么大事,更未作过什么大事业,只是在大时代中住在燕园平平淡淡渡过成年后的一生。所以无从追忆“往事”,只好絮絮叨叨说说“往时”吧!为了全面,1985年由我执笔的记解放战争时期燕京大学地下党斗争的《未名湖畔的风云》一文作为附录。






一、新民主主义学习运动
1949年北平各学校迎来了解放后第一个暑假。市委、团市委利用这个时间分别办了学校(高校和少数高中)的党员训练班和团干部学习班。工作干部都由各校骨干充任。团干部学习班设在原北大红楼。常务副主任是团市委第三书记张大中。他对我印象不错,所以调我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是当时清华大学总支书记彭佩云)。主要任务是参加学员小组讨论会,收集和整理学员提出的问题,以及思想动态。记得当时比较集中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对苏军在东北的违纪事件(包括抢劫、强奸妇女等恶性犯罪)以及对拆运设备抢运回苏联严重不满,从而怀疑“一边倒”的政策。(奇怪的是不记得有人提“外蒙古”问题,也许因为外蒙古独立是宋子文、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下同意的,算不到共产党的账上)。二是对以后学校中党、团还要不要搞大规模政治运动?如何搞?提出疑问。
当时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同志以1945年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的经历,对第一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解释,大体解决了多数学员的疑惑。针对第二方面的问题,当时中央青委,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荣高棠同志做了题为“开展新民主主义学习运动”的报告。报告中大量引述了列宁在1920年俄共青团三大上的演说:《论青年团的任务》。其要点是为了建设新社会,青年人必须学习,学习人类一切创造,特别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有益的知识。还应与工农相结合,从实践中学习。(后来我又找到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发行的中文本,反复学习)。这当然符合当时绝大多数学生的愿望,他们迫切想学好本领,参加祖国建设。
暑假结束后,大家回校,党总支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有团干部参加),纷纷汇报在各学习班中的学习体会。我在会上着重讲了高棠的演讲的精神,并且提出为了学习,应该充分保证党团员的学习业务时间,不可用政治学习冲击学习业务。这个意见虽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却遭到少数人尖锐地反对。主将是当时总支的干事阮铭。他明确地声称,今后还是政治运动第一。党团员必须首先保证参与政治学习、政治运动,要以此领导群众。双方展开了十分激烈地争论。实在说这是我入党后参与的第一次最激烈的党内争论。(另一次是“大跃进”)。最后无结果而散。以后的事实表明,直到文革结束前,阮铭的预见是对的。到文革结束后,学校生活才逐渐从政治瞎折腾转入正常学习,可惜已不是我们当时设想的包括有效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在内的新民主主义学习运动了。
二、我认识的阮铭
这里不妨回忆些我所认识的,现在也算是台湾小名人的阮铭。解放初期我们很熟悉,并曾短期住过同屋。他是1948年秋从上海考入燕京大学工科。当时年仅16岁。算是小老弟。他姐李镇国,也是燕京大学地下党员(南系),我认识但不熟。他们是烈士子女,姐姐寄养李家,故改姓李。阮铭十四、五岁即入党,他考入燕京大学后,上海地下党并不同意他北上,但他还是自行来北平。因此没有上海地下党的介绍暗号。但凭借姐姐的关系,居然编入南系地下党组织。解放后,建立党员(书面)档案,由上海党组织转来材料,才知悉此事。念其年幼,市委组织部决定,其入党日期改为自编入燕京大学南系支部之日,半年候补期(当时称候补党员,八大后改称预备党员),等于减了他两年党龄。这引起他很大的不满,多次对我发牢骚。我当时是党总支组织委员,所以知此事。劝解他,解释地下党纪律的重要性。待他转正后任他为市委组织员,才得释怀。这个人年轻就是“官迷”。我们曾聊起个人志愿,当时我的志愿是在大学中做一个好教员(教授)。而他的志愿是当上中央委员。真让我大吃一惊。七大中央委员只有44人,当时在我看来,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了不起的英雄好汉,根本想不起与他们相比。但十七、八岁的阮铭竟有这种“志愿”,对我说来正像想当牛顿,爱因斯坦那么狂妄哩!
