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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宜三:从反右运动看左倾路线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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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反右運動看左傾路線的危害
作者: 武宜三


歷史話題
內容提要:《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錄》再一次證明反右運動的謊謬性、反動性,禍國殃民的左傾路線是目前互害社會的根源。教授治校、教育才有希望。財產申報、才是愛護幹部。尊重憲法、人人免於恐懼。特權是暫時的、法治才能永久。香港是救生門也是逃生門,沒有港澳臺、就沒有中國的今天。“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是中共領導集體的莊嚴承諾,要抵制投機分子的左傾言論。





——《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錄》的發現、內容和意義
一.機密文件《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錄》的發現
二.2018年6月,我從「孔夫子舊書網」買到《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錄》。
這本名錄在「孔夫子舊書網」上出現時,標價12,000人民幣,與持有者討價還價後以9,000人民幣成交。
名錄按系統分黨群系統、政法系統、工業系統、農業系統、財貿系統、統戰系統、文教系統、大學生等8大類,每個右派分子列姓名、年齡、職務、家庭出身、本人成分、處理情況、處理後的去向、有何政治曆史問題、反黨反社會主義原因等。總計2,994人,與1978年摘帽和改正的右派分子10,077人(《吉林省志》)有很大距離。這是因為這本目錄是中共吉林省委整風辦公室於1958年一月份編輯出版的。它不完整,不齊備,但畢竟是第一次出現的省一級有關秘密檔案,非常珍貴。無論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方面都有其重要價值,值得研究者、學者和一切後來者的珍惜和研究。

正如傅斯年所說,史學的進步必須不斷地發現新史料——「史學的對像是史料」,「史學的進步歸功於史料的增加」,「治史便是整理史料」。
把官方秘密檔案與私人敘述互相比較、驗證、補充、糾錯的時候,的確可以從中體會到所謂「研究」的快感。
本名錄將匯入本人編輯的《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大辭典是一部工具書,是一座紀念碑,也是一項改變人被螞蟻化的艱巨工程。
反右運動危害太大了,反右傾、大饑荒、四清、文革,隨之而來,死人無數,教訓深刻——70年了,我們不能培養出一個大師、也沒有拿到一個諾貝爾科技獎(按:屠呦呦是民國產品)。人民仍然窮困,人均DGP、教育投入、醫療投入、養老投入仍然落後於世界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撒錢不少朋友不多,免簽證國家數目遠遠落後於香港、臺灣。國力仍然衰弱,美國海軍「科蒂斯·威爾伯號」(USS Curtis Wilbur)導彈驅逐艦和「安提坦號」(USS Antietam)導彈巡洋艦,在今年10月22日由南向北航經台灣海峽,我們只能「不要太生氣」(《環球日報》)。
希望子子孫不再發生這種自傷自殘、自我滅絕的悲劇。
三.從機密文件《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錄》看反右運動
四.從分類表看,文教系統(包括東北人民大學、吉林師範大學等大專院校教授、講師、助教、職員,中小學校教職員,醫院、電影製片廠、文教宣傳單位幹部、職員)1,371人,45.8%;大學生683人佔22.8%。兩項相加為68.6%,超過全體人數的2/3。
從文化水準看,除大專院校的教師比較高外,中小學校教師大多數只有初中文化,甚至有小學程度。剛剛入學的大學生不過高中水準,其餘都是沒有畢業的大學生。
黨群系統,64個右派分子,其中大學12人,中專2人,高中18人,初中31人(幾乎一半)、小學1人。
一窮二白的「新中國」,百廢待興,正是需要發揮知識份子的能力和智慧的時候,發展教育的時候,卻如此大面積的掃蕩知識份子,消滅文化,摧毀教育。居心何在?更重要的是,反右運動禁錮了人們的思想,讓人失去思考能力,不敢說真話,只能說假話;不能批評政府和官員,以致官場日益腐敗。為大飢荒和文化大革命創造了條件。至今,中國仍然是被人看不起的貧窮大國、貪汙大國、愚昧大國、文盲和不文明大國、老百姓沒有選票的大國、沒有醫療保險的大國……

