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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骥:疯狂时代血的记忆(师大二附中文革初期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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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爱打篮球,酷爱武术和拳击。1966年我在北京师大二附中上初三,是初三(6)班的学生,正好赶上文革。因为住校,我认识同学比较多,和老师、食堂大师傅以及学校工友的关系也都挺好。红卫兵的暴行劣迹,我知道一些,想忘也忘不了。有人说是我记性好,我说,那疯狂年代的暴力和血色,能忘得了吗?

把我记住的一些事情,分条整理如下。

(一)
1966年8月1日,在贾某岩、李某妮、李某临等人带领下,北京师大二附中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很快就把校名改为“抗大军校”。红卫兵里有不少走读的同学,为了便于夜里提审、暴打和斗争老师、校领导,这些同学就都改住校了。

八一八之后,文革运动在学校里很快就发展到斗同学、打同学,红卫兵提出新的战斗口号要“斗倒三胡一白”。这“三胡一白”都是高中的学生,三胡是胡雁奚、胡炳端和胡继光,一白是白兆和。这4个同学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甚至彼此之间都没有个人来往,只不过对红卫兵骂人、打人、斗老师等行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天下午,红卫兵聚集在宿舍楼东边的水泥乒乓球台,准备批斗校领导和老师,住在有色金属研究院的胡继光刚从家里来到学校(胡继光也喜欢武术,平时我们在操场锻炼时相遇,聊的也是武术的技击方法,讨论最多的是三指钩和五指钩的不同用法),就在他经过乒乓球台时,一群高中女红卫兵冲了上去,把他围了起来,拉拉扯扯。胡继光虽然练过武术,出于对女生的尊重,他尽量避免身体接触,没有做任何反抗。这时又过来七八个男红卫兵,一同奋力将胡继光拉到了乒乓球台上,准备批斗。

站在乒乓球台上的胡继光,身体直立、两肘合拢在胸前,两手握拳放在前额处保护着头部和眼睛。突然,他腾空一跃,用了一个类似“虎扑”的动作,体重一百六七十斤的他像一块大门板一样,砸向了乒乓球台下面正在高呼口号的红卫兵们,顿时砸倒了七八个人。这时,只见胡继光一个鲤鱼打挺,站立后迅速向操场和校门方向走去,红卫兵都惊呆了,不得不给他让出一条路,眼看着他扬长而去。我在宿舍楼从窗户向下看,看的清清楚楚,还听见有几个高中女红卫兵高声喊着“流氓”、“反革命”……

其实当时许多人根本不怕红卫兵,不少干部子弟和工人子弟没有加入红卫兵,大部分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也不想参加他们的“红战友”外围组织。只不过考虑到红卫兵支持者的威望,不做过多的反抗罢了。我没见过红卫兵一对一打人的,都是一群红卫兵打一个人,从来都是以多打少。打老师和校领导时,不让老师抬头,必须低头看地面,他们害怕被打的老师认出他们的长相,抄家也是如此。如果被抄的人家有四、五口人,红卫兵往往要聚集二三十个人才敢去抄家,最少也得十几个人才敢出动。拿着尚方宝剑,也还是底气不足,因为他们在做的毕竟是邪恶的事情。

(二)
有一天夜里已经10点多了,突然红卫兵要斗争学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于是,吩咐电工杨老师在宿舍楼和食堂之间的水泥兵乓球台附近,加了一个大灯泡。

红卫兵把姜培良押到了水泥兵乓球台上,先是让他站着,后来又让他跪着,那皮带像雨点一样打在姜培良的身上。我在楼上宿舍的窗户看得非常清楚,有个红卫兵搬了一个课桌,又有红卫兵拿来了煤灰渣,姜培良被他们摁着跪在铺了煤灰渣的课桌上。现场指挥是李某临,带领喊口号的是张某佑,贾某燕、李某妮也都在场。后来有一个红卫兵一脚把桌子踹倒,姜培良从兵乓球台上的课桌头朝下摔到地上,顿时,头上的血就出来了。