1952年院系调整后,阮铭去清华大学做了一阵子团委书记。后来去中宣部。到了1964年,不知为何要整倒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派了以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为组长的四清工作组,要把陆平打成“三反分子”。阮铭是工作组的秘书,他与学校干部有老关系,上窜下跳,和聂元梓等串通一气,竭力动员基层干部,揭发陆平和他的“红人”的“反党罪行”。当时我已调离北大,只和少数老同志有些来往。聊天时说起“四清”,告诉我阮铭居然宣称燕京地下党都是假党员(即不合格的党员),实让我生厌。我竭力劝老同志们不要无限上纲,陆平固然是“草包”(当时认为陆平同志:说的响、干的却差,故戏称“草包”。虽然在陆平主持下我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大跃进的错误是认识方面,何况也不能由他全负责。这就更令我厌恶阮铭的“极左”。
文革开始,阮铭抢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文章大批“四条汉子”,捞政治资本。成了中宣部“造反派”头头,自任中宣部“革委会主任”。可惜未得当时中央文革,特别是主管中宣部的陈伯达的青睐。虽未被打成反革命,却一直冷落至文革结束。又以受陈伯达、四人帮的排挤“迫害”的英雄自居。后来在胡耀邦同志任中央党党校校长之时,做上了党校的理论教研室副主任,并参与了当时几个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后来听说他在给其婚外情对象的信中,曾表示对参加著名的叶剑英主席十•一讲话起草时,心情烦躁而被人揭发。由当时党校校长王震主持开除党籍。从此他就成了党外人士。但不知怎的,他又成为当时科委下属一个“发展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恰巧我也是,因此又有一面之缘)。1989年前他去美作访问学者,后来拿了普林斯顿大学当时给一部分流亡民运人士每人每年2万美元的资助,以两年为期。此时阮铭在民运人士中颇为活跃,号称是胡耀邦的智囊。每遇到中国人就自我介绍说:“我是阮铭”,而不说“我叫阮铭”。似乎别人都会震于他的大名。大约在90年代中期,普林斯顿的资助用尽,民运也不景气。他又活动受台湾淡江大学之聘,任大陆研究所之研究员。最近听说又当上了陈水扁的“国策顾问”。据报导:当阮向陈进言反共策略时,陈“总统”还频频点首哩!在共产党里浮沉了数十年,也没当上“中央委员”,现在却讨上了台湾的高官,也可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看来只好老死于斯。这就是我所认识的阮铭。既未盖棺,也不好论定,不过说是位小小投机政客大约没错。可惜多年来共产党确实培养了些这样善于闻风辨色的大小人物。阮铭只是一位不算成功的罢了。
三、燕京大学怎样搞抗美援朝运动
我在1949年寒假期间,参加中共北京市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时患了胸膜炎,当时抗生素极昂贵,只靠保守疗法,到1950年8月方痊愈。于是秋季学期复学,并参加党的工作(在一次党员大会上,补选为总支委员,分工宣传)。恰值开展建国后第一次三大革命运动,即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学校内运动开始主要是一般宣传工作和组织一批文、法学院师生参加土改。可是燕京大学作为美国教会办的大学,怎样不一般化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为此市委主管学校工作的学校支部工作科、团市委都和我们总支讨论过多次。经过讨论、酝酿,市委刘仁同志指示,燕京大学的抗美援朝运动是以控诉美帝文化侵略、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自我思想教育运动。
当时主要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举办“美帝文化侵略展览会”,重点是展示美国在华办教育用以传播和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即现今常说的美国文化观和价值观),以及培养亲美人才的各种活动和文件和照片。另一更重要的宣传方式是动员学生自己分析批判自己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实质上是仿效土改中的控诉会方式,称之为“控诉美帝文化侵略(对我)的毒害”。先在以系级为单位的大会上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的讲。尔后把几位声情并茂能说会道的同学集中起来,在全系(或几个系联合)同学大会(并邀请老师参加,让他们也接受“教育”)中作“控诉”。我的工作就是组织一批党、团宣传干部,分别听这些“控诉”。再集中汇报研究,以确定几个最生动的“控诉”。然后又分别“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深刻批判”。就是后来的“上纲上线”的雏形,自然也就有些并不切实的表述和批判。当时还自以为有“水平”,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已埋下了后来说大话、空话、假话的种子了。
由于市委以为我们搞的“控诉美帝文化侵略”很有成效,所以在寒假期间调集燕京大学办的展览和一些作控诉的同学由我带队。去协和医学院传送经验。协和医学院和燕京大学同属美国教会办的学校,并委托燕京大学生物系代办予科(医予),关系十分密切,学生中就有些我熟识的同学。不过协和医学院的政治运动始终比较“落后”。这次我们的“协助”也是匆匆而过。其实由燕京医予输送的学生中,党、团员很多。一是功课紧、二是整个环境缺乏活跃的政治气氛。不过我想当时的领导也意识到高级医院包括高干的保健需要高水平医生,而这种医生只能在严格、严肃的正规教育中方能培养出来。协和医学院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医学院,所以并未如北京其它高校那样频频地被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打乱正常学习秩序。只有反右派时曾短期中断。
四、我讲政治大课
我因病休学,所以到1951年春才进入毕业学期。此时我已自知无能力进入物理学大堂了,只想搞新兴的电子学。好在它还幼稚,我又有业余无线电的底子,再者当时燕京大学物理系收到一批美军剩余的电子元件和设备,易于提供实验条件。于是我从当时美国中级学术杂志《电子学》(Electronics)中找到两三篇用电子线路构成的模拟计算机文章,从中挑选了一个解变参数二阶常微分方程的电子模拟计算机作为毕业论文题目,作了研究制备计划,经系主任褚圣麟教授的批准。正在兴冲冲准备之际,市委组织部通知我“脱产”(当时把中断学习,作党务专职干部叫做脱产,即工人、农民脱离生产做干部之义)。我既然入党,参加革命,就必得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即使离三四个月就毕业,也自愿当起脱产干部,作专职的总支宣传委员。但不久,又让我与当时任社会系助教的龚理嘉同志对调工作。原来她是1950年社会系毕业,留校作助教。当时开设了政治大课,由社会系严景耀教授主讲,龚理嘉同志作辅导,党内也兼总支宣委。严教授是著名民主人士(民进中央委员),开会多,另请民主人士沈志远先生轮流讲课,更是经常缺课,所以到了1951年暑假前,决定我和理嘉同志对调,她仍是社会系助教,但不作教学工作,专职总支宣委。我转为政治大课讲员,兼教职工党分支书记。这样我就开始领大学的工资,成了教员了。