三.個案研究——整右派,不能保證你是左派;整人,不能保證你不挨整
案例1——胡顯中(表539)是名錄中我唯一認識的受難者,就從他談起
胡顯中(1932--),男,江西省南昌市人,16歲就是中共地下黨員(即中共江蘇省委黨校劉大生教授所說的「政治童工」)。1948年,他所在的中共閩浙贛邊區南昌市城工部被它的上級認為是「叛徒組織」,一次過就有127個戰友被秘密槍斃,包括胡顯中在內的逃過這一劫的地下黨同志,又分別在審幹、反胡風、反右中被整肅。
1949年,胡顯中被剝奪中共黨籍,先後到江西省、廣東中山等地工作。1955年,胡顯中被當作「胡風分子」送入專門審查嫌疑分子的集訓班,隔離反省;半年後,「骨幹分子」嫌疑解除,但女朋友被領導挖走了。(許多時候,政治鬥爭是爭奪性資源的手段,如電影《牧馬人》中的故事。)

1957年,相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承諾,寫大字報《胡風等人是反革命嗎?》、《再論胡風問題》,《縱論國是、兼評鳴放》,被打成右派分子。
由於不服氣,進京上訪,奔走於國務院、高教部、中宣部等機關,沒人理會;想到馬克思「我是一個世界公民」、「工人階級無祖國」,便到英國代辦處要了一份《申請書》,被當局發現,以「胡風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及「投敵叛國」罪,判處無期徒刑。逃跑,改判10年徒刑,再逃跑,加刑3年。被勞改13年。1980年,最後一名被改正,由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撤銷以前判決,宣告無罪,恢復名譽和工作。恢復中共黨籍,現在享受離休待遇。
出版有回憶錄《陽謀下的人生》等。

案例2——金東郁(表535)
金東郁(1933--),男,朝鮮族,東北人民大學經濟系53級學生。
1957年,與同班同學胡顯中觀點接近,經常在一起議論時政、臧否人物。在運動初期,因為胡顯中要趕一篇文章,應請求幫忙寫作《縱論國是,兼評鳴放》,被劃為右派分子,在遼寧省勞動教養。

案例3——谷長春(表5)
谷長春(1933--),共青團長春市委辦公室副主任、駐東北人民大學聯絡員。共產黨員。
1957年,在東北人民大學當共青團長春市委聯絡員時,認為應該讓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經濟系53級學生胡顯中“平等發表意見的機會”,被打成右派分子。

案例4——李學斌(表6)
李學斌(1932--1957),男,高中文化,《長春日報》記者、共青團員。
1957年,寫長篇報道《“應聲蟲”——東北人民大學胡顯中右派言論破產始末》,發表於《長春日報》,後來也被劃為右派分子,在大連跳海自殺。
批判右派分子而成為右派的例子,不勝枚舉。

案例5——王惠岩(表204)
王惠岩(1933--),男,東北人民大學法律系講師。
1957年,本是被學校指派到經濟系53級加強批判右派分子胡顯中火力的骨幹力量,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原因: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案例6——侯放(P411)
侯放,男,東北人民大學哲學系講師、中共黨員。
1957年,丁則良從蘇聯回到北大,看到反右感到害怕,就投湖自殺了,匡亞明校長批了1,000元把丁則良遺體運回厚葬;開大會時麥克風不響,電工席雲鳳事先沒有檢查好,匡亞明發火,當場開除電工(事後撤銷了),抓住這兩個特例,就給匡亞明貼了一副對聯:“席雲鳳頂撞校長,別無大錯,多年革命,險遭一紙開除令;丁則良投湖自盡,死有餘辜,一生反黨,還得千元厚葬金。”被匡亞明報復,發動群眾“揭發”,本是被學校指派到經濟系53級加強批判右派分子胡顯中火力的“左派”骨幹力量,也打成右派分子,開除公職回原籍勞動改造,“少有人同情”。(吳麗虹:《吉大反右時的一點回憶和思考》、胡顯中:《青春,在鐵窗中消磨》)

