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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亦南:红八月记忆

楼层直达
级别: 侠客

前言:谁都会怀念自己的青春。在某些小说、电影、电视剧中,描写过军队大院的孩子,文革中他们从半大孩子长成大小伙子:打架、拍婆子、下乡、入伍、走入社会……自己回忆起来,说那段日子自由、浪漫、阳光灿烂,独独省略了1966年红8月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和他们差不多或大几岁的这代人大多还活着,也有记忆:那些军队大院中的革军子弟,一般比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干子弟激进,特别是那些半大不小的小子和闺女(初中到高一的学生),一脸的稚气,身着旧军装,腰扎武装带,手里的皮带挥动得劈啪乱响,嘴里高叫“革命”口号,抄家、打人、“破四旧”……比赛着看谁更积极。在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们也走了背字儿,当时管他们叫“老红卫兵”(简称“老兵儿”)。而在以后书写的历史里,常常把他们与造反派混淆,所有的罪错都揉在一起。不可否认,老兵儿们也受过些罪——那是一段任谁都不得幸免的时日。但是,他们的结局大多比较灿烂,经没有倒台的叔叔伯伯们提携,他们大多参军、提干,有些人曾经或正在呼风唤雨……
我很幸运,虽然是“狗崽子”,属于重点批斗对象,可我们学校只设高中部,年龄大些,也就相对文明。因为他们的文明,更由于我的幸运,只抄了我的家和我的日记,我没有挨打,也没有亲眼见过打死人。尽管如此,在那些日子里,我也分分秒秒生活在恐惧中,感觉着生不如死,同时,内心也在挣扎和感叹命运的不公,试图憎恨我的亲生父亲,为什么我没有出身在好的家庭?几十年过去了,我还会因为往昔的噩梦悚然惊醒……我的回忆带着后怕与恐惧。
近日,比我小四五岁的朋友兴国向我讲述了他在红八月的亲身经历,他自己的家被抄了,父母双双被打成特务,又曾亲眼看见一家三口跟他家的境况相似,两个大人被杀,一个女儿自杀。他十分不愿意回忆起这段经历,那无疑是又一次惨绝人寰景象的复制,而他觉得自己也并不光彩。以下,是他对我讲述的真实经历,名字则是化名。
记录有些遥远的过去,似乎有些停不下来,但我决不是为引发仇恨与愤怒。两千七百多年以来,我们不停地自残自虐,历史的悲剧反复重演,我太惧怕遗忘后的重演了。我也属于自残自虐的族类,回忆往事,我不再有仇恨与愤怒,对那些犯有罪错又不肯忏悔的人,我心里惟有怜悯。天父是慈爱也是公义的,当最后审判来临时,那些死不悔改的,等待他们的只有地狱中的火湖,我这个罪人不配也无权柄惩罚任何一个我的同类。我们这些被革命腌制过的一代已经老矣,而人一出生就面临死亡倒记时,该警醒了。


我虐待过妈妈


我从小爱鼓捣机器,顺理成章,到少年宫参加了无线电小组。小组每星期活动,老师教我们制作各种电子管收音机,动手为主,讲解电工原理为辅。我特别投入,在小组里技术突出,到初一时,五六个管儿的收音机已经能安装,修理在我当然属于小菜儿一碟了。当时不是提倡助人为乐,学雷锋吗!我那时就经常帮助别人修理坏了的收音机。少年不识愁滋味儿,这里多少也有逞能的成分,只是不自觉。这么着,家里自然存有不少原器件,像电子管、天线等,有些是少年宫发的,主要是我自己花钱在市场买的。没想到,电子零配件有一天也能成为我家的定时炸弹之一。
我的爸爸是两航起义人员。他所在的中国航空公司由旧中国政府与美商中国飞运公司订约合营,属于董事会管理民营性质,而中央航空公司是国营公司。当初,共有12架飞机飞回祖国怀抱。两航共有近百架飞机,其余的都还搁置在香港。这12架飞机除一架坐着起义负责人的“空中行宫”直接飞到北京外,另11架在天津降落。
爸爸告诉我,两航飞机当时作为“戡乱”征用,本来是命令这十余架飞机飞往重庆,去接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也就是军统的特务头子,还有军统的档案文件。就是利用这一机会,飞机从香港掉转方向北飞。当时,两航飞机的正机长都是美国人,副机长是中国人,也是对中国人不放心吧。前一晚,有关负责人临时通知美国机长,说飞机要晚半个小时起飞。这伙美国人喜欢玩儿,也乐得多在舞场泡一泡,早上多睡半个钟点。第二天早上,等他们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
那时,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国民党政府得知了两航起义的消息,立即将这两个公司告上香港法庭,扣押了大部分留港飞机。英国向来仰美国鼻息,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既然得到了美国政府支持,打官司的结果,当然是向着国民党。这样,中央航空公司的有些飞机就飞到了台湾,而那些宣布起义的人员,则偷偷把滞留飞机的零配件都拆下来,逐步运回大陆,那些飞机最后留下的只是一具具空壳儿。
这拨儿人从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对中国航空事业的起步有大贡献,那时相当风光,周总理亲自接见不说,还向他们保证既往不咎,保留原工资待遇。因此,我爸爸的工资挺高,当时解放军的一个团长月工资是20万(相当20块),我爸爸是600多万,等于团长工资的30倍。