那时政治大课是全校大一同学共同课,大约有四、五百学生,在大礼堂上课。上学期讲“社会发展史”,下学期讲“中国革命史”。当时有艾思奇:《社会发展史讲义》,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陈伯达:《论毛泽东思想》作教材。还参考华岗:《中华民族解放史》等等。我本来就对历史、马克思主义理论感兴趣。在中学时代就读过《左传》、《史记》、《前汉书》、《三国志》中若干篇,还通读了《纲鑑易知录》,对中国古代史有个轮廓的认识。入党后细读过吴黎平译《反杜林论》杜畏之译《自然辩证法》,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的列宁《国家与革命》和《论青年团的任务》,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文集和《联共党史》。郭大力译《资本论》第一卷、考茨基:《资本论大纲》。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刘少奇:《修改党章报告》,《整风文献》……。也许因为——自然是在当时条件下,相对于22岁的青年而言——我读的东西算是比较多,所以讲起课来还颇受欢迎。另有三位团员作助教任辅导、参加学生的讨论会和答疑。我们也很团结,总之师生们大家都还满意。
虽说是“青春无悔”,可是现在想来也很惭愧,实在说,当时并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只不过是很虔诚地照本宣科,确实是最粗糙的教条主义。但也确实有不少同学学了政治大课,下决心参加革命,申请入团、入党。不过这是在大革命热潮中必有的现象。政治大课不过是起了小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
五、思想改造运动
1951冬~1952春又刮起“三反、五反”大风。凡是公家财务部门、金融机构的主管们、私营企业主,资本家,差不多都成了贪污犯、大老虎的嫌疑犯,很多都被“隔离审察”,开了解放后无需任何实证、无需司法部门批准,单位党委或“工作组”,即可非法拘留公民的先河。
对不沾经济的大学教师,无法用三反、五反的帽子扣下。于是就借其名搞起“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大运动。具体作法是按系划分,由青年助教开始,逐渐上升到老教授,人人“洗澡”。就是每人讲自己的基本经历和思想历程,并作自我批判。被称为“自我教育”。同时还有学生参加,帮助分析。其实就是批判,直到大家没有多少意见,算是“通过”了。事实上一切“帮助”批判都已由党组织事先安排好了。(现在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但那时的党、团员,进步分子占学生群众中大多数,其中绝大多数又自觉的服从党领导的安排)。对于进步教师或民主人士的帮助实以表扬为主,很快就过关。而对“落后”者则“组织火力”大加鞭笞,并且总“不满意”,多方刁难不予“通过”。直至最后还可以“挂起来”。当时燕京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由市委派的以蒋南翔为组长,张大中为付组长的工作组领导。我当时作为党总支统战委员,教职工支部书记和市委统战部派来的干部王志诚同志(原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地下党员)一起分片联系文、法学院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一般说,当时法学院教授多为民主人士,进步分子,如严景耀、雷洁琼夫妇、赵承信教授、林耀华教授、郑林荘教授等。文学院新闻系蒋荫恩教授,中文系林庚教授等也是进步分子,而中文系主任高名凯教授以及教育系廖泰初、胡梦玉夫妇属中间。文学院重点是历史系聂崇歧、齐思和二教授,他们曾参加1946年《华北日报》公开发表的所谓十八教授的反共声明,聂还是发起人之一。因此在运动中经工作组批准(以三、五反委员会名义)都曾被隔离写检查。心理系沈廼璋教授因被人检举,骂过共产党,所以也被短期隔离写检查。
但是这次运动真正要“整”的对象却是著名学者、校长陆志韦教授和著名民主人士(当时政府委员)哲学系张东荪教授。为了形成“对比”。组织全校师生大会听取某些教授的典型“自我思想检查”。先有著名民主教授雷洁琼(民进中委)、翁独健教授,以及1949年由英国回国的侯仁之教授作“检查”。这些发言事先都由工作组帮助,主要是王志诚同志和我直接与他们谈话,我们并与学生干部联系,让他们在大会期组织学生向大会主持人传递“表扬”、“满意”的纸条,由主持会者宣读。在一片掌声中结束大会。但对陆校长和张东荪教授却完全是另一景象。事先由王志诚和我分别向学生干部报告“批判”他们的要点。其实是组织学生(主要是党、团员)向大会主持人传递“不满意”、“不通过”的纸条,以及对某些问题的“质问”。最后“轰”下台来,不予“通过”挂了起来。
“批倒、批臭”陆校长和张东荪教授是由工作组组长蒋南翔传达党中央的决定。我们只是听了传达,按工作组提的要求组织实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判”呢?从历史上看,陆志韦校长一贯同情进步学生运动,在1948年8.19国民党搜捕进步学生之际,陆校长仗义执言,抗拒国民党军警,保护了进步学生。其后又坚决拒绝美国十三教会差会托事部要求燕京大学随国民党南迁,并动员绝大部分教师留校(只有文学院长梅贻宝,总务长蔡一谔,教务主任林嘉通等单独南逃赴美)。应该说他对解放事业是有功的;故参与了欢迎党中央、毛主席由西柏坡进京的行列(我作为地下党代表也参加了,见到他在欢迎的前列)。此后又参加了第一次政协会议。但为什么又要“批倒”(当时无“打倒”之说)他呢?表面的原因是在北平围城期间,他下令物理系(由助教朱××)安装了美军剩余物资中的短波电台,与驻南京美国大使馆,大使司徒雷登联系,报告几次燕京大学附近军事动态。其实并没有什么军事秘密,只不过是说某时解放军已到达燕京大学附近哪个村庄,并无战事等等,实是报告燕京大学的安危。不久奉西郊军管会命令拆除了这架电台。北平解放后,南北通邮,他曾多次写信,给美国托事部,报告燕京大学一般情况,特别是财务情况(当时燕京教员和高级职员以美元计薪),要求汇款。作为美国教会办的大学的负责人,这些通信应属正常,并没有什么国家机密,何况陆校长也不掌握什么国家机密。但是在“批判”时,一方面“批”他亲美、崇美,甘作奴仆,另一方又要他“交待”漏露国家机密的“罪行”。总的说来是望风捕影,我作为“批陆”工作的人员,内心确有不安,只能动员他的孩子,卓明、卓元劝老先生放开心,我也以晚辈姿态劝校长不要看重学生的过分之词,好好审视过去对美帝文化侵略认识不足之处。这些工作其实不可能产生效果,但也因此与卓明等建立了一定的友谊,以至后来陆先生过世后,卓明还找我斟酌悼词。我着力写了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对先生作的不切实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陆先生后来有些精神症状,应该是和这次“思想改造”有关吧!回想起来,大约是当时上级决心铲除美国在华教育界、宗教界的影响。陆先生是美国在华办教育的主要代表人物,又与司徒雷登的关系密切,所以要设法“批倒”之。不过也许是高层领导多疑所致?这种“改造”当然也是无效的。(现今社会崇美、恐美、亲美怕是过而无不及吧)!就是说并非是陆先生本身的思想问题,而是他所处的地位,遭致如此噩运。另一基督教界代表人物:燕京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先生也差不多有同样的遭遇。可是南京的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虽也是美国教会在华大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却并未遇到多少麻烦,其中原故就非我所知了。接踵而来的“院系调整”,陆志韦教授也就被调离学校,到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坐冷板凳去了。