案例7——丁則良(表193)
丁則良(1915--1957),1952年從北京大學調東北人民大學任曆史系主任。
1957年,根本未參加整風鳴放,毫無可抓辮子的言論,仍被缺席打入莫須有的“余丁徐反黨集團”——“黑統帥”余瑞璜(東北人民大學民盟主委、物理系主任)、“黑參謀”丁則良(東北人民大學民盟副主任、曆史系主任)與“急先鋒”徐利治(東北人大民盟秘書長、數學系主任)。返國抵京,聞訊如雷轟頂。妻從長春趕來北京終日陪伴,乃於暗中寫好遺言,投北大未名湖,抓緊水草把頭埋進泥裡而結束了42歲的生命。(義無再辱,態度決絕,情狀慘烈。)好友周一良不但不能為辯誣,還參加批判大會,說是“辜負了黨的培養重用”,私交不錯的陳慶華更加兇猛:“這種人活著也起不了好作用!”
獲罪原因,是徐利治向教育部上《萬言書》,反映東北人民大學領導在統戰、教學與科研方面的問題。丁則良、余瑞璜都提供了材料。校長呂振羽以自己著作請指正,居然寫下多條意見,致呂不悅。(呂振羽於1963年被秘密逮捕,讓交待劉少奇叛變的情節,也吃盡了“革命”的苦頭。)

案例8——丁克全(表411)
丁克全(1914—1989),長春地質學院教授、民盟長春地質勘探學院支部主委、中共黨員,省、市民委委員。為長春市政協常委、長春市人大代表、民盟吉林省委委員。
1957年,在《光明日報》發表《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否包括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兩部分》,因省、市民委委員身份代表回民群眾反映長春市某些部門不尊重回族群眾的風俗習慣,受到某些領導的批評。

1958年,被指“篡奪民盟省、市委的領導權”,打成“余(瑞璜)丁(克全)徐(迺祚)反黨集團”成員、右派分子。
1965年,被強制勞教。1966年,送農場強制勞教。1976年,又被投入監獄。1977年,因病被保釋出獄。在近20年時間裡,精神上和肉體上受到了十分嚴重的折磨,家庭也受到許多株連和不幸,但始終不屈服於任何壓力。
1979年,得到“改正”,復職為教授。

個案9——余瑞璜(表346)
東北人民大學物理系教授、物理系主任兼金屬物理教研室主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吉林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吉林省政協委員、吉林省人委會委員,東北人民大學自然科學委員會委員。
1957年,被打成“余丁(克全)徐(迺祚)反黨集團”、“余丁(則良)徐(利治)反黨集團”骨幹分子、右派分子。

從這些個案看,所謂右派分子都是擁護共產黨、相信毛澤東的忠貞之士,可是毛澤東卻出爾反爾,把這些願意獨立思考、關心國家大事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共產黨的同路人和戰友推到敵人的一方。同情、支持“右派言論”的,固然被打成右派分子;批判“右派言論”、揭發右派分子的,也一樣被打成右派分子。
刁振玉在《吉林教育史》中說:“反右鬥爭出現了擴大化的錯誤……傷害一部分知識分子、愛國人士、黨內人士對黨對社會主義的感情,挫傷了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卻仍然認為,“吉林省教育戰線反右派鬥爭取得了明顯成果。打擊了右派的反動氣焰,爭取、教育了中間派和廣大人民群眾,提高了黨的馬克思主義水準,捍衛了社會主義制度。”