现场红卫兵一片欢呼,又把姜培良重新拉到了兵乓球台上,强迫他跪在课桌上,继续斗争和毒打,一直闹了大半夜。

(三)
八月份天很热,特别是下午烈日炎炎,就像一团火烤在身上,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亲眼看到红卫兵们把陆笃根老师从小食堂的劳改队里带出来,强迫她在烈日下跑步。陆笃根老师是个老太太,患有高血压病,跑了几圈,实在跑不动,红卫兵就拿皮带抽她,强迫她继续绕着操场跑,以此取乐。

有个高中的女红卫兵还说:“就他妈这么个老东西,吴梅扎(一个女老师的名字)还管她叫妈妈老师。”说话间又是两皮带打在陆笃根老师的后背上。

(四)
丁德泗老师是我们班的英语教师,转业军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大西南的剿匪,在西南军区被部队挑选为飞行员,转入空军部队。由于参军前是西南联大贵州分校英语专业学生,抗美援朝时担任志愿军英文翻译,负责审问被俘虏的美军战俘和飞行员。

“八一八”之后,红卫兵组织全校的老师开会。谈对红卫兵运动的认识,红战友张某佑坐在门口监督开会。所有的老师都不敢说话,怕说错一个字被抓进劳改队,或在现场就遭到毒打。但是又不能保持长时间的沉默。张某佑说,沉默就是对抗。在张某佑的反复催促下,所有的老师推举丁德泗老师和另外一位丈夫是空军的女老师代表老师们发言。

老师们说,丁老师是复员军人,政治上最可靠。那位女老师是军属,政治上也没问题。你们代表大家说最合适。女老师的丈夫和丁老师也认识,女老师说,还是让丁德泗老师一个人说吧,他政治上可靠,语言能力又强。多说一句少说一句的没关系。

丁德泗老师首先表示对于红卫兵运动的支持,紧接着又说了两句:“革命行动是好的,但是,要注意政策,不要骂人打人、最好不要破坏公共财物,红卫兵和为红卫兵干事的人要注意自己的形象…...”等散会后,丁老师走到门口,张某佑就扯着哑嗓子说:“你他妈的这是污蔑毛主席的红卫兵,你等着瞧。"

第二天早晨,在学校门口,红卫兵用大字报形式贴出勒令如下:“勒令:丁德泗早上八点钟到劳改队报道”。贴在墙上的劳改队分为三级劳改队队员名单下面又新添加了一行字:“四级劳改队员丁德泗”。几个初一、初二的红卫兵企图把丁老师押进劳改队,未果。又来了以刘某为首的6个身高力大的高中红卫兵,强行把丁老师押进劳改队。

任何人都难以忍受劳改队中的酷刑与折磨,丁老师特别不能容忍人格的侮辱,从劳改队几次逃跑。先后去过中央文革接待站、国务院接待站,都不能解决问题。有一次在街上躲藏了两天两夜,悄悄潜回家拿了有国防部长林彪签字的兵役证,通过公安部联系到到空军寻求保护,他是空军转业军人,空军的同志还记得他,很同情他,可是当时部队没办法介入地方文革,只能建议让他去找北京市新市委,新市委让他去西城区委,当他得知在西城区武装部有一个军队联络站,他去了那个军队联络站,联络站帮助他联系上了新上任的西城区领导王定华,王定华了解情况后给贾某岩打电话:空军方面说他在部队政治上没有问题。要求不允许打丁德泗,贾某岩答应了。