“批倒”张东荪教授却是另一种情形。他虽是著名传播非理性的伯格森哲学的教授,但又一贯从事政治活动,在华北与各派政界人士有广泛的联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仅被日寇短期关押(当时以陆志韦为首的一些燕京大学重要文、法科教师都被长期关押),相反却不知通过何种关系取得一批“救济面粉”,命人分送当时生活困难的燕京大学同仁。这虽是好事,却始终不谈来源。抗战胜利前夕,他秘密参加了民盟,成了民盟北方组织负责人,并介入过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虽然他在三十年代坚决反共,与张君迈合组反共的国社党。曾在自己文集封页内题词:若让我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选择,就是在枪决和绞刑之间的选择(大意)。但是应该说后来还是与共产党合作反蒋,作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也正因如此,建国后是位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的民主人士。被选为“政府委员”,“批”他当然是算三十年代反共的“老账”,但真正的“新账”也就是真正批他的根据,却是“向美帝国主义提供情报”。蒋南翔传达他曾拜访了还滞留天津的美国驻津领事,向美方介绍了中央政府刚通过的国家预算案和外交政策的讨论和抗美援朝的情报(因为张的英文口语不佳,故携其子为译员,后来又听到不同版本的说法,这里只记当时传达,是否真情则不得而知)。但此事严格保密,不谈出卖国家机密,只是组织学生“轰”了三次“挂了起来”。总理指示,除了免去政府委员职务外,仍为教授、住燕园内高级住宅,生活待遇不变只是撤消了个人用汽车,保存了他的面子。
总的说来,这次思想改造运动虽是轰轰烈烈,却难说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多大作用。虽开始时说要“和风细雨”,但实际上,尤其后期,特别对待个别人物却是“粗风暴雨”。没有必要的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包括被重点批斗的如陆志韦先生。事实上,当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靠近共产党敬佩共产党的,当然不一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根本不应该以信仰马克思主义衡量知识分子的思想。既然群众中有先进有落后,那么就不应以最高标准要求。何况还伤害了一部分人。要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合适的,但必须是在自觉自愿,通过学习和实际参与工农生活中,以及通过自己的事业工作看到新社会给予的前途和共事的共产党干部模范作用而逐渐改变旧思想,树立新的人生观、世界观。总之1951~1952的高等学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虽有一定成果,但也种下了以后粗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实为“运动群众”)的恶果的种子。


六、忘年之交(一)——翦伯赞
回想起来,我在思想改造运动最大的收获是结交了几个朋友,虽是师长辈,他们却并未视我为弟子辈,所以我也就妄称为“忘年交”了。
先要说的是翦伯赞、翦老。他是位30年代的老党员,只是为了便于统战工作,所以直到60年代初任北大副校长时才公开党员身份。1950年他来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我为党总支统战委员后,登门拜访,作点自我介绍、说点请多指正之类。之后也无甚联系。直到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历史系是重点,自然要借重这位重量级的进步教授之力。于是此时我和他有了较多联系。经中央统战部批准,他只向我(基层党组织统战委员)表明了党员身份。由于他有崇高的地位,又年长于聂、齐,又能平易近人,有长者宽厚风度,所以便于作聂、齐二位教授的工作。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向他们解释党的统战政策,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等等,对推动当时的工作都起了很好作用。批聂、齐最高潮时我几乎每天都登门求教,了解情况。思想改造运动之后,聂先生不愿继续留校,翦老爱惜他有真才实学,所以推荐他去中华书局古籍编辑部。后来他在标点二十四史工作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翦老对我们小字辈也是即关心,又平等待之。在他家谈工作略长,因为他知道当时我们伙食标准极低,所以常留下吃饭。甚至几次设宴招待我、夏自强(我的好友,历史系助教、教职工分支部委员、三、五反办公室付主任)等同志。又常与我谈起他过去一些有趣的经历。例如他给冯玉祥将军讲历史,曾与冯将军合影。冯很魁梧。翦老那时虽已过中年,但还是显得很矮小,像大人领小孩。他说冯那时开始写“丘八诗”,多由他“润色”。又说到1944年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说中国所有部族都源于黄帝。他就在《新华日报》(重庆版)写文章,说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他自己就是维吾尔族(解放后人事档案民族项,他确填写为维吾尔族)。他说其实他的祖先是元代所谓色目人戌驻湖南,数百年不但生活汉化,并且早已大量混血了。实在看不出维吾尔族的特点了。他确实是位毫无高级干部,大知识分子的架子,能平易地并且相当风趣地与人讨论问题。我结婚时,不但亲临祝贺(我当时感到十分光彩,因为当时北大的主要领导人:江隆基副校长,周培源教务长、侯仁之付教务长和党委书记史梦兰等都参加了婚礼)翦老并且破时例,送了“婚礼”;一床当时流行的泡泡纱被单,一个捷克的花玻璃水果盆,和一个很细致的高约40厘米的毛主席半身白瓷像。水果盆现还在,主席像却另有一段小故事。大跃进后,我没有机会多上门拜见翦老。文革一开始就听到上级传达翦老成了“反动知识分子权威”,这也是我开始就难理解文革的一个大因素。后来在文革中他和翦师母双双自杀。也好,士可杀不可侮!