妈妈是高中文化,旧式妇女中也算高学历了。上海沦陷时,她还未结婚,混不下去了,就和姐姐去找她们的大哥。我的舅舅当时是舟山军统情报站的副站长。住了段时间,舅妈开始翻卫生球儿眼,不住甩闲话,说她们吃白饭。舅舅惧内,又不忍把两个亲妹子轰出家门,于是利用职权,让两个妹子填了两张加入军统的表格,大妹算少尉译电员,小妹算准尉译电员,这样便可给她们各开一份儿工资。两人从没上一天班,不过是吃空额,只为给他的老婆一个交代,证明两个妹子没吃白饭。
舅舅觉得自己的作法并不光彩,在两个妹妹找到别的工作后,就把那两张表格偷偷撤了。所以,军统的档案中并无记载。况且,军统仓皇撤退时,大多档案材料也被销毁,但我妈妈对上述情况并不知道。
1948年,我舅舅在解放战争中被解放军抓获,后来一直在监狱改造,直到新中国十年大庆获得特赦。回到老家,我舅妈划清界限不让进门,还是政府从中做了工作,才让他返回家内,他死于文革之前。
妈妈与父亲结婚时,正是解放初期,各方面都极需人才,以妈妈的文化程度找个工作绝无问题。可家境一直比较富裕,爸爸又是老脑筋,就没让妈妈出去工作。她在家操持家务,爸爸回家有吃有喝,小日子过得挺美。
虽是家庭妇女,“镇反”运动在街道也不能一笔带过,搞得相当认真,揪出过不少反革命。谁都没揪妈妈,她却自己主动交代了历史问题,当时枉开一面,只记录在放于街道的档案里。新中国成立后,凡人必有户口与档案,这是中国一大特色。
到1958年,爸爸的保留工资被拿掉了,每月只剩78元。按当时的标准也不算低,可家里有奶奶、妈妈和四个小孩儿,经济上一下子变得紧张。为贴补家用,妈妈有时出外打零工,在书局做过抄写员,在中学代过课……都是做文员,没干过体力活儿。家中虽有奶奶,但一个小脚儿老太太,四个孩子照顾不过来,妈妈只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做做临时工,主要还是当家庭妇女。可能是上海女人的缘故吧,她爱打扮,出入总穿合体的旗袍,带着翡翠镯子和耳环,或者是金项链与耳坠,时不时还化化妆。但从爸爸的工资降了之后,我发现她越来越收敛了,最多只烫烫头发,旗袍不再敢穿,首饰也锁进了箱笼。
文革开始我16岁,大妹14,弟弟10岁,最小的妹妹才8岁,一字排开,除了我和大妹半懂不懂人事儿,那两个都是孩子。
1966年9月的一天,我迈进家门,发现红卫兵已来抄过家了,家里碗儿朝天、盆儿朝地,一片狼籍。最可怖的是妈妈,昔日的大波浪变成了阴阳头,跟狗啃过一样,衣服上一道道口子渗出血迹,弓着背,浑身哆嗦……几个扎着武装带的老兵儿嘴里冲她叫着:他妈的汪涵是狗特务头子,你丫是电台台长、报务员……都他妈老实交代!一边说着,一边拿武装带往我妈妈身上招呼。妈妈估计已经吓傻了,痛觉似乎已被恐惧完全镇住,每一下鞭子落在她身上,她只轻轻哼一声,也不知道大声喊叫……
老兵儿让四个孩子站成一排,鞭子每个人也都挨了几下。可能看我们都是孩子吧,只抽了几下,最小的妹妹只撇了撇嘴,都没敢哭出声来。我没感觉特别疼。不知道是他们打累了,还是发了慈悲心,也许自己吓傻了?
几天后我才知道,爸爸已被押送到民航局隔离审查。那时,两航起义的被怀疑为特务和关押的不在少数,民航的革命派怕关押的人“自绝于人民”(自杀),就将裤腰带一律没收。失去自由,没吃没喝,人越来越瘦,原先的衣服在身上逛荡,出入上厕所都得提了着裤子……这也是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吧!后来听说,街道不但将妈妈的档案抖搂给了老兵儿,而且还揭发我家的收音机经常有叽里咕噜的鸟语,这一下我父母的特务问题更加坐实了。
我家住的是两间平房,那是一座四合院儿,好几家人合住,与邻居只有一门之隔,红木雕花门,雕花的空隙用纸糊住,隔断属于象征物件儿,邻里间几乎没有秘密可言。我爸爸英文好,从解放前就一直爱听英文的美国之音,解放后也没把这毛病改过来。当然,只能是偷偷听,把声音拧到最小。但这不隔音的门却成了祸害,还是叫邻居听见了。邻里之间,住得这么近,孩子又多,哪有不磕碰的。运动好比发泄机,平日的小矛盾导致了往死里整,而我的那些电子元器件竟然成为特务的物证,红卫兵一来抄家,抄出了天线、电子管等元器件,立刻便断定我家有电台,我爸爸成了国民党派遣到大陆的特务,我妈妈是电台台长兼发报员,罪状一下窜升为十几条,从敌特到坏分子,喊出了一长串儿,多得我没法儿记清楚。那种阵势下无理可讲,武装带决定一切。
我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正立在当地犯晕,一个老兵儿把武装带在空中扬了一下,发出劈啪怪叫。紧接着,他把武装带塞到我手里:小子,老子累了,你替我打!他的手指头指着我妈妈。我仍旧立在那儿回不过神儿,明明听见了这话,脑子里却是空的。小子,你打不打?你们四个狗崽子都得打!不打,就是拒绝划清界限,连你们一块儿专政!耳边响起几个老兵儿的吼声,此起彼伏,像一枚枚炮弹轰得我的胸口轰鸣作响。恐惧使我的血液凝固了,但脑子反而有些清醒了。我明白,自己是家里的老大,三个兄弟姐妹都在看着我呢。如果我不动手,下场就和爸妈一样,连8岁的妹妹都是……我怕,真怕啊!念头在脑子里旋转,旋转得浑身发麻,手却居然能动,攥在手里的武装带没掉到地上,已经挥到了妈妈身上。颤抖的手挥出的鞭子是有些绵软,不具任何威力,可我的五脏六腑像过了电,伴随着身体在哆嗦。妈妈一声没哼,低着头,我无法看清楚她脸上的表情,不知道她疼吗?可曾感觉到儿子抽在她身上武装带的疼痛?不知什么时候,武装带被夺了过去,又传到了大妹手里……当武装带传递到小妹手里时,我的头脑突然有刹那特别清醒,视力也变得极好,我注意到8岁小妹的手还那样稚嫩,手背竟然是透明的,似乎都能看到血液在里面流淌,武装带突然又模糊的一片黑红色……我们是妈妈的骨血啊!我意识到这点的瞬间,心仿佛被炮弹炸裂了,却感觉不到疼痛,一切都变得麻木……