丁德泗是1966年8月26日回到学校的,他听到有一个高中的红卫兵说:“昨天我们尅死了3个” (“尅”是北京土话“打”的意思)。丁老师问其他被非法关押在劳改队的老师,得到证实后,偷偷溜到大门口,他没有选择个人逃亡,而是勇敢的躲在传达室,在传达室老张和其他老师的掩护下悄悄拨通了王定华办公室的电话,把8月25日打死人的情况如实汇报,当天下午驻西城区武装部的一队解放军找二附中红卫兵头头谈话,使得红卫兵疯狂残害生命的现状受到了一定的制止。丁老师也从劳改队出来。老师们、同学们都钦佩丁老师的勇气和果敢。

(五)
1966年8月19号星期一。前一天,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回到学校后,暴力活动迅速升级。宿舍楼北门外面贴的那一副由谭力夫推销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由“基本如此”已经变成了“绝对如此”。除了高干子弟曹滨海在和一些红卫兵辩论之外,还有一些同学也在进行辩论,我们初三(6)班的王学忠就一直坚持反对这血统论的对联。在辩论中没有占上风的红卫兵气急败坏的骂人,个别红卫兵为了出气,又抡着皮带进入了关押老师的小食堂,抡起皮带去打老师。

下午4点多的时候,我看到王学忠同学站在操场东面的跑道上,看着初三年级的几个红卫兵和红战友,从楼上的窗户把他在宿舍用的被褥及其他生活物品全部扔了出来。带头扔东西的红卫兵叫孙某臣,是初三(4)班的,紧跟着他干的两个红战友一个叫浦某云,一个叫方某禹,都是初三的学生。他们刚才还在和王学忠辩论,辩论不过王学忠,就采取法西斯暴力手段,把王学忠赶出学校。我看到这情景后,帮助王学忠把被褥、枕头和其他生活用品收拾了起来,重新抱回到宿舍楼上去。同宿舍的几个红卫兵和红战友堵住了王学忠,不让他进门,还大声叫着:“这是红五类的宿舍,是红卫兵宿舍,不是红卫兵不能进,更不能住在这儿”。其他男生宿舍也没有空床位了,王学忠只能在楼道睡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也就是8月20号,我用自行车驮着王学忠的行李,帮他把行李送回家。

返回学校时已经是中午了。我在宿舍的洗漱间洗了洗脸上的汗,准备下楼去吃饭,在一楼和二楼楼梯的拐弯儿处,正好碰到初三(4)班的红卫兵孙某臣。其实,我们俩上初一的时候关系很好,此时不知道他招了什么魔了,居然指着我说:“王骥,你老实点!”我回答说:“你老实点!”他马上就骂我:“你狗崽子!”于是我也回了一句:“你,猪崽子!”他一下急了,说:“你敢骂红卫兵?”我说:“骂你丫的了,你丫就是猪崽子!”他叫喊着:“我们家是革命军人,你敢骂我们红卫兵?”我说:“瞅你的长相,你不是猪崽子,谁是猪崽子?你们一家子都是猪”。孙某臣这小子当时急了,指着我说:“你找打!”我说“你丫敢?!”我指着楼梯拐弯儿处的水泥扶手,盯着他的两只小眼睛,跟他说:“你敢碰我一下,我马上让你磕死在这儿”。他有些不知所措了,这时有几个下楼吃饭的同学把我们两个人给分开了。等我吃饭回来,孙某臣带着浦某云、方某禹等红卫兵和红战友,正从我住的宿舍窗户往楼下扔我的被褥和其他生活用品。

我立即回家拿了照相机,装好了胶卷,把散落在地上的被褥和生活用品拍摄了下来,留作证据。3天以后,8月23日上午10点多钟,我去学校了不在家,以初三(6)班鲁某征(女)为首的一队十几人的红卫兵闯入我家,殴打了我母亲(一位历史清白的知识分子、全国妇联宣教部的普通干部)抄走了我们家几乎全部的生活用品,包括我那个莱卡120照相机,以及其中拍摄有红卫兵在学校所犯罪行的胶卷。

(六)
1966年8月25日这天,曹滨海的母亲樊西曼和二附中姜培良书记、靳正宇老师共三人在校园里被打死,我所知道的8.25事件中的几个现场凶手和打手的有关情况:

1、高二有个女生在学校里打老师和校领导打得挺凶,当时我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有一天她在食堂门口打老师,食堂的大师傅背后叫她"白不呲咧",食堂的白师傅说:“这个白不呲咧是个白虎……”厨师组长石凯说:“当着学生别乱说,都是红卫兵小将……”这女生长得有点儿瓦刀脸,脸色惨白的,短发,后来知道这人名字叫王谦,几乎所有关在劳改队的老师她都打。这个白不次咧王谦,打人的时候,还高喊,说脏话。虐杀革命干部樊西曼的现场,她不仅暴打樊西曼,还一脚将樊西曼从水泥乒乓球台上踹到地下,拿大棍子像砸夯一样砸她。

2、刘某平,初三(4)班学生,1950年出生,身高1米84,小脑袋、小眼睛、瘦高个,皮肤发黑,住在花园路一个部队家属院,是学校篮球队的队员。

刚上初一时,经体育老师刘国祥推荐,刘某平课余时间去什刹海体校参加篮球训练,负责训练的三位教练,除了叶教练是上海体院分配来北京工作的,其他两位教练董广森、祖振生都是师大二附中毕业生,对刘某平特别照顾,精心培养。初二结束升初三的时候,刘某平有两门主要功课补考没有及格,根据学校当时的规定,两门功课补考不及格被定为可以在校试读。他的家长专门来学校找过班主任郝素馨老师,郝老师解释后,家长不满意,一定要见校领导,郝老师把家长带到了教导处。

厉益森主任安排教导处的一位老师向家长介绍了学校的政策,家长提出:“我们是革命干部,我们的子女应该得到照顾……”。教导处的答复是:“根据教育局的文件,试读生可以照常参加班里的所有课程学习,但是不能代表学校参加任何体育比赛……”还提到了上一年级的例子。也是篮球队的一个同学叫刘小范,平时课余时间在先农坛体校练习篮球,由于主要学科功课不及格,初二的时候成为试读生,初三考试仍不及格,被迫退学了。刘小范的父亲是国务院某部重要部门的一位领导。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叫孟小幼的藏族同学,父亲是在红军长征过藏民区时参加红军的,也是由于连续两年两门以上的主要学科不及格试读,补考还是不及格,被劝退学了。

北京市什刹海体校每年要对参加业余训练的在校生,进行学习成绩登记和评定,功课不及格者,必须停训,这是当时北京市教育局和体委共同制定的政策。刘某平拿着成绩册多次找了几位任课老师,希望能够通融一下,给他改一下成绩,把不及格的分数改成及格分数。这个在成绩上作假的请求,遭到了拒绝。由于两门以上的功课不及格,刘某平的成绩册不能按时交给体校,体校停了他的训练课,当时他就对这些任课老师以及班主任怀恨在心,多次扬言有机会一定要收拾这帮老师。

学习成绩不好,体校又不让打篮球了,他就更不想在学校读书了,希望能有个地方让他去工作,最好是能当兵。1966年4月份,在我和杨林(我同班同学,校篮球队后卫)的帮助联系下,八一篮球队同意刘某平参加初次测试。他骑着墨绿色二六飞鸽牌自行车,从北太平庄一直骑到了海淀区红山口八一体工大队,负责对他进行考试的是正在组建中的八一青少年队的教练韩子栋和周正云。两位教练对他的身体条件以及篮球技术都不是很满意,在他的再三请求下,两位教练告诉他,半年以后,如果身高长到1米87,可以再来试一试。 在一旁观看测试的北京籍八一青年队的张宏告诉刘某平:“想进八一队的人挺多,现在进来很难的。”刘某平回到学校后,每天都做有助于增加身高的运动。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学校很快就进入了文化大革命,8月1日刘某平加入了红卫兵组织,声称自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受害者,对老师们的报复也就从此开始了。