七、忘年之交(二)——翁独健、侯仁之
翁独健、侯仁之两位党外(侯先生后入党)教授是真正意义的忘年交。可惜现只有侯先生健在了。1948年末,燕大地下党、南、北系党支部委员会开始“打通关系”,就借翁先生家召开支委联席会。那时开始与翁先生熟悉。1951年后我作为党总支统战委员与他交往更多了。他向我详细介绍和分析当时燕大的历史和很多教授的基本情况。对我工作有很大帮助。翁先生是元史专家,精通英、法、俄语和蒙古语,尤为罕见者,能阅读古突厥文这种已死亡的文字。语言方面的造诣提供了他科学研究坚实的基础。在标点二十回史工作中,他负责最难的《元史》。因为明人编撰元史工作本身就很马虎,他们又很少懂得少数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所以《元史》历来被认为谬误最多(包括大量同人异名、异人同名之混乱),最难读懂的正史。文革前翁先生已任民族学院教授兼民族研究所所长,开始标点、校释《元史》。他还兼北京市教育局长,但因是党外人士,平日群众关系好,所以文革时只是“靠边站”,没受什么罪,正好在家中校《元史》。文革后,我去看他,老头子高兴极了,告诉我:《元史》的标点、注释终于定稿了。他自负地说:以后不必再有人校释了。他高兴地请我去“新侨饭店”吃饭。我们深交已到无话不谈了。所以在文革后期我在三线因心肌炎在京养病,多次去他家聊天。一致对林彪、四人帮横行乃至社会上打砸抢,深为愤慨。一件与侯仁之先生有关的事,颇有戏剧性,不妨一谈。
原来侯先生是1949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得博士学位后回燕大任教。他为人积极热情,富正义感,赴美之前,在燕大任助教、讲师,并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秘书。在1941年太平洋战前,和1945年胜利后,都曾协助爱国学生或去大后方或去解放区。1949年回国后更是积极靠拢党,参加各项政治学习、政治运动,是教授中的积极分子。我是通过翁独健先生与他熟悉的,但很快我们之间友谊与日俱增,经常说天道地,他讲述了学生时代如何每日骑车在海淀各地找古水道,最后完成了海淀,乃至北京古运河道的历史地理研究,奠定了后来的科研基础。文革开始,本来无他甚事,但不愤当时聂元梓领导的所谓“公社派”的横行霸道,于是和周一良教授(他燕大的同学,后继翦老为北大历史系主任)等人静坐抗议。被公社派捉去,关押并严刑拷打。直至“军宣队”进校,才被“解放”。随之而来的江青黑手通过军宣队的领导深入北大、清华。为了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网罗了一批黑秀才组成“梁效”(两校之谐音)写作班子。为了壮声势,拉拢人心,还特聘几位名教授为“顾问”,三朝元老冯友兰自是首选。魏建功、林庚等名教授不得不奉命给江青讲点文学典故(吴小如教授也曾奉命陪江青看几出传统老戏,回来后对我自嘲是“文学侍臣”,这是皇帝弄臣之雅号而已!)。这一方面是出于无奈。另一方面也是避灾。或更重要者,很多知识分子还信赖毛主席、共产党,以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文革”大方向是正确的。江青到北大多次讲话,一开头总是:“我代表毛主席……”。并且她的权力与日俱增,就是周总理也要让她几分,更使人们尽管十分不满她那骄横跋扈、颐指气使的态度,又不懂装懂、假充内行的装腔作势(例如她在读别人给她准备的“批儒”稿中提到汉初的叔孙通,却自作聪明,以为是误笔,硬改为姓孙名叔通,闹出大笑话!),可是又不得不相信她就是代表毛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充当“旗手”嘛!所以虽不心甘情愿,却也只能“听指挥”。(余杰生也晚,所以可以随意讽刺前人)。在“批儒”中,不知怎的刮起一股大批早被遗忘的古时儿童启蒙小书:《三字经》、《千字文》的大风。有谄谀辈献上一部《子弟规》,江青看了大喜。这部罕见的三家店腐儒之作,只有作者姓名,并无出处,于是江青传令诸教授查询。侯仁之先生搞历史地理,熟悉“地方誌”,很快从一部山西的县誌中查出作者和写作情况,很得江青重视。恰好江青又不知拨动哪根弦,要去天津小靳庄搞“全民写诗”运动,下令周一良、侯仁之陪同。并要求严格“保密”(那时什么屁事都“保密”),不过侯先生回来后还是和我谈了他这一趟古怪的旅行。当时我就意识到此事不妙,搞下去很可能就坠入“梁效”的顾问班子难以自拔。翁独健是侯仁之最敬佩的师兄,于是立即邀侯先生共同访问翁先生,听取他的意见。果然,翁先生一听就表明反对江青倒行逆施的立场。并且明确说不可与他们沆瀣一气。怎么办?唯有躲开。躲到哪里?最后侯先生自己想出了一个主意,几年前西北有机关邀请北大地理系考查沙漠问题,就此,组织了几位教师和学生去西北实践。因为江青行事例不通知基层党组织,所以北大当时虽有党委,只知江青颇重视侯仁之教授,却不知给什么“任务”。这样北大领导就稀里胡涂同意侯先生去西北。这趟出行不但躲过了江青这一劫,并且还开启了侯仁之教授另一重要研究方向——西北沙漠之历史地理。周一良教授就没那么幸运,虽然与四人帮无实质瓜葛,仅是奉命找点资料的“文学侍臣”,可是四人帮倒台后,仍被隔离审察了好一段时候。
八、忘年之交(三)——洪谦、董铁宝
还必须提及两位已作古的忘年交。一位是哲学家洪谦教授,另一位是力学家董铁宝教授。前者整长我20岁,后者长我10岁。都是我师长辈。