那代表恐惧的武装带就这么在我们四个孩子的手里传递,虽只是象征性地比划了两下,但这象征同时撕破了我们的灵魂……
老兵儿走后,妈妈在家里被专政起来,白天由街道积极分子也就是邻居们看守,晚上就没人管了。但她们严厉警告我们四个孩子和奶奶:出了什么事情,拿你们几个是问!按现在的理解,我们成了人质。为了这几个孩子和老人的生命与安全,妈妈也得老老实实、没有尊严地活下去,她没别的路走。
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思想,何况我们几个孩子。天天有人在耳边吼叫,你们是“狗崽子”,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人的本性往往是趋利避害,谎话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老兵、邻居、所有的革命群众都说爸爸妈妈是革命的敌人,那他们还能是好人吗?如果不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们能在人前抬不起头吗……破碎的灵魂似乎也在给自己找借口:雷锋叔叔说过,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打敌人几下也就打了,虽然她是妈妈……人一旦迈出悖逆的一步,就不再能够收手。
奶奶吓得不再敢管事儿,在我这个老大带领下,我们真把妈妈当敌人对待了,对她吆喝来吆喝去,就连吃饭也是我们几个先吃,剩下的再叫妈妈吃,她有时甚至只能吃白饭……我的弟弟曾跟别人说,大妹趁我不在的时候,曾经拿电线电过妈妈,这一幕我没有亲眼见,也没想证实,也可能吧?大革命中,革命先烈杀死土豪亲爹的都有,大妹那时只有14,在那种急风暴雨式的革命理念灌输下,她既然觉得妈妈是反革命特务,能不大义灭亲吗?
我是1967年11月自愿报名去内蒙古草原插队的。那时父母还没解除特嫌,爸爸还在民航局关押,妈妈还被群众专政。但形势稍缓,革命群众不需要天天来我家尽监视妈妈之责,她只需每天与五类分子一起去街道报到,干些扫街之类的粗活儿。我的“自愿”其实是假的,逃难属实。那时候,已经批判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老兵儿属于那线儿上的,他们已作鸟兽散,不少人的父母也被专政了。从那时开始,我时常在心里自责,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要不是自己那一堆电子元器件,父母的问题也可能不至于升级,而自己居然动手打了妈妈,打了最爱自己的亲妈,自己还算人吗?死也该死得离父母远点儿。可对北京与父母又有种难以割舍的亲情,因此,我当时曾跟大家伙儿表态:自己只打算在那儿呆一阵子,不能呆一辈子,早晚要回北京。为此,我还遭到了批评,说我没有跟工农兵结合一辈子的真诚意愿……
1970年,爸爸被排除了特务嫌疑,街道对妈妈的专政也不了了之。当年7月份,民航局决定一批干部下放到郊区,将两航起义的都赶出民航,分散到农村。对爸爸的处理是去平谷郊区,由当地安置。爸爸带着高龄的奶奶、妈妈和身边的两个孩子来到平谷,当时我的大妹也去山西插队了。他们举目无亲,仅由当地出了几个安置费,盖了三间简陋无比的房子,就算安身立命了。
父母在平谷安家后的1972年,我曾去探亲,家里景象凄惨,一贫如洗。过去,家里的家具都是公家的,这一扫地出门,连家具也统统扫回公家那儿,只见两副摇晃的铺板勉强当做床用,板凳、桌子都是用砖头搭的,衣服也用几块旧布盖着,箱子都没一个。
远离父母,经历了些人世沧桑,也由于年龄大了几岁,离家的这几年,除了跟牲口和牧民打交道,革命渐行渐远,特别是感受到蒙古族牧民的纯朴、待人的热情与真挚,有时就常想起儿时父母对自己的宠爱、甚至溺爱,心里常有不安与内疚搅动……这次,回到家徒四壁的家里,见奶奶几乎已经走不动路,瘦得只剩皮包着骨头,父母也明显比过去老了许多,额头上都添了不少白发,特别是妈妈,原先说话的声音底气挺足,比较爱叨唠,这会儿几乎不怎么说话,就是开口,声音也是颤巍巍的,眼神中满含惊慌失措。可她一句埋怨孩子的话都没有,只要打量我,眼神中就充满关爱,仿佛饱含在她眼里的恐惧都暂时被慈爱挤走了。这就是母爱!母爱让我的心一阵阵揪得生疼……
迈进家门后,我立刻给在山西插队的大妹写了一封信,那是我头一回和她联系,我问她那里有没有木头卖,如果有,想法子运回一些。大妹很快回信,说她已经买了一些木料,但运木料算投机倒把,她求人给打成了几个包装箱,通过慢件运回来了。东西运到后,我蹬着平板三轮儿从永定门火车站把它们运到平谷家中,又花了十天的工夫做了一个桌子,几个凳子,把剩下的木头都打成箱子。箱子除了给奶奶、父母留下两个,他们叫给兄弟姐妹一人一份儿。父母连声夸我和大妹能干,说已经指得上我俩了。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些不堪的往事从来不见他们提起,更没有一句责备我们的话,都这种处境了,还惦记着我们这些不孝的儿女!