刘某平经常抡着军用皮带或拿着垒球棒,出入非法关押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小食堂(当时是私设的劳改队监狱)殴打老师。“八一八”以后,刘小平在篮球场亲口说过,他们几个爱打篮球的红卫兵在篮球场的三秒区罚球线上进行投球比赛,谁进球少就算输了,输的人就进入篮球场旁边的小食堂打老师,然后再进行下一轮比赛。刘某平曾经公开表示过自己虽然瘦,但是会用爆发力打老师,说有些红卫兵虽然块头很大,只会用蛮力,远不如用爆发力打得狠。

平时,有一些初一、初二的红卫兵在那里看管被非法关押的老师,他们拿的都是练习刺杀用的木枪,打老师的时候,除了用军用皮带抽,用木棍揍,还用木制的枪头去杵。刘某平指导这些初一初二红卫兵打人的技巧,让他们将木枪掉过来用,用枪托打,打得狠,打得疼。8月25日下午在杀害樊西曼的过程中,这些木枪真的派上了用场,施暴的红卫兵用枪托击打、狂砸樊西曼。

打死樊西曼之后,他们又用木枪的枪托,砸向被非法关押在劳改队的老师们。有一个红卫兵抡起木枪的枪托砸向崔胤魁老师的头部,崔老师因为年轻时学过体育,反应比较快,下意识地抬起胳膊保护自己的头,木枪托打在了胳膊上,胳臂立刻就被打断了,造成严重的骨折。接着,红卫兵又打折了另外一位教政治的男老师的胳膊。

虐杀革命干部樊西曼时,刘某平用的是一根大棍子,他像砸夯一样,用棍子的一头砸向樊西曼。同时,他还吩咐同班一个叫钱某的红战友一起打(学校“红战友”是个松散的组织,负责人是张某佑,各班红战友跟着同班红卫兵一起活动)。钱某家住钢铁学院,也是篮球队的,身高一米八多,平时还练习推铅球,比刘某平力量大。他就听刘某平的指使,跟着刘某平一起打,让他打谁,他就打谁。

红卫兵后期,刘某平拿来一只抄家时保存的气枪,藏在学校隐蔽处偷偷向老师和他不喜欢的同学射击。1968年刘某平去东北当兵了,一年以后,死于意外事故,时年20岁。

3、文革前,高一的刘某是学校足球队的,业余时间和初三(4)班赵东辉(小黑子)一同去北京市少年宫足球队参加过训练,我在少年宫篮球队,篮球场就在足球场旁边,每次练球时都能碰上,一来二去大家就熟了。文革中,刘某打人挺凶,还打同学,连女同学也不放过, 军宣队工宣队进校的时候,刘某感到很恐惧。我去下乡插队之前见过他几次,那一段时间,他显得特别胆小,我和他没有利害关系,从来没发生过冲突。和我同住一间宿舍的王殿修也是老红卫兵,对刘某也有一定了解,我们都觉得刘某有心理障碍,文革中打人太多了。我们班的王新生同学是校足球队的,也参加了红卫兵,他亲口对我说:“刘某丫的真没劲,连咱们学校女生都打……”

红卫兵解散后,刘某一直害怕别人报复。有一次我们在宿舍打拳击,有人说刘某也练过,而且说他块儿大,邀请他来我们宿舍交流一下。我让初一、初二的同学几次叫他,他就是不来,后来还是我硬把他拉来了。来了后我们让他带上拳击手套,他就靠着墙角一动都不动,拿手套捂着脸。他说:“你们要想打就打我吧,我不动了。”当时显得特怂,说话也结巴了,临走时他说:“我担心你们在宿舍里堵上门打我……”其实根本没人想打他,是他自己打人打多了,担心别人记仇,怕我们替别人报仇,收拾他。我们和他无冤无仇,更没有人托我们复仇,是他有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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