洪谦先生40年代在西南联大执教。抗战胜利后应邀赴伦敦大学讲学,1947年回国先在武汉大学,后在1950年受聘燕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我是在1951年开始认识他,以后往来日益密切,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哲学系有张东荪先生作大重点。洪先生为人平和,没有什么政治活动,自然也就“一风吹”的“过关”了。后来他知道我当时实是联系哲学系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干部,还开玩笑地说是我保他“过关”。洪先生是维也纳学派哲学唯一的亚裔学者,他一生坚持此哲学信念。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维也纳学派,并常与列宁批判的马赫、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混为一谈。当时我也如是。所以送给他一本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请他仔细阅读。我到底也不清楚他是否真的过细地读过,但浏览是有的。他的观点几乎与马赫的反应相类同,即这是部政治书,而不是哲学书(马赫说是政党争论书)。客观地说,实质上他们都把哲学视为一种智力活动,重要的在于寻找一个自成体系的说法。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解释世界”,而不是“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我们能谈的来,就在于固然他知道我是党员,且是作“统战”的,但我只鼓励他赞成共产党政治,并不要求他放弃其学术观点,所以我们还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哲学,虽然是格格不入,可是我确从平时聊天中懂了不少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史的要点。也明白了维也纳学派与经验批判主义不是一回子事。我以为这是共产党人与非党人士能成朋友的最基本点:相互尊重、相互学习。1989年商务印书馆又重排出版了他在1945年写的《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一书,承他立即赠我一册。这次我才真的弄明白了维也纳学派的哲学真谛。文革后开放了学术交流,他受邀访问了英、德、奥,后又去美,去了数月,回家后,打电话邀我,原来老头子虽抽烟但不多,可是知道我的烟瘾颇大,所以送了我当时还罕见的《三五》牌香烟五盒。可惜,在我赴美期间,老人故去了。待我回国后,洪夫人何玉贞老师,以八十余高龄爬上三层楼我家,送上洪谦教授的论文集遗作。令人欷嘘。回想起,他一直对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的没落、甚至毁灭而揪心,痛感无力挽救。他也痛感年轻一代外文基础差,没有人指导将要读不懂古典名著了。这位专注学术的饱学老人终于抱撼离开了我们。
董铁宝教授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学问家。他是1940(?)大后方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生,毕业后恰值修建缅滇公路。出于爱国热情,投入了工程设计和施工的艰苦工作,一干就是两年多,险些被日寇飞机炸死和被俘虏。后来又在云南修公路、机场。不但获得了大量实际设计,施工经验,并且因与美军工程兵共事,学得一口美式英语,甚至粗话。抗战胜利后,几经周折,赴美留留,入伊利诺大学,50年代初得弹性力学方面的博士。留校作教学研究工作。1954年升为副教授。在1956年留学生回国高潮中来北京。当时我曾陪周培源先生,访问几位归国的力学专家,为当时北大正筹办的力学专业争取师资,那次共有周光炯(流体力学),王仁(固体力学)和董铁宝(弹性力学)三位决定来北大,协助周老(流体力学)办起力学专业。董先生是最年长者,也是政治上最活跃者。他在抗战胜利后曾参加过重庆民盟的一些活动。到美国更是积极参与反蒋活动;曾对我说,他是“君子朋而不党”。就是说,他认为哪个政党的政策正确,他就支持,不正确就不支持。所以尽管他与民盟一些重要成员一起活动过,却并不入盟,他很支持共产党但也不想入党,因为他反对“党同伐异”。还有一点,他对当时崇拜毛主席的一些做法并不赞成,尤其是1965年后到处写语录更是反感。1966年我和他在4月参加了上海华东计算所大型计算机的鉴定会之后,回北京途中,在泰安下火车,一同爬泰山,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欢聚了。入山口大幅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笑着对我说,上趟泰山还有“万难”,还要“牺牲”哩!他有的是风趣!我们回京后不久就搞起文化大革命,我临时搬到机关住,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听说,数学力学系学生造反派要批斗几个党员干部,董铁宝先生平日与这些党员干部都有接触,因此被“勒令”第二天“陪斗”,当天晚里,他在中关村路边树上自缢身亡。前几天曾来我家,但我不在,如果我们见面,也许可以帮他宽心。文革自杀的知识分子很多。我的熟人中就有四位。翦老是大名人,董先生算不上大名人,但也是一位优秀的力学、计算数学的专家。他那刚愎正直、宁折不屈的性格压倒了幽默感,伟大人民作家老舍何尝不如此。