运动结束了,当初根本就没有书面文件判定父母是何种“牛鬼蛇神”,也就无从宣布给他们正式平反。当初,从我家抄走了个1000多块的存折,先退还了;后来,又根据当初抄家登记的所谓清单,退赔了1000多块钱。多年不再唠叨的妈妈又恢复了唠叨的本性,我回家探亲时,她曾反复对我絮叨:抄走的何止清单上的东西啊,光金项链和金条等就有好几百克,更何况那些上好的翡翠,只赔了这么一点点钱……我爸爸劝她说,活着就是你的万幸,知足吧!
父亲有个两航起义的同事,是正驾驶员,原先的工资每月1000多元,再加上出勤公里费,收入颇丰,后来虽然减了保留工资,生活还是比普通人优裕许多。运动中他当然要被隔离审查了,由于属于重点人物,24小时双岗监视,一直不让回家。当时他已50多岁,妻子的岁数也差不多。在他关押期间妻子患了不治之症,直到去世送去火化,都不叫他回家看上一眼,也不告诉他任何妻子的消息。他的一儿一女都在外地,回来处理后事时,女儿拿了几件衣服掉头走了,什么也没对邻居说;儿子回来,找了辆车,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部运走。两人都不过问父亲的情况,似乎是争相与他划清界限。特嫌排除后,也不敢让他回家,怕他有个好歹,只能慢慢做工作,让他接受眼前的事实。总不能瞒一辈子,他终于回家了,看到空荡荡的屋子,想到含恨而死的发妻,杳无音讯的儿女……没多久,便抑郁而死,找他爱妻去了。
这就是我爸爸说活着该知足的潜台词。
回家探亲的我仍旧是妈妈最疼爱的孩子,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爱叨唠的妈妈从未提过当年孩子们打她的事儿。
几十年过去了,我已步入老年,奶奶先走了,父母也相继去世。在送走妈妈的那天,我心里异常难受,那一堆炮弹仿佛又向我袭来,一瞬间又穿透了我的心:我曾经打过妈妈,还虐待过她……而我是家里的老大,尽管出于被迫与无奈,可我却带头做了种种令人齿冷的事情……我几乎没脸向别人诉说,中国人最讲孝道,似我这样的忤逆,历代以来恐怕都不会出几个。这些事情一想心里就坠着大山,沉重到不愿去回忆。不是想要遗忘,而是怕触动灵魂深处的伤口,让灵魂疼痛无比,疼痛到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打滚儿。其实,它始终像梦魇似的压迫着我,直到走到生命的尽头,都无法解脱了。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理解我,能不能原谅我,我始终无法原谅自己……
撕开伤口的时候,我想起了一则故事:一个儿子杀了他的妈妈,把妈妈的心挖了出来,当他攥着这颗心往前走时,不小心摔了一个跟头,妈妈的心掉到了地上,那颗滚落到地上的心忽然说话了:孩子,你摔疼了吗?这则故事过于残酷与恐怖,可它真实地描述了全天下母亲的心:只有妈妈能无条件地原谅自己悖逆的儿子。


目睹杀人与自杀


李义是我文革前认识的朋友,比我大两岁,文革时上初三。他从小在军队大院儿长大,出身革命军人,父亲是老革命。名如其人,李义为人仗义,特别崇拜《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我俩一直是不错的朋友,常在一起玩儿,但我们不在同一所学校,对彼此的家庭情况并不特别了解。
到了红八月,李义俨然已是他们那拨老兵儿中大哥大级的人物,臂上戴着黑字红袖章,腰间扎着武装带,前后簇拥着一帮穿旧军装的少男少女,跑到社会上经风雨、见世面,到处去大辩论、抄家、破“四旧”。他虽隐约知道我出身不咋地,在我面前也逐渐开始摆谱,处处透出掩不住的优越感,可还是继续罩着我,有这样的活动也不忘通知我。那时,我们家已经被抄,父母都被打成特务,我没敢告诉他。就这么瞒着,甘心做他的红外围,努力跟着他干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做文章,是不是就要人的命呢?十六岁的我不是一个有独立主见的人,头脑中历来被灌输的又是革命与阶级斗争理念,这一次,一切犹如急风暴雨,由不得我去思索,更来不及分辨是非,我只能紧跟革命形势。既然李义他们是革命的弄潮儿,打砸抢属于革命行动,我就得紧赶紧努力,证明自己是要革命的,能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避免被革命大浪淘沙,不成为众人踩万人踏的沙子。