這種言不由衷的空話、假話、廢話完全無助於解決遺留的曆史問題,對1957年的受難者是極不公平的。從網絡上看,多年來北京、四川、重慶、雲南等地的右派分子仍然有要求“徹底平反”、補發20多年工資的維權言論。

個案10——方化(表228)
方化(1925--1994),男,生於遼寧省大連黃泥川,長春電影製片廠演員。
1957年,“右派”名額還缺兩個。领导人想到《平原遊擊隊》中的松井,就“對號入座”,说方化“你扮演日本鬼子活靈活現,說明你這個人的本質就是那個樣!”),於是,一夜之間變成了右派分子。罪名是: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你扮演日本鬼子活靈活現,說明你這個人的本質就是那個樣!”就可以想像當年反右派運動的荒謬和非法。
今天仍然不肯還右派分子以公道,如何取信於天下人?

個案11——才一正(表470)
大學生才一正當時才23歲,東北地區於1948年或之前就已經“解放”,請問,一個13歲的小孩,會有什麼“肅反”問題,值得校長、老師去鬥他?反右之殘忍、無人性,對青年和國人的傷害也於此可見。

.“教授治校”,教育才有希望

日本,蕞爾小國、多災多難國、戰敗國,今年又拿到諾貝爾獎。
中國,人口大國、經濟大國、戰勝國,至今與諾貝爾獎(科技類、經濟學)無緣(屠呦呦是民國產品)。
中國的科技落後,是由於教育制度的失敗——(一)盲目照搬蘇聯:變綜合型大學為專科學院,並且廢除了社會學、法學、民族學、心理學等人文學科。
現在又大張旗鼓地把專科學院變回綜合大學,恢復了有關科目,即是羞羞答答地承認失敗,卻已經浪費了許多寶貴資源和寶貴時間;(二)廢除行之有效、世界通行的“教授治校”制而行黨委制。
“教授治校”,其實是毛澤東自己挑起的話題——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的國務會議上談到民主人士“有職無權”和“教授治校”時,說:“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兩個組織,一個校務委員會管行政,一個教授會議管教學。黨章有一條規定,工廠、農村、部隊、學校要實行黨委制,現在看來,學校黨委制恐怕不適合,要改一下。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或教授會,共產黨和民主黨派有什麼辦法和意見都到那裡去講,人民贊成的就作,不贊成的就不作。這個問題要研究。由鄧小平同志負責找黨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開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的問題徵求意見。”
同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舉行座談會,請他們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風。他號召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對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學藝術、科學技術、衛生等部門的官僚主義切實攻一下。他還让鄧小平找黨外人士和民主党派開座談會,就黨外人士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等問題徵求意見。