不过董铁宝教授还是我的良师。因为此时我已调入计算数学教研室,筹备讲授“计算机原理”课。固然经过自学,与吴允曾等同志切磋,又听过科学院计算机小组的讨论班(夏培肃、吴几康等老师)。但还是有些不了了之。董先生在伊利诺大学开始作弹性力学研究时,恰值这个大学(工学院)按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冯•诺意曼等提出的数字电子计算机报告,设计组装了五台EDVAC型计算机,其中一台留在伊利诺大学,称为ILLIAC,是世界第一批真正现代意义的计算机。董先生一开始就使用这个计算机计算力学问题。所以一方面他长于计算方法,另一方面大约是当时在中国唯一实际用过计算机的学者。固然计算机内部构造对他而言是“黑盒子”,可是他实际使用的知识,就提供了计算机应有的“指令系统”。此外他带回的冯•诺意曼报告也有极大的裨益。1957年科学院组成了计算机研究所(先是由华罗庚先生任筹委会主任),准备彷制当时苏联,也是欧洲最大的计算机—BISM,苏方派了专家组,携带大量图纸、说明书来华讲课。由于来的都是工程技术专家,不长于教学,热情虽高,效果却差,因此我只断续的听了几次课,而与董先生却连续几天讨论了计算机内部基本结构,并用一些典型的计算(方法)比较了BISM与ILLIAC的指令系统。从中发现BISM的三地址、指令系统看着似乎更清晰,实际却无论是对内存贮量的使用和计算速度,都是低效的。所以虽在当时一片学习苏联的声中,可是我主导初期系统设计的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109系列大型计算机已没有BISM的痕迹了。我较快的讲授计算机原理课程和掌握了当时设计大型计算机的理念、对北大计算机教学科研都有较长期的影响,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董铁宝教授的启发和帮助!
九、平凡的学长
我回忆了几位长辈后,总不禁忆起几位极平凡的同学战友。他们没有任何显赫声名,没有任何助人为乐的动人事迹,更没有过什么足以传世的豪言壮语。只是默默无闻渡过平淡的一生。
第一位忆起的是我们的朱国璋朱大哥。他是1939年由天津考入当时燕京大学化学系。黄昆教授也是此时入燕大物理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寇查封。黄昆等一部分同学赴大后方,多入西南联大继续学习。朱大哥为家庭生活所迫,回天津教中学。当时有不少燕大讲师、助教、乃至学生去天津教书谋事,我较熟的就有侯仁之、吴小如、李欧、王平、何桂莲等学长。抗战胜利后,北平燕京大学复校。朱大哥回校继续完成学业,1948年毕业,系主任蔡馏生教授(院士)留他做研究生、半时助教。他毕业时获“金钥匙”(Golden Key),这是当时燕大给予最佳毕业生的荣誉称号。蔡先生留朱大哥原意是待有燕大有留英、留美名额时送他出国留学。原来燕京大学理学院有由英国(兰烟筒轮船公司)提供留英读博士名额一人,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留美名额二人。要求选送资深讲师,或卓越助教。1946年侯仁之已赴英,将于1949年回国。生物系林昌善讲师于1947,物理系杜连耀副教授于1948年分赴美留学。所以蔡先生计划朱大哥1949年接替侯仁之先生的奖金留学,或1950年接替林昌善先生留美。岂知朱大哥在1948年开始转变了过去专一读书的人生观,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北平解放前夕,由我介绍入党。大约在1949年5月间,市委组织部通知要选择优秀的,业务强的党员去苏联读高学位(最好是能读博士)。我们立即推荐了朱大哥。结果把侯仁之先生(八月)回国后的英国奖学金让给1949年刚毕业的也获金钥匙的,留作研究生半时助教的物理系崔枋(其实他还并未上班)。(我和崔枋虽不熟,但也有些交往。解放后他入团,去英国后还给我寄些英共的小册子和《资本论》英文缩写本。他去英后入曼彻斯特大学,后曾参与由Kirbum领导的大型计算机研制工作,但1956年后断了信息,以后不知去向。80年代我访问曼彻斯特大学,Kirbum教授已退休,计算机组的教师无人知道崔枋其人)。这样朱大哥就失去了留英的机会。1949年秋入哈尔滨工业大学俄文班,学习俄文准备留苏。他本来精通英、德文。学习俄文(也许是有语言天赋)极快。原计划1952年秋入苏联大学读博士,可是到了1951年,搞起三反、五反。原有的后勤部门人员都算有嫌,最好的也是靠边站。于是要调一些与后勤不沾边的,但又懂得当时从苏联和东欧购买的(其中一大批是哈工大代教育部买的)各种仪器。这就需要朱大哥这类人才了。尤其是朱大哥为人沉重老实可靠。搞来搞去,哈工大领导觉得挺顶用,留苏的事就暂放下了。不久1952年院系调整,教育部要处理更大量的对苏、东欧订购仪器的清理和审核。而当时主管采购的部门领导多是从军队、解放区地方调来的搞供应的干部,根本不懂这一套。不过他们发现原委托哈工大订货工作却处理的井井有条,于是了解到朱国璋其人,指名“借调”。记得1953或54我去教育部开会遇到朱大哥,我先还以为他在苏联,这才知道已调入教育部设备处作管国外订货的“科员”。