别说我这样的,就是工人阶级出身,都没有铁券证书保证。我们班有个工人子弟,有一天翻着毛主席语录说;这书红皮儿白瓤。说的不过是事实,没有任何引申含义,却被体会出引申含义的老兵儿揪了出来,用皮带抽,抽得直流哈喇子……所以我得紧跟李义。
那天,我们一拨人来到一户人家,家里只有三口人,一对中年夫妇,样子像知识分子,都戴眼镜,孩子是个女儿,模样清秀,身材高挑,约有17、18岁,大概是高中生或刚毕业。当时抄家,除了学校掌握的情况,就是街道把住户的档案有意抖搂出来,比如抄我们家和这家都跟街道有关系。根据街道提供的情报,这家的男人解放后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解放前当过反动国民党政府的伪参议员,属于历史反革命,当然在被抄之列。
让三口人低头老老实实立着,抄家开始了。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并没见任何值钱的东西。一通翻箱倒柜,有人从床底下搜出了一台收音机,仔细一看,还真跟普通收音机不一样,一般收音机是长方形,这台则是正方形、铁壳儿,底下多出一块。翻过来,便看到一个标签,上面标明是四几年的产品,说明是解放前生产。大家立刻高度警觉与兴奋起来:若是普通收音机,为什么要藏在床底下?为什么和普通收音机的模样不一样?这不分明是电台吗?
李义知道我懂电器,立刻冲我招手,我赶紧过来,他指着那台东西说,你给看看!我检查了一下,一般收音机都是交流电的,离不开有电源的插座。这东西虽与普通收音机结构有异,不过是个直流电子管收音机,底下多出的一块是个装干电池的盒子,不需插座就能听广播,方便携带外出,属于国民党军用收音机。我估计这就是把它藏起来的原因了,国民党军用的,犯了大忌讳。可在上天入地、火眼金睛们的搜索下,哪里有安全的藏处!反革命一旦有了安全,革命者就不安全了,这就是革命的逻辑。
这时,我耳边响起了李义的询问声:是电台吗?我小声对他说:不是电台。李义伸直了腰,眉头拧紧:谁说不是电台,就是电台!
电台,电台……像一堆吃粮食的蝗虫嗡嗡叫着,在我耳边轰响。他们抄起了武装带,开始抽打那个中年男子,逼他承认他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那台收音机是电台。此时,蝗虫们啃嚼的不是大田里的庄稼,是一个活生生人的肉体。中年男子倒在了地上,皮带与皮带扣漫天飞舞,耳畔是那男人撕心裂肺的嚎叫……我分辨不清是否听到了中年女人和少女的叫声,我又一次吓傻了,如同我家被抄的时候一样。在男子的喊叫中,六七个人上去压住他,两个人手持一枚大钉子,硬生生往他的胸腔里摁。没有伤到要害处,男子继续嚎叫,又有六枚钉子扎进了男子的胸膛,叫声越变越小,终于停止……
一堆人又拥上去,打那个中年女人,嘴里叫骂着“狗特务”之类的话,不再审了,案情已经确定,就剩下泄愤与打反革命的快感。除了用武装带,还有手持自来水管的,有的乱抽,有的胡戳,女人在地下乱滚,伴随着愈变愈弱的嘶叫……终于,有个人用大皮靴在女人的脑袋上狠狠踢了一脚,女人不再动弹,一丝声气也没有了。有人吼了一声:你他妈的装死!不久,便有人端过一盆凉水,冲躺在地上的女人泼去。这都是从电影里学来的,当年国民党抓到了共产党,据说就是如此对待。如今革命后代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女人仍旧一动不动,有人过去摸了下脉搏,说了声:死了!当时,打死人忌讳把手伸到鼻子部位,怕万一人醒过来,垂死挣扎,咬上一口。
两个大人就这么在我眼前打死了。大家横七竖八站着,嘴角带着残忍的微笑,仿佛有个无形无影的指挥,大家突然同时挺起胸膛,同时振臂高呼: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敌人不投降,就让他(她)灭亡……我的手也跟着举了起来,不易觉察地慢了半拍、手臂微微颤抖。
只剩那个少女,这回要冲她去了。刚才,有几个人正按着她,此时,大家齐声高喊口号,谁的胳膊也不甘落后,一起举手的间隙,那少女得以挣脱了。只见她从院子的一头儿斜刺刺往另一边儿跑去,侧着身体,一头便撞到墙上。只听“砰”的一声,头皮似乎从中间撞裂,一边的辫子耷拉下来……我的呼吸刹那间仿佛停止,一家三口就这么惨死在了我眼前,多清丽的一个少女啊,就这么自戕了!当又能呼吸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万幸,我家里也几乎是这种情况,要是当初来抄家的是我的哥们儿李义他们……我不敢再想下去了。我可没有少女的这般刚烈! 想要一头撞死,得有多大的决心和毅力啊,似我这种俗人决计办不到!