結果對“教授治校”、“黨團退出學校”發表意見的有識之士都掉進了毛澤東的陽謀陷阱,被打成右派分子,一代精英被毁灭,中國大學被毁灭,中國的教育被毁灭。
以至大學成了(不會獨立思考的)螺絲釘加工車間,精緻的個人主義者(錢理群語)養成所;現在更變成養豬場,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除盛產貪官汙吏、叛黨叛國分子之外,離它們天天吹牛的“世界第一流大學”也不知道有幾萬幾千公里。这些名牌大學高據“畢業生犯罪率”榜首。
.財產申報,是保護幹部、愛護人才的有效措施
簽發通緝令的孟宏偉本身就是通緝犯;殺人不眨眼的王立軍在獄中。
党的高級幹部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魯煒、陳紹基、朱明國、萬慶良、李嘉等,高級將領郭伯雄、徐才厚、張陽、楊暉、唐國慶等數以千計的黨政軍幹部,成了貪污腐敗分子。
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全軍覆沒。
中共中央委員、封疆大吏、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松患“憂鬱症”墜樓身亡。
對於這些輝煌的反貪成績,我不感到高興,反而非常沉痛。他們都是聰明才智之士。只是因為黨和國家沒有一套好的制度(例如財產申報制度、輿論監督、議會質詢等)保護他們、防止他們犯錯誤,以致使國家、人民花費鉅資培養出來的優秀人物半途夭折。這是他們個人、家庭的不幸,更是共产黨、人民和國家的不幸。
毛澤東,親手毀了他自己和共產黨的誠信,成了一個“政治流氓”(章伯鈞語),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就逐漸出現了信任危機、信仰危機、法治危機。
毛澤東信誓旦旦的“知無不言,言者無罪”,原來是“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釣魚。不但不能批评中共中央和领袖人物;連給中共基層支部、個別中共黨員,甚至共青團員、積極分子提意見,都成為右派分子。
從此,共產黨的幹部,成了誰也不可以批評他們的特權分子,失去了群眾的監督,於是以權謀私、貪污腐敗越來越嚴重,貪污金額越來越巨大。
陰謀家毛澤東不但是國家罪人,也是共產黨的罪人。
鄧小平在1993年在上海西郊賓館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指示:1981年那個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毛澤東的評價是違心的,黨內很多老同志是不同意的。他把重新評價毛澤東的任務留給21世紀初的領導人。正确评价毛泽东,清算反右运动,才能获得人们的拥护。
依靠機關槍、坦克、警察、城管的“剛性維穩”,只能讓人人生活在恐懼之中——從主席、書記到販夫走卒,概莫例外。

六.《憲法》保護人民,也保護幹部
1954年《宪法》,第87條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憲法》規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但是在“肅反”、反右派中,這《憲法》被粗暴地踐踏了。《憲法》上明明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在“肅反”、反右中就有打人罵人的現象發生。右派分子不经法院审判,送去劳改、劳教,被置于死地。
束星北被稱為中國的雷達之父,中國的愛因斯坦。在抗戰年代啟蒙了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吳健雄,以及程開甲(兩彈一星元勛)、呂敏(兩彈元勛)、胡濟民(中國科學院院士)、忻賢傑(核爆炸專家)、周志成(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副總編輯)等。他服務了19年的浙江大學,即使是逃難到貴州山區,在抗日戰爭艱苦條件下,仍能保持非常高的學朮水準,讓李約瑟大為驚訝,稱之為“東方劍橋”。
但是,反右等一系列政治運動毀了一度輝煌的中國大學和無數大師、天才。
也為劉少奇、林彪、江青、毛遠新等人悲慘下場留下伏筆。
《憲法》保護人民,也保護幹部。