当时我们都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小螺丝钉”(后来才有“驯服工具论”之说)。所以让留苏就留苏,让做科员就做科员。这样朱大哥就由科员做到付科长,科长,付处长,最后是80年代教委(世界银行)贷款办付主任。我作为计算机专家任贷款办顾问,最后与他共事约十年,他还是那么沉著、朴实无华。他貌不出众,看起来似乎有些憨相,但实际上非常聪明、才捷。我遇两位真正能一目十行(读英文文件),过目不忘的人物,一位是我另一好友吴允曾,另一位就是朱大哥。他看一遍洋人写的东西,马上可以指出哪个标点错了。他一口文雅的美式英语(当时燕大化学系有两位美籍教授:窦威亷和威尔逊[理学院院长],朱大哥经常与他们打交道),老有洋人私下问我:你们的朱先生是哪个美国大学毕业的?在他们看来只有美国大学才能培养出即精通科学仪器,又精通英语(他们多不知朱大哥的德语、俄语水平并不亚于他的英语水平哩)的人才。客观地说,他工作很出色,也许换别人,没有他作的那么好,可是无疑,他的这些工作,有中人之才者也能做的差不多。但是他潜在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的才华却是出众的,是难求的。既然当了螺丝钉,也就默默地度过了平凡的一生。也好,至少作为小干部,倒是没有遭遇很大的“政治”波折。韩愈说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无奈我们的伯乐看到朱大哥这个千里马很好使唤,也是拉盐车的好马嘛!于是就无声地拉了一辈子盐车!
说起来朱大哥还是幸运者,解放前我联系过一位广东籍的党员——陈道森同志。他家在广州、香港都有产业。实际上,当时入燕京的“老广”们个个是富家子弟,否则也无法北上来燕京大学。尽管如此,道森生活还很朴素。他是1946年入燕大,47,48两个暑假都主动要求回广州作接待新同学工作。当时此项工作十分烦难,从通知新同学录取,北上登记,买船票,到组织大家登船,都很烦琐,而又常多变。到了船上,他又以大哥的恣态,组织些文娱活动,解除海船上十多天的烦闷,并向新同学,介绍学校情况,特别推荐进步团契和社团的丰富多彩的生活。这样新同学还未到校,已受到了进步学生运动气氛的包围。正是道森深入、活泼的工作,使他俨然成了广东同学中的老大哥(当然少数思想落后或反动的同学不拥护他)。
道森同志个子不高,肤色略黝黑,虽消瘦却十分结实,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更显得精明强干!本来与我相识,但不熟悉。1948秋季学期之始,我作为支部组织委员,联系他的党的关系从此逐渐熟悉了。每周他向我汇报一些广东同学的思想动态,即细致又生动。使我深感道森联系群众广泛、思想工作深入。到同年11月底,上级指示,为了迎接南方解放,一些有条件回南的党员先秘密南下回家。由我通知道森回广州,临行前,他请我到“长三”告别吃饭,(当时东校门外,有一家小饭馆“长顺和”,学生起了个浑号:“长三”)。解放后,不记是哪位南下的同志告诉我,道森在香港“经商”,团结一些爱国港商,为国内采购一些国外产品。虽不知具体情况,但显然仍在做着无名英雄的事业。却不是什么“情报”工作,而是“统战”工作。
在文革开始,“造反派”冲击中央统战部,很大一部分海外作统战工作同志(主要是港英者)的名单外泄。港英政府据此驱逐一批秘密党员,道森也在其内,并且是商界中的领导人之一。于是回到广州。但是并非作为英雄,相反却以“英国间谍”罪名关入监狱,并多次遭受非刑拷打,最后腿被打折,大脑受损,不但丧失大量记忆,就是语言、思维都有严重障碍。1978年才平反,略休息就一定要北上,他记的清楚的老同志,一是长期与他共同工作的潘永祥同志,另一个就是我。由他女儿陪同来京,不但见到我们,一起吃了饭。还坚持要到我家看看我的老母和爱人、孩子。最后他还是被搀来,真是令人感动之至,回广州不久即过世了。
忆起陈道森同志,不禁忆起另一位与他命运相似的默默无闻的同志——西语系1949年毕业生谭大霖,我看到的燕大老同学的回忆文章中,似乎没有人提到他。中等个,一副近视镜,老学究的低调形象,也是典型广东佬模样。我不知他何时,由何人介绍入党,只知他读英国文学、中英文俱佳。在临近解放时,上级让我接他的党的关系,并明确指示,未来党公开时,仍保留秘密党员身份,待毕业,后去香港安排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时,我曾被诬为“军统特务”关在机关。二机部九院由于我长期作党的组织工作,所以当时“外调”极多,是全机关中最多者。由此才知道英国掌握了中央统战部档案,陈道森同志被港英、谭大霖同志被英国(当时他在伦敦)驱逐出境,而回国后,又以英国间谍关押,吃尽苦头。听说文革后大霖很快就故去了,始终没有确切的消息。
我记的几位都是无名之辈,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也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可供传颂。只是原本都很有才华,很有发展潜力。欧阳修写过一篇《伤仲永》,那不过是叹息一个有些才华的儿童,被愚蠢的父亲耽误了。我们这些已有高度学术修养的,工作能力极强的学长们岂不更值得“伤”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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