鲜红的血仍旧在我眼前飞溅,像红色的喷泉,把眼前的一切都染红了,呛得我喘不过气,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也是一只蝗虫,一只翅膀折断了的蝗虫,只配抖缩着折断的翅膀,趴在大田埂上观望,没有资格露出利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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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侠客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11-01
四、武斗旁观者

自从家里被抄家、父母被打成特务,不到万不得已,兴国不愿在家多呆一分钟。当他终于体味到自己的人身自由尚未失去时,便开始发疯似的往外跑。除跟着老红卫兵做外围,就是沿街野逛,甚至有幸成为第一批到外地串联的学生。到牧区插队前,他几乎很少在北京呆着。刚开始,他在火车上蹭票、到外地蹭个能吃住的地方;到后来,革命大串联蔚然成风,一切都可以公开蹭了,时间也变得格外好打发,就这么混到他主动报名逃避到内蒙古。跑的地方多了,也算见多识广,大规模的武斗他没见过,但武斗的一方活埋对方,以及冷枪打死人等,他则是旁观者。

(一)冷枪打死了同伴

1967年初,全国已是山头林立,谁都自诩造反派、革命派,把对方打成保守派、反革命派,唇枪舌剑很快演变成大打出手……
当我听说长春发生激烈武斗,立刻就登上特快59次列车。那时,我跟打了鸡血差不多,一旦听到哪儿有枪炮声,为了亲历战争场面,恨不得当天就奔赴现场。我不怕死,把命当足球踢,没考虑什么正义、非正义,只为好奇。“活一天就赚一天”,用这话儿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很恰当。
这次串联我属于单打独斗。当然,还是得蹭车。出去不是第一回了,蹭车已属于老油条级别,查票、躲猫猫我自然玩儿得一路顺畅。
火车上,我已经打听清楚,长春最大的一派在地质大学。如今,我已经忘了那派的具体名称,只记住当地人称地质大学为地质宫,那就暂且称他们为地质宫派吧。下车后没人管了,我向站上的人打听怎么往地质宫去,然后就开动我的11路。我这11路的两条腿儿不含糊,步行串联都经历过,走这短短的几里地,不过是放松两条肌肉绷紧的腿。
一路走过,我发觉这座城市相当奇怪,路上见不着一个警察或军人,一派萧杀的气氛,犹如一座死城。
本该最繁华的斯大林大道,大街上却几乎看不见一个行人。建筑物的玻璃上大多粘贴着米字,有的是用布条儿,有的是用纸条儿。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怕弹片儿飞过来,把玻璃打得过碎,才这么做的,因为碎片儿容易伤人。沿途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地受损,不少已经残破。机关的大门敞开,谁都可以进去。我去过几家,桌翻椅倒,文件、纸头摊在地上,风一吹漫天飞扬,一片凌乱……太像我在电影里看过的场景了——被战争洗劫后的萧杀与凄凉。
我发现,小胡同里的人倒多些。我上去跟好说话的人答咯(交谈),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儿?他们告诉我,建筑物上可能趴着狙击手呢,可不敢在大街那嘎达走!还说,正经商场和市场都不开门,黑市猖獗着呢!
我就这么走到了地质宫。听说我是首都来的,虽不至于夹道,也立即受到欢迎。那时,我们这些北京人都沾了伟大领袖的光,两派无论怎么你死我活,看我们这些北京人,一律视为革命开路先锋。
有两个人主动走过来,向我介绍革命形势,一位叫小郭,另一个叫小李。他们说,两派都去抢了武器库,据说上面不让军人开枪,革命行动因此很是顺利。武器库打开后,武器被抢走了,分散在两派手里,也有个别流落到老百姓手里的。大型武斗刚过去几天,双方的武器都还没收缴……
第二天,小郭和小李约我一起吃早饭,吃完了,表示愿意陪我一块出去走走。既然来了,就不能当缩头乌龟,缩在地质宫里不敢出去,我欣然应允。
三人同行,走了刚几百米,忽然,我听到一声类似鞭炮的响声,在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时,小郭已经应声倒地。小李喊了一声:中冷枪了!血从小郭的脸上往下流淌,子弹射中了他的脑袋!他不住呻吟着,我和小李以为他只是受了轻伤,赶紧过去把他搀扶起来。可他已然走不动了,我们夹着他,往前只走了几步,这几步迈得格外艰难,他不住往下出溜,神志似乎已经不清,呻吟声也越来越小……没办法,我和小李只有轮流背他往地质宫跑。几百米的路程,我们气喘吁吁,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长,才从炼狱转回人间的地质宫里。小李立刻去叫卫生员。等他们赶到现场,小郭已经停止了呼吸。