.習近平說的“頭上三尺有神明”,是宇宙真理
把知識分子、把青年、把擁護自己的老百姓、同志戰友當作敵人,對他們搞陰謀詭計,把100多萬人推入火坑,送到條件嚴酷的勞改場所,造成知識精英、優秀黨員和幹部的大面積死亡,因此帶來的文化斷層、人才斷層至今仍然無法修復。
反右運動不是孤立的,它是一系列整人運動的一個環節。整人成了一個傳統、成了一種慣性,從井岡山殺AB團、延安整風、1949年思想改造、(巫寧坤教授興沖沖的從美國回來,就趕上了。)土改、批判胡適、批判胡風、肅清反革命、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反右、四清、文革,政治運動多如牛毛、死人無數。
但是整人是有報應的。
習近平說:頭上三尺有神明。
《漢書》說:千人所指,不病而死。
這千多年前後呼應的兩句話,實在是宇宙真理。
從商鞅、李斯,耒俊臣、周興,到李韶九、夏曦,康生、謝富治,都沒有好下場。
史達林的衛隊長雅哥達、葉若夫、貝利亞,中國的楊尚昆、令計劃、孟宏偉,心狠手辣,“忠心耿耿”,到底只保衛了別人,而不能保衛自己。
整人的羅瑞卿在1966年也被逼得跳樓自殺,羅瑞卿接班人李震自殺、謝富治被秋後算賬。
劉少奇、彭德懷、賀龍、林彪、張霖之、吳晗……被整死;而毛澤東屍骨未寒,江青、毛遠新即被下獄。毛澤東立馬成為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家屬”,報應之快,翻掌之間。
被毛澤東迫害致死的陶鑄,也是毛澤東的得力打手。陶鑄在廣西“剿匪”、廣東血腥土改,在廬山會議上圍攻彭德懷。陶雙手沾滿兩廣人民、中國人民和共產黨人的鮮血。1957年,只有3,500萬人口的廣東省打了3.6萬右派分子,兩萬多地方主義分子(如馮白駒、古大存地方主義反黨集團案)。
欺負迫害知識分子有什麼好處呢?
得到就是“打倒閻王殿”、“砸爛公檢法”、“全面奪權”、“打倒黨裡、軍隊裡、政府裡一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八.港臺政策
毛澤東、周恩來雖然犯了許多曆史性的錯誤,但是保留了香港作為中國與西方接觸通道的決定,卻有先見之明。
中共開明派習仲勳等從中港之間巨大的貧富差異、從中國老百姓投奔怒海的慘烈中悟出中國必須走改革開放之路。而中國實行開放政策時,是香港人第一個到大陸投資,把資金、技術、管理帶進大陸,創造了“深圳奇跡”。
1989年北京風波之後,西方國家杯葛中國,又是香港、台灣人給大陸輸血,讓中國經濟起飛。可是,現在卻有人說是中國養活了香港人,實在是忘恩負義,顛倒黑白,別有用心。蘇聯為什麼垮臺,不就是因為它沒有它的港澳臺嗎?
香港是中國的“救生門”,韓戰時中國靠香港打破西方禁運的困境。
香港也是中國的“逃生門”,幾十萬政治難民、經濟難民就是從香港流到全世界。當年左得出奇的許家屯同志就是從香港逃出去的,現在臺上的大大小小官員,誰敢保證他不會是“許家屯第二”呢?
小心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既符合國家利益,也為自己留下後路。
《中英聯合聲明》是嚴肅的國際條約,“一國兩制”是中共領導集體(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對香港同胞、國際社會的尊嚴承諾,不能因為有了一點錢,就可以信口開河、說三道四,給香港人看晚娘臉孔。
在敵佔區、白區工作,從來都是最危險的職業,“白區路線正確代表”劉少奇、“戰鬥在敵人心臟”的潘漢年、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書記陳修良,以及他們的團隊,儘管功勞蓋世,最後都沒有好下場。香港達德書院為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培養了大批武裝幹部,而從達德書院撤回中國大陸的教授中,就有黃藥眠、鍾敬文、沈志遠、陸詒等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他的不是特務、叛徒、反革命分子,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人治体系下,是千古不變的鐵律。

執行港澳臺政策的京官,一定要憑良知辦事,實事求是,實話實說,不要揣摩上意,為取悅領導而謊報軍情;不要耀武揚威,頤指氣使,不可一世。“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豈可不慎。
“把槍口抬高一寸”,不要製造冤案,不要讓自己的雙手沾上鮮血。
宋太祖說:“爾俸而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應該“敬畏曆史,敬畏上天,敬畏民意”。
沒有永遠的特權,只有法治社會才能保證我們和我們的後代永遠安全、安定和過有尊嚴的生活。
(本文是2018年10月19日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午餐演講”的整理稿2018.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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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宜三,本名凌文秀,1968年「畢業」於東北工學院(原東北大學)冶金系,是香港五七學社總幹事,《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1957—》編委、《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主編。
參考書:
中共吉林省委整風辦公室《吉林省各界右派分子名錄》1958(內部檔案,購自孔夫子舊書網)
宋永毅主編《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1957—》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國研究中心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發行2013年(第二版)
武宜三主編《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待出版)
吉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吉林省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丁抒《陽謀》開放出版社2007(修訂本)
胡顯中《陽謀下的人生》勞改基金會出版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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