他的尸体被停放在操场,地质宫派的被集合起来,面对死去的战友,纷纷举起铁拳,有的满脸是泪,全体高喊激昂的口号:血债要用血来偿!报仇!报仇!总之,所有的声音如同一个声音,所有的意志如同一个意志,那就是一定要为死者报仇雪恨。
我倒没想替小郭报仇,因为我不知道敌人躲在哪里。我只感到特别惋惜,挺豪爽的一个小伙子,也就比我大四五岁吧,二十刚出头,耳中听到的似乎只是炮竹的声响,人就这么没了……想到这里,浑身的肌肉都紧张起来,忽然觉得自己的后背湿漉漉的。我把衣服脱下来,才发现衣服上都是血——小郭的血,衣服上的血迹未干,仍旧是鲜红的,小郭的生命却已经消失。
近距离接触死亡,特别是触摸到鲜红的血,我才真真实实感觉到了后怕与紧张。如果我穿着血染的衣服出去,说不定就会成为活靶子。可我没有带别的衣服来,只有赶紧去洗衣服。
水龙头下,鲜红的血半天都化不开,带着小郭生命的血迹就这么在我眼前慢慢逝去……
注:当时地质学院是长春公社的据点,属于“反军派”;其对立面是红二总部的,属于“拥军派”

(二)活埋对立派

不久,我从长春到了西安,经过那儿去了成都。串联学生都叫革命小将。小将我首先寻找负责革命串联的站点,通过串联点介绍,我住进一家工厂。该厂设在城乡结合部,位于郊区,厂房外头就是野地,没种庄稼,只见荒草一片。
那时,成都的两派真刀真枪打得特别凶,两派互有伤亡。
一天下午,我忽然看见一帮人吵吵嚷嚷走了过来,神情激动,听见有人在说:在那儿要活埋人了……只见人越聚越多,像一堆黄蜂嗡嗡叫。中国人历来爱看热闹,我当然也不例外,随这帮人来到了那片野地。
一帮手持武器、臂带袖章的男女走了过来,神情悲壮,大多带有杀气,首先立在那儿,振臂高呼了一堆口号:报仇雪恨!血债要用血来偿!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再踏上一只脚……期间夹带几句毛主席语录。
口号刚停,一个头头儿模样的人眉头拧在一起,突然高叫一声:带上来!一男一女被反绑着双手,慢慢走了过来。两个人的衣服都已被撕烂,上头染着点点血迹,明显受过拷打。此时,他们的双脚没被捆绑,脚步迈得铿锵有力。那男的个头儿不很高,生得浓眉大眼,阳光下一头黑发似乎有星星闪烁;女孩子面目清秀,白皙的鹅蛋脸由于激动泛着粉红,金色的太阳映照下分外娇艳……两人脸上都带着大义凛然的表情,使我立即联想到电影《红岩》中的许云峰与江姐。只是,他们比革命先烈要年轻许多,脸上还带着难以掩饰的稚气。
透过人头攒动的脑袋,我看到不远处已经挖好两个大坑。有人冲到那一男一女的身边,打算把他们推下坑去。两个人同时厉声喝道:不用你们,我们自己会下去!说的同时,两人先后跳了下去。
然后,他们高昂起头,同时喊道:为革命牺牲,虽死犹荣!杀了洪长青,自有后来人!土被一锹锹扔进坑里,两个人不再喊口号,而是叫骂:今天杀了格老子,明天就有人为我们报仇!龟儿子不得好死!格老子18年后又是一个,饶不了你们!死了也变厉鬼,拿你们垫背……
土掩埋到接近胸口时,两人的叫骂已然含混不清。围观的人太多,都在吵吵,我听不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土埋到脖子,只有两个头露在外头时,两个人已经不能发声,脸也变了形,逐渐变为紫色,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张着大嘴,露出的舌头竟然也是紫的……我又一次感觉到害怕,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一股凉气从脚心往头顶直窜。
那些带红箍儿的人不让围观者靠近,维护着现场。不久,人们逐渐散去。
两个死者也就和我一般大吧?革命先烈就是带着对信仰的坚定不移、视死如归走向刑场的。两个年轻人面对死亡的英勇表现,一点儿不输于革命先烈,我似乎应当肃然起敬。然而,两派都说自己是革命派,那么,到底谁革命,谁又是反革命呢?如果不幸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死得岂不轻如鸿毛?我一时很是茫然。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突然想起鲁迅先生笔下杀人示众的描写。我不过是个围观者,在围观杀人而已。
后来听说,当天晚上,尸体被死者那派的人抢走了。
两个年轻姣好的生命就这么从人世间消失,离开了这个喧嚣残酷的时代。风把他们带走,是东风还是西风?太阳把他们带走,是滋润他们的阳光还是烤焦他们生命的阳光?
至死,他们都以为自己是革命烈士。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们该知道真相了吧?

五、一辈子不能愈合的伤口

我是1967年11月自愿报名去内蒙古草原插队的。那时父母还没解除特嫌,爸爸还在民航局关押,妈妈还被群众专政。但形势已经稍缓,革命群众不需要天天来我家尽监视妈妈之责了,她只需每天与五类分子一起去街道报到,干些扫街之类的粗活儿。
我的“自愿”是假,逃难属实。那时候,已经批判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老兵儿属于那线儿上的,他们已作鸟兽散,不少人的父母也被专政了。从那时开始,我就时常在心里自责,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要不是自己那一堆电子元器件,父母的问题也不至于升级,而自己还居然动手打了妈妈,打了最爱自己的亲妈,自己还算人吗?死也该死得离父母远点儿。
毕竟,对北京与父母又有种难以割舍的亲情。因此,我曾跟大家伙儿表态:我只打算在那儿呆一阵子,不能呆一辈子,早晚要回北京。为此,我还遭到了批评,说我没有跟工农兵结合一辈子的真诚愿望……
1970年,爸爸被排除了特务嫌疑,街道对妈妈的专政也不了了之。当年7月份,民航局决定一批干部下放到郊区,将两航起义的都赶出民航,分散到农村去。
对爸爸的处理是到平谷郊区,由当地安置。他带着高龄的奶奶、妈妈和身边的两个孩子来到平谷。当时,我大妹也去山西插队。他们举目无亲,仅由当地出了几个安置费,盖了三间简陋无比的房子,就算安身立命了。
父母在平谷安家后的1972年,我曾去探亲。家里景象凄惨,一贫如洗。过去,我们的家具都是向公家借的,这一扫地出门,连家具也统统扫回公家那儿,只有两副摇晃的铺板,勉强可当床用,板凳、桌子都是用砖头搭的,衣服也用几块旧布盖住,连箱子都没一个……
远离父母,经历了些人世沧桑,也由于年龄大了几岁,离家的这几年,除了跟牲口与牧民打交道,特别感受到了蒙古族牧民待人的纯朴、热情与真挚,革命似乎渐行渐远。有时不由自主,常常会想起儿时父母对自己的宠爱、甚至溺爱,心里便会有不安与内疚搅动……这次,回到家徒四壁的家里,见奶奶几乎已经走不动路,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父母也明显比过去老去许多,额头上添了不少白发。特别是妈妈,原先说话的声音底气挺足,比较爱叨唠,这会儿几乎不怎么说话,就是开口,声音也是颤巍巍的,眼神中满含惊慌失措。可她一句埋怨孩子的话都不曾说,只长久默默地打量我,眼神中充满关爱,饱含在她眼里的恐惧仿佛都暂时被慈爱挤走。这就是母爱!母爱让我的心一阵阵揪得生疼……
迈进家门后,我立刻给在山西插队的大妹写了一封信。那是我头一回和她联络,我问她那里有没有木头卖,如果有,想法子运回一些。大妹很快回信,说她已经买了一批木料,但运木料算投机倒把,她求人给打成了几个包装箱,通过慢件运回来。
东西运到后,我蹬着平板三轮儿,从永定门火车站把它们运到平谷的家中。又花了十天的工夫,我打了一个桌子,几个凳子,把剩下的木头都打成了箱子。箱子除给奶奶、父母留下两个,他们叫给兄弟姐妹一人一份儿。
父母连声夸我和大妹能干,说已经指得上我俩了。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些不堪的往事从来不见他们提起,更没有一句责备我们的话,都这种处境了,还惦记着我们这些不孝的儿女!
运动结束了。当初,根本就没有书面文件判定父母是何种“牛鬼蛇神”,也就无从宣布为他们正式平反。从我家抄走过一个1000多块的存折,先退还了;后来,又根据当初抄家登记的所谓清单,退赔了1000多块钱。多年不再唠叨的妈妈又恢复了唠叨的本性,我回家探亲时,她曾反复对我絮叨:抄走的何止清单上的东西啊,光金项链和金条等就有好几百克,更何况那些上好的翡翠,只赔了这么一点点钱……我爸爸劝她说,活着就是万幸,知足吧!
父亲有位两航起义的同事,是个正驾驶员,原先的工资每月1000多元,再加上出勤公里费,收入颇丰。后来虽然减了保留工资,生活还是比普通人优裕许多。运动中,他当然在被隔离审查之列。由于属于重点人物,24小时双岗监视,一直不让回家。当时,他已50多岁,妻子的岁数也差不多。在他关押期间,妻子患了不治之症,直到去世送去火化,都不叫他回家看上一眼,也不告诉他任何妻子的消息。他的一儿一女都在外地,回来处理后事时,女儿拿了几件衣服掉头就走,什么也没对邻居说;儿子回来,找了辆车,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部运走。两人都不过问父亲的死活,争相与他划清界限。特嫌排除后,不敢让他回家,怕他有个好歹,只能慢慢做工作,让他接受眼前的事实。不能瞒一辈子,他终于回家了,看到空荡荡的屋子,想到含恨而死的发妻,杳无音讯的儿女……没多久,便抑郁而死,找他爱妻去了。
这就是我爸爸说“活着该知足”的潜台词。
我仍旧是妈妈最疼爱的孩子。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爱叨唠的妈妈从未提过当年孩子们打她的事儿。
几十年过去,我已步入老年,奶奶先走了,父母也相继过世。在送走妈妈的那天,我心里异常难受,那一堆炮弹仿佛又向我袭来,一瞬间又穿透了我的心:我曾经打过妈妈,还虐待过她……而我是家里的老大,尽管出于被迫与无奈,可我却带头做了种种令人齿冷的事情……
我几乎没脸向别人诉说,中国人最讲孝道,我这样的忤逆,历代以来恐怕都不会出几个。这些事情一想心里就坠着大山,沉重到不愿去回忆。不是想要遗忘,而是怕触动灵魂深处的伤口,让灵魂疼痛无比,疼痛到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打滚儿。其实,它始终像梦魇似的压迫着我,直到走到生命的尽头,我都无法解脱。
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理解我,能不能原谅我,我始终无法原谅自己。
撕开伤口的时候,我想起了一则故事:一个儿子杀了他的妈妈,把妈妈的心挖了出来,当他攥着这颗心往前走时,不小心摔了一个跟头,妈妈的心掉到了地上,那颗滚落到地上的心忽然说话了:孩子,你摔疼了吗?
这则故事过于残酷与恐怖,可它真实地描述了全天下母亲的心:只有妈妈能无条件地原谅自己悖逆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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